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5月2日星期四

許知遠: 愚蠢.傲慢.貪腐 




不少香港人反對捐款給雅安地震,背後是不滿專制的擴張,及由此產生的愚蠢與貪腐。
倘若李子誦看到香港《文匯報》四月二十六日的評論文章,他會做何感?正是在他擔任這家報紙的社長時,該報在一九八九年以開天窗的方式刊登了「痛心疾首」四個大字,以抗議北京的戒嚴令。

二十四年後,該報的評論文章宣稱: 「反對派以內地善款缺乏監督為由發起所謂『抗捐運動』,其實是一個站不住腳的藉口,其本質是將賑災政治化,對內地進行政治攻擊……這其實是『反國教』的延續,目的在於反對愛國、仇視內地同胞和對抗中央。」

文章針對的是香港社會的新情緒。剛剛發生的雅安地震與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在香港激起了截然不同的反應。在上一次,香港群情感沛,政府與民間捐助了一百億港幣,而這一次人們則發起了「抗捐行動」,反對民間與政府的任何捐助行為。

很多因素造就了這五年來的變化。最直接的原因來自於中國官方機構的信任破產。香港人發現,他們的捐助被紅十字會與各級地方政府的腐敗與無能所濫用,它化作了政府的豪華車與公款吃喝,援建的學校則不僅仍是「豆腐渣工程」,甚至還因地產項目被拆毀。其次,它與中國再度擴張的專制制度有關,經由二零零八年奧運會的成功和隨後的西方金融危機,共產黨政權變得更為傲慢,它加緊了社會控制、打擊異議分子、卻面對一連串的社會危機毫無作為,它還把這「維穩」的思維與形式引入了香港,讓早前它作為中國復興者的形象大打折扣。

而在這五年中,也正是「中港融合」的加速期,北京原本以「輸血者」的姿態出現,開放「自由行」來幫助香港經濟,未料到卻引發了新的衝突,內地人反而變成了香港資源的掠奪者,「蝗蟲論」不脛而走,一些香港人不僅厭惡中國的政治制度,甚至對「中國人」也表現出某種反感,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既是這制度的犧牲品、也是支持者。緊接著,在政治改革與特首選舉上,北京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干涉姿態,人們發現,香港不僅沒扮演未來中國的引領者的角色,反而有「內地化」的趨勢。

面對這新變化,《文匯報》的評論表現出的態度是,它不準備理解這一切,而準備把它置於新的「敵我矛盾」中,香港的「顛覆性」再度突顯出來。

從「痛心疾首」到「反對愛國、仇視內地同胞和對抗中央」的論調,從李子誦到此刻的社長總編輯,《文匯報》的變化再好不過的折射出這個政權的變化。在八十年代,不僅李子誦,還有許家屯、金堯如、李菊生等人物,他們或為北京派來的官員、或為本地左派機構的領導人,他們仍以一種開明的態度面對香港事務。這與中國內部的失敗有關,在經歷了無窮的運動與鬥爭之後,這一代共產黨員發現自己的努力完全錯了,他們對自己缺乏自信;也與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地的差距有關,比起中國大陸的貧窮與落後,香港繁榮而先進,有他們無法理解的複雜性;也與他們的成長與教育背景有關,他們大多是在一種民國式的理想主義環境中度過少年與青春,但即使被政治運動摧殘,他們還保有個人特質。

二十四年後的今天,跑馬地的新華社變成了西環的中聯辦,北京成了世界新強權的中心,《文匯報》與《大公報》依舊出版,一切風格卻變化了。天安門事件清除了共產黨黨內殘留的開明派,在中國經濟崛起時,一股嚴重的政治退化則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發生。除去眼前的權力與利益,新一代的官員們什麼都不在乎。新獲得的財富滋生了權力的膨脹,也鼓舞了他們的傲慢與無知。新貴們在一個文化匱乏、充滿無謂鬥爭的環境中成長,不要說中國情懷、理想主義,就連基本的理解他人的能力都缺乏。而為了獲取更大的資源,他們也傾向於誇大問題,以便為自己贏得更多資源。

或許,我們也不應誇大李子誦等人的理想性與重要性。中國共產黨對於香港態度的轉變,不過反映出這個組織本質的根本特性,它是高度實用主義的,當它處於弱勢時,它要「統戰」你,當它強大時(哪怕暫時),它就要藐視你、踐踏你。

它的愚蠢也從不是來自於真的愚蠢,而是高度的傲慢與封閉,它也可能隨時因需要而放低姿態。香港的抗爭道路,註定曲折而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