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族群、地方、國家的名字前面加一個「新」字，看來簡單，其實涵義往往十分複雜，總會引起爭議，嚴重的還會分化社會。原因很簡單：族群、地方和國家都是政治概念，一旦有人在這些概念下面的實體上劃分新與舊，原有的社會矛盾就更加突顯。最近，《人民日報》發明了「新香港人」這個詞，無疑會加劇新舊港人之間、港人與大陸人之間的彼此排拒意識。
「新」字之所以飽含政治隱義，可從近代西方數百年的殖民史談起。打開一張今天的世界地圖，還可以看到一大堆名字前面冠有一個「新」字或其音譯的地方乃至國家：新英倫、新澤西、新南威爾斯、紐約、紐奧倫、紐芬蘭、紐西蘭、新畿內亞、新不列顛、新愛爾蘭、新漢諾伐。稍古一點的地圖上，還有新法蘭西、新荷蘭、新西班牙，等等，都是大片大片的土地。不過，大家也會留意到，這些「新」地方，都是歐洲的古書裏沒有記載、而且是社會發展還處於比較原始階段的地方。當殖民者遇上文化比她們先進、儘管並非船堅炮利的帝國領土之時，也會識趣地沿用當地固有名稱，所以埃及還是埃及，印度還是印度，香港還是香港，而不是「新」什麽什麽。
中蘇共產 最愛加「新」
在中國歷史上，「新」字也有很複雜的政治含義。王莽篡漢，改國號曰「新」，史稱「新莽」，為後世儒家所不容。王安石變法，引致新舊黨爭；史家把他那黨歸作「新」黨，他的政歸作「新」政。新莽為後世儒家所不容；王氏變法，則從古到今都爭議不絕。到了清朝，中華帝國主義向西面擴張，所霸佔的一部分土地，稱作「新疆」，「新」字的用法，雖未成體例且與西方殖民帝國的用法略有分別，卻可謂異曲同工。至於1949年中共憑借外力「解放」大陸之後，喜把由她管治的那部分中國喚作「新中國」，則更是把國人心目中的好壞、正邪、善惡、愛恨等眾多二元對立都灌注到一個「新」字裏面去。「新」字後來在大陸用濫了，便有所謂「胡溫新政」、「習李新政」的說法，其實都無法顯出「新」在哪裏，比起國史上的歷次變法差太遠，更遑論與鄰國百多年前那次「明治維新」匹比。
不過，共產國家政治好言「新」，不自中共始。俄共建立蘇聯之後，「新」字大行其道，宣傳最廣泛的，就是所謂的「新蘇維埃人」。這種新人類熱愛共產主義、熱愛勞動、身體強壯、大公無私、只聽領導的話、只有黨性而沒有人性、民族性、地方性、個性，樣板是1935年史達林抓出來的礦工斯達漢諾夫（Aleksei Stakhanov）。此夫一天幹別人十四天的活，創下一工六小時用鑽子鏟子挖煤102噸的紀錄；此紀錄不斷刷新，幾個月便上升到一工607噸，於是帶動了轟轟烈烈的「斯達漢諾夫」運動，各行各業的領導馬上也抓出了自己的斯達漢諾夫╱斯達漢諾娃，令蘇維埃聯邦的生產進入高潮。大陸後來搞出的軍模雷鋒、鐵人王進喜等的樣板人，都不過是「新蘇維埃人」的大中華版【註】。
政治用「新」 大致三種
在台灣，近年出了一個「新黨」，以急統派為主力，叫好不叫座，所以支持者大部分都在「新」中國那邊的共產黨裏；開放社會有這樣一個政治派別並不奇怪，但此黨之名冠以「新」字，就有點莫名其妙。值得留意的，反而是當年李登輝、馬英九合推的「新台灣人」概念。這個概念包含一個意識形態訊息，那就是：台灣住民要不分族群、不分「藍」、「綠」，秉持主體意識，致力把「台灣優先」貫徹到所有重大政策裏面，以確保台灣本土安全；有此信念的人，就是「新台灣人」。這裏的「新」字，並不指到達台灣、在那裏生活的年代有多新，而是指政治觀念上進化出來的新。
在香港，人們在英港殖民管治下習慣了政治含蓄，所以1949年以後，港人儘管心態上兩次脫胎換骨，也不輕易言「新」——七十年代中後期，經濟社會質素提升了，擺脫難民心態，是第一次。1997年之後，港陸融合，港人近距離接觸各種陸人，驚覺自己已成為異類，尤其發覺與陸胞當中的權貴並無很多共同點，本土情緒遂油然而生，覺得「香港」品牌還是老的好，於是漸漸形成本土意識，當中包含強烈的拒「新」傾向，是第二次。
綜上所述，「新」字的政治用法大致有三種：一、殖民帝國人以母國地名替比較原始的佔地重新命名時用的「新」；二、各種暴力革命的勝方為要剷除舊社會體制和意識而強搞出來的「新」；三、內在演化出來的意識、價值觀念上的「新」。三種用法當中，頭兩種很粗暴很容易；第三種很細緻很自然，用起來要真正合適，比較困難。
讓我們再來談《人民日報》說的「新香港人」。有人認為，大陸小題大做十分不智，對新來的大陸人的稱謂，沿用「新移民」一詞便可；搞一個易與「原香港人」、「舊香港人」生隔閡、相對立的標籤，很無謂。然而，這個想法太簡單。
「新香港人」一詞，有兩個清楚而不同的意思，用標點符號便可說明：一個指「新『香港人』」；另一個指「『新香港』人」。要害是後者。
前者，「新『香港人』」中的「香港人」，是意義主體，其思想意識進化而達到新境界的話，就成為「新『香港人』」。這裏的「新」字的用法，是上述第三種。香港人自己進化了而不用此「新」字形容，是含蓄。中共要轉變港人，卻很不容易，甚或不可能，九七之後十多年，港人人心並未回歸大陸，反而出現離心傾向，就是明證。《人民日報》講的「新香港人」，當然也不是這個意思。
輸入「新」血 稀釋港人
改變「香港人」不容易，改變香港的體制、政治路向和政經當權者的身份，卻比較容易，而事實上正在密鑼緊鼓進行着。「新中國」之下，焉能沒有「新香港」？此尤其在九七之後！到這個改了頭換了面的「新香港」亮麗登場之際，裏面的人也將因為三個因素而徹底更換了。三個因素，其一是人口的自然規律（現有的香港人生育率全世界最低，還會老死）；其二是黨員治港之下搞得原來的香港人意興闌珊便自動撤資移民；其三便是「單程證」的替補功效。到時剩下的，就是「『新香港』人」。
這個「新」字的政治用法，接近上述第一種和第二種：中共巧妙地利用「單程證」，對香港實行類似對待西藏、新疆、內蒙三地的（內）殖民，同時用各種手段把原來的香港變為與「新中國」相匹配的「新香港」。為建構一個統一或單一的民族國家，這也許無可厚非，但如果「單一」是以壓服為主，而且「一」指的就是一元化領導下的所有思想文化定於一黨之尊，則港人（現在的香港人）就難以接受。
港人以漢族居多，這個特徵與擁八千萬黨員的中共一樣。然而，港人十分排拒中共，更因為處境與西藏、新疆、內蒙的少數民族相似而日漸生出對這些邊疆上的民族的強烈同理心；這個現象，是中華史上僅見。
話說回頭，筆者認同上述《人民日報》文章中的部分分析，即完全肯定新移民對香港的經濟和文化方面的貢獻（這是筆者二十年來一貫而且公開的看法），只不過不認同中共借新移民作木馬以遂其內外包抄的「佔港」政治目的。借鑑歷史，筆者更認為，新移民完全有可能成為最支持香港核心價值的一個群體，成為守護香港主體利益的中堅。爭取新移民的政治支持，將成為泛民與當權派之間的最關鍵博弈。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988年，未及蘇聯消亡，斯達漢諾夫的生產紀錄便由官方證實是假的。及至蘇聯消亡，「新蘇維埃人」這個假大空概念，也同時灰飛煙滅。作家庫斯勒（Arthur Koestler，前匈牙利共產黨員）在小說《正午無光》裏，以「尼安德塔人」象徵那些「新蘇維埃人」中的極品，即當上了重要幹部、精明能幹手操生殺大權那種。「尼安德塔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是古人類學名詞，指一種於早新石器時期曾經出現過但沒有進化成功、最終被「智人」（Homo sapiens）取代的類人。庫斯勒於1940年出版此小說，其時史達林權力如日中天，他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蓬勃；小說卻把蘇共精英比作「尼安德塔人」，可謂遠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