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宇軒: 中國政府在「白皮書」中扭曲的沙士論述

中國政府發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10/6/2014)，隱含對「沙士在香港」的歷史敘述和詮釋，雖然只有一小段，但卻為嚴 重偏頗的陳述。非典型肺炎疫症10年剛過，其歷史和記憶就被改至面目全非，是對2003年那個春夏之交，死去的299人，與及日夜與疫症搏鬥致力解除危機 的醫護人員嚴重不敬。
       
筆者曾對沙士稍作研究，以下僅以簡單羅列數點，說明在白皮書中的說法，是如何失實。

白皮書敘述重點：

(1) 中央政府在沙士時向香港「伸出援助之手」，包括提供藥物和器材和領導人慰問
(2) 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恢復香港經濟

       
有關「沙士在香港」，香港媒體和香港記憶中的主流論述：

(1) 有關香港與中國在沙士期間的關係，主要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隱瞞疫情和封鎖訊息的種 種。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廣東省及北京的不對等關係，會讓重要資訊無法順利向香港流通，而中國封閉的政治體制也會在突發狀况下對香港構成嚴重威脅：疫情初期， 就因廣東省已廣泛爆發，卻無向香港通報真實情況，以致香港公共衛生系統未有足夠防範。中國政府自身，也曾大量開除隱瞞疫情的官員(論者指出下台的多為京 官，隱瞞疫情的最大禍首地方官卻絕少被問責)。巧合是北京在受世衛牽制和全球批評而不得不開除官員和加強透明度後，立時宣佈出現沙士疫情。其時全球疫潮正 在退卻，讓人懼怕中國的疫情還有多少未被揭露。

(2) 沙士肆虐期間，北京為了強調一家親，讓人忘卻疫情功過的細節，2003年5月當香港有足夠藥物和疫情好轉，在自顧不暇的情況下，將少數的抗炎物資運往香港，作形象工程。此舉被認為是企圖壓下港人對內地隱瞞疫情的憤怒。

(3) 2003年5月中，香港疫情未過，未符世衛除去旅遊警告的三項要求，但中國為了顯露實力和緩與經濟影響，特派出吳儀向世衛施壓，用大國外交的方式替香港作 主。不久香港在未達要求下，世衛忽然解除旅遊警告。然而，這旅遊警告雖然衝擊香港經濟，卻一度是唯一可牽制內地，逼其加強對世衛的透明度的重要因素。

(4) 沙士期間曾一度讓香港人反省，中港兩地急促加劇接觸，會帶來許多尚未全盤摸索得到的問題，即使「融合」也要摸 着石頭過河，是為沙士的提醒。然而，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是在沙士疫情尾聲時，中國從上而下「贈給」香港的，那不是一 個協定，而是瞬間完成的「安排」，香港社會尚未商討沙士之後，該如何重新反省中港間的連繫。6月23日世衛才將香港從疫區的名單上除名，6月29日香港就 「被安排」了CEPA。299位死者還是屍骨未寒，沙士調查還未完成。

(5) 立法會沙士獨立調查委員會開會期間，醫護人員相繼指出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輕率對待疫情，犯上眾多可避免的嚴重 錯誤，令原有可能逆轉的疫情轉壞，間接令死亡人數增加。沙士過後幾年，陳馮富珍作為「中國代表」參選世衛總幹事，部分沙士死者家屬難以接受，然而對中國來 說那些反對聲音根本微不足道。

主場報道: 撕毀基本法的白皮書

基本法本身已是關卡重重、千瘡百孔，由北京任意詮釋，拖延香港有真普選。今天中國國務院發表針對香港的白皮書，更變相是撕毀基本法，把基本法沒有寫的普選 制度限制 —「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及行政長官人選的條件 — 「愛國愛港」，寫入官方立場文件；又把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扭曲為中央有全面管治權，而非香港有高度自治，使到這份白皮書尤如「新基本法」。
      
香港人如果還不爆發，香港就只有在沉默中滅亡。
      
另看：
〈北京發表香港白皮書 稱對港有「全面管治權」〉
〈北京「香港白皮書」全文〉
〈梁振英：白皮書沒有凌駕基本法 中央對基本法詮釋不變〉
〈白皮書重寫中港史 歌頌大陸援港抗沙士〉
〈國務院白皮書：香港法官要維護國家利益〉
〈饒戈平：白皮書與622公投無關〉
〈戴耀廷：白皮書針對622公投及七一遊行〉
〈白皮書：香港電力、水、食品靠大陸供應〉

                      
「白皮書」係乜東東？ 
                     
                                       

今日，彷彿所有關心香港往後政局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前途的香港人，都會被「白皮書」三個字縈繞心頭。國務院今日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中共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一說，哪能不讓港人高度關注？但其實話說回來，究竟什麼是「白皮書」？

簡言之，白皮書就是具有權威性的報告或文本。這些報告通常是由政府發表，負責就某一議題作解釋或指導；而為了強調其權威性，報告的封面會採用最簡單直接的白色，白紙黑字不加修飾，所以被稱作「白皮書」。現時，白皮書已成為國際上公認的官式文件。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90年代，白皮書這個字眼，同樣可以應用於商業社會；那時候，商界就會把向客戶推銷的計劃書稱為白皮書。

一般都認為，世上第一本白皮書，是由前英國首相邱吉爾在1922年發表，內容是講述英國政府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問題的立場。自此以後，白皮書就開始在西方國家興起，後來慢慢傳至亞洲國家。
至於大陸，1991年，中國就發表首份白皮書，題為《中國的人權狀況》，提出生存權是國民的首要人權。20幾年來，中共也曾先後就國防軍備、醫療政策、主權爭議等事件發表白皮書。

據有線新聞統計，直至去年，中國政府已經發表了87本白皮書。now新聞台則指，針對不時出現騷亂的西藏，國務院自2008年起至今就發表了4份涉及西藏 的白皮書，對上一份就在去年12月發表，全部正面地講述西藏的發展、民眾生活有怎樣的改善，足見中央希望穩定當地社會的目標。

但大陸針對香港發表白皮書，卻是97年主權移交以來的首次，相信是因為北京關注到，香港社會長期反對港府及中共，本土意識近來更不斷上漲，加上政改問題及佔領中環等，似乎現時已是發表白皮書的最佳時機。
                                              
即時關注│中共突發表《白皮書》　宣示對港有「全面管治權」                        


                                       
「6．22」佔中投票日子漸近，中共官方今日突然發出重炮。《新華社》報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今日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中共對香港的控制如何有理有據。

《白皮書》全文約2.3萬字五部分，以〈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作結，並強調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對 某些區域採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這一制度下，「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 自治。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

《白皮書》指出，全國人大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制定香港《基本法》以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並擁有《基本法》的修改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擁 有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對香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決定權、對香港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監督權、對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的決定權，以及 向香港作出新授權的權力。

                     
即時關注 | 《紐約時報》直斥白皮書邀功　當年隱瞞致沙士擴散                        



                                     
特首梁振英今午才強調，將《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譯成七種語言，是要讓全世界都知道「一國兩制」的實踐有多成功。美國報章《紐約時報》就成為首批報道《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外國傳媒。

《紐約時報》一篇題為「面對批評，中國政府仍將民主進程歸功自己」（Despite Critics, China Asserts Democratic Progress in Hong Kong）的報道指出，雖然中國政府明顯要加強對香港政府（the territory’s government）的控制，但中國政府在白皮書中，卻將普選的即將推行，以及香港的經濟成功，都歸功於一國兩制推展的「成功」。

然而，《紐約時報》就批評白皮書中北京所指的「成功爭取」，包括民主進程等，有不少都備受質疑。報道更特別提到，大陸政府將2003年打擊非典型肺炎的功勞，歸功於自己的荒謬：

「（中國政府）支持香港抗擊非典。2003年上半年，非典疫情肆虐香港，不僅危及香港同胞的生命健康，而且使尚未完全擺脫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香港經濟雪上 加霜，通貨緊縮，市場蕭條，失業率上升至8.7%。為保障香港同胞生命安全，幫助香港經濟走出低迷，中央政府及時伸出援助之手。在內地同樣急需抗疫醫藥物 資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無償向香港提供大批抗疫藥品和器材。國家領導人親赴香港疫情重災區和醫院視察慰問。」

然而，《紐約時報》提醒公眾，當年中國政府是在無法再隱瞞下，才承認過分低估了中國境内的非典型肺炎個案。中國的延誤通知，使病情急速擴散，亦直接令香港 未有及時做好相應的防疫措施，導致其後疾病在社區急速擴散。（In fact, China was forced to admit that it had seriously underreported the number of SARS cases in the territory after the epidemic was detected, probably causing a delayed medical response as the deadly epidemic quickly spread.）

皮亞: 《竊聽風雲3》因果報應論

香港電影少有談到地產霸權，一來沒市場，二來講都改變不了現實。《竊聽風雲》系列是例外，地主會之後再碰新界丁權，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你說是什麼都好，總之有因必有果。

《竊聽風雲》第一集結局主角的死法，當時都算「議論紛紛」，因為古天樂離奇地「死唔去」，就像總是無法說服觀眾為什麼主角總是打不死的英雄電影，但未死不等於好過，他用殘廢的身體，喬裝司機，把上市公司大老闆車到「斷橋」上，同歸於盡。這種誇張和不合情理，就算在虛構的電影世界也容易讓人接受，但《竊聽》系列順水推舟，甚至推而廣之，誇張和不合情理成了系列處理結局的獨特方法。看看《竊聽3》結局，就知歹角的死法，沒有最誇只有更誇。


處決歹角狠毒

《竊聽風雲》處決歹角的手法，是狠毒的。那種狠毒，就像我們經常聽見一些人，為表明自己在某些事情上是清白而發的毒誓：「假如有做過什麼什麼，出街立即被車撞死！」。「被車撞死」是死於非命，即橫死，橫死又令人聯想到橫屍街頭，總之一切都不是好的結果。玄學家也認為死於非命者，鬼魂特別淒厲，假如不作超渡，據說鬼魂會留在枉死地一百年不離開。所以，《竊聽風雲》用「被車撞死」來處決歹角，比用槍打死，用刀刺死，用繩勒死，用意更「明顯」。

《竊聽3》要讓歹角「亡於車輪下」，由片首開始揭開序幕。新界男丁為了賣地賺錢奪權，鬼打鬼自相殘殺。古天樂演的角色，自願當上劊子手，晚上，開車，踩油，把擁有不少地權的錢嘉樂角色，撞到扁，壓到碎。這段開場，彷彿問觀眾，「還記得《竊聽1》嗎？」，在哪裏，古天樂就是復仇的車手。而古天樂在《竊聽3》開場撞死人之後的境遇，亦彷彿延續第一集的結尾——他的一條腿，也斷了，而且鋸掉了。人生就像是一場永劫回歸。

為什麼《竊聽3》要把「被車撞死」的預言，不斷重複發生在歹角身上呢？一切是源於「憤怒」。《竊聽1》上市集團操縱股市，小投資者輸身家事小，家破人亡事大，股票大鱷仍然繼續攞正牌到處獵殺。到了《竊聽2》的「人民公敵」由股市走到地產，虛構的地主會是猶如吸血鬼組織，三集走入新界，由虛構發展到真實，直指香港獨有的丁權制度，仿真實地虛構出一班土豪。而憤怒，就是源於一群特權分子不斷巧取豪奪，賺到盡。

《竊聽3》故事特點，不再完全是「有人」受害，而是從整個香港社會角度去看，看他們如何把青山綠水的市郊，變成泥土翻飛的石屎森林。所以，《竊聽3》的視野是系列中最闊的，不再單單處理一個虛構警匪故事，而是更進一步，處理一個香港社會故事。


忠邪清楚黑白分明

不過，商業電影始終不是《城市論壇》，借題發揮之餘，亦看見不少避重就輕之處。商業片故事難以對社會議題有更深入討論，唯一可做的，是把焦點集中在人性。好的故事，像一面鏡，可以看到人性。在《竊聽》系列一直看到的，是貪婪的人性。在《竊聽3》，就更加貪到無朋友。

故事把新界土豪集團，因利益衝突而分裂成兩個，陸姓兄弟集團對付同村的村長，但在分裂之後，兄弟集團也不是同心同力，兄弟之間也各有目的。看上去，就像是黑社會同門廝殺。《無間道》三部曲之後，《竊聽》三部曲亦不脫「江湖本質」，雖然題材不同，但鬼打鬼格局不變。其中「勾義嫂」情節，一用再用，而且更是劇情的轉捩點。

《竊聽》三部曲的故事特點，是特別強調因果報應。因果報應本是電影常見的道德價值，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若然未報，時辰未到。但近年被合拍片「拖累」，成了故事創作的掣肘，賊人最終要被警察捉到，不能有例外。但《竊聽》三部曲可能是最適合活用這個「製肘」的電影，因果報應，惡人有惡報，正好就是故事中香港人民公敵的下場。


情節發展不符情理

無論是股市大鱷、地主會，到今次的新界土豪，都無一倖免，全都要死，或是入獄。忠邪清楚，黑白分明。好處，自然是大快人心，貪婪無道的霸地集團，活該兄弟相殘、家破人亡。這對於多行不義、罔顧社會利益、犧牲市民生活的財閥，有「放長雙眼」的警惕作用。當然這亦是《竊聽》三部曲希望可以發揮的另一個社會作用。

但壞處是為了貫徹因果報應，而令故事情節發展單調，甚至是「搵戲來做」。例如結局只得內心正義的吳彥祖回到村落，一個人在耕種，重遇好女人周迅，便是貫徹了「好人有好報」的道理。但這個結局設計其實並不好看。吳彥祖無端端由西化的黑客，變成熱愛大自然的農夫，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先不提吳彥祖為什麼會有錢買起這麼大塊土地，他本身也是協助罪犯，非法竊聽的幫兇啊。周迅的好女人角色，更像是「受保護動物」，但別忘了，她丈夫錢嘉樂本來都是囤地賺到盡的土豪，為什麼她會窮得弄糞水，純得像清水？說到底，都是製作人不敢令周迅角色行差踏錯。周迅角色與黃磊角色站在同一個「安全」區域，這一點不用說明也知原因了。假如硬要撮合與霸地無關的吳彥祖和周迅，不如把結局改過自新的機會，留給未死的劉青雲，讓他耕種一下，讓路過的周迅對他改觀，不是更積極嗎？


野心視野變闊瑕疵卻更多

《竊聽3》野心和視野都比前兩集闊大，但瑕疵亦同樣更多。情節發展不符情理或令人失望之處，經常出現，而且愈接近結局，愈有落雨收柴味道。單是劉青雲在曾江死前，無端端會特意擺好暗藏鏡頭的相架，難道他能預知曾江會死和一定別有內情嗎？後來他又再叫傭人拿相架到他和黑客藏身之處，這麼輕易向葉璇家傭透露秘密之地，不是說過劉青雲做事小心，葉璇查了多年也查不到他跟誰合作嗎？同樣，也無法理解為什麼劉青雲會突然把與政府官員接洽的中間人任務，交給不是同姓的「外人」古天樂去做，令古天樂「無端端」有機會出賣他——看看手表，發現原來時間無多，情節要快點發展到結局了。

不過，《竊聽3》拿社會最關心的時事借題發揮，與香港市民同呼吸，把嚴肅的丁權、賣地題材，變成峰迴路轉緊張又幽默的竊聽片，拍出與其他港片不一樣的深度與闊度。

台灣又爆貪腐大案！／文﹕南方朔

近年來，台灣重大的貪腐弊案不斷，稍早前，馬英九的親信、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的涉貪，馬的黨主席辦公室主任賴素如弊案才發生不久，5月底又發生了桃園縣副縣長葉世文的貪腐案。

桃園縣的這起弊案，它的情况一點也不比馬英九親信的涉貪輕微，因為﹕

（一）桃園縣是台灣北部大縣，以客家人為主，它是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的 地盤，現任縣長吳志揚即是吳伯雄之子，現任國民黨副主席及新北市市長朱立倫乃是上一任縣長。桃園由於發展快速，人口增加，今年年底就要升格為直轄市。為了 桃園的升格，當地有很多重大的公共建設持續在展開，而人們都知道，公共工程乃是貪污的淵藪。它除了官員個人的貪污外，也可能涉及政黨和體制的獻金等更大的 問題。因此桃園副縣長的貪污案，可能會擴大，國民黨的一堆重要人物都被牽連。


建築業龍頭涉賄桃園副縣長

（二）桃園副縣長葉世文貪污收賄，送賄者乃是台灣建築業龍頭遠雄集團董事 長趙藤雄，他是台灣第十八大富豪。建築營造業乃是個非常需要良好政商關係的行業，有政商關係才可以接到政府的標案。為了搞政商關係，官商之間必有人們不知 道的利益輸送。這次貪污被發現，就是桃園縣政府在八德興建住宅，葉世文索賄台幣2600萬，5月29日交賄1600萬做為前金，而後發現，遂於5月30日搜索葉世文住家及辦公室，當場搜出賄款。而遠雄在桃園、台北、新竹、台中、台南等地還接了許多政府的標案。因此，遠雄這個超級大公司，就可能引爆更大的政商勾結結構性大案。


（三）今年年底台灣將有 「七合一」地方大選，桃園也是第一次升格的桃園直轄市選舉，而就在此刻出現副縣長貪污，而且案情會怎麼發展，目前尚難研判。現任縣長吳志揚為了要選舉，他 當然要對此案設定停損點，案子發生後，他第一波就撤換了縣政府秘書長、工務局長、城鄉發展局長、地政局長、政風處長5名一級高官，除此之外，6月4日他又把縣長辦公室主任等8名重要官員撤換。一個副縣長貪污，他連換13名官員。這已顯示出縣長吳志揚的確被嚇到，所有與工程地政的主管全部換掉，以免將來弊案繼續發展，還會牽出別的弊案。由此也可看出，這個縣長對他的營建地政官員完全失掉了信心。


學者涉做中間人送賄

（四）本案最值得注意的 是，中間有個關鍵人物，他就是台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前院長蔡仁惠，他雖是教育界，但卻參加了公務，在許多政府的標案上都當評審委員，於是他就以學者身分認 識了政商兩界，而後就成了送賄的中間人，這次就是蔡仁惠先從遠雄人員的手中拿到賄款，再約定副縣長葉世文，交付賄款，在交付時被肅貪人員跟監發現。由此已 可看出，台灣的公共工程其實已形成了一個產官學的共犯結構。當政府對某個工程招標，就會去找能和政府合作的學者當評委，幫助通過。學者已不是中立的第三 者，而是幫助背書的人，以及在政商之間跑腿牽線送賄的人。

因此，5月30日， 台灣發生了桃園縣副縣長葉世文貪污收賄弊案，的確是個鐵證如山的大案。此案查了很久，錄音錄影齊全，已沒有抵賴的空間。而且遠雄集團董事長趙藤雄家產數百 億，他當然不願意因此而坐牢，另外蔡仁惠以學者身分介入送賄，他獲利不多。因為這兩人都不想坐牢，所以他們被捕後，都有意願變成污點證人，把此案以及他們 介入的其他弊案全都一五一十的招出來。桃園縣有兩件住宅案，總值約兩百億，另外還有總投資超過5000億的航空城計劃，這些案子裏藏了多少污垢，很快就會明朗。而無論如何，桃園縣副縣長這宗大弊案，已肯定在明年「七合一」地方大選會對國民黨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目前台灣有5個直轄市，即是所謂「五都」，五都中，國民黨有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3席，民進黨只有台南市和高雄市2席；到明年由於加上桃園升格，會變成六都，根據目前的形勢，國民黨似乎只能穩住台北市和新北市；至於桃園、台中、台南和高雄則可能民進黨勝選。而且馬英九親信涉貪外，桃園大縣又再爆發涉貪大案，它肯定會全面影響到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那才是問題之關鍵。


大官大貪  小官小貪  無官不貪

最近兩個星期，台灣貪污案頻傳，除了桃園縣副縣長葉世文這種大官大貪，涉及的金額幾千萬元之外，顯示出大官為了追求生活的奢華，貪污已愈來愈大。葉世文自己有台幣7000萬元的豪宅當住家，另外還有一棟租來，價值也是7000萬元、租金即每月8萬元的行宮，他有女友幫他洗錢和藏匿財產。他的全部房產及存款總計一兩個億。大官大貪的手筆可算是驚人。

除了大官大貪外，最近台灣還爆發兩宗指標性的小官小貪的案例，那就是新北市有38名中小學校長，涉嫌在學生的營養午餐上貪污，此案前個星期已被判決，32人有罪。中小學校長是很清高的小官，他們也去貪學生午餐這種幾百萬和幾十萬的小錢。另外則是台中市政府路燈管理科十幾個科員，也去亂報加班費和偷取公家的變壓器去賣，他們的貪一個月只不過千把元。由這些貪污的例子，真是應了民間﹕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無官不貪的說法！

馬嶽﹕選舉威權的永續發展

比較政治學研究近年的寵兒是混雜型政體（hybrid regimes）和專制政體。成熟西方民主政體的研究已做了很多，發展空間有限，很多人反而有興趣研究各類的混雜政體可不可以長治久安？一些專制政體可以多年維持統治（例如中國）的原因又是什麼？

在民主已成普世價值下，全 球各地的專制政體和假民主政體，如果自由民主法治的水平和西方有相當距離，都會面對一定的壓力，其認受性會受挑戰。不少學者都相信政權很難長期靠高壓武力 長治久安，一來這樣社會成本很大，二來在全球化下會備受國際壓力，很少國家願意像北韓般遺世獨立。


經濟紅利難保長治久安

以良好經濟表現賺取認受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是常用方法，但長期維持經濟狀况良好談何容易（誰不想呢？），而且經濟起伏總有周期，單靠經濟紅利也是難確保長治久安的。

早期有人相信專制政體有利發展經濟，即所謂專制優勢（authoritarian advantage） 理論，根據之一是專制政體可以少受選舉、政黨或利益團體影響，而作出較超然理性的經濟決定。後來不少研究均反映這論據無論在理論或實證上都站不住腳。專制 政權背後有利益集團支撐，決策者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哲王」。專制政體有具權勢者的支持，支持者可以是軍人、地主、資本家、官僚精英或以上的組合，於是經 濟政策便要迎合這些集團的利益，往往造成資源上的傾斜或甚至扭曲經濟結構，並不一定能作出最有利經濟發展的決定。


私財和公共財的矛盾

有關專制和半專制政權的研究反映，部分成功持續掌權多年的政權，成功要訣 之一是建立了比較堅實的執政黨或執政聯盟，然後利用分配經濟利益（即「派餅仔」），令聯盟的不同成員在現體制中獲益，繼續支持現政權。這策略必然帶來的問 題是：只有選定的團體可以受益，執政者必須在政策層面提供某些私財（private goods），才可維繫其對體制之忠誠。如果是這樣，那沒有獲益的非精英階層（通常是低下階層、工人或更多其他各類群體）為什麼不起來反抗呢？

當權者一個對策當然是改善各類福利，提供不少的公共財（public goods）以改善低下層生活，有時配之以高壓政策，令人民不敢反抗。但社會資源有限，縱使是中國般持續快速增長二三十年，也出現分配不均的問題。那麼政權如何可以同時提供利益給特權階級，又大派福利令普通人滿意不反抗呢？

Dimitrov 等學者的新作《為什麼共產主義沒崩潰》（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指出專制政權的一項挑戰，便是這個私財和公共利益的矛盾。專制政權維繫權力的方法之一是吸納精英進其權力架構中（inclusion），但要吸納他們便要提供利益，而掌握了權力的精英可能不斷尋租（rent-seeking），令其利益不斷擴大。政權沒有可能長期維持這個平衡：支持政權的集團享有特殊利益，而在集團以外的又享有不少公共福利。這必然出現資源矛盾和分配衝突，帶來不穩定，繼而衝擊政府的認受性。


香港的十字路口

香港也許正在這種十字路口上。近年來，很多人都認為商界主導和政制不民主 帶來官商勾結，令資源向工商界傾斜。更深入的分析，是功能界別及類似邏輯的選舉委員會和委任制度，令不同界別的工商專業精英階層可以有更大政治影響力，包 括要求委任更多其界別人士進入各委員會、法定團體、諮詢委員會等，以至擴大至地方層面，在各層面組成愈來愈大的恩從網絡（patron-client network）。

梁振英上台後，這問題更嚴重。各種的政治酬庸，論功行賞將不同人士安插在掌控公共資源的委員會上；各種利益衝突俯拾皆是。於是我們會看到愈來愈多立法會議員和各類委員，在申報利益後繼續討論、投票甚至主持會議，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可以有成員的親屬有近30塊大嶼山地皮，愈來愈多的龍獅節，還會陸續有來。

梁振英上任之初，可能真的想大灑金錢改善（部分）貧窮問題，或者是收買人心提升民望，但當我們大量的公共資源（尤其是土地資源）在這機制下已經分發出去，如何還有錢搞全民退休保障、改善教育和醫療等等大致是非排拒性（non-exclusive）的公共財呢？當高鐵可能要過千億埋單時，當大量的行政資源在「築福香港」和龍獅節之類東西，在製造一些不存在的就業機會過程中花光時，如何還有錢考慮全民退休保障，改善公共醫療系統，以至各種大多數人可以受益的措施？

不信這一套或沒有同類政治考慮的政務官官僚系統，不想將錢花光的自保方法 是把錢鎖起，另外搞一個不知怎樣用的「未來基金」（總之是不讓你花掉）。這結果是令能用在真正有需要的人士身上的資源進一步減少，「不夠水平」的文化界， 不好意思，你們來遲了，擠不進場，沒有你們份了。


把資源和認受性一同倒掉

顧汝德2005年所著的《官商同謀》，主要論據是殖民政府由於自知認受性不足，於是刻意減少干預，或者不作特定產業的干預（sectoral intervention），例如不會補貼個別企業和產業，令香港人認為殖民政府可以在私利（private profits）與公益（public interest）之間有清楚界線，以維繫政府的認受性。相關原則在回歸後已被破壞淨盡，陪葬的當然還有特區政府的認受性。

不少學者都相信，選舉威權政體基本上充滿張力，並不穩定，要持續維持半專制的狀態，成本很高。而這個政體及其邏輯造成的資源、政策和經濟結構上的扭曲，在民主化後亦非容易撥亂反正。十多年累積下來，受苦的人無數，寃枉錢相信以百億計，如大江東去，追之不及矣。


◆延伸閱讀

Martin Dimitrov ed., 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 Understanding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Asia and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練乙錚: 澳門「5.25」︰大中華首富之都為何也作反？

二十多年來，中共及其支持者迷信唯經濟論，認定只要人均收入不斷快速增長，人民就會心滿意足，不會介意專制統治，甚至會支持共產黨對異見人士的殘酷打壓，在政治上「穩站立場」；如此，政權就可以不動如山。這個自欺欺人的論調，上月在大中華土地上按之最不可能動搖的地方——澳門——給徹底動搖了。在人民的「革命實踐」（老馬喜歡說的拉丁語詞praxis）面前，頭一個回合就不堪一擊的「理論」，顯然不足取。其實，只要翻一翻歷史，特別看一看狄托克維爾的《舊政權與法國大革命》一書，就更能明白箇中道理。當然，道理是普適的，個別事例卻是具體而獨特的。澳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5月25日，澳門兩萬市民冒著三十二度高溫上街，抗議澳門特區政府替自己的最高層官員立法自肥；27日星期二，再有七千市民包圍澳門立法會，要求當局撤回有關法案（即所謂的《離保法案》【註1】）。在澳門，兩萬人、七千人，都是大數目，分別佔人口的3%和1%；而且，可以估計，事件中沒有出來遊行示威的市民當中的大部分，不可能是統治階級及其抬轎者愛說的「沉默大多數」，否則特首崔世安不會拖了兩天之後，便異常尷尬地把惡法提案從澳門立法會撤掉。


澳門發生的這件事「不可想像」，原因起碼有三個：

一、澳門的人均GDP早已大幅超逾香港而成為全中國各地區之冠。

按世銀和美國中情局2012、2013年的資料顯示，該收入數字在世界上的排名分別是第二和第三，遙遙領先所有西方發達國，更是中國大陸的十倍【註2】。要說經濟奇蹟，澳門的「污金」直追阿拉伯半島小國卡塔爾（Qatar）的「黑金」，而所謂「世界工廠」的那點「奇蹟」，相比簡直不入流。因此，澳門特區政府的錢用不完，年年按人頭派幾千一萬的福利金，非永久居民也可以拿一半；花在文化、教育、衞生等硬件建設方面的，更是大手筆。若人類社會有「錢多專政穩」這個正函數關係存在的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辦公室設在澳門便最安全。

二、澳門是中共及其支持者推崇備至的政治特區、「一國兩制」典範。

自1966年底發生「氹仔事件」以來，中共勢力得到當地的一些親共商界大家族支持，已經囊括澳門社會幾乎所有方面；1999年回歸，不過是門面工夫。近年更由於澳門中聯辦統領的「第二管治隊伍」率先成型，澳門這個實質上的「解放區」，已經全面而深入體現中共的管治意志，而且體現得可說十分成功；澳門人幾十年來特別是九九回歸之後一直很「乖」很聽北京的話，社會運動零星落索，傳媒高度「和諧」，行政立法關係好得不能再好，是一個徹頭徹尾按北京領導人指示辦事只懂賺錢不談政治的「經濟城市」樣板。

三、澳門的《基本法》，關鍵處和香港不一樣：沒有民主化的承諾。

其特首永遠是小圈子遊戲產物，不會「最終由普選產生」，而是由條文規定「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見第47條）。其立法會直選議席也會永遠少於一半，其餘大半不是間選搞掂的就是欽點（委任）的（見第68條、附件二及各次有關的全國人大常委決議）。因此，澳門民主運動幾乎沒有具體爭取目的，故就算沒有其他消極因素影響，也很難凝聚力量。去年的立法會選舉，澳門泛民總得票數更大幅下降，跌了幾乎四千；原有四個議席更失去一席。事後當權派意氣風發、在野派垂頭喪氣；後者的領袖、新澳門學社的吳國昌面對傳媒談澳門民主運動前景之時，說得很坦白：「老實講，睇唔到有咩出路。」【註3】


現實就是這麼奇怪：當澳門的統治階級覺得形勢大好，財富滾滾而來，管治方面有恃無恐，連民主派也自覺山窮水盡之際，民眾就起來了。

說奇怪，到底有多奇怪？澳門近日發生的事情，其實和不少歷史事例相似。引發5月25日澳門人走上街頭的《離保法案》，當中最令民眾感到憤怒的內容就是這一條：「特首在任期內可享有完全的刑事豁免權」（該法案第4條）；條文還明確規定，「犯罪的特首一旦獲得刑事豁免，有關刑事程序的時效隨即終止」（第4條第2款）。也就是說，此法案若通過，澳門特首在任期內無論犯了什麼罪，不僅可獲豁免，任期完結之後，法律也百分之百無從追究！

這種官員享有的特權，在現代法治社會不可能出現，卻曾經引發大革命。法國政治史學大家狄托克維爾在《舊政權與法國大革命》一書裏，花了一整章篇幅談論這個問題，筆者在這裏作一簡介。


是書第二部分第四章的題目意譯是「獨立於法院之外的行政審查和官員豁免權是舊政權的體制」。狄托克維爾指出，在法國大革命前夕，相對於歐洲其他國家例如德國，法國的法院系統是比較獨立的，少受行政權（歸根到底即王權）干預；法國的國王既不能調動或辭退法官，也不能給他們升職，因此無法影響法庭判決。面對此狀況，法王心有不甘，於是陸續把本來要提上法庭審理的所有涉行政法規或行政系統官員的刑事或民事案件，一件接一件從法院抽出，放到特闢的、王權可以操控的行政審查系統裏審理。這樣一來，各級官員只須凡事效忠上級行政官員，便可有恃無恐，結果形成官官相衞、刑不上大夫；涉及官員的任何訴訟，法律有等於無。

法國大革命之前的舊政權管治下的這種特權，正正是今天大陸官場裏最顯著的特權：官員犯法，首先是按「黨紀」辦理（大陸各級官員沒多少個不是黨員）；待拿到法院「審判」的時候，已經不過是一場戲。這種做法，絕對有利鞏固黨對官員的控制、有利保證所有官員「對黨忠誠」，卻同時葬送了法治的一視同仁。澳門特區政府提出《離保法案》，把特首的所有罪責從法院系統完全豁免、排除，則正正是引導致澳門走向大陸、走向法國大革命前夕的舊政權。這種做法，既可在十八世紀的法國成為大革命的一條引線，那麼，在今天的澳門導致大規模群眾運動和覺醒，也並不偶然。

行政權如此貶低司法權之外，還有一點更值得留意，那就是，法國大革命不是在舊政權最腐朽、官僚最貪污、剝削最厲害以致民不聊生的時候出現的；相反，它是在法國經濟於1740年以後的幾十年裏經歷了可觀增長的情況下發生的；而且，法國王室乃至整個行政系統此時已經有相當清楚的改善民生的意願。但是，大革命依然發生了；而且，愈是經濟情況改善得比較快的地方，例如鄰近巴黎的一些地區，革命爆發時的力量和民眾要求徹底打倒舊政權變革舊秩序的意識，便愈加強烈。

對此，狄托克維爾這樣解釋：「人民在漫長的歲月裏默默忍受不公正的待遇，一旦意識到情況應該改善而且有可能改善的時候，便是一個壓迫成性的壞政府最危險的關頭。某些方面的壓迫獲得紓緩，其他方面的壓迫就顯得忍無可忍。人民受的苦實際上可能減少了，但對仍然存在的困厄卻更敏感。封建制度如日中天之時，人民對制度的怨恨，絕對低於制度孱弱即將崩潰之時。路易十六之世，一項任意權力無論怎樣微不足道，也比路易十四治下的全面專政更令人反感。」【註4】

同樣，今天的澳門比十年、二十年前繁榮，但人不是純經濟動物，物質條件方面的改善，提醒着人們其他方面同樣應該獲得改善，而當後者無着落或遭既得利益阻撓，民眾心頭火起便足以瞬間燎原。到了那個田地，無論統治者怎樣要人民憶苦思甜，也是徒勞。澳門的5.25示威大遊行，向當局發出了警號：物質富裕抵擋不了澳門人對社會公義的訴求；如果當政者不急切進行社會政治改革，後果嚴重！

然而，澳門的社會改革絕不容易。崔世安之所以公然要求澳門立法會通過一條對自己有利卻完全違反常理的刑事豁免法律而竟可過得澳門中聯辦甚至中央港澳辦兩關（很難想像不是得到此兩機構默許甚或推動），必有強烈而迫切的原因在背後。是什麼力量在起作用，答案不會艱深難懂而是人民大眾都可推想到的。
澳門賭場彩金流量世界第一，其中主要是污金。污金的來源主要是大陸，而帶着污金前來的大戶則主要是大陸的「大老虎」級黨政高層貪腐家族，此乃人盡皆知。巨額污金源源不絕要通過澳門的賭博業漂白出境，客戶要求最高度的安全保證，需有澳門整個政治制度裏的人由上到下（包括第一、第二管治隊伍）清醒而充分地合作，有辦法繞過起碼目前為止還比較獨立的澳門司法系統，方可萬無一失【註5】。這是黨國體制交付給澳門特區的一項「任務」，沒有相應的法律支持，怎麼可以？哪一天有「康師傅」級的各派大老虎有污金要「過境」，便是《離保法案》第4條派上用場之時【註6】。

沒有其他理論可以解釋《離保法案》為何離譜到那個程度的了。偉大的狄托克維爾，你可以安息。

讀《舊政權與法國大革命》劄記．之一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離保法案》正式名稱是《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完整條文見http://www.al.gov.mo/proposta/chefe/cn.htm；簡介見http://zh.wikipedia.org/wiki/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
【註2】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GDP_(PPP)_per_capita；其中的三組人均GDP，俱以「國際元」（INT$）為計算單位。
【註3】見澳門民主派網站《論盡媒體》2013年11月29日的訪問文章http://aamacau.com/2013/11/29/澳門民主派的困境/
【註4】此段引文見狄托克維爾的《舊政權與法國大革命》第三部分第四章；筆者從1858年StuartGilbert翻譯的英文版譯出。
【註5】澳門司法獨立是受其《基本法》保障的，也有判決案例說明此獨立性未消失：澳門「民主起動」今年提出以政治性集會方式於6月4日借用議事亭前地舉行掉念
「六四」二十五周年，遭民署當局以該場地已租給其他團體使用而拒絕，但合議庭最終判決（一致通過）允許「民主起動」在議事亭前地舉行集會。
【註6】澳門民主派周庭希6月6日接受謎米網台訪問談有關問題，值得大家一看http://www.youtube.com/watch?v=iL6TgNxrKhM。


Others:
Tocqueville :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范析852│時事題材忽成電影主流 社會泛政治化觀眾易共鳴

 
撰文：范中流                      



政府一意孤行要發展新界東北，村民擔心家園盡毀於是到立法會外示威要求「不遷不拆」，但有人就視之為發達大好時機；這些人，除了在新界囤地的發展商外，恐怕就是一眾在新界「與生俱來」便有丁權的土豪鄉紳。

外界忽然關注新界，除因為立法會的討論，更拜周四（5日）正式上畫的《竊聽風雲3》之助。早於電影宣傳片段曝光時，已引來一片熱議，不單 電影各主角的造型設定，以現實人物為藍本（甚至可能是影射），劇情又圍繞新界鄉紳賣丁權建丁屋，成為發展商再發大達的故事，不少港人都對此有一定共嗚，就 連「土地正義聯盟」周六（7日）也特別辦了一場慈善放映會，並請來多名鄉事委員會主席亮相，擔任映後討論會的嘉賓。

把社會時事題材注入成電影故事，又豈止《竊聽風雲3》？另一故事涉及政府用作扶貧的「150億元『關懷基金』貪污問題電影《Z風暴》，也 將在月中上畫，連同早前引來譭譽參半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以及票房令人大跌眼鏡的《愛．尋．迷》，一時間電影院內多了個「現 實世界」。

有資深影評人就分析，隨著資訊發達，不少人都從多個渠道了解社會事件，故政治事已不再是遙不可及，觀眾對此類題材亦不抗拒，甚至反受電影 感染，因而產生共嗚；另一原因，是香港電影多屬合拍片，雖然瞄準內地市場，但其實不少社會議題都能勾起內地觀眾的切身感受，甚至迴響較香港更大。

關於《竊聽風雲3》，老范無意作罪大惡極的「劇透」，只講故事簡介：角色及內容包括新界大地主、原居民丁權、丁屋大廈、地產項目、受賄貪官等，足以令觀眾 產生無限聯想與共鳴，特別近日立法會正討論新界東北發展的撥款，大量土地未來將會被收回變成新發展區，新界鄉郊在一些人眼中，自然是「大把世界」；更何 況，近日前政務司長許仕仁的涉貪案開審，電影中的發展商就行賄主事地政的官員，叫人一時間真假難分。

承接《竊聽》系列電影頭兩集的好成績，《竊聽3》甫上畫即錄得亮麗的票房，連同優先場，香港累計已收逾500萬元；內地票房就更為誇張，五天票房合計收近 1.9億元人民幣，不僅刷新了前作《竊聽2》的紀錄，也打破以往華語系列電影續集票房一集不如一集的魔咒，甚至被譽為「最成功的華語系列電影」。事實上， 《竊聽2》在2011年時在內地，累收才不過2.18億元人民幣。

《竊聽3》爆紅，土地正義聯盟周六就在元朗戲院辦了一場慈善放映會，會後更請來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元朗的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何君堯、古洞北及打鼓嶺坪輋村民，以及學者一同參與討論會，圍繞「土地不是商品」來舌劍唇槍。

至少四片涉政治

而其實，最近借用社會時事題材拍成電影上映的，並不止《竊聽風雲3》；如果有留意近期上映或將上畫的電影，更猶如成為一股新潮流。例如在本月19日上映的 《Z風暴》，故事就圍繞政府用作扶貧的「150億元『關懷基金』」而引發的貪污問題；此外，早前由陳果執導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戲中一句「大家無謂再自己呃自己，話出面一切係正常」，既引人共鳴又政治時事味十足，更立即成為城中新金句；至於由才子陶傑處子執導的電影 《愛．尋．迷》，票房雖然令人大跌眼鏡，但陶傑就承認，片子刻意加入不少政治元素。總的而言，走進香港電影世界，卻原來跟戲院外不無兩樣。

老范請教過香港電影評論學會董事兼資深影評人林錦波，他直言社會性電影一直存在，「只係以前拍來拍去都係黑幫」，而導演邱禮濤就拍得最多，早年已拍過《的 士判官》（1993）、《反收數特遣隊》（2002）及《性工作者十日談》（2007）：「由《寒戰》時起，主流電影都會加入社會性元素，這多得《竊聽》 系列的成功，以往在電影加入社會性元素，一係好似王晶式笑吓算，又或者硬套在電影內，但現時是好認真處理成為劇情。」

影評人：觀眾已接受政治

他分析，這些類型電影，以前會「怕趕客」，但現時或許「道行高咗」，加上兩大因素影響下，令社會題材大行其道。林錦波指出，第一個因素是在傳媒及資料發達 下，令一般人都感到政治不是遙不可及，「好似王維基事件，大眾都接受到跟政治有關，所以大家唔再抗拒，唔會認為政治係嫌惡，加上電影跟新聞報道不同，有其 獨特的感染力，令觀察一定有共鳴，當中特別是涉及小人物的故事。」

至於另一原因，就是跟市場主導有關。林錦波不諱言，這些電影的主要目標市場，其實都不是香港，因為內地觀眾口味都相當「獨特」：「《爸爸去哪兒》票房都可 以有6億元人民幣，可能反映觀眾民智未開，但其實佢哋唔係好接受胡鬧的劇情，反而這些有香港社會性的故事，更有共鳴」。他解釋，以《竊聽3》為例，城鄉發 展，正是不少內地二、三線城市面對的問題，「兩者可謂一模一樣」，至於《紅Van》內地人也會喜歡，是因為帶出了中國社會沒有希望的絕望感，「所以這些社 會性題材迴響其實比香港仲大」。

「選舉片」仍是禁區

至於現時不少合拍片，都涉及廉政公署，林錦波相信跟內地打擊貪腐這主旋律有關，「香港ICAC有好高聲望，對內地而言是個傳說，ICAC也樂意做形象工程，所以可以作出配合」。而現實是適逢香港矚目的貪污案件相繼曝光，帶來了天時的因素。

不過，時事性題材也有其限制的，例如香港的選舉近年風起雲湧，由2012年的特首選戰，到現時的爭取真普選的運動，荷里活可以拍出一套《選戰風雲》，但香 港似乎就成為「禁區」，林錦波就笑指，今年「是火紅火綠的一年，肯定唔得，而合拍片要內地審批，如此敏感題材，更是難上加難。」

論 語 ‧ 電 影 ﹕ 掏 空 了 ， 再 填 滿

文： 四 維 出 世



25 年 來 的 堅 持 ， 似 乎 並 沒 有 絲 毫 的 寸 進 ， 香 港 人 每 年 到 這 個 時 候 ， 好 像 唯 一 可 以 做 的 就 是 集 會 遊 行 ， 叫 叫 口 號 。 可 是 集 會 的 形 式 四 分 之 一 世 紀 以 來 幾 乎 一 成 不 變 ， 了 無 新 意 ， 內 容 亦 流 於 表 面 的 宣 泄 ， 缺 乏 反 思 及 新 的 論 述 ， 最 為 人 詬 病 。


香 港 人 最 叻 的 就 是 聚 眾 ， 浩 浩 蕩 蕩 的 走 在 一 起 ， 到 一 個 地 點 集 合 ， 像 進 行 宗 教 儀 式 一 般 的 做  同 一 件 事 ， 到 過 教 堂 便 後 心 安 理 得 ， 在 聖 典 裏 自 我 感 覺 良 好 ， 起 碼 自 己 試 過 、 做 過 ， 發 過 聲 、 表 過 態 就 可 以 睡 一 覺 好 的 ， 明 天 起  最 關 心 的 還 不 過 是 數 字 — — 報 紙 傳 媒 公 布 的 集 會 人 數 。


的 確 ， 這 個 亦 是 集 會 主 辦 者 及 當 權 者 最 關 心 的 ， 所 以 數 據 亦 是 警 方 寸 土 必 爭 的 戰 場 。 15 萬 也 好 、 18 萬 也 好 ， 唯 恐 人 數 不 夠 ， 努 力 的 擠 進 維 園 ， 最 好 有 叮 噹 的 放 大 縮 細 槍 ， 把 維 園 放 大 ， 或 把 群 眾 縮 細 ， 以 反 映 真 實 的 數 字 。


維 園 經 已 是 我 城 最 大 的 公 共 空 間 ， 可 是 以 民 主 運 動 的 規 格 ， 根 本 是 不 敷 應 用 。


香 港 最 大 的 聚 眾 空 間 ， 其 實 是 沙 田 馬 場 ， 其 次 才 到 跑 馬 地 、 香 港 大 球 場 。 不 過 眾 所 周 知 ， 雖 然 大 部 分 香 港 人 都 有 鋪 草 皮 的 份 兒 ， 可 是 馬 場 卻 不 是 公 眾 的 ， 25 年 前 的 馬 會 ， 當 然 今 非 昔 比 ， 「 民 主 歌 聲 獻 中 華 」 ， 是 當 年 的 形 勢 所 以 然 ， 已 成 絕 響 。


佔 領 馬 場


所 以 說 ， 要 佔 領 中 環 ， 不 如 去 佔 領 馬 場 ， 分 港 島 區 及 新 界 區 兩 邊 陣 地 ， 可 避 免 被 指 摘 為 影 響 經 濟 ， 最 多 是 影 響 庫 房 稅 收 ， 削 弱 政 府 的 資 源 及 警 力 ， 來 打 壓 異 見 的 聲 音 。 要 香 港 人 不 賭 馬 ， 可 怒 也 ， 不 關 注 佔 領 的 議 題 也 不 行 。 政 改 最 大 的 癥 結 所 在 ， 不 是 落 實 「 港 人 治 港 ， 高 度 自 治 ， 50 年 不 變 」 ， 而 在 於 是 否 「 馬 照 跑 」 。


毫 無 疑 問 ， 在 中 國 的 特 別 行 政 區 內 ， 集 會 的 數 字 是 會 影 響 施 政 的 ， 這 多 少 拜 僅 餘 的 出 版 自 主 、 言 論 自 由 所 賜 。 遠 的 如 2003 年 反 23 條 的 50 萬 人 大 遊 行 ， 2004 年 再 來 一 次 便 令 董 建 華 下 台 ， 近 的 如 2012 年 反 國 教 12 萬 人 的 集 會 ， 或 近 期 鄰 埠 7000 人 的 反 《 離 保 法 案 》 集 會 ， 數 字 在 多 次 社 會 運 動 的 成 效 都 是 立 竿 見 影 的 。 不 要 天 真 不 要  ， 如 果 求 學 不 是 求 分 數 ， 那 麼 遊 行 不 要 計 人 數 好 了 。


公 共 空 間 為 誰 而 設


影 響 集 會 的 人 數 ， 集 會 場 地 的 容 量 是 一 大 的 因 素 ， 要 問 的 是 ， 為 什 麼 香 港 沒 有 再 大 一 點 的 公 共 空 間 ？ 要 回 答 這 一 問 題 ， 先 要 了 解 公 共 空 間 為 誰 而 設 。


里 約 熱 內 盧 擁 有 又 長 又 闊 的 Copacabana 海 灘 ， 可 容 納 數 百 萬 人 ， 是 天 然 資 料 ， 得 天 獨 厚 ，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要 在 城 市 中 心 掏 空 一 片 土 地 ， 定 是 當 權 者 別 有 用 心 的 行 為 。 中 世 紀 或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廣 場 ， 往 往 在 教 堂 的 主 立 面 前 ， 如 梵 蒂 岡 的 、 米 蘭 的 ， 設 計 時 的 功 能 是 ， 廣 聚 信 眾 ， 或 方 便 展 現 教 堂 宏 偉 的 建 築 。 亦 有 在 皇 宮 外 的 ， 如 威 尼 斯 的 聖 馬 可 廣 場 ， 功 能 是 檢 閱 海 軍 ， 展 示 當 權 者 的 實 力 。


紐 約 的 中 央 公 園 、 倫 敦 的 海 德 公 園 ， 都 是 民 主 立 國 、 君 主 立 憲 之 後 歸 還 給 人 民 的 空 間 ， 這 是 有 民 主 國 度 之 後 的 後 話 。


在 中 國 的 歷 史 文 化 裏 ， 沒 有 設 立 廣 場 的 傳 統 ， 傳 統 的 城 邦 ， 是 困 在 重 重 的 城 牆 之 內 ， 有 外 城 、 內 城 、 皇 城 ， 再 內 更 有 禁 城 。 天 安 門 廣 場 是 近 代 明 成 袓 時 期 初 建 的 ， 原 為 丁 形 的 廣 場 ， 規 模 沒 有 現 在 這 麼 大 ， 1949 年 解 放 之 後 擴 建 成 現 時 的 面 貌 ，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城 市 廣 場 之 一 。 擴 建 的 目 的 ， 十 分 明 確 ， 是 為 閱 兵 之 用 ， 「 威 武 之 師 ， 文 明 之 師 」 在 首 都 心 臟 地 帶 展 現 ， 用 以 震 懾 群 眾 ， 鞏 固 政 權 。


弔 詭 的 是 ， 在 城 市 中 心 掏 空 了 的 空 間 ， 本 意 是 給 當 權 者 展 示 實 力 的 地 方 ， 可 是 給 人 民 進 駐 後 ， 反 過 來 變 成 人 民 展 示 力 量 的 依 據 。 這 說 明 ， 四 分 之 一 世 紀 前 ， 當 天 安 門 廣 場 上 聚 集 了 過 百 萬 的 群 眾 ， 躲 在 中 南 海 的 黨 領 導 們 ， 為 什 麼 會 這 樣 害 怕 。 所 以 「 門 常 開 」 這 一 片 草 地 ， 12 萬 的 容 量 ， 對 於 我 們 這 樣 胸 襟 的 政 府 ， 可 以 說 真 的 已 是 極 限 ， 如 果 當 初 政 府 總 部 ， 選 址 在 新 界 ， 再 在 前 門 搞 一 個 天 安 門 ， 他 們 才 真 的 是 怕 得 要 死 。 再 來 一 次 25 年 前 般 150 萬 人 佔 領 中 環 ， 現 政 府 不 倒 台 才 怪 。
六 月 天 ， 沒 有 什 麼 興 致 談 電 影 ， 不 過 可 以 從 可 觸 摸 三 維 的 空 間 ， 延 伸 到 我 們 的 潛 藏 的 文 化 空 間 。


拍 不 出 有 歷 史 承 擔 的 電 影


常 言 道 ， 我 們 拍 不 出 有 歷 史 面 貌 的 電 影 ， 以 近 期 的 電 影 為 例 ， 不 要 說 我 們 拍 不 出 像 KANO 、 《 東 京 小 屋 》 或 伊 高 揚 （ Atom Egoyan ） 的 回 勇 之 作 《 魔 谷 奇 案 》 （ Devil's Knot ） 這 樣 有 歷 史 承 擔 的 電 影 ， 就 算 水 準 一 般 的 《 公 義 終 站 》 （ Fruitvale Station ） 這 樣 的 公 民 電 影 ， 也 沒 有 拍 過 出 來 。 小 品 如 高 安 兄 弟 的 Inside Llewyn Davis ， 或 Alexander Payne 的 Nebraska 般 實 感 實 在 的 電 影 ， 也 沒 有 出 現 過 。


沒 有 檔 案 法 去 保 護 歷 史 的 文 獻 ， 可 能 是 原 因 之 一 ， 令 到 要 做 資 料 蒐 集 時 ， 資 源 十 分 有 限 。 再 者 ， 似 乎 我 們 的 電 影 人 、 製 片 家 ， 也 沒 有 什 麼 興 趣 去 尋 根 問 柢 。
或 者 ， 我 們 的 文 化 的 核 心 ， 該 要 掏 空 一 次 ， 再 填 滿 些 什 麼 似 的 。

世界盃．巴西﹕巴西反世界盃抗爭 新自由主義崩潰了嗎？

文×李峻嶸

論人口數目之多和領土面積之大，巴西在世界上都是位列第五位。但立國近二百年，巴西在經濟、科學、文化等的地位都不算一個「大國」。唯有足球才令到巴西揚威國際，讓世人尊敬。此外，足球也是僅有能將這個世界上其中一個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的人民連繫起來的工具。因此，當國際足協在二○○七年正式宣布巴西會主辦二○一四年世界盃時，大概沒有人想到巴西會出現連串反世界盃的抗爭。

反世界盃的大型群眾示威在去年洲際國家盃開幕前夕爆發。即使近月的抗爭規模不如去年，但罷工和街頭抗議在巴西仍然此起彼落。六年前，民意調查顯示只得約一成巴西人反對主辦世界盃。但最近的民調卻證明了巴西出現了民意大逆轉：過半數巴西國民認為主辦世界盃對巴西而言是壞事。要了解為何反對世界盃竟然成為了足球王國的主流民意，我們要由新自由主義說起。

新自由主義下的巴西

簡單來說，新自由主義的原則是限制政府權力，將分配資源的決定交予市場。而實踐起來，新自由主義往往是劫貧濟富的。藉小政府的名義，政府要削減公共開支和社會福利，令低下層的生活質素難以提升。同樣藉小政府的名義，政府將國營企業以至公共服務私有／私營化，予大資本得到更多開拓利潤的機會。

自一九七○年代中後期開始，新自由主義取代傾向國家干預和提升社會福利的凱恩斯主義，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統治精英之間的共識。不論是西方大國還是拉丁美洲國家，大部分都走上了新自由主義的道路。在巴西，二十多年的軍人統治終在八十年代末結束。然而，民主化並沒有改善巴西人民的生活條件。由一九八九年到二○○二年，巴西都由民選的右翼總統執政，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這段期間，巴西經濟不但沒有起色，甚至要兩度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出手解決債務危機。IMF借款予巴西和其他國家都是有附帶條件，就是要借貸國緊縮限支和減少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的權力。換言之，巴西要更徹底地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

左翼上台未扭轉新自由主義

嘗到新自由主義惡果的不只有巴西人，也包括拉丁美洲的各國人民。對新自由主義的不滿造就了拉美左翼的冒起。本世紀初，拉美人民紛紛在普選中將選票投予左翼總統候選人。其中一個受惠於拉美左翼抬頭的就是巴西工人黨的盧拉（Lula）。這位前工運領袖在二○○二年的總統大選中勝出，成為軍人統治結束後巴西首名左翼總統。

不過，盧拉上台後並沒有揚棄新自由主義政策。與委內瑞拉的查維斯（Chavez）和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Morales）不同，盧拉沒有推動國有化政策或者是大搞土地改革。事實上，盧拉在上台之前已向IMF示好，在上台後則積極吸引外國資金流入，又跟不少原本支持工人黨的工會和左翼社運組織漸行漸遠。

盧拉就任總統時，世界經濟開始走出一九九○年代末的低谷。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亦為巴西提供大量出口機會，現在中國已是巴西最大的貿易伙伴。再加上盧拉在職時發現了新的油田，致令盧拉治下的巴西，其經濟表現遠比一九九○年代好。在財富增長的同時，盧拉也推動一些溫和的均富政策。除了大幅提升最低工資案，盧拉亦推行了有名的家庭津貼計劃（Bolsa Familia）。該計劃為貧窮家庭提供現金津貼。經濟急速發展加上這些均富措施，巴西的貧窮率由二○○四年的約34%下跌至二○○九年約22%。換言之，不論是什麼階層，大部分巴西國民在盧拉的任期內都嘗到生活質素改善的滋味。這也解釋了為何盧拉在做完八年兩屆任期卸任時，他的支持率高達九成。受惠於盧拉的支持率，他在工人黨內的繼任人羅塞夫（Dilma Rousseff）也順利贏得二○一○年的總統大選。

但這種討好各階層並且掩蓋階級矛盾的發展方向只在經濟高速增長時能爭得民意支持。羅塞夫上任後不久，巴西的經濟發展就開始放緩，同時通脹回升。羅塞夫政府的應對方法就是繼續執行新自由主義：控制公共開支增長和推行更多的私營化項目。這些措施對改善民生當然是沒有幫助。此外，由於盧拉任內只有溫和的財富再分配政策，政府投放在教育和醫療的資源根本追不上中下層民眾愈來愈高的期望。終於，在去年六月，幾個大城市宣布增加公共交通費就成為了抗爭出現的爆發點。

誰的世界盃？

值得我們留意的是，世界各地的抗爭者都會思考如何利用大型運動會作為爭取媒體報道以至是累積更多談判籌碼的契機。但在過去一年巴西的抗爭中，世界盃，以至是二○一六年的里約熱內盧奧運會，本身也是激發示威的因素。事實上，當代的世界盃和奧運都體現着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以今屆世界盃為例，巴西一共要興建或在原址重建六個場館，另外要翻新六個舊場館。再加上相關的基建工程，世界盃和奧運為巴西政壇中的最大金主——建築商——提供了不少商機。但這些往往要由公帑埋單的場館是否當地人民需要的呢？單是十二個世界盃場館，其中有四個幾乎肯定會是徹頭徹尾的大白象工程。值「盛事」之名締造商機，犧牲普羅民眾的權益（不少工程都牽涉到逼遷）和耗用公帑造就大資本家的利潤，就是這些大型運動會在巴西和世界各地與新自由主義結合的方法。

與此同時，在巴西享有免稅優惠的國際足協（這是國際足協要主辦國給予它的地位）要求世界盃場館都有世界的一流水平。在世界盃期間，這些已令建築商賺得盤滿鉢滿的球場就是國際足協累積利潤和跨國品牌宣傳自己的平台。當巴西人民看見自己的資源被用來成就企業和國際足協，卻沒有被用在提升巴西國內的醫療和教育服務時，又怎能叫他們服氣？不少示威者強調教育和醫療都要國際足協標準（FIFA Standard），就是要突出這一點。

出路在何方？

近一年巴西的反世界盃抗爭，其實象徵了只為富人服務的新自由主義，即使是由左翼實踐且稍經微調的溫和新自由主義路線，根本就不可能持續下去。因此，巴西人對世界盃態度的逆轉其實與近年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反對金融霸權、反對政府緊縮開支、反對強徵土地、反對大白象工程等一脈相承。這些抗爭都是人民對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反彈。

然而，縱使新自由主義是抗爭出現的結構性原因，卻不代表大規模的抗爭能促使既得利益者向中下層妥協。在倫敦大學任教的巴西籍左翼經濟學者Alfredo Saad Filho曾提醒大家，去年在巴西的抗爭也有右翼反撲的元素。對巴西的傳統精英來說，工人黨始終不是他們的政黨。即使工人黨繼續搞新自由主義，巴西的精英對工人黨那些溫和的均富政策也看不過眼。於是，當警察一如既往地用過分的武力對待示威者以至是記者時，資本家把持的主流媒體即乘勢狙擊，將社會問題的矛頭指向工人黨和羅塞夫。

今年十月，巴西將舉行總統大選。雖然現時羅塞夫在民調中依然領先，但她已無四年前那樣的穩勝把握。如果年底的總統出現的是右翼回朝，那麼收割抗爭果實的將會是大資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