筆者早已說過，香港市民對每年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不應該有太高的期望。這個不單純是財政司長個人或其管治團隊的能力問題，而是制度使然。
在聯繫匯率制度之下，香港政府早已失去了「貨幣政策」這一工具來調節香港的經濟。所以面對高通脹及海外資金在資產及投資市場興風作浪之時，香港政府就算不是束手無策也只能說是左支右絀。
《基本法》規定了香港的財政基本上應是「平衡預算」；另一方面，「量入為出」、「審慎理財」這些圖騰早已深入民心更是「深入官心」，成為政府及社會評價公共財政表現的指導性標準。在這種種觀念和制度框架下，香港政府也不傾向透過公共財政政策重新分配資源，更談不上要以財政政策工具來作社會資源的第二次分配。
根本就沒有「財政政策」
正因如此，財政司長會在有財政盈餘的前提下把外匯投資的收益275億元注入房委會，讓房委會可以繼續擔當建屋安民的政策責任，還會在預算案演辭中承諾「會考慮在適當時候再注資」（第125段）。可是，我們不能期望財政司長會在財政預算案中處理「資產或房產增值稅」，縱然這一訴求日漸強烈，縱然有不少人認為這可能有助於令房屋資源重新定位針對使用者的需要，而非過度強調把有限的房屋資源作為追逐資產增值的投資工具。
同樣道理，財政預算案會提出有需要再一次研究「擴闊政府的收入基礎」，甚至重提「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第149至151段），縱然社會各界多年前已經就這方案的不公平性有過廣泛的討論。
進一步而言，大家就更不敢奢望政府會在財政預算案中期處理公平稅制或其他有助減低貧富差距的政策選項了。
所以，雖然在觀念上我們都知道一年一度的政府財政預算案應該是十分重要的公共財政政策工具，但大家都不會對此抱持不切實際的期望。話雖如此，期待政府在民生困苦之時能夠透過財政預算案的一些紓緩措施減輕痛苦也許還是天經地義的。在發展前景不明朗及有着眾多可以預見的問題發生之前，期望財政預算案為長遠的財政穩健及長遠的發展作出合理的籌劃，也不應是太過分的要求吧？
問題是，香港政府已經習慣了以一個大掌櫃的心態來處理每年的預算案，讓預算案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政府流水帳。在有盈餘的時候更是作為利益攤派的工具。久而久之，經過這麼多年，不少香港市民也習慣了對預算案不會有長遠的期望。最關注的是今年會有幾多盈餘可以作派糖之用？誰人會獲得更多？自己又有沒有受到恰當的照顧？
從個人角度出發，這一種心無可厚非；但是在社會整體的利益及長遠需要角度來看，如何平衡即時攤派與長期規劃的需要可能更值得重視，也應該是評價政府施政及財政政策的重要標準。
民粹政治功利短視
過去幾年政府年年派糖，香港不少政黨及市民一方面批評政府缺乏遠見，另一方面卻往往對政府的態度措施有所期待。
因此，一些極之矛盾與有趣的現象便在預算案發表前夕一再出現。政府一方說要「應使得使」，另一方面卻不斷放風，以測試公眾的看法和管理公眾的期望。
大家也看到一些政黨、立法會議員或其他人士不時出來呼籲政府應有長期目光，應該為香港社會的長遠問題及發展作出規劃及善用財政盈餘。可是當他們預見政府將有大額財政盈餘的情况下，他們便忙不迭於預算案發表前夕跳出來抽水，呼籲政府採納一些他們以前曾經認為是過了頭的派糖措施。
過去一兩年，大家也看見政府經常出來高呼「狼來了」，警告香港市民說未來會是個漫長的低增長周期 。去年還煞有介事的設立委員會研究香港長遠財政承擔，警告說結構性赤字將無可避免在10年後出現。因而要設立「未來基金」。另一方面政府在面對市民及政黨的期望與訴求下，不但一如既往派糖如儀，還要推翻去年幾經辛苦才得到各界理解的減甜調整，今年還要來一個令人意外（驚喜）的「加甜」，公屋照舊免租1個月、退稅金額上限還創了近年新高、綜援更來了個突破性的出「三糧」。這一切，彷彿所謂結構性財赤不會因為這些短期和短視的財政行為而受到影響或惡化。財政司長過去1年多在不同場合或平台上反覆說要「逐步取消一次過的紓困措施」之說也好像從沒說過。這一種市民期望、政客行為及政府操作的互動便產生十分有趣也荒謬的結果。
長遠規劃知易行難 派糖易放難收
當經濟有困難、民生多艱的時候，政府說要派糖紓緩，政黨呼籲政府有所作為，市民有所期待。這看來還算是無可厚非，而且在經濟不景之時，政府透過財政攤派也可算是一種合理的財經舉措。但去年減甜與今年加甜，面對的社會經濟環境究竟有多大的分別？這兩年在攤派財政利益措施上的差異除了盈餘多了之外，還有其他具說服力的因素嗎？而且不要忘記，今年的巨額盈餘充滿了水分，有因為工程未能批出而暫時省下的資金，也包括了2012年累積下來這一年度才能入帳的樓宇買賣雙倍印花稅收入。明年又將如何？估計又會有300多億，是不是照派如儀？如要減派，又可以再一次說服公眾？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