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社評: 投票部隊又完成任務 高度自治再一次挫損

立法會援引權力及特權法向政府索取增發免費電視牌照文件的議案，一如所料，未能取得功能組別過半數議員支持下被否決，梁振英政府的管治危機暫時得以紓緩。綜觀此事的發展歷程，除了政府橫柴入灶暴露管治能力差劣之外，中聯辦的影子又浮現出來。就香港內部事務，近年頻繁地看到中聯辦介入和發功，使人質疑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還剩下多少？一國兩制的偉大試驗，正在十字路口徘徊，是成是敗，正處於關鍵時刻，值得關心香港前景的人士關注和思考。

中聯辦接觸議員   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醫學界功能組別的梁家騮議員，投票支持以特權法索取文件，他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中聯辦人員曾經就發牌事件與他聯絡，梁家騮形容為「交換纒意見，睇纒睇法問題」，他說中聯辦人員很客氣，並未施壓，他也「唔覺得有壓力」。除了梁家騮之外，中聯辦據稱還接觸過謝偉俊，至於是否還有接觸其他議員，就不得而知，不過，建制派議員就這次投票嚴陣以待，出席率百分之百，齊心以赴的陣勢，較為少見，宛如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統合領導；所以，有理由相信，中聯辦就此事接觸的議員，應該不止梁家騮和謝偉俊，只是其他人都不現身向公眾交代而已。

據梁家騮表示，以往就其他事項，中聯辦人員也有與他聯絡，進行游說，反而特區政府就不一定找他，今次發牌事件，梁家騮說政府沒有人游說過他。政府對取態游離的議員，理應盡量游說爭取才對，現在只有中聯辦「做梁家騮的工作」，政府中人對他不瞅不睬，事態使人感到奇怪。這種情況，至少有3個可能：（1）政府官員失職；（2）中聯辦與政府有分工，分別對特定議員做工作；（3）游說議員的工作，政府「外判」給中聯辦「負責」。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不能接受，特別關於聯絡、游說議員方面，政府與中聯辦之間的關係，耐人尋味。

近年在多次選舉中，中聯辦介入協調，是公開的秘密，若中聯辦對立法會議席的分配，有決定性影響力，則建制派議員成為中聯辦的「子弟兵」，特區政府難以調動他們，也就不奇怪了。因為這樣的議員，若要繼續享受權力的滋味，則接受權力賦予者調度、替權力賦予者服務，他們大概會認為理所當然，而在這樣的權力組合中，客觀上特區政府被邊緣化，就是必然結果。日後，即使特首經由普選產生，只要畸形的政治體制依舊，即：政府在立法會仍然沒有固定、穩定支持票，中聯辦仍然在選舉擔負決定性作用，特區政府在立法會仍然是無兵司令，則中聯辦透過建制派議員「領導」特區政府的局面，依然不變。

一些港人為個人原因   協助毀棄「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由」這12個字，是當年使港人歸心，順利收回香港的國策和特殊方針政策，回歸17年之後，這12個字已經漸行漸遠，中聯辦介入香港事務似有加深擴闊之勢，令香港變調變味。最使人不安的是，本來應該捍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港人，卻因為種種原因而妥協或放棄原則，任由香港被改造，甚至協助權力當局改造香港。

以梁家騮為例，對於中聯辦人員與他的接觸，他視為游說，認為在歐美民主社會，在合法情況下也有游說，云云。梁家騮的混淆，使人震驚。香港內部事務與中聯辦無關，已知中聯辦的做法為《基本法》所不容，梁家騮把中聯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等同歐美民主社會的游說，若只因他的認識不足，情有可原，若認為理所當然，則中聯辦在香港內部事務若隱若現的「領導」，梁家騮的「中聯辦游說正常論」就提供了答案。

1997年回歸之時，港人對中聯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極其敏感，稍有風吹草動，都會鳴笛示警，但是久而久之，時移世易，許多港人如被溫水煮蛙，對香港獨特性之淡化和褪色，不僅滿不在乎，不少人還是使香港與內地趨同的推手和協助者。香港社會就此會否覺醒，難以預估，不過，目前情況的後遺症，已經見到一些負面苗頭，就是：一國兩制向「一國一制」過渡、港人治港向「京官治港」過渡、高度自治向「低度自治」過渡。設若沿覑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必然偏離一國兩制構思的原旨，也必然使一國兩制的偉大試驗以失敗告終。

昨日立法會辯論援引特權法索取政府文件時，支持議案的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的一些發言內容，很有意思。他說，「政府猶如壞孩子，經常犯事，但是每次回到家（立法會），卻總能獲得這兒的怪獸家長庇護。特區政府以為有這種怪獸家長文化的保護，可以安逸生活自得其樂，不過，這只會令到特區政府永遠長不大、無法自己生存。」他希望政府能汲取教訓，云云。李國麟沒有點出「怪獸家長」是些什麼人？他們為何要這樣做？現實上，怪獸家長就是建制派議員，他們經人為組織保護特區政府，客觀效果是使特區政府無法自行治理。所以，中央對香港現況，應該作實事求是的評估，針對管治困局，設計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政治體制，放手讓特區政府高度自治，則香港和特區政府才會真正成長起來，才可以擺脫成為國家包袱和負累的狀態。

陳弘毅﹕關於免費電視牌照事件的法律問題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10月15日就3個經營免費電視的牌照申請作出決定，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本文探討作出這個決定的程序的其中兩個很可能構成程序瑕疵的法律問題。

兩個很可能構成程序瑕疵的法律問題

這次關於發牌的決定的法律依據是《廣播條例》（香港法例第562章）第10條，該條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以下簡稱「特首會同行會」）在考慮「通訊事務管理局」就發牌問題的建議後，可就有關申請作出決定。法律沒有列出特首會同行會作出決定時需考慮的因素，只是要求它考慮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建議；由此可見，在《廣播條例》關於電視發牌的制度設計上，通訊事務管理局享有關鍵的位置。該局的成員包括熟悉通訊事務的專才，該局的成立和功能由《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香港法例第616章）規定；此條例在2012年才制定，在此以前，就電視發牌事務行使有關職權的機構是「廣播事務管理局」，廣播事務管理局現已解散，其職權由通訊事務管理局繼承。

根據傳媒報道，就這次3個申請者的免費電視牌照申請，廣播事務管理局在2011年7月已經完成它對申請的審議並向特首會同行會提出建議，但直至今年10月15日以前，特首會同行會仍然未對有關申請作出決定。就有關申請，政府原來的政策似乎是如果申請者能滿足政府和廣播事務管理局定出的發牌條件和要求，申請便會獲得批准。但是，特首會同行會後來認為，在處理這次申請時應考慮市場是否能承受5間免費電視台同時的存在，因此傾向於在3個申請者中作出選擇。就此，政府似乎也默認這是一個重大的政策改變，因為政府特別就此事去信3個申請者，並給予它們機會作出陳述；反過來說，如果政府發牌的政策取向沒有改變，那麼根本就毋須通知申請者政府很可能會在3個申請者中作出挑選、向它們提供有關顧問報告並給予它們作出陳述的機會。

政策改變後 有否諮詢通訊局？

從法律觀點來看，這次發牌決定的其中一個重大程序問題，便是在特首會同行會作出上述政策改變之後，是否有諮詢通訊事務管理局的意見，讓該局就如何在3個申請者中作出挑選以至應該挑選誰，根據《廣播條例》第9條提出它的建議（並進行第9條所規定的公眾諮詢），然後才由特首會同行會根據該條例第10條，在考慮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建議後作出決定。目前政府已經披露的資料顯示，特首會同行會在作出上述政策改變（及就此給予3個申請人陳述機會）之後，沒有要求通訊事務管理局在最新的政策的基礎上，重新審議3個申請並向特首會同行會提出建議，這很可能涉及程序違法的問題（即沒有完全按照《廣播條例》第9條和第10條的規定及其背後的原則來處理這些申請），導致特首會同行會這次的決定在司法覆核中被推翻。

此外，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在2013年5月在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 v.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HCAL3/2013）一案的判詞顯示，廣播事務管理局在考慮3個申請人的申請、有關顧問報告及公眾諮詢的結果後，已經在2011年7月13日就發牌問題根據《廣播條例》第9條向特首會同行會提出它的建議，建議發牌給3個申請者。但是，根據《明報》2013年10月18日的報道，特首會同行會所曾考慮的顧問報告共有4份，日期分別是2010年4月、2011年4月、2012年1月、2012年2月。如果屬實，第3和第4份顧問報告便是在廣播事務管理局根據第9條作出正式建議之後才提交政府的。在這情況下，如果特首會同行會在根據第10條作出最終發牌決定之前，沒有把最新取得的顧問報告交給廣管局或後來的通訊事務管理局，讓它重新考慮它原來的建議，這也很可能構成這次決定過程的程序上的重大瑕疵。

最終發牌決定前   最新顧問報告有否交通訊局？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特首會同行會在10月15日的決定只是「原則上」批准3個申請中的兩個申請，並非正式決定對這兩個申請者發牌，這兩個申請者最終是否獲發牌，還要視乎日後政府與它們作進一步磋商時，它們能否滿足政府的要求和條件。由於特首會同行會還沒有正式根據《廣播條例》第8條和第10條作出「批給牌照」的決定，在現在重新啟動《廣播條例》第9條規定的程序，由通訊事務管理局（根據最新的發牌政策和2011年7月以後獲得的顧問報告）考慮3個申請並向特首會同行會提出建議，可能是處理目前這個社會和政治重大議題的較可行的辦法。

作者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經濟3.0: 以股市表現向「三挑二」算賬

徐家健、梁天卓、曾國平

練乙錚上星期在本報以經濟理論角度批評梁政府的「市場規管循序漸進」論，先客氣地對香港各派經濟學家說是拋磚引玉；三天後為「三挑二」算賬，再懇請政府盡快詳細解釋。我們「經濟3.0」【註1】的三位後輩循序漸進地討論了幾天，打算班門弄斧一番。

殊不知剛開始動筆，行會秘書處已憑其「香港速度」發出聲明，表明政府反對香港電視披露有關顧問報告。向好的方面看，政府愈少披露，市民便愈多想像空間，寫稿的也就愈多機會自由發揮。既然前輩呼籲香港各派經濟學者出來說理解惑，我們就不請自來，免費為政府寫一個「事後顧問報告」。

為吸引讀者，我們先向大家講一個經濟學界不知從哪個渠道放風出來的陰謀論。

讀者可能聽過，今天經濟學者要在學報發表學術文章，要像關二哥般過五關斬六將。一篇文章從投稿到刊登，隨時花上兩三年時間——五關六將者，同行評審也；五關六將是學報編輯挑的，是五關還是六將，一般也沒準則。根據我們三人投稿、當評審員、當編輯的經驗，評審員的數目少至一夫當關，多至四五行動。陰謀論是這樣的，一些編輯如果不喜歡一篇文章，他不但設法找一些不喜歡這篇文章的人當評審員，還會集齊足夠反對發表該文的評審員報告，再振振有詞向作者說不。當然，有公信力的學報是不屑為之的。

回說政府的「市場規管循序漸進」論。執筆時，政府剛發表六頁聲明解釋發牌決定，可惜愈解愈亂，又割喉式競爭又節目質素下降，真的「高深莫測」，聽得我們經濟學者一頭霧水，公眾利益是誰的利益，更是毫無交代（無綫？亞視？收費電視？行政會議？香港市民？）。讓我們暫時充當魔鬼的辯護士，試試以經濟理論角度為「市場規管循序漸進」論解一解畫。

循序漸進 令人迷失？

規管經濟學理論，其實是有講規管進場速度的，研究專利保護期長短的分析，就是講規管進場速度。目前美國技術專利享有二十年的專利權，等於在這二十年間提高了同行進場的成本，而這下面年的年期是否過長一直有很大爭議。縮短專利保護期可以加快進場速度，但也可能減低創新的投資意欲；延長專利保護期可減慢進場速度，而代價是加大既得利益者的壟斷能力。

當然，你可以講「電視台唔同茶餐廳」，亦可以講「拍電視劇不是什麼專利發明」，但從經濟學理論看增發免費電視牌照和縮短專利保護期兩個問題，要考慮的經濟因素其實差不多。

增發免費電視牌照會加快進場速度，理論上這樣的「香港速度」可能損害整體經濟的原因，經濟學稱為資源投資重疊但價值創造欠奉的「偷生意效應」（business stealing effect），例如香港電視投資龐大的電視劇《警界線》跟無綫早前拍的《刑警》相差無幾，而兩劇同時推出爭取同一批觀眾收視的話，電視劇「拍多咗」，便造成資源浪費的「偷生意效應」。這個解釋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否真有其事？

最近一份研究報告提出【註2】，除了「偷生意效應」外，在一些進場成本隨年月不斷下降的行業，太快的進場速度會令市場享受不到成本隨時下降的好處。這份研究以半導體作例，指出因為科技進步，進場成本在三年內跌了九成，但自由競爭下為霸佔市場人人爭先恐後，無管制下的自由進場速度於是「過急」。複雜的博弈理論加上更複雜的統計估算，這篇文章得出一個結論：進場速度是要管的。

所有經濟學家都支持自由市場競爭，那是一個美麗的誤會。行外人看不懂的博弈理論模型、加上連部分行內人也看不懂的計量經濟方法，信不信由你，這些高深技巧往往是一些經濟學家為政府干預護航的好工具。為免受專家誤導，得仔細分析報告內容。首先，半導體行業三年跌了九成的進場成本，不會在香港的電視行業出現吧。更重要的一點是，即使在半導體行業，該研究指出消費者永遠是自由競爭下的得益者。

四家公司 有得有失？

經濟學上的公眾利益，既不能漠視生產商的利潤（producers' surplus），也要顧及消費者的利益（consumers' surplus），過急的進場速度，會令半導體行業的利潤減少。自由競爭進場速度可以造成社會浪費，是由於消費者得益之少，不夠補償生產商損失之多。從過去幾星期廣大市民的反應，我們很難相信消費者會因為官定的「循序漸進」有什麼重大損失。要跟「三挑二」算賬，我們先要替幾家電視公司算算賬。

「經濟3.0」近日介紹金融學知識，提到「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 analysis），想不到電視牌照風雲正好提供一個學以致用的機會。假如三牌齊發，會導致什麼割喉式競爭繼而有損公眾利益？「三挑二」對整個電視行業來說，應該是利好消息。發牌結果公布（10月15日晚）的前後十數天，電視行業的股價可有異動？亞洲電視不是上市公司，無綫的母公司為電視廣播（0511），有線電視為九龍倉（0004）擁有，now TV的老闆則為電訊盈科（0008）。這幾家公司的股價表現跟名落孫山的香港電視（1137）比較，有什麼分別？

四家公司跟大市的關係有所不同，不能直接比較。我們利用9月4日至10月9日期間所有交易日的數據，為四家公司算出它們跟大市的關係，再為公司算出10月10日至11月4日的正常回報；把正常回報從公司的實際回報扣除，得出的，就是發牌決定帶來的影響了。

【表】中可見四家公司從10月10日起計的市值變化。讀者要留意，變化的計算扣除大市的影響，利用的是四家公司期內的異常回報（不過，相比四家公司，恒指在同期的表現平淡，實際回報和異常回報分別不大）：

香港電視的市值先升後跌，跌完再升，前後大約打個和；電盈市值先升後回，埋單仍然有賺；但電視廣播和九倉的市值近期則蒸發不少。政府其情可憫，擔心香港電視撐不下去，不發牌似乎是為了香港電視着想。如果發牌害了香港電視，不發牌照理是利好消息，香港電視的股票應該上升才對。10月16日，香港電視的股票大跌，這個說法似乎站不住腳。

三牌齊發 誰有損失？

心水清的讀者亦會留意到，公布發牌結果前，香港電視的市值漲，其餘三家的市值卻在下滑。當香港電視的市值應發牌結果之聲下跌，電盈市值則升得最急。我升你便跌，我跌你就升，同行競爭搶生意，不是「偷生意效應」的證據確鑿嗎？非也！

從【圖】中可見，四家公司的市值合計，發牌前的10月15日大約為2566億，之後上落不大，到最近風聲鶴唳，下跌至2436億左右。市值大跌，看不出三家競爭對手因香港電視落空而受惠多少。

公司股價的上落，主要反映未來生產者利潤的變化，行業的公司數量、潛在的競爭等等，都會影響個別公司的利潤，以及整個行業的利潤；政府以「三挑二」來維護公眾利益，公眾是包括業界的既得利益者吧。不過，從以上計算可見，除了剛公布結果後的幾天，不讓香港電視進場似乎對其他三家公司沒有什麼大益處。

相反，限制公司的數目，消費者必定受損。免費電視在香港的收益大部分來自廣告收入，而通訊事務管理局對它們賣廣告有一定限制，所以它們的公司價值應該不能反映大部分的消費者盈餘。

高質素的電視節目、電視台之間互相競爭帶來的好處，消費者願意付出多少？美國收費電視在九十年代開始大幅引入競爭，它們的經驗是消費者得益最大（有研究估計可高達55億美元），這得益大部分來自新電視台出現，令觀眾多了選擇，亦有不少來自固有電視台的精益求精。市民看電視看得過癮，娛樂性藝術性並重，不用邊看邊罵，不用憤然熄機，屬消費者盈餘也。

我們看不出美國和香港的電視市場有什麼本質上的分別，選擇增多和節目質素提升，固然令現有的電視觀眾得益，更不能忽視的是，不少沒有收看免費電視的市民，或會因此重開他們的電視機。近年無綫和亞視的收視不斷創新低，不看電視的市民數目不會是沉默的少數，他們重開電視機，代表競爭可以「把餅做大」，抵銷部分的「偷生意效應」。

冇亞視睇 市民損失？

三牌齊發會令香港市民實際得益多少？我們不能叫香港市民開個價，訪問一下肯付多少錢去換取三牌齊發的結果，但從市民強烈的反對聲音，花時間精神搞活動為香港電視討個公道，加上網上對香港電視製作的電視劇大力支持，這個數字不會低吧？

差點忘了亞視。這邊廂大量市民自發參與為香港電視爭一口氣，亞視卻要利用自己的員工撐場自我宣傳叫幾聲「亞洲、亞洲」，誰帶來的消費者盈餘較大，不用東張西望也可知道；雖然亞視沒有上市，但不以特權法調查，我們也知道其財政狀況長期見紅。假如香港電視能以「香港速度」進場，而現實又如「資深電視人」所料，香港不能容納五個免費電視台，長期見紅的亞視迫住離場反而會增加整個行業的利潤。至於消費者「冇亞視睇的損失有多少」，我們心中有數吧。

不論事前的四份顧問報告怎樣寫，我們事後這個「自顧自問」報告的結論始終找不到「循序漸進、三挑二」對公眾利益有何好處。

一份公信力欠奉的學報，假如編輯一時要你過五關，一時要你斬六將，這樣的學報長遠又豈能鼓勵作者投稿？同樣道理，發牌爭議擾攘之久，加上官員、既得利益者掩耳盜鈴式的奇談怪論，後果是市場認為官定的漸進使政策風險大增，導致整體股價下跌。沒有了「香港速度」，營商環境又充滿政策風險，還有誰敢來投資？

【註1】「經濟3.0」為本報經濟分析專欄，由三位年輕經濟學者徐家健、梁天卓、曾國平輪流執筆。

【 註 2】Liu An-Hsiang, Ralph Siebert, and Christine Zulehner. Excessive Entry and Social Inefficiencies: A Policy Experiment on Dynamic Efficiency Gains. Manuscript, Purdue University.

陳景祥: 旁觀辯論 發牌無着 民怨加深

本以為立法會討論運用特權法的辯論昨天（11月6日）會有結果，最後要延至今天再辯；下午執筆時剛公布結果，一如所料，動議無法通過。然而看了代議士和權力中心的眾生相有不吐不快之慨，於是有感而發，為這場辯論留下一己之見。

動議由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提出，要求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向政府索取審批發出免費電視牌照的相關文件。莫乃光在動議辯論發言時引用一項調查，指77%受訪者不滿政府就免費電視發牌的解釋，到周二（11月5日）政府就發牌事件發表了6頁聲明，仍然不解釋除市民疑慮，故動議要求動用特權法。此項動議要分組點票，一如所料，經過幕後游說，功能組別議員往往都會「顧全大局」，支持政府，分組點票在功能組別內應不能獲足夠票數。

愛國陣營在此役堅壁清野，民建聯固然支持政府，工聯會四票也支持，陳婉嫻在事發之初慷慨激昂，指政府需要清楚解釋，到上周末口風已改，背後誰在做工夫，不言而喻，一句「要支持梁振英政府依法施政」，全體歸隊；功能組別內「被動員」的議員在投票時相信也會「識做」的了。

可想而知，動用特權法的議案不能通過，答案早就寫在牆上，而同樣可以預見的，是王維基要求政府公開他競投落敗「死因」的行動也會失敗，街頭運動逐漸星散，他要搞電視台的彩虹夢也將隨之煙銷雲散。

擺在王維基面前的路不外兩條，一是司法覆核，但此法「搵笨」，智者不為，現在梁振英和建制派（包括紅色文化界代表馬逢國）一再「鼓勵」「法庭見」——由法庭尋求真相，就可明白司法覆核其實對政府最有利！到了這個地步，王維基不會蠢到仍去尋求司法覆核吧？

另外一路，是認命接受結果，等待政府在2015年檢討免費電視發牌政策，伺機重來；但正如王自己說，三至六個月如果仍沒有結果，無法轉型搞電視，他會把香港電視的運作終止。現在看來，出現此結果的可能性極高。

正如林行止先生的分析，王維基不想刺激北京，避免自斷後路，也不會走上街頭領導抗爭，香港電視員工沒可能長期作戰下去，隨着今天的辯說結束，王維基和港視員工手上的牌已不多。

過去建制派反對「亂用」特權法，也許還有些道理可言，這次發牌風波透明度低，梁振英以「行會保密」為理由拒絕向公眾交代，然後選擇性發放不發牌給香港電視的原因；到了立法會辯論前夕，梁振英還煞有介事說政府會公布6頁紙的聲明（梁式語言，清楚說明文件有6頁，好像聲勢俱備），解釋政府立場，結果依然是吞吞吐吐，兜轉一番之後仍解不開疑團。

政府聲明中指發牌會考慮控股公司財力的部分，最令人奇怪，因為過去政府提交的文件從來沒有提及「控股公司財力」一項，而本報政情版11月6日的報道引述郭榮鏗議員的說法甚有說服力，他說「《廣播條例》附表四的第二條更要求申請者是『非附屬公司』，因此，加入任何涉及『控股公司』的考慮因素，都是無關並超越了法例要求的範圍。」這是法律上的解說，在商業營運上，附屬公司絕大部分都是獨立運作，控股公司不會無限包底，承擔附屬公司所有的風險；換言之，控股公司的財力不等於持牌公司的實力，除非控股公司表明願意承擔附屬公司所有財務責任；所謂發牌要考慮控股公司財力，真不知此標準從何而來。

我曾經翻閱免費電視牌照申請的一大堆公開資料，發現去年6月11日政府發給立法會的相關文件中列舉評核發牌標準時，列出的有8大項，包括：

․在財政上的穩健程度和在投資方面所作出的承擔；

․在管理及技術方面的專門知識；

․節目的種類、數量和質素；

․技術可行性及服務質素；

․開展服務的速度；

․對市民造成最少不便；

․為本地廣播業、觀眾／消費者及整體經濟帶來的利益；

․控制質素及遵守規定。

在這份文件之後，我再找不到政府在任何公開資料上再有新的發牌準則，以這8點對照政府在過去三個星期斷斷續續公布的發牌標準，「搬龍門」、修改了免費電視牌照政策的做法非常明顯，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拒絕向公眾解釋，試問怎能服眾？

其實，立法會要求動用特權法，索取政府顧問報告如何評估整個電視市場，以及衡量各競投者的強弱項，已經足夠，顧問報告通常不會載列各家競投公司的商業秘密（商業秘密也不會透露給顧問公司），公開了又何妨？建制派議員連這個基本要求都否決，是失職失責，枉為民意代表。

最令人失望的是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他昨天(11月6日)表示「免費電視發牌事件，最好交由法庭處理。」以林煥光的才智，當知道梁振英和政府官員三番四次「呼籲」王維基可循法律途徑尋求政府解釋是一條行不通、沒有結果的死路，負責任的政府是向民意負責，不是向法庭負責，政府要做的事，何須由法庭代為發落！林煥光從一士諤諤的形像淪為不辯是非「噏得就噏」，是整個發牌風波中最令人失望的其中一個知情者。

我相信，今天議會的辯論結束後，發牌風波將會過去，但此事對政府聲望的重創，也許非梁振英事前所能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