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風波」（「八九民運」）二十五周年前夕，美國國會有議員提議把中國駐 華盛頓使館前一段街道，命名為「劉曉波路」，用以提醒國際社會關注中國人權狀況；建議提出當天，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把本年度的民主獎、一個仿照六四民 主女神造像的獎座，頒給正被關押在中國牢獄的劉曉波！對上述種種，中國外交部馬上表明「強烈不滿」，指這是「挑釁中國」，重申劉曉波是觸犯中國刑法被法院 判處十一年徒刑的犯人。
二十五年前，被指「縱容資產與知識階級自由化」，要為八六、八七年間學生運動爆發負上最大責任、因而被迫下台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於四月十五日逝世，學生 自發的悼念活動，不幾天便轉向與「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群眾集會合流。當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訪問學人的劉曉波，迅即發表一篇題 為《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的短論（刊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世界日報》），借悼亡提出中國政府應該「拋棄尋找開明君主的改革模式，嘗試走出一條從制度 上改造中國的道路。」
「從制度上改造中國」，不是劉曉波的創見，而是一九七八年推動經濟改革後，市場化發展使中國的意識形態翻騰，官員的貪腐和通貨膨脹肆虐禍及生民，遂引發人 民對中共管治能力以至合法性的質疑；群眾當中固然有「新思潮」湧現，就是中共高層，亦在體制改革上看法分歧，身為總理的趙紫陽，不是亦說過類似「不搞政治 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亦搞不下去」之類的說話嗎?!
一語道破國情關鍵的「從制度上改造中國」提出後不數日，劉曉波回到北京，現身天安門，支援在廣場上靜坐的絕食團，與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後稱「天安門四君 子」）及時趕在解放軍強制清場前，說服數千名學生自 動撤離廣場，避過可能更多死傷的武力鎮壓。劉氏本人自從參與廣場「動亂」後的生命軌迹，亦就被迫剩下一個爭取體制改革的目標，長期失去人身自由和合乎常情 的生活條件。
廣場一役之後，曲折的「捉放『劉』」持續圍繞着平反六四和中國該有民主憲政改革的訴求；劉曉波因為起草並簽署《（二○）零八憲 章》，提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和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以解決兩岸與各民族的問題。為此，劉氏觸犯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十一年徒刑由此而來，在入獄那年 （二○一○）年底，遭剝奪二年政治權利的劉曉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份，獲挪威政府頒授諾貝爾和平獎！
二、中共堅持以本身的進步—如昨天本欄的分析，主要是經濟「進步」—把西方講求民主自由法治的意識形態，拒諸門外。劉曉波在國內是階下 囚，在海闊天空的世界是萬人景仰的諾 貝爾和平獎得主，此一強烈對比，說明中國依然故我，一黨專政固然紋風不動，對外來的「普世價值觀」更是不假辭色，認為「不合中國水土」，一律排拒。中國以 國法抗衡「越界」的民權壓力，以經濟實力與國際接軌。
事實上是，中國近年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與排名，日趨顯要，她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言，亦一 天比一天受注意；經濟的勃興，令中共對本身的制度建設和思想主張，比起二十五年前是更有把握與自信。回看變化，「六四風波」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政策取向和 發展路向，可說根本上沒起過什麼積極作用，當然亦不具任何實質意義。在那些網絡未流行的年代，由於訊息封閉，國人對六四的認識有限，遑論給他們留下深刻影 響；新世紀以來，網絡無遠弗屆，內地尤其發達，但人民知之權利，一樣受政府的嚴密箝制，昨午本報網站消息指出，在「六四風波」二十五周年前夕，「谷歌的搜 索、電郵Gmail和翻譯功能，已被內地（政府）封鎖……」北京怕什麼？惟中共最清楚；對海外人士來說，這適足以顯示中共的色厲內荏。六四前後群眾運動的 熱情曾短時間洗滌當時社會的不正之風和揭露人性陰暗面，可惜很快便隨「動亂」的定性而偃息。對於大批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人生軌迹改道，另展新章而又得意 的，畢竟有數；「夢魂不到關山難」的遺憾，盡化唏噓，組織不起持續打拚的力量！
三、從歷史角度看，八九春夏之交的事故，雖然直接和間接造成了中國在三年之間換了兩位總書記，不過，如此「政治震盪」，並無改變中國日 後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經濟實體；經濟崛興，官方再無改革政治體制的聲音，而一度高唱入雲的「和平演變」，更成絕響。倒是當年準備回歸的香港，飽受「六四風 波」的衝擊，民主建政一波三折，港人治港遭受摧折的傷痕，至今尚未癒合。
無可否認，「蘇東波」在政治上的急劇變化，曾給港人帶來中國政治體制快將脫胎換骨的憧憬；大家都想看到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運動，能夠改變北京領導人的想 法，進行大刀闊斧、切合現代化發展的體制改革，走向「真」共和。可是政府出動軍隊，坦克開進廣場，解放軍使用武器對付手無寸鐵的工人 和學生……這是一場血腥鎮壓，絕非過甚其詞！熱切支援廣場靜坐、絕食、示威的香港人，目睹事情經過的失望、懷疑和難過，有錐心之痛；香港將要回歸到這樣對 待人民的中國，那是多麼令人沮喪的未來？
就像劉曉波個人生活軌迹因為力倡「從制度上改造中國」而轉向，香港自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的各方經營，《基本法》起草的各方關顧，經此一幕， 互信蕩然；而治港人才方面，亦來了一次嚴重倒退的「大洗牌」，從「百駿競走」到「愛國愛港」的量才 而用，埋下了香港日後不易管治的前因。
從政治現實出發，港人在「六四風波」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仍不輕言放下這個「歷史包袱」，那不是說我們還要糾纏於死傷的確實數字、有否屠城之類的「真相」，而是要反思這場風波對香港的影響到底有多深、多廣、多嚴重，這是六四帶給港人發揮理性的歷史責任。
今晚的燭光除了感性的紀念，還要有理性的沉思！
燭光的省思．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