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議公佈後，筆者非常詳細地研究了北京相關人士的觀點，香港建制派人士（港府官員、香港左派政治人物、中間學者）關於“袋住先”的解釋，以及大量“烽煙”節目中市民的各種正反表白後，筆者仍然覺得：香港人要理直氣壯地否決假“普選”。為什麼說要“理直氣壯”？因為在目前中共及其代理人展開的鋪天蓋地的宣傳下，要否決假“普選”是要下很大決心的[1]。
我們面對的政治現實是：即使人大常委粗暴“落閘”後，仍然有半數左右的群眾願意接受“袋住先”的安排，比例仍然高於不接受“袋住先”的市民。這對泛民議員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如果泛民投了反對票，他們很可能面對流失選票的威脅（無論是明年的區議會選舉或者是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因此“順從民意”就可以是一個很合適的下臺階令部分泛民議員改變立場。
香港市民這種表現，一位自稱“在教育界打滾多年，見盡怯懦、犬儒之輩，深感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滅亡”的中學通識科教師“言輕”君，在《明報》發表了《從「有票，梗系要」看香港人的「袋住先」價值觀》[2]，一針見血地說出了產生這種“袋住先”的深刻文化底蘊。事實上，從早幾年香港很多人蜂擁到深圳購買明知是假貨的 LV 手袋可以看出，當假貨假得可以亂真時，縱然明知是假，也有人欣然接受。假LV 手袋如是，更何況看不到、摸不著的假普選？這是當今泛民否決假普選時要解決的最大困難。
為什麼“袋住先”能夠有市場呢？除了“言輕”君提出的港人文化底蘊外，當局的說辭在一些市民心中也有一定的市場，就筆者有限的接觸，下面三個原因，是最多人引用來支持“袋住先”的理由：
“有票好過無，縱使不完美，總算邁開第一步，以後慢慢改善”；
“如果2017年沒有特首普選，則2020年也不會有立法局普選，民主進程也會受挫；
“香港畢竟不是獨立，中央的顧慮不能不注意，國家安全不能不考慮”。
因此，筆者覺得，在接受 “袋住先”的市民總體上仍然略高於反對的情況下，我們需要進行大量啟蒙說理的工作，才能夠理直氣壯地否決“假普選”。
我們要從原則上、道德上、政治上否定假普選。
第一，從原則出發，我們必須反對“以假亂真”，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是非問題。
讀者都知道，在普選問題上，我經常引用中共《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的社論來反駁中共。該社論清晰地界定什麼是真假普選：它說：「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該社論又指出假普選的危害性：「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中共早在 70年前已經告訴我們假普選是把選民變成“投票的工具”，毫無意義。那麼我們今天為何還要接受一個假普選呢？
迄今為止，我沒有看到任何建制派人物，敢於直接面對為什麼要把香港人當成投票工具這個重大原則問題發表他們的看法或說辭。
第二，從道德出發，我們必須反對中共屢屢違背承諾的劣跡。
中共從崛起到執政，從初始執政到執政60多年，中間經歷了屢屢違背自己承諾的劣跡。它在執政前的關於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種種承諾（這些承諾都被笑蜀先生收錄在《歷史的先聲》這本書中，白紙黑字無從抵賴），在執政後紛紛變成無法兌現的“白票”。它在執政初期對人民的承諾（具體表述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不出三五年也全部“跳票”。歷史學家章立凡有如此的描述：
抗戰版“中國夢”升級為解放版之後，不少承諾都成了白條，聯合政府蛻變為一黨專政。暫且不論自由平等憲政民主的美好理想，《共同綱領》規定普選產生各級人大，歷時六十四年未兌現；承諾十年到二十年不變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三年生變七年奪產；發動土改將地主的土地無償分配給農民，又通過合作化將土地全部收走……。計畫趕不上變化，翻臉比翻書還快，其中最快的翻臉記錄，當屬一九五七年的“陽謀”，從“整風”急轉為“反右”，只用了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毛澤東的名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或許是遺忘了兩個字——信用[3]。
歷史的嚴峻事實是：處於“一黨專政”地位的中共，它的每一次“跳票”都給中國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這個教訓，我們不能不吸取。這次中共在香港特首普選問題上的“跳票”，是它60多年來違背承諾的再一次翻版。我們如果接受它的假普選，就是又一次接受它違背自己的承諾，這是不道德的。縱使我們沒有辦法改變這種現狀，我們也不能默許它繼續“跳票”的惡習。
我們看到的一些御用學者，不去思考中共言而無信的歷史劣跡，反而甜言蜜語地勸告港人“袋住先”，甘心繼續受中共矇騙。所以，我們否決人大決議，就是要從道德上對這種背叛承諾的劣行說“不”。
第三，從政治出發，我們必須強烈捍衛“一國兩制”的初衷。
香港人從不反對“一國”，但強烈希望維護“兩制”，特別是政治上的“兩制”不容淡化稀釋。三十年前中共提出收回香港主權時，香港人提出“在民主的基礎上回歸”，中央接受了這個觀點，因此“民主回歸”成為“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17年後中共公佈的白皮書，破壞了這個政治基礎，目的在為人大常委會作出 831決定提供“理論”依據，而831決定，則是把“一國”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價值觀、以及共產黨的運作模式和習慣做法全部照搬到香港，嚴重創傷了“兩制”之間應有的區隔。
當然，我們沒有任何手段可以逆轉這種“兩制”漸趨“一國”化的趨勢，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通過否決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來顯示我們捍衛“一國兩制”的決心。
基於原則、道德、以及捍衛一國兩制的原因，我們應該理直氣壯的否決人大831決議。梁振英在香港電臺《香港家書》（9月14日）中挑戰說，泛民否決政改方案，會欠市民一個解釋。很簡單，以上三點就是解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中共把人大決議描繪得天花亂墜，對親建制的群眾很有蠱惑力。例如：港澳辦副主任馮巍：「中共才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制度是一項偉大的政治發明。它是個好東西，是塊美玉。」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人大決定是鎖在深閨人未識的靚女。」
[2]見《明報》（9月10日）
[3]見
章立凡：《普選：歷史承諾與政黨信用》，載《明報月刊》 2014年8月號全國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議公佈後，筆者非常詳細地研究了北京相關人士的觀點，香港建制派人士（港府官員、香港左派政治人物、中間學者）關於“袋住先”的解釋，以及大量“烽煙”節目中市民的各種正反表白後，筆者仍然覺得：香港人要理直氣壯地否決假“普選”。為什麼說要“理直氣壯”？因為在目前中共及其代理人展開的鋪天蓋地的宣傳下，要否決假“普選”是要下很大決心的[1]。
2014年9月17日星期三
林行止: 兩制名存實亡 香港失魂落魄
三、以一個荒蕪的漁港、悽惶難民的聚居地，香港自內地「解放」（其實是「關門成一統」的鎖國）後不久，兩地關係疏離了三四十年，期間除了依賴內地糧油副食品的穩定供應外，港人營商「搵錢」便得勇闖世界，開拓海外市場、發展國際貿易，在創富路上順心應手「步步高」（這著名粵曲小調恰是《獅子山下》劇集早期用了七年的主題音樂），白手興家「夢想成真」，福地之名亦如影隨形，除了歸功於港人—原居民和新移民—的勤快、靈活，其為自由港、政府對市場「積極不干預」；加上在謀事營商方面有充分的自主自由（Business Independence），與海闊天空的智性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這種過往數千年華人聚居地所未之見的「選擇自由」，正是難能可貴的香港核心價值中的核心。
這兩個像香港成功故事靈魂般的核心價值，在主權回歸以後，變了質。如今這兩方面都出了問題，香港神情困頓，前路多艱，那不是有人故意加害，而是大家在不知不覺間，墮進了沒有多少轉圜空間的險境。
中國經濟開放，實力冒起（內地術語：「全方位崛起」），港商在「祖國好，香港好」的籠統抽象觀念下，自然會有近水樓台、早着先鞭的進取心理；加上一九八四年六月間「一言而為天下法」的鄧小平接見香港工商界代表團的一席話，令港商信心大振。據當時率團北上「面聖」的香港總商會主席唐驥千的話，鄧小平對訪問團大表歡迎，態度誠懇地說：「我不是要你們香港的錢，來內地投資當然很歡迎，我是要你們做生意的經驗，香港這個方面非常成功，我需要你們這個……。」（見唐師曾、李梅香的《百年毗陵唐氏》頁一三三）港商積極參與內地經建、把香港生產線北移，遂蔚成潮流，其對內地經改起了積極功能，不言而喻。事實上，港商生產線北移是一端，內地漸漸成為舉世最大的新興市場，卻使港商墮入極度依賴、不敢不仰其鼻息，劈開香港業商素具自主性傳統的缺口。中國權力集中，國企、民企，不管大商家或小商販，都不像開放社會的無拘無束，香港人往內地談生意，耳濡目染，能對政府大官小吏不買賬嗎？能不唯唯諾諾或忌憚三分麼？
過去開拓海外市場，港商同樣會遇上多方困阻，卻不像內地市場問題那般大同小異，亦未致有泰山壓頂動彈不得的無形壓力；跟國內交手，公式化的難題公式化解決，只要書記、市長、大小幹部疏通疏通，搞好關係、走對後門，便事事好辦；若與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交惡或未能投他們之「所好」，便寸步難行。早着先鞭，配合中央政策，真的是得勢得力者得市場、花花銀子「袋住先」……。
四、我國先賢早有明訓：「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港商着眼現實，怎會不聽京官明令暗示，不跟中央路線接軌？換句話說，去內地做生意，自然而然地便要與中央保持一致。不過，與北京愈接近、對中央作風愈有點認識的港人港商（且不說那些利慾薰心埋沒良心的少數），他們明說為理想跟中央爭持，完全無效（強大的中國不會為香港的一小撮人而改變主意），不論佔中或罷課，都會四面碰壁，徒勞無功，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該白費心機。又有另一些說得同樣「坦誠」的特區賢達，他們勸誡港人要以「你敬他一丈，他敬你一尺」的態度，如此低聲下氣，也許可能換來一點商討議事的空間，否則只會令北京龍顏不悅（遑論大怒），而出更辣的招式，給這類「不聽教」的港人以「好看」……。諸如此類的苦口婆心，往往會被爭民主的港人罵個狗血淋頭。不過，筆者倒認為勸港人聽從北京之言，未必不是盡安好心的肺腑之言，只是既不中聽更不中用就是了。
專制政府的權威與開放社會的義理對碰，由於意識有別，價值觀與理解都有不同，連說同一個字同一句話的意思亦不相通。香港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力謀一種較為健全的選舉制度，不是堂堂正正（是否符合所謂「國際標準」，且不去說）的一回事嗎？為什麼不能直接公開的請願？要是得不到政府正面回應，不提抗議、罷課，難道要跪地請罪、赴京求饒？在政治上欲有所為而沒骨頭，是站不起來的，即使站起來，亦不是挺着腰板。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曾以「推銷員」的功架，對京官陪盡笑臉、曲意奉承，為想在政改上「玩鋪勁」做點公關工夫，結果不是換來左一記三部曲變成五部曲啟動政改，右一記押後落實一人一票選舉嗎？
在全方位崛起的中國眼中，香港繼續是隻會生金蛋的肥鵝固然妙不可言，下不了金蛋，由於如今中國有的是錢，亦沒什麼大不了。「兩制」是當初起草《基本法》時，呵護肥鵝令牠「好生好養」天天下金蛋的設想，如今香港已是難下金蛋的鵝，「兩制」中有關政改循序漸進之類的說法，港人視之為中方承諾，換成鐵板一塊，照足文字狹義的解釋，還深入什麼實行起來的真假意義？畢竟「番書仔」都知道：「Promises are meant to be broken!」
五、中國對「兩制」的態度，「今時不同往日」，港人想憑群眾壓力，謀求一個比較開明開放的社會局面（香港原是頗有般公民意識的社會），可惜亦不如想像般順理成章。從近年的國民教育與政改風潮，港人看到北京對香港「公民」不感興趣、不假辭色，因為北京要扶持的是「盲從」的黨友、聽話的「國民」（可惜港人自認中國人的比例日趨「下行」，看強調有「中國人」此一鼓舞人心字樣的國慶煙花表演後會否回升）。掀開這張底牌後，無論泛民黨派或是有不同看法的政團，均較以前更難有立足之地。因為有錢人害怕得罪建制而不敢、不便予泛民以資助，缺乏商界的「經援」，它們的活動更難推動；黎智英的捐款惹來「周身蟻」，意味港人的隨心樂助、隨緣捐輸的自由已受到後果可大可小的打壓，更何況商界的政治捐獻，一向講求「回報」，永遠當不了權、入不了局的政界中人，又有誰會對之作出捐款?! 對着「財難」之困，香港的民主路還能走多遠？那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對筆者而言，「一國兩制」的重大意義在於中國雖然是集權的一黨專政國家（中國憲法明文規定；這是筆者反對任何高喊打倒中共口號的底因），若能夠容得下極度資本主義（與醜陋資本主義只有一薄紙之隔）的香港持續發展，並行不悖，那就好比太極的黑白雙魚，知黑守白、知白守黑的對照，放到政經互濟顯生化之妙，生逢其時，應當感到幸運！怎料眼前情景是黑白混淆，兩儀失正，怎會有不失落甚且不知所措之感！
維持謀事營商的自主性與智性（知識）自由，筆者認為是實行「兩制」的意義所在，可惜無論前者或後者，如今都風雨飄搖、岌岌可危，那是筆者的最大憂慮。要是香港仍有充分的經濟自主和智性自由，香港會出現當前這股對政改強加框架而此間官員會如奉綸音不敢置一否詞的情況嗎？會把「同胞」分成敵我嗎？會把中學生罷課比喻為紅衞兵造反而熱線檢舉罷課學生是愛護學生的顛倒言論嗎？
香港難道只剩下兩種互不理解、不求諒解的完全溝通不來的語言嗎？
這兩個像香港成功故事靈魂般的核心價值，在主權回歸以後，變了質。如今這兩方面都出了問題，香港神情困頓，前路多艱，那不是有人故意加害，而是大家在不知不覺間，墮進了沒有多少轉圜空間的險境。
中國經濟開放，實力冒起（內地術語：「全方位崛起」），港商在「祖國好，香港好」的籠統抽象觀念下，自然會有近水樓台、早着先鞭的進取心理；加上一九八四年六月間「一言而為天下法」的鄧小平接見香港工商界代表團的一席話，令港商信心大振。據當時率團北上「面聖」的香港總商會主席唐驥千的話，鄧小平對訪問團大表歡迎，態度誠懇地說：「我不是要你們香港的錢，來內地投資當然很歡迎，我是要你們做生意的經驗，香港這個方面非常成功，我需要你們這個……。」（見唐師曾、李梅香的《百年毗陵唐氏》頁一三三）港商積極參與內地經建、把香港生產線北移，遂蔚成潮流，其對內地經改起了積極功能，不言而喻。事實上，港商生產線北移是一端，內地漸漸成為舉世最大的新興市場，卻使港商墮入極度依賴、不敢不仰其鼻息，劈開香港業商素具自主性傳統的缺口。中國權力集中，國企、民企，不管大商家或小商販，都不像開放社會的無拘無束，香港人往內地談生意，耳濡目染，能對政府大官小吏不買賬嗎？能不唯唯諾諾或忌憚三分麼？
過去開拓海外市場，港商同樣會遇上多方困阻，卻不像內地市場問題那般大同小異，亦未致有泰山壓頂動彈不得的無形壓力；跟國內交手，公式化的難題公式化解決，只要書記、市長、大小幹部疏通疏通，搞好關係、走對後門，便事事好辦；若與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交惡或未能投他們之「所好」，便寸步難行。早着先鞭，配合中央政策，真的是得勢得力者得市場、花花銀子「袋住先」……。
四、我國先賢早有明訓：「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港商着眼現實，怎會不聽京官明令暗示，不跟中央路線接軌？換句話說，去內地做生意，自然而然地便要與中央保持一致。不過，與北京愈接近、對中央作風愈有點認識的港人港商（且不說那些利慾薰心埋沒良心的少數），他們明說為理想跟中央爭持，完全無效（強大的中國不會為香港的一小撮人而改變主意），不論佔中或罷課，都會四面碰壁，徒勞無功，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該白費心機。又有另一些說得同樣「坦誠」的特區賢達，他們勸誡港人要以「你敬他一丈，他敬你一尺」的態度，如此低聲下氣，也許可能換來一點商討議事的空間，否則只會令北京龍顏不悅（遑論大怒），而出更辣的招式，給這類「不聽教」的港人以「好看」……。諸如此類的苦口婆心，往往會被爭民主的港人罵個狗血淋頭。不過，筆者倒認為勸港人聽從北京之言，未必不是盡安好心的肺腑之言，只是既不中聽更不中用就是了。
專制政府的權威與開放社會的義理對碰，由於意識有別，價值觀與理解都有不同，連說同一個字同一句話的意思亦不相通。香港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力謀一種較為健全的選舉制度，不是堂堂正正（是否符合所謂「國際標準」，且不去說）的一回事嗎？為什麼不能直接公開的請願？要是得不到政府正面回應，不提抗議、罷課，難道要跪地請罪、赴京求饒？在政治上欲有所為而沒骨頭，是站不起來的，即使站起來，亦不是挺着腰板。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曾以「推銷員」的功架，對京官陪盡笑臉、曲意奉承，為想在政改上「玩鋪勁」做點公關工夫，結果不是換來左一記三部曲變成五部曲啟動政改，右一記押後落實一人一票選舉嗎？
在全方位崛起的中國眼中，香港繼續是隻會生金蛋的肥鵝固然妙不可言，下不了金蛋，由於如今中國有的是錢，亦沒什麼大不了。「兩制」是當初起草《基本法》時，呵護肥鵝令牠「好生好養」天天下金蛋的設想，如今香港已是難下金蛋的鵝，「兩制」中有關政改循序漸進之類的說法，港人視之為中方承諾，換成鐵板一塊，照足文字狹義的解釋，還深入什麼實行起來的真假意義？畢竟「番書仔」都知道：「Promises are meant to be broken!」
五、中國對「兩制」的態度，「今時不同往日」，港人想憑群眾壓力，謀求一個比較開明開放的社會局面（香港原是頗有般公民意識的社會），可惜亦不如想像般順理成章。從近年的國民教育與政改風潮，港人看到北京對香港「公民」不感興趣、不假辭色，因為北京要扶持的是「盲從」的黨友、聽話的「國民」（可惜港人自認中國人的比例日趨「下行」，看強調有「中國人」此一鼓舞人心字樣的國慶煙花表演後會否回升）。掀開這張底牌後，無論泛民黨派或是有不同看法的政團，均較以前更難有立足之地。因為有錢人害怕得罪建制而不敢、不便予泛民以資助，缺乏商界的「經援」，它們的活動更難推動；黎智英的捐款惹來「周身蟻」，意味港人的隨心樂助、隨緣捐輸的自由已受到後果可大可小的打壓，更何況商界的政治捐獻，一向講求「回報」，永遠當不了權、入不了局的政界中人，又有誰會對之作出捐款?! 對着「財難」之困，香港的民主路還能走多遠？那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對筆者而言，「一國兩制」的重大意義在於中國雖然是集權的一黨專政國家（中國憲法明文規定；這是筆者反對任何高喊打倒中共口號的底因），若能夠容得下極度資本主義（與醜陋資本主義只有一薄紙之隔）的香港持續發展，並行不悖，那就好比太極的黑白雙魚，知黑守白、知白守黑的對照，放到政經互濟顯生化之妙，生逢其時，應當感到幸運！怎料眼前情景是黑白混淆，兩儀失正，怎會有不失落甚且不知所措之感！
維持謀事營商的自主性與智性（知識）自由，筆者認為是實行「兩制」的意義所在，可惜無論前者或後者，如今都風雨飄搖、岌岌可危，那是筆者的最大憂慮。要是香港仍有充分的經濟自主和智性自由，香港會出現當前這股對政改強加框架而此間官員會如奉綸音不敢置一否詞的情況嗎？會把「同胞」分成敵我嗎？會把中學生罷課比喻為紅衞兵造反而熱線檢舉罷課學生是愛護學生的顛倒言論嗎？
香港難道只剩下兩種互不理解、不求諒解的完全溝通不來的語言嗎？
香港將進入無法管治的狀態／文﹕盧子健
上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為香港政改「落閘」，學聯和學民思潮分別發動大專生和中學生罷課，「佔中」運動發起人宣布一定會「佔中」。特區政府吹風表示10月初立法會復會後會宣布進行政改第二階段諮詢，但泛民已聲言會杯葛這次諮詢。泛民和學界組織與建制陣營已成劍拔弩張之勢，社會衝突一觸即發。
在政改陷入僵局前，特區政府施政已經舉步維艱。
任何政府的政策或者計劃，在社區、在區議會、在立法會、在傳統媒體、在新媒體、在法庭都會遭遇反對和重重狙擊。由於政改爭拗而引致泛民和公民社會與建制陣營的嚴重對立，將使本來已經夠壞的局面變得更壞。香港進入無法管治狀態的可能極大。
先看看泛民。建制陣營經常幻想泛民陣營二分為溫和派和激進派，其實很多所謂溫和泛民大多是投身民主運動二三十年的老將。他們過去與港英政府、中共政府、特區政府談判過多次，作過妥協、作過讓步，但至今在香港實現真正民主仍然遙遙無期。除了強烈的挫折感和無奈之外，他們很多都有豁出去、為民主作人生最後一戰的衝動。他們既沒有很多時間再等，亦或多或少受到年輕一代的熱情所感召。他們選擇抗爭，是寧願做悲劇英雄，也不想蹉跎歲月。
泛民議會開戰 勢消耗官員精力
有些人以為用民意可以脅迫部分泛民最後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這是一廂情願。2005年討論2007及2008政改時，政府方案也有大多數市民支持，結果泛民仍然選擇否決方案。今天泛民支持者比9年前更激進，也許確實有少數泛民支持者選擇「袋住先」，但他們不會是激情的少數。反而反對中央「落閘」、反對「袋住先」的人會是泛民支持者中激情的多數。沒有一個泛民政客會愚蠢到與激情的多數為敵。
如無意外，泛民會與政府在議會內全面開戰。拉布在下一個會期的早期就會出現，政府不會有半點兒的喘息空間。所有需要立法會支持的政策和計劃，會被拖延、拖延、再拖延。政府官員的大量精力和時間會消耗在議會鬥爭之中。
再看看年輕一代。學聯和學民思潮的激進表現絕非偶然。近年多次民意調查顯示﹕梁振英在年輕人當中的支持度最低，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在年輕人當中得到的支持是最多。年輕人對中央政府的不滿，較年長人士更強烈，他們的本土意識亦較強。學界組織的「激進」是相對於較年長人士而言，我相信它們是反映了年輕一代的政治覺醒和政治取態。
不少親政權媒體常常嘲笑泛民政團被學界組織牽着鼻子走，其實這沒有什麼稀奇，青年學生運動往往是社會運動的先鋒。今年是五四運動95周年。當年的五四運動催生了新文化運動甚至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已故中共主席毛澤東說過﹕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確實如此。青年學生沒有包袱，無私無畏。青年學生運動的理想主義和激情，初時多數都不為社會主流所認同，但他們的感染力很多時與日俱增。近年學民思潮的街頭籌款成績經常都在泛民政團之上，是一個值得留意的社會現象。今次學生罷課得到多少支持，亦是非常值得留意。
青年學生帶動社運之勢已成
青年學生帶動社會運動之勢已成。他們在議會外的抗爭與泛民政團在議會內的抗爭正好互相支援。議會內的抗爭會令政府施政癱瘓，而議會外的抗爭的後果更難預料，出現社會動亂的風險正在增加。
政府更須要知道的是﹕反對政府的不單是泛民政團和青年學生運動。民意調查顯示﹕本屆政府的支持度長期徘徊在淨負數區，而反對政府的市民多數是高學歷和專業人士。這些人未必完全同意泛民政團和青年學生運動的行為，但當它們與政府抗爭時，這些人亦不會站到政府一邊。
不久前，大批律師上街抗議中央政府發表的對港政策白皮書，不信任律師會會長的動議「意外」地在特別會員大會得到大比數支持通過；而最近「佔中」運動公布大批專業人士組成支援團隊。種種迹象顯示，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失去香港精英階層的支持。特區政府的支持者主要是學歷低、收入低和年紀大人士，至於商界的支持完全是利益考慮。為政府提供政治支持更可變成商界向政府討價還價、索取回報的依據。政府的社會支持基礎跌到歷史性的低位。
泛民政團拒絕合作和妥協、理想主義的青年學生運動興起、精英階層離心離德，幾個重大社會政治現象加在一起，香港難免進入無法管治的狀態。政治烏雲滿佈，我們只能期望最差的情况不至出現！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在政改陷入僵局前，特區政府施政已經舉步維艱。
任何政府的政策或者計劃，在社區、在區議會、在立法會、在傳統媒體、在新媒體、在法庭都會遭遇反對和重重狙擊。由於政改爭拗而引致泛民和公民社會與建制陣營的嚴重對立，將使本來已經夠壞的局面變得更壞。香港進入無法管治狀態的可能極大。
先看看泛民。建制陣營經常幻想泛民陣營二分為溫和派和激進派，其實很多所謂溫和泛民大多是投身民主運動二三十年的老將。他們過去與港英政府、中共政府、特區政府談判過多次，作過妥協、作過讓步，但至今在香港實現真正民主仍然遙遙無期。除了強烈的挫折感和無奈之外，他們很多都有豁出去、為民主作人生最後一戰的衝動。他們既沒有很多時間再等，亦或多或少受到年輕一代的熱情所感召。他們選擇抗爭，是寧願做悲劇英雄，也不想蹉跎歲月。
泛民議會開戰 勢消耗官員精力
有些人以為用民意可以脅迫部分泛民最後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這是一廂情願。2005年討論2007及2008政改時，政府方案也有大多數市民支持，結果泛民仍然選擇否決方案。今天泛民支持者比9年前更激進，也許確實有少數泛民支持者選擇「袋住先」，但他們不會是激情的少數。反而反對中央「落閘」、反對「袋住先」的人會是泛民支持者中激情的多數。沒有一個泛民政客會愚蠢到與激情的多數為敵。
如無意外，泛民會與政府在議會內全面開戰。拉布在下一個會期的早期就會出現，政府不會有半點兒的喘息空間。所有需要立法會支持的政策和計劃，會被拖延、拖延、再拖延。政府官員的大量精力和時間會消耗在議會鬥爭之中。
再看看年輕一代。學聯和學民思潮的激進表現絕非偶然。近年多次民意調查顯示﹕梁振英在年輕人當中的支持度最低，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在年輕人當中得到的支持是最多。年輕人對中央政府的不滿，較年長人士更強烈，他們的本土意識亦較強。學界組織的「激進」是相對於較年長人士而言，我相信它們是反映了年輕一代的政治覺醒和政治取態。
不少親政權媒體常常嘲笑泛民政團被學界組織牽着鼻子走，其實這沒有什麼稀奇，青年學生運動往往是社會運動的先鋒。今年是五四運動95周年。當年的五四運動催生了新文化運動甚至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已故中共主席毛澤東說過﹕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確實如此。青年學生沒有包袱，無私無畏。青年學生運動的理想主義和激情，初時多數都不為社會主流所認同，但他們的感染力很多時與日俱增。近年學民思潮的街頭籌款成績經常都在泛民政團之上，是一個值得留意的社會現象。今次學生罷課得到多少支持，亦是非常值得留意。
青年學生帶動社運之勢已成
青年學生帶動社會運動之勢已成。他們在議會外的抗爭與泛民政團在議會內的抗爭正好互相支援。議會內的抗爭會令政府施政癱瘓，而議會外的抗爭的後果更難預料，出現社會動亂的風險正在增加。
政府更須要知道的是﹕反對政府的不單是泛民政團和青年學生運動。民意調查顯示﹕本屆政府的支持度長期徘徊在淨負數區，而反對政府的市民多數是高學歷和專業人士。這些人未必完全同意泛民政團和青年學生運動的行為，但當它們與政府抗爭時，這些人亦不會站到政府一邊。
不久前，大批律師上街抗議中央政府發表的對港政策白皮書，不信任律師會會長的動議「意外」地在特別會員大會得到大比數支持通過；而最近「佔中」運動公布大批專業人士組成支援團隊。種種迹象顯示，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失去香港精英階層的支持。特區政府的支持者主要是學歷低、收入低和年紀大人士，至於商界的支持完全是利益考慮。為政府提供政治支持更可變成商界向政府討價還價、索取回報的依據。政府的社會支持基礎跌到歷史性的低位。
泛民政團拒絕合作和妥協、理想主義的青年學生運動興起、精英階層離心離德，幾個重大社會政治現象加在一起，香港難免進入無法管治的狀態。政治烏雲滿佈，我們只能期望最差的情况不至出現！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蕭少滔: 教育這回事 － 從來都是政治
剛剛聽到另一個笑話，就是教聯會主席兼福建中學前校長黃均瑜先生呼籲「任何人都不應將政治運動帶入中學」。
至於何謂「政治運動」？總不成是「他贊成就不是，他反對就是」吧？算是中國式邏輯乎？雖然明白有些人教書的日子長了，就總會以為自己講的就是真理。不過放 諸一個公民社會，說話講了出來，還要讓公眾也覺得是真理才成。例如非常愛國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當年也是在自己就讀的中學發起「反英」運動呀。這個又 算什麼？
而再查「福建中學」的政治定位，在1967年的反英暴動之中，當時的校長黃潛，正正就是「鬥委會」的成員之一！而1967年6月27日，當時香港左派學校 – 包括福建中學在內，熱烈響應「鬥委會」的號召，集體進行罷課。那麼請問黃潛當時身為中學校長、以及身為中共在港的政治代理人，在自己學校策劃罷課就沒有問 題？看來黃均瑜主席在教人「以史為鑑」之前，最好自己先讀好自己本校的歷史吧。
好了，言歸正傳。到底「教育從來都是政治」此話何來？
話說中國官方的教育方針，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開始成形。所謂「獨尊儒術」為的是什麼？就是要確立中國式的君權至上的政治系統而已。而在金觀濤先生 的鉅著《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書之中，也重申以上的論點，就是儒家思想作為一種管治思想，是構成中國自漢以來的政治支柱之一。中國 歷代的帝皇，登基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拜孔子，以示「尊孔崇儒」，然後才能成為「正統合法」的統治者。漢朝開始雖然已有「選舉」制度，但那是「推選孝子廉 吏」，是按儒家標準由地方政府推舉人才往中央效命。再遲至唐太宗「開科取士」，才又將「書中自有千鍾粟」確立成為「學而優則仕」的事業還輯。
因此中國的歷史，對於「請勿將政治帶入學校」一類的講法，基本上當成是屬於神經病。因為中國的讀書人，在學校讀書，就是為了要做官進入政治系統。而教育此事，施之於民間也是要教人做皇帝的順民。
至於這種所謂教育的效果如何？
最後的「迴光反照」是在「洋務運動」期間，即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先來一個「精神分裂」式的「袋住先」。要「現代化」就可以即管做、總之不影響幾千年來的「禮教」就是。
而在甲午戰爭之後，洋務運動一敗塗地。於是國人才又有反醒，得知日本之急速發展、並且一舉打敗中國，乃是「大開民智」所使然。因此才又有康有為「廢八股」的奏折來終止了科舉制度。其後待至1905年日俄戰爭，日本已可以打敗當時的世界列強。中國簡直一地都係眼鏡碎。
中國的教育改革，在晚清才開始。而其後在滿清覆亡之後才搞得成「政治分家」，其中的「佼佼者」應該是北大校長蔡元培無疑。正正就是由他提出「思想自由，兼 容並包」辦學方針。中國之有新希望，也是由於這種自由學風。之不過，北大當年可以這樣講，但自從「學校也要有黨委」之後，就肯定壽終正寢矣。
而所謂「自由學風」只能在香港才能生根，而培元培先生最終亦在香港下葬入土為安，也許真的是命運使然：香港，真福地也。
而「自由學風」又是否不涉政治呢？此亦非常清楚：絕對不是。
查「學術自由」之由來，乃是來自西方的哲學思想。古希臘的學術自由即與其城邦民主的政治制度互為一體。而待至古羅馬時期，仍可見諸西塞羅有關「公民教育」的討論。西方文明政治的基礎，也是由教育所建構支撐而形成。先前我也就有關題目分析過，而就羅馬的教育制度，也引述了吉朋的歷史觀察，講得出是為了支撐羅馬的政治和社會運作。
因此西方社會，也有它們的「校園政治運動」，包括了反戰、尋求社會公義、反對種族歧視等等。這些通通都是政治，也又都不是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情。而西方國家也沒有什麼「學校不准搞政治」的無聊禁令之類。因為西方國家的政治，從來都可以公開拿出來講。
因此我們可以看得出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就是「教育從來都是政治」。
這個不是搞不搞的問題，而是搞什麼和怎麼搞的問題。西方國家的校園政治保障了言論和學術自由、保障了人權和約制了政府的專斷。這就是西方的校園政治。
不過中國的校園政治，那才是文革式的揪鬥、為了維護個人崇拜和極權統治進行暴力迫害。而最有代表性的，是六七暴動期間，香港的左派學校作為鬥委會的暴動基地。
因此當中國內地的所謂學者、以及香港的左派學校，憑他們偏頗的視野和狹小的經驗、只懂得拿文革來講，那當然這種表態對於整個自由世界來說，只是笑話一則。因為文化大革命這種無聊事情，只會在中國發生、也只會在「很愛國」的左校才有市場。
林行止: 一「德」一心顯優秀 一錘二制成「絕」響
一、八月底九月初，筆者夫婦在柏林，從電視新聞看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制改革設定連下三閘的框架，心情沉重，出外時特請司機取道柏林圍牆（殘存圍牆約一千公尺）的露天畫廊後才往目的地開去；圍牆壁上的彩圖雖然不二三年便「推陳出新」，換上新畫（由市政府出資請畫家「塗」上新畫，但那幅蘇聯布里茲涅夫「濕吻」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史稱社會主義同志愛之吻〕十多年不變且「歷久常新」），可是，這回看來比過去所見更亂更邋遢。不是順道的「重遊」，而是為了那回頭一瞥的感觸！德國是無產階級革命思潮的「原產地」，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國人，是共產主義的祖師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政治陣營分庭抗禮，對壘最力的冷戰時期，柏林圍牆是切斷人情、分割世界的標誌！
德國群眾在一九八九年攀上隔離盟軍（美英為首的西歐國家）與蘇軍勢力的圍牆，踏出缺口；長凡一百六十公里的圍牆終於在同年十一月九日拆除，東西柏林合而為一，德國統一到明年便足四分之一世紀。
當初合併時，東德蕭條困頓，西德繁盛豐裕，雙方強弱形成很大對比，經濟落差非常大。西德政府以一視同仁的態度貫徹統一，不惜代價地扶助東德，共同建設，一起發展，十五年後，來自東柏林，曾在秘密警察陰影下生活了三十六年的安格拉．默克爾女士，於二○○五年的大選中，當上德國聯邦總理，連任至今，仍然甚孚民望；經濟同舟、政治互濟，德國的東與西，只是地緣方向之別，民族情意無分軒輊；雖然德國在歷史上出過一個冷血殘酷、麻木不仁且濫殺無辜的納粹狂魔，這回結束分治，德人以無比的包容、犧牲和耐力，造就真正的統一與共和，重現其為一個優秀民族的高尚。
柏林圍牆倒下的那一年，中國的「六四風波」使香港籌備回歸的過程出現曲折。高舉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九七回歸，看來還算順利，可是，香港隨後的高度自治質素不高且日趨委靡；與此同時，內地的經濟實力與時俱增，尋且國力全方位崛起，在不同實力的互有消長下過了十七年，北京終於忍不住有權不用的「寂寞」，於今年六月十日單方面發表一份題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澄清」「高度自治」設限的指引是「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而近日人大常委對香港的定位，亦與過往略有不同的「說法」—香港是中央政府的直轄城市。制訂香港進行普選的制度框架，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擺明不是「有商有量」的決定，而是北京按《基本法》劃地為牢，請君入甕。
「一錘定音」是一聲絕響，是香港自主性大打折扣的「定音鼓」。歷來是自由港的香港，經濟必將因而失色，因為港人將不由自主地失去自由發揮的活力，生產潛力由是無法發揮。大勢已去的殘酷現實很難挽回，如果泛民議員真的能夠否決框架下的選舉新方案，香港政制原地踏步，那便有若投資「止蝕」，是個將會留下創傷卻可避免再受重創的決定。要是接受日後受制於框架的京官制訂的方案，未來變化真不知伊於胡底，猶如取法凌遲的民主人格的自戕。人大決定對港人意願不假辭色，讓大多泛民議員容易作出不再參與第二輪政改諮詢而繼續獲得選民支持的決定。
回看港人爭取普選本當允公見正的那些日子，「和平佔中三子」還未「犯法」，便被硬指其已「犯法」；學生躁動更被比擬作當年「國產」的紅衞兵（提出此說的饒戈平教授是否試圖藉此吹響「批毛」的號角；被他批得一文不值的紅衞兵，都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將」啊！），一次又一次地動員群眾活動，或聲討或威脅或抹黑或檢舉，未至於武鬥的文攻是什麼作風？是一國遺風抑或是兩制新風？筆者以為香港特區只是沒有政治自決的權利，何以高度自治之下個人自主與選擇的空間亦愈來愈窄？香港是個人口擠迫的蕞爾小島，卻不是一個人擠人的社會；如今，人擠人的現象出現了，香港還是福地嗎？
二、梁錦松擔任財政司司長的時候，在一次財政預算演詞中，引用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獅子山下》劇集的主題曲歌詞，鼓勵港人當以集體奮鬥的意志，迎難而上，面對生活現實的高高低低。經梁氏品題，本已膾炙人口的《獅子山下》主題曲，成為經典名曲中的經典，由此引申，港人建設此一彈丸之地，使之成為美好家園的自強不息拚搏犯難，被美名為深入民心的「香港精神」！
一九七九年，已故才子黃霑，填寫的《獅子山下》主題曲歌詞，其中的「金句」如「人生中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人生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當時是英國治下華人佔了九成多的殖民地香港，是製造業不斷刷新紀錄、創造奇迹的年頭。香港無論在世界市場需求殷切的紡紗、織布、膠花、玩具、假髮、製衣……，總是快人一步，高踞國際市場的領導地位。當年香港的華人文化產業，包括書報、唱片、電影以至電視製作等等，亦大都成為海外華人的精神糧食。
黃霑博士寫《獅子山下》歌詞，至今已三十五年，香港主權回歸大統，已經十有七年，香港製造業的花榮葉茂，都已成枯槁，形神北移，早在內地生根、開花、結果。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實際功能已起變化，成為國內企業與貪官大款土豪資財的集散地，香港就像一些遠洋船舶的「方便旗」（Convenient Flag），註冊地是香港，真身誰屬是不必隱瞞亦毋須保密的「事不離實」。香港是金融重鎮，卻已經不是當年港人打拚出來的國際金融中心，而是高度依賴內
地，香港近年已成為其幾近「專用」的集資、調節和部分有財有勢人士迄今為止安全洗錢因此亦可說有「特異功能」的金融樞紐。
政情變色遠近間．三之一
德國群眾在一九八九年攀上隔離盟軍（美英為首的西歐國家）與蘇軍勢力的圍牆，踏出缺口；長凡一百六十公里的圍牆終於在同年十一月九日拆除，東西柏林合而為一，德國統一到明年便足四分之一世紀。
當初合併時，東德蕭條困頓，西德繁盛豐裕，雙方強弱形成很大對比，經濟落差非常大。西德政府以一視同仁的態度貫徹統一，不惜代價地扶助東德，共同建設，一起發展，十五年後，來自東柏林，曾在秘密警察陰影下生活了三十六年的安格拉．默克爾女士，於二○○五年的大選中，當上德國聯邦總理，連任至今，仍然甚孚民望；經濟同舟、政治互濟，德國的東與西，只是地緣方向之別，民族情意無分軒輊；雖然德國在歷史上出過一個冷血殘酷、麻木不仁且濫殺無辜的納粹狂魔，這回結束分治，德人以無比的包容、犧牲和耐力，造就真正的統一與共和，重現其為一個優秀民族的高尚。
柏林圍牆倒下的那一年，中國的「六四風波」使香港籌備回歸的過程出現曲折。高舉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九七回歸，看來還算順利，可是，香港隨後的高度自治質素不高且日趨委靡；與此同時，內地的經濟實力與時俱增，尋且國力全方位崛起，在不同實力的互有消長下過了十七年，北京終於忍不住有權不用的「寂寞」，於今年六月十日單方面發表一份題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澄清」「高度自治」設限的指引是「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而近日人大常委對香港的定位，亦與過往略有不同的「說法」—香港是中央政府的直轄城市。制訂香港進行普選的制度框架，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擺明不是「有商有量」的決定，而是北京按《基本法》劃地為牢，請君入甕。
「一錘定音」是一聲絕響，是香港自主性大打折扣的「定音鼓」。歷來是自由港的香港，經濟必將因而失色，因為港人將不由自主地失去自由發揮的活力，生產潛力由是無法發揮。大勢已去的殘酷現實很難挽回，如果泛民議員真的能夠否決框架下的選舉新方案，香港政制原地踏步，那便有若投資「止蝕」，是個將會留下創傷卻可避免再受重創的決定。要是接受日後受制於框架的京官制訂的方案，未來變化真不知伊於胡底，猶如取法凌遲的民主人格的自戕。人大決定對港人意願不假辭色，讓大多泛民議員容易作出不再參與第二輪政改諮詢而繼續獲得選民支持的決定。
回看港人爭取普選本當允公見正的那些日子，「和平佔中三子」還未「犯法」，便被硬指其已「犯法」；學生躁動更被比擬作當年「國產」的紅衞兵（提出此說的饒戈平教授是否試圖藉此吹響「批毛」的號角；被他批得一文不值的紅衞兵，都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將」啊！），一次又一次地動員群眾活動，或聲討或威脅或抹黑或檢舉，未至於武鬥的文攻是什麼作風？是一國遺風抑或是兩制新風？筆者以為香港特區只是沒有政治自決的權利，何以高度自治之下個人自主與選擇的空間亦愈來愈窄？香港是個人口擠迫的蕞爾小島，卻不是一個人擠人的社會；如今，人擠人的現象出現了，香港還是福地嗎？
二、梁錦松擔任財政司司長的時候，在一次財政預算演詞中，引用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獅子山下》劇集的主題曲歌詞，鼓勵港人當以集體奮鬥的意志，迎難而上，面對生活現實的高高低低。經梁氏品題，本已膾炙人口的《獅子山下》主題曲，成為經典名曲中的經典，由此引申，港人建設此一彈丸之地，使之成為美好家園的自強不息拚搏犯難，被美名為深入民心的「香港精神」！
一九七九年，已故才子黃霑，填寫的《獅子山下》主題曲歌詞，其中的「金句」如「人生中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人生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當時是英國治下華人佔了九成多的殖民地香港，是製造業不斷刷新紀錄、創造奇迹的年頭。香港無論在世界市場需求殷切的紡紗、織布、膠花、玩具、假髮、製衣……，總是快人一步，高踞國際市場的領導地位。當年香港的華人文化產業，包括書報、唱片、電影以至電視製作等等，亦大都成為海外華人的精神糧食。
黃霑博士寫《獅子山下》歌詞，至今已三十五年，香港主權回歸大統，已經十有七年，香港製造業的花榮葉茂，都已成枯槁，形神北移，早在內地生根、開花、結果。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實際功能已起變化，成為國內企業與貪官大款土豪資財的集散地，香港就像一些遠洋船舶的「方便旗」（Convenient Flag），註冊地是香港，真身誰屬是不必隱瞞亦毋須保密的「事不離實」。香港是金融重鎮，卻已經不是當年港人打拚出來的國際金融中心，而是高度依賴內
地，香港近年已成為其幾近「專用」的集資、調節和部分有財有勢人士迄今為止安全洗錢因此亦可說有「特異功能」的金融樞紐。
政情變色遠近間．三之一
劉貳龍﹕罷課是抗議當權者的政策矛盾
香港中學教育模式長年累月以來都是去政治化，學校與社會之間彷彿有一道無形高牆，學校教育與公共事務討論幾乎被切割。更為人詬病的是學校的填鴨式教育，培育出高分低能的政治冷感學生，學生公民的身分建構遭受嚴重阻攔。有見及此，在輿論壓力下當權者推動教育改革，在新高中課程增設通識教育，期望重新聯繫學校教育與公共事務。
但是，當權者操縱下的教育政策與管治手腕總是互相牴觸，教育課程所說的盡是仁義道德，維穩手段所用的盡是卑鄙無恥。首先論到通識教育的課程宗旨及理念，根據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合編的《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多次提及通識教育，就是要培養學生獨立理性的批判性思考，以及讓學生成為在社會、國家、世界裏，識見與責任並重的學生公民。換句話說，即是希望未來的學生不只是書獃子，而是能夠跨越那幅無形高牆，成為以直接行動來關心社會的本土公民。
但是當大專中學生履行公民責任，如箭在弦地籌備學界大罷課，反抗人大頒布的假普選框架，還有社會輿論就着罷課，正在進行如火如荼的討論之際，黨報喉舌、特區高官、愛黨政黨等建制政治的鐵三角組合，多番出口術耍手段批評阻攔，甚至抹黑誣衊學生是被「激進政團操縱的紅衛兵」、「罷課做騷倒不如退學」、「被鼓動抗爭作政治籌碼」、「與黑社會及聖戰分子無異」、「尖銳政治議題不宜進校」等諸如此類並多不勝數的無稽之談，來作為反對學生運動的官方論述。還找來愛「拯救孩子」的周融，設立很可能侵犯個人私隱的舉報罷課學生熱線，明目張膽地以文革式批鬥手段，煽動群眾鬥群眾的恐怖文化重現香港，企圖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壓抑學生對罷課的討論及組織參與。
專制政權對罷課來勢洶洶的政治打壓，無疑是嘗試重建那幅切割學校教育與公共事務討論的無形高牆，並且再添上更高更厚的磚塊，阻隔學生關心社會及參與直接行動，表達對反落閘爭公提的堅定不移。可見當權者的維穩手段顯然與通識教育鼓勵學生社會政治參與這個的基本宗旨及理念背道而馳。再者，歸根究柢當權者就是扼殺通識教育啟發學生獨立思考及公民意識的成果，有意無意間將學生抹黑為不懂是非黑白、被別人操縱的傀儡。筆者先退萬步來說，假設學生真的輕易而舉被別人煽動利用，某程度亦象徵教育政策失誤，不夠完善建立學生，那麼吳克儉等問責團隊的特區高官，是否應集體負責並引咎辭職？
鏡花水月的美麗謊言
學校教育是建構學生意識形態的基礎起點，而且當權者擁有接近隨心所欲的教育話語權，操縱學校教育的框架設定及課程內涵。不過最為諷刺的是，由始至終學校教育與政治現實都是互相矛盾。學生在高中通識教育的今日香港課程，老師會教育我們對公民身分認同，以及公民是能夠行使權利及要履行義務，並且每個人與生俱來都擁有公民權利、經濟權利、政治權利三環相扣的基本人權，還有應是在法治精神下受到制度保障，不過這些普世價值在香港社會裏，似乎只屬鏡花水月的美麗謊言。
綜觀現今的政治現實，在中國國務院以白皮書正式宣布全面管治香港下，港人的基本人權受到制度箝制。我們公民權利裏的示威自由，遭受公安條例不反對通知書的額外限制，並無法自由自主地運用，產生警權橫行無忌地凌駕人權的情况。經濟權利看似受到保障，實際上由資本家組成的利益集團有龐大影響力，滲透進我們各行各業及衣食往行，在市場上根本無多元化選擇。另外基於小圈子產生的特首要維護選委會 1200人的集體利益，導致勞工權益如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保等立法困難重重。還有港人在政制改革討論裏，面對人大普選框架全面落閘，特首候選人要過半數提委支持才能出閘競選，相對過往八分之一的提名門檻收窄倒退。提委會延續選委會的四大界別小圈子選舉模式，選民基礎只是少數聽令於中共的權貴特權階級，排斥廣泛的港人在提名程序的政治參與，要令港人淪為橡皮圖章，純粹投票確認經中共欽點的候選人。
對通識教育的實踐和尊重
因此，學界罷課就是要撕開當權者虛偽的面具，展示教育政策及管治政策之間的自相矛盾，藉此凝聚大專中學生的主流民意，表達我們對當權者言行不一的強烈抗議，以及強調學生誓要將從通識教育裏學習到並經獨立思考後堅信的普世價值（民主自由人權平等），轉化為社會制度的堅韌意志。因此我們的罷課行動就是對通識教育的實踐和尊重，期望通識教育不是純粹的紙上談兵，而是達到學校教育的最終目標，即是將學習到的知識理論轉化為現實應用，將從教育裏培出的公民意識轉化為直接行動，這樣才是反映出通識教育的真正成果，讓學生成為直接參與和主宰公共事務的學生公民，而不是只懂在文憑試裏奪星的天之驕子。
作者是學民思潮發言人
但是，當權者操縱下的教育政策與管治手腕總是互相牴觸，教育課程所說的盡是仁義道德，維穩手段所用的盡是卑鄙無恥。首先論到通識教育的課程宗旨及理念，根據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合編的《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多次提及通識教育，就是要培養學生獨立理性的批判性思考，以及讓學生成為在社會、國家、世界裏，識見與責任並重的學生公民。換句話說，即是希望未來的學生不只是書獃子，而是能夠跨越那幅無形高牆，成為以直接行動來關心社會的本土公民。
但是當大專中學生履行公民責任，如箭在弦地籌備學界大罷課，反抗人大頒布的假普選框架，還有社會輿論就着罷課，正在進行如火如荼的討論之際，黨報喉舌、特區高官、愛黨政黨等建制政治的鐵三角組合，多番出口術耍手段批評阻攔，甚至抹黑誣衊學生是被「激進政團操縱的紅衛兵」、「罷課做騷倒不如退學」、「被鼓動抗爭作政治籌碼」、「與黑社會及聖戰分子無異」、「尖銳政治議題不宜進校」等諸如此類並多不勝數的無稽之談，來作為反對學生運動的官方論述。還找來愛「拯救孩子」的周融，設立很可能侵犯個人私隱的舉報罷課學生熱線，明目張膽地以文革式批鬥手段，煽動群眾鬥群眾的恐怖文化重現香港，企圖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壓抑學生對罷課的討論及組織參與。
專制政權對罷課來勢洶洶的政治打壓，無疑是嘗試重建那幅切割學校教育與公共事務討論的無形高牆，並且再添上更高更厚的磚塊，阻隔學生關心社會及參與直接行動，表達對反落閘爭公提的堅定不移。可見當權者的維穩手段顯然與通識教育鼓勵學生社會政治參與這個的基本宗旨及理念背道而馳。再者，歸根究柢當權者就是扼殺通識教育啟發學生獨立思考及公民意識的成果，有意無意間將學生抹黑為不懂是非黑白、被別人操縱的傀儡。筆者先退萬步來說，假設學生真的輕易而舉被別人煽動利用，某程度亦象徵教育政策失誤，不夠完善建立學生，那麼吳克儉等問責團隊的特區高官，是否應集體負責並引咎辭職？
鏡花水月的美麗謊言
學校教育是建構學生意識形態的基礎起點，而且當權者擁有接近隨心所欲的教育話語權，操縱學校教育的框架設定及課程內涵。不過最為諷刺的是，由始至終學校教育與政治現實都是互相矛盾。學生在高中通識教育的今日香港課程，老師會教育我們對公民身分認同，以及公民是能夠行使權利及要履行義務，並且每個人與生俱來都擁有公民權利、經濟權利、政治權利三環相扣的基本人權，還有應是在法治精神下受到制度保障，不過這些普世價值在香港社會裏，似乎只屬鏡花水月的美麗謊言。
綜觀現今的政治現實，在中國國務院以白皮書正式宣布全面管治香港下，港人的基本人權受到制度箝制。我們公民權利裏的示威自由，遭受公安條例不反對通知書的額外限制，並無法自由自主地運用，產生警權橫行無忌地凌駕人權的情况。經濟權利看似受到保障，實際上由資本家組成的利益集團有龐大影響力，滲透進我們各行各業及衣食往行，在市場上根本無多元化選擇。另外基於小圈子產生的特首要維護選委會 1200人的集體利益，導致勞工權益如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保等立法困難重重。還有港人在政制改革討論裏，面對人大普選框架全面落閘，特首候選人要過半數提委支持才能出閘競選，相對過往八分之一的提名門檻收窄倒退。提委會延續選委會的四大界別小圈子選舉模式，選民基礎只是少數聽令於中共的權貴特權階級，排斥廣泛的港人在提名程序的政治參與，要令港人淪為橡皮圖章，純粹投票確認經中共欽點的候選人。
對通識教育的實踐和尊重
因此，學界罷課就是要撕開當權者虛偽的面具，展示教育政策及管治政策之間的自相矛盾，藉此凝聚大專中學生的主流民意，表達我們對當權者言行不一的強烈抗議，以及強調學生誓要將從通識教育裏學習到並經獨立思考後堅信的普世價值（民主自由人權平等），轉化為社會制度的堅韌意志。因此我們的罷課行動就是對通識教育的實踐和尊重，期望通識教育不是純粹的紙上談兵，而是達到學校教育的最終目標，即是將學習到的知識理論轉化為現實應用，將從教育裏培出的公民意識轉化為直接行動，這樣才是反映出通識教育的真正成果，讓學生成為直接參與和主宰公共事務的學生公民，而不是只懂在文憑試裏奪星的天之驕子。
作者是學民思潮發言人
丘亦生: 令人不安的國安
中信股份（267）可謂多事之秋，六年前的炒燶外滙醜聞，到今日仍未斷尾，隨時要向小股東賠償以億元計，不過這畢竟是前朝的事，現在中信已經整體上市，背負着央企改革先鋒的期許，應該會做一場好戲吧。不過，中信集團上月一宗掛着改革羊頭的股權買賣，又掀起了一場賤賣資產的爭議，似乎那陣蝦碌味仍未除。
中信集團旗下最大的全資實業生意中信國安集團，上月在內地發出通告，指透過增發新股，讓五家民企入股公司八成股權，市傳作價只有57億元（人民幣．下
同），卻可控制逾800億元資產。最有趣是，這五名新股東名不見經傳，其中一家名叫鼎尚裝修工程的公司，從事樓宇裝修業務，竟持有近兩成股權，成為僅次於中信集團的第二大股東。
800億資產轉手 欠透明度
中信國安雖然沒有被注入267，但規模並不少，分別持有內地上市的中信國安信息及中信國安葡萄酒股份分別逾四成股權，單單這批股份的市值已達77億元，香港散戶對中信國安信息並不陌生，因為曾經是中信泰富一項重要資產。除此之外，還有房地產及有色金屬開採等業務。據公開資料披露，中信國安2012年底的總資產逾800億元，扣除債務後的合併淨資產155億元。
牌面上百多億元的淨資產、近三萬員工的業務，以不足60億元轉手八成，還要入股公司都是投資圈內較陌生的名字，難免令人滿腹疑團，於是「賤賣資產」、「利益輸送」的說法不脛而走，然而公司由始至終未有就爭議作官方澄清，為如何遴選新股東及作價解畫。據聞公司選擇用發新股的做法來減持股權，而非賣舊股的做法，就是可以迴避透過一個公開的機制來遴選股東。
市場有消息指，作價是基於為集團重新估值，由於中信國安本身有不少債務，故此在母公司層次而言，實質淨資產只有約10億元，而非155億元。這宗交易透明度不高，而中信國安本身又沒有上市，故此估值即使忽高忽低，外界也難以定斷，不過以10億元控制800億元資產，槓桿比率高達80倍，這種能耐又真的只有央企才可以做到。
引資欠新動力 改革成疑
若果交易反映的是所謂國企改革的未來新趨勢，難免讓人抹一把汗。首先，中信國安今次引入的，除了資金，還有甚麼可以改善營運的元素？五名新民企股東散收收，如何可以影響管理？有說那家鼎尚裝修工程的入股，是因為原來入選的民企華泰汽車打退堂鼓，於是急把手上股權找人頂讓。中信國安自己的通告則形容，今次股權改制的特點是：「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由中信集團變更為無實際控制人。」我無法了解，這是何等大的進步。究竟這是股份混合制，還是混亂制？當中有何章法？
未來將有大量央企國企透過各種方法減持資產，我絕對認同國退民進是好事，問題是，如減持的手段及作價缺乏透明度，目的又不明確，到最後生意沒有多大改善，倒是造就了好些暴發戶。
中信集團旗下最大的全資實業生意中信國安集團，上月在內地發出通告，指透過增發新股，讓五家民企入股公司八成股權，市傳作價只有57億元（人民幣．下
同），卻可控制逾800億元資產。最有趣是，這五名新股東名不見經傳，其中一家名叫鼎尚裝修工程的公司，從事樓宇裝修業務，竟持有近兩成股權，成為僅次於中信集團的第二大股東。
800億資產轉手 欠透明度
中信國安雖然沒有被注入267，但規模並不少，分別持有內地上市的中信國安信息及中信國安葡萄酒股份分別逾四成股權，單單這批股份的市值已達77億元，香港散戶對中信國安信息並不陌生，因為曾經是中信泰富一項重要資產。除此之外，還有房地產及有色金屬開採等業務。據公開資料披露，中信國安2012年底的總資產逾800億元，扣除債務後的合併淨資產155億元。
牌面上百多億元的淨資產、近三萬員工的業務，以不足60億元轉手八成，還要入股公司都是投資圈內較陌生的名字，難免令人滿腹疑團，於是「賤賣資產」、「利益輸送」的說法不脛而走，然而公司由始至終未有就爭議作官方澄清，為如何遴選新股東及作價解畫。據聞公司選擇用發新股的做法來減持股權，而非賣舊股的做法，就是可以迴避透過一個公開的機制來遴選股東。
市場有消息指，作價是基於為集團重新估值，由於中信國安本身有不少債務，故此在母公司層次而言，實質淨資產只有約10億元，而非155億元。這宗交易透明度不高，而中信國安本身又沒有上市，故此估值即使忽高忽低，外界也難以定斷，不過以10億元控制800億元資產，槓桿比率高達80倍，這種能耐又真的只有央企才可以做到。
引資欠新動力 改革成疑
若果交易反映的是所謂國企改革的未來新趨勢，難免讓人抹一把汗。首先，中信國安今次引入的，除了資金，還有甚麼可以改善營運的元素？五名新民企股東散收收，如何可以影響管理？有說那家鼎尚裝修工程的入股，是因為原來入選的民企華泰汽車打退堂鼓，於是急把手上股權找人頂讓。中信國安自己的通告則形容，今次股權改制的特點是：「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由中信集團變更為無實際控制人。」我無法了解，這是何等大的進步。究竟這是股份混合制，還是混亂制？當中有何章法？
未來將有大量央企國企透過各種方法減持資產，我絕對認同國退民進是好事，問題是，如減持的手段及作價缺乏透明度，目的又不明確，到最後生意沒有多大改善，倒是造就了好些暴發戶。
練乙錚: 「不完美」？宿命地溝油．盯着中信．示威之邦
最近，香港社會有一個詞很流行：「不完美」。這個詞很好用，放諸四海皆準，因為，的確，世界上沒有什麼事物是完美的。更妙的是，用這個詞描述中國事物，無半點誇張，用者顯得非常謙遜，能充分反映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的優越品德。因此，特府教育系統高層實在應該不失時機盡快在學生當中推廣「不完美」這個詞，以便提倡謙虛而嚴謹的說話方法，端正小朋友的語言習慣、思考邏輯和政治傾向。
一、「不完美」一詞的政治妙用
我們可以先看幾個可算合情合理的例子：
牛頓力學不完美（只能用於目視世界）；林志玲身材不完美（體高1米75，比中國男性平均高出3公分）；富士山線條不完美（頂部不盡對稱，表層不完全覆蓋內層）；《紅樓夢》不完美（沒有環環相扣、充滿張力的「plot」）；莎劇不完美（有時用上粗口）。
下列每一個說法也都是邏輯嚴謹，語義清晰，百分之百正確：
歷次政治運動冤死五六千萬老百姓：中共鬥爭手法「不完美」；無官不貪，貪額動輒以億元人仔計︰大陸廉政目前「不完美」；八九六四解放軍沒有橡膠子彈，只好出坦克︰清場手法「不完美」；裸官洗錢等出國，十年運出人仔七萬億：官員愛國情操「不完美」；毒奶、假蛋、油魚，應有盡有︰大陸食品質量「不完美」；號稱「百雞王」，搞遍央視女主播︰周永康的私生活「不完美」；禁組獨立媒體、工會，權力把異見者關在籠子裏：憲法實施「不完美」。
然而，正確還正確，可這些話一般香港人聽起來始終會覺得有點那個，但愛國派心裏卻都是真真正正那樣想的，既天真又純潔，不然怎麼可以愛國愛黨愛得那麼堅決？所以，同理，當港人要面對人大常委決定本地須由小圈子「普選」特首的這個荒誕現實，這些愛國派卻會很自然而然地說：政改方案儘管「不完美」，何妨袋住先？
二、地溝油把中港台統一了
原來，台灣發現的地溝油，「不完美」成分竟然主要來自香港。台灣食用油生產商強冠，原來自2001年起，十三年來一直與香港的金寶運合作，進口飼養業用的回收再造豬油，再添加當地生產的工業用油，以二一之比合成劣質油，賣給當地食品生產商，後者部分產品回銷香港，賣給本地的食品生產商和食肆，連一些高檔品牌也中招。金寶運向元朗寶源油脂購入標明不可人食的回收再造油，改稱食用油進口台灣，低價賣給明知故犯的強冠（寶源知不知道金寶運的手段非法，目前還不能確定；但資料顯示，同一個寶源，曾在2005年被揭發涉把工業用豬油供應給港九新界的麵包店，製成麵包出售，故其誠信亦頗堪疑【註1】）。
然則香港的這個金寶運，又是什麼底細？原來2012年大陸紅色資本經營的香港公司北大荒涉轉售含致癌物質的地溝花生油事件，金寶運就是分銷商之一，其東主更與北大荒香港分公司合資經營「北大荒油脂有限公司」和「港基糧油食品有限公司」。當時，食環署證實北大荒違反《食物安全條例》，未有登記為食物進口商或分銷商，涉非法賣油；有關廠商又沒有依法保留來貨及出貨的單據，當局遂難以完全追查地溝油銷售去向及回收【註2】。
「古時」，香港食用油市場以三大老字號即南順、合興、大昌為主，一直安全可靠；2010年北大荒進場，便接連出現與其有直接間接關係的詐騙、非法經營和品質安全問題。既有這般「巧合」，與北大荒有密切關係及業務往來的金寶運還可以一直違例經營，食環署明顯跟不上形勢；到底是僅僅大意疏忽了，還是遇上強大阻力？
一般而言，先進與落後的經濟體接觸，雙方都應該特別小心，步步為營。先進體可能以各種對方聞所未聞的技術與手段佔盡落後體的便宜，而自身則可能受到落後體常有的那些欠規管、不守法、行賄賂、官商勾結等壞因素的侵蝕，逐步被同化。可是，就筆者親身在政府裏頭看到聽到的而言，香港自董建華年代起，權力頂層便受到一些本地急功近利的商人慫恿，加上來自北方的壓力，開始拋棄一貫謹慎作風，實行打開中門、加速融合的政策；那些珠三角經合區、X小時港粵生活圈、港深接軌、邊界取消等建議，不斷由一些商家提出、政府接過，快步落實，犧牲港人長遠利益亦在所不惜（不是所有大商賈都如是，一些有點香港人本心的，曾經努力嘗試守住兩制分野）。
近朱者赤化，近墨者食黑油。難道這就是香港人民乃至台灣人民命運的一個縮影？
三、及身審查中信前高管
證監會公布，對前身為中信泰富的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及五名前執董，包括前主席榮智健及前董事總經理范鴻齡展開法律程序。證監指該公司及前董事就2008年公司外滙投資虧損披露的財務狀況，含虛假或誤導成分，要求法庭頒令，把高達4500名投資者的交易回復原狀，賠償或超過百億港元。
紅色（國家）資本的中信泰富，母公司中信集團乃改革開放初年鄧小平委託「民族資本家」榮毅仁創立的。終於被證監咬住的五名中信泰富前執董當中，前主席榮智健是榮毅仁的兒子，前董事總經理范鴻齡則是本朝行政會議大紅人羅范椒芬胞兄。有此非同小可政治背景的公司和人物，證監會要找麻煩，是否由背後的政治角力引致、後續發展如何受政治及政治人物影響等疑問，答案外人無法知曉，只能猜測。不過大家要留意，證監會對五人的及身行動，還不是刑事檢控。
無獨有偶，美國聯邦政府最近也準備開展對導致2007╱08年金融危機的大財團主管採取及身的法律行動。美國民間對政府一直以來只檢控處罰財團法人、放過該等財團主管的做法非常不滿，儘管大財團至今已經因為在金融危機期間幹過的不法行為向聯邦政府司法部繳交了總數超過1000億美元的罰金及和解賠償。最新的和解賠償，是 HSBC上周宣布賠給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貸美（Freddie Mac）的合共5.5億美元【註3】。然而，美國法律規定刑事檢控必須在犯法行為發生之後的五年內提出，金融危機2008年結束，故聯邦政府能夠提出刑事檢控的時日無多。
今年5月，奧巴馬政府委任Leslie Caldwell為司法部刑事組主管。此姝來頭不小；大家記得2001年美國發生大型能源公司英隆（Enron）會計詐騙事件，同謀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en）和英隆一起，給美國政府司法部「告到甩褲」。結果英隆輸了官司宣告破產，安達信則最初輸了官司，公司解體，儘管後來最高法院因技術原因推翻原判，但為時已晚，回天乏力。當時主控的官員，就是Caldwell；其後她離開政府到商界任職凡十年。因此，她的委任一宣布，華爾街嘩然，對她及奧巴馬大肆攻擊，指後者是為爭取兩年後的大選拉票。Caldwell走馬回鍋，聲言就是要以刑事檢控處置那些大財團的犯法高管【註4】。
按美國法律，聯邦政府司法部有權對財團或其主管的不法行為進行刑事起訴，但美國證監會（SEC）卻沒有此項權力，只可以調查及作民事起訴，以及提議司法部作刑事檢控。由於缺乏刑事檢控權，美國證監會五年來從涉事財團及其主管的民事檢控所收得的罰金，至今不過40億美元，與司法部的1000億美元相比，可謂微不足道【註5】！香港的情況不一樣，香港證監會（HKSFC）同時擁有民事及刑事檢控權，遇有嚴重案件，只須諮詢律政司，之後便可自行決定作刑事檢控與否【註6】。
最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說過，香港司法能否保持獨立的一個標誌，就是司法工作能否保持高度透明。與中信有關的法律程序能否不受各種政治及政治人物干擾、過程能否足夠透明，是每一個香港人都關心的，不只是有利益牽涉其中的受害投資者。
四、自己惠州自己救
當權派揶揄香港變了世界的「示威之都」，殊不知我們的祖國大陸早已變成「示威之邦」；每年十多萬起的「群體性事件」，絕大部分都包括示威活動，人數幾十到幾萬不等。照片上看，示威規模和氣勢，很多時和香港的差不多，主要分別是警察比例看來比香港高，所擁武器裝備，就算是在小鄉鎮發生的示威裏亮出來的，也比香港警察通常配備的更先進齊全；打群眾的時候，大陸警察也比香港的兇狠得多，示威者不論男女老幼，被打得血流披面的鏡頭很常見，因為沒有政權對「兩制」的那種包容。
上周的大陸示威精選，當是周六才發生在惠州博羅縣的環保行動。民眾抗議的對象，是政府準備在離民居一公里處興建的全國最大垃圾焚化爐。民眾認為焚化爐建成之後，東江水就會受到污染，對當地人不利，甚至會影響到香港。示威人數，不同的報道之間，差異相當大，從警方估計的1000、到一些媒體估計的三萬多都有；示威的時間不算長，從早上九點多開始，到中午稍後結束，不算長；標語口號則相當溫和：如「保衞家園，不受毒害！」、「愛我博羅，拒絕垃圾！」等。這次行動，沒有激烈到有推翻公安車的行為。
儘管如此，政府也出動了兩千名警察、特警，卻未有出動武警或武警特警。大陸的警察，分人民警察和武警兩大類；前者屬公務員系統，後者則屬於軍隊編制。兩個系統裏，都有所謂特警，受的訓練和配備的武器，都高一級。民警和武警之外，還有城管和維穩系統的人員，後者通常是不穿制服的受薪流氓，打記者的，通常就是這批傢伙；這些人享受的待遇似乎不差，出勤的時候，有時還坐奧迪。
這次示威的規模比較大，而且發生在不遠處，所以香港的媒體包括左報都報道了，有的如《明報》還相當詳細，但圖片只刊登一張，未免太少。把場面和氣氛表現得最充分的，要算《大紀元》那四十幀現場照【註7】。
《氣短集》之四十八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雅虎香港資料https://hk.news.yahoo.com/%E6%B8 ... 2%B9-223017484.html
【註2】見《蘋果》新聞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910/18861458及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1220/18107801
【註3】見《金融時報》今年3月25日的報道http://www.ft.com/intl/cms/s/0/8 ... .html#axzz3DH5vh3Ku
【註4】有關LeslieCaldwell的個人背景和最新任命，見《彭博》上周五（9月12日）報道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 ... hunt-for-crime.html。
【註5】見美國SEC的有關統計網頁http://www.sec.gov/spotlight/enf-actions-fc.shtml
【註6】見香港證監會詳細解釋此點的網頁http://www.sfc.hk/edistributionW ... ws/doc?refNo=13PR86
【註7】見《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b5/14/9/13/n4247776.htm
一、「不完美」一詞的政治妙用
我們可以先看幾個可算合情合理的例子：
牛頓力學不完美（只能用於目視世界）；林志玲身材不完美（體高1米75，比中國男性平均高出3公分）；富士山線條不完美（頂部不盡對稱，表層不完全覆蓋內層）；《紅樓夢》不完美（沒有環環相扣、充滿張力的「plot」）；莎劇不完美（有時用上粗口）。
下列每一個說法也都是邏輯嚴謹，語義清晰，百分之百正確：
歷次政治運動冤死五六千萬老百姓：中共鬥爭手法「不完美」；無官不貪，貪額動輒以億元人仔計︰大陸廉政目前「不完美」；八九六四解放軍沒有橡膠子彈，只好出坦克︰清場手法「不完美」；裸官洗錢等出國，十年運出人仔七萬億：官員愛國情操「不完美」；毒奶、假蛋、油魚，應有盡有︰大陸食品質量「不完美」；號稱「百雞王」，搞遍央視女主播︰周永康的私生活「不完美」；禁組獨立媒體、工會，權力把異見者關在籠子裏：憲法實施「不完美」。
然而，正確還正確，可這些話一般香港人聽起來始終會覺得有點那個，但愛國派心裏卻都是真真正正那樣想的，既天真又純潔，不然怎麼可以愛國愛黨愛得那麼堅決？所以，同理，當港人要面對人大常委決定本地須由小圈子「普選」特首的這個荒誕現實，這些愛國派卻會很自然而然地說：政改方案儘管「不完美」，何妨袋住先？
二、地溝油把中港台統一了
原來，台灣發現的地溝油，「不完美」成分竟然主要來自香港。台灣食用油生產商強冠，原來自2001年起，十三年來一直與香港的金寶運合作，進口飼養業用的回收再造豬油，再添加當地生產的工業用油，以二一之比合成劣質油，賣給當地食品生產商，後者部分產品回銷香港，賣給本地的食品生產商和食肆，連一些高檔品牌也中招。金寶運向元朗寶源油脂購入標明不可人食的回收再造油，改稱食用油進口台灣，低價賣給明知故犯的強冠（寶源知不知道金寶運的手段非法，目前還不能確定；但資料顯示，同一個寶源，曾在2005年被揭發涉把工業用豬油供應給港九新界的麵包店，製成麵包出售，故其誠信亦頗堪疑【註1】）。
然則香港的這個金寶運，又是什麼底細？原來2012年大陸紅色資本經營的香港公司北大荒涉轉售含致癌物質的地溝花生油事件，金寶運就是分銷商之一，其東主更與北大荒香港分公司合資經營「北大荒油脂有限公司」和「港基糧油食品有限公司」。當時，食環署證實北大荒違反《食物安全條例》，未有登記為食物進口商或分銷商，涉非法賣油；有關廠商又沒有依法保留來貨及出貨的單據，當局遂難以完全追查地溝油銷售去向及回收【註2】。
「古時」，香港食用油市場以三大老字號即南順、合興、大昌為主，一直安全可靠；2010年北大荒進場，便接連出現與其有直接間接關係的詐騙、非法經營和品質安全問題。既有這般「巧合」，與北大荒有密切關係及業務往來的金寶運還可以一直違例經營，食環署明顯跟不上形勢；到底是僅僅大意疏忽了，還是遇上強大阻力？
一般而言，先進與落後的經濟體接觸，雙方都應該特別小心，步步為營。先進體可能以各種對方聞所未聞的技術與手段佔盡落後體的便宜，而自身則可能受到落後體常有的那些欠規管、不守法、行賄賂、官商勾結等壞因素的侵蝕，逐步被同化。可是，就筆者親身在政府裏頭看到聽到的而言，香港自董建華年代起，權力頂層便受到一些本地急功近利的商人慫恿，加上來自北方的壓力，開始拋棄一貫謹慎作風，實行打開中門、加速融合的政策；那些珠三角經合區、X小時港粵生活圈、港深接軌、邊界取消等建議，不斷由一些商家提出、政府接過，快步落實，犧牲港人長遠利益亦在所不惜（不是所有大商賈都如是，一些有點香港人本心的，曾經努力嘗試守住兩制分野）。
近朱者赤化，近墨者食黑油。難道這就是香港人民乃至台灣人民命運的一個縮影？
三、及身審查中信前高管
證監會公布，對前身為中信泰富的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及五名前執董，包括前主席榮智健及前董事總經理范鴻齡展開法律程序。證監指該公司及前董事就2008年公司外滙投資虧損披露的財務狀況，含虛假或誤導成分，要求法庭頒令，把高達4500名投資者的交易回復原狀，賠償或超過百億港元。
紅色（國家）資本的中信泰富，母公司中信集團乃改革開放初年鄧小平委託「民族資本家」榮毅仁創立的。終於被證監咬住的五名中信泰富前執董當中，前主席榮智健是榮毅仁的兒子，前董事總經理范鴻齡則是本朝行政會議大紅人羅范椒芬胞兄。有此非同小可政治背景的公司和人物，證監會要找麻煩，是否由背後的政治角力引致、後續發展如何受政治及政治人物影響等疑問，答案外人無法知曉，只能猜測。不過大家要留意，證監會對五人的及身行動，還不是刑事檢控。
無獨有偶，美國聯邦政府最近也準備開展對導致2007╱08年金融危機的大財團主管採取及身的法律行動。美國民間對政府一直以來只檢控處罰財團法人、放過該等財團主管的做法非常不滿，儘管大財團至今已經因為在金融危機期間幹過的不法行為向聯邦政府司法部繳交了總數超過1000億美元的罰金及和解賠償。最新的和解賠償，是 HSBC上周宣布賠給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貸美（Freddie Mac）的合共5.5億美元【註3】。然而，美國法律規定刑事檢控必須在犯法行為發生之後的五年內提出，金融危機2008年結束，故聯邦政府能夠提出刑事檢控的時日無多。
今年5月，奧巴馬政府委任Leslie Caldwell為司法部刑事組主管。此姝來頭不小；大家記得2001年美國發生大型能源公司英隆（Enron）會計詐騙事件，同謀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en）和英隆一起，給美國政府司法部「告到甩褲」。結果英隆輸了官司宣告破產，安達信則最初輸了官司，公司解體，儘管後來最高法院因技術原因推翻原判，但為時已晚，回天乏力。當時主控的官員，就是Caldwell；其後她離開政府到商界任職凡十年。因此，她的委任一宣布，華爾街嘩然，對她及奧巴馬大肆攻擊，指後者是為爭取兩年後的大選拉票。Caldwell走馬回鍋，聲言就是要以刑事檢控處置那些大財團的犯法高管【註4】。
按美國法律，聯邦政府司法部有權對財團或其主管的不法行為進行刑事起訴，但美國證監會（SEC）卻沒有此項權力，只可以調查及作民事起訴，以及提議司法部作刑事檢控。由於缺乏刑事檢控權，美國證監會五年來從涉事財團及其主管的民事檢控所收得的罰金，至今不過40億美元，與司法部的1000億美元相比，可謂微不足道【註5】！香港的情況不一樣，香港證監會（HKSFC）同時擁有民事及刑事檢控權，遇有嚴重案件，只須諮詢律政司，之後便可自行決定作刑事檢控與否【註6】。
最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說過，香港司法能否保持獨立的一個標誌，就是司法工作能否保持高度透明。與中信有關的法律程序能否不受各種政治及政治人物干擾、過程能否足夠透明，是每一個香港人都關心的，不只是有利益牽涉其中的受害投資者。
四、自己惠州自己救
當權派揶揄香港變了世界的「示威之都」，殊不知我們的祖國大陸早已變成「示威之邦」；每年十多萬起的「群體性事件」，絕大部分都包括示威活動，人數幾十到幾萬不等。照片上看，示威規模和氣勢，很多時和香港的差不多，主要分別是警察比例看來比香港高，所擁武器裝備，就算是在小鄉鎮發生的示威裏亮出來的，也比香港警察通常配備的更先進齊全；打群眾的時候，大陸警察也比香港的兇狠得多，示威者不論男女老幼，被打得血流披面的鏡頭很常見，因為沒有政權對「兩制」的那種包容。
上周的大陸示威精選，當是周六才發生在惠州博羅縣的環保行動。民眾抗議的對象，是政府準備在離民居一公里處興建的全國最大垃圾焚化爐。民眾認為焚化爐建成之後，東江水就會受到污染，對當地人不利，甚至會影響到香港。示威人數，不同的報道之間，差異相當大，從警方估計的1000、到一些媒體估計的三萬多都有；示威的時間不算長，從早上九點多開始，到中午稍後結束，不算長；標語口號則相當溫和：如「保衞家園，不受毒害！」、「愛我博羅，拒絕垃圾！」等。這次行動，沒有激烈到有推翻公安車的行為。
儘管如此，政府也出動了兩千名警察、特警，卻未有出動武警或武警特警。大陸的警察，分人民警察和武警兩大類；前者屬公務員系統，後者則屬於軍隊編制。兩個系統裏，都有所謂特警，受的訓練和配備的武器，都高一級。民警和武警之外，還有城管和維穩系統的人員，後者通常是不穿制服的受薪流氓，打記者的，通常就是這批傢伙；這些人享受的待遇似乎不差，出勤的時候，有時還坐奧迪。
這次示威的規模比較大，而且發生在不遠處，所以香港的媒體包括左報都報道了，有的如《明報》還相當詳細，但圖片只刊登一張，未免太少。把場面和氣氛表現得最充分的，要算《大紀元》那四十幀現場照【註7】。
《氣短集》之四十八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雅虎香港資料https://hk.news.yahoo.com/%E6%B8 ... 2%B9-223017484.html
【註2】見《蘋果》新聞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910/18861458及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1220/18107801
【註3】見《金融時報》今年3月25日的報道http://www.ft.com/intl/cms/s/0/8 ... .html#axzz3DH5vh3Ku
【註4】有關LeslieCaldwell的個人背景和最新任命，見《彭博》上周五（9月12日）報道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 ... hunt-for-crime.html。
【註5】見美國SEC的有關統計網頁http://www.sec.gov/spotlight/enf-actions-fc.shtml
【註6】見香港證監會詳細解釋此點的網頁http://www.sfc.hk/edistributionW ... ws/doc?refNo=13PR86
【註7】見《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b5/14/9/13/n4247776.htm
2014年9月14日星期日
鄧啟怡﹕再思香港故事 - 從英國到香港的公共衛生
大陸人來港游泳破壞香港公共衛生？當然無人接受隨處便溺，但最新的中港論
戰，「現代」、「文明」的公共衛生卻被簡單地用以對立中港身分，大家彷佛假設公共衛生的概念是自有永有。同樣，早前學民思潮在特首辦掛橫額被指觸犯公共衛
生法例，除了譴責這惡法，大家有否深思這套影響至今的衛生系統的起源？下文我將梳理公共衛生由概念到制度如何在英國、香港出現，從而反思今天的香港故事。
英國﹕一場民間推動的改革
公共衛生從來不是自有永有，也不單源自瘟疫、現代化，而與社會秩序重整、民族國家發展息息相關。正如電影《香水》的歐洲城市長期以來污水處處、烏煙瘴氣，英國也不例外。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因為不同團體的支持，主張不干預政策的英國才出現了一場公共衛生運動。
從大憲章到光榮革命，英國由民間到政府皆視個人自由是不容侵犯。因此，與十八世紀歐洲各國不同，英國只有因應疫症爆發的隔離措施、濟貧法（Poor Law）之下的有限度醫療服務，並沒有強而有力、全國通行的衛生系統，因為這不單牽涉大量稅收，更被視為國家侵害個人自由的暴政。直到在1842年Edwin Chadwick發表一份報告，英國才開展一場公共衛生運動，例如訂立Public Health Act、設立General Board of Health並任命Chadwick為首長、倫敦地下興建了巨型排污系統。
效益主義助改革抬頭
為什麼早期被指為暴政的改革能夠開始？首先，社會改變了生病的理解。人們不再相信疾病源於體液不平衡，改為接受瘴氣（miasma）等環境因素才是致病原因。今天醫學而言，這種強調環境因素的致病論看來可笑，但是細菌病學尚未出現之時，它卻提供了國家干預達至預防疾病的理論基礎。
即使預防疾病變得可能，任何改革沒有社會支持也是寸步難行。這場改革的關鍵在於不同社會力量的支持。其一是它符合當時流行的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身為效益主義始祖Jeremy Bentham的秘書和信徒，Chadwick提 出的改革儘管侵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它促進國民健康，從而提升整個國家的軍事、經濟實力，因此獲得效益主義者的認同。其二，即使改革加重稅務負擔，自從工 業革命興起的資本家同樣希望擁有健康的工人，因此他們視改革為必要之惡。其三，改革與當時人道主義運動的目標一致。啟蒙運動後，一班受人道主義影響的教徒 推動不少社會改革，例如電影《奇異恩典》提到的廢奴運動。其後，他們同樣支持衛生改革，因為他們不但同情死於疫症的低下階層，更明白三餐不繼、隨時死於非 命的基層不可能有閒情讀聖經、返教會。由於以上幾股力量的支持，強大的衛生系統在英國漸漸成型。
香港：一場半推半就的改革
香港由無到有的衛生系統源於港英政府的管治需要。與英國不同，香港的衛生改革不是來自民間的壓力，也不是為了引入現代、文明的制度，而是為了回應威脅殖民地存亡的傳染病。
在1842年， 不但英國開始衛生改革，香港也正式開埠。自從大航海時代，即使歐洲各國為了拓展殖民地、已發展了熱帶病學，船堅炮利的英國人卻發覺得這個小島遠比想像的可 怕。亞熱帶的氣候加上大批英軍、華工來港，香港變成了疫病溫。來自溫帶的英國人天生缺乏免疫力，所以在開埠一年後的暑假，一種名為「香港熱」的疫症爆發， 奪去了四分之一的英軍和十分之一的歐籍平民性命。除了這種後來證實為瘧疾的疾病，跑馬地的香港墳場見證了各種熱帶病如何比清兵的刀劍、槍炮更可怕，像殖民 地醫官Dr. Harland在港服役時病故。除了熱帶病，性病是另一種威脅。從香港墳場埋葬了一批日本妓女，到鄭宏泰、黃紹倫發現一份份財政獨立的妓女留下的遺囑，都側寫了早期男女比例失衡造成妓寨處處。伴隨娼妓的各種性病則嚴重打擊了英軍的士氣。
剛經歷公共衛生運動的英國 官員來到這個危險之城，自然留意這裏的衛生情。見到病重的士兵、官員和不敢來港貿易的商人，他們發覺傳染病已經直接威脅這個為英國全球貿易而立的殖民地存 亡。因此，港督軒尼詩曾經說﹕「香港的衛生情一直是他們重要的考量。」平日的管治更反映他們重視英國軍民的健康。新界六日戰爭後，港英政府設立大埔警署以 監視新界鄉民。朱凱迪指出，為了令警署內的機關槍手有更廣闊的視野，所以警署設在今天的差館山之上。但這個戰略要地鄰近瘧蚊繁殖的農地，大批警員因而染 病。於是港英政府不但填平附近農地，並在今天的大埔滘興建公務員宿舍。同時，為了對付性病，港英政府決定讓妓寨合法經營，並向其徵稅以建立一所性病醫院。 根據英國國會紀錄，他們認為這些措施行之有效——「妓寨裏所有妓女都經過登記，並且殖民地醫官定期監查她們身體狀。一旦有病，她們會被送去性病醫院隔離，直到病癒方可出院……」由於倫敦的反對，港英政府在1847年撤回上述措施。但10年後，得到駐港英軍支持，港英政府再次推行這種針對染病妓女，卻對帶病的男性顧客視而不見的政策。同一時間，華人一旦生病，就只能自求多福。若自知命不久矣，他們通常前住位於上環的廣福義祠等死。直到英文媒體報道義祠門外有大量病人，而且衛生情況惡劣，才迫使港英政府在1870年撥地予華人精英創辦東華醫院，讓華人社會解決自己的衛生問題。由此可見，重英國軍民健康、輕視當地居民需要的衛生系統開始成型。
不得不面對華人健康問題
直到1894年，香港經歷另一場疫症，衛生系統終於伸展至華人社區。源自雲南的鼠疫在港橫行了30年，共奪去2萬人的性命，其中第一年已有2000人 病故。即使居住環境通常較佳，大批歐洲人同樣染病身亡。儘管當時尚未清楚疫症的病原和傳播方式，港英政府卻矛頭直指太平山區的華人社區，認為他們人畜同處 一室的不潔生活方式是疫症的源頭。為了防疫，港英政府打破一直以來的間接管治政策，強行在華人社區推動衛生改革。首先，他們出動英軍搜查並遣送7000個患者到隔離醫院。其後，他們立法收回太平山區、放火燒區內384間民房，並在遺址興建細菌學檢驗所和卜公花園。最後，他們開展一系列公眾衛生的立法程序。早在1882年，港英政府邀請Edwin Chadwick之子Osbert Chadwick來港撰寫一份改革報告。由於面對何啟為首的華人精英反對，所以一直沒有實施報告內的建議。但鼠疫爆發後的7年內，定例局通過了10條公共衛生的法例。1902年，Osbert Chadwick再獲邀來港，並提交了另一份改革報告。1年後，公眾衛生及屋宇條例正式通過。自此，港英政府正式規管屋宇建築、供水、排污以預防疫症。由於這些規管減少了樓宇租值，因而華人精英再次反對規管。但是，這條法例一直生效直到香港淪陷。自從實施上述衛生措施，歐洲人在香港的死亡率由1860年的6.5%跌至1930年的不足1%，而同期英國的死亡率大約是1.2%。對歐洲人而言，香港再不是有去無回的墳場。終於，經歷超過半世紀的殖民管治，香港發展了一套強調疾病預防以保障英國軍民的衛生系統。
誰能繼續書寫香港故事？
簡而言之，公共衛生不能簡 化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而是不同政治、經濟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即使它不是自有永有，不代表我們全盤否定公共衛生，反之深思背後的歷史，方可理直氣壯與別人 辯論衛生的重要。香港故事同樣是如此。即使呂大樂寫過「香港故事不易講」，但是香港故事不應該停留麥太口中「從前有個小朋友講大話，有一日佢死」的水平。 不單受制於香港意識的淺薄，書寫香港故事現實上同樣困難。不少人打從心裏認為香港研究不登大雅之堂，並將目光投向地大物博的中國。正如過去幾星期的再思香 港系列，蔡俊威指出重構香港主體性的前提是香港研究必須遠離意識形態主導、價值判斷為本的「神話」。為了抖擻上路，我們應該更純粹地重構香港過去的發展。 可是，除了也許已是最後一代的香港年輕學子，誰還有興趣繼續書寫未完的香港故事？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
英國﹕一場民間推動的改革
公共衛生從來不是自有永有，也不單源自瘟疫、現代化，而與社會秩序重整、民族國家發展息息相關。正如電影《香水》的歐洲城市長期以來污水處處、烏煙瘴氣，英國也不例外。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因為不同團體的支持，主張不干預政策的英國才出現了一場公共衛生運動。
從大憲章到光榮革命，英國由民間到政府皆視個人自由是不容侵犯。因此，與十八世紀歐洲各國不同，英國只有因應疫症爆發的隔離措施、濟貧法（Poor Law）之下的有限度醫療服務，並沒有強而有力、全國通行的衛生系統，因為這不單牽涉大量稅收，更被視為國家侵害個人自由的暴政。直到在1842年Edwin Chadwick發表一份報告，英國才開展一場公共衛生運動，例如訂立Public Health Act、設立General Board of Health並任命Chadwick為首長、倫敦地下興建了巨型排污系統。
效益主義助改革抬頭
為什麼早期被指為暴政的改革能夠開始？首先，社會改變了生病的理解。人們不再相信疾病源於體液不平衡，改為接受瘴氣（miasma）等環境因素才是致病原因。今天醫學而言，這種強調環境因素的致病論看來可笑，但是細菌病學尚未出現之時，它卻提供了國家干預達至預防疾病的理論基礎。
即使預防疾病變得可能，任何改革沒有社會支持也是寸步難行。這場改革的關鍵在於不同社會力量的支持。其一是它符合當時流行的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身為效益主義始祖Jeremy Bentham的秘書和信徒，Chadwick提 出的改革儘管侵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它促進國民健康，從而提升整個國家的軍事、經濟實力，因此獲得效益主義者的認同。其二，即使改革加重稅務負擔，自從工 業革命興起的資本家同樣希望擁有健康的工人，因此他們視改革為必要之惡。其三，改革與當時人道主義運動的目標一致。啟蒙運動後，一班受人道主義影響的教徒 推動不少社會改革，例如電影《奇異恩典》提到的廢奴運動。其後，他們同樣支持衛生改革，因為他們不但同情死於疫症的低下階層，更明白三餐不繼、隨時死於非 命的基層不可能有閒情讀聖經、返教會。由於以上幾股力量的支持，強大的衛生系統在英國漸漸成型。
香港：一場半推半就的改革
香港由無到有的衛生系統源於港英政府的管治需要。與英國不同，香港的衛生改革不是來自民間的壓力，也不是為了引入現代、文明的制度，而是為了回應威脅殖民地存亡的傳染病。
在1842年， 不但英國開始衛生改革，香港也正式開埠。自從大航海時代，即使歐洲各國為了拓展殖民地、已發展了熱帶病學，船堅炮利的英國人卻發覺得這個小島遠比想像的可 怕。亞熱帶的氣候加上大批英軍、華工來港，香港變成了疫病溫。來自溫帶的英國人天生缺乏免疫力，所以在開埠一年後的暑假，一種名為「香港熱」的疫症爆發， 奪去了四分之一的英軍和十分之一的歐籍平民性命。除了這種後來證實為瘧疾的疾病，跑馬地的香港墳場見證了各種熱帶病如何比清兵的刀劍、槍炮更可怕，像殖民 地醫官Dr. Harland在港服役時病故。除了熱帶病，性病是另一種威脅。從香港墳場埋葬了一批日本妓女，到鄭宏泰、黃紹倫發現一份份財政獨立的妓女留下的遺囑，都側寫了早期男女比例失衡造成妓寨處處。伴隨娼妓的各種性病則嚴重打擊了英軍的士氣。
剛經歷公共衛生運動的英國 官員來到這個危險之城，自然留意這裏的衛生情。見到病重的士兵、官員和不敢來港貿易的商人，他們發覺傳染病已經直接威脅這個為英國全球貿易而立的殖民地存 亡。因此，港督軒尼詩曾經說﹕「香港的衛生情一直是他們重要的考量。」平日的管治更反映他們重視英國軍民的健康。新界六日戰爭後，港英政府設立大埔警署以 監視新界鄉民。朱凱迪指出，為了令警署內的機關槍手有更廣闊的視野，所以警署設在今天的差館山之上。但這個戰略要地鄰近瘧蚊繁殖的農地，大批警員因而染 病。於是港英政府不但填平附近農地，並在今天的大埔滘興建公務員宿舍。同時，為了對付性病，港英政府決定讓妓寨合法經營，並向其徵稅以建立一所性病醫院。 根據英國國會紀錄，他們認為這些措施行之有效——「妓寨裏所有妓女都經過登記，並且殖民地醫官定期監查她們身體狀。一旦有病，她們會被送去性病醫院隔離，直到病癒方可出院……」由於倫敦的反對，港英政府在1847年撤回上述措施。但10年後，得到駐港英軍支持，港英政府再次推行這種針對染病妓女，卻對帶病的男性顧客視而不見的政策。同一時間，華人一旦生病，就只能自求多福。若自知命不久矣，他們通常前住位於上環的廣福義祠等死。直到英文媒體報道義祠門外有大量病人，而且衛生情況惡劣，才迫使港英政府在1870年撥地予華人精英創辦東華醫院，讓華人社會解決自己的衛生問題。由此可見，重英國軍民健康、輕視當地居民需要的衛生系統開始成型。
不得不面對華人健康問題
直到1894年，香港經歷另一場疫症，衛生系統終於伸展至華人社區。源自雲南的鼠疫在港橫行了30年，共奪去2萬人的性命，其中第一年已有2000人 病故。即使居住環境通常較佳，大批歐洲人同樣染病身亡。儘管當時尚未清楚疫症的病原和傳播方式，港英政府卻矛頭直指太平山區的華人社區，認為他們人畜同處 一室的不潔生活方式是疫症的源頭。為了防疫，港英政府打破一直以來的間接管治政策，強行在華人社區推動衛生改革。首先，他們出動英軍搜查並遣送7000個患者到隔離醫院。其後，他們立法收回太平山區、放火燒區內384間民房，並在遺址興建細菌學檢驗所和卜公花園。最後，他們開展一系列公眾衛生的立法程序。早在1882年，港英政府邀請Edwin Chadwick之子Osbert Chadwick來港撰寫一份改革報告。由於面對何啟為首的華人精英反對，所以一直沒有實施報告內的建議。但鼠疫爆發後的7年內，定例局通過了10條公共衛生的法例。1902年，Osbert Chadwick再獲邀來港，並提交了另一份改革報告。1年後，公眾衛生及屋宇條例正式通過。自此，港英政府正式規管屋宇建築、供水、排污以預防疫症。由於這些規管減少了樓宇租值，因而華人精英再次反對規管。但是，這條法例一直生效直到香港淪陷。自從實施上述衛生措施，歐洲人在香港的死亡率由1860年的6.5%跌至1930年的不足1%，而同期英國的死亡率大約是1.2%。對歐洲人而言，香港再不是有去無回的墳場。終於，經歷超過半世紀的殖民管治，香港發展了一套強調疾病預防以保障英國軍民的衛生系統。
誰能繼續書寫香港故事？
簡而言之，公共衛生不能簡 化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而是不同政治、經濟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即使它不是自有永有，不代表我們全盤否定公共衛生，反之深思背後的歷史，方可理直氣壯與別人 辯論衛生的重要。香港故事同樣是如此。即使呂大樂寫過「香港故事不易講」，但是香港故事不應該停留麥太口中「從前有個小朋友講大話，有一日佢死」的水平。 不單受制於香港意識的淺薄，書寫香港故事現實上同樣困難。不少人打從心裏認為香港研究不登大雅之堂，並將目光投向地大物博的中國。正如過去幾星期的再思香 港系列，蔡俊威指出重構香港主體性的前提是香港研究必須遠離意識形態主導、價值判斷為本的「神話」。為了抖擻上路，我們應該更純粹地重構香港過去的發展。 可是，除了也許已是最後一代的香港年輕學子，誰還有興趣繼續書寫未完的香港故事？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
安裕周記﹕歷史的殘缺
日本宮內廳上星期發布六十一卷日皇裕仁的《昭和天皇實錄》，在編撰時間長達二十四年的內容當中，談到裕仁在太平洋戰爭年間的一些情况。據報道，《實錄》包括裕仁在二戰期間的角色，並記載珍珠港事件前夕的一九四一年七月，裕仁表示「不要輕率發動鹵莽及自取滅亡的戰爭」。由於《實錄》涵蓋漫長的戰爭年代，裕仁當時想什麼、說什麼、做什麼，研究裕仁在太平洋戰爭及侵華戰爭角色的歷史學者對《實錄》的出版有着相當期待。
《實錄》公開後，內容確實談到了太平洋戰爭時的裕仁，總的而言，《實錄》中的裕仁是當時日本軍部的傀儡，這和戰後西方史學界知日派的說法相近。不過，這並不代表人們願意無條件接受《實錄》全部內容，西方通訊社記者在發自東京的新聞顯示了他們的態度，認為《實錄》沒有闡釋很多人想知道的內容，包括裕仁對戰爭的責任。
與戰後的德國相比，日本對戰爭的態度一直受質疑，這除了在日本侵華期間死傷慘重的中國以及飽受日本殖民統治摧殘的南北兩韓，還有學界中人。必須指出的是，戰後大半世紀，西方世界眼中的裕仁是「溫和內向」的君主，二戰期間受到軍方擠壓成為傀儡。這種史觀脗合了東京戰犯大審判的主流西方史觀，即干犯戰爭罪者皆為好戰的軍人及政客，而不是「萬世一系」的天皇。
然而事實便是如此？西方傳媒顯然對此有所質疑，因為盟國佔領軍統帥麥克阿瑟與裕仁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四十分鐘談話內容，至今仍未翔實公開。根據美國學者比克斯（Herbert Bix）的說法，至低限度，在偷襲珍珠港前，裕仁擔心的是如何對攻擊大計保密（was worried about secrecy）。記載這一情况的是戰時日本陸軍元帥杉山元。
對日本的態度，西方學界呈現相當奇妙的一體兩面，但總的而言，對現代日本持溫和態度的是多年主流，對戰爭歷史更是止於「軍部奪權」此一層次。取態的由來，客觀上由於日本戰敗之後，麥克阿瑟搭建了保留天皇架構並推行民主政體成功之故。當然，亦有知日派學者的取態因素，哈佛大學的日本通賴世和（Edwind Reischauer）是知日派第一號人物。以當時哈佛大學在世界學術的泰山北斗地位，知日派掌握日本研究大門，可說對後世研究日本影響深遠。
知日派學者眼中的裕仁
賴世和生於東京，傳教士之子，十六歲之前在東京成長。之後回到美國繼續學業，其後在哈佛大學以日本法師到中國求法為論文得博士學位，二戰結束後在哈佛大學執教鞭，成立日本研究所，令哈佛大學成為美國高等學府的日本研究第一校。賴世和堪稱美國學界頭號日本通，是知日派的頭面人物，六十年代擔任駐日大使多年，幾乎可以說，是他隻手構建美國學界對日本觀察的重量級人物。戰後五度拜相、被喻為日本經濟及政治大師的吉田茂，其思想體系在日本政界追隨者極多，有「吉田學校」之稱，他在一九六七年成書的《決定日本的一百年》提到賴世和。一九六六年賴世和結束駐日，準備回去美國，吉田茂與賴世和會面，吉田茂在該書序言寫道，「去年夏天，當我準備跟準備回國的賴世和會見時，因為他太誇獎日本，所以我便謙虛地請他不要太過誇獎日本人」。
一場韓戰，令到日本成為美國圍堵中共蘇共的主要成員，韓戰年代大後方的後勤角色，更助解決戰後歸國的幾百萬退役軍人生計，也讓日本從此享受長達半世紀的低國防負擔日子，正如吉田茂說﹕把外交國防交給美國人，日本埋頭搞經濟。在此一過程當中，裕仁在二戰期間的角色似被忽略，這可能是無意的遺忘，但更多學者相信，這是美國因為冷戰需要的刻意遺忘。麥克阿瑟應該深切明白裕仁在戰爭中的角色，那是一九四六年暮冬，當日本國內自由派呼聲四起要追究裕仁的戰爭責任之際，裕仁在三星期內對五名近臣的六次長時間陳述，整理之後以綱領（summary）形式交給麥克阿瑟的秘書，但是這份口述的內容從此再未曝光。比克斯的在他的著作 Hirohito：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裕仁：近代日本的形成》）認為，這或者是「盟軍總部的最高級美國軍官已加入保護裕仁的陣營，神化天皇」（perhaps because the top American officials at General Headquarters were already among the emperor's greatest protectors and mythologizers）。
裕仁的六次陳述紀錄
像比克斯般質疑裕仁的史學者在西方並非罕有，隨着史料日多，類似的聲音不絕於耳。他們起初的質疑是非學術的常識判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東京時間中午十二時，裕仁向全國廣播終戰詔書，絕大多數日本人民是第一次聽到天皇的聲音，於日本而言這是「玉音」，老百姓無不或肅立或匐伏。如此威嚴天皇，是否可能在戰時受到軍人操縱成為傀儡，這個問號遂成為質疑裕仁的最大佐證。事實上，從後來公開的多份戰時日本官員回憶錄或文字記載，包括陸軍元帥杉山元的備忘、一九四○ 年至一九四五年擔任內大臣的木戶幸一的日記，多少讓人從字裏行間看到裕仁在戰時的身影——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御前會議（木戶幸一日記）：「我們對英、美、荷的政策，從上午十時三十分在陛下面前開會，持續到下午三時三十分才敲定」。海軍軍令總長永野修身亦向裕仁提出詳盡作戰計劃報告，根據比克斯的研究，杉山元的備忘記載稱，裕仁知道各地點的大致攻擊時、地與方法，並表示擔心如何保密。
二戰歷史戰後在日本以多種方式「重塑」，近三十年則是以質疑東京戰犯大審判的定讞為主流。這一聲音源自八十年代強人首相中曾根康弘，當時他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引帶出日本右翼全面否定東京戰犯大審判的裁決，認為東京戰犯大審判只是戰爭「成王敗寇」的反映、是西方戰勝國強加於戰敗國的決定。這一套史觀，後來發展至認為美軍向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是大屠殺行為，並引伸至東京戰犯大審判是「掩飾」大屠殺的行為。中曾根康弘雖在七十年代自民黨五大派閥「三角大福中」排名最末（三木武夫、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卻是最具野心一人，他是戰後首個在任期間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其右翼立場拉動至今日益猖獗的保守主義及史觀；可以說，今天大言炎炎的安倍晉三以至石原慎太郎，都是他的徒子徒孫。
裕仁責任未清留後遺症
相比於中共沒有決斷地否定毛澤東，文化大革命餘毒流轉至今，二戰期間裕仁的角色未能釐清，也為今天的日本右翼餘毒帶來助長之風。對此，美國心知肚明，麥克阿瑟曾經對天皇論硬碰過一下子，讓日本右翼知道他的底線。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麥克阿瑟會見裕仁時二人拍了一張合照（見上圖），圖左的麥克阿瑟穿得很隨便，身上一套軍服，雙手放在身後，裕仁必恭必敬一身禮服站在一旁。兩日之後，《朝日新聞》等報章刊出這張照片，日本政府立即要求禁制，不得刊出。美國佔領軍總部得悉後怒不可遏，宣布立即撤銷對出版及電影的所有限制，戰後實行的新聞檢查制度馬上取消；五天之後，通知日本政府罷免內務大臣，內閣自知撐不住，只得總辭。
麥克阿瑟怒火未消，下令取消一直以來「不可批判天皇」的禁令，並容許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發行。雖然華府戰後欲藉天皇控制日本社會，可是一旦天皇或皇族成為美國佔領軍的絆腳石，美國一點都不客氣。一九四六年，美國又找到方法整治日本皇室——宣布剝奪皇室的財政特權，讓皇親國戚吃盡苦頭；一年後，更從繁複不已的十四個皇親家族中，大手筆削去十一個，只留下血緣最接近的秩父、高松、三笠，其他的都遣走。一九四七年十月，五十多名皇族人員辭職，回家當老百姓。著名作家太宰治一九四七年寫的中篇小說《斜陽》，說的便是皇族日暮途窮的悲涼，在當時皇族離開深宮到食品店打工的新聞之下，大受注目。
日本戰後的歷史乃至發展，無法離開對裕仁的評價；右翼思潮猖狂，被認為與戰爭責任從未釐清有關。裕仁一九七八年後確實未曾參拜靖國神社，但一九四五年前的裕仁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天皇，是宮內廳記錄所言的被軍部挾持的國君，抑或是像西方史家質疑的那樣，如比克斯所說的「二十世紀日本重大政治、軍事事件的參與人，也是了解這些事件的關鍵人物」（he was rather the leading participant in, and remain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史家此刻無法得出一致結論。裕仁戰後的相當長一段道路，與美國佔領軍以及其後的東西方冷戰關係緊密，美國需要天皇管治日本，從實用主義角度而言，裕仁是華府可用之人。令人扼腕的是，美國在令裕仁維繫日本既有階級與傳統不墜的同時，刻意對二戰年代裕仁的角色模糊化，以致人們無法從歷史汲取教訓，無以面對太平洋戰爭年間喪生的千萬亞洲人民。
日本國內的健康力量
其實日本內部對裕仁也不是像右派那樣鐵板一塊。早稻田大學出身的作家村上春樹在《1Q84》頁啟是這樣寫的，「一九二六年大正天皇駕崩，年號改為昭和。日本黑暗的陰霾時代即將拉開序幕。現代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短暫間奏曲終結，法西斯主義就要大行其道」。這段公開針對裕仁年代的文字，被認為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之後的另一挑戰。如是，人們從另一個切面看到日本社會尤其是知識分子對裕仁的定論——那個晚年經常靜默不語的世界知名植物學家，顛顛巍巍的身影後，曾是震動世界政治及軍事事件的參與人。
P.S.
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中日關係被形容是「一衣帶水」，如今以「水火不容」來述說似乎更貼切。《明報》將由9月17日起一連四個星期三，深入報道及解構中日困局，內容包括靖國神社、專訪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及河野洋平等日本政、軍、學界頂尖人物，敬請留意。
《實錄》公開後，內容確實談到了太平洋戰爭時的裕仁，總的而言，《實錄》中的裕仁是當時日本軍部的傀儡，這和戰後西方史學界知日派的說法相近。不過，這並不代表人們願意無條件接受《實錄》全部內容，西方通訊社記者在發自東京的新聞顯示了他們的態度，認為《實錄》沒有闡釋很多人想知道的內容，包括裕仁對戰爭的責任。
與戰後的德國相比，日本對戰爭的態度一直受質疑，這除了在日本侵華期間死傷慘重的中國以及飽受日本殖民統治摧殘的南北兩韓，還有學界中人。必須指出的是，戰後大半世紀，西方世界眼中的裕仁是「溫和內向」的君主，二戰期間受到軍方擠壓成為傀儡。這種史觀脗合了東京戰犯大審判的主流西方史觀，即干犯戰爭罪者皆為好戰的軍人及政客，而不是「萬世一系」的天皇。
然而事實便是如此？西方傳媒顯然對此有所質疑，因為盟國佔領軍統帥麥克阿瑟與裕仁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四十分鐘談話內容，至今仍未翔實公開。根據美國學者比克斯（Herbert Bix）的說法，至低限度，在偷襲珍珠港前，裕仁擔心的是如何對攻擊大計保密（was worried about secrecy）。記載這一情况的是戰時日本陸軍元帥杉山元。
對日本的態度，西方學界呈現相當奇妙的一體兩面，但總的而言，對現代日本持溫和態度的是多年主流，對戰爭歷史更是止於「軍部奪權」此一層次。取態的由來，客觀上由於日本戰敗之後，麥克阿瑟搭建了保留天皇架構並推行民主政體成功之故。當然，亦有知日派學者的取態因素，哈佛大學的日本通賴世和（Edwind Reischauer）是知日派第一號人物。以當時哈佛大學在世界學術的泰山北斗地位，知日派掌握日本研究大門，可說對後世研究日本影響深遠。
知日派學者眼中的裕仁
賴世和生於東京，傳教士之子，十六歲之前在東京成長。之後回到美國繼續學業，其後在哈佛大學以日本法師到中國求法為論文得博士學位，二戰結束後在哈佛大學執教鞭，成立日本研究所，令哈佛大學成為美國高等學府的日本研究第一校。賴世和堪稱美國學界頭號日本通，是知日派的頭面人物，六十年代擔任駐日大使多年，幾乎可以說，是他隻手構建美國學界對日本觀察的重量級人物。戰後五度拜相、被喻為日本經濟及政治大師的吉田茂，其思想體系在日本政界追隨者極多，有「吉田學校」之稱，他在一九六七年成書的《決定日本的一百年》提到賴世和。一九六六年賴世和結束駐日，準備回去美國，吉田茂與賴世和會面，吉田茂在該書序言寫道，「去年夏天，當我準備跟準備回國的賴世和會見時，因為他太誇獎日本，所以我便謙虛地請他不要太過誇獎日本人」。
一場韓戰，令到日本成為美國圍堵中共蘇共的主要成員，韓戰年代大後方的後勤角色，更助解決戰後歸國的幾百萬退役軍人生計，也讓日本從此享受長達半世紀的低國防負擔日子，正如吉田茂說﹕把外交國防交給美國人，日本埋頭搞經濟。在此一過程當中，裕仁在二戰期間的角色似被忽略，這可能是無意的遺忘，但更多學者相信，這是美國因為冷戰需要的刻意遺忘。麥克阿瑟應該深切明白裕仁在戰爭中的角色，那是一九四六年暮冬，當日本國內自由派呼聲四起要追究裕仁的戰爭責任之際，裕仁在三星期內對五名近臣的六次長時間陳述，整理之後以綱領（summary）形式交給麥克阿瑟的秘書，但是這份口述的內容從此再未曝光。比克斯的在他的著作 Hirohito：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裕仁：近代日本的形成》）認為，這或者是「盟軍總部的最高級美國軍官已加入保護裕仁的陣營，神化天皇」（perhaps because the top American officials at General Headquarters were already among the emperor's greatest protectors and mythologizers）。
裕仁的六次陳述紀錄
像比克斯般質疑裕仁的史學者在西方並非罕有，隨着史料日多，類似的聲音不絕於耳。他們起初的質疑是非學術的常識判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東京時間中午十二時，裕仁向全國廣播終戰詔書，絕大多數日本人民是第一次聽到天皇的聲音，於日本而言這是「玉音」，老百姓無不或肅立或匐伏。如此威嚴天皇，是否可能在戰時受到軍人操縱成為傀儡，這個問號遂成為質疑裕仁的最大佐證。事實上，從後來公開的多份戰時日本官員回憶錄或文字記載，包括陸軍元帥杉山元的備忘、一九四○ 年至一九四五年擔任內大臣的木戶幸一的日記，多少讓人從字裏行間看到裕仁在戰時的身影——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御前會議（木戶幸一日記）：「我們對英、美、荷的政策，從上午十時三十分在陛下面前開會，持續到下午三時三十分才敲定」。海軍軍令總長永野修身亦向裕仁提出詳盡作戰計劃報告，根據比克斯的研究，杉山元的備忘記載稱，裕仁知道各地點的大致攻擊時、地與方法，並表示擔心如何保密。
二戰歷史戰後在日本以多種方式「重塑」，近三十年則是以質疑東京戰犯大審判的定讞為主流。這一聲音源自八十年代強人首相中曾根康弘，當時他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引帶出日本右翼全面否定東京戰犯大審判的裁決，認為東京戰犯大審判只是戰爭「成王敗寇」的反映、是西方戰勝國強加於戰敗國的決定。這一套史觀，後來發展至認為美軍向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是大屠殺行為，並引伸至東京戰犯大審判是「掩飾」大屠殺的行為。中曾根康弘雖在七十年代自民黨五大派閥「三角大福中」排名最末（三木武夫、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卻是最具野心一人，他是戰後首個在任期間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其右翼立場拉動至今日益猖獗的保守主義及史觀；可以說，今天大言炎炎的安倍晉三以至石原慎太郎，都是他的徒子徒孫。
裕仁責任未清留後遺症
相比於中共沒有決斷地否定毛澤東，文化大革命餘毒流轉至今，二戰期間裕仁的角色未能釐清，也為今天的日本右翼餘毒帶來助長之風。對此，美國心知肚明，麥克阿瑟曾經對天皇論硬碰過一下子，讓日本右翼知道他的底線。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麥克阿瑟會見裕仁時二人拍了一張合照（見上圖），圖左的麥克阿瑟穿得很隨便，身上一套軍服，雙手放在身後，裕仁必恭必敬一身禮服站在一旁。兩日之後，《朝日新聞》等報章刊出這張照片，日本政府立即要求禁制，不得刊出。美國佔領軍總部得悉後怒不可遏，宣布立即撤銷對出版及電影的所有限制，戰後實行的新聞檢查制度馬上取消；五天之後，通知日本政府罷免內務大臣，內閣自知撐不住，只得總辭。
麥克阿瑟怒火未消，下令取消一直以來「不可批判天皇」的禁令，並容許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發行。雖然華府戰後欲藉天皇控制日本社會，可是一旦天皇或皇族成為美國佔領軍的絆腳石，美國一點都不客氣。一九四六年，美國又找到方法整治日本皇室——宣布剝奪皇室的財政特權，讓皇親國戚吃盡苦頭；一年後，更從繁複不已的十四個皇親家族中，大手筆削去十一個，只留下血緣最接近的秩父、高松、三笠，其他的都遣走。一九四七年十月，五十多名皇族人員辭職，回家當老百姓。著名作家太宰治一九四七年寫的中篇小說《斜陽》，說的便是皇族日暮途窮的悲涼，在當時皇族離開深宮到食品店打工的新聞之下，大受注目。
日本戰後的歷史乃至發展，無法離開對裕仁的評價；右翼思潮猖狂，被認為與戰爭責任從未釐清有關。裕仁一九七八年後確實未曾參拜靖國神社，但一九四五年前的裕仁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天皇，是宮內廳記錄所言的被軍部挾持的國君，抑或是像西方史家質疑的那樣，如比克斯所說的「二十世紀日本重大政治、軍事事件的參與人，也是了解這些事件的關鍵人物」（he was rather the leading participant in, and remain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史家此刻無法得出一致結論。裕仁戰後的相當長一段道路，與美國佔領軍以及其後的東西方冷戰關係緊密，美國需要天皇管治日本，從實用主義角度而言，裕仁是華府可用之人。令人扼腕的是，美國在令裕仁維繫日本既有階級與傳統不墜的同時，刻意對二戰年代裕仁的角色模糊化，以致人們無法從歷史汲取教訓，無以面對太平洋戰爭年間喪生的千萬亞洲人民。
日本國內的健康力量
其實日本內部對裕仁也不是像右派那樣鐵板一塊。早稻田大學出身的作家村上春樹在《1Q84》頁啟是這樣寫的，「一九二六年大正天皇駕崩，年號改為昭和。日本黑暗的陰霾時代即將拉開序幕。現代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短暫間奏曲終結，法西斯主義就要大行其道」。這段公開針對裕仁年代的文字，被認為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之後的另一挑戰。如是，人們從另一個切面看到日本社會尤其是知識分子對裕仁的定論——那個晚年經常靜默不語的世界知名植物學家，顛顛巍巍的身影後，曾是震動世界政治及軍事事件的參與人。
P.S.
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中日關係被形容是「一衣帶水」，如今以「水火不容」來述說似乎更貼切。《明報》將由9月17日起一連四個星期三，深入報道及解構中日困局，內容包括靖國神社、專訪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及河野洋平等日本政、軍、學界頂尖人物，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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