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曉陽的「普選」方案，充分反映中共對香港民主化的恐懼。筆者不禁要問一下中共：香港民主化，你怕什麼？
大家知道，1982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開始談判，當時連香港本土左派對於中共收回香港心中都有疑慮，雖然公開不敢說，私底下都在嘀咕（因為他們最熟悉中共，最知道中共言而無信的劣績）。那個時候，反而是香港民主派人士響亮地提出「民主回歸」的口號，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當時中共充分利用這句口號，動員了廣大香港人的愛國熱情，在中英談判的過程中有力地孤立了英國。
可是當中英談判底定，香港人所渴望的民主，卻不見蹤影。自從喊出「民主回歸」口號以來，香港人苦等30年，到現在只得出一個「有形式、無實質」的所謂「普選」。請問中共對得住當年支持回歸的民主派人士嗎？
30年來，中共阻擾香港民主化進程的理由，不一而足。什麼「香港社會（對民主化）還沒有共識」啦、什麼「均衡參與」啦、「循序漸進」啦，目的都是要限制香港民主化的步伐。什麼原因？觀察30年來中共的言行，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第一，中共擔心香港會成為西方顛覆中國的基地。
這是中共一個根深蒂固的恐懼。早在制定《基本法》時，已經十分強調這點，就差點沒有寫進《基本法》而已。「六四」後，這種恐懼就更加明顯（1990年李鵬忍不住在政府工作報告草案內，加入「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基地」的字句，足見中共對此的深層次恐懼，幸好給香港地區的人大代表頂回去，才沒有出現在最後定稿裏），成為中共揮之不去的魔魘。在這種恐懼籠罩下，中共認為如果香港實行沒有限制的普選，則很容易會被西方利用成為顛覆其政權的基地。
第二，中共擔心香港出現一個植根於本土的政治勢力，來削弱它的權威。
自從中英談判以來，中共就很擔心在香港會出現一個植根於本土的政治勢力使他無法駕馭。從中英談判時，藉口反對「三腳凳」，把有切身關係的香港人完全排拒在外就可以看到這點。到制定《基本法》時，香港人的所謂參與，只能透過它的邀請、用它認可的方式、途徑、機構，來體現它的意志。如果香港實行真普選，則將來的行政長官的權力來源理論上就是來自香港本土，他就會成為一個植根於本土的政治領導，使中央的任命變成形式化。中英兩國在後過渡期吵得不可開交，就是因為中國擔心英國藉覑加快香港的民主進程，產生一個植根於本土的政權，這是中共不能接受的。
第三，中共擔心香港的民主化進程會對大陸產生示範效應，威脅中共「一黨專政」的地位。
關於這一點，錢其琛副總理倒是說得坦白。2002年6月他訪港時，曾經在電視上公開講過，「香港的民主步伐不能太快，太快了以後跟我們中國大陸脫節」。6月26日他又在《南華早報》重提此點，說：「香港的政制發展不可能與中國的政制發展脫鹇」。奇怪！香港和內地的政制，一個是資本主義，一個是社會主義，從來都沒有掛過鹇，何來脫鹇？「一國兩制」不是確認了兩不掛鹇的現狀嗎？為什麼他說兩地政制發展不能脫鹇？就是因為中共怕香港的民主有實質進展時，會對大陸產生示範效應，增加大陸民眾對民主化的進一步要求，從而威脅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才是香港不能得到真普選的真正原因。
中共這三個擔心完全是基於對香港人的不信任，而這種對港人的不信任，從某種意義上看，則是折射了中共對自己的缺乏自信。1949年，中共勒馬深圳河畔，不怕香港繼續留在英國手上，不怕國民黨利用香港「反攻大陸」，更不怕美國在港構築圍堵中國的封鎖網。為什麼？那時的中共尚未執政，全黨氣勢處於上升狀態，對自己、對人民（包括香港人）信心滿滿。經過執政60年，逃不出「權力腐蝕」規律，導致如今危機四伏，不但對自己失去信心（習近平最近強調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從內地凡政治術語必須「反話正讀、正話反讀」的規律來看，正正說明中共對自己失去信心），也對香港市民的民主訴求怕得要死。也正因為對自己失去信心，才會輕率地作出用槍炮對準中環的威嚇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