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和周融之流攻擊陳文敏教授「不務正業」，只管「搞政治」，又容許戴耀廷搞佔中，荒廢研究云云，令我不禁問句：讀萬卷書，所為何事？
傳統中國讀書人只想著做官，「學而優則仕」是也。但做官是為了經世濟民，還是個人功名利祿？有骨氣的讀書人會以「邦有道則仕」作為做官的先決條件。但今天
我見許多大學同事一被權力招手，不管政府「有道」「無道」，照樣躹躬盡粹。這些幻想自己當了「國師」的讀書人，竟能模仿京官説話，大談「中央讓了港人太 久，現在是港人退讓的時候」；有些「國師」則窮盡學理，背書「中國模式」如何高效，哀香港「私權澎漲、公權萎縮」，刁民欺凌梁振英。他們思想是否保守並非
問題所在，恐怖處是其只懂跟着中央主旋律敲鑼打鼓，譬如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大談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作為知識分子，他們既不恥於服務一個不斷擠壓思想和 言論空間的政權，還急不及待鼓吹23條立法，難道這就是正業？
在中國傳統，讀書人遇上暴政當如何自處？「邦無道則隱」是為答案。但現實中能有幾人在亂世保持風高亮節，像竹林七賢般放浪形骸？大多讀書人，不管朝庭是行
王道還是霸道，照舊連夜趕科場，但求一官半職。歷史上就是幾個滿腹經綸的才子，飽受dirty politics 挫折後，鳥倦知還，在退隱田園中才思索人間正道。
今天，談「大隱於市」，莫過於香港學者。不管政府做事是否有道理，讀書人一於少理，最緊要是按照大學研究資助委員會評估的標準，出紙、出紙、再出紙。因為
要達到「國際標準」，最重要是在美國高impact factor 的期刊刊出。而所謂impact者，是指學者間互相引用文章的頻率，可與學圈以外的世界全無相干。
我不是說學問必須經世致用，我知道為學問而學問有其價值。在耶魯大學念書時，遇上不吃人間煙火的學究我都肅然起敬。但香港學界（特別是社會科學）悲哀處，
是既不能「上天」又不能「落地」。不能「落地」者，是因為香港學者要在美國頂尖期刊出紙，本土議題幾乎全被忽略。我不時遇到官員投訴說納稅人花了巨款養活 一大群學者，卻不見得對本港房屋、新移民、城市發展等社會課題有卓越研究，更遑論出謀獻策。這些官員卻不知道，正是研究資助局的評估模式影響各大學的招聘
和考核教授的標準，最終扼殺本土甚至區域關懷。而以香港的文化底蘊和有限的研究經費，要在理論研究有重大突破，幾乎是緣木求魚。可見做學問要認真「上 天」，也要相當的文化和資源條件。香港大多社科學者其實是夾在天地之間埋首出紙，作品少有驚動世界，本土亦不為所動，但這偏偏又是正業。
難道在「仕」與「隱」之間，便別無選擇？其實讀書人還有「諫」這個功能，只是在中國傳統裡以下諫上者，還是官員（仕）職責，（公共）知識份子在體制外對權
力的批判，在五四運動之前幾近闕如。直到今天，香港學者在公共領域裡缺席已是常態。本來學者最懂得 on
one hand就某個爭議的課題點評幾句，再on the other hand加些按語將立場模糊化。但大多學者覺得介入公共事務已是風險太高，要他們勸諫政府或者批判主流思維，就等同「立於危牆之下」，非君子所為也！
因此，對於一些學者和學系能夠在「離地」的研究評審枷鎖中平衡本土關懷，就公共議題舉辦研討會、出版刊物、評論以至行動介入，我們應該感到無比安慰。在過
去兩年的政改爭議中，我目睹港大法律學院不少學者（開放的、保守的）以專業知識介入社會。作為中大人，我倒以港大為傲！但雨傘運動後，北京御用學者認為 「動亂」的根源是「香港學術精英毀了年輕一代」，北大人又説中央要對特區教育加強監管和「再啟蒙」港人，看來劍指港大並非無因。假如這回港大因政治壓力而
放棄任命陳文敏為副校長，自由思想的堡壘便被打開缺口。大學自主岌岌可危，潛心做本業的書桌是否還能如舊平靜？這是考驗讀書人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