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小接受的歷史教育中，中共之所以能够對國民黨取而代之，而且勢欲建立萬年不變之基業，乃是因爲它擁有最好的政治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護和創新民族福祉。然而，從幾十年的執政成績看，這種謊言實在是露骨。所以反對者也一再同樣以愛國的名義進行抗議，直到1989年達到高潮。在那場學生運動中，學生自我認同的身分就是愛國青年，『民主愛國運動』也是他們與官方生死爭奪的名分。
90年代之後，制度最優的謊言仍在持續，但是『國情論』成爲主要的宣傳策略。以共産主義這個全球烏托邦幻想爲意識形態的中共政權，卻把普世價值視爲西方反動理論，『中國特色』成爲塗抹一切非正當性的萬金油。儘管西方社群主義沒有被大張旗鼓地引入，但是其在具體的歷史文化脈絡中尋求身分認同、每個人都應該首先適應和奉獻於社會環境的主張，似乎在中國擁有愈來愈多的知音。於是，中共不再需要論證自己是最優歷史産品，而只是讓人們相信，你別無更好的選擇——因爲這世界上沒有更好，天下烏鴉一般黑，莫問是非曲直，只管怎樣發財。公義不再重要，穩定才能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被早年的中共清晰劃分的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不僅邊界日益模糊，而且政治認同愈來愈佔據上風。如果一個人說我熱愛香港文化傳統，所以我要反對中共政策的破壞，他不會被稱爲愛國者，甚至算不上愛港力量。假如你反對清算中共『文革』對傳統文化和人倫道德的破壞，你反倒擁有了愛國者的桂冠。
無論中共的暴力發家史，還是台灣的民主轉型經驗，都證明了，即便是用於反對專制，民族主義動員並非善類。因此我很爲中共有些擔心，假如某天真的有了港獨勢力，或別的新興政治力量，他們被迫拋棄『愛港愛國』這套被濫用的宣傳話語之後，倒有可能在華人社會中發展出更好的政治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