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俗話說：「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真是放諸自由世界而皆準的道理，不僅我國如此，西洋官場亦然。港英時代的總督，在位若非三、五、七載，頂多亦是十年八年便要更換；遠來的「封疆大吏」不是「客」而是「主子」，他們對華人聚居的香港認識不深，除了有語言隔閡，並無人脈關係亦乏熟悉本地事務的心腹，在那段交通不便溝通不暢的年代，他們看不到「權力來源」倫敦的支持、鼓勵或批評，聽不懂看不明其治下人民的毀譽敦促和訴求，當年還未時興「落區諮詢」，不在話下。然而，在治人和治於人之間的禮貌性寒暄握手揮送之間，香港在那二十多位總督手下，經濟民生拾級而上，發展成績驕人，尋且有「東方之珠」的美譽和「國際都會」之實。可是，這種「步步高」的輝煌歲月，反於落實「港人治港」之後，每況愈下。董建華經常掛在嘴邊的老話（其實是口號）是：「中國好香港好！」然而，經過十多年時間的驗證，這句話不是謊言卻屬誑語，民眾實在領略不到當中有半點真實！
英治結束，北京推出董建華為特區之首，以公務員「領班」的陳方安生為輔，這種安排，一度被視為「夢幻組合」，而事實上確是最孚人望的領導組合，當時關心香港政事的人，只防香港以外政治勢力的干犯，想像不到內部管治能有什麼開山劈石的風險，新香港毋須換上新作風，只要承擔多點一向由「流水式」殖民官員「包攬」的權責，便算得體。可惜實情卻是「狀況」頻生，香港管治，從此紊亂，社會和諧漸行漸遠，香港的治績遠遠不及前「朝」，可說是港人的共識。
二、前「朝」歷任總督來港就職，由港府首席按察司（今稱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主持監誓，當眾宣讀的三篇誓詞──一是效忠當朝英皇（Oath
of Allegiance），二是效忠今上和盡忠司職的接任誓章（Official Oath），三是就《聲明條例附表三》列出份屬總督的司法權責立誓（Judicial
Oath），即總督是效力英廷、努力服務、按照殖民地（香港）的法律與習俗，以無懼不偏、無尊寵、無邪念的態度，公正對待全體民眾──此「立誓」十分重要，茲錄原文以供參照：I
will do right to all manner of people after the laws and usages of this Colony,
without fear or favour, affection or ill will .
經北京認可（挑選）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他們履新的誓詞是：「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兩相比較，前「朝」命官表忠受命，誓詞內容申明他是效忠皇帝，為君主努力服務而非為當地人民效力，那是出諸帝制傳統，有濃厚封建色彩，可說是凌駕於人民頭上，充滿高高在上尊貴的腔調，與英國君主立憲體制，絲絲入扣，沒有鬆脫。特區行政長官的誓詞則在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不過同時要向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換句話說，行政長官必須忠誠為港，但在責任方面，花開二枝，一為中央，一為特區，所本者是九七後用以取代前「朝」《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的《基本法》，那是確立香港特區政府組成的辦法和界定權力、責任及與中央政府關係的憲法文件。
「發誓當食生菜」是廣東俚語，其意為輕率對待發誓，不把它當作嚴肅正事。首長履新立誓不是玩笑，不能亦不應被視為「食生菜」，皆因誓詞內容是端正名位與知所行止的根由。特區至今先後四屆三位行政長官，都是在中央領導人面前宣誓就職，以「擁護《基本法》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與香港特區負責」。聽來並不複雜，實行起來卻極為艱難！
三、香港主權清晰，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治權方面，因《基本法》「留白」甚多而行政長官的「指定立場」又非一心一意（要同時向中國及特區政府問責），所以莫衷一是的大小問題，無日無之。所謂治絲愈棼，就是理絲而抽不出「頭緒」，只會愈理愈亂。香港的情況正是如此，以管治辦法不對頭，問題便日趨複雜煩亂……。錯讀形勢，自欺欺人，只好自食惡果。
香港絕對從屬中國這關係，從未受到任何威脅，完全看不到這個角落會有絲毫變數，由於香港仍然算是國際都會，外國人關注這裏的政治發展、經濟盛衰，說明香港在他們心目中仍有一定份量，因此是天大好事；要不是仍有國人在這裏投資、謀生或發展，「洋鬼子」才不在乎這個遠在太平洋彼方的島嶼的民主進程。
英國出諸前宗主國的身份，由外次（駐港領事不發一言，充分彰顯英國人城府極深和外交技巧）在國際民主日撰文表示願意支援港人於二○一七年實現普選，如此泛泛之論能有什麼「居心叵測」的企圖，這種「口惠」（看看中英的政經關係及「倫敦不可靠」的前科，「實不至」幾乎可以肯定）能起多大作用？較早前甫上任的美國駐港總領事，因為「初到貴境」便與本地泛民人士見面，又四出接觸不同階層人民的生活與習俗，被人抬舉為「出巡」和「探求民隱」，不巧又有部分傳媒刻意打造這位總領事夏千福為「翻版彭定康」，於是招惹北京不滿。其實沒有彭定康當年的總督身份，夏千福憑什麼「親民」？他對中國特區香港市民示好，香港地位便有動搖不保之虞？一些事本應從容應對，即使介懷，亦該經思考、含蓄地傳達，在不傷和氣、維持面子的情況下，客氣溝通便是。如此拿揑失當的「對抗」，顯得小家小氣甚至是暴露了統治信心不足的內心世界，何苦來哉。
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為此鄭重其事「召見」夏千福，當面警告美國不可干涉香港內部事務特別是政制發展……。以筆者之見，那是小題大做，讓外國人看透中國在香港普選問題上的虛怯！實在地說，香港受外力影響以致動搖管治的可能性是零，對於外人的說三道四，根本不用擔憂更毋須動氣。如果大家面對事實，便當認清回歸以來的亂象，是出於管治（注意，絕非統治）不善，而香港難以管治的因由是「忠誠雙向」令行政長官不能全心全意事事以香港利益為考慮，他雖然立誓效忠香港，卻要分神分心分力向中央政府負責。當香港支持行政長官的民意急挫時，他只有仰仗北京力挺以維持其管治的「半邊合法性」，梁振英從參選時的有為親民形象變成上台後自「騙」（不會自滿）、自「盜」（偷換概念）、自演（落區諮詢如臨大敵）、自說（民生無小事）、自話（做出成績有目共睹）……。筆者認為所有種種，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勢所「驅」才淪落至如此不堪的境地。
像陀螺轉軸着力只在一點，否則便無法持「衡」運轉，地方管治的忠誠二用，絕對難以成事。香港回歸，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種種北京對香港特區的承諾，俱為權宜，正因權宜，所以刻意布下不少「留白」以便緩衝，特區管治權力於中英談判期間多番爭拗，終成其事，寫成《基本法》，是經過冗長的思辯；然而，由於彼此對對方的體制、人情均欠充分理解，所以才早有河水井水不相犯的警誡。
行政長官得中央支持而港人不悅，又或香港民意所趨卻不為北京所喜，行政長官如何取捨？當年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苦衷，董建華早有體會，《基本法》寫下了理性處理的指引，即循序漸進走向雙普選，獲得市民充分授權的行政長官，面對再大阻力，起碼可以勇於啟動而無愧；如果他的施政不見容於大多數港人，任期屆滿時港人自然會以選票作出選擇。有這樣的思量，他才可能放手做事落實他的競選諾言。
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當然仍須接受統治者中央政府的認許和任命，對此誰都沒有異議，這是別出心裁要行政長官立誓向兩個政府負責的底因。小心理解《基本法》，跟隨指引及早推行雙普選，香港社會趨於和諧才較有把握，也是政府管治重拾順暢運作的契機。何以選舉體制一直躊躇不前，阻力從何而起？有待下回分解。
‧治絲愈棼的香港政治．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