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麟﹕來是空言去絕蹤

明白了。兩日前的深圳會面，相信泛民的所謂溫和派，也應該很明白此時此刻，北京處理港澳事務官員的看法。去年「8‧31決定」，既不會撤，也不存在修改空間。過去兩個星 期還在提什麼修改空間，什麼有條件袋住先的泛民的所謂溫和派，反而應該放下幻想，好好的問自己：既然此路不通，還要不要退一步，與建制派議員站在同一陣 線，說服自己，無條件地接受袋住先呢？

從另一個角度看，泛民的所謂溫和派，其實是做了一件好事。因為他們過去兩周所做的事，是進一步讓部分可以接受 袋住先的泛民溫和派人士「死心」，並進一步了解清楚，現時香港面對的北京官員，已不是十多二十年前的官員了。以前的舊官員，至少對香港仍有一份愛護關心之 情，在思考問題上比較多理解港人的感受。現在處理香港事務的，已是一班官僚系統晉升的官員，對於所謂回歸、所謂統戰、所謂港情，已淡薄非常。泛民的所謂溫 和派已無法用過往的手法，包括「又砌又傾」，來與他們周旋。對京官來說，現在的泛民，還憑什麼實力，可以砌北京？

因此，當聽到王光亞提到， 可與大多數泛民朋友溝通，在共同基礎上就任何問題深入交換意見，聽完頗有一點感諷刺的感覺，因為假如泛民的所謂溫和派，在兩周前推動有條件袋住先之前，已 與北京有長期、穩定、坦誠及友好的溝通的話，相信他們定能摸準北京對政改的強硬態度，也不會忽然在政改後期調高期望，高調希望北京能夠有「鬆動」的空間。

「求同存異」 不了了之

在 1997年前後，泛民的溫和派有一種想法，是希望能夠找到一個香港政治發展的平衡點，即是在爭取民主的時候，應多考慮北京的想法，不要觸怒北京，同時又期 望對方理解港情，了解港人對民主自由等核心價值的堅持，走出一條雙方大抵可以接受的政改方案，並藉此能夠與北京建立一個長期的溝通的機制，讓北京官員減少 誤判，多聽不同層面的市民聲音。因此，在2010年的時候，部分泛民願意接受政改方案，是基於以上的良好意願而作出的大膽決定。

5年已過， 在公開場合上，泛民溫和派與北京溝通或者面對面，談論政改以至其他涉及兩地之事，幾乎是零。2012年特首換人之後，泛民人士（包括溫和派）慢慢被摒除於 政府諮詢委員會之外，議會內，政府與泛民的關係更勢成水火。如果不是因為北京信守2007年的人大常委會決議，啟動政改五部曲，相信泛民議員更沒有機會與 北京相關官員公開會面。說到溝通，去年四五月間，當時北京官員提過「求同存異」，願與泛民議員面談，最後又不是不了了之嗎？

因此，泛民溫和派現在要思考的，反而是政改方案假如被否決的話，應如何處理與北京的關係。這一個新論述，刻不容緩。因為，萬一，京官真的與他們溝通，該如何招架呢？

程翔﹕「六四」與本土主義

今年是「雨傘運動」後的第一個「六四」，大家都在關注在「雨傘運動」中急劇成長的本土意識會如何影響今年的「六四」悼念活動。

筆者認為，真正關心本土利益的人，就愈益應該强化「六四」意識、參加「六四」紀念活動。理由如下：

第 一，今天提倡本土意識的年輕朋友，在他們成長過程中，「六四」絕對是他們政治啓蒙導師。也許當他們還是小孩時，就在父母的懷抱中參加過維園的燭光晚會。換 言之，他們是在「六四」的記憶中成長的。對於這個由香港廣大市民共同推動的、對下一代進行的政治啓蒙工作，我們不應該輕言排拒。正因為有年復一年的悼念活 動，於無聲中默默地培育着我們的下一代，今天香港才能湧現出一批有强烈是非觀念、强烈民主訴求的年輕人。

第二，提倡本土主義的朋友應該認識 到，塑造某一種身分認同，是需要有特定的、屬於這個群體的共同的歷史記憶。這些共同的歷史記憶能產生黏合作用，把這個群體的人進一步鞏固化。對香港人的身 分認同來說，「六四」絕對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記憶來强化「香港人」意識，因為正正是這個持續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悼念，有效地把香港人和大陸人區隔開來，從而黏 固了「香港人」的群體。所以本土主義者更加應該從悼念「六四」這活動中汲取更多的養分來强化香港人的主體意識。

第三，本土主義者不贊成支聯 會「六四論述」中很多提法如「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乃至鬥爭方式「行禮如儀」、「和理非非」等等。但我們不應割斷歷史，而應該看到，支聯會的 這些政治訴求，是25年前大多數香港人所能夠接受的「最大公約數」。正因為當年通過多方協商達成這個最大公約數，才能夠有持續25年的發展。試設想如果當 年便提出今天年輕人的本土主義訴求，則恐怕燭光晚會辦不了幾年就會因為脫離群衆而自行終結。例如，筆者當年就已經十分反對用「平反」這個詞，因為這個詞意 味着：一，在大屠殺後我們仍然承認中共的合法性；二，人民仍然無權只能乞求有權者給個公道。但鑑於當年香港大多數市民平素不太關心政治，提出更激的訴求會 脫離群衆，故只能默然接受「平反」這個本身是自貶身分的詞語。所以不能用今天標準就全盤否定過去的做法。

第四，本土主義者有一個迷思，就是 認為我們只須提「建設民主香港」，不必提「建設民主中國」，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太大太複雜，它的民主問題不是香港可以促進的，更實際的提法是「建設民主香 港」而放棄對大陸的民主訴求。這種論述筆者不敢苟同之處有二：一是嚴重低估了歷史上，中國在走向現代文明的漫長道路上香港所產生的推動作用，看不到香港這 獨特作用，就會在中共强權下產生一種無力感；二是假設同中國切割後，香港可以獨善其身，沒有什麼比這個假設更脫離實際的。可惜篇幅關係不能在此展開來談。

本土主義不是關門主義

第五，本土主義不是關門主義，如果因為提倡本土主義而變相對中國大陸實行關門主義則對香港有百害而無一利。中國大陸有偌大的疆土，從地理條件來看完全有可能 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但是，中共在1949年至1976年實行這種政策後，也後悔不已而急急在1978年改為實行開放政策。歷史上找不出一個例子是長期奉 行關門主義能夠促進這個社群的可持續發展。本土主義者不克服這種狹隘性，則愛香港適足以害香港。

過去25年，由於支聯會對悼念「六四」的堅 持，使香港不聲不響地發展成為中國的良心，這是香港人的驕傲，也是本土主義者一個值得引香港為榮的「品牌」，事實上也是我們政治上應對中共的「軟實力」。 所以，即使只為香港，也應該支持、參加、壯大支聯會的悼念活動。另一方面，本土主義者的當頭棒喝，也提醒支聯會確實有必要審視一下它的綱領以及活動方式， 以便更貼近今天的民情，找出更能適應新生代政治訴求的綱領及活動方式。

古德明: 得來不易

五月二十日，臺灣總統馬英九回顧七年政績，力言不可不仰賴中共：「兩岸和平獲得的成果，得來不易，必須努力維繫。」他不但以共產黨之心為心，還以共產黨之舌為舌。

「得來不易」是中共成語，香港共家幹部鄭月娥就很會說這樣的中共八股，例如三月二十一日她出席撲滅罪行聯席會議，致辭說：「香港長期的良好治安，得來不易，社會必須全力維護。」中國人說話，怎會這樣下流。

現代漢語所謂「得來不易」，中文簡簡單單，叫做「難得」。《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唐太宗下令營造飛山宮，大臣魏徵上疏諫止，說奢侈淫亂是隋煬帝亡國之道，不應仿效：「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太平盛世失易得難），可不念哉！」魏徵不會說什麼「得來不易，可不念哉」。

又《隋唐演義》第七十一回馮小寶談到左攬武媚娘右抱懷清之樂：「今日逢着夫人（武媚娘），難得懷清姐姐分愛，得沾玉體。」換了是馬英九，一定會說：「今日逢着夫人，懷清姐姐分愛，得沾玉體，得來不易，必須努力維繫。」

「難得」兩字，一落到中共語言學家手上，就變成「得來不易」四字，長一倍之多，很有現代漢語短話長說的特色。馬英九那段政績回顧廢話，長十九字，譯做中文，十二字就夠了：「兩岸和平，成果難得，必須珍惜。」

章立凡: 歷史因一場悲劇而改變

每年「六四」前後，是中國一年一度的「國家例假」（月經期）。屆時官家高度緊張，疲於防範各種「側漏」。

今年5月26日，官方喉舌《環球時報》發表題為《境外勢力試圖煽動八零後九零後》的社評，抨擊一些中國留美學生近日聯署的《紀念六四26週年致國內同學書》。社評在各大門戶網站頭條轉載，數小時後突被全部撤下，其原因耐人尋味。

越是禁忌的事物，越能激發年輕人的好奇心。在「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旗號下，官方對「六四」諱莫如深，黨史、國史「虛無」到近乎空白。近年互聯網的普及，給真相的探索插上了翅膀。《環球時報》發此社評，反而提醒了年輕人——不妨上網翻牆，一探歷史真相。

這篇社評宣稱：「中國社會對不就八九政治風波繼續爭論、讓那一頁翻過去逐漸形成了共識」；「淡化處理不意味著原有的定性和結論出現動搖，它是中國社會『向前看』哲學的一種選擇」。從26年前官方定性的「動亂」、「反革命暴亂」（簡稱「兩亂」），到後來的「政治風波」、「北京風波」，的確顯示出「淡化處理」的趨勢，當然也「不意味著原有的定性和結論出現動搖」，因為執政黨永遠「偉大、光榮、正確」。

喉舌習慣於「代表」全民說話，我卻從未知曉，中國社會何時就「讓那一頁翻過去」形成過共識？相對於鼓勵遺忘的「向前看」官方哲學，歷史學者應該是「向後看的預言家」，惟有理性地總結歷史，才能凖確地預見未來。

品嚐歷史的苦果

「六四」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十分深遠，就我所見，其後果主要體現在如下六個方面：

一、共識破裂，政改葬送：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曾是一個朝野有共識，全民有追求的時代，當時社會民意的主流，是支持執政黨改革而絕非「顛覆」中共政權。中國本來有望通過政治改革，再次走上憲政民主之路，成為正常的現代國家。「六四」槍聲一響，共識基本破裂，改革陷入危機。此後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保住了經濟改革的半壁江山，但政治改革一直未能重啟。26年間跛行的改革日漸醜陋，最終異化為食人怪獸，致有今日「體制腐敗、社會潰敗」的糜爛之局。

二、黨在法上，監督缺失：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第二代領導人，擔心經濟轉型導致政權腐敗，在廢除幹部終身制之後，曾計劃通過政治改革實現「黨政分開」，讓執政黨和政府接受人大監督。「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句話，寫進了黨章和十三大政治報告。「六四」之後權力重新集中，「老人干政」固化為政治潛規則，「黨政分開」無人再提，人大重回「橡皮圖章」，再沒有任何機構能從法律上對權力獨立行使有效監督。法自我立之，任我用之，由我壞之。法律為黨服務，則依法治國徒托空言。

三、腐敗升級，權力失範：80年代體制內的腐敗尚處於「初級階段」， 1989年學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敗」口號，本是民氣可用，與當下執政黨的反腐敗方向並無二致。學潮被當作「敵對勢力」鎮壓之後，原本有望的「雙贏」變為「雙輸」，政治改革停擺，權力既不受法制監督，也不受道德羈縻。當下社會分配嚴重不公，改革紅利被權貴集團吞噬，腐敗成為國家機器運轉的潤滑劑，政府喪失了維繫社會公正的基本功能。

四、信仰破滅，道德淪喪：「文革」結束後，中國社會存在著普遍的信仰危機。「六四」將國人自毛時代以來蓄積的政治能量，一次性釋放殆盡後，全體投入商海逐利；也令大小官員頓悟權力的價值，不再迷信理想的神聖。周永康、徐才厚等中共高官的暴富史，實為共產主義信仰崩塌之明證。隨著26年間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格分裂、道德淪喪、弄虛造假、巧取豪奪成為社會常態。

五、失信於民，社會撕裂：「六四」的另一後遺症，是社會責任感普遍喪失，關注公共利益者成為另類。各級政府機構普遍「公司化」，權力成為牟利工具。入黨只為做官，做官只為營利，黨員不對執政黨負責，官員不對體制負責，地方不對中央負責，軍隊不對國家負責。政權喪失公信力，掉進了「塔西陀定律」的陷阱；官與民撕裂為利益對立、互不信任的兩個板塊，中國掉進了吉拉斯的「新階級」陷阱。

六、危機處理，有權任性：當年高層誤判形勢，對危機的處理缺乏政治智慧，令有機會和平化解的社會衝突，以出動軍隊鎮壓收場，同時也為日後的暴力維穩樹立了樣板。近年地方政府在處理上訪、拆遷及社會群體事件時，往往誇大「敵情」，動輒使用暴力，以爭取更多的維穩經費和編製、裝備。維穩成了一條粗壯肥厚的產業鏈，也進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社會蓄積著暴戾之氣，仇恨的種子不時綻放出恐怖之花。

將來要想治癒這場悲劇在文化、道德層面上給中華民族留下後遺症，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時間。

悲劇的文化基因

歷史的悲劇往往與文化有關，「以倫理為宗教」（梁啟超語）的中國文化，孕育出「成王敗寇」的政治傳統。中國人兩千年徘徊於平時順民、亂世暴民的兩個極端，走不出王朝更迭的治亂週期律。

孫隆基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以「六四」事件為例，指西方文化「為殺父的文化」 ，中國文化為「殺子的文化」。的確，植根於航海、殖民傳統的基督教商業文明，崇尚競爭和冒險，鼓勵年輕人超越老年人。而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農耕文明，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長幼秩序，臣民忠於君主，幼者服從長者，否則便是「亂臣賊子」。

26年後探尋悲劇成因，不可忽視文明要素的缺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博弈雙方都缺乏西方現代政治文化中妥協、共存的智慧。廟堂上的老人和廣場上的學生，其實是同一種政治教育的產品：學生們陶醉於傳媒的聚焦和民眾的力挺，忘記自己身處險境，不理會 「希望同學們給黨內改革派一點時間」（閆明複語）的呼籲，多次推翻接近達成的妥協；老人們則堅持傳統的「江山意識」，將娃娃們的訴求視為「犯上作亂」，最終鐵心大開殺戒的同時，也斷送了政權自我更新的歷史機會。

另一缺失關乎科技文明：據我現場觀察，1989年學生和軍警所使用的通訊工具，僅限於對講機。當時國際流行的移動通訊已經進入中國，但模擬手機尚未普及；另一通訊利器萬維網（WWW）這一年剛剛在美國推出，要等上七八年才開始在中國運營。歷史不容假設，但我總是為自己的推想扼腕——若現代通訊科技提前在中國普及，則1989年的歷史很有可能改寫。

餘論

近百年來，中國人每隔幾十年做一場「中國夢」：1911年結束了「君主立憲夢」，改做「共和夢」；1949年第一「共和夢」結束，改做第二「共和夢」，這場夢逐漸變味，最終演化為歷時十年的噩夢；1976年毛時代結束，三年後「改革開放」又成新夢……。有夢想，才有前行的動力；美夢不斷變成噩夢，國人已習慣於被循環的歷史忽悠。

歷史的悲劇意識屬於全人類，超越一切種族和國界。1989年發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通過國際媒體的現場播報，震撼了全世界。中國人並未從這場悲劇中受益，事件最重大的意義，在於中國蝴蝶翅膀的扇動，引發了改變世界歷史的颶風。北京街頭的槍聲沉寂五個月之後，柏林牆於同年11月9日一夜崩塌，此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迅速改變了東歐多國的歷史，直至體量龐大的前蘇聯轟然解體。共產主義陣營的斷崖式塌方結束了冷戰時代，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

或許更加客觀的歷史評價，要在歷史事件過去50年至100年後才能做出，但政治改革所錯失的歷史機遇，卻很難再次出現。這一判斷，我在1989年5月18日《新觀察》《世界經濟導報》聯合舉辦的座談會上，就已經提出過，這裏不再重覆。

「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政治人物若缺乏歷史感，最終可能連現實感也會喪失。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辨人心所向，不明歷史潮流走向，極有可能犯下「顛覆性錯誤」。

2015年5月31日 北京風雨讀書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