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12月22日星期六

劉細良: 梁振英執行力成疑


梁振英北上述職,胡溫公開言論多屬客套話,但溫總公開表示特區政府要特別關注和解決好就業、物價、住房、貧困、環境和老齡化等涉及香港市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問題,內容十分具體,以往述職鮮有公開提出如此具體的施政要求。

梁上場後將施政報告押後到2013年1月,表示要廣納民意,將新上任頭三個月的黃金一百日白白浪費掉,令新政府陷入盲頭烏蠅的局面,任由傳統及政黨去設定 政治議題,政府全面陷入被動。如果按上屆規矩每年十月發表施政報告,特區政府至少對溫總六大要求巳有具體政策出台,不會變成今日「成熟一項推一項」胡亂出 招的困境。

以房屋問題為例,新政府上任以來招數頻出,如置安心當作居屋出售、居屋白表轉售免補地價、港人港地、炒樓稅、可惜愈出招樓價愈升,因為巿民看不到整個房策 的圖像。至於提高長者生活津貼,也是忽然出招,沒有檢討整個退休保障政策及現有老人福利,如此粗疏的質素,令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的施政成效大受削弱,這並 非議會政黨反對梁振英所造成,而是政府決策政出多門,梁粉智囊爭相出謀獻策,未經政務官執行部門深思熟慮,為應付政治危機便倉卒出招,「未成熟一項就推一 項」。

如果梁振英繼續以此作風施政,究竟他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會有多少能夠實現,令人懷疑,隨時又變回董建華式假大空報告!

2012年12月21日星期五

劉細良: 王的盛宴(二):權謀DNA


大學一年班,我們都要看一本小書,作者是英國歷史學家E.H Carr的作品「歷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他認為沒有所謂客觀的歷史 ,因為往事之所以能成為歷史事實,乃經歷史學者的詮釋、挑選。歷史是什麼?就是歷史學者與事實之間不斷互動,過去與現在不斷對話的過程 ,因此歷史是動態持續演變的。

為什麼我會想起Carr的小書呢?因為陸川導演的一番話。他說自己對歷史的興趣來自籌備拍攝「南京南京」,他逐步擺脫過去教科書官方宣傳,認識到國民黨正 面戰場抗日的史實,認識到蔣介石投入七十萬將士參與淞滬戰役的抗戰決心,「我發現任何個人的歷史知識都是有限的,不斷地更新、不斷地重建。」他搜集大屠殺 資料,見識到不單日本人屠殺中國人,更見識到中國人屠殺自己人的慘烈,最後他將南京大屠殺拍成了反戰,而不是反日電影。

在其後拍攝「王的盛宴」,從太史公史記出發,去重新將歷史事件還原成為人的故事。他隨了重建歷史,明顯是帶著當代人的關懷去回溯楚漢相爭。他的關懷你可以 看成是政治性,也可以看成是人文性。近十年中港兩地流行的宮庭內鬥歷史劇,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各種權謀合理化,令人相信中國人的政治理應如此。陸川要 用項羽劉邦之爭,尋找這種文化性格的根源,「中國人為什麼都害怕變成項羽?」這種文化基因究竟是如何產生?

日本人有所謂以敗為勝,人民尊崇有理想有勇氣的「敗者」,今天矗立在上野公園的薩摩藩士西鄉隆盛,為維護武士傳統,起兵反對明治新政府,兵敗自殺,至今仍 受尊崇。中國人是成王敗寇,勝者為王,跟紅頂白,因為在中國人的政治判準中,沒有了價值信念。「王的盛宴」是批判權謀至上,趕盡殺絕的中國政治文化。導演 對項羽持敬意,可惜欠缺足夠篇幅去鋪排他的政治理想,令如此重要的主題,無法突顯出來。太史公將項羽寫入帝王本紀,用文學筆觸去刻畫他,相信也是對他存在 一份尊敬,用曲筆表達出來。

所有歷史都是當代歷史,我們都帶著當代人的眼光回望過去,與過去對話。權謀至上,趕盡殺絕仍然主宰今日中國內地政治,芝加哥大學政治教授鄒讜分析1989 年學生民主運動失敗,是因為中國仍未脫Winner Take All,贏的全嬴、輸的全輸那一套遊戲規則。而在中國人現實主義政治下,信念理想靠邊站,更沒有現代政治家可言,只有偉大的權謀家!

電影結束後,我問陸川:「你會選擇做劉邦,還是項羽」。他說:「或者我會選韓信,他是一個專業操作能力很強,但對政治沒有概念的人。」我明白做項羽,今天 根本不能生存,劉邦又太曉計算,至於蕭何與張良,也沒什麼價值信念可言,韓信,至少還有專業信念,懂得打仗,能服眾。但今日中國,可以做個成功專業電影人 而離開政治嗎?

老愚: 台灣,被植入的那些風景



 不小心被組了團,主體是一大幫官媒人士。

降落臺北桃園機場,入境處便有了氣氛,看著長長的通關隊伍,有人貓腰越過拉起的繩子,被值班員撥拉回原位,後面的這才安心去排隊。一對中年夫妻分排兩邊,妻子見丈夫前面人多一些,便大聲叫他過去。

我前面的台灣老太太,未在登記表上填寫兒子電話,通關姑娘笑眯眯地請她打開手機,幫老人找到號碼,一一填上。

接站處台灣人舉起牌子,大陸人趨前,有人大聲招呼,對方忙做手勢,令其保持安靜。

陸續下來的十幾個人,老的銀發飄飄,少的黑發披肩,神情拘謹而緊張,他們對接待員提出各種要求,買卡,換鈔。雙手緊緊握住自己空空的行囊,兩眼狐疑閃動。

午飯,各人坐在自己熟識的人群之中,一簾之隔的隔壁傳來喧天聲浪,一堆女人持續哄笑著,這邊忍耐地聽著,似在重溫某個瞬間,有人發出會心的微笑。又一個熟悉的場景復制到了台灣。

服務員已見怪不怪,他們努力做出平靜的表情。

晚宴,當蔣經國之子——國民黨副主席蔣孝嚴講話時,某報官員的手機響了,他挺直身體站在離會場不遠的地方,大聲通話,侃侃而談的蔣顯然受到影響,他目光指向發出噪音的方位,停頓了片刻。當服務員走近勸阻,打電話的才慢悠悠走出會場。

一些人站起來使勁拍照,全然不顧阻擋了別人的視線。

蔣先生的主題是:同文同種,都有一個身份——中國人。

“大家晚上好,大家晚安”。大陸和台灣用法並列,自此成了慣例。

故宮博物院,只要大陸人匯集,立馬就有了緊張感。嘁嘁喳喳,嘁嘁喳喳,每個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發聲器。與日本人整齊的隊形相比,陸客一定是扇形展開,犬牙交錯,封鎖了下行路徑。進入展區,輕易就在展品面前做成一堆,最前面的一定罩住後面的視野,這里隱含有占便宜的心理。更有甚者,一中年婦人慌張奔走,扯起嗓門叫喊:快過來,這兒有寶貝!

禁止拍照的告示,好像就不存在似的,不斷有閃光燈發出的聲響,被巡視員制止時,拍照者無一絲羞愧,反而露出一副被侵犯人權的憤怒表情。

博物院進、出口標示非常清楚,但有些大陸人就要從出口進,由進口出。使勁掰門,搶在正常進出者之前搶先邁進一隻腳。

等車的地方,煙槍們叉開腿,湊在一起吞雲吐霧,隨後很自然地把還在燃燒的煙扔在地上。我驚異的是,他們一點也不覺得這有多麽不好,他們也好像看不見周邊鄙視的眼神。

我的臉卻是微微地漲紅了,因為人家會把我看成一夥:陸客。

故宮郵局,在為土特產購買者留地址特設的小屋裡,沒有一支筆回到原來的位置,他們像被主人遺棄似的,散落在窄窄的檯子上,周邊有紙片、瓜子殼為伴。

有些手熱情地伸展,以為對方會欣然接受自己的美意。北京某報官僚,三句不離西門慶,自詡搭訕有術。當他伸手去摟抱姣好的女服務員時,對方客氣地掰開了那隻自我感覺良好的爪子,“我們合張影吧?”西門慶喃喃自語,對方搖頭拒絕。此人到了佛光山,又一次把手伸向和藹可親的女法師,人家似被蝎子蟄著了般跳開,眼裡寫滿了驚恐。

合影還有別的用途。在每一次拋頭露面前,都有人吩咐隨從為自己拍照:“多拍幾張!拍清楚了!”在佛光山接受星雲大師接見前,官媒們的部下幾乎都拿起高級相機,站在離大師不遠的地方,一俟主子近前,做握手狀,便連按快門。

一雞湯雜志首腦,官腔官調,眼睛里一副蒼茫大地舍我其誰的模樣。在媒體高峰論壇上,他上臺前繼續發出指令:“拍全景,把橫幅和主持人陳文茜拍進去!”隨從惟命是從,匍匐於主席臺下,反復調整角度。當主持人發問:何為媒體的社會責任時,此人朗聲答曰:讓讀者感到幸福。全場愕然,主持人質疑:那釣魚台問題,你如何讓讀者感到幸福?此人語塞。“抗日游行出現打砸搶時,你是否認可他人的評價——素質低?”“那不是素質高低的問題,是愛國熱情!”此人怒目圓睜,發表宣言:別人無權評價中國人!他們不理解百年屈辱的中國人的感受!國際法之類的那些條約是強加於我們的,以前我們忍讓,當我們國力強盛之後,就該沖破那些條條框框的限制了。在遭到《亞洲周刊》總編輯、中央社董事長和新加坡某報總編輯的駁斥後,此人聲調更加高亢,儼然一捍衛國家和民族尊嚴的大公雞。全場愕然,掌聲四起,那是喝倒彩,裡面夾著讓其滾下臺的怒吼,他卻以為得到了“愛國者”的支持,聲音越發激昂起來。

在論壇進行過程中,駭人的異響來自臺下,那是另一個陸媒官僚發出的咳嗽聲,一聲緊似一聲,令人有喘不過氣的窒息感,銀發飄飄的咳公端坐於貴賓席上,不掩口,也不退席。

七天的旅行,在台灣這個背景上,大陸某些人的品貌愈發清晰起來。日薄西山的官媒從業者,在彬彬有禮的台灣同行面前,除了頑強地表現著自己所剩無幾的傲慢外,幾無任何尊嚴可言。


陸客遊台醜態盡現 台欲嚴限人數





內地遊客在外遊時的失態,已時有所聞,但原來內地人自己看在眼裡,也看不過眼。專欄作家老愚最近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抨擊內地幹部在台灣交流時的醜行,如同胞在佛光山輕薄尼姑、嘉賓演說時還大聲講手機、隨處掉煙頭,均令老愚感到面紅耳赤。

台灣當局顯然也發現問題,當地《聯合報》報導,為了提升大陸旅行團來台旅遊品質,交通部觀光局日前表示,擬嚴格執行每日來台4,000人次上限,以「質勝於量」為新政策方向,內地赴台旅客數目今年人數已達230萬。

不齒同胞行為的老愚揭發,他早前隨團赴台北交流,同行的都是官方媒體的幹部。
接待晚宴上,國民黨副主席蔣孝嚴(前總統蔣經國兒子)發表演說,某報官員手機在此時響起,在會場內放聲談話,蔣的講話頓時被打斷,望向那位內地官員,對方才被職員開聲制止,施施然出去繼續談電話,而場內又有其他人只顧站起來拍照,似乎不知自己阻擋着他人視線。
另一位官報官員的過份熱情,更嚇怕了佛光山上的女法師,
北京某報官僚,三句不離西門慶,自詡搭訕有術。當他伸手去摟抱姣好的女服務員時,對方客氣地掰開了那隻自我感覺良好的爪子,“我們合張影吧?”西門慶喃喃 自語,對方搖頭拒絕。此人到了佛光山,又一次把手伸向和藹可親的女法師,人家似被蝎子蟄著了般跳開,眼裡寫滿了驚恐。
老愚 (金融時報)
舉止不但不禮貌,言論還令人反感,一名雜誌首腦在媒體高峰論壇上,主持人提及月前內地的反日遊行,出現破壞及搶掠行為,便問該名雜誌首腦,「抗日遊行出現打砸搶時,你是否認可他人的評價——素質低?」,素質低不低見仁見智,但那名首腦的回答卻令人咋舌,
那不是素質高低的問題,是愛國熱情!此人怒目圓睜,發表宣言:「別人無權評價中國人!他們不理解百年屈辱的中國人的感受!國際法之類的那些條約是強加於我 們的,以前我們忍讓,當我們國力強盛之後,就該衝破那些條條框框的限制了。」在遭到《亞洲周刊》總編輯、中央社董事長和新加坡某報總編輯的駁斥後,此人聲 調更加高亢,儼然一捍衛國家和民族尊嚴的大公雞。
老愚 (金融時報)
台下此時一片喝倒彩聲,但他以為人家是支持其言論,越說越大聲。
老愚在故宮博物院觀光時,看到內地人大聲叫嚷,不曉排隊,明明有寫明不准拍照的告示,但閃光燈還不斷在閃,任意把煙頭掉地上,無視旁人的鄙視目光。這些都 使老愚感到羞愧,「我的臉卻是微微地漲紅了,因為人家會把我看成一夥:陸客。」,他更在文末抨擊,「日薄西山的官媒從業者,在彬彬有禮的台灣同行面前,除 了頑強地表現著自己所剩無幾的傲慢外,幾無任何尊嚴可言。」

相關報道:
聯合報 觀光局政策轉彎 陸客人數嚴控上限



區家麟: WYSIATI.釋法的直觀捷徑


一位心理學家,因研究人類不理性行為,而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康納曼 (Daniel Kahneman) 新書《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 之主旨,正是釋法爭議的寫照。

扼要而言,康納曼把人的思維方式,分為兩個系統:
「系統一」以直覺、情感作快速判斷;
「系統二」則擅長懷疑、理性分析。

人的心智,大部分時間只啟動「系統一」,因為這是省時省力的決策捷徑。康納曼以簡寫 ‘WYSIATI’ (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 原則來代表「系統一」的特徵,意思就是「你所看到的就是全貌」、你見到乜就係乜、「他們不想知道更多訊息,以免破壞他們原有的故事情節,他們較相信自己所 見到的就是事實。」。康納曼說,我們習慣以親眼所見的東西編造理據與故事,這是人類心智的慣性。

政治,往往就是經營一種印象;人民對政策的印象,常來自直覺與眼前所見。最新牽起的「釋法」爭議,正是一個好例子。

主流民意對「雙非」、「外傭」不存好感,我們平常讀報,或商場逛街,或東鐵坐車,觀自由行客一袋二袋,有些人橫衝直撞、財大氣粗,不少人早已有「你我之 分」,讀報時,見「雙非」故事,如孕婦衝急症室、或扮嘢收肚過關、或霸佔醫院病床、健康院亂七八糟;再讀外傭新聞,嘩,「五十萬人湧港」、立即又想到你家 外傭及她的同鄉男友家人,全數變成香港人,佔領中環、灣仔至柴灣。一切印象,不需多加思索,他們爭居權、佔福利、搶學位、妨礙醫院運作、形成人口炸彈,形 象鮮明,故事情節豐富。「系統一」就是透過這些直觀方式運作,愛惡分明,任何解決居港權問題的手段,都容易動員民眾情感,引發支持。

相對而言,要了解「釋法」的細節、理據、歷史與正反意見,不能靠感覺就明白。你讀報,遇上釋法的大塊文章,法律條文充斥,斟酌一字一句,你想了解,但發覺 不能速讀,你也許會深呼吸一下,或正襟危坐,或齋戒沐浴,然後逐字逐句邊讀邊想:澄清、釋法、九九釋法、四次釋法史、基本法158條第三款、24條第二 款、人大常委解釋、籌委會意見書、立法原意、違憲審查權、普通法、吳嘉玲案莊豐源案居港七年定義外傭官司進展國防外交中央與香港特區……及以上一切名詞之 相互關係。

要真正理解「釋法」等複雜文字,需要啟動「系統二」,層層建構,抽絲剝繭,才能形成一個妥當有理的看法,要花心力腦汁,大腦一般懶得就懶,不會深究。

特區政府要求終審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澄清九九釋法之解釋,實在是妙著。這一步棋,捉緊民眾「系統一」的直覺,以簡單手段,一舉解決雙非擁港與外傭居港權的困擾,不只一石二鳥,其實是一箭六鵰:

一:零雙非;
二:零外傭居港權;
三:若然如願,這次釋法將成為「三權合作」的「成功範例」,交到貨,振英立功,中央高興;
四:當日籌委會的「意見」,若成為「立法原意」,代表大開先例,舊日行政機關的意見可提升成「立法原意」,推翻終審法院判決;
五:政治而言,特首梁振英嘗言:做好民生工程,就等同做好民心工程,此招既狠且準,了斷雙非與外傭居港權爭議,客觀效果,正是以民生政績贏取民心;
六:同時,反釋法政團會因逆民意而失分。

一次過滿足六個願望,高招。

政府企圖以「中國速度」解決問題,不少市民拍手稱頌,鮮有從法治的代價細心思量。引用康納曼的說法,「系統一」以直觀與情感快速下結論,是人的心智常態, 可以節省很多時間和力氣,而且顯得合理。但康納曼亦指出「系統一」心智的兩個重要事實:「我們會對顯而易見的東西看不見,而且我們看不見自己的看不見。」

法治如空氣,我們賴之以生存,視之為平常,渾然不覺其存在,只在空氣稀薄時,我們才發覺其可貴。思考法治,跳進釋法條文的法律語言泥沼,需要啟動康納曼所言的「系統二」,排除偏見與情感的影響,細心分析。

解決雙非與外傭居港權,為大眾所願,但釋法付出的代價,是否值得?支持釋法一方,至少有三大疑問,需要認清:

一:基本法第一五八條例明,終審法院呈請釋法,範圍只在「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外傭居港權如何與「中央與特區 關係」扯得上?若然以「居留權也是主權一部分」為由,則國民教育、中港融合、以至填海賣地,無一不可詮釋為「主權」之範圍。
二:基本法九零年通過,九六年才成立的特區籌委會,他們的「意見」怎麼可能體現「立法原意」?回歸前的預委會與籌委會,開了幾年會,還有很多「意見書」,那些意見,將來又會否成為「立法原意」、成為基本法一部分?
三:「雙非」問題,可用行政手段控制;外傭居港權,法庭判決亦對外傭不利,毋須急於解決。若要一勞永逸,為何不考慮以修法代釋法?雖然修改基本法程序較慢,但社會對居港權資格已有共識,爭議不大。神聖的中國憲法修改過四次,為何「修改基本法」有如禁忌?

複雜的法律爭議,都是「趕客」論述,由平民百姓至專業中產,為生活營營役役,難細思細想,寧跟從直觀,不論任何方式,阻截外傭與雙非就是好。《快思慢想》 一書提醒我們,留意自身的思維弱點,不要被直覺欺騙;也留意政客政團與專家,如何利用人性弱點,塑造偏見與印象,予取予求。

Simon Johnson: Financial Reform’s Breakthrough Year




ZANZIBAR – Here’s an odd prediction for the coming year: 2013 will be a watershed for financial reform. True, whil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rupted more than four years ago, and the Dodd-Frank financial reforms were adop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ack in 2010, not much has changed about how Wall Street operates – except that the large firms have become bigger and more powerful. Yet there are reasons to expect real progress in the new year.
The US Federal Reserve is finally shifting its thinking. In a series of major speeches this fall, Governor Dan Tarullo made the case that the problem of “too big to fai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mains with us. We need to take additional measures to reduce the level of systemic risk – including limiting the size of our largest banks. News reports indicate that the Fed has already started saying no to some bank merg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US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has become a bastion of sensible thinking on financial-sector issues. In part, this is because the FDIC is responsible for cleaning up the mess when financial-sector firms fail, so its senior officials have a strong incentive to protect its insurance fund by preventing risks from getting out of control. The FDIC is showing intellectual leadership as well as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 Vice Chairman Tom Hoenig’s speeches are a must-read.

Wall Street is pushing back, of course. But the rolling series of scandals surrounding global megabanks makes it difficult for anyone to keep a straight face when executives insist that our largest banks must maintain their current scale and scope. Do we need HSBC to facilitate global money laundering? Do we need Barclays and UBS to manipulate Libor (a key benchmark for interest rates around the world)? Do we need still more losses at poorly run trading operations for JP Morgan Chase?

The pro-bank lobby groups are positioning themselves to argue that the new resolution powers under Dodd-Frank have ended the too-big-to-fail problem, and we can expect a public-relations drive in this direction early in the new year. But the consensus view at the most recent meeting of the FDIC’s Systemic Resolution Advisory Committee (of which I am a member) was that this claim should not be taken seriously. Under Dodd-Frank, it is arguably easier for the FDIC to handle the failure of a single large financial institution than it was in pre-Dodd-Frank days. But what if two or three or seven firms are all in trouble at the same time?

The answer, as former Fed Chairman Paul Volcker implied at the meeting, is that we would be right back where we started – in the panic and frozen credit markets that followed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in September 2008. Indeed, the idea that substantial shocks could soon hit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is not far-fetched.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for example, remains far from being resolved. A significant sovereign-debt restructuring there would bring down European banks and potentially damage US banks – as well a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Meanwhile, the continuing problems at European banks are a stark reminder that operating highly leveraged, thinly capitalized firms is incredibly risky. And the regulatory failures in Europe – consider the German Landesbanks, for example – will become only more obvious in the coming months. Creating a common supervisory authority will mean nothing unless it can clean up the mess created by the existing supervisors. And that cleanup will expose more of the rot in banks’ current operations.

The need for banks to finance themselves with more equity and relatively less debt will be the focus of one of the main publishing events in economics in 2013. Anat Admati and Martin Hellwig’s The Bankers’ New Clothes: What’s Wrong with Banking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will appear officially in March, but advance copies are already being closely read in leading central banks. Bankers everywhere will rush to read it before their regulators do.

The road to the ongoing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was built on a foundation of intellectual capture: not only regulators, but academics, too, became captivated by modern finance and its methods. Admati and Hellwig are at the vanguard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 challenging the great myths of banking head-on.

Do we ne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be so highly leveraged (that is, carrying so much debt relative to equity)? No, they argue. If banks of all kinds were financed with more equity, they would have stronger buffers to absorb losses. Both the equity and the debt issued by well-capitalized banks would be safer – and therefore cheaper.

Bankers want to be so highly leveraged for a simple reason: implicit government guarantees mean that they get the upside when things go well, while the downside is someone else’s problem. Contrary to bankers’ claims, this is not a good arrangement for society.

Admati and Hellwig are confronting the bankers and their allies in no uncertain terms, grounding their argument in deep financial thinking, yet writing for a broad audience. Whatever else happens in 2013, we can be sure that they will not win the Goldman Sachs Business Book of the Year award.


Simon Johnson, a former chief economist of the IMF, is a professor at MIT Sloan, a senior fellow at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co-founder of a leading economics blog, The Baseline Scenario. He is the co-author, with James Kwak, of White House Burning: The Founding Fathers, Our National Debt, and Why It Matters to You.

古德明: 容許、放假




問:I will not have him cheat / cheating me這一句,哪個選擇正確?

答:「Have + 受詞(object) + 動詞」這句式,有「使」、「容許」或「遭受」的意思,而那動詞用原形(infinitive),有主動含義;用ing形式,有「維持一段時間」或「長時間如此」含義;用完成式(即過去分詞,past participle),有被動含義。例如:(1)I will have him write the speech(我會叫他寫這篇講詞)。(2)I won't have you going out with boys at your age(我不會容許你這個年紀去跟男人談情說愛)。(3)I had my finger cut(我的手指給割傷了)。

讀者說的那一句,兩個選擇文法上都正確,只是cheating有「長時間如此」含義。

問:「放假期間」英文可不可以說in the holidays或on the holidays?兩個說法似乎都很少聽到。

答:「放假期間」是in the holidays。這說法並不罕見,例如:I spent much of my time reading in / during the holidays(我放假期間花了不少時間看書)。

On holiday或on one's holidays則是指「放假」,例如:I am going on holiday / on my holidays from next Monday to the end of the month(我由下星期一到月底會放假)。

留意on holiday不一定指「去外地度假」。放假在家,也可以是on holiday,例如:The children are home on holiday(孩子放假,都在家裏)。

杜大偉﹕在世界末日倖存下來後……




好消息是,世界並未到末日。的確,如果你正在閱讀這篇文章,那麼我們應可假設我們是安全的。壞消息是,全球經濟衰退已進入第5個年頭,它為我們帶來的死亡可是千刀萬剮。

自從2009年4月,當一些投機取巧、惡意或天真的分析員開始談論自雷曼崩潰後已開始出現「綠芽」,我便一直在尋找,至今,我仍然在找覓它的芳蹤。當我們進入2013年,我看不到多少原因讓我不再消沉下去。

主要經濟體還是命懸一線

當美國仍未搞清楚怎樣償還累積債務的情況下,仍然斷斷續續地推出第4輪量化寬鬆,此時,日本準首相安倍晉三亦已指示日本央行要大量增加基建支出以刺激經濟增長。日本的債務已達國內生產總值的250%,卻又沒多顧及如何去償還如山的債務。在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保證會「盡一切可能」確保成員國不會破產,遏止民眾的恐慌情緒。總之,進入「大蕭條」的第5年,世界上大多數主要經濟體的經濟還是命懸一線。

當聖誕新年假期臨近,我認為有至少3個理由讓我們睡不安寧:

●在美國,除非國會與奧巴馬達成協議,否則,美國必須再次提出每年要增加6000億美元的稅收,但共和黨中遭挫敗的右翼餘黨似乎仍決心反對要將國家推向懸崖;

●在歐洲,荒謬和淺薄的前意大利總統貝盧斯科尼逼國家提前大選,把個人的虛榮心放在國家經濟和整個歐洲的統一之上;

●在日本,安倍晉三似乎有一個死亡之願,在東海挑戰民族主義愈來愈強的中國領導層。如果任何一個以上的事故走錯方向(我祈求這不會發生),2013年可能會走向一個非常差的境地。

處處都是政治失效的證據,並可能對經濟造成極大和災難性的後果,而你我一樣的小人物正身在其中。

一個不安的想法開始出現:很明顯,我們非常珍惜的民主制度似乎只在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可行。為了贏得大選,政治家們要承諾有增長;為了贏得連任,他們必須證明已經帶來增長,並可以繼續帶來更多的增長。奧巴馬的選情告急因為經濟低迷——特別是失業率高企,只是羅姆尼和其他共和黨人的自殘助他化險為夷。在日本,野田下台是因為無法使日本經濟回復增長;在法國,薩爾科齊同樣是經濟不景的犧牲品。在香港,市民支持長毛大部分是因為15年的經濟困難,大多數家庭今天的收入比1997年時顯著減少。

民主在沒有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很難發揮作用,反而為專制的政治聲音提供了實力和信心。張維為的新書《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在內地非常暢銷,它寫的正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以技術專家和精英為中央統領的基層民主化過程。

重新定義「增長」

如果民主真是只有在經濟增長的推動下才可以運作,那就有一個問題,一個「大衰退」緩和前都解決不了的嚴重問題。因為在過去10年,社會上重要的一課就是「沉迷於過度消費」,這是不可無限期地持續下去的。這樣不僅會對地球資源造成無法承受的壓力,還會污染自身至死。在適當的時候,我們必須戒掉不斷增長的迷思——或者至少,我們必須在物質以外重新定義「增長」。

因此,在世界末日倖存下來,我們還需要面對千刀萬剮的死亡危機。持久的經濟衰退正在以我們從來沒有想像過的方式傷害我們,我們的政治系統出現故障,最發達的經濟體被可能永遠無法償還的債務拖累,不能帶來增長的政府會轉向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信不信由你,我覺得自己是一個開朗樂觀的人,但我會不安地進入2013年。難怪這麼多的人花了這麼多精力,想像世界走到盡頭,相對我們目前的困難,這可是一條容易的出路!

作者杜大偉(David Dodwell)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作者之一

陳培笙、許百堅﹕中聯辦被收購 梁振英更自主




國務院任命原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接替彭清華出任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主任。香港人很多對張曉明比較陌生,僅從他在上月發表的文章,來推斷張出任中聯辦主任,是中央要收緊對港政策,或者是為2017普選佈局。不過我們的觀察剛好相反,我們認為,中央對張的任命,恰恰是要淡化中聯辦在港的角色,反映了中央治港的新理念。

分析張曉明的工作履歷和性格,我們有下面幾點發現﹕

第一,這是從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升格以來,首次由非中共中央委員來擔任最高負責人。張曉明只是中央候補委員;

第二,這是第一次,由港澳辦的官員來擔任這一重要職位。之前曾有過港澳辦副主任王鳳超平調來港擔任中聯辦副主任的先例;

第三,張曉明是這個職位歷來第一位專家型官員;

第四,張既沒有外交經驗,也欠缺地方工作磨練;

第五,張雖然極為熟悉一國兩制政策,卻跟香港各界都沒有很多近距離的接觸。

中聯辦某種意義降了級

從這些特點分析,我們可以理出一些頭緒。首先,自從新華分社升格,打許家屯起,歷任中央駐港機構最高負責人都是由中共中央委員出任。但張曉明在十八大只當選為候補委員,在171個候補委員中,排第115。根據中共中委的遞補規則,只有在中委出缺下,才有候補中委按順序遞補。也就是說,張曉明要等有115人出缺,才有機會轉正。這樣的安排,實際的結果就是中聯辦某種意義降了級。

第二,張曉明由港澳辦副主任,官升一級來港掌控中聯辦,而他的前上司、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又是中央委員,黨內級別在張曉明之上,因此港澳辦和中聯辦,地位高低就很明顯了。相反,此前彭清華是中共十七大中委,王光亞只是候補中委。這可以看成是中央要把對港兩大系統合二為一的佈局。而且是統合在港澳辦系統。

我們都知道,中聯辦和港澳辦,過去在若干事件上曾經出現不協調的情況,瑜亮情結時而出現。現在合而為一,相信是中央要統一渠道,避免政出多門。

對港兩大系統合二為一

第三,和以往中央駐港機構最高負責人不同,張曉明是第一位專家型的官員。筆者在後過渡期採訪香港特區預委會和籌委會期間,曾經和張曉明有過一定的接觸。張給人的印象是專業能力非常強,待人處事溫文儒雅,書生氣重。據說,中央領導人當年在籌委會開幕和閉幕時發表的講話,大多出自他的手筆。可以說是對中央領導人的治港理念,了解比較透徹的。

第四,張沒有地方工作的經驗,出任港澳辦副主任後也甚少看到他和港澳工商界見面的新聞,這一點和現任特首梁振英相似。外交經驗方面也較淺,僅出任過渡期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秘書。如果我們單從他的工作履歷來分析,很難想像中央交給他的任務是來香港開拓地方工作,為2017年直選行政長官鋪路的。

從許家屯開始的歷任中央駐港最高負責人,我們可以理出不同時期中央的不同思路。許家屯適值中英談判,黨內地位最高,又是老革命,他是以強硬的姿態來搞鬥爭的。之後的周南和姜恩柱都是外交系統出身,明顯是回歸前後,要跟英國打交道。高祀仁1998年來當副主任,2002年接任主任,來之前是廣東省委副書記。這個安排,粵港融合的考慮非常明顯,也因為香港順利回歸,需要廣東配合的地方很多。

至於彭清華,他是個搞組織的官員,正是因為2003年後,中央擔心香港失控,所以必須有搞組織的能手。

那麼,這個時候任命張曉明這樣的人物,體現中央政府什麼考慮呢?

對港政策出現微調

中聯辦地位受到削弱,由沒有地方和組織經驗的專家型官員擔綱,港澳辦中聯辦合二為一,筆者認為反映了新的中央領導人對港政策出現微調:由2003年50萬人上街後政策向左轉,變為回歸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來軌道上去。過去10年,我們看到了中央為了防止香港失控,加強了中聯辦的權力,又由於中聯辦和港澳辦有結構上的瑜亮情結,兩個主要負責港澳事宜的系統經常出現政令不一的問題。同時,中聯辦官員對本港一些自治範圍內事務的過度關心,多少也影響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如果說2003年那一次對港政策調整出現了矯枉過正,以至於中聯辦的角色受到質疑的話,那麼張曉明的履新,從他的特點看,將是一方面更堅持一國,一方面更放手兩制。相對淡化中聯辦對香港內部事務的介入,但屬於中央的權利則抓得更緊。

一國更硬,兩制放軟

這正是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講的,「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持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歸結起來,就是一國更硬,兩制放軟。

這樣的安排,某程度是對梁振英有利的,一方面固然是中聯辦減少介入,讓他有更大空間。另一方面,從交情看,梁張在預委會籌委會共事多年,關係較深;從資歷看,張的資歷遠在梁之後。這樣在兩人之間,梁就算不處在強勢,至少也不落於弱勢。

如果真是這樣,讓一國的事宜回歸中央,自治的事宜由特區政府自行處理,這才是撥亂反正,防止香港管治失控的正道。

明報社評: 中央掃除「6個月特首」之說 梁振英要打好手中牌




特首梁振英首次到北京述職,國家主席胡錦濤、中共總書記兼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對他的工作表示肯定與支持,顯示過去一段時間,一定範圍政商圈子所謂「中央會在6個月內撤換特首」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梁振英統率特區政府開局情況之壞,乃回歸以來僅見,現在梁振英得到中央正面評價,是重整旗鼓的時候,他和政府的處境會否否極泰來,視乎梁振英能否打好手中的牌,下月的《施政報告》極其關鍵;另外,若他就梁宅僭建而個人誠信備受質疑的事,更果斷地認錯道歉為之止血,重建公眾對他的信任,將有助施政,否則便會事倍功半。

中央正面評價  是時候重整旗鼓

胡錦濤與習近平對梁振英及其管治團隊的工作,以迎難而上,團結協作,奮發進取,務實有為、「工作繁重,也很辛苦」等用語,表示肯定和支持。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總理溫家寶在接見梁振英時,在傳媒拍攝時段,僅籠統表示「在特區政府領導下」和重申中央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並未如胡錦濤、習近平直接肯定梁振英的工作。這個差異是否反映一些狀況?是否溫家寶遺漏了?無從知曉,不過,胡錦濤和習近平的表態,仍然足以說明中央對梁振英的肯定和支持。因此,梁振英7月1日宣誓就任以來,在政商界一定圈子有所謂「6個月特首」的說法,大概可以休矣!

梁振英處境艱困,主要有兩個因素。一個是他與唐英年競逐特首大位,因為競爭激烈,撕裂了建制陣營,使原本已經極其鬆散的執政聯盟,顯得分崩離析;另一個是梁宅僭建,梁振英的處理拖泥帶水,演變至他被指以欺騙手法贏得選舉,當選合法性備受質疑,個人誠信蒙上污點。北京述職之後,從形勢看來,梁振英進入治港新階段,他能否推出和推動具體政策措施,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以政績說服公眾他有能力管治好香港,且拭目以待。

梁振英手中的牌,有好牌、有壞牌。建制陣營不穩固和誠信問題,是壞牌,過去半年打得不好。梁宅確有僭建,梁振英犯錯卻不承認,以轉彎抹角、捉字虱等說法強辯,使他的誠信蒙上問號,政治能量也因此大量消耗。誠信質疑對梁振英的負面影響仍然持續,我們認為他應該想一個妥善做法,重建公眾的信任,否則會窒礙施政。而且,若梁振英洗刷了誠信污點,與他保持距離的能人幹才,或許會投砜政府,屆時無人可用之歎也可以解決。淘汰那些同質性高而又庸碌不堪的問責官員,梁振英和政府才有望更好地施政。

當選就任以來,梁振英和政府雖云焦頭爛額,但是一些做法和政策,仍然累積了一些本錢,例如叫停「雙非」、叫停一簽多行、對紓緩樓市多次出招、推出長者生活津貼等,另外就扶貧、人口政策、經濟發展,已成立委員會等常設組織,全面研議和應對,可以說,從勇於任事到長遠規劃,梁振英政府都有所作為,營造了「做事政府」的形象。

不過,上述政績遠遠未能反映政府應有的責任,下月公布的施政報告,能否拿出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方針政策,是研判梁振英政府良窳的關鍵。就此,其實梁振英不乏好牌。梁振英的競選政綱,就房屋、扶貧、環境、應對社會老化等問題,提出願景,得到不少人認同,他可以上演大逆轉,由大冷門而當選特首,與此有關。這些事務,在曾蔭權政府任內迅速惡化,公眾都期望梁振英拿出善策良方,逐步解決;這些議題凝聚了公眾目光,梁振英政府若認真處理,只要政策得當,推行得法,很容易就得到公眾肯定和讚賞。所以,梁振英手中有好牌,問題只是他打得是否夠好而已。

雖然溫家寶與梁振英沒有客套話,不過溫總在傳媒面前,仍然提點梁振英,「特區政府要特別關注和解決好就業、物價、住房、貧困、環境和老齡化等涉及香港市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問題」。溫總所提及的6方面民生問題,據知也是梁振英的重點施政範圍。11月1日他出席立法會答問會時,已經提出3個主要民生問題(房屋、貧窮和老年社會)、一個社會問題(環境保護)、一個政制問題(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和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法),表示需要齊心協力解決。現在加上溫總提點,且看梁振英的治港藍圖,能否讓人看到香港有希望。

剛愎自用唯我獨尊  無助施政只會誤事

在政治上,好牌、壞牌對結果沒有決定性作用,關鍵是人。即使手持壞牌,打得好只會小輸,而拿到好牌,卻打得不好,也只會小贏甚至輸掉。因此,怎樣打牌才最重要。過去6個月,梁振英在一些事件上,不認錯、不服輸的取態,是小輸變大敗的關鍵。梁宅僭建之愈演愈烈,賠上了誠信,是他未果斷處理,硬拗強辯的結果;至於國民教育科事件,社會已經躁動,不滿情緒如雪球愈滾愈大,梁振英卻容許事態拖了約兩個月才撤科撤指引,平息風波,但是他和政府的威信,已經因而嚴重挫損,梁振英使許多人疑懼,與他處理國教科事件有很大關係。

由僭建事件和國教科事件,顯示若權力傲慢、剛愎自用、唯我獨尊,不肯降低身段、審時度勢、知所進退,在政治上會付出代價。舉一反三,梁振英若不肯調整身段,在這個眾聲喧嘩的社會,即使是最好的政策,也有可能因為不必要的爭拗而大打折扣。

夏炎玉: 香港要贏,劉江華就要輸!




謠傳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世界末日,但其實這天只是瑪雅曆法中有如元旦的日子,一元復始,重新開始。所以這天末日沒降臨,但有個消息與隕石撞地球一樣震撼香港市民,這天劉江華當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

劉江華這種朝秦暮楚的三姓家奴能夠入局,其實預示着現屆特區政府將會走更進取的墮落路線。皆因劉江華的從政之路,充滿變節和出賣的情節,立場一變再變,被譏為政治變色龍。從支持民主到投奔共營,有三部曲,由最初為「港同盟」成員,為贏議席不惜攻擊當時的黨友,被譴責退黨後,與民主陣營決裂,自立「公民力量」,不時攻擊從前與他同一陣線的戰友,最後加入了「民建聯」。顯出其只為了榮華富貴不擇手段的個性。這種人兩面三刀,可以在立法會外跟雷曼事件的示威者高喊:「民建聯一定會同你地撐到底!」到表決是否成立雷曼事件調查委員會的時候,卻投反對票。俗語有云:「狗改不了吃屎。」──我無意貶低動物,句中的狗只是文學比喻,此話實際卻是罵一些人形的畜生──劉江華的誠信與梁特一樣是負資產。

香港到底是個很不可思議的地方,民望越低的人,做越高的官,有如前朝的林瑞麟;誠信破產的大話英可以做特首,現在連於立法會選舉中落選的人都可以敗部復活,一個轉身,就成了政府的走狗。當議員的時候月薪八萬,當副局長二十多萬,身價三級跳,全由香港人付鈔。原來只要你面皮夠厚,心夠黑,在香港從政就是發達捷徑。這個香港,已經扭曲得完全沒有道理可言。而從上述的政治邏輯來推算,劉江華由區議員到立法會議員兼行政會議成員,直至今天當上副局長。他朝有日由偏轉正,當上局長,再升為司長,最終目的要當選特首,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只是劉江華本來就是棄卒,他敗選後之所以能夠入局,並非甚麼精密的計劃,而是梁特的陰謀。梁特上任不足一年,倒行逆施,社會民憤爆炸,成眾矢之的。延攬劉江華這個大眾心中的挺梁小丑,只貪圖他是塊炸彈磁鐵,可以替自己在元旦起義之前,分散大家焦點和攻擊。但梁特的奸計不會得逞,因為若果梁特是狼,劉江華就是狐狸,兩人各懷鬼胎,梁特想要替死鬼,劉江華想要當特首,兩者在大眾的印象都是如此負面。而民望不是數學公式,負負不會得正。所以梁特的誤算,將會提早結束他的統治生涯,與劉江華一起車毀人亡。

香港要贏,梁特和劉江華就要輸!二○一三年一月一日,是決定港人命運的分岔路口。是等待末日降臨,還是走出新天新地。命運能夠選擇,權在大家手中。

夏炎玉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