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程翔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最出人意表的一項決議，就是成立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究竟這個「國安會」，何所為而立？其目的、作用、功能、組織、運作是什麼，當局完全沒有透露相關資訊，所以本文只能就有限的資料作出判斷。
當十一月十二日新華社發出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消息後，《人民日報》馬上發表一篇文章，把中國的「國安會」與美國的「國安會」相提並論，以力證其必要性。但是，美國的「國安會」在1947年成立時，其目的明顯是因應外來威脅的（指蘇聯冒起及當時方興未艾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後來才慢慢加上對內因素。中國的「國安會」，卻是從一開始就有明顯國內因素。何以見得？且看看三中全會公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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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說：「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覑眼於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要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健全公共安全體系。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
這裏說得很清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作為「創新社會治理」的一個部分而提出來的，不是在涉及國防外交的段落裏提出來。這就說明它的針對性是「內憂」，不是「外患」。為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必須對「創新社會治理」這個共產黨專有名詞作出解釋。
所謂「創新社會治理」，是中共摸索出來的一套「維持社會穩定」（以下簡稱「維穩」）的新辦法。中共從2004年開始，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穩定問題，開始試驗一種所謂「網格化」的社會管理方法（詳下文）。這個方法應用在2008年的奧運會上發揮了它的作用，突顯了它的威力，所以到了2009年，為了應付所謂6521事件（即國慶60周年、西藏叛變50周年、六四20周年、鎮壓法輪功10周年），同年出現這一空前敏感的時刻，就把奧運「非常時期」的「非常規化」（即比平時更嚴厲）的維穩措施實行「常規化」，全年實施。這一年平安度過後，中共視之為成功的社會管理辦法，遂在2009年底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正式向全國推廣。所以，本來只適用於一時（特別事件、特別日子）一地（北京、上海）的臨時性措施，便被作為一項恆常措施，推廣到全國。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中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事關鞏固黨的執政地位」。足見所謂「創新社會治理」，立足點完全是為了鞏固中共的統治。
「創新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所謂「網格化」管理。所謂網格，就是將城市空間劃分為一個個的「網格」，使這些網格成為政府管理基層社會的單元，將城市管理與服務對象劃分在細分的網絡當中，通過信息技術來對網絡內的人、地、事、物、情、組織等進行信息的監控、採集、管理、應對和完成上下雙向溝通的管理過程。每個網格化裏面配置四員：網格管理員（社區居委管理人員）、網格協管員（機關包片幹部）、網格警務員（片警）、網格監督員（老黨員、4050人員[2]、人大代表等）。這些人負責了解網格內的人、地、物、事、組織信息，對群眾的訴求、社區中的不和諧因素等，進行「格內」處理。政府通過「網格四員」對轄區範圍內的人、地、事、物、組織五大要素進行全面的信息採集管理，收集地理位置、小區樓棟、房屋、單位門店、人口信息、民政救濟、黨建紀檢、工會工作、計劃生育、勞動保障、綜治信訪、鄉鎮特色、志願者服務、市場商舖、安全生產、特殊人群、治安信息和消防安全等信息等。
除了「網格化」管理外，「創新社會治理」的另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所謂建設「六張網」。
在2009年底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公安部長孟建柱因應「奧運維穩模式」奏效，決定把非常時期的非常做法常規化，提出建設「六張網」，即：街面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虛擬社會」防控網等，要求做到：點線面結合、人防物防技防結合、打、防、管結合、網上網下結合，實現對動態社會的「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云云（2009年12月1日中國新聞網）。
超級維穩機器
綜上所述，所謂「創新社會治理」，完全是為了內部維穩的需要。因此，在強化「創新社會治理」的大方向下建立的「國安會」，很明顯也是服務這個對內維穩的總目標。所以，我們可以斷言，「國安會」的設立，不為「外患」，只為「內憂」。至於「國安會」如何強化「創新社會治理」，目前我們只能看到大方向，細節還沒有出來，所以無從判斷。但可以預料，這將是一個「超級維穩機器」。
那麼，中共眼中的「內憂」是什麼？就是「蘇聯式崩潰」出現在中共身上。在這個問題上，習近平的憂患意識倒是很強烈的。他今年一年來，曾經三次提到要避免發生「蘇聯式崩潰」。
第一次，今年初南巡講話。他說：
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垮台？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最後「城頭變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間。教訓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有什麼作用了。為什麼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就是從蘇聯解體汲取的教訓。蘇聯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國家化，解除了黨的武裝。出來幾個還想挽救蘇聯的人，把戈爾巴喬夫弄起來，沒搞幾天又被反過去了，因為專政工具不在他們手中。葉利欽在坦克上發表講話，軍隊完全無動於中，保持所謂「中立」。最後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第二次，在八月十九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他說：
加強黨和國家對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意識形態是一種重要的政治資源。世界上沒有一個明智的國家政權會放棄而不利用這種政治資源。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放棄了對意識形態的主導，甚至失去了對有害意識形態的識別和自衛能力，就會患上意識形態的失語症。那麼，各種精緻包裝的新自由主義、西方新聞觀、「普世價值」、西方憲政民主、西方公民社會學說、歷史虛無主義，以及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和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之類的意識形態就會趁虛而入，瓦解社會的精神秩序，填充人們的信仰空間。蘇聯的解體、蘇共的垮台、東歐劇變，是前車之鑒。
第三次，在國慶節期間，他要求全黨高級幹部都要利用國慶節觀看一套紀錄片《居安思危——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這套紀錄片共四集，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集﹕蘇聯最後的日子——世紀大悲劇引起的反思；
第二集﹕把自己推向滅亡的政黨——多黨制引發的惡果；
第三集﹕被「休克」的國家——經濟私有化帶來的衰敗；
第四集﹕阿爾巴特街的迷牆——指導思想多元化造成的混亂。
蘇聯崩潰前敗象 中共身上呈現
從這裏可以看出，對習近平來說，他茲之在茲的事，就是避免蘇聯式崩潰發生在中共身上。這一點倒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蘇聯崩潰前的各種敗象，今天都在中共身上呈現出來。大陸網民丁曉宇（筆名旗山居士）列舉了前蘇聯解體前種種社會亂象，與中共今天的狀都非常相似。例如：第一，前蘇聯解體前，每年發生流血事件近20萬起。第二，前蘇聯解體前，維穩經費和國防經費基本持平。第三，前蘇聯貪污腐敗橫行，高級黨員享有特供。第四，前蘇聯解體前發生高通貨膨脹。第五，前蘇聯解體前，GDP不斷升高，國民生活水平卻不斷下降。
這種驚人的相似，就令習近平很擔心中共政權會否在自己任內喪失（蘇聯立國74年而亡，中共立國現在已經64年，習近平假如任期10年，中共就立國74年了，到了蘇聯亡國的時限。到時中共能否繼續執政下去，就要受到這個大限的考驗）。
習近平的擔心可以理解，但方法卻完全是錯的。要避免崩潰，中共必須厲行政治改革，而不是加強控制。這次三中全會政治改革的措施無影無蹤，卻搞出一個超級維穩機器叫做「國家安全委員會」，那肯定是與長治久安的目的背道而馳的。
註﹕
[1] 引自《三中全會新聞公報》。在《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裏，放在第13章《十三、創新社會治理體制》裏。
[2] 4050人員是指處於勞動年齡段中女40歲以上、男50歲以上的，本人就業願望迫切、但因自身就業條件較差、技能單一等原因，難以在勞動力市場競爭就業的勞動者。簡單而言就是中年失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