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崇倫: 改革緬甸 添盛難為

國際媒體過去談緬甸，總是強調翁山蘇姬，此刻她已經補選勝利，未來真正關鍵的人物是總統添盛。

添盛所要面對的是多方的挑戰，有國際的，也有國內的，但是添盛最大的盟友，也就是他的政敵翁山蘇姬，國際媒體開始察覺兩人的互動，提到改革，往往「夫人與總統」（Lady and the President）並稱。

做為反對黨領袖，翁山一定會推動添盛進一步改革，甚至把添盛所領導的政府視為改革的障礙，就像翁山蘇姬的全國民主聯盟指責，政府選前不擇手段一樣。但同時，添盛深知一旦開始，改革的過程必然持續，但他出身前統治階層，有自身的局限，翁山當選議員後，她就有資格出任官員，添盛想把她拉到政府中來，做為改革的後盾，目前據說空出的是健康部長與教育部長，但是也傳會替她特設位置，譬如國際援助協調部部長。

添盛改革的首要挑戰，就是軍方的特殊利益；三月一日，緬甸總統添盛在就職周年國會致詞時，劈頭就稱呼緬甸人民「國家的父母」，別的地方的人不以為意，但是過去廿幾年來，軍事執政團向來訓令人民：「軍隊是國家的父母」，這是多大的改變。雖然軍隊去年交出政權，但是仍然掌握著憲法，新上任的三軍總司令敏昂日前誓言，捍衛憲法是軍隊主要的責任，而憲法保障軍人在國會有四分之一的名額，修憲又需要四分之三的多數，換句話說，沒有軍人的同意，修憲是沒有辦法進行的，美其名在國會中為國家利益而執行國家政治任務的，事實上，最反對改革的特殊利益其實是軍隊。

翁山蘇姬對此大加抨擊，分配席次給軍方代表，基本上是不民主的，翁山要求修憲，但這馬上就碰觸到緬甸政治改革中最敏感的部分，除了軍隊的特殊利益，還有過去老軍頭對少數民族、民主人權分子、佛教僧侶的迫害追究問題，在所有民主轉型國家，這都是改革的核心。

另一個重大決定是國際路線，緬甸在軍事獨裁期間，西方經濟制裁，只好轉向中國求援，但是添盛走的是另外一個可能，他與翁山修好，恢復民主選舉，目的在爭取西方國家好感，如果這次補選順利，大部分國家會解除經濟封鎖，緬甸的發展就可以找到另一條出路，不必只依賴中國的投資。

停建中方投資的密松水壩，是添盛的大膽政治賭博，除了這象徵了緬甸從親中轉向西方，對內也照顧到克欽族對中央的不滿矛盾。密松意味江河合流處，恩梅開江與邁立開江在此匯流成為伊洛瓦底江，而伊洛瓦底江從此處開始向南貫穿緬甸全境，是緬甸的母河。蓋了水壩，會將克欽族的發源地「密松」永遠沉入水下。

克欽族人認為，這關乎克欽族的「祖靈」能否存續，密松水壩是由主宰中央政府的緬族主導，未考慮到克欽族利益，若工程繼續，將激化兩個民族間的矛盾，緬族人也不願如此。但是添盛不會完全切斷與中國的關係，目前對中國非常重要的天然氣管與油管的興建仍在進行中，甚至其他伊洛瓦底江水壩計畫，以及連接雲南的鐵路興建都還在繼續。最後許多人懷疑添盛是不是最後做得了主？畢竟他是由現在已經退休的丹瑞大將欽點，最後是不是丹瑞的傀儡？

添盛曾經擔任過軍事執政團第一秘書，官至中將，清剿過少數民族，在袈裟革命時，添盛是代總理，他也同意當時執政團所做的鎮壓決定，但是外界並沒有把責任歸在他的身上，他被認為是有佛教的慈悲心，家庭成員更沒有一個是貪汙奢華的，比起其他將領，他是出類拔萃的。

添盛雖然出身行伍，但非常懂得權謀，他晉升中將時，夾在丹瑞大將與當時軍情局局長欽鈕權力鬥爭之間，雖然最後支持丹瑞參與調查欽鈕貪汙，將其下獄，但是今年一月，卻特赦欽鈕，目的在要他幫忙地方少數民族談判，但也可能是用來對抗已經退休的丹瑞，因為欽鈕手中據說有高級將領所有貪汙的證據文件。

事實上，當時軍人交出政權時，添盛不是唯一的總統人選，現任下議院議長杜雅瑞曼（Shwe Mann）一直在與他競爭，而且，他還有點看不起添盛，在過去軍事執政團中，杜雅瑞曼雖然比添盛小兩歲，但卻受到前軍事執政團首腦丹瑞的器重，在執政團中排名第三，添盛當時才排名第六，最後考慮國際知名度，以及清廉度，丹瑞擇定讓添盛出線。

現在杜雅瑞曼要與他競爭改革旗手的地位，最近在公務人員加薪法案中，瑞曼就公開批評添盛的改革步伐太過緩慢，而且瑞曼頻繁的接受外國媒體的訪問，一年之間已經出國訪問三次，都是在增加他的曝光度。

緬甸真正的全面民主化，會是在二○一五年，屆時國會重新改選，環顧緬甸，就是翁山蘇姬與杜雅瑞曼兩個人的競爭，而總統添盛那時已經功成身退，歷史也許不會記載他的貢獻，但是沒有人會忽略他的關鍵作用。

信報社評：歐羅區衰退臨頭 救債形勢亮紅燈

歐羅區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三月份終值跌落至四十七點七，較二月份四十九點進一步下挫，為三個月來最低，反映區內經濟擴張乏力，繼上季 GDP萎縮百分之零點三後，今年首季將持續收縮，連續兩季負增長，意味經濟將墮入衰退，不僅令經濟復蘇期望洩氣，也使救援歐債危機的形勢變化亮起紅燈。

由於歐羅區核心經濟體德法兩國製造業明顯萎縮，德國PMI從二月份五十點擴縮分水線邊緣，急墮至三月份四十八點四，其中新訂單分項跌勢尤其凌厲；法國亦一樣，指數下跌至四十六點七，形勢相當不妙。

除德法兩國外，意大利製造業也連續八個月萎縮，三月PMI跌至四十七點九，西班牙情況更糟，三月PMI挫落至四十四點五。可以看到，歐羅區核心四國製造業悉數處於艱困之中，經濟擴張動力疲弱，失業嚴重，令歐羅區復蘇前景蒙上巨大陰影。

可以說，歐洲債務危機曠日持久，由此引發經濟的不確定性，令歐羅區經濟復蘇過程更添波折。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經濟更低沉難振，葡萄牙中央銀行上周便把今 年經濟增長預期，由先前減縮百分之三點一，加大下調至萎縮百分之三點四，主因是私人消費開支減少，在在反映了國家實施財政緊縮，使內部需求持續下降的困 局，發展形勢十分凶險。

在三月製造業PMI公布前，歐羅區經濟已露出下行加劇之勢。歐盟執委會日前對歐羅區十七國企業主管和消費者的調查，結果顯示，三月份經濟信心指數跌至九十四點，是過去三個月來首次滑落。

如今三月製造業和服務業景氣同告萎縮，而且指數滑落幅度俱為三個月來之最，顯示經濟將陷入衰退。因此，即使日前歐羅區財長會議同意，築高金融「防火牆」，把 防範歐債危機風險外溢的救援基金擴容，併合歐洲穩定機制（ESM）和歐洲金融穩定工具（EFSF）資金規模至約八千億歐羅，不過，一旦意大利和西班牙出現 問題，需向歐洲央行和國基會求助，這個規模能否應付也成疑問。

上周，西班牙政府在國內示威浪潮中，削減預算逾二百七十億歐羅，包括凍結公務員薪金和砍削公共支出。然而，緊縮政策每加緊一分，內部需求也更為緊絀，經濟增長難免進一步受挫，形成惡性循環。

很清楚看到，如今歐羅區經濟復蘇乏力，已令歐債危機復現的陰霾浮現，市場信心再受考驗。

近期西班牙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回升，反映投資者對該國的債務風險預期不斷升溫。如今西班牙債務／GDP比率近百分之六十九，私人債務比例為公債四倍，反映政府很難從國內的儲蓄融資，須靠向外舉債，一旦國債收益率飆升，引爆債務危機的壓力即相應加劇。

據經合組織上周對歐羅區今年經濟景氣評估，預期可實現零點二個百分點正增長，較今年二月歐盟委員會所估計萎縮百分之零點三稍佳，但照目前製造業和服務業景氣指標持續滑落的形勢看，短期實在無法樂觀。

歐羅區經濟惡化的風險來源，主要反映在國家的公共債務和財政赤字，發展至今已到了不可持續地步；財政緊縮和銀行業去槓桿化措施，使消費和投資市場萎縮壓力有增無減。

去年十月底，歐洲央行第二輪壓力測試結果顯示，歐洲銀行資本金缺口逾一千億歐羅，基於負債沉重國家的銀行皆持有大量該國主權債券，一旦債務危機爆發勢必同時 引發銀行系統性風險，令擴容後的救援基金疲於奔命。如今在歐羅區經濟將掉落衰退泥潭的憂慮下，歐債危機重來的陰影若隱若現，並考驗市場對擴容救援基金的信心。

古德明: 將近、沿着

問：查《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 towards是「接近，將近（某一時間）」。假如要說「接近某個數字」，可不可以用 towards，例如 Towards a thousand people attended the seminar on poverty yesterday（昨天的貧窮研討會，有將近一千人出席）﹖

答： Towards除了可說接近某個時間，也可說接近某個年齡、數字等，例如：（ 1） It became cold towards evening（將近黃昏的時候，天氣轉冷）。（ 2） I am getting on towards sixty（我將近六十歲了）。至於說「接近某個數字」的例子，英文詞典巨擘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也有記錄： There are towards six hundred persons（有將近六百人）。

問：要說「沿着」， up和 down是不是通用的？改說 along可不可以？

答：沿着一條河、一條街等走，英文可說 to walk along（或 up/ down） a river/ road，意思沒有分別。

但是，說通往市中心的路，沿路朝市中心方向走，叫 to go up the road；沿路背市中心方向走，叫 to go down the road。 To go along the road則不表示方向。

值得附帶一談的，是上首都或其他主要城市，一般會用 up字，不用 down；此外，北行會用 up字，南行會用 down字。例如英國人去倫敦，會說 to go up to London；香港人去上海或新加坡，則說 to go up to Shanghai或 to go down to Singapore。

逸梵: 西環價值降臨──第三種忠誠

中環價值是時候告別它最風光的年代。曾幾何時，商人治港，成為了回歸以來無可爭議的事實，中環的領袖們被仰望為神明。對一般人來說，問題是如何攀上那條艱苦的天梯，晉身中環精英的行列。當民間社會以地產霸權為對象展開攻勢，它仍然屹立不倒，同時更出現了不少中環價值的擁護者，高呼努力工作、能者居之等口號，賣力地保護他們的核心價值──也就是新裝獅子山精神。對他們來說，中環就是香港的中心，經濟上如是，政治上如是。直至一場選舉鬧劇，西環正式粉墨登場，重新定義遊戲規則，毫不掩飾地宣告 who's the real boss的事實，實在叫中環價值的守護者情何以堪。

商家在「保持繁榮穩定」的旗幟下主導香港政局，素來好比香港社會的集體回憶。特首選舉到尾段，由地產商力撐的唐英年，雖選情看來氣數已盡，但當李嘉誠明言續撐時，網上還是出現了一番有趣的現象：「誠哥幾時有錯過架？走着瞧吧！」代表了對誠哥一絲難以言喻的信念─至少會流選吧？最後唐英年不單止輸了，其陣營最後一搏的流選計劃也完全不奏效。

還有一宗不直接有關的賣地新聞：早前中資擊敗本地發展商投得地皮──中國海外以香港仔新高平均呎價一萬一千元投得鴨脷洲地皮，以及雅居樂高層以新界區地價新高投得西貢碧沙灣住宅地。看來中環政經地位所遭受到的打擊只會越見頻繁。

選前有學生會會長決定豪花近四十萬元登廣告，其中明言要求「中央關注事件」，選後新候任特首第一天即到西環中聯辦「謝票」，再加上選戰期間各式各樣傳媒露骨的歸邊行徑，都宣告了西環價值的正式來臨。或者這早在二○一○年林瑞麟局長公開斥責公民黨不識事務，不懂「良禽擇木而棲這一簡單道理」時已說了出口。

如果中環價值的基礎是公平競爭，給社會向上流的機會──即是所謂的精英制（ meritocracy），那麼西環在香港的政治事務上粉墨登場的結果，肯定是確立前者的反面──講求政治忠誠的酬庸政治（ political patronage）。

但其實日光之下豈有新事，更何況效忠對象根本為同一政權，要在這種格局下扶搖直上，還是離不開劉賓雁在八五年出版的《第二種忠誠》裏所狠批的模式，這天重讀起來別有一番體會。除了第一種「老實聽話、從無異議」的忠誠，那變種生長的「第三種忠誠」開始顯得更普遍：「只要是上級的旨意，明知錯誤而有害，也認真執行，甚至還要做過頭，以博得上級賞識；遇到重大是非爭議，分外謙虛謹慎，不置可否，明哲保身，把責任上交或下放；善觀風向，順風轉舵，隨時可以反戈一擊，另換效忠的物件。這種忠誠嬌嫩欲滴，嫵媚誘人，可愛度又勝過第一種忠誠一籌，只不過它結出來的果子卻是苦澀的，甚至有毒」。

對照當下的政治人物，只能嘆息香港是真的徹底地回歸了。當這種毒果子在香港的政治田野落地生根，仍舊高唱中環價值，豈不是自欺欺人？

逸梵 自由撰稿人

張華: 軍方向胡錦濤宣誓效忠

北京政局波譎雲詭，一度傳出遭「雙規」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唐，異乎尋常的幾乎天天露面，但發言中隻字不提胡錦濤，僅表示「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同黨中央一致」。顯然，他與胡錦濤的交鋒還未結束，而多名軍頭表態擁護胡錦濤，令權爭天秤向胡傾斜。

雖然中共強調「黨指揮槍」，解放軍是中共「黨衞軍」，必須無條件服從中共，但實際上，「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才是顛簸不破真理，掌握軍權才能成為真正黨領袖。毛澤東、鄧小平都掌握軍隊才能控制全黨；江澤民在鄧小平去世後始掌握軍權，最終成了「江核心」。

至於胡錦濤，一直只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弱勢領袖，並非第四代核心，就是因為他「黨權抓不緊，軍權抓不穩」。今次他與薄熙來及其後台周永唐的博弈，雖擁道統優勢，但因權力有限，公安、宣傳等要害部門都不能掌握，以致狼狽不堪！

在此關鍵時刻，軍方表態擁胡，替他打了強心針。對他支持最堅決的是負責軍隊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郭伯雄。王立軍事件後，郭兩度表態擁胡，且語氣堅定：「（軍隊）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最根本的是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部隊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

另一位負責軍隊政治的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也在二月中視察廣州駐軍時表示，軍隊要「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要嚴守政治紀律，堅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確保部隊一切行動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

三位軍委副主席中，除習近平，其餘兩位軍頭都支持胡錦濤，而翻查前半年的資料，兩人在公開發言中雖提到學習胡主席治軍思想，但很少說出「聽從胡主席指揮」。顯然，其最新表態跟近期北京政局息息相關。

軍方喉舌《解放軍報》，上月二十六日也刊登挺胡的評論文章〈高度自覺地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同樣強調全軍幹部都要「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並強調要貫徹胡主席指示，「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確保部隊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

軍報及將領表態顯示，「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及忠於胡錦濤，已成為近期軍隊最高要求，而要軍隊出面為中共領袖保駕護航，也折射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何等激烈。顯然，中共目前處於非常時期，變數仍多！

盧峯: 豺狼當道 不能沉默

也許知道上星期一到中聯辦謝票惹怒了市民，加劇了市民的疑慮；也許是需要打親民牌舒緩一下民怨民憤，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前幾天接連到不同社區特別是舊區或發展滯後的地區「掃街」，派發政綱及跟市民握手。梁先生又表示會小心聆聽遊行市民的訴求，聽取他們的意見。

看過剛過去的特首選戰後大眾都知道，梁先生是個說漂亮門面話的高手；不但態度臉容誠懇，語氣堅定有力，內容更是「高大空」得教人難以反駁。例如梁先生常說，特首選戰該是「君子之爭」，大家比拼理念、政綱、能力。這樣的話誰能反對、誰能不同意呢？可實際上剛過去的特首選戰比「泥漿摔角」更污水四濺、更髒更亂，絲毫沒有一點君子的味道。這種「講一套、做一套」的手法實在令人懷疑他所謂聽取請願市民的訴求是甚麼意思，是不是重複着「君子之爭」的把戲！

更何況遊行市民的訴求是他根本做不到也不想做的。昨天一萬五千名市民在中環遮打花園集會，再遊行到西環中聯辦。他們的訴求清晰明確、簡單有力，就是反對豺狼當道，就是反對中聯辦插手香港事務，就是反對西環治港。梁振英先生這位由中聯辦一手捧出來的特首，這位由中聯辦強行加在港人頭上的特首根本不可能聽得進市民的訴求，更不要說捍 衞香港的高度自治了！他說願意聽取市民的意見不是又在說空話、假話嗎？

顯而易見，西環治港，中聯辦亂港毫無疑問已成了市民最深層的恐懼，已成了香港公民社會的最大威脅。根據《基本法》及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中聯辦絕不是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絕不是特首或特區政府的太上皇，它主要的角色是協調中央不同部委及地方政府代表機構在香港的工作，促進特區政府跟這些中央、省市機構的溝通。但近幾年來中聯辦肆意介入香港的內部事務，包括全情投入各級選舉，既為親中政團協調候選人，又為他們提供大量人力物力，令這些政團在議席上大有斬獲，令香港的政治生態進一步失衡。

此外，中聯辦各級官員也放棄了過往低調寡言的作風，一再高調的對特區政府、對香港事務指指點點，例如公開表示應建立第二支管治團隊、例如高調批評港台及傳媒表現、例如胡亂批評學術機構及學者的獨立性及專業水平……等。這一切小動作已令社會各階層面對重大的政治壓力，已明顯削弱特區政府的權威，令人懷疑香港出現兩個權力中心。

到今年特首選戰情況更糟更可怕。中聯辦從提名開始已全面介入，不斷在背後為梁先生拉線助選，為他提供各種各樣的彈藥。當選戰進入白熱化階段，市民有強烈呼聲要求流選，要求選戰重新開始時；中聯辦非但不理會市民的合理期望及訴求，反而加大干預的力度，不惜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包括言論自由以消除反梁的聲音，不惜違反讓建制派候選人公平角逐的承諾傾力為梁振英拉票。最後，梁振英先生雖然成功當選，但對市民來說，梁先生不僅是低票、低民望、低認受性的「三低特首」，更是中聯辦的「同志」、更是促成「西環治港」，破壞高度自治的元凶。為了捍 衞一國兩制，為了保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市民反對「豺狼當道」的呼聲將會越喊越壯大、越叫越響亮！

 

盧峯: 「鷹」「狼」聯手打壓市民自由！

香港市民的集會自由、表達自由前景果然令人憂慮！

星期天，超過一萬五千名市民從中環遮打花園遊行到西環中聯辦，一方面抗議小圈子選舉選出低民望、低認受性的梁振英任特首，另一方面則反對中聯辦肆意插手香港內部事務，損害一國兩制。參與的市民雖然感到自由受威脅，雖然對港人治港受損感到憤怒痛心，但整個遊行活動依然保持和平理性，依然秩序井然，沒有任何暴力衝擊或破壞公眾秩序的行動。

可惜，警方對市民的和平理性沒有善意的回應，對市民的合理合法要求沒有重視，反而進一步把中聯辦劃為遊行示威禁區，不容許市民順利到中聯辦表達意見，反而更肆意使用胡椒噴霧對付手無寸鐵的請願市民。這種積極、粗暴的做法不但毫不專業，更只會進一步削弱市民對警隊保障市民權利的信心，更只會毒化警民關係。

香港警隊向來自視為一支專業的紀律部隊，在執法上及保護公眾安全上都希望盡力維持高度專業的表現。然而在一個文明開放的社會，一支專業警隊理應以市民的權利及自由為優先，理應盡力協助市民和平有秩序的表達意見，以促進整體社會的溝通。但自從現任警務處長曾偉雄先生上場後，警隊就不斷對市民的集會遊行施加新的規限，例如對遊行路線作出種種修改及限制，例如把請願示威區設在偏遠的地點，例如動輒阻礙遊行隊伍前進或把隊伍拘限在狹窄的通道令他們難以順利展步……等。而在具體處理遊行活動時，警隊採取了前所未有的高壓態度及手法，不但對請願市民的合理訴求寸步不讓，使用的暴力、武力更是不斷升級。過往只在必要時候才使用的胡椒噴霧已成了家常便飯，前線警務人員甚至會在極近的距離直接把足以傷害眼睛及皮膚的噴霧直接射向市民，令他們承受極大的傷痛。

就以星期天的大遊行為例，部份請願者堅持要到中聯辦正門外表達訴求，但警方堅決阻止，又以多重鐵馬擋住通道。後來幾經交涉，請願市民願意二十人一組走到中聯辦門外以表示誠意，以表示和平表達訴求的決心，而警方也同意了有關安排。但最終承諾沒有兌現，警隊堅持不讓市民到中聯辦正門外抗議，負責阻擋遊行民眾的警務人員則一再拿出胡椒噴霧射向距離他們只有不到一呎的市民，不少市民因此中招，痛苦非常。這種先主動激起市民不滿再暴力鎮壓的做法不僅是在收窄言論空間，不僅是在損害集會自由，更令警民關係大倒退。一支真正專業的警隊怎麼會犯下這樣的錯誤、怎麼會主動埋下警民衝突的種子呢？

越來越高壓、強硬的警隊固然令人憂慮，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不分青紅皂白的認同警隊的高壓手法更教人心寒。只要稍稍看一下星期天的新聞片段、新聞照片就不難知道警方其實動用了過份武力，並且不恰當的用武力傷害手無寸鐵的市民。真心為市民服務的特首，真正尊重市民權利及自由的特首理應批評警方的做法，甚至要求警方提交報告解釋高壓行動的理據。偏偏梁先生卻急不及待公開認同警隊的暴力手法，置市民的權利、聲音於不顧。這樣「鷹」的警隊加上這樣「狼」的特首，怎不令人擔心市民的自由、權利蕩然無存呢？

明報社論: 2017特首選舉門檻 須確保真正的競爭

2012年的特首選戰剛塵埃落定，2017年特首選舉的提名門檻又成為關注焦點，然而，社會已有清晰共識：特首選舉的競爭性不能較過去低；必須容許真正的競爭，讓在社會有廣泛民意支持的泛民代表能夠入閘，不作任何政治篩選，這是重要的指標。無論將來的特首選舉門檻如何設定，若以任何理由把一位獲得社會廣泛認同的參選人拒諸門外，我們都不會視之為真普選。

特首選舉競爭性可增不可減  民主路不可能走回頭

香港定於2017年落實普選特首，《基本法》第45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由於「提名委員會提名」已寫進《基本法》之內，故社會一直有聲音要求2017年普選時，提名委員會的提名門檻不能太高，不能預先篩選部分有廣泛社會支持的參選人，才讓公眾以一人一票選出特首。

回歸以來，香港幾次特首選舉的進程顯示，對部分人先作不合理的篩選，已不可能為港人接受。

例如，2007年特首選舉，首次有泛民候選人取得足夠選委支持，跨過進場的門檻入閘，梁家傑與曾蔭權的同場較量，更開創特首選舉電視辯論互相質詢的先河。

又如，2012年選舉就更進一步，泛民先有派內辯論與初選，以民調、市民親身投票等方式選出一名參選人，以文明的方法處理派內分歧；至於建制派更有兩名候選人入閘，而且鬥足全場，候選人不單落區爭取市民支持，更各出其謀爭取曝光，甚至互相攻擊，與普選不遑多讓，候選人的民意支持亦大上大落，被視為「假戲真做」。

自2007年開始，特首選舉已處於一個競爭性逐步遞增的過程，這條邁向民主普選的道路，已不可能走回頭。即使在未實施普選之時，泛民也能入閘，建制派內之爭亦非常激烈，到2017年普選時，港人早已預期選舉的競爭有增無減，並且必須是真正的競爭，因此，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提名門檻的設定，亦必須服膺這個原則，不能對參選人作無理的篩選。

候任特首梁振英上周曾說，2017年特首普選門檻愈低，參加的人數會愈多，或拉低勝出者得到的票數百分比，他認為若「勝出的得到的票數也不過半」，是要考慮的問題。後來他否認言論是要暗示為2017年特首普選設高門檻和篩選機制。梁振英此番言論隨即引來廣泛討論。

現時社會毋須過分解讀這類說詞，事實上，要在民主期望不斷升溫的特首選舉中，突然加設高門檻及篩選機制，根本是不現實的，只會引來社會強烈反彈。研究政治制度的學者亦早已指出，參選人數眾多以致拉低得勝者得票率並引致認受度不足的情，在制度上已有方法可以避免。

以美國為例，其實參選的不止民主共和兩大黨參選人，但由於美國兩黨制成熟，兩大黨在選前會分別舉行初選，選出最有力挑戰總統者參選，結果傳媒與選民自然會聚焦最有實力的候選人，最終勝出者得票率往往亦能過半，獲得社會廣泛支持。

此外，即使有多於兩名具實力候選人參選，亦可參考其他國家以多輪投票的方式，把獲得最少選民認同的候選人淘汰，讓得票最多的數名候選人參與第二回合競逐，最終勝出者自然會獲得社會廣泛認受。只要是真正的全民直選，制度上自有辦法選出一個獲社會廣泛支持的得勝者。

香港正朝向普選之路邁進，制度的建立必須以促成「真普選」為主要考慮方向，提名門檻亦必須以促進競爭、有利政黨政治發展為大前提。選舉時傳媒須遵守平等報道原則，若門檻過低讓部分「騎呢古怪」人物入閘，只會破壞選舉的莊嚴性，在這情下作出篩選無可厚非，若提名委員會以不民主的藉口把異見者踢走，這種政治篩選是港人不會接受的。

陸以正: 塞內加爾獨裁者下台

昨天西非面海的塞內加爾共和國，有了一位新總統。此人名叫薩爾（Macky Sall），由於他號召人民奮起，推翻了執政長達十二年的總統瓦德（Abdoulaye Wade）的鐵腕統治。從塞國首都達卡（Dakar），到海外塞國流亡人民聚集最多的前宗主國首都巴黎，歡呼之聲四起，可見人心向背，高高在上者無法橫加控制，在廿一世紀的今日，更難做到一手遮天（見圖，美聯社）。

早年我曾遍訪非州舊時法國的殖民地，除象牙海岸外，塞內加爾發展最現代化，政治也最民主。即使在二十世紀中期，非洲大部份仍是蠻荒世界。那時塞內加爾剛從法屬蘇丹獨立出來，大部份人口也尚未進入文明世界。

因為這個緣故，今天連貴為一國總統的瓦德，究竟有多少年紀，沒人知道。不要忘記：他出生時，非洲哪有什麼出生證明文件？因此瓦德自己也弄不清他應該有幾歲。依照官方文書，他的生日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廿九日。即使在塞內加爾本國，也沒有人相信，大家都說：他的真實年齡，至少更大兩三歲，亦即接近九十高齡，早該退休了。

寧死不退休的瓦德，因家境寬裕，少年時就被送到法國一所Lycee Condorcet的貴族學校。畢業後，因擁有法律與經濟雙重學位，曾在母校教過法律。返塞國後，他先任達卡大學教授，獲得時任總統桑果（Leopold Sedar Senghor）賞識，很快就擠進統治階層。

桑果以開明著稱，一九七四年，瓦德向桑果坦陳說：想自創政黨，桑果也未加阻攔。瓦德組成的新政黨，稱為「塞內加爾民主黨」，原想以勞苦大眾為主；兩年後改以自由主義為號召。反正老百姓根本不瞭解什麼主義不主義，只要讓他肚子吃飽就行。

羽翼豐滿後，一九七八年塞國選舉總統，瓦德一反過去立場，出馬和桑果總統競爭，那次他輸了，只得到百分之十七點三的選票。此時才看清他真面目的桑果，罵他是隻「兔子（Diombor語，在當地是最大的侮辱）」。

這隻不聽話的兔子，立即加入反對派的社會黨，並投入國會選舉，當選了議員。一九八三與一九八八年，他兩次參加總統選舉，第二次得票雖然有進步，拿到百分之卅二選票，仍然功虧一簣，輸給了繼承桑果的狄奧福（Abdou Diouf）。敗選後，瓦德曾因抗議選舉不公而被捕。獲釋後為避風頭，到法國躲了兩年。

一九九○年，瓦德回到塞內加爾。三年後，憲政議會副議長賽業（Babacar Seye）遇刺身亡，瓦德夫婦與另兩位民主黨員被控與該案有關。雖然親友們勸他暫時出國，瓦德有了前次的經驗，堅持不從。警方查不出任何證據，也並未逮捕他，可以證明賽內加爾司法與警察獨立的精神。

一九九五年，瓦德又被起用，在內閣擔任政務委員。二○○○年又逢大選，他得票仍居第二。但狄奧福得票率也未過半數，必須舉行第二輪選舉。第二次投票時，第三名候選人指示支持他的選民，都把票投給瓦德。因此他得到了百分之五十八點四九的選票，當選總統，可說是撿來的。

瓦德也很夠義氣，他上任後首次發表的總理人選，就是指示追隨者把選票改投給他的倪雅賽（Moustapha Niasse）。為表示他不以官位為重，瓦德上任後首先修改憲法，將總統任期從七年縮短為五年。二○○六年，他再度被社會黨提名，次年順利獲選連任。

今年是二○一二年，瓦德表面上遵循憲法規定，心中卻仍想連任。元月下旬，在他默許之下，塞國最高法院甚至通過釋憲文，說他可以第三次競選總統職務，引得人民群起反對。一月廿八日，達卡人民上街遊行，高呼反對口號。恰逢全市停電，反對黨與政府互相指責。迫於情勢，瓦德只好另想辦法。

他已經做了十二年總統。儘管輸掉了初選，仍不放棄，又藉兩位候選人得票均未過半為理由，妄想第二輪投票時，扳回一城。但他已喪盡民心，四月一日開票的結果，曾任Fatick市長與國會議員的薩爾，得票更超過第一輪。

演出這齣並不可笑的喜劇後，瓦德再也沒有新把戲可耍，只好乖乖地搬出達卡的總統府。塞內加爾人民的勝利，也是對非洲其它戀棧的獨裁者最新的警示。酒店已經關門，是回家的時候了。

中國時報社論: 博鰲吳李會 兩岸試水溫

博鰲亞洲論壇成立以來已經十年了，今年是在海南島的第十一次會晤。這十年來，我們看到中國改革開放的路線走得更穩固，越來越積極參與國際經貿事務。

不可否認的，中國當初對參與國際經貿論壇會議，是抱著遲疑態度，生怕在其中被強權壓制；國際也曾經對中國的發展提出過疑慮，擔心中國會仰仗自己龐大的市場與生產力，企圖打破既存國際經濟金融秩序，希望中國做為「負責任的合夥人」。

但是十年下來，中國雖然對現在被少數國家把持的秩序有所保留，但是中國並不尋求對抗，反而經由籌組博鰲論壇與金磚五國高峰會，這樣以中國為主的的論壇，找尋自己的國際定位。

台灣參加博鰲亞洲論壇，也像參加亞太經合會一樣，爭取走出去的機會，並在平等的論壇上，尋求與大陸及其他國家領袖對話的機會。但在促進兩岸合作方面，博鰲論壇占有特殊的地位。

二○○八年馬蕭剛當選，兩岸急於找出互動的管道與模式，雖然自稱密使的，穿梭兩岸不在少數，但是都缺乏代表性，也沒有透明度，當時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過去也曾固定參加博鰲論壇，於是就在就職前，由內定國安會秘書長蘇起陪同，來到海南島，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身分與國家主席胡錦濤見面，鋪下了雙方互動的基礎。

如今副總統當選人吳敦義，在卸下行政院長一職後，同樣以私人身分參加博鰲論壇。值得注意的是，博鰲論壇開幕前，與吳敦義見面的，不是胡錦濤，也不是溫家寶，而是國務院常任副總理李克強，這個安排即使不是刻意，也是非常適切的，在今年十月中共十八大之後，李克強即將升任國務院總理，黨內排名第二，吳敦義以候任副總統身分，與李克強見面，符合對等適切原則。

兩人雖然是首次見面，但是氣氛是很融洽的，兩人互以「先生」稱呼對方，李克強的開場是：「同胞相見，朋友相識，都是愉悅的事情」，吳敦義說，「初次見面，但遠勝聞名」。

在會晤中，吳敦義提出十六字箴言，即「兩岸和平、求同存異，講信修睦，民生為先」，希望兩岸繼續務實協商，為人民創造更大的幸福。這十六字箴言，吳敦義是特別拿出紙照唸，表達慎重，以示這並非個人看法。

我們認為這十六字，有些是過去曾經談過，兩岸是有共識的，包括「兩岸和平、求同存異」，但增添新意的部分則是「講信修睦，民生為先」，民生為先本來就是兩岸的共識，台灣方面所期待的是經貿議題，能夠盡快達成投保協議與金融合作等協議。

而「講信修睦」，吳敦義特別強調語出禮運大同篇，這與過去幾年來，大陸當局強調和諧社會，以和為貴的傳統文化精神是相合的，而講信修睦的另一層意思，在於強調台灣這邊政策的持續性，也期待大陸領導人換屆後，政策能夠延續。

在四年前，蕭萬長與胡錦濤會面時，曾提出「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十六字箴言，當時胡錦濤則回以「共同努力，建立互信，擱置爭議，共創雙贏」十六字訣，但這次會晤中，李克強並沒有立即有回應。

當時大陸方面的回應有特殊時空背景，希望在八年危殆震盪的兩岸關係之後，能夠迅速展開平穩的關係；現在經過馬政府四年執政後，大陸方面對馬的第二任有更高的期待，所以回應也格外的謹慎。

「吳李會」之後，國台辦主任王毅在歡迎酒會中，則提出大陸的期待。他指出，兩岸經濟合作正「由易入難」，增進政治互信是解決問題的前提；王毅說，兩岸應該進一步維護、鞏固並不斷深化兩岸雙方之間的政治互信，這樣才能為推進經濟合作，以及解決經濟領域的各種問題提供更堅實的保障，營造更有利的環境，產生更持續的動力。

這樣的回應，其實是符合長久以來大陸方面一貫的政策，並不令人意外。但是我們願意強調，台灣最近已有或將有三次重要的大陸政策宣示，吳敦義的談話，是繼前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的「一國兩區」之後，加上未來馬英九總統五二○就職談話，將對未來四年兩岸政策做全面鋪陳，這是值得關心兩岸關係的人士注意並深思的。

雷鼎鳴：中國對稀土應採取什麼政策？

3月中歐盟、美國與日本破天荒地聯手向世貿組織投訴，指控中國在國內壓低稀土價錢，以致其國際價格幾近中國國內的兩倍，目的是要迫使國際上使用稀土的公司，要遷移到中國生產，以求降低成本云云。

這種指控背後的真正目的是要中國放寬稀土的出口限額，如此一來，幾年前稀土的賤賣情況便有可能重現。以稀土中的氧化鑭為例，當時的價格一度是每公斤18元人民幣，比豬肉還要便宜。對戰略性高科技資源價格訂得如此之低，顯然大有問題。

鄧小平92年南巡時說過：「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從中國的角度出發，歐美日的指控殊無道理。但在國際爭議上，一旦涉及不同國家的利益衝突，中國便必須有理有利有節，把自己的道理說清楚，並配合以最適當的政策，才可保護到國家的總體利益。

稀土不一定稀少

什 麼是稀土？這是指在元素周期表ⅢB族中17種金屬的氧化物。稀土其實不一定稀少，它們當中的鈰，在地殼含量中排第25，與銅相若，比鉛更高。最稀少的稀土 比黃金也要多出200倍。它們之所以受重視，是因為在現代科技產品中，稀土金屬每每扮演戰略性角色，應用範圍包括航天工具、石油提煉、激光、電腦記憶體、 高科技武器、核電池等等，甚至iPhone也要用它。

稀土的蘊藏量有多少？據美國採礦部2010年的調查，全球的稀土工業蘊藏約9900萬 噸，中國佔了其中37％。但若加上一些開採困難並不符合經濟原則的蘊藏，總儲備會大大提升。中國在全球最大的內蒙古包頭市白雲鄂博稀土礦，已探明的工業儲 備則達4350萬噸左右，比美國估計的數字為高。

中國的稀土儲藏量雖只有世界的37％左右，但其年生產卻超過12萬噸，佔世界的九成五以上！其他國家也有稀土，例如美國的儲藏量約佔世界的13％，但在2002年她停止了加州隘口（Mountain Pass）礦場的生產後，美國稀土的產量基本上已是零，她只靠進口。

為什麼中國稀土產量的比例遠超過她蘊藏量的比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以前，美國是稀土的主要生產者，但當時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急需外滙儲備，於是便向世界大力推銷中國出口的稀土，因價錢極度便宜，外國公司紛紛改向中國購買，不少國外礦場亦被關閉停產。

五因素必須顧及

既 然不少論者都擔心中國的稀土是否被賤賣，我們有必要對稀土的訂價小心分析。在網上可輕易找到稀土及稀土金屬的國際價格，例如，今年3月5日最貴的稀土金屬 99.9％純度鈧的價格是每公斤18000美元（氧化鈧價格則是每公斤7200美元），但較便宜的氧化鈰每公斤則只是30美元。

不但不同的稀土價格差異很大，它們在不同的時間價格上落也十分驚人，例如鑭在2011年9月的價格可達它在2009年的18倍，鈰則是25倍！正因價格的急升（2011年下半年在急升後有下挫），十三家中國的稀土公司2011年的利潤同比增加近115％。

在價格波幅如此巨大的市場中，中國的稀土公司要如何訂價？我認為有五個因素是必須顧及到的。

第一，中國稀土輸出的實際數字因為涉及非法出口問題（內地稀土價比國際價便宜，走私出口很難斷絕），所以不易掌握。但歐盟每年約用3.5億歐羅（約30億元 人民幣）入口稀土，而歐洲的稀土用量又大約是世界的三成，所以我們可以推算外國每年大約用100億元人民幣購買稀土（中國所得可能遠低於此數）。

在龐大的高科技產品國際市場中，100億元人民幣只是一個很少的比重，這裏便可引伸出不少經濟含義。首先，就算稀土價格急升，高科技產品的成本也不會受太大 的影響，這對後者的銷售價格及數量亦然。由是之故，稀土的需求彈性很低，即價格就算暴升，其銷量也不會大受影響。讀經濟學的都知道，在此條件下，加價是企 業正確的選擇。

其次，稀土成本若上升，使用稀土的公司便有誘因探索新科技，找稀土的代用品，這個誘因若足夠強大，將來對稀土的需求量可能 會大幅下降。不過，正因涉及稀土的生產成本比例不高，起碼在中短期內各國並無強烈的誘因尋找稀土的代用品或稀土的新的礦藏，加價並不會造成中國的損失。

稀土資源可耗盡

第二，稀土是一種可耗盡的資源，現在把它都賤賣了，將來再開採不到稀土便怎麼辦？從中國的蘊藏量看來，若現時每年的開採量（12萬噸左右）不變，中國可多開採三百年左右才會基本用盡稀土，我們大可不必擔憂。

不過，這只是樂觀的看法。科技進步一日千里，高新科技層出不窮，對稀土的需求大有機會不斷增加，部分儲藏量較少的稀土可能更早便被用光。我倒是不敢排除幾十年內稀土會變得十分稀缺的情況出現。若非如此，日本等國也不用現在便努力把它囤積起來。

稀土將來若是變得十分短缺，它的價格到時自然會變得很貴。這意味着今天我們每賤價賣掉1元的稀土，所付出的機會成本便是將來損失千百元的收益。稀土的訂價有必要加上對將來的機會成本的合理估算。

第三，中國的稀土礦多數是露天的，容易開採，但開採及分離的過程中，環境的代價特別大。水土的破壞明顯之極，提煉時的毒氣毒水及固體毒物所構成的污染，如何可以不付出代價力圖修補？訂價當然要把環境成本包括在內。

第四，中國出售稀土時，往往是己方百多間公司互相減價競爭，但外國買家卻是少數幾家大公司在壓價。此種不對稱的市場競爭模式對中國十分不利，需要改正也不難改正。

第五，出口（合法加上非法）稀土所得回的外滙儲備每年恐怕連100億元人民幣也不到。中國的外滙儲備已有近20萬億元人民幣，出口稀土每年所能賺回來的，不及外滙儲備的二千分之一，中國就算把價格提高到稀土無人問津，也不會對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對生產稀土徵稅

從 稀土過去甚至以低於豬肉價賤賣的過程看來，稀土的訂價機制顯然沒有把上述因素充分考慮在內。合理的訂價標準應該是開採礦產的成本加上修復環境的成本，再加 上耗盡了稀土後，幾十年後可能再無貨可賣的機會成本。過去豬肉價的現象顯示出稀土的賣家只是顧及到相當低廉的開採成本，而沒有足夠理會環境成本及資源耗盡 的機會成本。

在與歐美日的爭議中，中國應採用什麼理據及政策以作回應？中國的目標應該是對稀土大幅提高價格，提價的幅度是要把採礦成本、環境成本與機會成本全部都考慮在內（中國已有部分考慮環境成本）。

以現時的市場不對稱的競爭機制，稀土公司不會主動充分顧及這些因素，簡單的糾正方法是對生產稀土徵稅。注意：不是對出口徵稅，而是對生產徵稅。換言之，徵稅後，納稅帶來的成本會轉移到所有買家，國內外的價格可以得到統一。

為什麼要國內的用家也負擔比前高的價格？這是因為他們使用了稀土後，其涉及的採礦、環境及機會成本與外國用家並無不同。若採用保護主義，偏袒內地用家，不但有違世貿組織的自由貿易原則，對稀土的合理開採也是不利。在與歐美日爭議中也容易使自己處於不利地位。

倘若稅率最後引致中國稀土的價格比國外為高，中國大可像美國般減產停產，改為進口稀土，這也不是壞事。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補白：上周拙作「歷史不一定必然　從特首選舉說起」刊出後驚動了財經評論家及小說家周顯先生撰文評述。周先生的小說風格奇詭，流暢俐落，我十分喜歡，但對淝水之戰的影響，我卻不同意他的觀點。

元朝及清朝中國皆被外族入侵，但中華文明並無斷絕，為什麼倘若苻堅得勝，中國文化很可能便要湮沒了？問題不在苻堅是胡人，也不在他有漢人王猛輔助，而在渡江 後的東晉，中華文化根本尚未在南方生根。當時的文化載體高度集中在幾個大士族的家裏，他們若為人所滅，中華文化的相當大部分便會失傳。此點與希臘文明失傳 了一千多年後再在文藝復興後才再獲新生，或埃及被希臘人及後來的回教徒佔領後整個文明從此斷絕頗為相似。

元朝及清朝時中國的文化早已在南方 及全國遍地開花，情況與南北朝時十分不同。以上的說法我絕非原創，大學時期讀清華及西南聯大雷海宗教授（他是大歷史學家何炳棣的老師）所寫的〈中國文化的 兩周〉（收於《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中），對他用公元383年淝水之戰作文化周期的劃分點，印象深刻。

又上周文章結尾前一段有手民之誤。在香港知識產權被盜用後，只能提出民事訴訟，不被刑事法保護。此事極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