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港矛盾因政改問題惡化，引發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罷課行動，參與者絕大部分是大專生，首天人數超過1萬3，即佔今年八大院校大專生總人數9萬5的14%。換作是一次示威大遊行，以本港15至79歲的人口作基數，按14%的參與度推算的話，遊行人數就會是實實在在的 85萬。如此出現「歷史最強音」，統治階級不但充耳不聞，還刻意於此時安排一個精英富豪團浩浩蕩蕩上京面聖接旨，衣香鬢影，期間更有多個富豪相繼發表抨擊、詆毀學生的言論，十足快意，兼且達到表忠目的。精英富豪與港人之間出現的這種鴻溝，實與古代的「朱門酒肉臭，野有餓死骨」異曲同工。
一、面聖團的窘
然而，細看面聖團的名單，可得另一深意。這個名單，清一色是「本土富豪」（此名詞簡化不得），並不包括大陸在港的紅色資本的老闆大班。大家勿以為後者還是十年前的斤両；不知不覺之中，紅色資本陣營已取得在港的一哥地位：至去年底，旗下在港上市的公司有 182家，包括主板158家、創業板24家，籌得資本共計約為16000億港元；若連Ｈ股、紅籌股、民企股在內，市值約佔港股的五成半，每天成交金額一般佔大市總交易額的七成。換句話說，中環從今年開始，已給紅色資本佔領；北京對三子領導的佔中運動如此緊張，此是重要原因之一【註1】。
紅色大亨對北京而言，可直接通過西環完全操控（如華潤頭頭被跨境「雙規」），但要這些人在港人面前當傳聲筒，卻無說服力還會惹反感，所以沒有必要跟團。況且，那些太子黨駙馬黨高調亮相曝光的話，不僅自身尷尬兼令港人驚愕，還有給外國傳媒和政府盯上的危險；於是，面聖團只含「本土富豪」。鎂光燈聚焦之下，這幾十個已然落得只剩「港資少數派」集體身份且在大陸有大量投資作為給中央「揸手」的兩制富豪，哪能不向一國至尊俯首？縱有獨立人格，庶幾亦得任由魚肉矣。
「窘」字從「君」從「穴」，粵音困。請君入穴，也得低頭。窘也不窘？不窘不窘，困也不窘。
二、「福地」論
「香港乃福地」之說，近日愈來愈流行，統治階級中人琅琅上口。的確，此輩在香港，賺錢予取予攜，消費紙醉金迷，真福地也！對他們而言，福地的意義，僅此而已，故歇後那句，當然就是「咪搞搞震搞衰晒」。然而，我們講的福地，物質以外，有同樣重要（甚或更重要）的精神價值。
中華文化傳統講的「福地」，有特殊宗教意義，泛指道觀或一些有靈氣有仙人居住的地方，皆與大商賈賺錢消費之所風馬牛不相及。五代名道士杜光庭著有道教神學地理書《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列明五嶽、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等等，都是名山，例如第一福地就是江蘇鎮江的茅山（另一說是陝西終南山）。杜光庭道教著作甚豐，「維基文庫」裏收錄了很多，古代奇情歷史小說《虬髯客傳》相傳亦是他的手筆。香港中學國文科數度課程「改革」之前，這部關於「風塵三俠」（虬髯客、李靖、紅拂女）的作品乃英文書院高中生必讀；其藝術手法高超，內容卻十足十保皇兼含帝國主義意識，結尾處恰巧還有一條勸人不要「搞搞震」的政治尾巴，妙絕（故事梗概見【註2】）。
道教本生中華，追尋一種透視、突破物質的生存境界；「福地」，就是這種超越純物質追求的一個起點。西方宗教也有類似的「福地」概念。在猶太╱基督教的傳統裏，以色列人的「福地」就是迦南，相當於今天的以色列和黎巴嫩一帶。迦南在古經裏也稱作「應允之地」、「流注着乳和蜜之地」。「福地」一詞，是基督教來華之後中國人給的稱呼。
迦南的故事有點複雜。簡單地說，耶和華許諾給阿伯拉罕多如繁星的後代，又允諾把迦南賞賜給他，但同時告訴他他的後代要受外方人統治，顛沛流離四百年，才能回到迦南（《創世紀15》）。這一切都應驗了：阿伯拉罕的後代（由他的孫子雅各起，稱作「以色列人」）果然流放埃及，歷盡艱辛之後才由摩西帶領出埃及（《出埃及記》）；摩西死後，以色列人再由摩西的繼承人若書亞帶領，進入迦南，驅趕掉邪惡的迦南人，終於得到那塊「應允之地」（《若書亞記》）。
迦南雖稱作「流注着乳和蜜之地」，但在以色列的文化傳統裏，迦南的終極意義，也是超越物質的。「乳」，象徵純潔、孩童的精神食糧；「蜜」，代表耶和華給以色列人的所有恩賜，包括信仰誡命【註3】。
話說回頭。香港的確是福地，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香港之「福」，並不僅僅是物質方面的；事實上，對不少生活拮据、甚或住在籠屋劏房裏的市民來說，物質方面的困厄，很難說是什麼「福」。大家都感受到並且引以為珍貴的「福」，是因為處於強梁的專制主義大國的邊緣上，還一直幸運地可以吸一口自由空氣，有法治、有廉政、有一點點民主體制的保障。正正是因為此非物質的「福」受到嚴重威脅，所以才要行動、要發聲，卻被一些壟斷了絕大部分物質之「福」的人干預，指為「搞搞震」。
人得到溫飽之餘，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一種是攀登「馬斯洛三角」，追求更高又更高的社會目的、行為意義與道德價值，即所謂發財立品【註4】。另一種就是國人常說的飽暖思淫慾，用猶太╱基督教的意象來表達，就是若書亞進入之前的迦南，或者阿伯拉罕時代的迦南——包括所多瑪與蛾摩拉兩個罪惡之城的迦南。
都是求「福」，都是想保有「福地」，卻有高下之分呀。
三、老坑難興業：中、美、日對比
人口結構影響經濟發展，這個觀點比較晚近才逐漸多了經濟學家去研究，因為人口過度、人口老化、少生、長壽等現象都會出現和發展得比較緩慢，不如一些爆炸性的問題如金融危機等那樣吸引大眾關注。不過，儘管人口經濟學到今天還是相當冷門，筆者卻有強烈興趣，所以最近看到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兩位教授（梁建章、王輝）與史丹福大學商學院的EdwardLazear教授合作的一個這方面的研究，便十分高興。論文的題目很簡單：《人口與興業》（Demographics and Entrepreneurship）【註5】。
這裏，興業指的是創設新公司；其重要性有兩個，一是新技術主要是由新創設的公司引進市場的，一是新增就業機會主要是由新創設的公司提供的。各國經濟的實況都是如此。
文章以此為立論：
一、興業需要創造力和經驗，年輕人有創造力但缺少經驗，老年人正好相反。因此，對個人來說，興業成功率與自己的年齡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倒轉U形曲線。
二、在平均年齡不斷增加、員工愈發長壽的公司（或國家經濟）裏，年輕人升級愈來愈困難，他們累積經驗的速度也就愈來愈慢；因此，任何年齡的員工要創業，其經驗都因累積緩慢而偏低。結果，這個公司（或國家經濟）的任何年齡的員工離開公司去興業，其平均成功率都會下降。成功率下降，興業的誘因就減弱；這個國家的興業家減少，富創造性的企業就減少，經濟就停滯。
作者以日本過去的二十五年經濟停滯不前作引子。日本企業的研發投資平均是GDP的3%，在已發展（OECD）國家中最高，但高科技創業的成績卻不如理想。跟美國比：在美國，前十名的高科技公司中的五間，都是1985年以後成立的，創始時創辦人的平均年齡為28歲；在日本，前十名的高科技公司，沒有一所是1975年之後創立的。日本的新公司進場率從六七十年代的6.5%降至九十年代的3%，比起美國的數字的三分之一還不到，也是在OECD國家中最低的。在美國，現時18至64歲的工作人口中，有4.9%的人正在積極籌組新公司；在日本，只有 1.9%。作者認為這是日本經濟三十年愈來愈落後於美國的重要原因。
一直以來，不少人以為日本經濟不振，皆因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圓狂升至最後地產泡沫爆破引致的；筆者對此一直抱有懷疑，看了這篇文章就更加覺得這個以資產市場價格加滙率波動的解釋不着邊際。
研究了大量發展中和已發展國家的數據後，文章進一步給出兩個實證結果：一、國民年齡中位數每增加一個標準誤差（standard deviation）的話，新公司組成率就下降2.5個百分點，長期平均速率則下降四成；二、平均年齡較高的社會裏，任何年齡組的興業率都較低。結果（一）表示年齡因素對興業的影響的確很大；結果（二）支持了上面講的第二點立論。
這個研究提出的問題，對中國非常不利，因為中國的人口老化速率十分高。筆者找出美國智庫CSIS的人口資料，對比中國和美國在2005、2030、2050年之間的人口老化率，給讀者參考【註6】。
2005年，中、美的人口年齡中位數分別是32.6歲和36歲；中國比美國「年輕」。
2030年之時，中、美的人口年齡中位數將分別是42.2歲和38.6歲；中國反過來明顯比美國「年老」。
2050年之時，中、美的人口年齡中位數將分別是47.4歲和39.6歲；中國比美國「年老」得多。
最後兩組數字是中肯估算，用的假設都不極端。須知人口年齡中位數的估算通常十分準確，不像股市指數那樣多變難測，因為幾乎所有影響這個中位數的人，一個一個都存在了；並且，這些人每年都長一歲，人人如此，歲歲如是，除了年中離世的，所以計算很容易。
中國人的創造力不算高。筆者常常給學生舉的例子是：現代辦公室裏的用品，從萬字夾到橡皮圈到電腦到傳真機，都不是中國人發明的，除了紙張；但那已經是兩千年前漢朝時的事了，之後一片空白。至於活字版印刷—中國另一可用於生產辦公室用品的發明，則已經在三十年前左右完全淘汰了。過去如是，往後由於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關係，就更不容樂觀。
最近大陸稍稍放鬆了禁育政策，但能夠產生的邊際影響很有限，而且遠水救不了近火。日本的老化速度現時比大陸快，不過人家的問題出在社會富裕之後，而大陸則相反，還未普遍富裕，問題就出現了。
《氣短集》之四十九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大陸中央政府官網之http://www.gov.cn/jrzg/2014-01/22/content_2573270.htm
【註 2】隋末司空楊素家妓張氏（紅拂女）與李靖（軍事家，效力李世民）私奔，途中遇豪俠虬髯客，相談甚歡，並相約見於太原。抵太原後，李靖引虬髯客見「真命天子」李世民，虬髯客見之心死，遂放棄逐鹿中原，攜妻僕遠走扶餘國（今朝鮮一帶），殺其主自立。消息傳回，李靖與紅拂女灑酒遙賀。小說最後說：「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業，豈虛然哉。」作品成於晚唐亂世而寫隋唐之際的事，勸人識趣勿搞搞震想造反也。
【註3】見http://www.biblestudytools.com/encyclopedias/isbe/milk.html；http://www.biblestudytools.com/encyclopedias/isbe/honey.html。
【註4】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Maslow's_hierarchy_of_needs
【註5】論文下載可到 nber.org輸入workingpaper number:20506
【註6】見http://www.voltairenet.org/IMG/p ... he_21st_Century.pdf
2014年9月24日星期三
林和立: 習近平與韓非
大獨裁者習近平通過打破如「集體領導制」、「黨政分開」等黨內規條得以大權在握，但連一向自我感覺良好的習總都察覺到他的權力欠缺合法性與認受性。在習的御用政治化妝師、包括政治局委員王滬甯與栗戰書的建議下，習總把下月召開的「四中全會」的主旋律定為弘揚「依法治國」，口號是把權力放在憲法與法律的框架內，目的是向外界宣示小習的政權是牢牢建基於有中國特色的法治體系。
其實習總在去年「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已指出黨政單位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全社會忠於、遵守維護、運用憲法法律的制度」。《決定》更強調中共要「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習總在九月五日全國人大成立6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更慷慨激昂地宣佈中共要「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切實防止出現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的現象」。
據國內法學專家介紹，「四中全會」除了在概念上為依法治國打強心針外，中共亦會推出幾項實際的舉措。例如繼習總在九月五日相隔22月重提「依憲治國」後，人大可能設立1949年以來第一個憲法法庭或憲法監護委員會，其職權包括決定哪些政府行為因為違憲而需要取締。同時，根據七月公佈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法院将「探索建立与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換句話說，司法系統將相對「去政治化」，黨政部門在正常情形下不可干預法庭；而法官的專業程度將明顯提高，地方法官將脫離同級黨委的控制等。
問題是，中共始終沒有解決80年代人大委員長彭真提出有關「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習近平在上台後便三申五令，包括司法在內的任何改革都不能影響中共作為執政黨的地位；他強調中共「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题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现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正如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孟立聯所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以保障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的」。司法部長吳愛英前不久更呼籲司法人員要「深刻理解領會習近平總書記對廣大司法行政幹警和法律服務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領導、聽黨指揮」云云。
的確，習上台後司法領域不斷倒退，連最起碼的程式公義都欠奉。最惡劣的例子是中央電視台任意播放未經審訊的嫌疑犯在派出所內痛哭流涕的「供詞」，數百維權律師被剝奪專業資格甚至關進黑獄，而異見分子可以在沒有律師辯護情況下被判重刑。今年一月中共號稱取消了勞教制度，但實則上各省市的公安機構仍然通過不同名目在未通過司法程式下長時間關押所謂社會滋事分子。當然，人大常委8月31號有關香港特區普選行政長官的安排更是有中國特色的議會在完全罔顧法律原則下為政治服務的典範！
事情發展到這地步中國人民終於明白，對普世式民主一竅不通但鍾情於老祖宗有關權術與「王道」論述的小習是法家泰斗韓非的超級粉絲。秦始皇在西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後焚書坑儒，但此暴君卻深信法家用嚴刑峻法治國的方略。韓非主張中央集權，所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而大獨裁者可以利用法律來鞏固足以「制天下而征諸侯」的無比威信。韓非主張「以法為教」,法律配以權術可以達到「定分止爭、興功懼暴」之效。為了贏取人民的信服，韓堅持貴族與庶民同樣要守法，當權者要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當然，法家沒有說清楚但明眼人都知道的是：皇帝與皇朝淩駕於法律之上，嚴刑峻法只為君主服務！用今天的語言表述，即「黨國」是憲法與法律的來源與根據，而像習總那樣集黨、政、軍、特大權于一身的秦始皇第二更可以利用手上的權力魔術棒讓法律隨自己的喜愛起舞。
毛澤東與習近平都是秦始皇的擁躉。老毛無法無天，導致文革十年浩劫與中共頻臨沒頂之災。小習通過馴服與閹割法制來構建二十一世紀的封建皇朝與無限期延續中共「永久執政黨」的地位。但結果是人民失去分辨守法與違法的標準，十三億人民都在鑽法律罅，結果道德淪亡，一切向錢與權看。身為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的小習對法治與倫理的破壞可能跟熱愛和尚打傘的老毛不相伯仲！
其實習總在去年「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已指出黨政單位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全社會忠於、遵守維護、運用憲法法律的制度」。《決定》更強調中共要「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習總在九月五日全國人大成立6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更慷慨激昂地宣佈中共要「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切實防止出現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的現象」。
據國內法學專家介紹，「四中全會」除了在概念上為依法治國打強心針外，中共亦會推出幾項實際的舉措。例如繼習總在九月五日相隔22月重提「依憲治國」後，人大可能設立1949年以來第一個憲法法庭或憲法監護委員會，其職權包括決定哪些政府行為因為違憲而需要取締。同時，根據七月公佈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法院将「探索建立与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換句話說，司法系統將相對「去政治化」，黨政部門在正常情形下不可干預法庭；而法官的專業程度將明顯提高，地方法官將脫離同級黨委的控制等。
問題是，中共始終沒有解決80年代人大委員長彭真提出有關「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習近平在上台後便三申五令，包括司法在內的任何改革都不能影響中共作為執政黨的地位；他強調中共「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题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现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正如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孟立聯所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以保障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的」。司法部長吳愛英前不久更呼籲司法人員要「深刻理解領會習近平總書記對廣大司法行政幹警和法律服務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領導、聽黨指揮」云云。
的確，習上台後司法領域不斷倒退，連最起碼的程式公義都欠奉。最惡劣的例子是中央電視台任意播放未經審訊的嫌疑犯在派出所內痛哭流涕的「供詞」，數百維權律師被剝奪專業資格甚至關進黑獄，而異見分子可以在沒有律師辯護情況下被判重刑。今年一月中共號稱取消了勞教制度，但實則上各省市的公安機構仍然通過不同名目在未通過司法程式下長時間關押所謂社會滋事分子。當然，人大常委8月31號有關香港特區普選行政長官的安排更是有中國特色的議會在完全罔顧法律原則下為政治服務的典範！
事情發展到這地步中國人民終於明白，對普世式民主一竅不通但鍾情於老祖宗有關權術與「王道」論述的小習是法家泰斗韓非的超級粉絲。秦始皇在西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後焚書坑儒，但此暴君卻深信法家用嚴刑峻法治國的方略。韓非主張中央集權，所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而大獨裁者可以利用法律來鞏固足以「制天下而征諸侯」的無比威信。韓非主張「以法為教」,法律配以權術可以達到「定分止爭、興功懼暴」之效。為了贏取人民的信服，韓堅持貴族與庶民同樣要守法，當權者要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當然，法家沒有說清楚但明眼人都知道的是：皇帝與皇朝淩駕於法律之上，嚴刑峻法只為君主服務！用今天的語言表述，即「黨國」是憲法與法律的來源與根據，而像習總那樣集黨、政、軍、特大權于一身的秦始皇第二更可以利用手上的權力魔術棒讓法律隨自己的喜愛起舞。
毛澤東與習近平都是秦始皇的擁躉。老毛無法無天，導致文革十年浩劫與中共頻臨沒頂之災。小習通過馴服與閹割法制來構建二十一世紀的封建皇朝與無限期延續中共「永久執政黨」的地位。但結果是人民失去分辨守法與違法的標準，十三億人民都在鑽法律罅，結果道德淪亡，一切向錢與權看。身為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的小習對法治與倫理的破壞可能跟熱愛和尚打傘的老毛不相伯仲！
李怡：年輕人的夢想總有一天會成真
除了嘲諷罷課學生為紅衞兵、被外國勢力利用、受別有用心的成年人唆擺等誣陷之詞，稍有見識的人大都會表示欣賞罷課學生的熱情，說年輕人有理想、有時採取激烈的行動「好正常，也是好事」，連政府發言人也不得不說，尊重同學對民主理想的追求和執着。不過這些識時務者會說學生衝動，沒有深思熟慮，未經世故，而結論都以不會有甚麼效果、人大常委決定不會改變來勸喻學生不要白費工夫，以免影響學業，甚至留下案底，影響未來出路。一位曾經在七十年代參加學運的人，在肯定學生熱情時叫他們要「分析成本效益」，想清楚會付出甚麼代價。他沒有反思一下：四十年前他參加抗爭活動時，他難道沒有考慮過會影響出路就業？
2008年一個秋日午後，在華爾街著名顧問公司擔任高職的25歲年輕人Adam Braun走進一間大銀行。當時他擁有他曾認為可以得到快樂的東西──工作、房子、人生。他的衣櫃掛滿醒目西服，他的名片印着顯赫的名號，他走到哪裏都受到尊敬。他看似少年得志，然而，在內心深處，他不再喜愛自己創造的人生，他逐漸失去了幸福感。深夜裏，有個聲音讓他無法成眠，這聲音告訴他，如果他以目標而非私利衡量人生，他會有更大的成就感。他不要再蹉跎，現在就是開始追逐夢想的時刻。他走進銀行，用25美元開了一個叫「鉛筆的承諾」的賬戶，決心以非營利機構在全球的貧困地區建學校。他的決心來自一次旅途，他問一個印度的小乞丐：「全世界你最想要的東西是甚麼？」孩子滿懷渴望地回答：「一枝鉛筆。」當他從背包中拿出一枝鉛筆，交到乞兒手上時，孩子的整個臉都亮起來。因為他從未上過學，但他看過其他孩子用鉛筆寫字。對我們來說，鉛筆只是書寫工具，但對這個乞兒來說，那是一把鑰匙，一個象徵，一扇通往創造力、好奇心和可能性的門。這段經歷，使Braun心存夢想，就是要為貧困孩子建立免費學校。
他進華爾街任高職，希望用二十年時間辛苦賺錢，然後拿這筆錢去興建學校，要搞定財務才冒險。但有朋友對他說：「你完全錯了，現在才是冒險的時候。等二十年你有了家庭和房貸，你有太多責任，你才無法冒險。」於是Braun放手一搏。他並非經營公司的成功人士，既沒有足夠的資歷證明將來會成功，也沒有豐厚金錢作後盾。他只是平凡人，想證明人不分年齡、身份地位和所處環境，都有能力改變世界。
之後，他全心投入全球教育的志業。他熱誠推廣「鉛筆的承諾」的觀念，去募款，到世界各貧困地區建校，不到5年的時間，他成功地在全世界蓋了220所學校，實施了超過1,500萬小時的課程。2012年，29歲的他同時獲選為《Forbes》雜誌「30位30歲以下創業新秀」以及《Wired》雜誌「50位改變世界的人」。Adam Braun把他推動理想的經歷寫成一本書《一枝鉛筆的承諾》。在書的「終曲」中，他說：「當多數人將年輕視為弱點時，它其實是很強的優勢。年輕最強大的力量是你沒有生活經驗，得以知道甚麼事不能做。」成年人會記得達成某種事情很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年輕人沒有這個負擔。馬丁．路德．金帶領罷乘種族隔離的巴士的運動，不過26歲；蓋茨20歲創立微軟公司；朱克伯格19歲建立facebook。巴基斯坦16歲的馬拉拉為爭取婦女受教育，在上學途中遭到塔利班槍手企圖暗殺，頭部中槍，一度危殆，康復後仍每天站出來要求改變。Adam Braun說：「年輕人呀，請不要讓任何人告訴你，你的夢想不能實現，不管夢是大是小，你絕對可以讓它成真。」
基於對極權政治的了解，必須承認，當前學生爭取的真普選，比上述任何夢想的實現都難。我們面臨的，不是經濟很差，不是民不聊生，而是文明的崩解，是以一黨提名的專權政治踐踏香港的文明體制。前天習近平已清楚表明，以「中央政府的領導」和「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帶領」來取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正如卡繆 1957年在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詞中說：「每個世代內心懷抱着改造世界的理想……而我們這世代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這是好大好困難的任務，但香港學生已決心挑起這個任務。罷課不寄望於會使一個專制政權收回成命，但大規模的罷課卻能喚起民眾，促使公民抗命全面開花。時間在年輕一代手裏，只要持之以恆，推之以廣，只要相信「強權永遠不能代替真理」，即使悲觀如筆者，也深信年輕人的夢想總有一天會成真。而在參與這個偉大運動的過程中，年輕人的努力與經驗，也會改變人的一生，往更美好與有意義的人生前進。
2008年一個秋日午後，在華爾街著名顧問公司擔任高職的25歲年輕人Adam Braun走進一間大銀行。當時他擁有他曾認為可以得到快樂的東西──工作、房子、人生。他的衣櫃掛滿醒目西服，他的名片印着顯赫的名號，他走到哪裏都受到尊敬。他看似少年得志，然而，在內心深處，他不再喜愛自己創造的人生，他逐漸失去了幸福感。深夜裏，有個聲音讓他無法成眠，這聲音告訴他，如果他以目標而非私利衡量人生，他會有更大的成就感。他不要再蹉跎，現在就是開始追逐夢想的時刻。他走進銀行，用25美元開了一個叫「鉛筆的承諾」的賬戶，決心以非營利機構在全球的貧困地區建學校。他的決心來自一次旅途，他問一個印度的小乞丐：「全世界你最想要的東西是甚麼？」孩子滿懷渴望地回答：「一枝鉛筆。」當他從背包中拿出一枝鉛筆，交到乞兒手上時，孩子的整個臉都亮起來。因為他從未上過學，但他看過其他孩子用鉛筆寫字。對我們來說，鉛筆只是書寫工具，但對這個乞兒來說，那是一把鑰匙，一個象徵，一扇通往創造力、好奇心和可能性的門。這段經歷，使Braun心存夢想，就是要為貧困孩子建立免費學校。
他進華爾街任高職，希望用二十年時間辛苦賺錢，然後拿這筆錢去興建學校，要搞定財務才冒險。但有朋友對他說：「你完全錯了，現在才是冒險的時候。等二十年你有了家庭和房貸，你有太多責任，你才無法冒險。」於是Braun放手一搏。他並非經營公司的成功人士，既沒有足夠的資歷證明將來會成功，也沒有豐厚金錢作後盾。他只是平凡人，想證明人不分年齡、身份地位和所處環境，都有能力改變世界。
之後，他全心投入全球教育的志業。他熱誠推廣「鉛筆的承諾」的觀念，去募款，到世界各貧困地區建校，不到5年的時間，他成功地在全世界蓋了220所學校，實施了超過1,500萬小時的課程。2012年，29歲的他同時獲選為《Forbes》雜誌「30位30歲以下創業新秀」以及《Wired》雜誌「50位改變世界的人」。Adam Braun把他推動理想的經歷寫成一本書《一枝鉛筆的承諾》。在書的「終曲」中，他說：「當多數人將年輕視為弱點時，它其實是很強的優勢。年輕最強大的力量是你沒有生活經驗，得以知道甚麼事不能做。」成年人會記得達成某種事情很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年輕人沒有這個負擔。馬丁．路德．金帶領罷乘種族隔離的巴士的運動，不過26歲；蓋茨20歲創立微軟公司；朱克伯格19歲建立facebook。巴基斯坦16歲的馬拉拉為爭取婦女受教育，在上學途中遭到塔利班槍手企圖暗殺，頭部中槍，一度危殆，康復後仍每天站出來要求改變。Adam Braun說：「年輕人呀，請不要讓任何人告訴你，你的夢想不能實現，不管夢是大是小，你絕對可以讓它成真。」
基於對極權政治的了解，必須承認，當前學生爭取的真普選，比上述任何夢想的實現都難。我們面臨的，不是經濟很差，不是民不聊生，而是文明的崩解，是以一黨提名的專權政治踐踏香港的文明體制。前天習近平已清楚表明，以「中央政府的領導」和「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帶領」來取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正如卡繆 1957年在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詞中說：「每個世代內心懷抱着改造世界的理想……而我們這世代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這是好大好困難的任務，但香港學生已決心挑起這個任務。罷課不寄望於會使一個專制政權收回成命，但大規模的罷課卻能喚起民眾，促使公民抗命全面開花。時間在年輕一代手裏，只要持之以恆，推之以廣，只要相信「強權永遠不能代替真理」，即使悲觀如筆者，也深信年輕人的夢想總有一天會成真。而在參與這個偉大運動的過程中，年輕人的努力與經驗，也會改變人的一生，往更美好與有意義的人生前進。
WSJ: Britain's Betrayal of Hong Kong
London fails to call Beijing on its broken promises of autonomy.
A political showdown looms in Hong Kong. Beijing has stripped the city of the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t promised in a 1984 treaty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Local residents are preparing a campaign of civil disobedience in protest. Yet London has failed to express even mild criticism of Beijing's treaty violatio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overwhelmingly want to elect their next Chief Executive, a reform that until a month ago seemed within reach. On Monday universit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began a week-long boycott of classes to demonstrate for democracy. A new poll from Chinese University shows that one-fifth of the population is considering emigration because of the city's uncertain future.
This turmoil is the result of Beijing's shock decision at the end of August to rig the 2017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with the most antidemocratic system tabled by its local supporters. Only politicians who receive majority support from a committee packed with Beijing's supporters will be allowed to run.
The Communist Party's response to criticism is that any election conducted with universal suffrage is a step forward.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did not explicitly promise democracy, and the British didn't introduce elections for legislators until five years before their departure. So it is the "rankest hypocrisy,"in the words of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K., for Chris Patten, the last colonial governor, to claim London has a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speak up for Hong Kong.
Yet the desire for greater democracy was the critical issue facing Hong Kong long before the 1997 handover. Beginning in 1985, a drafting committee of local residents and Chinese officials created a constitutional document, the Basic Law, reflecting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s promise of self-government. "How Hong Kong develops its democracy in the future is completely within the sphere of the autonomy of Hong Kong," Lu Ping, China's top official on Hong Kong matters, promised in the People's Daily in March 1993.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not interfere."
That's a promise Beijing broke. In 2004 it reinterpreted the Basic Law to mean that Hong Kong could not initiate political reform without its prior approval. In 2007 it ruled out elections in 2012. Last month's decree mandates a vetting system similar to the kind of "democracy" that exists in Iran, where thousands of candidates are routinely disqualified by the regime.
As a signatory to the Joint Declaration, only the U.K. has the legal standing to protest Beijing's broken promises. So how did London respond? For four days, the Foreign Office said nothing. Finally it put out a statement even more abject than silence: "We welcome the confirmation that China's objective is for the election of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through universal suffrage." Martin Lee, Hong Kong's doughtiest fighter for democracy, rightly summed up London's attitude as "kowtowing to Beijing for 30 pieces of silver."
It's true Britain's power to influence developments in Hong Kong is limited. Yet Beijing's xenophobic bluster shows that it still fears a principled statement from London to defend the territory's autonomy. Chinese media routinely accuse pro-democracy politicians of being funded by foreign "black money"—even as Beijing pumps money into local puppet groups.
When Margaret Thatcher agreed to return Hong Kong to Chinese sovereignty, she defended the decision on grounds that the U.K. would hold Beijing to its treaty commitments. Count that as one more Thatcherite legacy her successors have failed to honor.
A political showdown looms in Hong Kong. Beijing has stripped the city of the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t promised in a 1984 treaty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Local residents are preparing a campaign of civil disobedience in protest. Yet London has failed to express even mild criticism of Beijing's treaty violatio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overwhelmingly want to elect their next Chief Executive, a reform that until a month ago seemed within reach. On Monday universit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began a week-long boycott of classes to demonstrate for democracy. A new poll from Chinese University shows that one-fifth of the population is considering emigration because of the city's uncertain future.
This turmoil is the result of Beijing's shock decision at the end of August to rig the 2017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with the most antidemocratic system tabled by its local supporters. Only politicians who receive majority support from a committee packed with Beijing's supporters will be allowed to run.
The Communist Party's response to criticism is that any election conducted with universal suffrage is a step forward.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did not explicitly promise democracy, and the British didn't introduce elections for legislators until five years before their departure. So it is the "rankest hypocrisy,"in the words of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K., for Chris Patten, the last colonial governor, to claim London has a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speak up for Hong Kong.
Yet the desire for greater democracy was the critical issue facing Hong Kong long before the 1997 handover. Beginning in 1985, a drafting committee of local residents and Chinese officials created a constitutional document, the Basic Law, reflecting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s promise of self-government. "How Hong Kong develops its democracy in the future is completely within the sphere of the autonomy of Hong Kong," Lu Ping, China's top official on Hong Kong matters, promised in the People's Daily in March 1993.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not interfere."
That's a promise Beijing broke. In 2004 it reinterpreted the Basic Law to mean that Hong Kong could not initiate political reform without its prior approval. In 2007 it ruled out elections in 2012. Last month's decree mandates a vetting system similar to the kind of "democracy" that exists in Iran, where thousands of candidates are routinely disqualified by the regime.
As a signatory to the Joint Declaration, only the U.K. has the legal standing to protest Beijing's broken promises. So how did London respond? For four days, the Foreign Office said nothing. Finally it put out a statement even more abject than silence: "We welcome the confirmation that China's objective is for the election of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through universal suffrage." Martin Lee, Hong Kong's doughtiest fighter for democracy, rightly summed up London's attitude as "kowtowing to Beijing for 30 pieces of silver."
It's true Britain's power to influence developments in Hong Kong is limited. Yet Beijing's xenophobic bluster shows that it still fears a principled statement from London to defend the territory's autonomy. Chinese media routinely accuse pro-democracy politicians of being funded by foreign "black money"—even as Beijing pumps money into local puppet groups.
When Margaret Thatcher agreed to return Hong Kong to Chinese sovereignty, she defended the decision on grounds that the U.K. would hold Beijing to its treaty commitments. Count that as one more Thatcherite legacy her successors have failed to honor.
陳祖為﹕普選有沒有國際標準？
近兩個月來，中央政府展開一連串輿論攻勢，反對泛民的「普選有國際標準」這立場。9月17日，《明報》頭版刊出了一則政治廣告，內容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約》）第25條b項和香港《基本法》第45條中，並沒有「真普選」、「國際標準」、「公民提名」、「一人一票」、「提名不應有不合理限制」、「無篩選」的字眼；條文既無提及，人們就不應視《公約》為標準，去論別什麼是「真普選」、什麼是「假普選」。
這則廣告真是胡說八道。署名為「一群為香港爭取公義的市民」的人，恐怕連這條公約也沒有讀清楚，我也懷疑他們是否知道公義為何物。
首先，讓我們看看《公約》第25條b項是怎樣說的：
「每個公民應有下列權利和機會，……不受不合理的限制：……（b）在真正、定期的選舉（genuine periodic elections）中投票和被選舉，這種選舉應是普及和平等的並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以保證選舉人的意志的自由表達；……」
《公約》第25條b項當然沒有提及「國際標準」，因為它本身就是。而且它正正在說明什麼是「真正的選舉」：真正的選舉應是普及平等的（最簡單直接的體現方法就是「一人一票」），投票權和被選權不應受到「不合理的限制」。眾所周知，被選權與提名權息息相關。若被選權不應受到不合理限制，則提名權也應作如是觀。若說《公約》第25條b項沒有提及「真普選」、「一人一票」和「提名不應有不合理限制」，並以此否定《公約》在判別「真普選」的作用，實在是亂說一通、不負責任的謊言。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1996年公布的《第25號一般性意見》中，進一步闡釋了《公約》第25條所說的「真普選」的內涵。此文件第15段指出，參選權必須有效落實，方可確保選民有自由選擇候選人的權利；而公民的參選權是不應基於一些不合理或帶有歧視性質的原因而被剝奪，例如參選者的政治聯繫；第17段繼而指出，參選權不應限於特定政黨或有黨籍的人士才可享有，最低提名人數亦必須合理，不應成為為了阻止某些人當候選人而所設的障礙，個人的政見亦不應成為剝奪任何人參選權的理由。（註一）
由此可見，《公約》和《第25號一般性意見》鄭重地申明了真正選舉的標準——普及而平等，公民的選擇自由在投票權和被選權中沒有受不合理的限制，而政治聯繫、政黨背景和政見等，皆為不合理的限制理由。
若我們進一步看看其他地域性的條約和宣言，也不難發現近似《公約》和《第25號一般性意見》的說法。（註二）例如：
《獨立國家聯合體成員國中的民主選舉、選舉權和自由公約》（2002）（註三），第9條：真正的選舉
2. ……在真正的選舉中，是有着真正的政治多元化、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和在國家法律保護下，各政黨合法地活動的多黨制度。
《非洲民主、選舉和治理憲章》（2007）（註四），第3條締約國應按照以下原則，實施這一憲章：……11. 加強政治多元化，承認依法成立的政黨享有的角色、權利和責任，這包括反對派政黨，它們應該在國家法律下享有合法地位。
真正民主選舉鼓勵政治多元
從以上的條約和宣言可見，不少國家和地域性組織，對真正的民主選舉其實是有着共同的理解。「真普選」是有「國際標準」的。真正的民主選舉，除了是普及而平等外，也應是鼓勵政治多元化和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在政治上容許不同聲音，不會透過不合理的選舉限制來打壓反對派和政見不同人士。因為唯有尊重政治多元化，選民才有充分的選擇自由。
在香港，泛民一直得到五成至六成香港人支持，不少香港人認同泛民對民主、人權、法治、自由等重要價值的堅守。如今人大常委會為行政長官選舉設下重重關卡，可以預見，有實力的泛民參選人要取得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成員支持而成為候選人，機會相當渺茫。泛民若因此而無從競逐行政長官選舉，即是說香港五成至六成人所重視的那些政治價值，無法在選舉中充分地提出來。社會主要聲音竟被摒於門外，如斯「普選」，何以說得上是「真」？
當然，即使普選有國際標準，香港是否有法律義務執行它是另一個問題，也是較複雜的問題。英國於1976年把《公約》引入香港，但對《公約》第25條（b）的適用作出保留：「就公約第25條（b）可能要求在香港設立由選舉產生的行政局或立法局而言，英國保留不適用該款的權利。」有論者認為因為這一保留，本港行政長官或其他的選舉毋須依從25（b）的規定。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由1995年起，已多次指出對25（b）的保留，雖可免卻香港引入選舉的責任，但一旦香港決定以選舉產生行政或立法機關，其選舉方法必須遵守25（b）規定。人權委員會是聯合國解釋《公約》的權威機構，《公約》簽署國有責任跟從。香港大律師公會對25（b）及保留條款的意見，也跟人權委員會的一致。
當然，《公約》在香港法制內怎樣落實，是香港的內部事務。香港的法官在判案時是否願意跟從人權委員會的指引，也是法官們自己的決定。人權委員會並不是一個法律執行的機構，因此沒有權力在港直接執行《公約》。但香港特區還是有責任向人權委員會匯報《公約》的落實情况，以及面對人權委員會的質詢與提議。
《公約》25（b）是聯國訂立的國際標準
無論《公約》 25（b）在香港的法律地位如何，它是聯合國所訂立的國際標準，以識別選舉的真偽。這標準其實也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一個常識。而對這個常識，連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也有清晰的掌握。正如程翔先生指出，1944年2月2日，中共《新華日報》的社論清晰地界定什麼是真假普選。它說：「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該社論更一針見血地指出「假普選」之害，說：「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1944年中共還未取得政權，它所要求的選舉，卻是不折不扣的真普選。然而今天，中共掌權，北京既全盤否定「國際標準」，更把當年這「中共標準」忘記得一乾二淨！
作者是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註一：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5: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Voting Rights and the Right of Equal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 (Art. 25) (CCPR/C/21/Rev.1/Add.7) 12/07/1996.
註二：參Compendium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Elections (second edition, 2007)http://www.eueom.eu/files/dmfile ... or-elections_en.pdf
註三：Convention on the Standards of Democratic Elections, Electoral Rights and Freedoms i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2002)
註四：African Charter on Democracy, Elections and Governance (2007)
這則廣告真是胡說八道。署名為「一群為香港爭取公義的市民」的人，恐怕連這條公約也沒有讀清楚，我也懷疑他們是否知道公義為何物。
首先，讓我們看看《公約》第25條b項是怎樣說的：
「每個公民應有下列權利和機會，……不受不合理的限制：……（b）在真正、定期的選舉（genuine periodic elections）中投票和被選舉，這種選舉應是普及和平等的並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以保證選舉人的意志的自由表達；……」
《公約》第25條b項當然沒有提及「國際標準」，因為它本身就是。而且它正正在說明什麼是「真正的選舉」：真正的選舉應是普及平等的（最簡單直接的體現方法就是「一人一票」），投票權和被選權不應受到「不合理的限制」。眾所周知，被選權與提名權息息相關。若被選權不應受到不合理限制，則提名權也應作如是觀。若說《公約》第25條b項沒有提及「真普選」、「一人一票」和「提名不應有不合理限制」，並以此否定《公約》在判別「真普選」的作用，實在是亂說一通、不負責任的謊言。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1996年公布的《第25號一般性意見》中，進一步闡釋了《公約》第25條所說的「真普選」的內涵。此文件第15段指出，參選權必須有效落實，方可確保選民有自由選擇候選人的權利；而公民的參選權是不應基於一些不合理或帶有歧視性質的原因而被剝奪，例如參選者的政治聯繫；第17段繼而指出，參選權不應限於特定政黨或有黨籍的人士才可享有，最低提名人數亦必須合理，不應成為為了阻止某些人當候選人而所設的障礙，個人的政見亦不應成為剝奪任何人參選權的理由。（註一）
由此可見，《公約》和《第25號一般性意見》鄭重地申明了真正選舉的標準——普及而平等，公民的選擇自由在投票權和被選權中沒有受不合理的限制，而政治聯繫、政黨背景和政見等，皆為不合理的限制理由。
若我們進一步看看其他地域性的條約和宣言，也不難發現近似《公約》和《第25號一般性意見》的說法。（註二）例如：
《獨立國家聯合體成員國中的民主選舉、選舉權和自由公約》（2002）（註三），第9條：真正的選舉
2. ……在真正的選舉中，是有着真正的政治多元化、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和在國家法律保護下，各政黨合法地活動的多黨制度。
《非洲民主、選舉和治理憲章》（2007）（註四），第3條締約國應按照以下原則，實施這一憲章：……11. 加強政治多元化，承認依法成立的政黨享有的角色、權利和責任，這包括反對派政黨，它們應該在國家法律下享有合法地位。
真正民主選舉鼓勵政治多元
從以上的條約和宣言可見，不少國家和地域性組織，對真正的民主選舉其實是有着共同的理解。「真普選」是有「國際標準」的。真正的民主選舉，除了是普及而平等外，也應是鼓勵政治多元化和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在政治上容許不同聲音，不會透過不合理的選舉限制來打壓反對派和政見不同人士。因為唯有尊重政治多元化，選民才有充分的選擇自由。
在香港，泛民一直得到五成至六成香港人支持，不少香港人認同泛民對民主、人權、法治、自由等重要價值的堅守。如今人大常委會為行政長官選舉設下重重關卡，可以預見，有實力的泛民參選人要取得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成員支持而成為候選人，機會相當渺茫。泛民若因此而無從競逐行政長官選舉，即是說香港五成至六成人所重視的那些政治價值，無法在選舉中充分地提出來。社會主要聲音竟被摒於門外，如斯「普選」，何以說得上是「真」？
當然，即使普選有國際標準，香港是否有法律義務執行它是另一個問題，也是較複雜的問題。英國於1976年把《公約》引入香港，但對《公約》第25條（b）的適用作出保留：「就公約第25條（b）可能要求在香港設立由選舉產生的行政局或立法局而言，英國保留不適用該款的權利。」有論者認為因為這一保留，本港行政長官或其他的選舉毋須依從25（b）的規定。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由1995年起，已多次指出對25（b）的保留，雖可免卻香港引入選舉的責任，但一旦香港決定以選舉產生行政或立法機關，其選舉方法必須遵守25（b）規定。人權委員會是聯合國解釋《公約》的權威機構，《公約》簽署國有責任跟從。香港大律師公會對25（b）及保留條款的意見，也跟人權委員會的一致。
當然，《公約》在香港法制內怎樣落實，是香港的內部事務。香港的法官在判案時是否願意跟從人權委員會的指引，也是法官們自己的決定。人權委員會並不是一個法律執行的機構，因此沒有權力在港直接執行《公約》。但香港特區還是有責任向人權委員會匯報《公約》的落實情况，以及面對人權委員會的質詢與提議。
《公約》25（b）是聯國訂立的國際標準
無論《公約》 25（b）在香港的法律地位如何，它是聯合國所訂立的國際標準，以識別選舉的真偽。這標準其實也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一個常識。而對這個常識，連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也有清晰的掌握。正如程翔先生指出，1944年2月2日，中共《新華日報》的社論清晰地界定什麼是真假普選。它說：「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該社論更一針見血地指出「假普選」之害，說：「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1944年中共還未取得政權，它所要求的選舉，卻是不折不扣的真普選。然而今天，中共掌權，北京既全盤否定「國際標準」，更把當年這「中共標準」忘記得一乾二淨！
作者是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註一：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5: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Voting Rights and the Right of Equal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 (Art. 25) (CCPR/C/21/Rev.1/Add.7) 12/07/1996.
註二：參Compendium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Elections (second edition, 2007)http://www.eueom.eu/files/dmfile ... or-elections_en.pdf
註三：Convention on the Standards of Democratic Elections, Electoral Rights and Freedoms i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2002)
註四：African Charter on Democracy, Elections and Governance (2007)
林行止: 上賓堂前飲敬酒！ 抗命有理勝讀書?
一、時間將證明人大常委對香港「普選」訂定的框架，是過程粗暴的決定，是扼殺「兩制」、摧毀港人核心價值，把原本相得益彰、中西互補短長的開放社會，變為一個可能由中共「直轄」而毫無「直轄市」格局、氣派、條件和失去真實價值的政治怪胎！在中共體制內，像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般的直轄市，地位特殊、人事任免及機制運行，不能不講究權力網絡的「生態」與平衡，千絲萬縷的關係交織，絕非三朝兩夕可以建立和駕馭。香港「被直轄」容易，要有內地直轄市的架構和實質，恐怕便難乎其難，那位人大香港代表有關香港是直轄市的說法，不是胡言亂語，便是癡人說夢。
因為抗議人大常委劃地為牢的普選「樊籠」，香港二十五家大專院校部分師生，由昨天起啟動罷課（組織者學聯指參與和平靜坐罷課的學生達一萬三千之眾，從電視直播觀之，應與事實十分接近），為期五天。與此同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接見由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率領約七十位香港富商巨賈及專業人士……
在追求利潤的金錢世界，爭取賺錢優勢和機會，是營商者的本分，因勢利導（或說「勢利」），是商人須有的本事，助公益、說公義，是優裕商賈在不妨礙生意、甚至有機可乘、有空子可鑽的前提下才出現的「餘興」，亦是為在生時最易引起大眾注目的「炫耀性消費」及為「身後名」投資的門路。所以，與相當部分港人以「雞蛋碰石牆」即不惜付出代價抗拒政改框架的同時，赴北京的港商和專才會毫無猶豫地表態，認為人大常委拋出的那一套合情合理合法（《基本法》），對未來香港發展只有好處……這類言詞，有人聽了會感彆扭，卻不該以為那是他們違心之論。持不同見解的香港人用不着罵他們，因為香港人實在不宜在彼此間繁衍敵意、遑論互相仇視。要知道，這些資本主義世界的精英，莫不牢牢記得這句老話：「窮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他們也許還未醒覺無論貧富以至意識形態存着重大差異，如今港人都是躋身在同一條船上，「動彈」—自由活動—的空間有限。這批應中央邀請的「上賓」，哪來不飲敬酒的豹子膽?!事實上，他們在香港「人和政通」，能夠盤滿缽滿的其中一項原因，便是慣性附和政府（北京和香港）的看法，不會同情反對勢力，因此認為罷課佔中都是心智未成熟的表現，是受人（尤其是「外人」）教唆，他們的行動因而不利香港且對國家有害。這些北京「上賓」，遂把擔心「後生細仔」的行動「失控」以致貽誤香港競爭力及令經濟發展倒退這類「大道理」，掛在口邊。
商人是繁榮的使者，但在政治方面，大多只有「應聲」的膽量和戲分，「正」見與群情脫節，是意料中事；讓筆者深以為異的是，對北京而言，他們北上的作用何在？要是為了減少分歧的「統戰」，這班商家和專才還需要「統」麼？若非為「統戰」，難道是華麗包裝版的「幫港出聲」？當然，這種安排更可以是為人大常委打打氣，讓領導人不只聽到而是親睹港人的「支持」—連「啦啦隊」亦不同凡響，豈不反證了人大常委決定的正確（稍後再組織一些圈外圍內人士上京表態支持，令人大常委的「正確性」大大提高）。這樣說來有點輕浮，卻非犬儒之說。
二、回歸十七年，先後出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均由小圈子選舉產生，他們都是個人能力不弱、肯負責任、積極任事、工作勤奮且能入中央「法眼」的愛國愛港人士。可是，出掌香港，卻稱不上勝任愉快且常出狀況！
董建華砸破前朝文官傳統的行政主導（變為行政長官主導，董氏以為「得計」，哪知卻因根基不穩、籌劃不周而處處碰壁），在二十三條立法上因急於求成、甘冒不韙而犯眾怒，未終任便借「痛」下台。好歹完成任期的曾蔭權，靠攏商界（資本家）、奉承北京（巴結黨官），在市民眼裏成了官商勾結、從公不力的庸吏，受「政敵」暗算，在繪聲繪影下被塑成「貪曾」，此形象拖拉至今未被擱下，「浮」冤能否得雪，在波譎雲詭的政治情勢下，誰亦說不準。梁振英角逐行政長官時，擺出走進民間的開明開放姿態，給人以作風民主、親民的觀感；他是否「潛伏」的中共黨員，曾受質疑，因為二三年前，不少港人尚有中共黨人「匿藏議程」（hidden agenda）的憂懼。至於其矢口否認是真是假，如今已無關宏旨；稍後由於梁氏施政缺乏支持，他於是公然倒向北京，由港共出面撐腰，這令他的施政與民意愈行愈遠；其治港功過，現在當然未能蓋棺論定，惟眾目睽睽，政治諮詢展開以來，「兩制」已在他手上斷送，港人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石，分崩離析，能否挽回，機會微乎其微。
特區政府經歷幾屆人事調遣，行政長官並不易為，精簡地說，原因之一是當權者的所作所為無法獲得港人信任。足為選舉布局設限的「權」，與應付管治的「責」，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政治文化，「信」與「任」的切割，兼祧權、責的行政長官，在「兩制」之間如何分身，端賴對「兩制」分野的拿捏而左右兼顧的打點，難免會有閃失而動輒得咎。
三、港人對《基本法》的理解，大多以為二○○七年以後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若要修改，據《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的規定，只要經立法會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通過，獲得行政長官同意，再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准便可推行。由於《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六十八條，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都是一式一樣地說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長官以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所以，當人們感到行政長官在位無力、管治失效時，自然想到在認受性方面，可藉選票顯示意向，予行政長官以貼近民意民情的主張，增添力度。
證諸過去小圈子選舉的「聽阿爺吹雞」（聞京樂起舞）而投票，港人對《基本法》那句「最終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充滿疑惑，因為「廣泛代表性」，早被「愛國愛黨」人士包抄而失衡。「和平佔中三子」帶頭提出要有「真」普選，泛民「老餅新秀」隨後透過「民間公投」，捧出「公民提名」，京派港共拿着逸出《基本法》規定的口實，繼聲討誣衊和平佔中行動之後，推出一波又一波的還擊行動，都是一些理性社會罕見、難以置信、非常反智、不是為解決問題而辯論、集思、溝通、講理，而是與「黨八股」相若，毫無意義的宣傳、表態和蠢動。把政改不同意見的爭拗，激化為幾近敵我矛盾的對壘！
假如說「三子」表達政改訴求，以「和平佔中」要挾特區和中央政府是策略錯誤，以此舉惹怒北 京而招致得不償失的反效果；那麼，人大常委連下三閘的政改框架，筆者今天便可斷言其對國家和香港的損害，是鑄成大錯！無論習近平總書記怎樣情詞懇切地說 「『一國兩制』不會改變」，已經於事無補。
看到中大校園那一萬三千多名參與罷課誓師的學生，大家不難明白北京單方面公布「一國兩制白皮書」與人大的政改設限，是傷透多少熱愛和保護「兩制」不變的港人的感情，年輕一輩的反感和失望，自此把他們從黃金大道的起點引往尋求「命運自決」的長期抗爭路！
政情變色遠近間．三之三
許驥: 衝破歷史死循環
■電影《黃金時代》講述民國時代傳奇女作家蕭紅的故事。互聯網
許鞍華導演的電影《黃金時代》，積數年之功，終於將在近日上映。在看過電影之後，已然說不清這是一齣港產片、國產片抑或合拍片。因為電影屏幕上出現的投資方，幾乎全都是大陸的公司。許鞍華在城大演講也說，她曾試圖在香港尋找投資方，但香港方面對此毫無興趣，最終她只得北上尋金。
城大演講，許鞍華、李歐梵、馬家輝對話。許鞍華說，電影在國外放映，有人看懂有人看不懂。李歐梵則說，要看這電影，恐怕還是有些文學知識儲備較好。其實，有沒有文學知識的儲備，看不看得懂，也不打緊。從《黃金時代》電影本身看，許鞍華大概是想令即便沒有聽說過蕭紅的人，也能從電影認識這位女作家。如果不知道電影中出現的大量作家是誰，大可將其當做一個完全虛構的故事。但看完電影，覺得真正需要思考的問題是：甚麼創造了「黃金時代」？
至於甚麼是「黃金時代」，沒有標準答案。但我們知道的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肯定是過去了的。不要忘記，1988年港產片可是有《郁達夫傳奇》（方令正導演、周潤發主演）這樣的電影。與《黃金時代》類似，都是作家傳記電影，在今天的香港影壇不敢想象。往事如煙，不堪回首。
文學評論家通常懷着浪漫的情懷，看待蕭紅這代人。李歐梵指出，五四的精神即「出走」，蕭紅作為後五四時代的女作家，出走之後，處境比男性更難。聽其他一些評論家的說法，感覺他們也傾向於讚美蕭紅一代人的精神，似乎認為是浪漫的思潮創造了「黃金時代」。沒錯，無論是戰亂、貧窮、顛沛流離，似乎都沒有嚇退他們。對熱愛自由的人來說，這些小小的困難，都是無關緊要的。然而，這是從文學的角度出發，未免有些過於強調個人在時代中的作用。若換個角度，從歷史望過去，雖冷冰冰不帶感情，卻更能解釋「黃金時代」何以出現。
蕭紅1911年出生，20歲徹底離家出走，那年是1931年。先在滿洲國，再到青島，後來跑到上海的租界，雖然也在北平、武漢、重慶住過，時間卻有限，最
後落腳香港，在這裏度過她人生的最後時光。實際上，她真正的「黃金時代」，是1931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前。跨度之短，很多人或許沒意識到。
回看蕭紅31歲的人生，真正的快樂時光，都是在傀儡政權、租界、殖民地度過的——這恐怕不是偶然。蕭紅說，她沒有甚麼偉大的理想，不過是希望能夠好好寫作。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恐怕也只有這些中國政府觸不到的地方，才有可能為作家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寫作環境。乍看之下，你可能無法接受——難道非要在沒有中國人話事的地方才有自由嗎？——事實就是如此。
中國數千年歷史，是個「死循環」。新政權建立後，政府逐漸強大，就開始迫害地方，經濟上剝削，思想上打壓。地方「頂唔順」，百姓造反。政府一失去控制力，地方經濟復蘇、思想活躍，時代就「黃金」起來了。仔細想想，蕭紅的「黃金時代」不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出現的嗎？中國歷史上，在思想層面，是有過好多次「黃金時代」的，但皆不外乎民進國退，政府疲敝之時——小政府則大時代，大政府則小時代。「黃金時代」果然回不去了嗎？未必。但我們需要的，恐怕不是在那個「死循環」中不可靠的「黃金時代」，而是一個不再有戰亂，政府權力受限制，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新聞自由的真正黃金時代！
歷史，總是面無表情，從不主動招徠路人。電影中，在日本休養的蕭紅給蕭軍寫信，說神保町附近有條河，與徐家匯附近的那條河相似。徐家匯的那條河，猜想大概是肇家浜吧？20世紀初，肇家浜作為法租界與華界的分界線。蕭紅曾經住在拉都路，故應該常能看到肇家浜。1954年，新中國的上海政府將河填埋，變成今天的肇嘉浜路。沒有人問過上海市民的意見，沒有人記得這段歷史。歷史之所以冰冷，是因為這歷史不是人民創造，與人民無關。
所以，《黃金時代》其實不僅是蕭紅一個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代「生如蟻，美如神」的中國人的故事。
2014年9月21日星期日
台灣富二代與黑二代合流！／文﹕南方朔
近年來，中國由於經濟發展，處處都是商機，遍地都是油水，於是官二代和商二代，遂都暴發，他們生活豪奢，糜爛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因而人稱中國是「土豪資本主義」。
而中國富二代的土豪作風，固不僅只發生在中國而已，台灣作為大中華經濟圈的一員，也有一部分商人沾到中國發展的利益，開始富變得更富，於是不但中國有富二代，台灣也有富二代。兩地富二代的作風幾乎完全相同。兩岸的壞風氣、壞習俗，其實早就統一了。
近年來，台灣富二代所鬧出的新聞不斷，主要的有﹕
——台北有個富二代，由於家庭在兩岸得利，他作風闊綽，出入夜店，到處把妹。而這個富二代李宗瑞之離譜，乃是台灣的夜店鶯鶯燕燕極多，每天半夜都有許多爛醉的少女，於是這個李宗瑞就像揀死人一樣，把這些爛醉或半醉的女子揀回家性侵，並拍攝淫照存證炫耀。
後來被害者提告，最近宣判，他被判79年，雖然可以上訴，但預料減刑的可能不大。意思是說，他可能一生都會在監牢中度過。因此這個荒淫的富二代被判重刑，真是人人稱快。
另外還有一個惡劣的富二代，開着名車酒駕，不是一次，而是多次，都出事撞死人而逃逸，他的惡行也惹起公眾極大的憤慨。
在富二代不斷出事之際，上個星期台灣出現了一宗更惡劣的案件。
9月12日，一對富二代情侶曾威豪和劉芯彤到台北一家夜店遊樂，因為酒醉喧嘩，吵到別的客人，因而夜店管理人員將他們抬出，於是這對富二代情侶就轉到附近的一家酒店。他們曾表示，被夜店趕走，「這筆帳要討回來」。
台北的夜店是個龍蛇雜處的行業，許多小黑道都在酒店和夜店工作。這對富二代情侶在吃了虧後，9月14日清晨，他們的黑道小兄弟透過手機，號召了50多人去夜店理論。當時有個刑警薛貞國在場，以私人身分處理，他和這些蠱惑仔一言不合，即大打出手。50幾個人，手拿各種棍棒打一個人，幾分鐘就把刑警薛貞國活活打死，另一個刑警打傷。一群人打死人後還去慶功。這宗群毆打死人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有3點﹕
刑警被打死富二代黑二代被收押
（一）事件最關鍵的是那對富二代情侶曾威豪和劉芯彤。曾男28歲，是台灣「燈飾大王」之子。小孩時為了逃避兵役，就送到澳洲當小留學生，澳洲大學沒畢業就回台。因為家中豪富，他名下就有台幣兩億多的豪宅。父母名下就有5輛超級跑車，都是他在使用。他生活奢華，每個月進出夜店酒店就花費百萬以上，也和其他富二代組成超跑車隊，到處呼嘯而過。他的女友劉芯彤也是富家子弟，22歲開賓士，全身名牌。由於奢華張狂，他們身邊當然有很多蠱惑仔，一有事就可喝出幾十人出來喊打喊殺。
（二）這宗群毆打死警察案，打得最兇殘的，有兩人，一個是萬少丞，一個是蕭叡鴻。他們都是台灣最大的外省黑道幫派竹聯幫和堂成員。而萬少丞的父親萬年祥乃是台灣過去的黑道松聯幫大老，由於家庭的黑道背景，所以萬少丞在少年輩黑道裏也是呼風喚雨，當天圍毆打死人，就有20多人是他叫來的。在打人時，他也喊叫「讓他死」。由此已可看出囂張的富二代已和狠毒的黑二代混合到了一起，這些富二代和黑二代的男男女女，已成了台北吃喝玩樂、花花世界的主力。
警察風紀出問題
（三）這起圍毆打死刑警案，最近一個星期已成了轟動台灣的大案。主要的富二代曾威豪及劉芯彤，以及萬少丞已被收押，另外也抓了十幾個當天參與打人的蠱惑仔；而隨着案情的發展，台北市議員也指出，台北的酒店夜店，為了做生意少麻煩，每個月都花很多錢賄賂警察局及刑警，這些警察負責替他們擺平各種問題。這次刑警薛貞國被打死，他可能不是以刑警身分去處理該案，而是以夜店朋友的身分去圍事，因此開始時他並沒有亮出警察身分，才會打成一團，被人活活打死。因此這宗殺人案件，也顯露了台灣警察的風紀問題。
最近這幾年，台灣由於政府無能，經商的偽冒假毒食品案件不斷，大公司的亂排工業廢水，大公司對地下管線也不妥當管理，因而引發大氣爆。這都是工商管理的敗壞；至於貪污案不斷爆發，那是政治的日益敗壞。在一個地方，當政治及工商紀律日益敗壞，最後一定是社會的紀律和風俗日益沉淪。有錢的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黑二代各種傷風敗俗、囂張大膽的行為不斷。台灣富二代曾威豪及劉芯彤誇張的行徑在前，黑二代萬少丞伙同黑道小弟50餘人把一個刑警活活打死於後，富二代與黑二代混在一起，台灣風俗的惡化，已的確相當嚴重。
以前的人常勉勵說，「富而有禮」、「富而上進」、「富而行善」。當人富了，他作好事的籌碼就告增加。但古人也知道，當人富了，趨於下流的拉力也會增加，聲色犬馬、淫亂放蕩的生活也會上他們的身。最近幾個月，台灣亂七八糟的富二代醜聞不斷，現在更顯示富二代的男男女女，又和黑二代合流。台灣將來怎麼辦？
而中國富二代的土豪作風，固不僅只發生在中國而已，台灣作為大中華經濟圈的一員，也有一部分商人沾到中國發展的利益，開始富變得更富，於是不但中國有富二代，台灣也有富二代。兩地富二代的作風幾乎完全相同。兩岸的壞風氣、壞習俗，其實早就統一了。
近年來，台灣富二代所鬧出的新聞不斷，主要的有﹕
——台北有個富二代，由於家庭在兩岸得利，他作風闊綽，出入夜店，到處把妹。而這個富二代李宗瑞之離譜，乃是台灣的夜店鶯鶯燕燕極多，每天半夜都有許多爛醉的少女，於是這個李宗瑞就像揀死人一樣，把這些爛醉或半醉的女子揀回家性侵，並拍攝淫照存證炫耀。
後來被害者提告，最近宣判，他被判79年，雖然可以上訴，但預料減刑的可能不大。意思是說，他可能一生都會在監牢中度過。因此這個荒淫的富二代被判重刑，真是人人稱快。
另外還有一個惡劣的富二代，開着名車酒駕，不是一次，而是多次，都出事撞死人而逃逸，他的惡行也惹起公眾極大的憤慨。
在富二代不斷出事之際，上個星期台灣出現了一宗更惡劣的案件。
9月12日，一對富二代情侶曾威豪和劉芯彤到台北一家夜店遊樂，因為酒醉喧嘩，吵到別的客人，因而夜店管理人員將他們抬出，於是這對富二代情侶就轉到附近的一家酒店。他們曾表示，被夜店趕走，「這筆帳要討回來」。
台北的夜店是個龍蛇雜處的行業，許多小黑道都在酒店和夜店工作。這對富二代情侶在吃了虧後，9月14日清晨，他們的黑道小兄弟透過手機，號召了50多人去夜店理論。當時有個刑警薛貞國在場，以私人身分處理，他和這些蠱惑仔一言不合，即大打出手。50幾個人，手拿各種棍棒打一個人，幾分鐘就把刑警薛貞國活活打死，另一個刑警打傷。一群人打死人後還去慶功。這宗群毆打死人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有3點﹕
刑警被打死富二代黑二代被收押
（一）事件最關鍵的是那對富二代情侶曾威豪和劉芯彤。曾男28歲，是台灣「燈飾大王」之子。小孩時為了逃避兵役，就送到澳洲當小留學生，澳洲大學沒畢業就回台。因為家中豪富，他名下就有台幣兩億多的豪宅。父母名下就有5輛超級跑車，都是他在使用。他生活奢華，每個月進出夜店酒店就花費百萬以上，也和其他富二代組成超跑車隊，到處呼嘯而過。他的女友劉芯彤也是富家子弟，22歲開賓士，全身名牌。由於奢華張狂，他們身邊當然有很多蠱惑仔，一有事就可喝出幾十人出來喊打喊殺。
（二）這宗群毆打死警察案，打得最兇殘的，有兩人，一個是萬少丞，一個是蕭叡鴻。他們都是台灣最大的外省黑道幫派竹聯幫和堂成員。而萬少丞的父親萬年祥乃是台灣過去的黑道松聯幫大老，由於家庭的黑道背景，所以萬少丞在少年輩黑道裏也是呼風喚雨，當天圍毆打死人，就有20多人是他叫來的。在打人時，他也喊叫「讓他死」。由此已可看出囂張的富二代已和狠毒的黑二代混合到了一起，這些富二代和黑二代的男男女女，已成了台北吃喝玩樂、花花世界的主力。
警察風紀出問題
（三）這起圍毆打死刑警案，最近一個星期已成了轟動台灣的大案。主要的富二代曾威豪及劉芯彤，以及萬少丞已被收押，另外也抓了十幾個當天參與打人的蠱惑仔；而隨着案情的發展，台北市議員也指出，台北的酒店夜店，為了做生意少麻煩，每個月都花很多錢賄賂警察局及刑警，這些警察負責替他們擺平各種問題。這次刑警薛貞國被打死，他可能不是以刑警身分去處理該案，而是以夜店朋友的身分去圍事，因此開始時他並沒有亮出警察身分，才會打成一團，被人活活打死。因此這宗殺人案件，也顯露了台灣警察的風紀問題。
最近這幾年，台灣由於政府無能，經商的偽冒假毒食品案件不斷，大公司的亂排工業廢水，大公司對地下管線也不妥當管理，因而引發大氣爆。這都是工商管理的敗壞；至於貪污案不斷爆發，那是政治的日益敗壞。在一個地方，當政治及工商紀律日益敗壞，最後一定是社會的紀律和風俗日益沉淪。有錢的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黑二代各種傷風敗俗、囂張大膽的行為不斷。台灣富二代曾威豪及劉芯彤誇張的行徑在前，黑二代萬少丞伙同黑道小弟50餘人把一個刑警活活打死於後，富二代與黑二代混在一起，台灣風俗的惡化，已的確相當嚴重。
以前的人常勉勵說，「富而有禮」、「富而上進」、「富而行善」。當人富了，他作好事的籌碼就告增加。但古人也知道，當人富了，趨於下流的拉力也會增加，聲色犬馬、淫亂放蕩的生活也會上他們的身。最近幾個月，台灣亂七八糟的富二代醜聞不斷，現在更顯示富二代的男男女女，又和黑二代合流。台灣將來怎麼辦？
練乙錚: 「回歸」的逆反意義 「佔中」的一體兩面
十七年前的順利「回歸」，終於遮不住九七歷史斷層。過渡平穩，賴於八十年代「民主回歸」帶給港人一線希望；但由於中共過橋抽板，這個曾經一度鼓舞過、支持過港人爭取在英殖管治完結之後建立公義社會的概念，現在徹底證明無效。歷史的斷裂，經過三十年緩衝，今日重新加速；京港矛盾深刻不可調和處，比任何時候更清晰暴露在大眾眼前。「民主回歸」失敗，誰要負責？如何負責？香港往何處去？泛民之路在何方？佔中還有意義嗎？面對時局，有人失落，有人憤慨，有人奮起，但此刻大家都需要的，是思考的冷力量。筆者今天提出一些新觀點給大家參考。
一、「民主回歸」失敗的責任問題
「智慧女神的鷂鷹，只在暮色降臨之際才展翅飛翔。」—黑格爾
「民主回歸」路線失敗，於人大常委把民主政改大門怦然關上的一刻立時明確，沒有人覺得還有爭議的餘地。既然失敗，三十年前提出此綱領的始作俑者，當然應該負責；如何負責方為恰當、有效，在本文第二節探討。這裏首先提一個關於責任的觀點：社運好比法律意義上的有限公司。
在商界，有限公司若因經營失誤引致他者蒙受損失，須負的責任有限；法律如此對公司責任設限，為的是鼓勵商人創業。按此比喻，事到如今，若視泛民溫和派的領導如同敵人或比敵人更加罪大惡極、指控他們「和理非非」與統治者和平共處實質是為了那一口不錯的政治飯，因而口誅筆伐有向他們討「一磅肉」然後掃地出門之勢，乃是過了頭，不但於事無補，亦會削弱未來社運領導提出新路線時的勇氣。在複雜的環境底下，誰能保證一個政治主張可以經得起幾十年的考驗？
當年討論九七問題，有人反對「民主回歸」乃至任何條件之下的回歸，現在看來，可謂有遠見，但為什麼這些後來證實正確的意見，當時並不成其氣候呢？顯然，那並不是提出這種意見的人退讓了，也不是「民主回歸」壟斷了港人政治思想，而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裏，絕大多數的市民儘管不願回歸（當時的民調清楚說明這點），卻無足夠悟性和勇氣公開響應這種主張，即使是在八九六四的激情洗禮之後亦然。
大屠殺之後，大量有條件的四九輩港人火速移民，餘下那些「貧賤不能移」的，不少成為驚弓之鳥，九七大限將至之際，斷不會公然抗拒回歸自找麻煩，反正時日無多，求得一己善終便算很好。因此，「民主回歸」實乃那個時候民眾願意公開支持的極限政治綱領。九七之後的十年裏，中共採取韜晦計，香港表面情況沒有想像中壞，偏安想法遂在泛民當中續有市場，慣性延續直到今年夏天。
人大常委八三一決議的一剎那，「高度自治」之日冕沒落在地平線，香港即進入暮色年代，無數港人包括泛民溫和派於是頓悟。這樣便完全符合了上述黑格爾那段話的意思：只有到了歷史階段的終結點（日盡落、暮色臨），人類方可通透明白那是什麼一回事（智慧之鳥展翅）。人類對歷史沒有絕對的先見之明。
況且三十年來的民主事業並非一事無成。泛民不斷與當權派「溫和碰撞」的結果之一是，一般港人包括筆者都學懂了大量關於民主、法治乃至公民抗命的事實和道理，擺脫殖民時代的那種渾噩，獲得了公民意識，知道要捍衞自身權利，並準備好作爭取民主的實踐。如果民主運動一開始便否定「和理非非」而採取激進姿態和路線，恐怕多數港人受不了。
因此，筆者願意為泛民溫和派說項（事實上，筆者自己也是相當溫和的）。
二、溫和派如何為路線錯誤負責
公司經營方針出錯，業務長期不振甚至經常出現虧損，董事局便應更換最高管理層，否則任由公司繼續爛下去，最後或是破產或是被併購，原來的管理層亦難逃下台命運。商界的公司如此，社運中的政黨亦然。因此，筆者認為泛民溫和派的領導層，在做好佔中和否決假普選方案這兩件事之後，不失時機無條件退下火線，轉身當好自己黨內的、立會以外的「backbencher」角色，讓不同主張的泛民在黨內和議會內上位，乃是比較合情合理的問責做法（筆者不同意呂大樂教授上周提出的「泛民議員立即總辭、不參與補選」的提議，因為那樣做的話，當權派可馬上乘勢極速通過高壓版的「23條」以及大批其他惡法）。
可不可以「深切反省」之餘，繼續留任呢？在商界，那是沒有可能的事。在民主制度之下，這也不會發生：你管治得不好，政策效率低，民眾不滿意，你就下台，政黨輪替；就算有些人能夠東山再起，也是過了一段長時間之後。這種慣例，有其理由。公司業務長期不振，或者執政黨失掉民心，通常是因為管理層的整套思路出問題、嚴重脫離實際，而不是僅僅在一兩個具體大問題上有盲點、一旦克服便豁然開朗。而且，假若原來的領導得以留任，難保不會很快舊病復發。
具體而言，當年提出「民主回歸」，錯誤可說是源於讀不通中國歷史，看不透中共本質。泛民當中有這種「問題往績」者，若繼續長期留在重要位置帶領港人抗赤拒共，不僅難以繼續得到民眾的信任和支持，更會影響泛民各派系之間的合作。
三、八十後領導的政黨很快會出現
筆者推斷，除非現有的泛民溫和政黨領導層急流勇退，否則新的以年輕人為領導主體的政黨必會於數年之內高姿態出現，削弱甚或取代現有主流泛民政黨的領導地位。這些可能出現的新的或革新的政黨領導，將以八十後為主，九十後亦必有愈來愈重要角色。一旦出現這個局面，新社運便成型。這個趨勢，並不只是由年齡因素和新陳代謝的自然規律引起的。
八十後成長於香港的黃金歲月，最早的政治記憶就是八九六四的京港電視畫面，經歷過「後過渡」和「過渡後」時期，成年於特區紅旗之下，完整見證中共三十年來在港事上的操盤手法，政治上最敏感、最不願妥協，對京港當權派的反感也最強烈，除了跟着來的那批九十後。這兩個年齡組別的年輕人，在西方稱作Y世代，有其自己的價值觀念、社交習慣、表達方式；西方的政治組織和商業機構都要很小心研究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的特點。「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以這個世代的人為主力。
論能力和識見，八十後、九十後的起點都比較高，因為教育程度比以前的世代高。在西方政界，他們不少涉足政治，成功上位。法國綠黨的CecileDuflot，29歲就當了黨魁；紐西蘭的Jami-Lee Ross，25歲當上國家議員；歐盟愛沙尼亞的Taavi Roivas，今年34歲，當首相了。西方的Y世代能夠，香港的八、九十後為何不能？幾年後，更多的同世代人達到投票年齡，代表他們參選立會的贏面就更高，在現有政黨裏的地位或獨立組黨的能力方面就更強。今年參與學運、組織罷課的「小朋友」，一個個很快就會成為有活力有能力的政治人。這恐怕就是當權派大事「關心」學生參加罷課的主要原因。
這個由年輕人領導政黨的局面一旦出現，特府統治將更困難，因為這批泛民新鮮政治人沒有七十年代「國粹派」那種背景，與當權派沒有個人關係及任何共同語言。
四、也是「回歸」
「民主回歸」已死，但爭取民主之心不死，所以真正給丟棄的是「回歸」。不過，九七已過，不歸也歸了，所以對「回歸」的悔意就表現為意念上的「脫北」、感情上的「離心」。這裏要注意的是，當年的「回歸」乃是「回歸祖國」，而「祖國」乃是共產黨統治的；所以，今天說的「脫北」、「離心」，不只是討厭共產黨，而是也要離棄這個國家。
討厭共產黨，意思不言而喻；離棄國家，則意念上有不同層次。消極而言，可以包括在政治上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上不認同大中華（即一般地不接受「中國人」標籤），不再相信不再接受京港當權派說的「高度自治」。積極而言，包括認同中華民國、認同台灣、認同文化中國、認同英殖管治，主張完全自治（即主張香港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自視為香港民族、主張港獨建國，等等。對「回歸」一旦產生悔意，所有這些不同的積極的離心傾向，儘管在有些人的眼中完全不切實際，卻都會有不同程度的進賬。人心如此，顛撲不滅。這都是特區在「兩張一梁」（張德江、張曉明、梁振英）左得不像話的管治路線短短兩年裏助長出的事物，成績「好得很」。
一個意想不到的轉變是，以前港人完全不能接受藏、疆、台獨，但是親身經歷過這兩年的中共打壓，現在卻對這幾個同樣是在帝國邊境上出現的離心運動，特別是對與宗教密不能分的藏獨，有了一種善意的理解：絕大部分血緣同屬漢族的港人，猶受中共如此無情對待，藏族這個被中共指為裏通外國、以馬列毛理論認定是低等社會裏的西夷，所受的壓迫與欺凌，於是可以想像出幾分，港人遂因而產生一種同病相憐的感覺。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中共眼中卻是大逆不道；由此而折射出港人與陸人之間的價值鴻溝，正在把彼此分隔得愈來愈遠，與梁特提倡的港陸融合背道而馳。
然而，本土思潮正在興起，逐漸澎湃。在本土論者眼中，「回歸」二字有全新意義：大中華意識糊弄港人三十年，泛民北望民主恩賜望穿秋水，到頭來一個巴掌一無所獲還得背負「西奴」、「英狗」、「美諜」等罪名；因此，是時候大家死了這條「中國心」，回歸香港。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豈止本土派，泛民當中的一些「民主回歸」派，此時大概也會不約而同興此一嘆，願賦「回歸」以反向涵意。
對「回歸」的悔意，引出帶悔意的「回歸」。
五、佔中超越原來意義
這個「回歸」新意，並不僅僅是一百八十度轉移了「歸」的方向，而是有更豐富的內涵、更多元的關注。過去，泛民政黨過分專注爭取民主，疏忽了很多方面的守護工作：上水失守了、東北失守了、中環海旁失守了、婦產房失守了、母語失守了、國教失守了、電視失守了、報紙失守了、廉政失守了、聖公會失守了、律師專業團體失守了、資本染紅了、商戶歸邊了，香港逐步變成服務大陸權貴的補給基地、洗錢中心了……。掛一漏萬，每一個失守處，如今需要收復、守護的，都是一個矛盾、一個戰鬥。十七年，田園將蕪，胡不歸？
這些，就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九七歷史斷層的裂口，並沒有因為「民主回歸」帶來的暫時調和而稍有癒合，反倒是在一方不知不覺之中，變得嚴重了。
佔中運動，剛好橫亘在這個延後了的九七歷史裂口上。其意義之重大，不僅運動的批評者根本無法理解，還可能超越了佔中發起人、支持者的原來想像。有人認為，失掉2014民主普選這個具體目的，佔中就失去方向，氣勢無以為繼，但筆者認為剛好相反。正正因為民主訴求碰壁、運動的表層目的剝落了，「佔中為民主」眼看要落空，大家反而能夠由表及裏看到更廣泛深遠的作用：「佔中衞我城」。這是運動攻與守的一體兩面。爭取民主誠然重要，卻只是其中一面。不同於斯大林時代，籠罩香港的現代極權主義的威脅，是多層次、全方位、攻擊性的；香港需要守護。佔中已成為所有這些矛盾對抗的序幕。
《信報》特約評論員
一、「民主回歸」失敗的責任問題
「智慧女神的鷂鷹，只在暮色降臨之際才展翅飛翔。」—黑格爾
「民主回歸」路線失敗，於人大常委把民主政改大門怦然關上的一刻立時明確，沒有人覺得還有爭議的餘地。既然失敗，三十年前提出此綱領的始作俑者，當然應該負責；如何負責方為恰當、有效，在本文第二節探討。這裏首先提一個關於責任的觀點：社運好比法律意義上的有限公司。
在商界，有限公司若因經營失誤引致他者蒙受損失，須負的責任有限；法律如此對公司責任設限，為的是鼓勵商人創業。按此比喻，事到如今，若視泛民溫和派的領導如同敵人或比敵人更加罪大惡極、指控他們「和理非非」與統治者和平共處實質是為了那一口不錯的政治飯，因而口誅筆伐有向他們討「一磅肉」然後掃地出門之勢，乃是過了頭，不但於事無補，亦會削弱未來社運領導提出新路線時的勇氣。在複雜的環境底下，誰能保證一個政治主張可以經得起幾十年的考驗？
當年討論九七問題，有人反對「民主回歸」乃至任何條件之下的回歸，現在看來，可謂有遠見，但為什麼這些後來證實正確的意見，當時並不成其氣候呢？顯然，那並不是提出這種意見的人退讓了，也不是「民主回歸」壟斷了港人政治思想，而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裏，絕大多數的市民儘管不願回歸（當時的民調清楚說明這點），卻無足夠悟性和勇氣公開響應這種主張，即使是在八九六四的激情洗禮之後亦然。
大屠殺之後，大量有條件的四九輩港人火速移民，餘下那些「貧賤不能移」的，不少成為驚弓之鳥，九七大限將至之際，斷不會公然抗拒回歸自找麻煩，反正時日無多，求得一己善終便算很好。因此，「民主回歸」實乃那個時候民眾願意公開支持的極限政治綱領。九七之後的十年裏，中共採取韜晦計，香港表面情況沒有想像中壞，偏安想法遂在泛民當中續有市場，慣性延續直到今年夏天。
人大常委八三一決議的一剎那，「高度自治」之日冕沒落在地平線，香港即進入暮色年代，無數港人包括泛民溫和派於是頓悟。這樣便完全符合了上述黑格爾那段話的意思：只有到了歷史階段的終結點（日盡落、暮色臨），人類方可通透明白那是什麼一回事（智慧之鳥展翅）。人類對歷史沒有絕對的先見之明。
況且三十年來的民主事業並非一事無成。泛民不斷與當權派「溫和碰撞」的結果之一是，一般港人包括筆者都學懂了大量關於民主、法治乃至公民抗命的事實和道理，擺脫殖民時代的那種渾噩，獲得了公民意識，知道要捍衞自身權利，並準備好作爭取民主的實踐。如果民主運動一開始便否定「和理非非」而採取激進姿態和路線，恐怕多數港人受不了。
因此，筆者願意為泛民溫和派說項（事實上，筆者自己也是相當溫和的）。
二、溫和派如何為路線錯誤負責
公司經營方針出錯，業務長期不振甚至經常出現虧損，董事局便應更換最高管理層，否則任由公司繼續爛下去，最後或是破產或是被併購，原來的管理層亦難逃下台命運。商界的公司如此，社運中的政黨亦然。因此，筆者認為泛民溫和派的領導層，在做好佔中和否決假普選方案這兩件事之後，不失時機無條件退下火線，轉身當好自己黨內的、立會以外的「backbencher」角色，讓不同主張的泛民在黨內和議會內上位，乃是比較合情合理的問責做法（筆者不同意呂大樂教授上周提出的「泛民議員立即總辭、不參與補選」的提議，因為那樣做的話，當權派可馬上乘勢極速通過高壓版的「23條」以及大批其他惡法）。
可不可以「深切反省」之餘，繼續留任呢？在商界，那是沒有可能的事。在民主制度之下，這也不會發生：你管治得不好，政策效率低，民眾不滿意，你就下台，政黨輪替；就算有些人能夠東山再起，也是過了一段長時間之後。這種慣例，有其理由。公司業務長期不振，或者執政黨失掉民心，通常是因為管理層的整套思路出問題、嚴重脫離實際，而不是僅僅在一兩個具體大問題上有盲點、一旦克服便豁然開朗。而且，假若原來的領導得以留任，難保不會很快舊病復發。
具體而言，當年提出「民主回歸」，錯誤可說是源於讀不通中國歷史，看不透中共本質。泛民當中有這種「問題往績」者，若繼續長期留在重要位置帶領港人抗赤拒共，不僅難以繼續得到民眾的信任和支持，更會影響泛民各派系之間的合作。
三、八十後領導的政黨很快會出現
筆者推斷，除非現有的泛民溫和政黨領導層急流勇退，否則新的以年輕人為領導主體的政黨必會於數年之內高姿態出現，削弱甚或取代現有主流泛民政黨的領導地位。這些可能出現的新的或革新的政黨領導，將以八十後為主，九十後亦必有愈來愈重要角色。一旦出現這個局面，新社運便成型。這個趨勢，並不只是由年齡因素和新陳代謝的自然規律引起的。
八十後成長於香港的黃金歲月，最早的政治記憶就是八九六四的京港電視畫面，經歷過「後過渡」和「過渡後」時期，成年於特區紅旗之下，完整見證中共三十年來在港事上的操盤手法，政治上最敏感、最不願妥協，對京港當權派的反感也最強烈，除了跟着來的那批九十後。這兩個年齡組別的年輕人，在西方稱作Y世代，有其自己的價值觀念、社交習慣、表達方式；西方的政治組織和商業機構都要很小心研究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的特點。「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以這個世代的人為主力。
論能力和識見，八十後、九十後的起點都比較高，因為教育程度比以前的世代高。在西方政界，他們不少涉足政治，成功上位。法國綠黨的CecileDuflot，29歲就當了黨魁；紐西蘭的Jami-Lee Ross，25歲當上國家議員；歐盟愛沙尼亞的Taavi Roivas，今年34歲，當首相了。西方的Y世代能夠，香港的八、九十後為何不能？幾年後，更多的同世代人達到投票年齡，代表他們參選立會的贏面就更高，在現有政黨裏的地位或獨立組黨的能力方面就更強。今年參與學運、組織罷課的「小朋友」，一個個很快就會成為有活力有能力的政治人。這恐怕就是當權派大事「關心」學生參加罷課的主要原因。
這個由年輕人領導政黨的局面一旦出現，特府統治將更困難，因為這批泛民新鮮政治人沒有七十年代「國粹派」那種背景，與當權派沒有個人關係及任何共同語言。
四、也是「回歸」
「民主回歸」已死，但爭取民主之心不死，所以真正給丟棄的是「回歸」。不過，九七已過，不歸也歸了，所以對「回歸」的悔意就表現為意念上的「脫北」、感情上的「離心」。這裏要注意的是，當年的「回歸」乃是「回歸祖國」，而「祖國」乃是共產黨統治的；所以，今天說的「脫北」、「離心」，不只是討厭共產黨，而是也要離棄這個國家。
討厭共產黨，意思不言而喻；離棄國家，則意念上有不同層次。消極而言，可以包括在政治上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上不認同大中華（即一般地不接受「中國人」標籤），不再相信不再接受京港當權派說的「高度自治」。積極而言，包括認同中華民國、認同台灣、認同文化中國、認同英殖管治，主張完全自治（即主張香港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自視為香港民族、主張港獨建國，等等。對「回歸」一旦產生悔意，所有這些不同的積極的離心傾向，儘管在有些人的眼中完全不切實際，卻都會有不同程度的進賬。人心如此，顛撲不滅。這都是特區在「兩張一梁」（張德江、張曉明、梁振英）左得不像話的管治路線短短兩年裏助長出的事物，成績「好得很」。
一個意想不到的轉變是，以前港人完全不能接受藏、疆、台獨，但是親身經歷過這兩年的中共打壓，現在卻對這幾個同樣是在帝國邊境上出現的離心運動，特別是對與宗教密不能分的藏獨，有了一種善意的理解：絕大部分血緣同屬漢族的港人，猶受中共如此無情對待，藏族這個被中共指為裏通外國、以馬列毛理論認定是低等社會裏的西夷，所受的壓迫與欺凌，於是可以想像出幾分，港人遂因而產生一種同病相憐的感覺。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中共眼中卻是大逆不道；由此而折射出港人與陸人之間的價值鴻溝，正在把彼此分隔得愈來愈遠，與梁特提倡的港陸融合背道而馳。
然而，本土思潮正在興起，逐漸澎湃。在本土論者眼中，「回歸」二字有全新意義：大中華意識糊弄港人三十年，泛民北望民主恩賜望穿秋水，到頭來一個巴掌一無所獲還得背負「西奴」、「英狗」、「美諜」等罪名；因此，是時候大家死了這條「中國心」，回歸香港。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豈止本土派，泛民當中的一些「民主回歸」派，此時大概也會不約而同興此一嘆，願賦「回歸」以反向涵意。
對「回歸」的悔意，引出帶悔意的「回歸」。
五、佔中超越原來意義
這個「回歸」新意，並不僅僅是一百八十度轉移了「歸」的方向，而是有更豐富的內涵、更多元的關注。過去，泛民政黨過分專注爭取民主，疏忽了很多方面的守護工作：上水失守了、東北失守了、中環海旁失守了、婦產房失守了、母語失守了、國教失守了、電視失守了、報紙失守了、廉政失守了、聖公會失守了、律師專業團體失守了、資本染紅了、商戶歸邊了，香港逐步變成服務大陸權貴的補給基地、洗錢中心了……。掛一漏萬，每一個失守處，如今需要收復、守護的，都是一個矛盾、一個戰鬥。十七年，田園將蕪，胡不歸？
這些，就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九七歷史斷層的裂口，並沒有因為「民主回歸」帶來的暫時調和而稍有癒合，反倒是在一方不知不覺之中，變得嚴重了。
佔中運動，剛好橫亘在這個延後了的九七歷史裂口上。其意義之重大，不僅運動的批評者根本無法理解，還可能超越了佔中發起人、支持者的原來想像。有人認為，失掉2014民主普選這個具體目的，佔中就失去方向，氣勢無以為繼，但筆者認為剛好相反。正正因為民主訴求碰壁、運動的表層目的剝落了，「佔中為民主」眼看要落空，大家反而能夠由表及裏看到更廣泛深遠的作用：「佔中衞我城」。這是運動攻與守的一體兩面。爭取民主誠然重要，卻只是其中一面。不同於斯大林時代，籠罩香港的現代極權主義的威脅，是多層次、全方位、攻擊性的；香港需要守護。佔中已成為所有這些矛盾對抗的序幕。
《信報》特約評論員
黃偉豪﹕噩夢從「袋住先」開始
——愛國愛港，所以被騙
這篇文章刊登的時候，正是港人反對人大常委會為香港2017年及以後的行政長官選舉，連落三閘的決定，而舉行大罷課的開始。中央及特區政府多番強調，雖然它們的方案並非完美，但市民仍然可以「袋住先」，因為這始終是一個進步。這個說法非但不盡不實，而且是對香港的實際情况及制度沒有清楚和全面的認識，以及嚴重地缺乏歷史感。反思香港之所以面對今日如斯的危機及困局，一切也是由「袋住先」所引起！
回顧香港的歷史和政制發展，最經典的因「袋住先」而出事、使港人終生抱憾的例子，莫過於相信了中央的「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的承諾。結果，很多香港人共同見證的事實是，只是過了17年的光景，香港人很多原先享有的自由空間，都在不斷被收窄和打壓。香港在回歸之前所建立的優良制度和精神，包括了法治、廉潔及嚴守政治中立的公務員系統，和打擊官商勾結及為小市民維持公義的廉政公署，都在1997後迅速墮落或崩壞。
至於「港人治港」的「袋住先」的承諾，更完全未能兌現，成為空談。在回歸之前，不少香港人曾真心相信中央對「一國兩制」的承諾，主觀地認為除了國防及外交等涉及國家主權的事務外，香港人真的可以對於香港的內部事務有自決的權利。但事到如今，香港人所看到的，似乎是中央用君臨天下的氣勢，對香港事無大小的全面干預。
原本擁有崇高地位的《基本法》，理應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可享有「高度自治」的最佳保障。可惜，在中央多次任意釋法後，再加上國務院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的最後致命一吻，香港人對中央會真心遵守「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承諾，就更難存有任何幻想的空間。基本法也逐漸被貶為一紙過氣及再沒有重大約束力的政治宣言。
看見回歸後的倒退及敗壞，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究竟香港的學術界，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及社會的良知，有沒有為我們發出過預警？
為了解答以上的問題，筆者特別在書架上找回由專門研究香港政治的前輩學者及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前系主任Norman Miners所寫的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香港政府與政治》）一書（見參考資料1），深夜重溫。
Miners 23年前的政治預言
Miners 的《香港政府與政治》，是當年所有學習香港政治的大學生必定讀過的書。它對當時的殖民地年代的政府的管治，及至香港的前途談判的中英之間的角力、九七回歸之前的過渡期風起雲湧的政局，均有深入淺出及一針見血的分析。它的第一版是在1975年推出，前後共有5版（1975、1976、1981、1986、 1991）。可以說，這本書的本身，已是香港政治發展和變遷的見證。
筆者手上的版本，是1991年所出的第5版。如今重溫，全書當中使我最感興趣的，是書中最後總結的一章，因為它的名稱正正是「香港的未來」（The Future of Hong Kong），為香港的前途把脈，替九七後的香港面對的情况，作出重大的預言。
使人感到驚訝的是，一章出版於1991年，即23年前的政治預言，當中對於九七後香港的描述，居然和今日香港的情况和所面對的困境，十分相似。
Miners 對九七後的香港的預測是十分暗淡和悲觀。他預計，在中國管治下的香港，「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不外乎是政治宣傳的口號。香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特首選舉會被中央操控，選出來的特首也只不過是中央在香港的利益代理人，是向中央而非向香港人問責。Miners亦預計到，在中國接管香港後，香港的自由將會被收緊，經濟也會出現倒退。
使人感到諷剌及有點滑稽的是，Miners甚至預計到有大量內地人會在九七後湧入香港，替民生、社會福利及生活環境帶來重大壓力。有趣的是，Miners原本所擔心的是大量來自內地的非法入境者，相信當年的他萬萬也料不到，在現實當中，這批非法入境的內地人，會換上了今天合法來港的「自由行」。
由於Miners的《香港政府與政治》一書，基本上在1991年後就再沒有出新版，為了承傳香港政治的研究，筆者聯同其他的熱心本地學者，合編了Contemporary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當代香港政府與政治》）一書，由香港大學出版，現已到了第2版（見參考資料2）。在最後的一章，我們也是以預測香港的未來為題。基本上，我們的分析是和Miners的結論脗合，認為除非有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及保障，否則不應對香港的管治存有太多的幻想。由於Miners一書，寫早我們的多於20年，足見他當年的眼光是如此高瞻遠矚。
為何Miners可以早在20年前，就能夠看到現在發生的一切，看得更多更遠。探其原因，或多或少，是因為我們愛國愛港，所以當年一廂情願地選擇去相信了「袋住先」的承諾，不能完全理性和客觀地分析眼前的現實。
雖然我們是學者，但也是土生土長、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在談到香港和中國的未來的時候，心底裏仍然希望香港好，中國好。所以，當事情未真正發展到最壞的時候，仍不想放棄心中最後一絲的希望。萬萬想不到，當年愛國愛港而「袋住先」的決定，卻換來了如今被困愁城的心痛下場。
自己香港自己救
既然受騙皆因有愛，而中央又早有背信棄義的前科，一個早已沒有信用的人或政府，又再可以憑什麼質疑香港人不愛國愛港，又再憑什麼可以令香港人信服再一次「袋住先」？
在最後一章的最後一段，Miners十分悲觀地寫道：相信香港可以一如過往克服其他挑戰一樣，克服九七後的挑戰是不理性的想法（irrational belief）。因為在九七後，香港已失去了英國的支持和承擔，而成為了一個要獨自地面對擁有10億人口的巨大中國的細小和不重要的聚居地（small and insignificant enclave）。
當然，我們絕不希望Miners的預言一切成真。但十分清楚和正確的一點是，香港已進入了命運自決的年代。自己香港自己救，最終，只有香港人才能真正拯救香港。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1. Miners,Norman. (1991)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Fifth editio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Lam,Wai-man, Percy Luen-tim Lui, and Wilson Wong, eds. (2012)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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