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4月5日星期四

李平: 背離核心價值 梁營還在埋炸彈



在萬名港人上街抗議西環亂港後,候任特首梁振英連日派出屬下大將,由其前競選辦主任羅范椒芬、副主任紀文鳳、主席張震遠,先後接受傳媒訪問,企圖拉高民望,但他們分別就梁振英與中聯辦、傳媒、公職人員的關係所作出的闡釋,顯示梁營並未把握機會,在靠攏民意、捍衞香港核心價值方面做出努力,反而還在為下屆特區政府埋下新的炸彈。

羅范椒芬堅稱,中央對選舉有「方向性嘅睇法」係無可厚非;紀文鳳堅稱,梁振英民望低企,是因為「傳媒做緊嘅嘢只係破壞」;張震遠堅稱,最不能與梁振英合作的是「辦事不力,識講不識做嘅人」。他們的言論顯然代表了梁振英的基本立場:中聯辦干預香港選舉並沒問題,有問題的是批評中聯辦與梁振英的傳媒;梁振英今後的親疏有別並沒問題,未被招納到旗下的就是能力不足。

梁營的政治邏輯,與港人的期望背道而馳。輿論原以為,梁振英在就任特首前會着手拆彈,以適當的言論和行動,實踐其當選時不分梁營、唐營、何營的諾言,實踐其當選時維護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諾言,藉此提升民望。但是,梁營三位大將的言論,無異於對一國兩制、新聞自由、梁營唐營大和解的嘲諷,加深外界對梁振英政治信仰、治港理念的質疑。

梁營的言論足以引起港人對梁振英進一步背離香港核心價值的警惕,尤應關注的是,梁振英在組成管治團隊時將如何犒賞一班競選大將、對現任問責官員的任用如何衡量其民望,在 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將如何接受西環的指令、如何協調梁營與唐營的關係,這些人事佈局關乎梁振英如何落實其政治理念,更關乎香港的核心價值將受到何種衝擊。

梁營競選大將輪番上陣、高調護主,無論是狂擦北京鞋、狂擦梁振英鞋,還是諉過傳媒、評議現任高官,都不恰當。這樣的安排顯然是不明智的,至少給人一種特首選戰還未落幕的感覺,給人一種他們爭功邀賞的感覺,給人一種梁營還在打壓傳媒、打壓唐營的感覺。

其實,直至唐英年踢爆梁振英出動防暴警察論之前,唐英年、梁振英一直是北京都可以接受的特首人選。北京雖然關注特首人選、關注下屆特區政府班底的人選,但關注度遠不及 9月的立法會選舉。因為特首選舉、特區管治班底,始終在北京的掌控之內,而更能反映民意、更能反映各種勢力角逐的立法會選舉,不是西環、不是北京可以玩弄於股掌之上,他們所能做的是協調親北京力量、壓制泛民力量。

在北京介入立法會選舉的過程中,以梁振英及梁營大將現時的言行來看,港人豈能指望看到剛上任的特首和特區政府,還有抗干擾意願、抗干擾能力?以一些傳媒在特首選舉中一面倒地挺唐或挺梁的表現來看,港人豈能指望他們再客觀報道選舉、排除西環的干擾?說到底,要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要確保對今後特首及立法會的普選方案有表決權的立法會不淪為依附權貴的工具,港人不只要慎投手中一票,更要準備在必要時勇敢地走上街頭,讓傳媒、讓特首、讓北京聽到自己的呼喊。

張華: 梁振英民望之謎

有分析認為,梁振英民望大幅拋離唐英年,是他被胡錦濤為首的北京當權派相中的主因。但筆者始終認為,以民望決勝負只是藉口,背後應有江澤民與胡錦濤的鬥爭,還有中共拋棄「港人治港」、改成「黨人治港」等因素。

當然,梁振英能夠入主禮賓府,除了得到「中聯辦」(北京代表)的祝福,令土共等左派不得不傾力支持,他也確實得到不少港人支持。小圈子選舉前後,梁振英支持率都維持四成左右。相對曾蔭權及大部份司局長,如此民望實屬偏低,但相對半年前的梁振英,這已是天壤之別了。梁的民望為何短期內急升逾倍?在背後默默支持他的(不僅是劉夢熊等公開站台者)又是甚麼人呢?

筆者以為,梁振英的支持者除了部份土共,主要來自兩大陣營:其一,基層市民,特別是低收入及年輕人;其二,專業人士及中產。(當然,這兩大族群之外也有人支持他)草根一族對地產霸權可謂深痛惡絕。過去十多年,地產商的壟斷變本加厲,不僅導致樓價不斷攀升,很多市民望樓興嘆,在此情況下,地產商還極力阻撓復建居屋,極度渴望安居樂業的市民,特別是年輕人,怎不對「地產黨」恨之入骨。他們渴望一個能幹、敢於向地產商說不的人上台,改變畸型的地產霸權狀況。
至於中產精英及專業人士,他們不僅對地產霸權的現狀有諸多不滿,更對這種獨沽一味地產坐大、大財團壟斷的經濟結構深以為憂,擔心長此下去香港被邊緣化的速度加劇,甚至會步向死亡。於是,他們也希望有所改變。這些求變的中堅,正是梁振英在專業界別選委中橫掃唐英年的原因。

過去,工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士,必須依靠大財團、地產商提供生意才能生存,輕易不敢得罪這些大老闆。但今次他們勇於向地產商說不,在李嘉誠投票前公開力挺唐英年之下,專業界別選委仍不為所動票投梁振英,除了北京發功,也因為近年大量的大陸民企、國企及內地資金湧到本港,為工程、會計等行業創造大量商機,這樣他們的底氣足了,才有本錢擺脫大財團的控制。

也就是說,基層市民基於過去的經歷而求變,專業精英則是對香港前景充滿憂慮而想變。兩大陣營求變心切之下,即使地下黨上台也在所不惜了。更何況還沒證據證明梁振英的地下黨身份,也沒直接證據能證明梁有多可怕,於是懷着「姑且讓他一試」的心態支持「能幹」的梁振英。由是觀之,今次「地產黨」敗於共產黨,是他們多年來壟斷經濟、掏空港人錢包,以至眾叛親離,此乃咎由自取!


顧鴻飛: 羅范椒芬罔顧事實與邏輯

羅范椒芬接受電台訪問,說「既然特首係要中央任命,中央有啲睇法係無可厚非」,又說「中央有方向性睇法」唔算「欽點」,說到中聯辦干預選舉,她又辯稱「唔清楚情況」。她玩的是甚麼花招?

中央「有方向性睇法」當然沒問題,但「方向性睇法」與「干預選舉」是兩個不同概念,羅范玩的是「偷換概念」的花招。中央有權對特首候選人有睇法,但中央如尊重《基本法》,尊重香港選委,應該任由選委投票,接受選舉結果,萬一選出來的人,中央絕對不可接受,中央就可行使他的憲制權力,不予當選的特首任命,選舉推倒重來,那中央的「方向性睇法」符合《基本法》的,是「無可厚非」的。
但中央等不到任命特首的階段,就出手對選委威逼利誘,操控選舉結果,以中央「方向性睇法」來強姦選委的個人意志,那就不但是對選舉的褻瀆,也違反了《基本法》二十二條。

一般正常人分辨是非,有兩個基本準則,一是尊重事實,二是尊重邏輯。中聯辦有沒有干預選舉,問一下李鵬飛、田北俊就知道了,如果他們捏造事實,中聯辦也可以以誹謗求告,為何羅范連打個電話也不情願,就說自己不知道?當日梁振英反對劉曉波得和平獎,也說他對劉曉波不了解,但劉曉波寫了那麼多文章,《零八憲章》內容也都公開,要了解很困難嗎?羅范與梁振英玩的是同一種手法,就是「罔顧事實」。

中央有權對特首人選「有方向性睇法」,但據此推斷中央就有權派人干預香港選舉,這是邏輯錯誤。如果我們思考問題,都可以背離事實,可以違反邏輯,那天下還有甚麼判斷是非的標準?

中央可以有「方向性睇法」,那香港的選委可不可以也有「方向性睇法」呢?按理,這一千二百人既然作為選委,每人都有獨立意志,當然是可以有自己的「方向性睇法」的,但他們的「方向性睇法」居然無效,而那個沒有選票的中央,竟可以以他的「方向性睇法」,來入侵選委的腦袋,取代他們的個人意志,把中央的「方向性睇法」強加給選委。如果羅范椒芬覺得這種蠻橫的政治操作「無可厚非」,那她還大言炎炎講甚麼道理?

這種詭辯術是一切政客妖言惑眾的伎倆,他們最善於利用似是而非的理由,偷換概念,指東打西,乖離事實,混淆情理,他們的小小花招又往往奏效,對那些不太用腦、不善於質疑的人,能起是非顛倒的作用,對想要玩弄百姓於股掌之上的獨裁者,又真是為虎作倀了。

《城市論壇》不妨辦一場以「中央方向性睇法等於有權干預選舉」為題的辯論,邀請羅范椒芬出席,看看她如何自圓其說。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

筆鋒: 金磚另闢銀行挑戰歐美霸權



當前世界經濟處處都有歐美的影子,金磚銀行的設立,是嘗試改變由歐美主導的遊戲規則。

當前最有生命力的經濟體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五國最高領導日前出席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金磚五國第四領袖高峰會,嘗試在國際外交及經濟結構取得話語權,以擺脫歐美長期來主導國際政經發展的依賴。

本屆金磚五國領袖峰會受關注的一點是五國決定催生以世界銀行為樣板的「聯合開發銀行」,以求共享資源,改善基礎建設,並希望能充當貸款媒介,規避類似歐洲主權債的問題。聯合開發銀行的設立被視為是金磚五國試圖擺脫過往的鬆散形象,建立新興經濟體金融聯盟,以與目前由歐美主導的金融體系爭奪話語權。

當前世界經濟是從二戰後發展起來,處處存有歐美的影子,金磚銀行的設立將被視為是嘗試改變由歐美主導的遊戲規則,這主要是因為金磚五國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與影響力。就地理而言,金磚五國分布四大洲,佔世界領土面積近百分之三十及世界總人口逾四成。在政治層面,中俄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巴西、印度和南非則為非常任理事國。經濟上,二零一零年金磚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超過百分之五十。此外,金磚五國GDP總和約佔世界總量百分之二十,外匯儲備佔全球的百分之七十五。

支持者認為,金磚國家經濟規模較大,且同處結構性改革中,擁有共同發展的需求,這是設立合作開發銀行的必要條件。金磚銀行被形容為南南開發銀行,是金磚國家有效使用剩餘儲蓄的一種機制,以促進新興國家的投資與發展。

但世界銀行行長佐力克則大潑冷水,指聯合開發銀行要追上世界銀行的水準將是十分困難的。他指出,中國與印度存有不同的利益考量,中國所重視的議題是人民幣國際化,印度則希望引入外資。此外,他說,目前很多國家都有自己的開發銀行,亦有一些區域性開發銀行,而世界銀行本身擁有的知識與專業技能是金磚銀行難以複製的。他指出,金磚國家人口多、人力成本低、進出口需求大,雖然近年經濟成長遠勝歐美,但經濟仍未成熟,人均收入與歐美相差近十倍,它們仍然要依靠歐美的需求來支撐自己的貿易成長。

金磚銀行短期內也許無法與世界銀行競爭,不過它卻象徵著發展中國家希望不再成為富裕國家經濟災難的犧牲品,他們希望成為自己的主人。

許知遠: 香港的政治戲劇



香港「核心價值」不應是對英國統治的浪漫化想像,而應與中國變革緊密相關。

第一頁總是梁振英,而最後一頁照例是薄熙來。他們的樣子與氣質有幾分相似,都比同齡人顯著的年輕、英俊,也都有掩飾不住的野心,都散發著一種權謀感。當然,他們的命運大異其趣,一個正在興起,另一個迅速墜落。但誰都知道,他們身後被一股更強大的、謎一樣的力量左右,此刻,他們可能被它推向頂峰,下一刻,就可能跌入谷底。

香港特首選舉那一週,我恰好住在灣仔,每早起來讀《蘋果日報》。我尚說不清,這份報紙對於香港的深層影響。街頭兇殺、澳門最新妓女的價格與李怡的政治評論,就這樣被結合在一起。勇敢無懼的民主聲音自然重要,但倘若你把讀者都引入了一種全方位的煽情快感中時,也可能摧毀一些更根本與重要的東西。民主不僅是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對抗與制衡,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個人價值與尊嚴的確認。一個擁有細微的感受力、對生命與世界複雜性有著充滿理解的社區,才可能建立一個我們期待的民主體制。

這城市氣氛熱烈,那些曾感慨香港人是徹頭徹尾的「經濟動物」的外來者、習慣使用「政治冷感」標籤的學者們,一定會因此刻的景象而深感意外。激進派的立法會議員們公開叫罵,校園裏張貼政治海報,抗議、遊行接連不斷,媒體則陣營分明、言辭激烈……

這座曾經的財富之城,也變作了抗議之城。似乎是對昔日「經濟動物」的報復,人們不斷走上街頭、表達民主主張。這既是長久壓抑的政治能量的發作,也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經濟挫敗感的發洩。整個城市既被挫敗感包圍,又充滿了對這挫敗的反抗慾望。這挫敗感是多方位的,一些是表面的,一些則來於更深層的原因。這是世界上最富有與開放的城市之一,這裏有最勤奮與靈活的人民,他們卻發現自己始終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在英國人統治的時代,他們交出了政治權利,以換取經濟成功與個人安全。但回歸中國已經十五年,他們卻發現一切最終要來自北京的確認,而且這一切還日趨惡化。七百萬香港人的命運不僅被一千二百人的小圈子所代表,就連這一千二百人都讓人失望透頂,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連假裝的獨立意志都不願表現。北京的影響力則不加掩飾地滲透過來,它要把一位人們普遍認定的「地下黨員」推到權力中心。香港人用「溫水煮蛙」來形容逐漸喪失的香港獨特性,如今這溫水明顯熱起來。在香港一百七十年歷史中,它還是第一次面對一個如此強大的中國,它的強大是如此的令人不安。

比起北京赤裸裸的政治干涉、內地經濟崛起後帶來的陸港摩擦,香港也面臨著更深層的挑戰。像世界很多地區一樣,香港受困於越來越加劇的貧富差距、社會流動性的降低,還有身份意識的危機。它既與香港長久的經濟、社會結構有關,也與全球環境密切聯繫,它們也是三十年來不受節制的經濟全球化的後果。但由於政治合法性的問題,這些危機被混雜到一起,人們沒興趣作逐個分析與理解,而把它們都化作統一的政治憤怒,令所有的社會與經濟困境,都演變成政治危機。

尋求普選自然重要,它也是這個城市最重要的短期目標。但香港人也發現,他們的命運越來越和大陸聯繫在一起。《蘋果日報》第一頁的梁振英與最後一頁的薄熙來並非毫無關聯。三十年前,鄧小平「馬照跑,舞照跳」曾給予很多香港人以信心。那時,深圳河兩旁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香港人自身的意識是建立在「我與內地不同」,人們主要的期待,也不過是維持現有生活的不變。

但現在,大陸的生活「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而香港人也早已意識到鄧小平的許諾背後是對香港人的一種多麼強大的矮化——香港的內容可比跳舞、跑馬要複雜與精細得多,人們也同樣需要很多別的東西來賦予個人以尊嚴與價值。幾年來,「核心價值」的討論在香港社會再度興起。它不應該、也不可能回到「獅子山下」,更不該是對英國人統治的浪漫化想像。它應該是對香港主體性的大膽設想,而這種主體性不是封閉的,而是必然與中國的變革緊密相關。

童清峰: 台北強拆風波衝擊郝龍斌



台北士林文林苑王家住了六代一百三十五年的兩棟樓房,因都市更新而遭建商委託政府拆除,引發新一波社會運動,衝擊市長郝龍斌。輿論一面倒聲援王家,但王家在這三年都沒參加過公聽會,本身也有責任。

三月二十八日深夜,靠近台北士林文林北路、台北捷運淡水線高架段下的「文林苑」顯得很不平靜,網絡上有人發起動員,指該處抗爭三年的王家兩棟樓房即將被拆除,大批學生、社運團體等近三百人湧入聲援,氣氛緊張。拂曉時分,上千名警力在一聲令下步步逼近手勾手的群眾,「強拆違憲,和平守護」口號響徹寧靜清晨,眼見群眾拒不退讓,警方開始抬人,連拖帶拉強行阻退抗議者,肢體衝突接連引爆,最後警方以優勢警力淨空現場,住了六代一百三十五年、被稱為「釘子戶」的王家兩戶樓房瞬間化為一堆瓦礫。

這是台灣首起政府強拆民宅的都市更新案,引起外界極大議論,民代強烈要求政府道歉,數十名學生至台北市長郝龍斌住宅抗議,輿論也一面倒聲援拒遷戶王家,批評政府自甘淪為財團打手,侵犯人權,台灣《蘋果日報》更以「土匪政府」痛批台北市政府強拆民宅的霸道作為。

抗議聲浪也延燒到總統馬英九臉書粉絲頁,該網頁留言徵求「十個字之內,最能顯示台灣視野的一句話」。網友留言:「『今天是王家,明天是你家。』最能代表台灣。」引發上千名網友截圖分享。

這樁拔釘風波緣起於都市更新過程,在圈地邊邊角角的王家不知是有意或無意漠視自身權益,拒絕搬遷,建商協調未果,要求官府代拆所引爆的官民衝突,整起事件也暴露出台灣社會理盲、官員媚俗、欠缺擔當的作風。

台北市的都更案最多,長期以來相關部門就以「協商再協商」為最高原則,不斷地要求實施者(建商)召開協調會,法案通過之後從未執行過一件都更強制拆除案。文林苑都更案之所以引人矚目,是市府首次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六條,代替都更建商拆除不願搬遷的住戶,強勢的作為,讓社會議論紛紛,透過電視畫面,王家兩棟樓房在「怪手」機器摧毀下轟然倒塌,引起人心極大震撼。

針對文林苑都更案,十六位大學社會系所教授集體發出聲明稿,共同譴責國家的都更暴力,要求捍衛市民居住正義;有網友諷刺地將台北市政府官方標誌的「北」字,更改成由兩隻「怪手」組成的圖形,表達對北市府強力執行拆遷計劃的不滿。

都市更新是所有老舊城市美化市容、擴大公共空間、創造經濟利益,所採取的翻新或重建,用以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整個都更過程,都是由建商出資,政府不用花一毛錢就能一新城市風貌,因此當局相當鼓勵。

建商可請求政府強拆

由於房價居高不下,老舊房子若能透過都更重建換得新屋,民眾何樂不為,但一宗都更案常因釘子戶不願搬遷而胎死腹中,二零一零年立法院通過的都更條例第三十六條修正案,訂立有「拔釘」的強制拆除條款,要求六個月內執行強拆,可以展延兩次,也就是一年半必須執行,釘子戶從此再也無法「耍牛」;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是在二零零九年八月完成都更條例第三十六條補充規定,明訂已辦理權利變換的都更個案,如因少數釘子戶「很牛」,經都更建商請求,市府將強制拆除。

文林苑建商樂揚建設對王家軟硬兼施,仍不得要領之後,於是依法委請北市府代拆。王家表示,他們家從清代即世居士林,爺爺去年過世時還交代要把房子傳給子孫,所以自始都沒同意都更。

耐人尋味的是,若王家不同意都更,為何建商會將其納入都更範圍?文林苑都更案歷經很長一段時間,從二零零七年五月一日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核准,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六日事業計劃核定。這近三年間,王家連一次公聽會、審議都沒參加,自己讓權益睡著,這無異表示同意被列入都更範圍,若王家在公聽會清楚表達不願參與都更,建商根本不可能強迫將其納入,文林苑旁邊的郭元益糕餅博物館就是在公聽會明確表達拒絕,所以未被納入都更。一位熟諳都更條例的專家指出,王家若無意願,就算打行政官司,建商也沒有勝算。

也由於王家態度消極,讓人懷疑他們是對建商所開出的價碼不滿意,想談更好條件。但王家事後卻堅持他們從一開始就明白表達「不參與都更、不合建、不要錢」的立場,如果真是這樣,為何不在公聽會上把話講清楚?

一篇由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大三學生張志祺所撰寫的文章《關於王家都更案》,因為理性分析、淺顯易懂,一天之內即在雅虎網站轉載超過一萬三千次。該文指出:「也許王家曾經口頭拒絕,但口頭上的拒絕不代表法理上的拒絕,除非在公聽會上陳述,否則就是放棄了自己表達意見的權力。」

衡情論理,市府與建商都站得住腳,只因媒體炒作,紛紛站在王家一方批判市府「制度暴力」,使得整起事件焦點模糊,讓依法執行的市府成了眾矢之的,加上負責全台都更業務的內政部長李鴻源赴立法院專案報告時直接道歉,更是火上加油,他批評強勢警力拆除過程是「居住不正義的表徵」,這個像假裝戴著「人道正義」手套的巴掌狠狠地摑在郝龍斌的臉上,讓原本態度堅定的郝龍斌也覺得「理虧」,甚至在媒體大肆批評後,還有點「心虛」,不敢再堅持拆除完全合法的論調。

李鴻源在新閣中表現搶眼,但此次針對文林苑都更案的談話卻令人詫異,都更條例是內政部制定的法律,台北市府依法執行,何錯之有?一位市府官員感慨萬千,私下批評李不知所以,「昨是今非」。

面對李鴻源的批評,台北市都更處長林崇傑反駁說,台灣的都更條例是採多數決,北市府依法執行都更條例第三十六條代執行強拆,其間北市府不斷行文內政部營建署,營建署也在去年九月二十九日也明確用公函,表示執行都更條例第三十六條,是地方主管機關應作為的一定法定義務。北市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依照內政部的都更條例,希望外界站在法理上討論。

郝龍斌兩面不討好

郝龍斌在這次拆除過程受傷累累,承受所有罵名,有民眾批評他是「道道地地的軍閥」。但事實上若郝拒不執法,政治賭注更大,其他已搬遷的三十六戶都更住戶可以逕向監察院舉發其瀆職,到時候郝可能被彈劾,這正是他兩面不討好所面臨的困境。

一個都更案,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同意,幾乎不可能,韓國需百分之八十、新加坡需百分之九十的住戶同意,都更即可進行;台灣也有一套嚴謹的都更程序,絕非外界所說「今天拆王家,明天拆你家」。

根據都更條例,如果是政府公劃的更新單元必須達到五分之三的人同意(略低於韓星)且佔所有面積三分之二以上,如果是住戶自行申請劃定更新單元則必須達到三分之二的人數同意,四分之三以上的面積,就可以開始進行都更。

都更原是政府、建商、住戶三贏的局面,但文林苑都更案恰好相反,政府落得「鴨霸」罪名;建商預售屋售罄,卻遲遲無法動工,損失慘重;預購人預付頭期款,卻不知何時完工,變成三輸。

文林苑都更案引發爭議,媒體的炒作難辭其咎,它們自以為是正義之士,站在弱勢一方,不分青紅皂白批評依法行政的官員,甚至有高官假扮人道主義者為討好媒體跟著落井下石,這種角色的錯置真令人感慨!

李永峰: 中國整肅微博見微知著




中國以清理網絡謠言的名義,暫停新浪、騰訊微博客評論功能三天,並關停一些網站,似與近期薄熙來、王立軍事件有關。

四月三日的上午,還差幾分鐘才到八點,「可以評論了」,這條消息已經傳遍新浪微博,很多網民為此鬆了一口氣。三天以來,圍繞中國互聯網的一大懸念,至此得以放下。三天前的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八點開始,中國最大的兩家微博服務商新浪和騰訊,突然關閉所有的評論功能,並且向外公告說:「最近,微博客評論跟帖中出現較多謠言等違法有害信息。為進行集中清理,從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八時至四月三日上午八時,暫停微博客評論功能。清理後,我們將再開放評論功能……」

在已經擁有超過五億網民的中國,自從二零零九年以來,微博日漸成為最主要的網絡社交渠道。網民不僅依靠微博記錄自己的生活瑣事,也通過微博獲取最新的時事動態,同時,普羅大眾也將微博當成自己評點江山、激揚文字的陣地。但是由於中國嚴格的輿論管制,微博的發展歷經坎坷。這一次新浪和騰訊公告雖然說只是暫停評論功能,但是飯否、嘀咕等第一代微博「被維護」的命運歷歷在目,所以很多人都擔心,三天過後,評論功能可能仍然無法恢復。現在,在四月三日上午的七點五十幾分,已經有人發現可以評論了。看起來監管當局這一次並沒有像二零零九年一樣嚴酷。

自從二月六日重慶前副市長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以來,由於重慶事件的發酵,中共高層陷入撲朔迷離的政治鬥爭,中國局勢再度變得格外緊張。此事激起了網民的熱情,無數網民借助微博交流信息、分析評點、傳播外媒報道……微博再度像二零零九年的飯否一樣,引領輿論潮流,但同時也變成了監管部門的眼中釘。

在重慶事件中,微博的信息不僅在時間上遠遠領先於官方媒體,例如二月七日,便有軍警包圍美國駐成都領事館、王立軍出事了等消息,這些消息倒逼官方在二月八日對此事作出正式解釋;更在準確度上令人震驚,隨著重慶事件的逐步解密,人們驚訝地發現,微博傳言大多得到了驗證。所以,這一次微博不僅是草根網民的消息來源,更是眾多國際媒體倚重的消息渠道。顯然,這必然會讓當局忌憚。

新華社三月三十日發布「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的決定,該決定說:「近日,一些不法分子在互聯網上無端編造、惡意傳播所謂『軍車進京、北京出事』等謠言。……十六家網站予以關閉。針對新浪和騰訊微博客網站集中出現的謠言,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造成惡劣影響的問題,北京市和廣東省互聯網信息管理部門分別對兩個網站提出嚴肅批評,做了相應懲處……。」監管的板子落在了新浪和騰訊微博的身上,但懲處會有多嚴重,一直令很多人提心吊膽,會像飯否一樣,被「維護」長達五百零五天嗎?現在看起來,最壞的結局還沒有出現。

其實,僅僅關閉評論,已經激起了很多網民的憤慨。中國的微博雖然脫胎於Twitter,但功能比Twitter更豐富。Twitter只有「回覆」的功能,而無法像新浪微博那樣,每條發言之下可以層層遞進地展開評論。Twitter更像是個人的信息平台,而新浪和騰訊的微博則兼有信息平台和議題討論區的功能。關閉評論,等於關閉了多人針對某件事展開討論的渠道。為此,時常使用評論功能的網民,無不感到憤懣與不滿。有人為此感慨:「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三月三十一日,作家陳村在微博悲痛地說:「今天的微博是跛腳的,看它只有轉發沒有評論、一瘸一拐的樣子,真不知該哭還是笑?這幾日評論欄的天窗今後在網絡歷史上會留下一個什麼樣的標記呢?我們的子孫會不會問:那幾天祖爺爺他們全都吃了啞藥嗎?」

四月三日,微博評論重開,雖然讓人鬆口氣,但是監管部門針對近三億網民的言論平台,說關就關,說開就開,顯然也讓人難以忍受。一位名叫空谷幽蘭的網民說:「微博評論功能恢復了,有失而復得的慶幸嗎?沒有,好像沒有。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度,只覺得自己是一條在砧板上的鹹魚。」隨著中共十八大的臨近,監管部門是否會再度舉起蠻橫無理的大棒,隨意處置微博?仍然讓人憂心。

吳木鑾: 被逼出來的溫州金融改革



中國國務院批准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重頭戲是進行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溫家寶稱中央已經統一了思想,在溫州試點民營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打破金融壟斷。

這是中國金融困境的突破。三月二十八日,國務院批准《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同意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共確立溫州金融綜合改革十二項任務,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三項:一是要求規範當地的民間融資,鼓勵發展新型金融組織來吸納民間資金;二是解決當地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三是要求溫州政府研究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

四月初,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出要打破金融壟斷。他說:「現在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根本來講,還是要打破壟斷。中央已經統一了這個思想,在溫州進行試點。」溫家寶的講話表明,在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經濟就形勢的壓力下,中央已經在金融改革上達成一致,溫州金融改革試點將成為中國深化市場經濟的最後攻堅戰。

治理非法融資

溫州經濟是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晴雨錶。在政府表面鼓勵民營經濟發展、實則明益國有經濟的大背景下,溫州的發展完全是草根和自下而上的。因此,民間資金在推動當地經濟發展起關鍵作用。民間資金的好處在於融資速度極快,契約履行主要靠非正式力量制約,大多數情況下違約的概率不高。而其弊端一方面在於融資成本相當高,另一方面一旦借貸方資金周轉出現問題可在短時間內「爆煲」導致災難性後果。

二零一一年,當外界期待中國可以成為歐債危機的「救世主」時,溫州引爆小型「金融危機」。當時許多人士預測溫州危機可能是中國經濟危機的序幕。由於資金出現周轉問題,許多溫州企業老板在無法還清高利貸時選擇逃亡之途。在去年九月份,一天內曾有八位溫州老板「跑路」。企業主外逃影響著市場的信心。事情的嚴重程度還不止於此。浙江商人吳英被判處死刑在全國引起激烈討論,許多人討論高利貸背後的法律甚至政治問題。這位年輕女子是所謂浙江非法民間資金的操盤手,她的控罪進入司法系統後節節升級,最後面臨與巨貪一樣的死刑懲罰。民間人士對吳英鳴不平透露出民眾對民間資金複雜的看法。

溫家寶親赴溫州調查

在溫州「金融危機」升溫的時候,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選擇到基層一線獲取一手材料再做判斷。溫家寶的視察並沒有高調批評高利貸。他把問題的癥結歸於小微企業的扶持力度不足和民間借貸的監管問題。

企業資金鏈斷裂、企業主「跑路」固然有企業主經營管理不善的原因,但這些是個體原因。溫州金融危機的主因是全球經濟形勢疲軟、國內銀行對中小企業支持力度不足所致。而高利貸並不是問題的核心,開放民間融資、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才是上策。在溫家寶視察溫州之後,浙江和溫州政界做得相當漂亮。他們提出要用「開前門、堵後門」的思路規範民間融資。

開前門與堵後門

「堵後門」就是遏制非法集資問題,特別是打擊高利貸牽涉的暴力問題。而「開前門」就是組建民間金融機構,規範民間資金流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是被逼出來的。如果不是去年的小型金融危機,溫州的金融改革可能還得再拖數年。此外,在解決中小型企業融資問題的基礎上,溫州還將金融實驗區的方案升級,這就是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

浙江和溫州政界的高明之處在於在解決燃眉之急的同時,還為自己爭取額外的發展機遇。在國務院十二條意見中,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將對溫州今後發展幫助極大。

中國的金融體系處於發展的十字路口。匯率自由化、利率市場化還有更具體的個人境外直接投資等等都是當前的熱點問題。監管層的任何信號都可能引起國內和海外市場的猜測和反應。比如,此前中國的監管機構就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額度增加諮詢國際基金公司意見就引起廣泛猜測,並產生一連串效應。

個人境外直接投資對溫州人來說是意義重大。一方面是一些企業主出現資金鏈問題。另一方面,溫州民間資金正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這些資金在尋找合適的市場機會。一種估計是溫州民間資金超過六千億人民幣,另一種說法是八千億人民幣,甚至更高的數字。

當前金融監管部門透露的說法是,試點細節公布之後,溫州戶籍居民每人每年可於境外投資總額二億美元以下的資金。投資所得還可以在海外進行再次投資。據一些業內人士的猜測,屆時會有更多資金「暗渡陳倉」,流出去的資金規模可能是極其驚人。也有一些人士認為,資金的流向與一國的經濟面的表現有很大關係。如果中國的經濟繼續向上發展,流出去的資金還是會流回來。雙向、有序的資金流動對中國長遠的發展是利遠遠大於弊。

溫州個人境外直接投資也引起人們對天津、上海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的關注。二零零七年港股直通車(天津)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香港恒生指數因直通車的消息動輒上下數千點。在面對香港媒體時,溫家寶提出港股直通車開通的四大條件,分別是監管要求、對香港股市影響、內地投資人士風險教育和更廣泛諮詢工作。事實上,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內地投資人士心態的成熟,直通車是到開通的時候。不過,無論是上海還是天津的直通車,最終的細節和監管要求都可能與原來預期會有差距。

改革成效有待觀察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溫州的金融試驗可能仍有變數。在改革開放後,溫州有數次金融改革。改革開放後全國第一家可以實現利率浮動的信用社就出現在溫州。一九八四年,第一家獲批的私人銀行(方興錢莊)也出現於溫州。雖然金融創新推進溫州經濟的早期積累,一九八六年溫州民間互助資金炒作出現了嚴重後果,當時一個資金鏈斷裂案就牽涉數十多萬人,政府因此重拳出擊(就像今天的吳英案)。民間資金有草根「基因」,運作規範程度肯定難以與大銀行相比。因此,一旦有外界經濟衝擊,也很難保證村鎮銀行是否會出現倒閉潮等問題,政府也因此有可能收緊金融實驗。

溫州提出的「銀行利率市場化試點」沒有獲得國務院的批准。在利率仍然受到政府嚴格控制的大背景下,中小村鎮銀行的競爭力與國有大銀行無法相提並論。因此,一方面是整個市場的價格機制無法形成,另一方面村鎮銀行在遇到危機也會顯得更加脆弱,這都會影響到改革的成效。此外,要求溫州當地的銀行(特別是村鎮銀行)來幫助中小企業發展,也可能是美好的神話。在資本逐利的前提下,村鎮銀行也可能嫌貧愛富,最終中小企業的融資仍然無法解決。

無論如何,這次溫州金融試驗的積極效應仍然大於可能存在的變數。溫州金融試驗區最好的信號還不是上述國務院所批覆的十二條方案,而是浙江省內的分權試驗。浙江省提出一條原則,就是凡涉及到十二條金融改革內容,省裏的權力基本下放給溫州市政府。這將大大提升溫州試驗的含金量。在分析溫州試驗的重大意義時,澳盛銀行大中華高級經濟師楊宇霆提出,中央要下放金融管理,加強地方的權力,這樣可以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事實上,在歷次的溫州金融試驗中,放權多少、地方政府的勇氣和擔當有多大,是決定改革成敗的關鍵。


作者吳木鑾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行政學博士,現任教於城大;曾就職於北京《經濟日報》等媒體,獲德國國際記者協會亞洲優秀記者獎等 。

陳立諾: 驚天貪腐疑案挑戰地產霸權



香港四大地產商之一的新鴻基地產郭氏兄弟與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嫌利益輸送,三人被廉政公署拘捕,背後疑是長兄郭炳湘舉報。案件揭示香港制度對高官監察不足,也顯示地產霸權終面對司法挑戰。

擾攘數月之久的香港特首選舉甫落幕,香港又爆出一宗震撼全城的事件:曾任特區政府第二把手的前政務司長許仕仁(六十四歲)與香港最大地產商之一的新鴻基地產聯席主席郭炳聯(五十八歲)、郭炳江(六十歲)因涉及貪污,於三月二十九日被廉政公署(ICAC)拘捕。郭氏家族在香港富豪榜排第三,郭氏兄弟被捕翌日,新地股價暴跌百分之十三點一,市值蒸發三百八十二億港元(約四十九億美元),比新地今年的售房目標金額還要高。

自一八四一年香港開埠以來,許仕仁是被捕的最高級官員,郭氏兄弟是被捕的市值最大公司負責人。此案打破香港兩項紀錄,震動全城。海外傳媒亦甚關注,《泰晤士報》、《華爾街日報》等報章皆詳細報道,指案件令香港廉潔形象受損。《華爾街日報》特別指出香港地產霸權早招市民不滿,質疑高官和商人關係過分密切,事件會打擊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早上七時,廉政人員前往郭氏兄弟位於港島深水灣道的住所,把二人帶回廉署盤問;九時,廉政人員前往銅鑼灣道禮頓山豪宅拘捕許仕仁。直到接近凌晨十二點,才讓三人保釋離開。來自廉政公署的消息指出,許仕仁涉嫌於二零零零至零三年出任香港公營機構強積金管理局行政總監以及零五至零七年任政務司司長期間,向新鴻基地產提供香港政府土地政策機密資料,例如房屋政策、規劃及賣地消息等有商業價值的資料;多個與新鴻基地產有關的地產項目包括紅山半島、馬灣公園、西九單一招標、元朗Yoho Midtown及大圍香粉寮項目等都看到許的身影。與此同時,許則有系統地接受來自新鴻基地產的利益:包括一個可巨額透支的戶口與免費入住豪宅等,估計數年來金額達數千萬港元。

許仕仁曾插手郭家內鬥

許仕仁母親出身澳門名門望族,他自小與郭氏三兄弟郭炳湘、郭炳江及郭炳聯相識,是童年伙伴。許仕仁離開政府後,在新地出任顧問。零八年郭家發生內鬥,盛傳許仕仁為郭氏兄弟母親鄺肖卿出謀獻策,導致長兄郭炳湘退任主席。於是在剛剛結束的特首選舉中,郭氏兄弟也分成兩派,郭炳湘支持梁振英,而郭炳江、郭炳聯則支持唐英年。

許仕仁肥肥胖胖的有雙下巴,被外界稱為「肥龍」,又有「橋王」(多計謀之意)之稱。他出手闊綽,行事圓滑通融,愛酒愛馬,常在馬會包廂宴客。每年都會幾度到外國欣賞歌劇,遠至俄羅斯,有時刻意坐飛機前往,看畢即回港。許仕仁夫婦零三年起便居於禮頓山全層兩個相連單位,面積合計四千五百多平方呎。零五年,許出任政務司長時繼續居住於此,位於山頂的官邸只作宴客用。當時許表示以月租十六萬港元(約兩萬美元)租住禮頓山單位。而政務司長的月薪是二十九點七萬元。市場人士稱現時這兩個單位市值租金約三十一萬元,售價約一點五億元。

許在香港上層政經界人脈盤根錯節,與特首曾蔭權、剛卸任政務司長的唐英年、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等人都有多年交情。他尤其和唐英年稔熟,兩人同樣愛紅酒,並曾聯名養馬。唐英年計劃參選特首初期,許參與競選班子開會,是唐營核心人物,但去年年中卻突然退出,直至選舉結束也沒有出現在唐的競選活動中。

去年十一月,愛馬的許仕仁竟連名下馬匹亦悉數售出。當時傳聞許仕仁身體出問題,又有報紙以頭版新聞形式指他可能涉及官非,但他都否認。他最近一次露面是在三月二十五日去會展中心投票選特首,當時他外形瘦削,雙下巴變成單下巴,四日後即告被捕。

香港版太子復仇記

據悉,廉署在三年多前就開始調查此案,而舉報人就是郭氏長兄郭炳湘。零八年五月郭炳湘被撤去新地董事局主席一職,改任非執行董事,導致他和兩名弟弟關係破裂。他於是向廉署舉報,指新地把禮頓山單位租予許仕仁涉及非法利益輸送,並入腽高院控告多名新地董事,指新地以高於賣家叫價購入新界大圍香粉寮地皮。亦有消息指,廉署在更早時期已在調查許仕仁,這也是為什麼許的官宦生涯零七年戛然而止。

廉署調查初期兵分兩路,一方面調查許仕仁零三年時涉嫌沒有繳付租金即遷進禮頓山單位,涉及租金約一百三十二萬元,到同年十一月許才開始繳付;另一方面,調查許仕仁是否向新地提供政府機密資料換取報酬。隨著調查深入,廉署發現許仕仁過著的富豪級生活,遠非其公職收入所能支付。知情人士透露,許的金錢來自東亞銀行的一個不必有抵押品又可透支的銀行戶口,許表示是朋友借給他用的,但這位朋友並不要求他還錢。直至今年年初,廉署找到不少證據,於是再度徵求律政司意見,確定可以用更嚴重的受賄罪檢控許,並以行賄罪檢控郭氏兄弟。

香港《蘋果日報》文章指廉署去年年底即可抓人,但和許仕仁友好的現任特首曾蔭權一直拖延。梁振英當選候任特首後,有人向梁提出此事,梁與曾見面時主動要求曾在任內處理,曾在壓力下准許廉署採取拘捕行動。

廉署拘捕行動的法律依據是香港《防止賄賂條例》第四條和第八條,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刑罰是監禁七年和罰款五十萬元。另外的依據是普通法中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該罪名若成立是沒有判刑上限的,但若只在區域法院審判則最高刑罰是監禁七年。

許仕仁、郭炳聯及郭炳江涉貪案現正處於調查階段,具體檢控尚未開始,而且涉案人財雄勢大,廉署必面臨激烈的法庭攻防戰,能否入罪是未知之數。早前,廉署曾高調以涉貪罪名檢控前無線電視總經理陳志雲,但陳在區域法院被判無罪。

高官屢違規港人激憤

過去七年香港最高層三位官員都出現違規問題,屬前所未有。上一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涉嫌地庫違法僭建,而特首曾蔭權則坐富商遊艇和私人飛機、租住富商豪宅,可能涉及利益交換。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及貪污被捕後,很多市民致電電台節目表達憤怒,退休公務員姚先生慨嘆﹕「香港為何會淪落至此地步?」林先生則指香港的高薪養廉制度出了問題,是時候檢討。

四月二日,零六至零七年間曾擔任廉政專員的羅范椒芬在香港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對許仕仁涉貪被捕「絕對感到極度失望」。她表示,現行制度絕對有問題,她任專員時,曾打算延伸防貪條例,但遇阻撓,令她很不開心。香港立法會二零零八年終於通過修訂《防止賄賂條例》的第四、五及十條,延伸至規管特首,但第三及第八條沒有修訂,令特首不受有關條文監管。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則認為涉貪跟《防止賄賂條例》延伸並無關係,他對亞洲週刊說:「許仕仁身為高級公務員,沒有理由不知道他的行為已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目前法例對中下層公務員監察已夠嚴謹,司局長需要的是政治監察,現時是制度的問題,缺乏民主制度,工商界對政府影響力大。九七回歸前,高級公務員由英國監管,退休後則回英國老家,跟香港本地利益少糾葛;現在很多高級公務員五、六十歲就退休,都是香港本地人,常與工商界聯繫,導致利益輸送出現。」

「媒體監督、民主選舉制度、政治人物自律才是監察的有效方法。當然官商勾結是政治層面的問題,工商界通過功能組別把影響力伸入政府,除非政制改革,否則就算梁振英上台亦無法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馬嶽補充道。

不少政商界人士如今憂心忡忡,擔心被捲入貪瀆漩渦,一名商界人士表示:「許仕仁在官商界縱橫多年,做事一定很乾淨,今趟一定是有內部人士提供材料。除了關於新地的材料,搞不好也有關於其他地產商的。」經此一役,在香港壟斷已久的地產霸權可能會被撕開一個裂口,也許終結地產霸權的號角已被吹響。

張倩燁: 緬甸選舉擧示中國昂山素姬改革路徑突破




昂山素姬當選國會議員,她領導的民盟在補選中大勝,展現她與軍方博弈的智慧,象徵緬甸民主的突破。緬甸的民主改革也啟示中國,最重要的是掌權者的改革決心與善意,幕後默許改革的軍頭丹瑞,被視為鄧小平,而在台前的總統登盛,則為視為趙紫陽。緬甸這半年來的發展令人驚艷,包括部分網站解禁、允許和平示威、釋放政治犯、電視播放昂山素姬競選演說、邀請中國及西方觀察員觀察選舉。

七十六歲的緬甸女人Maung Mya在投下選票後顯得很激動,「每當我提起昂山素姬的名字,都有想哭的衝動」,面對美國記者的採訪時,她這樣表述自己的心情:「能為她的政黨投票的感覺真好——只有昂山素姬夫人能把我們從極度貧困中拯救出來。」

四月一日,對近三千萬擁有選民資格的緬甸人來說,像是一個節日——緬甸舉行議會補選,共有來自十七個政黨的一百五十名候選人以及七名獨立候選人競選三十七個聯邦議會人民院議席、六個民族院議席和兩個省邦議席。尤為特別的是,這是緬甸選民在二十二年裏,第一次有機會投票給昂山素姬,以及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者的政黨全國民主聯盟(民盟)。

乘著由日本進口的二手汽車經過仰光市內稍顯富庶的小區,司機或許會告訴你,住在這裏的有錢人,很多來自中國和印度。緬甸,這個同處亞洲、向中國經濟騰飛投來艷羨目光的鄰國,「這個亞洲最貧困的國家之一、這個軍管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這個文盲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在四月一日這一天,讓中國人扎實地羡慕了一回。

「一人一票,我們什揦時候才能有?」、「物質落後是暫時的,思想貧弱則讓人看不到希望」……在用戶活躍的中國微博平台上,圍觀並轉發著緬甸補選消息的中國網民,留下這樣的感慨。更戲劇的是,就在這個貧窮的鄰國一人一票進行議會補選的當天,中國大陸的幾億網民正在經受一場懲罰:新浪與騰訊兩大微博平台被令暫時關閉評論功能。

如果說言論自由是一個社會健康的前提,那揦緬甸無疑比中國幸運。傳說,在緬甸曾流傳過這樣一個段子:一個緬甸人跑去相鄰的泰國看牙醫,泰國牙醫問這位患者:「你們國家就沒有牙醫嗎?」患者答道:「有的,問題是,在緬甸,張開你的口是不被允許的。」過往緬甸的民主狀況與言論自由從中可見一斑。

但這一切在最近兩年裏改頭換面。就在這次選舉前不久,緬甸主管新聞宣傳的部長覺山表示,緬甸正在修改新聞法,新法將取消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新聞審查制度,保證所有媒體有百分之百的新聞自由,修改後的新聞法有望在年內通過。

在這條新聞下,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律師協會會長韓德雲評論道,制訂和頒布新聞法,雖不代表媒體從此便有了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但至少表明新聞自由已經成為一個社會不可迴避的主流意識。從這點看,沒有新聞法也尚未準備制訂新聞法的中國和緬甸的區別是明顯的。

而一位媒體從業者則表示「羡慕」:「一九八七年我們就有了《新聞法》草案,討論了二十五年,也沒見出台。」

近三十年來,通過改革向民主制度轉型的國家與地區中,俄羅斯與台灣的道路頗受中國觀察者矚目,在民間對「改革」並不信心十足的氣氛裏,有關改革道路的討論也常以這些先例為參照系。在長期關注緬甸的學者與媒體人中間流傳著幾個不同版本的比喻:「蘇聯版」將緬甸總統登盛比作倡導民主化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台灣版」中,前軍頭丹瑞被比作為台灣解嚴的蔣經國,登盛則是「民主之父」李登輝;最貼近中國讀者的,是「大陸版」:丹瑞是緬甸的鄧小平,登盛則是站在台前、主導改革的趙紫陽。

被演繹出的泷多版本的緬甸人事安排,透露了許多中國觀察者的心思:希望從緬甸的改革中尋找可讓中國借鏡的改革經驗,首當其衝的,當是掌權者的改革決心與善意。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緬甸新政府上台一週年,在此前首次接受外國媒體《華盛頓郵報》採訪時,總統登盛明確表示,「我們已經走上了民主的正確道路,只能前進,不能後退。」

儘管總統的回答聽起來決心明確,但在緬甸,仍有相當一部分民泷認為,丹瑞仍對國家施加影響,並且「躲在一個不知哪裏的角落」。長期關注東南亞地區的媒體人、學者尹鴻偉曾撰文稱,丹瑞雖在表面上退出政治舞台,卻一直在幕後通過「國家最高委員會」掌控時局的變化。該委員會成員包括丹瑞、貌埃、登盛等。

丹瑞是幕後推手?

丹瑞被認為是官方主導改革的幕後推手,有幾種解釋:一是認為丹瑞受到中東地區「阿拉伯之春」的擧示,認清改革是天下大勢;二是從他的個人因素分析,丹瑞曾表示,不做國家的罪人、民族的罪人、歷史的罪人;第三種分析則有些超現實,認為丹瑞信奉佛教,對早年的暴力鎮壓心有不安,希望能通過改革求得內心的安寧。

無論出於哪種原因,緬甸的將軍們最終還是脫下了軍服,換上西裝,釋放政治犯、解禁媒體與互聯網、允許流亡人士回國……過去一年多的政策總體上是朝著開放的方向前進的。

在二零一零年的全國多黨制議會選舉中,民盟宣布拒絕政黨登記,抵制大選,因當時的憲法規定與外國人通婚者沒有參選資格,事實上堵住了昂山素姬重返政壇的道路。二零一一年,緬甸修改政黨登記法,為昂山素姬重新具備參選資格鋪平道路,用總統登盛的話來說,「這是我們的計劃」。

對緬甸現政府來說,這是一場計劃好的選舉;對昂山素姬來說,這是一次可以預見的勝利。在共計十五年的漫長軟禁期間,昂山素姬與她領導的民盟,經歷了苦難中的成長。許多受訪的民盟成員認為,無論是昂山素姬個人,還是民盟,都在現實的政治遊戲中學會了妥協,「如果對抗,什揦都無法達成」。

在接受國際媒體採訪時,面對有關「政府主導的改革是具有誠意還是在演戲」這樣的問題,昂山素姬多次公開表示,相信登盛總統的改革誠意,並且不認為丹瑞仍在實際掌權,這對消除國內外對緬甸改革道路上的憂慮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與二零一零年抵制大選的行動相比,兩年後的昂山素姬面對選舉的態度,更加「有理,有利,有節」。在選前最後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昂山素姬向媒體表示,這並不是一次自由、公平的選舉:民盟的一位候選人曾遭遇人身攻擊、已故者出現在選民名單中、候選人遭到威脅、選舉材料被破壞、政府官員慫恿違規行為等。

但她仍然決定將參選進行到底,「這是因為我們認為這是人民想要我們做的事」,她認為參選能夠提高緬甸民泷的民主意識,讓更多的人參與到政治變革中來,「我們將緬甸人民不斷增長的政治意識看做我們最大的成就」。

在緬甸,昂山素姬被支持她的國民稱為「女兒」和「母親」,這位年近六十七歲的「亞洲最美麗的女人」在中國也贏得了讚譽,一位社會公益工作者甚至公開表示,若有來世,願娶昂山素姬為妻。

在中國民主人士向昂山素姬的集體禮讚中,一位普通網民感性地評價道:「更該致敬的是那些推動改革和力挺昂山素姬的民泷。昂山素姬將是美麗的花朵,而他們則是看不到的根。」

在幾個月前的採訪中,許多仰光居民對亞洲週刊表示,他們對昂山素姬重新步入政壇感到興奮,但同時也擔憂歷史會重演,國內複雜的民族矛盾未必能徹底和解,以及中國對緬甸民主進程會有微妙影響。

前往緬甸採訪此次大選的上海《東方早報》記者石毅在微博中寫道:「沒有一個緬甸人敢說現在緬甸就真的走向開放了,體會過黑暗的人才知道黎明不易,轉瞬即逝。」

在緬甸這樣一個居民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甚至大學曾被粗暴關閉、教育一度中斷的國家,很難想像在面對政府與民主力量之間的博弈時,民泷會有如此冷靜的分析與判斷。

上網自由勝中國

與典型獨裁國家對民泷實行資訊封鎖不同的是,在仰光,普通居民的家中可以收看日本NHK、半島電視、CNN、鳳凰衛視以及一些泰國電視頻道。與中國相比,緬甸的網絡速度很慢,但自從開放國外網站後,《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國外新聞網站以及Facebook等社交網站都可以自由登錄,資訊的到達程度是中國大陸現階段無法企及的。在緬甸採訪時,偶爾會聽到居民談論電視中看到的北韓、埃及或利比亞新聞。若二零一一年的「阿拉伯之春」真正促使緬甸當局反思國家前途,那揦這些被中國一些官員視為「敵對勢力」、「境外反動媒體」的新聞頻道和網站,則在緬甸變革中扮演了重要的擧蒙角色。

從歷史視角來看,緬甸也不是一個從來沒有與民主制度親密接觸過的國家。一位華裔緬籍商人告訴亞洲週刊,在一九六二年軍政府掌權之前,緬甸是曾經實行過民主制度的,也就是說,在並不算太遠的政治記憶中,緬甸人還沒有忘記選票的力量。

緬甸民眾民主信仰堅定

更令人感動的是緬甸民泷對民主抱持的堅定信仰。儘管此次補選只產生四十五個議席,還不到全部六百四十四個議席的十分之一,在議會中發揮的力量有限,選民們還是做出了努力:出現在投票站。

緬甸改革的動力同時來自外部的壓力。此次議會補選,緬甸官方邀請了來自包括中國與歐盟、美國等國家和國際組織在內的一百五十九名觀察員監督選舉,並在選前向外國記者發放採訪簽證,歡迎「境外勢力」。總統登盛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多次提到「制裁」(sanction)這一辭彙:「制裁劍指我們的政府,但實際上,它傷害了我們的人民的利益」、「美國與歐盟仍對我們國家進行經濟制裁,到現在已近二十年,我希望看到他們能夠放寬,並最終取消制裁」、「如果你願意看到我們國家民主繁榮,你應該採取必要行動,通過放寬施加在緬甸的制裁來鼓勵民主」。

選舉結束後不久,民盟就宣布,昂山素姬已經勝利當選,民盟也贏得多個議席。四月三日,東盟首先發出回應,呼籲「國際社會放寬對緬甸的經濟制裁,以利於緬甸人民能夠享受實現追求和平、民族和解、民主與國家發展的更好機會」。緬甸議會補選的成果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初步認可。

緬甸大選當天,正在翻譯昂山素姬著作的知名媒體人閭丘露薇在微博上說:「要向緬甸人們致敬,四十年代反殖,八十年代民主運動,都是從大學生開始。」

一九八八年發生在緬甸的那一場流血的革命雖然最終失敗,卻在幾代人心中種下了反抗的火種,並成就了昂山素姬的民族母親地位。如今,重返民主的緬甸人也沒有忘記鄰國中國。

「我知道一九八九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事情」,在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年逾七旬的民盟行政官員U HLA MIN說,「天安門」三個字的發音格外認真緩慢。U HLA MIN曾在緬甸的民主抗爭中入獄多年,當被問到對中國的民主進程的看法時,身為全國最有影響力的反對黨一員的他反問記者:中國有可能在一黨制的前提下走上民主道路嗎?

中國政治改革不如緬甸

在經歷了二十幾年的漫長歲月後,中國與緬甸又一次在平行的時空裏相遇。三月,中國再次熱議「改革」話題。

三月十四日,在任期內最後一次全國「兩會」新聞發布會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神情莊重地面對全球媒體說道:「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主要是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在溫家寶發表這段講話前幾個小時,人大剛剛通過了包括備受爭議的「七十三條」在內的刑訴法修正案。

對此,中國資深媒體人、《南方都市報》與《新京報》的創辦者程益中認為,改革雖然很需要人民的覺醒,但不能以人民的不覺醒為理由拖延甚至阻撓改革,而應該因此強調改革的刻不容緩,增強改革的緊迫感。這當中最重要,也應最優先解決的事項是,真正落實和捍衛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這是求解中國問題的頭把鑰匙。事實上,人民的覺醒從來就不是難事,只要當局願意並且不壓制。

而中國著名法學家、前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于浩成則更為直接了當地表示,溫家寶應向緬甸總統登盛學習,「言行一致,說到做到」。

與北京遙相呼應的是,就在同一天,緬甸官方媒體破天荒播出了反對派昂山素姬的競選演說視頻,隨後,這段視頻在YOUTUBE上迅速流傳。在競選視頻中,昂山素姬一如既往地用她寧靜的語氣傳遞著這樣的資訊:要求修改憲法,取消軍方自動獲得議會四分之一議席的制度;全面允許新聞自由;要改變壓制人民的法律,令國家變得更民主。

龍克廉: 昂山素姬大勝緬甸軍方緊繃 

緬甸政府希望利用昂山素姬進入國會,對西方國家施加解除制裁的壓力;而昂山素姬的目標放在二零一五年大選。緬甸軍方真正「頭腦」丹瑞幕後操縱,如有差錯,登盛將一個被犧牲。

緬甸「民主象徵」昂山素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民盟)」在四月一日舉行的議會補選中大獲全勝,緬甸選舉委員會三日晚間通過國家電視台與電台宣布,民盟共贏得四十三席,分別是「人民院(下議院)」三十七席、「民族院(上議院)」四席,以及省邦議會兩席。

民盟此次共推出四十四名參選人,昂山素姬本人在仰光考木區以百分之八十五的高票擊退兩名對手。民盟唯一失利的選區是北部撣邦臘戌選區。

這次投票之前,沒有人懷疑民盟可以勝選,只不過大多數的分析,都認為民盟可以贏得三十到三十五席之間,沒料到最後是幾乎全上。

根據緬甸聯邦選舉委員會的資料,這次共有十七個政黨的一百五十名候選人,以及七名獨立候選人參加補選。其中,執政的聯邦團結發展黨角逐所有四十五個席次,民盟原先亦推出四十五位候選人,但其中一名選前被判資格不符。

換句話說,聯邦團結發展黨此次是全軍覆沒,特別是首都內比都,基本上都是政府公務員,結果四席均被民盟奪去。這個超乎意料的好成績,已經給緬甸未來幾年的政治發展,帶來弔詭的變數。

通過這次補選,民盟取得國會大約百分之六的席次,雖然比例很小,不可能對國會議事產生有力的影響,但是它的勝利卻有很高的象徵意義,也是一個重要里程碑。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住在仰光的分析家表示,民盟大勝,勢必會引起軍方緊張,「所以『民盟』要特別謹慎,逼到牆角的軍方,會做出什麼事,誰都不知道」。

一九九零年的那次大選,大家記憶猶新。當時緬甸軍政府以為勝券在握,哪裏曉得投票結果卻是民盟席捲了國會四百九十二席裏的三百九十二席。軍政府悍然不交出政權,反而多次長期軟禁昂山素姬,總計二十二年間,昂山素姬前後遭軟禁近十五年,成為全球最知名的民主鬥士。

這次的國會補選當然無法跟大選相比擬。但是下次大選距今也僅只三年而已,按照民盟這次所顯出來的氣勢,很可能複製甚至超過一九九零年的成績,到時就將變天。

但是,現在隱身緬甸政壇背後的軍方,會允許這樣的事發生嗎?

緬甸是否真的有誠意走向民主,恐怕不能單單從它舉行這次補選的舉動來看,而是要檢視它為什麼要舉行這次補選?以及在之前的所有安排。

首先,緬甸如果真心走向民主,最好的表達誠意機會,其實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的那次大選。就緬甸而言,那是一次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大選,因為自始統治緬甸長達五十餘年的軍政府就結束而由文人政府接手。

但是在那個大選之前,當時的軍政府作足了所有的防範動作,譬如在選舉法中訂下政黨必須開革有刑案紀錄黨員的「昂山素姬條款」。民盟在拒絕開革黨魁的情況下,因無法重新登記而喪失政黨資格,更遑論參選。

那次大選,軍政府的卵翼、領導層都是軍人換穿西裝者的聯邦團結發展黨大獲全勝,再加上軍方的百分之二十五保障名額,一舉囊括了國會中百分之八十四的席次。

當時軍政府最高領導人丹瑞大將的心腹、曾任總理的登盛也「奉命」脫下軍服,搖身一變為總統,組成了以前軍政府要員為班底的文人政府。

政府成民主急先鋒?

這個政府,去年三月上任之後,突然像川劇變臉絕活一樣,一夕之間變成了民主急先鋒,拋出一個接一個讓人目不暇給的改革措施,還劍及履及立刻修改了「昂山素姬條款」,讓素姬及民盟當場敗部復活,可以參加國會補選。

那麼,軍政府前年為什麼想方設法阻止素姬及其政黨參選?

因為,如果當時讓素姬參選,軍政府很可能會像一九九零年那次潰不成軍。

那麼,現在的文人政府為什麼又想方設法地讓素姬參選?

因為,軍政府所安排的政府、國會都已到位,甚至首都都已遷到戰略地位遠優於仰光的內比都,而這次所釋出的席位不過四十八席,還佔不到國會席次總數的百分之七,就算是全部被民盟拿去,也不會造成任何有意義的威脅。

事實上,緬甸政府並不在意民盟可以奪下多少席,他們只要確保昂山素姬勝選,就達到目的了。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最具指標意義的昂山素姬進入國會,甚至進入政府,然後轉而對西方國家施加解除制裁的壓力。就這層意義來說,他們實際上是在利用甚至企圖收編昂山素姬。

昂山素姬當然不會不清楚其中的奧妙。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經過被排擠在政治之外整整二十四年,她顯然明白如果再不參與,恐怕就永遠再沒機會,而且,她的目標是放在二零一五年的大選。

因此,緬甸政府的目標是在眼前,昂山素姬的目標是在未來,這個差異,讓雙方有機會同台演出。

登盛去年八月十九日破天荒以總統身份在內比都與昂山素姬會面,會場還刻意布置懸掛素姬父親、緬甸獨立英雄昂山將軍的畫像,極盡討好之能事。雖然至今為止,兩人對究竟談了什麼事,一直諱莫如深。登盛究竟是作了承諾?還是對昂山素姬提出警訊?

總之,這個會面對昂山素姬改變一向強硬的態度,絕對有直接的關係。登盛的首席政治顧問柯柯良事後就說,登盛與昂山素姬的會面,對國家未來走向及和解,具有非常重要的指標意義,朝野各派都要攜手合作,共創未來。因此據之推論登盛是對昂山素姬提出了一個她「無法拒絕的建議」,應該合乎邏輯。

昂山不會被收編入閣

但是素姬獲選後也應該不會接受收編入閣。這點,她在選前已經表明立場,「我不會放棄經過努力才獲得的國會席位」。對素姬而言,這當然也是唯一可選擇的路,否則她先前的堅持,都會化為烏有,在廣大緬甸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會大幅滑落。

昂山素姬顯然會努力於帶領民盟像一九九零年那樣,希望在二零一五年贏得大選,甚至贏得政權。只不過,軍方會這樣就放手嗎?

一九九零年時,軍方也以為勝券在握,結果大輸。輸了之後悍然不交出政權,反而前後將素姬軟禁達十五年之久。

歷史可能重演嗎?這點,連素姬本人都沒把握。不久之前,她才公開表示,「現在很多人認為緬甸走向民主後就不可能逆轉,其實不是這樣的」。昂山素姬的這個顧慮,也具體呈現在她的勝選演講中,她呼籲支持者不要有傷害對手的行動或言論,以免不必要地激怒對方。

現在大家都驚艷於緬甸的「突變」,但很少有人去深入發掘為何一個幾十年來專制獨裁的政權,會在一夕之間「立地成佛」。

換句話說,在外部壓力並未增強,內部相對穩定,本身力量又最強大的時刻,為什麼他突然「讓步」了?為什麼明明只是脫下軍裝而換穿西裝,卻突然連腦袋都換了?

這不奇怪嗎?這不正是大家都感到驚艷、驚訝的原因嗎?現在大家看到的是緬甸的「變」,卻忽略了它實際上還有些「不變」。

舉例而言,這次緬甸為了要宣傳國會補選的這場大戲。破天荒邀請國際觀察員,也破天荒讓國際媒體申請採訪,但是台北《中國時報》駐東南亞特派員梁東屏跟所有其他記者一樣,通過同樣的手續、管道在緬甸駐泰國大使館申請簽證,最終卻未獲得發給。

梁東屏說,「我好幾個星期前就送出申請,結果後來所知道的同業都拿到了,一直到上月三十日,終於被告知沒希望」。梁東屏表示,大使館方面並未說明原因,只是告知內比都方面已經截止作業。

梁東屏曾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以遊客身份進入當時不准媒體入境的緬甸,採訪後來遭血腥鎮壓的「袈裟革命」,他當時以「陳鎮功」的化名報道,也是那段期間中在仰光的唯一華文記者。

台灣記者被拒簽證

但從那次以後,他就再也進不了緬甸了。他說,「我不能猜測是否有黑名單,但是每次遞件申請簽證,他們連收都不收,直接退回。這次收了,我也以為沒問題,因為他們(緬甸)要宣傳嘛,但還是沒拿到」。

另外,位於曼谷、公信力很高的「亞洲自由選舉網路」負責人頌斯利帶著兩名選舉監察專家,大概在三個星期前進入緬甸,結果在選舉前幾天形跡敗露,在下榻旅館裏被盤問了一個多小時,然後由緬方移民局官員直接押到機場驅逐出境。

實際上,緬甸的這次補選,除了是「作球」讓昂山素姬上台配合演出之外,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要測試民盟的實力。

如今民盟不但秋風掃落葉,連原本以為固若金湯的內比都都失守,能不讓仍然牢牢掌握緬甸大權的軍方膽戰心驚嗎?仰光方面的評論家就指出,這次的投票當然是聯邦團結發展黨的一大挫敗,這個結果,很容易導致民主力量和軍方掌控力量的衝突。

以民盟在國會所掌握的席次,所能發揮的力量微乎其微。對於昂山素姬口口聲聲要修改規定軍方在國會佔有百分之二十五保障名額的條款,軍方也大可高枕無憂。

然而,即將來臨的二零一五年大選,卻不是他們可以掉以輕心的事。他們顯然不會讓舊事重演。

更讓人忐忑不安的是,緬甸軍方真正的「頭腦」、前最高領導人丹瑞大將,自從二零一一年四月間「被傳退休」之後就人間蒸發,不知所終。

丹瑞真正退休,不管事了嗎?其實在最近整個緬甸「民主化」的過程裏,丹瑞完全無聲無息,才更啟人疑竇。一位住在仰光的緬甸評論員就表示,「到時萬一有什麼差錯,登盛將會是第一個被犧牲掉的人」。


邱立本: 政治灰姑娘華麗轉身

昂山素姬的政治灰姑娘角色,演出了民主的華麗轉身。她的玻璃鞋子閃閃發光,吸引千萬民心。

緬甸是這麼遠,那麼近。這個人口六千萬的國家的一場選舉,卻在中國民間掀起了一陣風潮,從微博到網站,都有停不了的報道與聯想。緬甸可以,為何中國不可以?成為不斷被提出來的問題。

這也因為緬甸正從專制走向開放與民主。曾經淪為階下囚的昂山素姬,如今登上了國會的殿堂,接受萬民的歡呼,舉世歡騰。這代表了一個勝利的轉型,一個路徑的突破,一個最新的灰姑娘的故事。

對,已經六十七歲的昂山素姬,卻是殘酷政治叢林中的灰姑娘。她不是被深情的王子所追求,而是被熱情的群眾所擁戴。她在厄運中所遺留下來的玻璃鞋子,就是那雙踩著民主道路的鞋子,千迴百轉,尋尋覓覓,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終於引領全國人民走向理想的國度。

而關鍵是博弈的智慧。昂山素姬在軟禁的歲月中,不改其志,也不放棄與軍頭接觸與和解的機會。她知道民間在壓抑中所積累的巨大能量,如細水長流,如那彎彎的河流,看似已經平靜,卻是暗流洶湧,她只是不斷在築起那感情的堤壩,收放自如,在適當的時機,就可以讓民主的洪流迸發,沖走那些專制的束縛。

緬甸的改革路徑,其實在於和風細雨的探索,而不是零和模式的你死我活。昂山素姬自己受苦多年,但她沒有在歷史轉彎的時刻,蛻變為一位復仇女神,要追償政治的血債。恰恰相反,她呼籲支持者向前看,要為大局著想,不要陷入冤冤相報的深淵中,而是要馳騁在希望的草原上,策馬揚鞭,邁向民主自由、繁榮昌盛的雙贏局面。

這也為中國的改革道路樹立了好榜樣,不要陷進了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格局中,而是要將路線的矛盾與利益的衝突,放進一個新的制度的建設中,用訴諸公意的方式,凝聚民間的力量,達到社會的和諧與國家的統一。

事實上,中國近年都一直期望用一種「協商的民主」,來代替生硬式的多數決。這也許是儒家式的「圓融」,而不是古希臘式的民主。日本政治所重視的「共識」,也源於此圓融之道,要在內部的協商妥協中,將矛盾化解於無形,而不是各走極端,將彼此的裂痕,變成了難以撫平的傷痕。

因而緬甸的民主進程,就不僅是選舉的勝利,而是政治智慧的勝利。昂山素姬的政治灰姑娘角色,演出了民主的華麗轉身。她的玻璃鞋子,雖然丟在政治的曠野已久,但卻依然閃閃發光,吸引了千萬民心。民主不是神話,而是美麗魅力的較量。進入了老年的昂山素姬,卻開啟了青春的理想之門,也釋放了民主盒子的無數精靈,讓千千萬萬的昂山素姬,擁抱緬甸最新的夢境。

緬甸的今天可以,中國的明天也一定可以。中國千千萬萬的昂山素姬就在微博和互聯網上。現代的通訊工具成為中國夢想的載體,有夢最美,希望相隨。緬甸的民主勝利,也是中國最新的啟示錄。

林沛理:民主的最大敵人



民智是實踐民主的基本條件,製造集體愚蠢的人,才是民主真正的和最大的敵人。

在香港,談民主的人多,談民智的人少,談民主與民智關係的人更少。這個現象反映了某些人不是頭腦簡單,就是居心叵測。

即使你相信民主是普世價值,甚至是放在任何社會都可以造福人民的所謂「universal good」,也不得不承認「有效、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functioning democracy)不可能出現於一個充斥著集體愚昧與無知的社會。這其實是常識:你賦予人民當家作主和選賢與能的權利,便要盡其所能,確保他們有能力根據事實,並充分考慮自身和社會的整體利益,繼而作出明智的選擇;否則你就是把一枝裝上子彈的手槍給小孩子把玩。的確,在民主制度表面上最成熟的美國,每年大大小小的選舉之中,也經常出現違反選民自身利益的投票行為(voting against their self-interest)。

這是香港民主發展最大的絆腳石。常言道,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但在亞洲四小龍之中,香港對教育的關注最少。教育比民主重要,因為教育是民主的基礎。如果我們真的要上街,首先要爭取的應該是教育改革;其次是抗議傳媒對香港人填鴨式灌輸愚蠢和洗腦。香港人在爭取民主的同時不可捨本逐末、倒果為因;但令人感慨的是今日在香港,走上街頭以一種指定方式爭取民主,已經成為一條不是對就是錯的「是非題」,而非容許你運用獨立思考和判斷的「選擇題」。說教育比民主重要,更會被標籤為一種保守、甚至反動的「政治不正確」。傳媒和政客只談民主不談教育,因為在他們的想像裏,民主是一齣善惡分明、正邪對決的通俗劇,人人都喜歡看;而教育卻是一篇枯燥乏味的學術論文。

在這個意義上,一方面不遺餘力地鼓吹和爭取民主,另一方面又無所不用其極地蒙蔽群眾和製造集體愚蠢的人,才是民主真正的和最大的敵人。他們將整個社會帶往「笨下去」(dumbed-down)的方向發展,逐步削弱它實踐有效民主的基本條件,最終使它淪為一個不合格的民主社會(unfit for democracy)。這是從內部打擊民主的發展和進程,對民主所造成的傷害絕不下於明目張膽的外部打壓。

美國是「民主內傷」的顯例。長久以來,在沒完沒了的意識形態紛爭,以及政黨、財團、利益團體與媒體無孔不入的操縱下,很多美國人喪失了分辨謊言與真相的判斷力。他們會相信,前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是「九一一」襲擊的策劃人。總統奧巴馬動用數以百億美元的納稅人金錢拯救瀕臨破產的銀行,但對在投資、退休金和房地產市場上損失逾十二萬億的老百姓卻見死不救。這樣一個劫貧濟富的總統,在傳媒和政敵的口中竟成了社會主義者,更匪夷所思的是,不少美國人竟然對此深信不疑。

凡此種種,顯示廣泛而深刻的無知與群眾愚昧已經在美國社會落地生根。美國作家和前桂冠詩人西米克(Charles Simic)是其中一個對此深感憂慮的有心人,早前更在《紐約書評》的網頁,以《無知的年代》(The Age of Ignorance)為題,撰文哀悼美國人的民智每下愈況,並指出由於無知的人永遠比有見識的人容易宰割,愚弄和瞞騙民眾已經成為美國所餘無幾的其中一項本土工業。

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胡克(Sidney Hook)認為,愚昧可以是一股至為重要的歷史力量(Stupidity is sometimes the greatest of historical forces)。特首選舉期間,三個參選人之中有兩個不斷被妖魔化,抹黑、栽贓、誹謗、人身攻擊和人格謀殺的事件不斷發生,傳媒和政客不但沒有幫助大眾明是非、辨真偽和分對錯,反而往往是這些妖魔化、抹黑、栽贓、誹謗、人身攻擊和人格謀殺的始作俑者,或至少是同謀。面對赤裸裸、來自四面八方的操縱和支配,很多香港人都似乎沒有抵抗力,而只會隨著愚民的指揮棒起舞。再這樣發展下去,愚昧遲早會成為香港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

可是,我們也不必過於悲觀。民主跟上帝一樣,給予人類行使他們自由意志的權利;而只要讓我們選擇,我們就有機會選擇錯誤。關鍵是選民能否從他們的錯誤中汲取正確的教訓,在下一次選舉中以投票的方式向壞領袖或其代表的政黨說:「滾蛋,你違反了與我們簽訂的社會契約!」從這個角度看,民主制度的最大優越性在於它有一個內置的自動調節機制,讓選民在反複試驗和不斷摸索之中糾正自己的錯誤。正因為這個原因,民主的素質跟選民的素質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優質民主,只會產生於一個選民能夠從錯誤中汲取教訓的學習型社會。


林沛理,牛津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及藝術評論小組主席。著有《破謬.思維》、《英文玩家》及《玩起中文》,最新的一本書是《反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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