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7月20日星期六

星期日現場﹕環保不浪漫



/圖 阿離

霪雨霏霏的初晨,駱克道街中傳來一回回「乒鈴」之聲,45個雨衣人頂滲面風雨,在大街熙攘喧囂之前,把一筐筐玻璃樽倒放到垃圾箱之中;車滿,又恍如螻蟻般把垃圾箱死命推回盧押道垃圾站,不斷往回。每星期的周四五六由上午6時半至11時,都有他們的身影。黎梅貞(April)穿著那件逾年未棄的膠雨衣,兩手各夾幾瓶猶有餘酒的玻璃樽,匆匆步至,「很多時人們開了一瓶酒,只喝一點點,就丟掉」。她揚手一放,把玻璃樽卸下竹筐,再閃身後巷中。

垃圾紛陳的黑巷中,靜靜擺放她們要尋找的未得之物,「玻璃樽放在後巷是犯法的,每逢洗巷就要推走,又或者官員來巡巷也要清走。工友有時會提醒我們來拿,甚至試過打電話來叫我們推走,似足走鬼,我就立即吹雞叫人去推。有時候,推開了垃圾桶,自己還要幫忙掃垃圾」。雨水與地下的廚餘餿水攪混成一灘,她想也不想就踩進去,俯身、蹲彎,翻檢一袋袋濕脹腥臭的垃圾,為的,是一個個別人在Happy Friday尋歡一晚後棄之如屣的玻璃樽,「玻璃是不應該被亂掉的,應該還給它們一個價值」。發起「玻璃再生璀璨」計劃的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和項目統籌April3年來成功回收玻璃1300噸,屢屢被傳媒歌頌為「感動香港」的環保鬥士。然而感人背後,實踐環保工作的苦處卻沒多少人體會;而痛處的根,不少是源自政府部門整體的各自為政,以及對環保意識的欠缺。

闖入官僚大觀園

3年裏激起一片「乒鈴」玻璃回收之聲,令那窒息在「垃圾」名下的價值重新出土的,並非傳統環團,更非環保署,竟是一個扯不上關係的工會——泥頭車司機協會,而工會「sisterApril,竟披甲上陣成了回收大將。

92年成立的泥車會,一直主理改善業界的工作環境和待遇。日復日在堆填區和填土區載貨穿梭,捱得金睛火眼的泥車司機,卻發掘出廢墟中沉澱各種可用之物,「(司機)大佬們說,如果泥石可以循環再做就好了」,April說。然而回收泥石藍圖宏大,工會根本無力構想,「但在看泥石時也看到一種東西,我們年輕時是不會亂掉的,那就是玻璃樽」。憑藉小時候「按樽按回幾毫子」的簡單想法,工會上下堅持玻璃有價,一個不能少,更大膽子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ECF)遞上「玻璃再生璀璨」計劃書,倡議玻璃樽回收再造成環保磚。

一份計劃書,開啟了荊棘滿途的回收路。首先,April需要向ECF解釋「工會是什麼」,「我們是第一個工會踩進去拿資助的,我們不是綠色團體,他們都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09年遞上的計劃書,擾攘一年獲批,並要兼做回收工作。想法幾近天真的她們,自以為在酒吧區設幾個回收桶,請一個兼職回收員一星期當值三天,便能處理盧押道與駱克道30多間地舖酒吧的玻璃樽。然而,單是擺放回收桶的位置,「地政署立即給我們刮一巴!他們首先問我們﹕香港有沒有回收玻璃政策?」環保署回覆她說,沒有。

沒有回收玻璃政策,卻批准玻璃回收計劃,實在匪夷所思;而各部門相互隔閡、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習性,也叫一腔熱忱的她好生氣餒。計劃之初,為了一個一星期佔用3個上午的回收位置,April也要與環保署和食環署周旋兩、三個月,「食環署首先say no,說沒有地方,又不是他們的業務云云。幸好有個義工是食環署職員,他很好,好肯行多一步,不會框住自己,覺得因為自己是公務員就要在框架下做事,幫我拆了很多招」。義工說,有人收樽,能減少食環署的工作量,給官員一下打動;然而署方仍堅持反對,乃因惶恐市民投訴,「官員說,如果有市民投訴聲音嘈吵,哪個負責?那是聲音污染,負責的是環保署。污糟呢?因為是清潔的問題,環保署說與它無關,但食環署又覺得,本來沒有投訴,因為我們(回收)才有人投訴,怎可以要他們負責?我聽到這裏就說,我負責啦!」一介草民怎能負責?「食環署不與NGO協商,它要對口的是署,署同署、官同官,不是官同民。」在萬念俱灰之際,她乾脆撥電話給食環署官員,又罵又求,最終得對方肯首一試。

爭取半年 放一個回收桶

官僚系統對本子的極致執著,令April吃盡苦頭。例如買手套,計劃書預算兩對防手套,稍稍為義工添一兩雙勞工手套也被質疑,「交單時他們說,『你(計劃書)沒有勞工手套這一欄』,就是跟本子辦事」。一分一毫,署方都計個清清楚楚,若這份超卓謹慎用於計算回收率和棄置在香港的洋垃圾數量,廢物處理政策必定更臻完備。

最經典的,是一個放在盧押道垃圾站的回收桶。April的「成功爭取」,花費半年;那小小空間,還不到垃圾站面積的二十分之一。為了這個讓有心人不至失望的小小可能,她出盡九牛之力,呼籲支持者電郵聯署爭取盧押站設置玻璃樽回收桶,「情人節我們更送花給環保署長和食環署長,對他們說好欣賞他們讓我們回收玻璃,但如果能多做一步,回收就能更暢快」。堅持半年,環保署把站內原本用作回收廚餘的空間轉交April回收玻璃,但食環署卻要求她們另聘人手看管回收桶以防製造「混亂」,「我們沒有錢,而計劃書也沒有。我們知道有(回收桶)對大家都好,就應該做」。由於掣肘多多,回收桶每天只能開放4個小時,令有心人錯失回收機會。政府在環保政策中,經年呼籲市民要合力把環保文化融入生活,惜物減廢,力求市民合作,然而實際操作卻處處留難有心人。事實上,政府的每位高官要員自身有否堅忍持行環保信念,不自困在框架下匍匐,以同樣的誠摯回應市民的決心?

環保工作 要自己踩進去

決心滿滿的April坦言,「搞呢壇我老了5年!」一星期3天要坐23蚊通宵小巴由大埔到灣仔,準時六時半開工收樽,風雨不改。為了收樽,還要翻檢一袋袋垃圾,又不敢把垃圾放地,怕收告票;在路上推車,車重難動絲毫,推玻璃跌在路中心,狼狽又危險;為了回收更多玻璃,她每每要逐家逐戶游說酒吧,希望他們「賜樽」;又要揹一塊環保磚到處宣傳玻璃回收再造的好處;由於資助是公帑,因此不想行政支出過大,她自己的人工也減了。但這一切也沒令她退場,「我們撤退怎算?沒人會承接,那兒落雨又被雨淋、太陽又曬到正一正,我都曬黑了!車又多廢氣又多,但如果不讓它繼續存在,是一個損失,第一是因為得來不易,第二是因為這是一個很symbolic的事,市民一想起,就是到灣仔回收玻璃」。

「老實講,環保工作一點都不浪漫。當我們很浪漫地想如何搞一個綠色社區,其中那些工作是分了給工友去做,如果自己踩進去,才看到那個挑戰。為什麼工友會如此?為什麼東西放不好?因為我們未埋位。所以我一直都叫黃錦星過來執下樽。」April笑說。

回收精神 不靠錢 靠身教

黃錦星沒有執樽,卻在今年2月發表諮詢,建議推行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以推動玻璃樽回收,向供應商收取循環再造費,並由政府委聘承辦商負責收集及循環再造,「他們首先說徵費,第一就是要處理錢,但我們第一是想,怎樣叫那些酒吧佬乖點,肯源頭分類」,「酒吧覺得,只要付錢就會有人執,但我們的目標是要他們去做」。April說,最重要是令到人們了解,自己有一個社會責任。

要人體悟到自身的社會責任,談何容易?April卻說﹕「人會影響人,(見到別人拾樽)心入面不安樂,自己要改變一下。」收樽3年,她遇到的反應都很正面。一些死不回收的酒吧經理,見她們日復日的在門前辛苦執拾,最後竟自動獻樽,「有人在美孚拿過來,又有次有個市民打電話跟我說他在香港仔隧道塞車,出了隧道就飛的過來」。一班住在南區的美國人,特地來找她,希望她在該區新設回收點,最終爭設了赤柱公眾回收站,還有一個設在九龍佑寧堂,「公眾回收桶有好大挑戰,因為人們什麼垃圾也會放進來,我們也控制不了。但我們到今日也認同有公眾回收,因為這是一個過程,有一個實體東西存在,市民就會去回收,慢慢改善和分類,我相信這個是可以出現的」。

一個個可能性在滿腔決心的土壤下漸漸開花,甚至在泥車司機的心,「對工會是很大突破,他們一直只關注自己的地盤,自己的事就責無旁貸,但再看遠一點就很少。這次他們真的覺得自己是和社區有關係的,是密切的,被社區認受」。有些司機大佬理事甚至落區執樽,跨出環保一步,「(他們的)視野是闊了,覺得自己在推動綠色運動,有點成就,在環保(工作中)他們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把「一個都不能少」的感覺再生回來

「如果政府真的去做,是要有決心,但她沒有這個決心。」筆者記得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3年前曾就廢物處理問題批評當屆政府﹕「我睇唔到政府佢要做個將軍,佢要帶領我去打仗,佢係有計劃,有好多資訊畀我,有好多例子可以睇到,我係可以打贏呢場仗。」

言猶在耳,現屆政府今日已在堆填區、廢物回收率碰灰失守,怎能讓市民相信其「打贏呢場仗」的決心?April說,把玻璃樽交給她的人都充滿信心,因為他們知道樽收回後能循環再造至環保磚;相比起來,市民一直勤懇收集的廢紙鋁罐膠樽,若非傳媒揭秘,也不知道原來99%回收物也是轉送大陸,真正在港回收的只有幾稀。

環境問題不會選擇出現在個別一屆政府的施政年度,它處於一種持續運行發展的狀態,無法真正「解決」,必須持續應對;而環境問題也是環環相扣的,不能切割出只有一個部門處理,應把環保觀點主流化。以回收玻璃為例,不但要有回收商,也需要循環再造的技術和工業,更要有市場支撐環保產品銷售。在這個串聯的系統中,政府各部門都要有一種環保意識,April說:「不是我自己顧自己的地盤,視野跨越不到,就做不到,政府其實可以想多點。」

計劃資助本在今年6月暫停,但April依然照樣出車收樽,「拒絕人是不容易的事 ,我們唔收唔安樂」。邊收邊等待延長計劃和新一期撥款結果,「我們整天說,當回收玻璃政策推出,我們就收手了。我們不一定只commit在一個地方,要做的事做到了,就已經很好」。April整天說自己是「不務正業」,但那種專心致志,卻敲響了不少人的心,「我們是零利益,又無(創造)appointment,但最重要是創造了一個經驗,告訴別人,這是可能的」。

傳統環保團體普遍不從事回收玻璃,嫌它數量不夠多,運費也貴,「宏觀角度(玻璃)是小,但我們覺得一個也不能漏。如果可以回收到的,為何不做呢?」,「從無到有,大家才會珍惜,但一直有就沒這麼珍惜了。要讓市民覺得,可以回收的,一樣都不能放棄,這才有挑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