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之日，人大常委會正在北京開會，就香港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事宜作出決定。從上周李飛在深圳的連串發言看，人大常委的決定會偏嚴偏緊，它將為香港制定一套“有中國特色”的普選制度（即“真篩選、假普
選”）已經是清晰地寫在牆上的結論了。不過，正如林行止先生所說：“哀莫大於心不死”，正因為心不死，不欲看見香港從失去“兩制”特色，所以筆者仍然不自
量力，擬在此作最後陳詞。
針對中共關於2017年普選的種種論述，筆者之前的文章都正面回應，這裏不贅。筆者只希望人大常委的袞袞諸公，在拍板前再思考幾個問題。
第一，鄧小平有關“反左”的教導
從1978年鄧小平召開三中全會推動改革開放開始，到1992 年他最後一次重要露面這14年間，鄧小平至少有三次強調左比右危險。
第一次，1987
年4 月30
日，鄧對來訪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說：“我們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總的情況是好的，但不是說沒有干擾。幾十年的“左”的思想糾正過來不容易，我們主要是反
“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習慣了，人們的思想不容易改變。（見《吸取
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1987年4月30日，《鄧選》ⅢP.229）
第二次，1987
年7 月4
日，鄧與孟加拉總統艾爾沙德談到：“搞現代化建設，搞改革、開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擾問題。“左”的干擾更多是來自習慣勢力。舊的一套搞慣了，要改不容
易。…“左”的和右的干擾，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擾。建國後，…我們吃虧都在“左”。我們國家大，黨的歷史很長，建國也已經有三十八年，因此好多習慣勢力
不能 低估“。（見《我國方針政策的兩個基本點》1987年7月4日，《鄧選》ⅢP.249）。
第三次，
1992
年南巡談話：“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
就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見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一
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鄧選》ⅢP.375）
從這些談話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認為“左”比右更危險，因為它是人們腦子裏根深蒂固的東西，是人們習慣勢力造成的錯誤。
為什麼在香港問題上要重溫這些論述？因為中共在香港問題上，長期以來就受到一條“左”的路線影響。前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在其回憶錄中，就指出自
1949年以來香港工作曾經出現幾次比較嚴重的“左”的干擾（見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題始末》，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1984年
許家屯到香港工作後，坦言香港局面是“一左二窄”（見許家屯回憶錄）。換言之，“左”的錯誤，既干擾了全國，香港也不能倖免。
聯繫到眼前的普選爭議，“左”的錯誤表現在哪？
一是對形勢作出十分錯誤的估計，過度強調“階級鬥爭、敵情觀念”這些腦子裏“根深蒂固”的東西。最典型的例子，是李飛說回歸17年來一直有人要謀求恢復殖民地統治，這種對形勢的嚴重誤判，只能說明中央長期來從香港取得的情報是嚴重脫離香港的實際。
二是立足於鬥，而且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共在港幹部，不去面對“占中”的訴求化解“占中”危機（即允許香港實行真正的普選），卻發動親建制力量反制“占中”從而使矛盾升級。這從李飛和張曉明都盛讚“反占中”可以看出，他們是在出錢、出力地煽動“群眾鬥群眾”。
三是混淆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李飛引用鄧小平災難說來應對“占中”，說明他把中英談判（敵我矛盾）與中央和特區就普選爭議（人民內部矛盾）混為一談，把“占中”的倡議人當成敵人，這是典型的左傾錯誤。
請人大常委袞袞諸君，深刻認識到鄧小平所說反“左”的重要性，深刻認識到中共在香港從來就有“左”傾錯誤的傳統，防止“左”的思維習慣和行事方式葬送香港，就如鄧小平所說的“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就被他搞掉了”，不要一下子搞掉一個好好的香港。
第二，鄧小平關於中國2050年也要實行普選的願望
鄧小平在1987
年 4月16
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中明確說：...“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
級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因為我們有十億人口，人民的文化素養也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不成熟”。
1988年6月3日，鄧小
平在會見“九十年代的中國與世界“國際會議全體與會者時，更進一步強調了香港與大陸的政治關聯效應：“為什麼說五十年不變？這是有根據的，不只是為了安定
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的關聯。中國的發展戰略需要時間，除了這個世紀的十二年以外，下個世紀還要五十年，那末
五十年怎麼能變呢？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說，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既然這樣，怎麼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
呢？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所以，這不是信口開河”。
鄧小平此番話蘊涵、傳遞著幾個重要資訊：
一是中國最終也要實行普選制，說明鄧小平看到普選制民主，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無可阻擋。普選，在中國的實現只是時間問題，而非“行”與“不行”的問題。
二是提出了全國實行普選制民主的時間表，即2050年左右。
三是中國和香港在民主化問
題上是同向異速的，相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
“再造幾個香港”，這表現出鄧小平對於香港政治和經濟整體表現的充分肯定，對香港政治體系有學習仿效的意願。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五十年之後，變的不
是香港，而是內地。等到法制的傳統、民主的理念、自由的精神在大陸全面普及，等到大陸也按照設計的時間表施行普選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給出的普選時間表是 2050年左右，原話為“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所以香港不必擔心變。
從這裏可以看到，香港實行真正的普選，正可以為中國大陸全國實行真正的普選提供有益的經驗。如果從一開始香港就實施“有篩選的普選”，則對中國完全沒有垂範作用，因為這種“有篩選的普選”，早在中國大陸基層實施多年，不必等到2050年。
人大常委袞袞諸公，務必牢記鄧小平這個宿願，放香港一馬，以便香港能夠為中國未來的普選民主創造各種經驗和條件。
第三，借鑒兩岸通航的談判，化解危機於無形
這次中央和特區就普選問題的鴻溝，看似無法逾越，在中央看來，因為事涉國家主權和安全，無法妥協。這就使我想起兩岸通航問題的談判。
兩岸通航問題，談了很多年都談不攏，就是因為雙方無法就臺灣海峽這條航道
如何定位。中國大陸要定之為“國內航線”，臺灣要定位為“國際航線”。定位問題涉及船舶的掛旗問題，而掛旗問題涉及雙方的主權問題。由於事涉主權，雙方互
不相讓，結果是爭持了十年而無法達成協定。最後，雙方同意擱下主權，把航線定位為“特殊航線”，既非“國內”，亦非“國際”，雙方船舶只進出對方港口時，
什麼旗都不必掛，只須掛各自公司的旗。這樣，一下子解決了長達十年的死結。一個事關主權的重大爭議，竟然可以化解於無形！這就是政治智慧。
宋朝陸遊詩：“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遊山西村》）。京港之間的死結，有沒有人可以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化解於無形呢？希望人大常委的袞袞諸公，先不急於“落閘”，給與香港一點空間讓雙方都能夠找到香港政改的「又一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