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福澤諭吉、張之洞與三中全會的中體西用論

上月21日筆者為文指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新一輪經濟改革路線，竟與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一一對應，若合符節。不過，大家也知道，習近平主導的那個會，除了一點門面功夫，在政治上大體是保守甚或倒退的。因此，會議的精神，實可與晚清張之洞、馮桂芳等人倡導的「中體西用」等量齊觀。所不同者，張、馮說的「中體」，指傳統中華儒家思想（統治者版本），而上述三中全會的「中體」，則是赤裸裸的馬列史毛權力論。故後者雖曰「中」，其實無半點中國文化味，指的不過是和現今所有發達國的政治文明背道而馳罷了。百多年來的變法維新，中國依然落後「小日本」一大截；箇中原因，可從日本明治時期思想家福澤諭吉的文集《勸學篇》與張之洞的同名作的對比中清楚看出。

1853年的「黑船事件」打開了日本鎖國之門；越明年，日美締結《神奈川條約》（日文漢字正式名稱是《日本國米利堅合眾國和親條約》）草約。又六年，日本軍艦「咸臨丸」全程護送外交官到美國加簽《日米修好通商條約》。日艦該次出航，比解放軍戰艦1997年首次成功橫度太平洋抵美訪問，早了137年。「咸臨丸」艦上當艦長助理兼翻譯的，乃一粗通英語的年輕學者；此人便是福澤諭吉。2004年，他的肖像印在每一張新發行的一萬日圓（最大面額）紙幣上面。

福澤諭吉的啟示

福澤諭吉（1835-1901年）生於大阪附近一個藩國的下等武士家庭；出生當晚，寒微而好儒學的父親剛巧獲得一本記錄大清乾隆法令的《上諭條例》，遂給他取名為「諭吉」。兩歲不到，父親就死了。由於家貧，諭吉很遲才上學，但進步很快，打下堅實的漢學基礎。19歲，慣於特立獨行的他，一個人跑到九州長崎，修習蘭學。日本人說的「蘭學（rangaku）」，和蘭花無關，更完全不是什麽「調理農務」的東西（一笑），而是指「荷蘭學」，即日本最早的「洋學（西學）」。

荷蘭人早於16世紀末葉已經到了日本，落腳點就是在九州西南一帶。大家記得，明朝末年，流竄於福建海域一帶的海賊鄭芝龍，便是跟隨荷蘭人經商到日本，在九州平戶娶了一位日本女子生下鄭成功的。當時的荷蘭，是歐洲貿易最發達、科技最先進的國家，經濟起飛比英國還早。由於蘭學和基督教的傳播，日本於17、18世紀已經不斷接觸西方文明；後來儘管鎖國禁教，卻是鎖而不封，和荷蘭人通商不絕，更輸入各種技術和科學，包括化學、物理、醫學等等。到了福澤諭吉的時代，由於美國兵臨城下，日本人更需要荷蘭當時高超的火砲船艦製造技術，對懂荷蘭語的人才需求相當大。上述日本軍艦「咸臨丸」，便是於1857年從荷蘭買回來的。（這令人想起141年之後，1998年大陸向俄國購買「瓦格良」航艦、後改名「遼寧」號那回事。）

福澤諭吉在九州學得荷蘭語之後，到了東京，開設了一間教授荷蘭語的蘭學塾，後改授英語，1868年改名慶應義塾（「慶應」是明治之前的天皇年號。此義塾是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後者是當今與早稻田齊名的一流私立大學，畢業生包括豐田汽車的CEO豐田章男、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橋本龍太郎、犬養毅等；民國志士林覺民亦於此校畢業。慶應義塾的校訓是「獨立自尊」；這在集體觀念濃厚、等級名分意識蓋過一切、幾乎沒有獨立人格可言的日本傳統文化中，饒有意義。

福澤諭吉美國行之後，又到過歐洲諸國；回來之後，寫了明治維新時期最豐富深入的一套十冊洋學啟蒙書《西洋事情》，很快賣了二十萬餘本，牽動了年輕人當中的洋學熱。1871年，明治天皇頒布「廢藩改縣」令（猶如秦始皇廢封建、改郡縣），維新進入決定性階段。翌年，福澤開始發表《勸學篇》（日文原名《學問のすゝめ》）；文章連序共18篇約8萬字，又是洛陽紙貴，估計當時每10個日本人便有一個看過至少其中一篇。

大家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到，福澤諭吉和張之洞的確是兩個背景截然不同的人物。張之洞生於河北一個官宦家庭，父親是鄉試舉人，官至知府（古稱太守，很高級的地方官，管一個城市；相當於今天一個地級市如石家莊等的市長）；他自己是進士探花（殿試第三名），當過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光緒及宣統的軍機大臣，官至大學士。福澤則除了做過幕僚，從未當過官；明治曾經要他出來做官，他婉拒了，寧願一生當一個私塾老師。科舉出身的、當官的，往往傾向維護統治階級、政統、道統。學者，只要不是利欲熏心，比較能夠客觀地看長遠、全局問題。

還有一個分別：張之洞沒有出過國門，根本沒有對外國的第一手見聞。福澤多次在歐美遊歷，每次回來，見聞豐富了，而且總是書刊滿載而歸，可以著書立說。眼界有高下，張之洞在他的《勸學篇．遊學》裏，勸喻習西學者要出國觀察，但提議去的地方，「上為俄，中為日本，下為暹羅」；這個提議，真是好打有限。

中國大文化的優越感

不過，最重要的差別，大概是二人的大文化背景和心態。中國文化發達得早，國人從來認為自己最優越，是「天下」的中心；外來者頂多不過是會點奇技淫巧的蠻夷；這種「以我為主」心態，顯得非常自然（喜歡稱呼「小日本」，就是反映）。日本人則不同，千百年來當慣了學生，向別人學習，不會說是「下問」，更不會覺得羞愧，一切以實用為原則，連自己的文字裏，也加進了大量漢字以及用「片假名」拼出來的各國外來語詞，而不覺得有什麽大問題。魯迅先生倡導的「拿來主義」，很可能有他的日本淵源。日本人以這種心態學習、模仿外國事物，同時有一種「忘我的自信」，所以，學了人家所有的東西，卻依然能夠把自己的文化精華保存。

張之洞的《勸學篇》分內篇和外篇，內篇九篇放在前面，跟着才是外篇十五篇；每篇兩千字左右，合共四萬餘字。內篇，不消說，就是「體」的部分；外篇，就是「用」的部分。如果用今天大陸流行的黨八股來形容，內篇就是那些「牢牢」什麽、「堅決」什麽、「絕不」什麽的意識形態劃了紅線碰不得的東西；外篇就是如三中全會《決定》裏的那一組「華盛頓共識」條條，即可以靈活運用、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事物。福澤的《勸學篇》，當然也有要批判和要提倡的東西，但通篇看，沒有張之洞的那種結構堅硬的二分法。

那麽，到底張之洞的《勸學篇》和福澤的《勸學篇》，內涵的主要分別是什麽？篇幅關係，今天只能簡單交代一點筆者認為是最重要的【註】。

張之洞是純粹的國家主義者，個人並不重要，民權是個壞東西，平等就會生惡。內篇第一篇講「同心」，就是統一認識；任務是「三保」：保國家、保聖教、保華種。國家是機器；聖教是意識形態；華種是集體。「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盛則種不尊。」這和大陸近數天所有官媒高調宣傳的一篇「網文」《沒有了祖國你將什麽都不是》的觀點完全一致。（這篇「網文」裏的一句口號：「沒有國，哪有家」，則跟本地左派政黨中人的那句口頭禪一模一樣。）這種思想再發揮，就是文革時期的「小小螺絲帽」理論：個人只不過是社會主義大機器裏的一顆螺絲帽，不合規格擰出來扔掉就是，一切個人的思想感情都是不必要的、危險的。

強調個人獨立重平等

福澤當然認為國家重要，但他的《勸學篇》裏卻把起點放在個人上面。第一篇講平等；跟着講自由。然後講個人的獨立；這點福澤講得最多最透徹：「沒有獨立精神 的人，就不會深切地關懷國事。人人沒有獨立之心，專想依賴他人，那麽全國就都是些依賴他人的人，沒有人來負責。……依賴別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 諛諂媚人。若常常怕人和諂媚人，逐漸成了習慣，他的臉皮就同鐵一樣厚。對於可耻的事也不知羞耻，應當與人講理的時候也不敢講理，見人只知道屈服。一見上面 的人，就說不出一點道理；叫他站就站；叫他舞就舞。那種柔順的樣子，就像家裏所餵的瘦狗，真可以說是毫無氣節和不知羞耻之極。……只要有愛國心，則無論官 民都應該首先謀求自身的獨立，行有餘力，再幫助他人獨立。父兄教導子弟獨立；老師勉勵學生獨立；士農工商全都應當獨立，進而保衞國家。總之，政府與其束縛 人民而獨自操心國事，實不如解放人民而與人民同甘共苦。……人人獨立，國家就能獨立。」如此講求人格獨立，就呼應了慶應義塾「獨立自尊」的校訓。

中日兩國都曾試圖維新，日本成功了，中國卻一次又一次失敗，到今天還是擔心亡黨亡國、害怕西方列強顛覆。中國人不比日本人笨；資源不比日本人少。意識形態的差錯與頑固，也許是失敗的最重要原因。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兩篇《勸學篇》在網上都可免費閱讀；都不太長，大半天可讀完。至於，張之洞的文章則見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636335/ ；古白話寫的，不太難。福澤諭吉的中譯本見http://www.zhlzw.com/lzsj/mz/879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