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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30日星期日

世紀．獨家專訪 ﹕ 我早就警告不要選馬英九

李敖談太陽花學運
  文．許驥

編按：今天，台灣太陽花學運領袖發起「凱道集會」，本版記者獨家訪問台灣作家李敖，談馬英九，談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角力，談他在大陸出書的經歷。同時邀請台灣獨立出版人陳夏民撰文，抒發他對香港與台灣兩地的情感。

台灣民眾反服貿發起太陽花學運，作家李敖一直關注。今年已經 80 虛歲的李敖，每天仍堅持工作 16 小時。李敖說，他已經不太願意花時間關心眼前的小事情，而把主要精力花在世界性的大問題上。正在書寫的小說，會在明年他生日前上市。然而這次學運佔領的，是他當立法委員時每天上班的立法院，他是否另有一番滋味？近日，他每天在大陸微博上發表對太陽花學運的評論。當撥通李敖的電話後，他侃侃而談。可見，其實他是心繫福爾摩沙之命運的。

李敖說，在他眼中除了五四運動，中國近代史上任何的學生運動，都受了政黨挑撥，太陽花學運也不例外。他說：「當然，有些學生因為好玩，像家家酒（幼兒玩具）一樣地去玩一玩。（但）大部分都是有計劃、有人策動的。學生去弄一下是很好的，學生被政黨煽動鬧一下，有政黨支援。好比說在立法院，有 40 個民進黨的立法委員給他們（學生）看門、（當）保鑣，至少使警察不敢打他們，這也是好事。」

拉攏商人是失策

但李敖同時表示，他感到難過的是：「學生所爭取的目標，太令我們失望了，他們已經忘掉了中國。沒有人替中國講話，也沒有人敢替中國講話。」他強調說：「我講中國，不是中共，就是對中國他們已經不敢認同了。也許不敢，也許根本就倒了胃口，反正對『中國』兩個字他們都躲開的。」

李敖認為，太陽花學運表面上是反服貿，本質還是繞不開中共：「骨子裏面跟反共有關係 ─ ─ 可是反共會延伸出來，變成反中國。這個認同是錯誤的。反中共是一回事，反中國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他們混為一談了。」

不過李敖覺得，有人反共乃是情有可原：「以中共的表現而論，至少令人產生錯覺。中共的表現，好比拉攏連戰啦，拉攏台商啦，它不在根本上面追求認同，所以把這個形象搞得很壞，中共的形象很不好。」

李敖不客氣地指出，中共的所作所為，令它的宣傳失效。他說：「北京表現不好，宣傳再好也沒用。宣傳也跟不上，軟實力被美國打敗了。為什麼它形象這麼壞？人家說西藏運動，達賴喇嘛根本就是美國支持的，美國承認這個證據了，達賴喇嘛根本就是個暴力分子，怎麼變成和平主義者？所以，從高層次的諾貝爾和平獎，到低層次的法輪功，都把中國醜化了。中國可以反抗，可是中國共產黨現在反抗的能力很弱。因為它在宣傳方面，在軟實力方面很落伍。現在還在管制言論自由，表明它很落伍。」

李敖指出，中共拉攏商人是失策：「（拉攏台商）是不夠的，服貿就發生這個問題。你在拉攏資本家，對台灣的小市民沒有好處。服貿就這樣被解釋，我也相當認同這個看法。（比如）台灣現在搞核子電廠，有利於資本家，並沒有直接有利於小市民。」他說：「共產黨勾結舊式官僚，勾結新的資本家。你沒有照顧到小市民嘛。共產黨形象很壞，今天發生這種情  ，它沒有反擊的能力。而年輕人出來，也不敢替它講話，也不願替它講話。中國也不要我們，我們也不要中國，很糟糕。」他指出，這問題在香港也是一樣。

「哪有這麼溫和的『暴民』」

李敖以旺旺集團為例，資本家買了兩個電視台，買了一份報紙：《中國時報》。他認為，現在《中國時報》不比昔日，「眼看  垮下去了。表示說，根本沒有辦法宣傳，因為太弱了，用的還是老的國民黨團隊。它們（共產黨）打不過台灣的眾口一聲，可眾口一聲是錯誤的，是民進黨操控的輿論，大方向不正確，被它們搞亂了，年輕人很可憐，年輕人完全不能夠搞清楚大的方向」。

對於有人指摘太陽花學運是「暴民運動」，李敖完全不同意，他認為這就是學生運動。他說：「不算暴民，哪算暴民，哪有這麼溫和的『暴民』？最後學生領袖被媽媽領回去了，哪有這種革命黨啊？台灣的學生很軟弱的，很溫和的，所以我說他們是『小表哥』嘛，他們不是革命黨。即使有敲玻璃、破壞東西，真正的暴力分子哪這麼客氣啊？真正的暴力分子比這個兇多了。」

李敖指出，太陽花學運怎麼鬧都很「安全」：「怎麼樣鬧都是安全的，（學生）看準了政府不敢開槍，他怎麼鬧，打、砸、搶都是為所欲為。台灣整個的情  我告訴你，人民膽子也很小，政府膽子也很小，雙方膽子都很小。這就是個家家酒，幼稚園小朋友辦的那種，你到我家來我到你家去，不涉及暴力。可是我認為，它最後的目標，就是中國的認同方面，顯然不見了。跟香港一樣，我沒有要獨立，可是我不要做中國人，這個傾向愈來愈  了。」

馬英九莫名其妙

至於台灣總統馬英九，李敖在很早以前就發出過警告：「我早就警告不要選馬英九，我們參加選舉就是勸大家不要選（馬英九），大家不聽。過去我也警告過大家不要相信李登輝，北京也相信李登輝，結果上當上了四年以後才覺悟，他們不聽我的意見的，他們自己蠻幹的。蠻幹除非你不出事情，出事就很難說了。」

李敖認為馬英九這次的態度很弔詭：「（馬英九）不敢惹你（學生），他要是動用警察，立刻解決了，噴瓦斯或者噴水龍頭，立刻把立法院搶回來，他不敢搶啊。」而李敖覺得馬英九搶回行政院不搶立法院，邏輯上是「不通」的：「馬英九不光是膽小，而且莫名其妙，我們不可以用常理來看他。」

今後都不在大陸出書

那麼，太陽花學運是否會影響到 9 個月以後的台北市長選舉，以至 2016 年的總統大選呢？李敖認為有變數：「現在學生們站起來，脫離政黨，我們自己年輕人爭取我們自己的權利，年輕人會起來。年輕人有好的機會，因為他們不僅是民進黨在後面搞鬼，等於是他們也趁  起哄出來的，可能出來一些優秀的青年。問題是他們出不來，因為對中國的態度就可以測驗他是不是好的頭腦。」

李敖說，他不太願意出來講話，因為他對台灣的事情已經不感興趣，覺得目前解決不了，他現在對世界的問題感興趣。他說：「我們先知的，他們不了解。我現在已經對地區問題不感興趣，對中國的問題，也覺得中國共產黨除了富國強兵以外，已經搞得天怒人怨。過去革命太多，現在革命太少。」

李敖認為未來或許會很「麻煩」，因為「現在大家都走美國路線」，搞全球化。他反問：「為什麼我們要全球化？為什麼我們不能小國寡民來活？」
李敖說，他已經決定今後都不在大陸出書：「我不喜歡我的書被人家刪來刪去，以前國民黨查禁我的書，現在共產黨接班，討厭死了。」但不知，他所說的「小國寡民」，是否可以作為有別於「美國夢」的「中國夢」？

洪清田 ﹕ 中港台無小事中國與世界有大事

星期天，台灣學生將和社會大眾一起，由立法院和行政院到總統府，大串連，給馬英九博士、江宜樺和金溥聰上一課：民主體制和國會應怎樣運行和操作；建制內當權執政領導層精英怎樣 think （ and see ） out of the box ，建制外無權精英怎樣（逼建制內精英一起）回應社會和時代的新思潮和形勢；建制內外怎樣對流和轉化，怎樣成為「同道中人」一起探索未知和未來、一起接受這「歷史共業」的考驗，過程中怎樣維持 equilibrium, justice and normalcy ；一個社會／國族怎樣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怎樣各施各法、同心同德「長治久安」 … …

「太陽花」多麼像「野百合」、紅玫瑰和白茉莉，建制外無權精英多麼像百年前五四和二十五年前的六四，但又多麼不像，完全不像。

（一）給台灣讓利的槓桿作用

馬英九隔了那麼多天發言，發言因循陳腐，可見他仍活在十多年前的世界，出不來、不願出來，認為是外面世界（全）不對，是外面要改正、不是他要改變，可以不理；但又很困擾，不明白為什麼台灣三四十年新舊勢力權威對決、全民分裂、血淚交加建立的民主體制、選舉和國會，完成的政黨輪替歷史轉型，一下子全砸了，天塌下來了？

他是國民黨建制的民主派，服膺普世價值觀，救了國民黨，二二八正式作官方懇切道歉，受深藍斥罵，但他也脫離醞釀已久的台灣新現實。類似埃及、泰國和土耳其，台灣新成的民主體制，有了結構和人員後，正在 test run 。這是再經歷一次歷史挑戰和考驗；這個新階段形式和過程、問題和議題、風險和回報不同，但同是「質變」，人文課題和主題重複、檢驗、否定和修訂前一階段成果。

台灣這次更大的不同是，以前是台灣內部問題（大背景一如韓國有美國因素），現在加入一個天地人合一、無邊仁德、永遠正確絕對、無限自我正義的「中國因素」。

開放改革三十年，中國以「舉國體制」的「經濟運動」代替一九四九年後三十年的「政治運動」，以「唯經濟」發展硬道理粗放片面活化集體主義和實用主義、權威和專制，建造一個「以我為主」的龐大「經濟叢林」代替「政治叢林」，節節勝利，向香港和台灣及世界擴張，但正正是「給台灣讓利」的「服務貿易協議」的經濟利益，給了台灣學生一個發動全社會的缺口，成為運動的 leverage ，由經濟到政治體制、社會與群族的生存和福祉，全面自我審視。

（二）中國因素就是問題所在

台灣幾百學生突擊、佔據和癱瘓立法院，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萬人圍立法院，一個最強烈深遠的信息是：對香港和台灣，中國正發揮其「大體積、大數量、大規模」的無限優勢和威力，按「中國標準」重整重構香港和台灣政經體制、社會及文化。

「中國」的思維和行動怎樣對台灣和香港，除非突然一反「不自覺、不自制」的五千年傳統，能夠自覺和自制，也將慣性怎樣對國際和世界。學生攻入台灣立法院，客觀上是介入起主軸作用的「中國因素」；以台灣的新生政經體制、社會及群族的「現代性」，抗衡中國大陸天地人合一、無邊仁德、永遠正確絕對、無限自我正義的政經體制、社會及群族的「傳統性」。

由香港和台灣到國際及世界，單只十四億人一統一體一言一路的中國因素，就是問題所在；中國則視單只十四億人一統一體一言一路正是中國優勢所在、核心利益所在。一統十四億人上承連綿不斷五千年文明，走出自己世界，走出去，這就是二十一、二十二世紀世界運作的主軸和變化的動力，人類從未見過類似問題、課題和主題。

歷史在考驗，中國還有沒有唯物主義客觀精神和學習能力：歷史在考驗，世界能不能及時了解及感認「中國」的思維和行動，能不能適切回應十四億人一起走出去，一如介入台灣和香港那樣介入世界。

（三）中國否認問題諉過他人

隨  兩岸官方半正式接觸和「中華民國」稱號在大陸的公開解禁，習近平似亟亟於在台灣問題上比江澤民和胡錦濤「走多一步」，放下更多、換回更多空間；不論「捨」多少，一統十四億人也肯定「得」更多更根本、更深遠的。相應地，佔據立法院內外的台灣學生和整個社會也動起來，回應歷史大潮流、新形勢。

習近平、馬英九和佔據立法院的學生、大陸和台灣，一起更緊密面對一個人類共同的問題、課題和主題 — — 怎樣從多重「深淺層次矛盾與問題」的混沌中建立「群己關係」（嚴復語），按各種維度、坐標及標準 re-configurate 成為虛虛實實的政經體制、社會及國族、文化，它們之間如何守護和變與不變，如何分配、交換和重新整合，如何促進進步和福祉，如何使大家心服、接受。

這是人類永恆的問題、課題和主題，但東西方和傳統到現代各歷史階段的主客觀處境和形態、各人各地本和之間的選擇、代價和回報都大不同，千變萬化卻又有  可尋。

台灣和香港內內外外進入問題，在光明與黑暗的掩映混沌中跌跌撞撞，大悲大喜；中國拒絕進入問題，否認問題，「不存在『中國問題』，有問題的是美國、歐洲和世界，不是中國」，「不能以開放改革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不能以現在否定過去」。最大體積、最大能量和動力的「中國因素」，最無知無覺。

（四）台港一人一實體仍在摸索

台灣和香港都在混沌狀態中以個人實體性為單位本位重整重構政經、社會和文化；由商貿經濟、管治政治、施行行政，諸事紛紛擾擾，問題不少，但仍可以吃百年老本，大問題的可能是水不揚波的中國大陸／內地。

香港由百多年前、台灣由幾十年前開始，到現在的 IT 個體化全球化時代，略為實現「個體化」，以個人實體性為單位建立建制和參與公共事務，學習現代程序和價值，漸漸形成新政經體制、社會及文化、群族，先行先試融入國際和世界。

現在台港一人一實體，都在「後現代」混沌狀態中摸索，由下而上自發自由自主參與重整重構，縱橫交錯激烈討論辯論。中國大陸／內地正一人一言一調一統，由上而下發號司令，「舉國體制」總體規劃，思想感情、知識意識、利益權力、資源訊息一如五六十年代統購統銷，仍用集權主義專制方式分配利益，不靠「體制、程序」，以「集權主義專制」作為價值觀身分認同。但新現實正由下而上一人一實體化，上下避不了「群己關係」在各層的 re-configurate ，跟四五十年前台灣、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很多相似。

中國大陸／內地完全不認為目前路線大政方針政策有什麼問題，「制度自信」（不這樣才是「邪路」），台港初時有人提醒（現在沒人吃飽沒事幹、撐  肚皮「指手劃腳、說三話四」），一如開放改革二三十年台港警示，按台港和國際經驗，發展經濟必須一開始同步（雖力度不同）注重環保及貪污問題，中國大陸／內地本身「單一」黨政憲政及政經體制、社會及文化，令環保及貪污比外面更嚴重，應早為之謀。

中國不信邪，「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標準、方式和節奏辦事，說「先發展、後治理」是科學自然規律和必經之路，甚至說「港台歐美有些人不願見中國發展起來，別有用心」。「舉國體制」總體規劃反覆驗證，必然正確、不會錯，沒問題，出問題必然是他者外因；統一調配和指令下，單一方向單一目標單一動作原則原理單一說詞，全民一哄而起，政策聖旨掩飾私心劣行醜態，弄虛作假都假神聖之名，初見成效卻後遺症深重。

現在積重難返，沒水喝，沒空氣呼吸，沒白雲藍天。

往下幾十年是各層「群己關係」的混沌虛實 re-configuration 的政治、管治、法治、管理的問題、課題和主題。

中國內部有其千百年難處，一下子難從內部「體制、程序和價值觀身分認同」各層改革和現代化，香港和台灣開始明擺  的免費學堂。不論中國大陸／內地多麼多人多麼忽視輕視錯視鄙視蔑視，客觀上都在參照台灣和香港的正反面。

（五）以「量增」膨脹淹沒台灣

台灣一個和大陸「服務貿易協議」的壓力由個人及群組利益，直透決策體制和決策程序、價值觀和身分認同，四層裂痕共振，一體不可分。幾百學生突擊佔據立法院，幾日間萬計學生及公民組織內內外外聚集，警察三度奪門失敗，國會癱瘓。

學生要求馬英九到立法院協商、把「服務貿易協議」退回給中國、立法通過兩岸協商監督條例，在在搖撼國民黨政府，可能波及年底「七合一」和兩年後總統選舉和兩岸政策。

一個 FTA （自由貿易協議）是一個整體，但內裏一百幾十個項目，對內部有一百幾十種不同得失影響，局部個人利益匯成群組利益，分歧對立，必然質疑、挑戰和衝擊決策體制和決策程序，失者可能上街，得者不上街。自由貿易協議簽後，常長久爭持才得內部國會批准（美國和韓國間要等韓國五年，韓農曾來香港跪拜示威）。執政者的任務和天職就是熟識民意民情，秉公無私梳理原由根據和疏導民情、形成多重矛盾之間的「 Equilibrium, Justice, Normalcy 」（均衡、公義、正常），否則必然被質疑、挑戰和衝擊價值觀、四是身分認同。

這次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雙方只計項目的數量，每項不限數量，大陸可以以十四億人的「量增」膨脹「淹沒」台灣，台灣總體「利大於弊」只是表象；由服務貿易到其他，大陸也可以這樣「淹沒」台灣，「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些恐懼不單是個別人或行業的利益，而是總體的生存，觸發台灣人「體制、程序和價值觀身分認同」四層面共振，交叉感染、累積和重疊，過了一個臨界點又一個臨界點。學生做了時代先鋒，佔據有利陣地，帶動社會，宣稱守護「台灣生命共同體」（體制、程序和價值觀、身分認同），代「人民」發言。
（六）馬英九擺脫不了「知障」

馬英九和董建華一樣，都面對他們認識和能力之外的 mission impossible ，又都活在自己的權力精英世界及建制主義文化（ establishmentarianism ）中，突顯一黨專政、權力建制和成功企業一旦自成世界，慣了「以我為主」，要開放和面對新現實轉型，即使最優秀人才也可能學不好基本功，多努力也常跌跌撞撞，出人意表。

去年突襲王金平時，馬英九有理和正義，近乎徇眾要求，可以大快人心，卻笨拙透頂，倒砍自己一刀；這次又是不知深淺，粗暴勞役有憲政正當性的立法院決策體制及其多數優勢，拙劣偷襲，違反去年四黨共識（把「服務貿易」「逐條審議」，等同拉布），不顧決策程序正義。

這次他似又一次脫離台灣社會及政經現實，簡單、機械解讀民意的「五五波」（只計百分比、不考慮雙方的主導力、能量和能動性），以為反對聲浪不大，可以強闖。他是國民黨精英、權威主義及建制主義文化（ establishmentarianism ）中最開明正派民主理性和人道者，但也不失本色，擺脫不了出身「知障」，不知台灣人愈來愈感到「台灣」整體生存受威脅。他執政六年的快速大幅開放大陸政策和融合過程，實惠只益少數大戶，受傷的是中下層、中小戶和青年學生，貧富更懸殊、長期更依賴，在價值觀和身分認同層面的自主自由下降，他似完全不感到（一如董建華不知香港人感受）。

（七）不應只從統一小局看台灣

歷史的進程是思想感情、知識意識、利益權力、資源訊息由極少數人向更多人的擴散，一階段一階段讓一階層一階層更多人分享和參與。現代化和現代性以人的解放開始，以自由個體（ the individual ）為基礎自由 re-configurate 成各種實體性（ entity ），促進內內外外的思想感情、知識意識、利益權力、資源財富、文化訊息虛虛實實的自由流通與溝通，增進文明及福祉。

FTA （自由貿易協議）是自由主義在經濟體的自由經濟，自由民主最基本根本的基本根本（ fundamental of fundamentals ），旨在拆除各地人為壁壘藩籬及保護主義，增加資源運作的效益。自由除了以個人實體性為單位，都以各種實體性（家庭、企業、行業、社會、國族、文化）為單位，個人從屬於集體；自由流通和自由競爭必然是內內外外的 re-configurate ，也必然包括汰弱存強、新陣代謝，難免波及一些家庭、企業、行業、社會、國族、文化。「自由流通與溝通」與「家庭、企業、行業、社會、國族、文化」可能兩難全，個人及群族不得不抉擇。

西方文藝復興以來五百年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是中世紀的政教合一體制及秩序的解體後，歐洲各國發展出自己的語言、宗教、藝術、科學、哲學、經濟、政治、社會、國家，並以自由貿易與資本主義、殖民者與帝國主義向全球擴散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日本明治維新時放下身段和自大尊嚴，採「洋體」改造「家庭、企業、社會、國族、文化」，藉以守護和強化「和魂」（以機械化物質滋養傳統「文化魂」的「半現代化」大成功後終貽禍天下）。中國二百年來在西方威迫下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千年變局，兩難間下不了抉擇，反反覆覆，勞苦難成「自折騰」。

百多年香港、幾十年台灣的內內外外政經貿易自由化，在世界大風浪全暴露衝擊，分個人、多元多方多向，拼搏從被動中力爭主動；中國以十四億人一統「舉國體制」加入香港及台灣與世界，既以「大體積、大數量」主導大勢，也受香港和台灣與現代世界的考驗，暴露五千年「大體積、大數量」的無限弱點劣質。

百多年來台灣香港給中國大陸／內地的警示：第一，中國必須以個人實體性為單位本位建構「體制、程序、價值觀身分認同」，以之處理利益分配及「群己關係」，愈早先建愈穩妥；第二，香港和台灣是中國學習和練習的中介台；第三，中國應付不了香港台灣，應付不了中國的未來；第四，中國不能、不應只從「統一」小局看台灣，必須從「往下一二世紀中國人文轉型及與世界關係」大局看台灣。

上天真的很眷顧今天這世界，由台灣和香港到給中國大陸／內地，這時當權執政者（仍）不會輸、輸得起的時候，台灣學生和香港佔中者替中國大陸／內地練習（類）現代政治管治法治行政。

馬嶽﹕民主政體的「赤字」

台灣因服貿協議而爆發佔領立法院事件，震動台港。有人會問：台灣不是民主社會了嗎？怎麼還會有佔領抗爭？民眾為什麼不讓民選的政府和議會作決定，而要用群眾運動逼他們改變政策，那不是像埃及了嗎？不少「有心人」當然會跑出來大說民主制度的不是：民主不是一樣帶來佔領，亂糟糟的，民主政體不是一樣鎮壓人民嗎？

當然，民主政體仍然有激烈抗爭是很正常的現象，而民眾以制度外的方法影響政府政策，亦是平常正當不過的事。

民主政體的公民不滿

現實上，不少研究民主政體的學者，近年都指出在不少成熟的老牌民主政體，經常出現公民不滿（disaffected）的現象，即公民對國家的民主的實踐狀况非常不滿。隨着民主意識普及和提高，不少國家的公民都覺得自己國家的民主實踐不能符合他們的要求，例如施政不符合民意、議會或民選代表不能代表他們，以及決策過程不民主等。學者甚至懷疑當政治領袖如馬英九或民主體制的重要制度組成部分如政黨、議會的公信力都走低的時候，民主政治是否會面對新的認受性危機。

專門研究民主政治的學者Pippa Norris ，在她2011年的作品《民主的赤字》（Democratic Deficit）中，把人民對政體的支持和態度分為5個層次：

（一）對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認同感；

（二）對政體的主要原則和價值（在民主政體則為自由、民主、人權、監察等原則）的支持；

（三）對政權的各項表現的評價（regime performance）；

（四）對政體各種建制（institution）的評價（包括議會、行政部門、法院、政黨、地方政府、軍人和警察、公務員系統等）；

（五）對各公職人員的評價（包括首長和主要官員、議員、政黨領袖、公務員等）。

對民主價值的堅持

Pippa Norris 分析比較了多個民主國家的政治意見的調查研究數據後，作出的結論是在大多數民主國家，第一二層面的認同並沒有下降，反而有部分上升迹象。換言之，民主國家的公民並不是變得不愛國，或者不認同民主價值，他們對其民族國家的政治認同和民主政體的價值和原則仍然信念堅定，這些都不是不滿的源頭。

民主政體內的公民不滿的來源通常是（三）、（五）兩項，即政治領袖或公職人員的表現未如理想，而在管治表現（Governance Performance）上，Pippa Norris 的研究發現是民主國家的公民的不滿，和他們對經濟表現的評價並沒有顯著關係。民主國家的公民不滿，通常是程序價值上的表現（process performance）：即他們覺得政府往往施政不透明、問責性不足、維護人權和法治做不夠、不能恪守程序公義和公平等。

換言之，對不少相信民主價值的公民而言，對民主實踐不滿的重點不是政府能否改善經濟或者令他們自己的物質生活更豐足，而是很多民主政體的領袖和公職人員「不夠民主」、「講一套做一套」，做不到民主政體核心價值下應有的標準。人民對議會、政黨或選舉等傳統代議機制的信心下降，因而當他們不滿政府表現或施政行為時，會多了選擇以直接行動來表達意見，希望令政治領袖回到民主核心價值的軌道上。

對缺乏程序公義的不滿

如果我們把台灣的佔領立法院放在以上的脈絡理解，則台灣雖然已公認是民主已經鞏固（democratically consolidated）的政體，但公民仍然可以對民主政體的實踐以及政府的表現不滿。服貿事件的觸發點，除了是因為對中國的抗拒、對服貿協議本身的懷疑外，更因為政府和執政黨違反民主的程序公義，在控制議會大多數下仍然希望「快刀斬亂麻」式的通過決議，令人民覺得議會和民主「失效」，選擇以直接行動改變政府決定。

民主政制的精神，政府和議會獲人民以普選授權，當然是重要成分，但這並不是說公民透過定期的普選產生政府和議會後，便可以回家「大覺瞓」。公民需要持續的參與政治，而當政府和議會不依民主原則辦事（例如閉門撥款然後召警察抬走要求開放會議的議員），便要用架構外的各種參與辦法發聲。

政治學大師Robert Dahl 在《關於民主》（On Democracy）一書中，有一項頗值深思的論斷。他說很多批評民主政制的人，往往是混淆了民主的理想和現實世界中見到的民主體制，例如你常常會聽到人說：「民主很好嗎？美國很民主嗎？美國不是一樣有歧視黑人和侵犯人權？」這正是混淆了民主的理想狀態和現狀的關係。現實世界中的民主政體和政治運作不能做到民主理論中或政治學課本中的標準，並不代表民主不是較好的制度，或者民主價值不值得支持。在成熟民主政體中的公民，較多會明白這個道理：即民主很多的核心價值是值得支持的，而現實中政府或政治領袖做不到，就要努力鞭策他們接近這些標準。

香港的龐大赤字

回到香港，香港人的政治參與度當然比台灣或其他成熟民主國家為低，但根據第二波和第三波「亞洲民主動態研究」的調查結果，香港人對民主價值的認同和支持，其實不遜不少亞洲其他已經實踐民主政制一段時間的國家，但當然香港仍然未可以普選產生政府。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的民主價值和民主實踐的落差比很多民主國家大得多。當很多先進民主國家尚且面對「民主政體的赤字」，備受直接行動的挑戰，香港的赤字落差更大，政府只會持續的受直接行動挑戰了。

◆延伸閱讀

Pippa Norris, Democratic Deficit: Critical Citizens Revisited（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太陽花學運已在升高！／文﹕南方朔

上個星期截稿後，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失控，學生和群眾攻進行政院，到了3月24日（上星期一）凌晨，警察動員幾千人強制驅離，一時之間警棍盾牌齊飛，許多人都被打得頭破血流。

事情發生後，警方最先表示只是「柔性抬離」、「沒有打頭」，行政院江宜樺甚至表示警察只是「拍拍學生肩膀」，但在這個手機攝影的時代，人做的事必然留下痕迹，於是從星期二起，報紙電視大量學生頭破血流的畫面出現，於是警察以不符比例原則的暴力鎮壓學運，遂成了上個星期喧騰國際的事件。經過這次拙劣的鎮壓，反而更打高了學運的氣勢，台灣民眾同情學生的更多。學運又再升高，學生們決定，在30日（星期日）下午1點起，另召10萬人「穿黑衣，上凱道」。由於學運升高，所以連日以來，台灣的總統府如臨大敵，總統府已擴大維安封鎖區，四周用拒馬掛刀片的鐵絲網團團圍住，甚至台灣反恐的憲兵夜鷹特勤隊也出動，如果學生及群眾敢衝進封鎖線，最先是強制用棍棒驅離；再用塑膠子彈射擊；如果情况再惡化，則會視為政變革命，用實彈開槍。一旦學運搞到需要開槍，台灣的全面大動亂即難以避免。雖然學生一再表示他們會「和平非暴力」，但學運擴大升高，就會出現許多無法預測的情况。因此台灣人只能禱告，希望「330」的活動能和平落幕，千萬不要搞到開槍殺人的局面。但無論如何，這場太陽花學運從「318」佔領立法院，到「323」攻入行政院、爆發流血鎮壓，至今已滿12天，即將進入13天，學生已表示，他們在立法院的靜坐抗議將會持續。而學生的4點訴求﹕（一）退回服貿協議；（二）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先立法、再審查服貿協議；（三）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四）要求朝野立委站出來，響應人民的訴求。基本上都是馬英九不可能答應的，因此學運遂只得一直僵持。學生們已表示，如果馬英九對他們的訴求能有回應，學生們「不一定要上凱道」，但由整個情勢以觀，這已不可能。

馬政府四誤判學運爆發主因

這次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已整整12天，如果反省整個過程，馬政府一連串的誤判，實在是學運爆發的主因﹕

第一個誤判，乃是國民黨發動立委，在3月17日立法院的審查聯席會，以非法的方式闖關，馬政府認為只要闖過，服貿協議即可通過。但它不知道，這種不守法的硬闖，已碰到了人民容忍的底線，於是遂有「318」的群眾和學生到立法院去抗議，當天下午學生衝進立法院議場，出現太陽花學運。

第二個嚴重的誤判，乃是學生佔領立法院後，距離只有一條街的行政院即暴露在危險中。但事後發現，行政院的維安很差，行政院四周早有鐵網拒馬，但那些拒馬並沒有固定在地面上，只是放在那裏，人一多，一推就倒。這乃是行政院被攻入的主因。

第三個誤判，乃是全世界的統治者在面對各種運動時，對學生運動最為小心，農民及工人運動可以鎮壓，學生運動絕不可以鎮壓，學生運動一旦流血，統治者的統治正當性即會嚴重受創。馬政府動用數千警察，用棍棒盾牌毆打學生，立刻震驚了全世界，台灣人民對學生的支持立即升高。學運流血乃是壯大的動力，而這個動力乃是馬政府自己送給學生的。太陽花學運流血後，行政院長江宜樺以前的台大政治系學生即在網上連署，宣稱「江院長，請下台！」用暴力打學生，乃是馬政府致命的誤判。

第四個誤判，乃是學運流血後，馬政府已成國民公敵，它如果有知，就必須對服貿問題做出讓步，使學運勝利，但馬政府卻絕不退讓。上個星期，馬政府一直在搞各種小動作，例如宣稱要和學運領袖會面，企圖表現他是多麼的客氣、學生是多麼不講理；國民黨的媒體也一直在發布各種謠言，要醜化學生。但現在時代已變，這種手法立刻就被人看穿手腳，馬政府更被人不齒。相反的，倒是學生已懂得利用電視展開宣傳，動員群眾，3月28及29日兩天，學運領袖即陸續上電視為「330」造勢。

因此，太陽花學運已進入13天，馬政府實在手忙腳亂，潰不成軍。學運方面已在民間募款，在《紐約時報》上刊出大幅廣告，許多大學都已展開罷課，而馬政府仍在玩那種要大學校長勸告學生回去上課的老把戲。這次學運搞得無法善了，馬政府的誤判，以及一直自以為是，要用各種小手段瓦解學運，實為最大原因。

這次在截稿前，還沒有看到學運結束的信息，「330」學生要發動10萬人，穿黑衣，上凱道。根據人們估計，如果台北從凱達格蘭大道到立法院，人要塞滿，大約要20萬人，學生發動的人群，如果超過10萬或20萬，那將是異常壯觀的場面。台北的總統府、總統官邸、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等重要權力象徵機構，全都在這一個地段。如果這個地段發生意外，台北即可能失控。「330」到底會有多少人？會不會情勢失控？總統府內已憲兵進駐，他們會不會向學生開槍？學生集會完畢後，如果超過時限而沒有解散，會不會又重演暴力驅散的戲碼？答案在「330」晚上即可揭曉！

852郵報: 「開明左派」是這樣煉成的──曾鈺成今昔大比拼

說起「開明左派」，你會想起誰？一眾建制派議員當中，你覺得誰人（相對上）最有良心？誰人說話最易令人接受？以至誰人最能夠和民主派溝通？

沒錯，相信大家第一時間想起的，八九不離十，都會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曾鈺成今日談及普選問題時再次展現其「開明」本色。他重申，很多人將「愛國愛港」看成是建制派陣營的標籤，但中央官員與他討論時認同，如果有參選人民望高，即使不屬於這個陣營，都不應隨便篩走他。他又指，立法會上海之行是各方面溝通對話的其中一步，每一個對話的機會都很珍貴，希望各方可以「坐低傾」，云云。

其實，類似的「開明言論」近年經常出自曾鈺成之口。例如去年他曾表示，只要中央在普選問題上解除「心魔」，不任意排除某些人參選，普選便能「海闊天空」。這番話的「開明程度」，甚至引起左報的不點名批評，最終令到曾鈺成要「縮沙」表示深切反省。

近年常發表開明言論

去年10月的電視牌照風波中，曾鈺成又表示，如果政府甚麼都不做，每次出來都只說沒有新交代，這不會是公眾想見到的情況，政府亦不可漠視上街的市民。對於政府以行會保密制作為擋箭牌，他又強調，行會制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就算行會所有人反對，行政長官都可以唔聽」，句句都衝著梁振英而來。如果不看樣貌只聽聲音，還差點以為這番話是出自民主派。

然而，這位在1992年有份創辦民建聯的黨主席兼左派學校校長，過去曾先後出任全國政協委員及行會成員，加上做了17年建制派議員，曾鈺成真的會是一個開明的人嗎？還是只因時勢使然，以至還想在政壇上更上一層樓，所以才在近年「突然開明」？

《852郵報》翻查資料，就發現曾鈺成過往和其他建制派一樣，都曾發表相當「左」的言論。

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反23條立法，時任民建聯主席的曾鈺成就指，很多市民反對立法或有所保留，「相信都係被誤導」，更指「今日係假日，大家去完嘉年華，去完遊行，聽日又會回復正常」，還表明無論有幾多港人遊行，都絕不會改變民建聯支持立法的投票意向。

網站《維基語錄》則顯示，曾鈺成曾在1992年6月曾經讚賞共產黨，表示：「我所認識的共產黨，都是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專門利人，毫不利已，共產黨的形象是很好的。」

1993年4月，他又指：「如果九七年後有人寧願做英國殖民地的子民，而不肯做所謂中國的奴隸的話，九七年後他們可以到其他殖民地繼續做殖民地的子民。」

以前常叫泛民作「反對派」

至於近日經常呼籲「泛民主派」要多跟中央溝通的曾鈺成，其實以前不是統一叫「泛民主派」的，而是跟左報一樣，經常稱他們為「反對派」。

例如2007年11月，他還未擔任「德高望重」的立法會主席前，就於報章撰文評論陳方安生與葉劉淑儀的選戰。曾鈺成寫道：「對於這次立法會補選，反對派原來的打算是把它渲染為『民主與非民主的對決』、『對二○一二雙普選的公投』……然而形勢比人強，陳太也不能發揮反對派期望的神奇效應；反對派的如意算盤，決計很難打響了」。不看作者只看文章的話，還差點以為這是左派報章的社評。

在另外一篇談及選舉的文章，曾鈺成就說：「其實，嘴裏經常說着『相信市民』、『尊重民意』的泛民政客們，恰恰正是對市民最沒有信心，對民意最不懂尊重……說穿了，他們並不是真的想見到市民成熟、理智，因為成熟、理智的市民，不會任由政客愚弄。」這段話，也很有「左王」卲善波的影子。

對於政協常委李家傑炮轟鍾庭耀的民調為泛民提供彈藥，曾鈺成日前在電台訪問中就為鍾庭耀辯護，表示在「十大議員」的民調中，建制派議員都是名列前茅，笑問：「咁你話鍾庭耀係幫邊個呀？」盡顯其「開明本色」。然而，其實曾鈺成早在2007年8月一篇題為〈政改民調，政治工具〉的文章上，就暗諷港大民調是政治工具。

「開明左派」大有市場

他當時寫道：「港大的政改民調，是受泛民委託進行的；其中向受訪者提出的問題，自會按委託人的需要來擬定；一次調查結果『不理想』，可以把問題修改調校，務求得到委託人合用的結果。讀者不妨自行瀏覽『香港大學民意網站』，看看『政改專頁』裡有關行政長官選舉提名『篩選機制』的問題，是怎樣一再修改的，必然忍不住會心一笑。」

他又指：「反對派似乎很重視民調，其實他們不是真的要藉民調找出民意所在，以之為行事依歸；只是利用民調作為政治工具，打擊對手，為自己造勢。」如此看來，他以前明顯不太尊重鍾庭耀主理的民調，今天卻能在電台談笑風生地替鍾庭耀辯護，幾年間就立即「變臉」，速度之快令人嘆為觀止。

說到底，現時嚴重左傾的政治人物愈來愈多，早已是供過於求，反而「開明左派」有更大的市場，也是部分中央官員所樂見的「政治對沖」。更何況，曾鈺成已貴為立法會主席，本來就不方便發表太多個人意見，所以順勢搖身一變，走開明、支持民主、不盲目保皇的路線，絕對有助自己提升民望，說不定甚至可挾民意問鼎特首寶座，怎看也是利多於弊的決定。挑通眼眉的曾鈺成，豈會不懂選擇？

練乙錚: 抗爭學台灣？發啷厲學大陸！韌性社會．《弈》

台灣人關注反《服貿》，害怕一旦「在陸台商」再加上「在台陸商」夾攻，美麗島就要淪陷；大陸人盯着失蹤航機搜索，強
國上下指着馬拉小國開罵，日本討了個便宜；香港人擔心政改搞不成，反失去言論自由；國家紛亂、思緒難平的時候，或可從經典中尋智慧；筆者選了《馬太福音7:8》推薦給大家。

台灣的「紅金政治」近了

台灣學生為反《服貿》「佔立」十多天，終於昨天在首都北市政治中心的中正區達到高潮。有史以來參與人數最高、號稱五十萬以上的「黑潮」，從大台北乃至整個台灣的四方八面湧至，表達了反《服貿》的憤慨與激情。所謂「黑潮」，本指常年由台灣東南面海域一直沿岸流往沖繩的太平洋環流；從南至北的流向，多少隱含着馬政府受到的壓力的來源。

輿情大比數站在學生那邊，連大企業家站出來說話，也是要政府和學生好好溝通，以至國民黨的公開立場不能不稍為軟化，但說她會真正讓步，為時尚早。港人隔岸觀火而港媒報道多着眼於「暴力」、「違法」等枝節問題上面，也許未能充分看到台灣人面對的危機有多深。

上一回總統大選前夕，中共在台灣東南部沿海一帶的漁村裏以高於市價的錢，買起所有漁獲；此外，不少大陸有投資的台商，不論本省外省，在選戰關鍵時刻回到台灣，齊聲唱好國民黨。這些動作，無異幫助了國民黨繼續執政，卻同時令當選的馬英九染上「外來」色彩，並埋下導致今天台灣民主「脫序」、「出軌」的種籽。

買起漁獲是一回事，全面的《服貿協議》則是更大的另一回事。協議通過之後，台灣商界得益者的錢更多是在大陸賺；大陸既成為台商衣食父母、更深更廣的利之所在，亦必會順勢進一步影響台商的兩岸政治取態。另一方面，從大陸來台開設大大小小服務企業的大陸人成為台灣勞工的僱主、台灣消費者的供給者，逐步掌握全台民生經濟命脈。在陸台商和在台陸商這兩股力量，將以其愈發雄厚的財力，分別尋求更多北京的「讓利」，以及台灣政府的更大程度、更全方位向大陸開放，形成「紅金政治」的惡性循環。影響所及，不會只是限於台灣東南部而是遍布全島，最終替北京貫徹「先經後政」。這個發展途徑包含的危機，台灣人很清楚。

政權的外來成分加上「紅金」力量，勢將從台灣民主體制的內部將其瓦解；如此，台灣僅剩的健康力量只能從體制外反制。推動《服貿協議》，國民黨在議會裏予取予攜，直接反映形勢之惡劣，而學生「佔立」運動，就是這個形勢之下的第一步體制外反制行為。換句話說，爆發以「佔領」為主軸的「太陽花學運」，實在無可避免，因為體制很大程度上已經淪陷。

北京由胡錦濤開始，推行「以經圍政」對付台灣，當地商界和傳媒的一大片，已經成為俘虜。任何人在這兩年裏到過台灣、曾經和當地人深入交談過、感受到當地氣氛的，大概都會知道矛盾衝突很可能無可避免。有些港人認為，中共及其在港代理人近年所作所為，再加上大
批水貨客淹沒香港，無疑對台灣提供了「示範單位」的作用，引發台人恐懼，於是爆發運動。香港的這種示範作用不是沒有，但影響頂多是邊際上的；主要的問題在於台灣內部的正負能量已經在短兵相接，《服貿協議》提供了這個攻防戰的第一個戰場。

然而，北京不可能沒有估計過「以經圍政」會有反彈，只不過以為會是由已經軟了一截的民進黨主導，難成氣候，沒想到敢站出來喊停的，竟是一批乳臭未乾的娃娃。

對台灣這次發生的事，港人興趣甚濃，人大代表羅范卻很擔憂，馬上以大和尚身份勸喻香港的小和尚閉起眼睛不看不學，但恐怕已經無效。去年，「佔中」運動派人到台灣向施明德取經，香港左派指謂勾結台獨，盡情撻伐，氣勢如虹。不過，經過一年來的本土運動洗禮，港人心態已有微妙變化，向什麼人取經，不再由得你管；台港兩地的反陸心理連線已經打通，在年輕人當中尤甚。看台灣，一般港人也會漸漸覺得多有可學之處。學什麼呢？不一定只是學搞社運上街佔領。

《服貿協議》在台灣國會裏長期膠着甚或拉倒，可能性很大，但這都還不是結局，今年稍後的直轄市市長和市議員選舉、2016年初的總統大選，才會見真章。筆者認為，國民黨這次要退得夠，才能釋民眾的疑慮，「賣台」之說才會減弱，選舉才有望不失或小失。退得夠不夠，繫於接不接受學生四個訴求中的最關鍵一個：先進行《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有了這個法，台灣人才可安心一些，更會有信心和大陸重開《服貿》談判。這一步走出了，台灣對香港便多一個示範作用。泛民政黨和議員尤應爭取的，就是一個能夠有效規管港陸「融合」、有助守護香港的法例；追求這個切身利益，無異比搞絕食自殘有效，會獲得更多市民支持。

MH370博弈日本PR勝中國

馬航MH370班機失蹤事件中，難客數目按來源地區計，以中國大陸最多；生命等價，故大陸博得最多的世人同情，港人亦可同聲一哭。不過，由於這些難客家屬及其他無直接相關的人士反應愈來愈激，已上升成為大國民族主義情緒，於國際上開始失分；日前發生大陸網民「發啷厲」，對居台灣馬籍歌手梁靜茹作各種不堪入耳的無端謾罵之後，東南亞華人圈裏更出現不利的反彈【註1】，助長大陸人這次得理不饒人的強國態度的，當然還有擺出同樣高姿態的政府官員。

馬國在這次航空事故中的表現的確差勁，世界各國輿論對此亦多所批評。不過，因為事件的確棘手，所涉資訊的高科技含量高，介入的國家數目多（維基百科算出提供搜救援助的國家一共22個，連孟加拉也出動兩艦一機），提議在不同地區進行海空搜索的國家不下半打，搜索海域三時五刻就換一個，馬國國內則還有政府領導、民航局、航空公司、機場指揮、文職人員與技術人員乃至與波音飛機公司之間的溝通問題。小國大概無此經驗，主事官員顧此失彼手忙腳亂說話前後矛盾，亦非不能理解，何堪指罵之為「真正兇手」？

馬國與北京因「南海九段線」有領土糾紛，關係早已存在問題，這次北京官民惡言相向，馬人更不是味道；坐享漁人之利的，明顯是好整以暇、於這次事件並無人命損失的日本。

日馬關係本來就不錯。二次大戰時期，日軍入侵馬領土，但當時的「馬來亞」是英國殖民地，日本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驅趕霸佔亞洲的西方列強為名，竟得到當地民眾不少支持。二戰結束後的1962年，「大馬之父」馬哈蒂初次訪日，見日本舉國上下齊心搞經濟，國家管理井井有條人民彬彬有禮，完全為之傾倒【註2】。1982年，馬哈蒂為抗衡西方的影響力，提出「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與日本和韓國建立特別密切的關係，要求人民以日、韓兩國為榜樣，並特別向日本派遣大量留學生。2012年，兩國大事慶祝「東望政策」推出三十周年，進一步加深關係。筆者的日本學生當中，也有好幾個曾經選擇到馬國的大學交換學習一年，回來寫的長篇報告都非常正面。

近年，馬國大事開發油汽田，日本投資很重，更成為該國出產的天然氣的大買主。北京提出南海領土要求之後，日本有機可乘，更積極拉攏馬國。這次馬航事件，本與日本完全無關，但日本大打溫情牌，三日之內便答應派出自衞隊和海上保安廳的海空搜救力量，馬國對此十分受落。

「強國」無外交，北京的強硬取態，殊為笨拙。這次事故，有國民遇難的國家不止十個，包括美、法、加、奧、俄等大國，大陸最聰明的做法是「四両撥千斤」，就算自己默不作聲，這些國家也會給足壓力，馬國何敢怠慢？遇難者親屬情緒失控，人之常情；四周的網民暴露強國心態喊打喊殺，亦可視為愚昧之失，國之常情。但搞外交的官員也掌握不了分寸，在南海也讓日本乘虛而入割禾青，則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太高氣燄太低能也。

韌性社會

台灣民主列車因遇上路軌上的「大陸沙石」而脫序出軌，導致（輕度）流血，有人因此嘲笑民主制度不靈了。的確，民主遇上中共因素，不一定能夠及時抵擋於體制內，故體制之外的行動，或時有需要；問題是制度能否有足夠韌性，把經驗變成補救不足處的解方，讓社會重回一個改善了的體制。上面提到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便可以是解方之一。

說到社會脫序出軌，其實最常發生的是大陸。且不說近年在黨中央發生的權力鬥爭如「胡江鬥」、「習薄鬥」，就看大陸各地頻繁出現的「群體性暴力事件」便很清楚：按百度百科提供的資料，1995年全年發生的群體性暴力事件約為一萬起；至2009年，已突破一年10萬起的超高數字。筆者粗略一算，十四年期間的年增幅為17%，遠高於同期間的「奇蹟GDP增幅」【註3】。據此，如果有一個全世界暴動之邦的排名，大陸恐怕
是龍頭大哥。引致這些暴力的原因，不外官商剝削、官逼民反。專制之下，大陸社會缺乏韌性，小事也會引致硬傷，只不過中共官方掩飾得比較好，百度也只是提供乾巴巴的數字而已。想圖文並茂看群體性事件實情，最好是上《大紀元》【註4】。

《弈》．前言

筆者最新的一本文章集，快將由天窗出版社出版。書的序言先放這裏跟讀者見面：

不知不覺，放下《信報》主筆的工作到日本教學，已經五個年頭。期間，一直用「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為《信報》寫稿。起初，平均每周一篇，不定期。去年中，因為打算逐步淡出日本的教學，往後的時間會充裕一點，所以和《信報》約好，改為平均每周兩篇，見報時間也成為比較固定的周一和周四。本來想多元一點寫社會現象、生活體驗和經濟分析，另加一些其他題材，無奈政治逼人，結果超過一半的文字和香港政治問題有關。

兩年來的生活性文章，主要歸入去年出版的《臺灣騎乘記》；這一集裏的，於是或多或少都和政治有關。所涵蓋的時段，約為2011年特首選舉至今年年初。期間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包括唐梁之爭、梁振英上台、特首私居僭建、「佔中」運動發起、廉署湯顯明不當開支、圍繞提委會的政改爭議、泛民分裂、港人身份認同與本土運動勃興、言論自由響警號，等等。

於所有有關議題，筆者都不缺席，唯獨是在特首梁氏僭建和廉署湯顯明瀆職二事上面，在對事件不齒和對港人不忍之間，竟無法下筆。　

說是評論當下政治，何嘗不也是做着一點歷史工作。

法國史學家托克維爾能夠寫出它的巨著，有兩個易為世人忽略了的原因：他利用史料眼光之獨到，以及他發掘史料之勤。關於後者，今人RobertT. Gannet Jr 的著作Tocqueville Unveiled: The Historian and His Sources for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竟得用整整一百頁即接近全書一半的篇幅，逐點羅列托克維爾的《舊政權與大革命》原文裏的資料出處。事實上，托克維爾自己，亦在自己的那本書的序言裏，用了
四段文字周全地講出所用的資料從哪些方面蒐集得來，其中一段的開頭這樣說：「為了穿透到舊政權的心臟，……，我不僅讀了所有十八世紀的重要著作，還仔細看了很多不見經傳的書；這些書欠缺文采非匠心獨運故不能傳世，然其質樸無華不事雕琢之處，卻往往能更真確揭示那個時代的特質」。

回想起托克維爾這段文字，筆者一再悟到，每寫一篇評論、每查證一筆資料、每下筆寫好一個句子，其實都是不自覺地在為歷史見證。當今天的特區政府成為「舊政權」之後，史家要好好寫這段歷史，也會需要搜羅像筆者寫的這些「欠缺文采非匠心獨運故不能傳世」的文字做材料。然則，從事評論工作，雖枯燥無味而成效堪虞，亦豈能不費煞心力力求精確！

兩年來，筆者寫的評論文字，要比這本書裏選錄的多得多，天窗出版社的編輯去蕪存菁，獨具慧眼，編排組合，尤顯功夫。此外，成書過程裏，於少數個別文章的取捨，確曾有過某種誤會、遇到一些波折；可幸《信報》終歸善意滿盈，於版權事上尤其慷概，問題一一解決。對此，筆者心懷感激。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着；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馬太7:8）。

《氣短集》之三十四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報道見《主場新聞》的《不滿大馬政府處理馬航失蹤大陸網民遷怒梁靜茹》
【註2】馬哈蒂對此事的回憶見其FB網頁文章TheLook East Policy（https://www.facebook.com/notes/d ... y/10151211087122529）
【註3】數字見百度百科「群體性事件」條之「特徵」部分（http://www.baike.com/wiki/群体性事件）
【註4】「法輪功」辦的網站《大紀元》，在大陸的線人覆蓋面極廣，報道大陸群體性暴力事件可謂日日鮮（此類獨家消息，難有獨立第二來源佐證，用時要小心）；寫此文時，即日（27日）新上網的是3月25日在大陸發生的45起事件的組圖（http://www.epochtimes.com/gb/14/3/27/n4116970.htm组图-大陆地方政府抢地--与村民冲突不断.html；十天之前（17日），則是這個http://www.epochtimes.com/gb/14/3/17/n4108533.htm组图-大陆多地发生抗强征强拆冲突事件.html?p=all。兩組圖片並無重複。

丘亦生：央企實驗室

中信集團取道注資中信泰富（267）變相上市，事成後市值將大躍進，隨時是另一隻和黃（013），我見內地媒體開始將兩者作比較，更隱隱然有取而代之的意味。雖然我覺得，中信與和黃根本是不同品種的企業，但由於中信集團將連中信泰富的恒指成份股地位都會照單全收，故此不少
港人還是要被動增持在恒指比重大增的中信集團。

市值大　佔恒指比重增

中信集團今次注資兼把總部遷冊香港，被視為習李政府下的國企改革再啟動，但實際操作，可能只是把2006年後沒有再批准的紅籌上市重開綠燈。不過，由於涉及注資規模近3,000億港元，日後市值很可能超越長實（001）及銀娛（027），中信集團在恒指的比重，肯定會較中信泰富大增。

是次大動作被視為央企改革的先頭部隊，代表之後可能有更多央企效法，港股多了生意當然叫好，但對投資者來說又意味着甚麼？

現時在恒指中，已有不少份屬央企的成份股，我利用Webb-site.com的總回報（計入股價升值及股息因素）數據，統計了這些央企過去5年的複式總回報，原來只有11.3%，較所有成份股的平均總回報18%低出不少。

這些央企，普遍市值龐大，好像在恒指成份股中十大市值裏，央企便佔其四，但在總回報榜上卻剛好相反，只有昆侖能源（135）一隻上榜，國壽（2628）更加位列成份股總回報榜末，5年計入股息都要輸1.4%。又如工行（1398）雖然賺過3,000億港紙，但5年股價總共只升12%，遠遜恒生（0011）的61%及滙豐（0005）的90%。

央企有包袱　跟着政策走

這幾年恒指跑輸美股及不少股市，與幾隻央企如中移動、工行、建行、國壽等巨無霸表現乏善足陳，恐怕脫不了關係。

做得央企，當然蒙國策照顧，有特權及各種顯性或隱性補貼，但另一方面，又要背負不少的任務及包袱，股東回報很多時並不是首要考慮。
中央一吹雞，央企便要跟着政策主旋律走，借錢的放水，「走出去」的便要做海外收購，又或要根據中國外交的風向簽訂合同，這些決定多少是考證過回報及風險後出手，內裏的策略考慮，是基於公司自身，還是國策的要求？

那些年，一眾央企上市，都說要透過上市推動企業改革及管治，釋放生產力，但這場實驗已做了很多次，又有多少能突破自身的框框，把品牌及產品推向另一層次？

香港打開門做生意，當然歡迎各式千億實驗，但恒指基金及盈富基金（2800）是很多人主動或被動的投資選擇，所以呼籲編製恒指的大佬不要來者不拒，令恒指被這些實驗的種種風險折騰，限制一下這些央企佔恒指的比重，保住這個代表港股Q嘜標誌的指數及散戶的荷包。

Stephen S. Roach: The End of Chinese Central Planning

That was the question I asked Chinese Finance Minister Lou Jiwei this week at the 15th annual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which brings together top Chinese officials and an international delegation of academics, leaders of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and business executives. Having attended the CDF since former Premier Zhu Rongji initiated it in 2000, I can attest to its role as one of China’s most important platforms for debate. Zhu welcomed the exchange of views at the Forum as a true intellectual test for China’s reformers.

It was in that spirit that I posed my question to Lou, whom I have known since the late 1990’s. In that period, he has been Deputy Minister of Finance, founding Chairman of China’s sovereign wealth fund, 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and now Minister of Finance. I have always found him to be direct, intellectually curious, a first-rate analytical thinker, and a forward-looking advocate of market-based reforms. He is cut from the same cloth as his mentor, Zhu.

My question was se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thrust of Chinese reforms announced at last November’s Third Plenum of the 18th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emphasized the“decisive role” of market forces in shaping the next phas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 prefaced my question by underscoring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a target and a forecast in framing China’s major economic objectives. I argued that the former embodied the obsolete straitjacket of central planning, while the latter was far more consistent with market-based outcomes. A target perpetuates the image of the all-powerful state-directed Chinese growth machine – a government that will essentially stop at nothing to hit a predetermined number.

While it may seem like splitting hairs, continuing to frame the economic goal as a target sends a message of determined and explicit guidance that now seems at odds with the government’s market-oriented intentions. Wouldn’t dropping the concept send a far more powerful message?Isn’t it time for China to let go of the last vestiges of its centrally planned past?

Lou’s response: “Good question.”

China, he went on, is in fact moving away from its once single-minded emphasis on growth targeting. The government now stresses three macroeconomic goals – job creation, price stability, and GDP growth. And, as evidenced by the annual “work report” that the premier recently submitted to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current emphasis is in that order, with GDP growth at the bottom of the list.
This gives China and its policymakers considerable room for maneuver in coping with the current growth slowdown.Unlike most Western observers, who are fixated on the slightest deviation from the official growth target, Chinese officials are actually far more open-minded.They care less about GDP growth per se and more about the labor content of the gains in output.

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in light of the important threshold that has now been reached by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 the long-awaited shift to a services-led growth dynamic. Services, which now account for the largest share of the economy, require close to30% more jobs per unit of output than the manufacturing and construction sectors combined. In an increasingly services-led, labor-intensive economy,China’s economic managers can afford to be more relaxed about a GDP slowdown.

Last year was a case in point. At the start of 2013,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it was targeting ten million new urban jobs. In fact, the economy added 13.1 million workers – even though GDP expanded by “only” 7.7%. In other words, if China can hit its employment goal with 7.5% GDP growth, there is no reason for its policymakers to panic and roll out the heavy counter-cyclical artillery. That, in fact, was pretty much the message conveyed by a broad cross-section of senior officials at this year’s CDF: Slowdown, yes; major policy response, no.

Zhou Xiaochuan, the head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was just as emphatic on this point. The PBOC, he argued, does not pursue a single target. Instead, it frames monetary policy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he called a “multi-objective function” comprised of goals for price stability, employment, GDP growth, and the external balance-of-payments – the latter factor added to recognize the PBOC’s authority over currency policy.

The trick, Zhou stressed, is to assign weights to each of the four goals in the multi-objective policy function. He conceded that the weighting problem has now been seriously complicated by the new need to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financial stability.

All of this paints China with a very different brush than was used during the first 30 years of its growth miracle.Since Deng Xiaoping’s reforms of the early 1980’s, less and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numerical targets of central planning. The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evolved in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though it is still housed in the same building on Yuetan Street in Beijing.And, over time, economic managers succeeded in drastically curtailing sector-by-sector Soviet-style planning. But there was still a plan and an aggregate growth target – and an all-powerful NDRC hanging on to the levers of control.

Those days are now over. A new “leading committee” on reforms is marginalizing the NDRC, and China’s most senior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makers – Lou Jiwei and Zhou Xiaochuan – are close to taking the final step in the long journey to a market-based economy. Their shared interpretation of flexible growth targeting puts them basically in the same camp as policymakers in most of the developed world. The plan is now a goal-setting exercise. From now on, fluctuation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policy responses that those fluctuations imply,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that vein.

Stephen S. Roach, former Chairman of Morgan Stanley Asia and the firm's chief economist, is a senior fellow at Yale University’s Jackson Institute of Global Affairs and a senior lecturer at Yale’s School of Management.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new book 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

2014年3月22日星期六

852郵報: 戀殖歸英情意結　揭港人身份認同危機

末代港督彭定康近日重臨訪港，惹來部分港人被指有「戀殖」甚至「歸英」心態復興，也令大家再度深思，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

香港是個移民城市，「香港人」這概念一直頗為模糊。自1841年開埠以還，出現過多次來港移民潮；但他們初時一律都有共通點，就是只視自己為移民，總會有回鄉的一天。對於香港早期移民來說，香港不是他們的家，是以大家用「廣東人」、「福建人」、「上海人」自居，同鄉宗親會的會所比比皆是。

及至戰後嬰兒潮，香港增添了大量本土人口。按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高馬可（John Carroll）著作《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的說法是，「香港人」身份認同於1970年代以後，開始逐漸加強，在此期間，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發展比內地迅速，令香港人從中產生一種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得以讓香港躋身國際。

不過隨著近年所謂的「強國崛起」、「北望神州」、「中港融合」，在內地文化差異及經濟強勢的衝擊下，香港人的身份彷彿受到衝擊，如是生於斯的地方卻有感陌生。不少人既不認同內地，卻不得不承認跟兩地愈趨融合，在這種拉鋸的情況下，只能從過去的光輝中找回自己。

事實上，「戀殖情意結」在幾年間漸漸成風，每逢示威活動，一曰「驅蝗行動」和「闖軍營事件」云云，都不難發覺港英旗幟屢見不鮮，用以提醒大眾過往的光輝歲月。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勳爵昨日訪港，便有申訴人士把握機會，趕到他面前大喊「我好掛住你」、「歸英」之類的口號。

對於這種行徑，不少親中及建制派人士指出，高舉殖民旗幟有如分裂香港、是「搞港獨」的先兆。然而這群「親英人士」表面是掛上殖民旗號，骨子裏他們或許不是那麼親英，其目的旨在不滿中央干預香港自主，繼而做出一些宣洩行為。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今晨在電台節目中，便正好補充了這個觀點。她表示，昨日跟彭定康晚飯後談論事件，指有人高舉「港英」旗幟，「並不代表有人要求港獨」，只是「很多人懷念當時的政府及社會較公平、公正、公義。」

身份認同出現危機

凡此種種，都說明了香港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身份認同危機。這種危機，除了生活習性的差異外，亦涉及歷史、文化，還有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箇中因果關係複雜，為此《852郵報》請教了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由他向讀者分析近年在香港出現的戀殖現象。

鍾劍華表示，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近年屢創新低，但諷刺的是，根據香港大學的民調，在回歸初期香港人是愈來愈接受「中國人」此一身份的，所以他認為現在的落差，可以訴諸於自回歸而來香港人遇到的問題。這些問題有兩個層面：

首先，在政治上中央及本土的環境窒礙，令人尤其不滿，例如侵犯人權的劉曉波事件、李旺陽事件，無不令香港人反感，加上特區政府施政不濟，令大眾有冤無路訴。

其次，是現實的問題導致中港矛盾，不論是搶病床，或買貴樓，或走水貨，統統令民怨沸騰；更甚者，是部份自由行旅客不遵守本地的行為準則，肆意於公眾地方面斥不雅，令香港人從回歸初期高漲的「中國人」情緒，變為今天的逆道而行。身處這種被迫磨合的情況下，反感情緒只會愈來愈強，遂不惜以任何機會表達不滿，高舉港英旗幟就是一個例子。

戀殖人士非真心戀殖

鍾劍華坦言，在龍獅、港英旗幟的海洋中，他不認為是有團體正醞釀「港獨」。據他的理解，這撮人是想表達一種很不抒懷的鬱結，而每逢六四、七一遊行，都不難見到他們。因此彭定康來港，「香港人優先」、「港人自決」這類團體更會抓緊時機，張揚殖民時期的標誌，因為這種行為最能作出對比，挖苦現時的不濟。鍾劍華認為這行為的本質是，他們寧願回望殖民的過去，亦不想放眼在這特區領導下的將來；而參與示威的人，不少都很年輕，都是八十後、九十後，換句話說，在回歸時，他們不過是學童，是以鍾劍華相信這群人對殖民年代的概念根本不深，更遑論認識「肥彭」管治下的香港。

論及早前的「驅蝗行動」以及「愛國愛黨大遊行」，鍾劍華覺得，只要是不侵犯他人、不人身攻擊，不論是「拖喼」或「舉旗」，都是可以接受的。香港是自由社會，在「自由建基於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示威者選擇怎樣做，則悉隨尊便。反而他直指香港現時當務之急，是要處理社會這種不安的躁動情緒；這種情緒不屬個人、不屬小眾，而是大多數人都有。如果現在做個民意調查，對現時處境感到不快的人，相信人數應該不少。由是之故，他指政府或社會人士均不應公開過份指責，因為在二元對立的局面下，這種衝突只會愈鬧愈激烈，正中示威者本想挑起矛盾的下懷。

身份認同非處於對立局面

人類是群居動物，需要身份認同。但任何人的身份認同，都不會固定不變，亦不會單一認同，而且在不同的處境下，在不同的場合，都有不同的身份認同：例如北京奧運時，北京人會較傾向認為自己是北京人；在上海世博時，上海人會較傾向認為自己是上海人。不過兩者都沒有排斥自己是中國人。

現今社會淪落至非黑即白，說自己是香港人，其實不代表自己不是中國人。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在承認自己是香港人的同時，否定自己是中國人，這才是政府要留意的問題，要認真反思背後的原因，而不是去指責有人「搞港獨」，浪費光陰之餘，亦無補於事。對很多年輕人來說，目睹中國近年發生的事，從中衍生出價值取向的不同。他們一時之間，或許不想承認自己與中國同出一轍，從而以港英身份，重新塑造自己的優越感。

沙盤推演：香港會出現「佔領立法會」嗎？

台灣學生及民眾為阻止國民黨政府推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佔領立法院」，已經連續第四天。或許愈來愈多港人會想像，香港往後也會出現同類情景，佔領立法會或其他重要設施嗎？假若出現如此情況時，特區政府以至幕後的北京當局，又會否像近日的台灣當局一樣暫且容忍，還是不惜摧毀「一國兩制」的招牌，毅然大舉武力清場，不容民氣坐大，好及早阻遏所謂「外部勢力」，往後在港更加有恃無恐？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陳樹暉已經表明，香港學生可以效法台灣，若日後立法會強行通過假普選方案，就佔領立法會議事堂抗爭。但查實，早在2010年親建制派在舊立法會大樓強行通過極具爭議性的669億元高鐵撥款，大批民眾已曾圍堵立法會，更有部分示威者一度衝過警方防線，闖入大樓範圍之內，當中包括社會民主連線成員曾浚瑛（金鷹）。

曾浚瑛回覆《852郵報》查詢時稱，其實即使當時大批民眾到來立法會大樓外抗議，但警方早已架起鐵馬，亦只有前排數十名示威者試圖衝擊警方防線，更唯獨他一人試圖跨越鐵馬。

港人未慣佔領行動

曾浚瑛坦言，當時大部份示威者反應都較為冷淡，相信主因在時機未成熟。反高鐵事件由08年醞釀，到那時候仍只有約兩年時間。包圍立法會在香港社運中更屬罕見例子，群眾尚未能習以為常。

事到如今，台灣成功佔領立法院，香港也愈來愈多人膽敢以各式示威手法挑戰北京權威，香港也會否出現佔領立法會？曾浚瑛就回應指，按照香港目前民情，自己想法較為悲觀。他以「和平佔中」為例，即使已經歷漫長討論，但尚未能有實質行動。就連「爭取公民提名」等具體議題，也未能激發大型群眾運動爭取。當連和平佔中成事也成疑問，佔領立法會就恐怕更加困難。

投身社運太多考慮

曾浚瑛續稱，香港與台灣情況有別，一般港人生活成本高，投身社運的代價較大，隨時擔心連工作也不保。反觀台灣，台灣有自己的本土經濟，生活成本低，維持基本生計相對容易。另一方面，台灣有民主普選，社會上論政氣氛較強，即使台灣學生有較激烈的行動，群眾亦能理解及接受，就連執政國民黨為免流失選票，也不會貿然對學生採取強硬措施。但香港缺乏民主政制，社會上支持穩定的更可能佔多數，「佔領立法會」未必取得大眾支持。

曾浚瑛又表示，就算在技術層面，相較於台灣立法院，現時香港立法會大樓的內部結構更為複雜，要成功長時間佔領，技術上也有一定困難。

《852》郵報亦訪問過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新聞傳播課程）助理教授譚志強，及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兩人均坦言，香港出現佔領立法會的機會不大。其中馬嶽更指出，即使香港出現大批民眾在外圍包圍立法會，特區政府也有足夠經驗，早已調動警力戒備，不會等待示威者聚集成形後才行動。

安裕周記﹕殘陽如血

　黃耀明在音樂會唱出Simon and Garfunkel的The Sound of Silence，現場背景打出一張接一張幻燈片，從美國到香港，從追求民權到新聞自由的爭取，光影之間，今昔相對，恍如昨日。很多人以為TheSound of Silence是一九六八年為了電影《畢業生》（The Graduate）而撰，其實是一九六四年舊歌：Paul Simon在一九六三年深秋甘迺迪遇刺後埋首寫作，一九六四年二月寫下這一不朽作品，到今天足半世紀。

　這歌與今天的香港在多重切面上是有機的結合和回應，細味歌詞即能明白是這刻的人心夕照——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那是空洞無物的社會感懷。Paul Simon冒出頭時是美國戰後最富足年代，也是美國大眾文化所說「好日子」（good old days）的具體時刻。於香港社會而言，則是精神上親切的相若時代，美國是世界上大學生人數超越農民數目的第一個國家，是汽車成為個人必需品的消費時代，是總統就職禮請出詩人朗讀作品獻禮的新人類。在新舊觸動時刻，美國另一面卻是守舊不前，大眾傳播媒介掌控在少數企業手上，就像社會學者Todd Gitlin指出那樣，傳媒機構以其經濟利益及政治興趣為基礎，「界定了『新聞報道』，塑造領導人及其所持的觀點，並定議出對他們的態度」（define“the story”, identify the protagonists and the issues,and suggest appropriate attitudes towards them）。

The Sound of Silence正是在於如斯複雜年代誕生的時代謳歌，然而真正打出紅旗挑戰建制的卻是同一部電影的另一首歌，準確而言那是《畢業生》真正主體思想體現，《羅賓遜夫人》（Mrs.Robinson）——「周日下午坐在沙發，看着候選人辯論，當要作出抉擇時，笑罵由心」（sitting on sofa on a Sunday afternoon, going to candidates debate, laugh about it,shout about it, when you've got to choose）。

　香港社會的無力感來自政府的「不作為」，所說的並非政策上的不作為，而是面對社會變遷帶來的悸動的遲緩反應，人們看到的都是被動回應﹕香港電視的發牌，普選意析和爭辯，新聞自由的體現，這些牽涉到核心價值的辯論沒有得到正面體待，尤其是官僚的回應只會令社會躁動加火添柴。面對無反應的衙門高牆，社會逐漸隱現棄守心態，人們開始把視角聚焦於移民甚至更遠的馬航失蹤，最新是台灣立法院抗爭成為話題，可就是無意再趁香港這趟渾水；人們企圖在日常生活找到「香港」的替代品，不欲糾纏於所謂「人所關心」的政策，例如樓價。

　找尋香港的替代品

　正如The Sound of Silence中的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這種冷感充斥香港上空，難以闡明一個充分就業、工商業暢旺的海港大城巿為何會如此踟躕不前。《畢業生》面世之時是美國出兵越戰高峰期，超過五十萬大兵在中南半島灼熱陽光下生死未卜。徵兵令只要寄到，一個家庭馬上愁雲慘霧生離死別；每晚電視台的新聞報道滿是前線的死傷實況，打過二戰的父親認為到亞洲「剷除共產主義勢力」是國命不可違，一九四五年之後出生的嬰兒潮卻感到美國毋須也沒有必要千軍萬馬去越南改變別國政治軌跡。社會學者所說的「晚餐桌上的戰爭」在每個家庭的客廳爆發，結果是人們欲語無言，之後是社會沸騰，laugh about it, shout about it, when you've got to choose，旨哉斯言。

　一九六八年對美國是重要的一年，民主黨的詹森總統放棄連任，長敗將軍尼克遜翌年強勢入主白宮，數以十萬子弟兵在越南不知歸期，越戰就是社會的一切。然而當大學生佔據教學大樓，青年從開小差逃避兵役到公開焚燒徵兵證，奄奄一息的美國開始燃燒，對尼克遜政權的政治冷感轉為熱火朝天的社會反抗運動。尼克遜執政頭四年，如今檢視其實政績不少，訪問中蘇緩和冷戰是其一，設立環保部門是其二，越南戰場上呈現撤軍可能是其三，但他始終沒有正面面對人心思變的美國。在朝是如此的不諳人心，在野的則從冷漠變成熱切，這一過程的觸媒是大型社會運動引領出的新社會文化，政治活躍分子「上山下鄉」，克林頓當時在耶魯大學法學院，他為參議員麥高文助選；更多的人是走上街頭，呼籲人們登記選民，用手上的一票實現政治及社會目標。

　上山下鄉對付政治冷感

　這一過程歷盡萬水千山，不少民歌歌手義無反顧投入其中。YouTube有一段攝於一九七二年大選年的電視錄影片段，民歌手JohnDenver在節目邀請女歌手Cass Elliot到場。唱歌前的一段對話，頗能說明美國由靜而動的變化，在距離尼克遜爭取連任只有三個月的當年八月，Cass Elliot說她過去一年多巡迴大學校園演說，發現人們充滿冷感，似是對當下局勢或當下一些人的不滿，卻又沒有做出任何行動。她呼籲人們登記選民，把票投給信任的人，這樣才可以改變人與事。當然，相對於更激進的左翼組織如黑豹黨，呼籲選民登記是和平得着近陽春白雪的理想主義，然而說到底這都是全民運動的一種。

　香港的社會運動無法如美國反戰或法國學運那樣發展，絕非由於老左派論調那種沉溺濃厚理想色彩的自我滿足，而是香港無法儲有足夠土壤培育這株奇葩。美國能夠在越戰十年通過社會運動自我檢視及蕩滌心靈，在於這個國家的上層建築奇厚，社會元素調節機能活躍。以Todd Gitlin所說傳媒機構的保守價值觀影響新聞報道內容為起點，美國傳媒及後在事實面前自我調整，尤其是一九六八年初越共震動世界的春節攻勢，美國記者體會到美軍長勝不敗的歷史勢必結束。哥倫比亞電視台（CBS）主播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到南越採訪，判斷美軍不可能言勝；《紐約時報》駐華府特派員賴斯頓（James Reston）則在報道中質問「這場殺戮值嗎」（what is the end that justifies this slaughter）。

　傳媒自我調整的機能

　當時《紐約時報》論壇版編輯，是其後擔任該報總編輯的法蘭克（Max Frankel），一九七九年，也就是越戰結束之後四年，美國舉國上下對這場戰爭仍處於沉澱，就在此時，法蘭克在接受訪問時說到《紐約時報》於越戰期間的變化。法蘭克的這段話，足以說明一國上層建築的自我調整功能，過程足以影響國家方向。他談到該報對反戰運動的報道變化時是這樣說的：

　「我們是變化的一部分。隨着抗議活動由左派、反戰派，轉到參議院的富爾布賴特、格魯寧以及另外一些人並成為主流意見，對此的新聞採訪自然增加，接着報道的基調也自然出現變化。由於我們是上層建築，當你所在的社會出現意見改變之時，自然你也會改變。」

　法蘭克在這短短的回答中三次用上「自然」（naturally），美國口語裏naturally是極普遍的副詞，一般用法的具體意義不大，但法蘭克是記者出身的編輯，一字一句用得準確，三次使用「自然」，強調的是當新聞記者面對事實，只得報道不可篩選。自由派傳媒兩大重鎮的《紐約時報》及哥倫比亞電視台，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至二十七日之間，對越戰的報道及評論出現較溫和批判態度，情況開始出現根本變化。三月三十一日，詹森公開宣布不會尋求連任。當時詹森的黨內主要對手是明尼蘇達州參議員尤金麥卡錫，民意調查是詹森以百分之四十九領先對手的百分之四十二。若干年後，終於證實了原來在哥倫比亞電視台播出「美國不可能勝出越戰」報道後，詹森知道大勢已去，對幕僚說了一句話，If I've lost Cronkite, I've lost Middle America.（倘是我失去克朗凱特（的支持），我便失去美國中產階級（的支持））。

　越戰是美國政治學者及社會學者到今天仍未能完全清理的歷史寶庫，尤其是社會運動與政治決策者之間的互動。尼克遜下令美軍撤出越南，是由於軍事上的師老無功，抑或是越戰對美國社會的戕害可能最終無法修補，致令這個外號「蠱惑狄克」（Tricky Dick）的總統引刀成一快，一直是無法得出結果的論爭。然而，在這場延綿逾十年的戰爭當中，美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客觀上帶動更多壓力團體出現，而這些壓力團體在運動過程對上層建築帶來一重又一重的衝擊，包括傳媒。相對於此，香港過去多年的社會運動，並無得到狹義的上層建築全力支援，建制勢力水波不興之下自我感覺良好，任何具爭議的討論在保守社會氛圍及民主弱化的制度下逐漸消音，包括核心價值的討論。

音樂會帶來的自我質問

　黃耀明的音樂會在殘陽如血的今日香港帶出人們的自我質問：如何從消極的soundof silence走向shout about it的抗爭。Todd Gitlin指出，美國是第一個大學生多於農民的國家，用意在於證明這一改變，不僅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性結構，更重要是其本質特性（texture），從而建構一種嶄新的文化工業，最終導致政治運動本質的轉變，表徵之一、或者應該說最重要的是話語權的爭逐。這位昔日柏克萊加大的學運健將說得精準無比——這亦將是未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同樣也是大學生多於農民的香港社會運動所面對的命題。

2014年3月15日星期六

古德明: 粵語是法定語言嗎？

香港教育局最近給粵語下了個注腳：「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注釋一出，不少香港人即群起而攻，教育局惟有暫避風頭，道歉了事。但那注釋可謂實事求是，批評者不解事而已。

今天，大陸以至香港的法定語文是現代漢語，不是中文或各地中文方言。中文不可能寫出現代漢語的風標格調，詞彙也和現代漢語大有逕庭。

謹先說風格。我國的中文，尤其是廟堂文字，以禮為骨，以義為筋。唐朝貞觀八年，西域吐谷渾「寇涼州」，並拘繫唐朝使者趙德楷，太宗皇帝親撰《討吐谷渾詔》說：「吐谷渾蕞爾小蕃，剽掠邊鄙，拘我使人。內外百僚，華夷兆庶，同心憤怨，咸願誅討……」這樣的文辭，典雅可誦，有雷霆之怒，而無罵街潑婦之怨毒，和名將李靖大破吐谷渾的武功，並垂千古（《全唐文》卷五、《新唐書》卷二）。

唐朝聲討敵國，文詞如此；新中國送別「戰略夥伴」美國的駱家輝大使，用字鑄詞，卻截然不同。這個駱家輝駐北京期間，生活儉樸之外，每天公佈北京空氣污染實況，並曾保護失明中國國民陳光誠，頗得中國百姓好感。新中國官方網站於是在他離任前夕，發表《別了，駱氏家輝》一文說：「駱氏放着珍饈美味不吃，偏要吃快餐，賺中國人的眼球，和有錢人去農家拍照作秀有什麼不同？他還收留所謂民權律師陳光誠，發揮了導盲犬作用。駱氏來了，北京霧霾也來了；駱氏走了，北京晴空萬里。」這就是香港教育局說的法定語言典範，中文絕對無可比擬。

而論詞彙，法定的現代漢語更和中文截然不同。「作秀」、「賺眼球」等，分明是英文to make a show、to attract one's eyeballs的方塊字寫法，非法定的中文只會說「惺惺作態」、「惹人注目」等；又新中國官方《人民日報》二月十二日有鴻文介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內容」，新香港則有官方廣告呼籲「大家的願景一起去實現」，那「核心價值」和「願景」，也分明是英文corevalues和vision的變體，非法定的中文只會說「社會主義要旨」、「大家攜手實現理想」之類。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那裏有人會說甚麼「核心價值」、「願景」、「持份者」（stakeholder）、「正面」（positive）、「負面」（negative）、「優質」（quality）、「跟進」（follow up）、「正能量」（positive energy）等數之不盡的法定詞語。

今天，中共現代漢語當道，中文無論是文言、白話還是粵語等方言，都不可能是法定語言。至於那些開口閉口不離「核心價值」等等的香港人，痛斥教育局「矮化（dwarf）粵語」之餘，根本不知道傳統粵語已給他們戕賊得體無完膚。他們日夜說的，無非粵語發音的現代漢語而已。

古德明: 他們的野心

《左傳》卷七載：楚國若敖氏兄弟子文、子良一掌朝綱，一掌軍政。子良生子越椒，子文一見，主張殺卻：「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養)乎？」子良不聽，後來越椒果然作亂，招來滅族之災。《三國演義》第十六回曹操論呂布，也說：「呂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

中文「野心」一詞，向來帶貶義，指不知檢點或貪得無厭之心。例如《西遊記》第四十三回觀音菩薩說紅孩兒：「這妖精已是降了，卻是野心不定。」梁啓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說拿破崙三世：「拿破侖第三，正野心勃勃，欲樹威域外，以固其位。」

現代漢語「野心」的意思，卻明顯和中文不同。請看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日香港《頭條日報》一篇《企業管理達人》論經營之道：「要訂立非常有野心的目標。」

同年三月三日，大陸人民大學榮譽教授溫天納發表《踏入投資銀行的第一步》，教求職者說：「不可以讓人覺得你完全沒有野心。」今年一月十六日，臺灣《今週刊》也有《創業者敢要、能做》一文說：「臺灣創業者野心不足，夢不敢做大。」上述三個「野心」，顯然都不是貶語，而是褒詞。

當然，稍懂英文者，都會知道現代漢語所謂「野心」，無非英文ambition 的方塊字寫法。《牛津簡明英漢雙解詞典》ambition條下注釋是：「drive to succeed or progress事業心，野心，志氣，抱負。」可見英文的ambition可褒可貶，毛澤東奴役萬民的野心以至梁啟超救民水火的壯志，英文都可稱為 ambition。現代漢語人把「野心」當作ambition的同義詞，於是在他們下流筆之下，梁啟超、孔子等抱負不凡人物，毫無疑問都是「野心家」。

宋朝蘇軾有《白帝廟》稱頌西漢末年割據益州(今四川)的公孫述：「遠畧初吞漢，雄心豈在夔(夔州，在今四川省)？」《三國演義》第二十一回曹操和劉備煮酒論英雄：「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蔡東藩《民國通俗演義》第十回說孫文：「中山先生，發宏願救國。首建共和之纛，奔走呼號於專制淫威之下。」這「宏願」、「大志」、「雄心」等，英文都可稱為 ambition，中文卻不會詆為「野心」。

但是，現代漢語人不屑學中文。所以他們不說「要訂立雄心勃勃的目標」、「不可使人覺得你胸無大志」、「臺灣創業者缺乏遠志宏圖」等。現代漢語人最大的「野心」，就是做天下第一洋奴。

諷刺的是……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香港《文匯報》有鴻文抨擊民權運動者向高官擲雞蛋：「諷刺的是，這些人自稱爭取民主，但他們煽動暴民政治，恰恰是民主的大敵。」擲雞蛋假如是「暴行」，那麼，驅坦克車剿民一定就是「仁政」。現代漢語實在不能按中文詞意解釋。《文匯報》所說的「諷刺」也是一例。

「諷刺」一詞，中文指「用含蓄的話相諷諭」，出於《詩經‧關睢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這「風刺」後來多作「諷刺」，例如《文心雕龍‧書記》說：「詩人諷刺。」這「諷刺」和現代漢語的「諷刺」完全不同。

現代漢語的「諷刺」，無非英文irony 的方塊字寫法；而irony除了解作「諷刺」，還有另一個意思，見《柯林斯英文詞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a situation or result that is the direct opposite of what was expected or intended(與預期恰恰相反的情況或結果)。《文匯報》那一句的「諷刺」，分明就是這個irony的化身，和中文的「諷刺」了無關係。這裡試舉一個 irony的典型例子：希臘神話裡有個悲劇人物伊迪帕斯(Oedipus)，不知道自己是被收養的，為了逃避「殺父親，娶母親」的命運，離家遠走，結果卻殺了自己的生父，娶了自己的生母。英文可以說：It is ironic that, to escape the fate of killing his father and marrying his mother, Oedipus ended up killing his father and marrying his mother。現代漢語會說：「諷刺的是，伊迪帕斯為了逃避殺父娶母命運，結果卻不免殺父娶母。」這「諷刺的是」或It is ironic，中文應怎麼說？

《鏡花緣》第六十七回才女陰若花歎息世事難料：「天道不測，造化弄人，你又從何捉摸！」宋朝朱彧《萍洲可談》卷一說人言可畏：「讒口可畏如此，既不得笑，又不得哭。」伊迪帕斯的遭遇，就可以說是「天道不測」或「造化弄人」；爭取民主者成為「民主大敵」，則大可說「令人哭笑不得」。可是，現代漢語人只會說不中不英的「諷刺」。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大陸《南方週末》有《遠離顛倒夢想》一文說，昆明西山太華寺從前俯臨昆明湖，主殿因有「海不揚波」一匾：「諷刺的是，現今山下不過一片荒地，曾經的波光無限，已被填了。」今年一月二十三日，臺灣《中國時報》引述企業家張忠謀的話，說鄧小平開放人才、技術等等，只不開放政治：「諷刺的是，臺灣除了政治，其他都不開放。」我不知道他們在「諷刺」甚麼，只知道現代漢語真是無字不下流。

光譜分析

二月十二日，香港商業電臺突然辭退時事評論員李慧玲，另一著名評論員吳志森撰文痛言：「香港輿論光譜越收越窄。」這樣的文字，實在令人痛心。

「輿論光譜」不是中文，而是英文the spectrum of public opinion的方塊字寫法。英文因「光譜」(spectrum)有七彩，往往用以比喻「一系列」或「包含不同部分的整個範圍」。第二版《朗文當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以下一句的翻譯很好，只是必須刪去「眾說」二字：「There’s a wide spectrum of opinion on this question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中文不會說：「在這個問題上，意見光譜很闊。」

《大宋宣和遺事》利集戴：北宋末年，每逢金兵南犯，形勢危急，城門緊閉，朝廷就會下詔廣徵民意，求治國之道；到金兵稍退，進言者就不獲理會。所以當時有民謠說：「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路」和「光譜」都是比喻，而「香港言路越縮越窄」比「香港輿論光譜越收越窄」更能達意：路窄了，自然就難容人；光譜收窄了，依然還會有七彩，而那七彩的大小比例也不會變，否則就不能稱為「光譜」。可見「輿論光譜越收越窄」八字，根本不能表達吳志森的意思。

大陸、臺灣的現代漢語人，同樣喜歡說「光譜」。請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大數據時代的輿情研判和輿論引導》一文：「正派老百姓的命運，受分據社會光譜兩頭的少數人──最優秀的人和最低劣的人所左右。」臺灣《遠見雜誌》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八日舉辦的一個論壇則名為「不同政治光譜透視兩岸和平共處法」。按光譜一律只有紅、橙、黃、綠、青、藍、靛青、紫七色，怎麼可能有「不同」的光譜？那樣下流的文字真難明白。

《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哲宗皇帝年間，正派朝臣分為三黨，互相排斥：「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史家不會說：「群賢在朝、不能不分政治光譜。」

《孟子‧離婁章句下》說，賢者必須教育不肖者，否則兩者就沒有多大差別：「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孟子不會說：「社會光譜兩頭的人──賢和不肖的人之間，只會餘下分寸的距離。」

中共新聞網不說「正派老百姓受社會上賢不肖兩股勢力左右」，《遠見雜誌》不說「各政治黨派論兩岸和平共處法」，原因我只能想到一個：他們要誇示自己懂得spectrum一字。

南轅北轍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香港律政司長袁國強發表《公民提名非普選唯一途徑》紅文，力言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候選人不可由公民提名。紅文第一段作客觀狀說：「社會上，對這種提名方法能否符合《基本法》，有南轅北轍的看法。」袁國強講法律？他連自己在講甚麼都不知道。

袁國強明顯以為，「南轅北轍」是「截然不同」的意思。這是小學高年級學生都不應犯的錯誤。

《戰國策》卷二十五魏王準備出兵伐趙，臣子季梁進諫，說魏王要取信天下，卻四出征伐，就如有人要往南方的楚國，卻「方北面而持其駕(驅車北行)」。後世於是有「南轅(車前木杆)北轍(道路)」一語，說所為和所求相悖，徒費氣力，例如《長生殿》第四十六齣道士楊通幽奉唐明皇命，升天入地尋覓楊貴妃魂魄，兩處都不見芳蹤，最後獲織女娘娘指點，才知道楊妃魂魄在東海蓬萊山。他向織女道謝：「多謝娘娘指引。枉了上下俄延，都做了北轍南轅。」這「北轍南轅」，就是指走了冤枉路。

當然，新中國人亂用中文的，比比皆是。二零一三年七月四日，臺灣《自由時報》有一篇《華山論劍》，說民進黨頭目游錫堃、謝長廷對中國大陸的態度迥然不同：「兩人的中國政策見解即南轅北轍。」同年七月二十日，大陸新華網有《成品油價格與市場為何南轅北轍》一文，解釋油價和油市場表現較然不同的原因。

說差別巨大，中文除了「截然不同」、「迥然不同」、「較然不同」等詞語，還有其他說法。《莊子‧逍遙遊》論高士接輿：「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後世因以「大有逕庭」或「大相逕庭」說較然不同，例如《鶴林玉露》丙編卷一比較唐朝狄歸昌《題馬嵬驛》以及杜甫《冬狩行》二詩說：「(杜甫)詩意與狄歸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又《文明小史》第五十七回余小琴自覺家境比不上衝天炮：「他是制臺的少爺，有財有勢；我的老人家雖說也是個監司職分，然而比起來，已天差地遠了。」同義詞語還有「天壤之別」、「天淵懸隔」、「相判雲泥」等等。

袁國強可以隨意解釋《基本法》，卻請不要隨意解釋中文成語。謹試擬「南轅北轍」例句，供這位律政司長參考：「要按中共指示實行普選，何異於南轅而北轍。」

三地直擊

《莊子‧田子方》有一個故事：孔子久欲一見溫伯雪子，見到了，卻不言而去。門人子路問原因，孔子說溫伯雪子道行見於儀容，不待多言：「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據《莊子集解》注釋，「目擊」即「目觸之」；後人因以「目擊」說「看見」，例如《嘉定屠城紀畧》作者述說滿清軍隊三屠嘉定情況：「予目擊冤酷，不忍無記。」

《戰國策》卷八蘇秦盛稱齊國首都臨淄富庶：「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所謂「轂擊」，即「車輪相觸碰」，極言馬車之多。

但是，現代漢語的「擊」字，意思顯然和中文不同。香港衛生防護中心網站有《傳染病直擊》雙周刊，英文名為Communicable Diseases Watch，那個「擊」，分明是「看」或watch的意思；「直擊」並非中文「旁敲側擊」的反義詞，而似乎是「直接看」的同義語。

在大陸以至臺灣，「直擊」同樣大行其道。臺北市政府交通局網站上，有「直擊事故現場」文字十篇，講述「酒後駕車」、「搶黃燈」等交通安全問題；大陸《中國環境報》二零一三年五月下旬，有報道題為「直擊霧霾中的京城百姓生活」。

中文沒有「直擊」一詞，而「目擊」之外，我們還有其他說法。《後漢書》卷十和帝駕崩，有宮人乘機偷去珍珠一篋，鄧皇后「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偷珠者心虛，自首請罪。中文不會說「直擊宮人」或「直擊顏色」。

《桃花扇‧餘韻》蘇崑生唱一曲《哀江南》，寄託亡國之哀：「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現代漢語人則會說：「直擊他起朱樓，直擊他宴賓客………」

《夜雨秋燈續錄》卷八真州士人詹石琴臨終，見上帝使者前來，敕封他為昭陽靈應侯。有外地士人因事要到真州，路上見詹石琴高車駟馬，往昭陽而去，電掣風馳，倏忽不見。他不知道詹石琴已經去世，來到真州，還說他發了達，去了昭陽：「此吾所目睹者。」這一句，譯做現代漢語，就是「此吾所直擊者」。

「傳染病直擊」、「直擊事故現場」、「直擊霧霾中的京城百姓生活」等，中文似應作「傳染病觀察」、「目擊事故現場」以及「細看霧霾中京城百姓生活」。當然，「直擊」確實是甚麼意思，即使現代漢語人，恐怕都說不清楚。《現代漢語詞典》就沒有這個詞，而「擊」怎麼可以解作「看」，我不夠下流，實在想不透。

陳雲: 古雅粵語，倒裝言詞

日本器物有宋朝之清貴，韓國人有燕趙之豪邁，廣東有中原士族之高雅。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中原文化受胡族干擾而雜亂之後，唯有寄託於域外保存。嶺南漢人來自秦漢時期，東晉、宋朝也有漢人士族南渡，粵人保存漢文唐音，乃境外流傳。再者，此地有原住南方土族，又有北來之士官，粵人講起唐話，難免故作高雅，自驕身價。

廣東話比起北方話在聲韻、語法和語彙上，更為古雅，是由於存留中古漢語，也由於面臨土族與外省人，於是故意提升「語域」(英文register)，避忌鄙俗，抬舉自己。光臨寒舍、有失遠迎、卻之不恭、府上、尊姓大名、閣下貴庚、歡迎之至、有何貴幹、何足掛齒、何罪之有、仁兄、賢弟、令尊翁、貴公子、令千金、貴寶號………此等高貴言談，並非古裝戲對白，而是香港直至八十年代的日常用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政府和本土人面對大陸難民，也提高語域，刻意區隔。只是九十年代之後，因中產移民而文化離散，粗人不避鄙俗，才夠膽在公共車廂高談粗言穢語。

港人今日掛在口邊的豈有此理、求之不得、唯你是問，俱是古語。傾偈、投契是禪話。茶餐廳的「菠蘿油」(菠蘿包夾牛油)，用的也是古語的倒裝詞序，近代語的詞序是「油菠蘿」。港人講「飯盒」，不講北方的「盒飯」，用的也是古語詞序。飲飽食醉(飲醉食飽)、帆布床「朝行晚拆」(朝拆晚行)亦然。倒裝的用處，一般用作加強語氣、調和音韻，例如一盒飯的盒與飯盒的盒，讀音不同。食物，口語叫「嘢食」，也是倒裝。當然，廣東保存古代詞序，也與南蠻土話也有倒裝詞序有關。

平日講的「騎呢」，本作「奇離」，是「離奇」的倒裝及音轉。粵語頗多倒裝古詞，如人客(客人)、擠擁(擁擠)、宵夜(夜宵)、緊要(要緊)、心甘(甘心)、配搭(搭配)、韆鞦(鞦韆)、蹺蹊(蹊蹺)、油漆(漆油)、警員(員警)、士兵(兵士)、弟兄(兄弟)、銜頭(頭銜)、取錄(錄取)、私隱(隱私)、手把(把手)、覺察(察覺)、阻隔(隔阻)、憤怨(怨憤)、緊貼(貼緊)、旨意(意旨)、地道(道地)、裙褂(褂裙)、攤檔(檔攤)、要訣(訣要)等。

好多普教中的課本，將粵語的古詞貶斥為方言詞。某些成語，由於粵語與北方話的用典和語音不同，粵語另有版本，如急不及待(迫不及待)、標奇立異(標新立異)、坐食山崩(坐吃山空)、隻手遮天(一手遮天)、承先啟後(承前啟後)、靈機一觸(靈機一動)等，也被北方人斥為方言詞。

「普教中」敗壞中文

香港用普通話教中文，課文用漢語拉丁拼音注音，語彙用北方土話，語法用現代漢語。往日香港用的正楷漢字教學、粵語漢音教學及文雅詞彙教學的傳統，灰飛煙滅，保存王朝時代傳統中文教學的基地，從此消失。華夏的廣闊天下沉沒，新中國的狹隘共和國冒起。

傳統中文教學，以正楷漢字及書面語(文雅語言)為本，用何種漢語的語種(方言)來教學，甚至用越南話、朝鮮話的發音來教學，也不妨礙中文教學。中文成為東亞及南洋的天下通語，華夏文化流布亞洲，是因為傳統中文教學以字形和文言為本，不以當代語音和語法為本，根基在歷史傳統，而不在地域差異。

漢字文書首先是用來看的，其次才是用來讀的。漢字文書語言簡潔，句子要短，虛詞要少。中文教學依附於普通話之後，我手寫我口，普通話的聲韻偏偏又以輕清居多，虛詞尤其讀得輕，例如甚麼、怎樣、可、不，都是輕讀，平日講慣了，寫文章如果不加刪削，就變得囉囉唆唆。寫愛情小說、電視劇本還可，寫實用文書、公務文章，卻變得虛文一大堆，不忍卒讀。粵語由於傳承隋唐古音，虛詞多是重讀的，例如可、何、怎、的，都是重濁或尖銳的音，聽來「梗耳」，故此廣東人寫公文，虛詞可免則免，文書變得簡潔通順。

在香港推行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最令人心寒的地方，是這套教學法排擠了廣東話的傳統中文詞彙和中文語法。普教中的課本，將廣東話的面善、一世、每日、人客等詞，稱為方言詞，而要改成：面熟、一輩子、每天、客人等詞。天可憐見！這些根本不是粵語的地域詞彙，不是所謂「方言詞」，這些其實是古老的中文詞彙，遠自唐宋，是「古今詞」。普通話教中文，就將粵語的古語淘汰，以今代古，劣幣驅逐良幣，斬斷了中文在各省各地的歷史養分輸送，令中文變成於一九四九年的、貧乏的「現代漢語」。

普教中用北方的土語鄉談，取代文雅語彙。例如香港的普通話課本不許學生講番薯，要講地瓜，不許講薯仔，要講土豆，炸薯餅變成「炸土豆餅」。論歷史，閩粵一帶接通西洋，番薯是廣東引入的，番薯比地瓜的名詞要早出，命名也比地瓜合理，番薯是薯類，不是瓜類！而最離譜的，是地瓜根本是華北的土話，並非見於文獻的雅言。番薯的雅言是「甘薯」，明朝《本草綱目》寫為「甘藷」。

普教中的課本不服氣，不隨廣東人講「番薯」，沒所謂，可講「甘薯」，但這群北方人卻要迫香港學生講「地瓜」。古今南北匯聚的天下，變成華北獨大的中國。

天下通語與華北方言

周朝建立的雅言、明清兩朝的官話、民國的國語，變成中共的普通話之後，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一般的災難。原本是歷朝、各地的漢語匯合而成的天下通語，變成新興的民族共和國政府創立的民族方言。普通話不再是中文，而是北方土話，它不是華夏民族口頭交流的雅言，大家可以互通意義的文雅言談，而是華北甚至是東北的粗鄙方言。

從中共官方高壓推行的語音、語法和語彙來判斷，普通話實質上是華北的土話，而不是中國話。中共是仿效俄羅斯的獨尊莫斯科的文化政策來建立政權的，從它高壓實行的「推普運動來看」，中共建立的只是華北民族的共和國，不是中華人民的共和國。中國一旦陷於動亂，必會南北分立，中國在南方的烏克蘭(粵語地區)，將會脫離北方的俄羅斯(北方土話地區)，中共推行的錯誤普通話政策，要負上最大的罪責。故此，我呼籲港府懸崖勒馬，停止普教中的錯誤教學政策，並呼籲中共吸收教訓，放寬普通話的語音規範和語句內涵，容納各地的語彙和語法，使普通話重新變成華夏的雅言，變成天下通語，接通華夏的語文傳統。

普通話的中共官方定義，是民族當代語言的定義，是為了建立狹隘的民族語言——現代漢語而作的準備。據一九五五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通過了普通話的定義：「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京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這個標準，包括了語音、詞彙、語法三方面。普通話的語音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詞彙就是「以北京話為基礎」；語法就是「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普通話不是北京話，它是經過學術規範的民族語，而中共規定普通話的語法規範，卻是「現代白話文」，而不是源自唐宋、成熟於明清兩朝的白話文，各地和歷代都有參與的白話文。五四時代到現在那種現代白話文，語法、語彙都不成熟，也摻雜傳統的古文和明清白話而令文句不協調，必須經過長期的地區語文及文學匯合才可以成熟起來，然而這個成長過程被中共的公共語言規範僵化了、終止了，普通話事實上變成了用中央廣播和學校教育制定的人工語。

當初在制定普通話的時候，本意是要去除北京方言的地方音調和鄙俚詞彙，變成各種漢語的共同語。然而，擬定了語音標準之後，中共任由北方語系的官員、教師，高舉兒化詞(如一點兒)、輕聲詞(如車子)和地方語彙(例如地瓜、脖子等)與方言語法(例如我讓車子給撞了)，使普通話又變回地方土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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