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卓爾夫人去世，許多媒體在回顧她的從政經歷時，都把焦點放在中英會談時她的角色上，不少人認為她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是出賣了香港人。時任記者的劉慧卿當年在記者會上問她：把500萬香港人交到一個獨裁共產政權手上，道義上是否說得通？戴的回答是：「我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的確欣然接受這份協議，你或許是唯一例外。」劉慧卿絕不是唯一例外，事實上，她反映了當時相當大部份香港人的心聲。
自從1980年香港「九七」問題浮現以來，香港人一直在抗共的社會思潮中掙扎。筆者當時主編的《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是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媒體。1981年，筆者參與勞思光教授發起的「香港前景研究社」，此後幾十年來都把心力傾注在對香港抗共思潮的關切上。筆者經歷和觀察這社會思潮幾十年的變化，並感覺到近年有了新趨勢。在戴卓爾夫人去世和社會思潮出現新趨勢的關鍵時刻，且把個人的一些觀察提出來，供高明之士作討論基礎。
在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華，與鄧小平會見後，估計當時麥提出九七問題而鄧已表示收回香港的意願。麥並沒有把這訊息告訴香港人，卻在81年提出了民選區議會的政改步伐。當時香港因為經濟與文明均起飛，市民漸有了對香港的歸屬感，民主步伐的開始，使歸屬感增強。1982年中共收回香港的消息漸漸曝光，香港即出現相當強的拒共情緒。拒共思潮的主流，是認為離開了英國，在中共的主權下，港人治港不可行。社會上提出種種延續英國管治的方案，主要的有：英國交還主權去換取延續治權；延長九七年到期的新界租約；香港在中共主權下實行聯邦制並加入英聯邦；香港在國際社會的保證下實行全自治而不是「港人治港」的半自治；也有建議用香港的儲備在亞洲某地買一個島而香港市民遷往此島生活的有點妙想天開的方案。香港獨立的主張在香港的美歐留學生中佔相當高的比例，但居於香港的市民大部份不認為這是現實主張。那時香港人的主要拒共表現在移民。移民的地點居然找到多米尼加、東加這種地方，所獲的東加護照申明只在東加本島之外的一塊大石頭上有居留權，可見當時港人恐懼到甚麼程度。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很多，主流媒體和社團幾乎沒有主張回歸中共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
不反對回歸的社團，如匯點，如司徒華的教協，如學生團體的國粹派，所主張的回歸是民主回歸，也就是說，民主是回歸的必要條件。當年趙紫陽總理答覆港大學生會的信表示：回歸後香港實行民主是理所當然的。以總理的信去穩定民主回歸派的意志。
關心香港前途的人士，也會觀察中國的局勢。來香港為回歸作統戰的許家屯，主要的說辭就是希望香港人不要只看中國的過去，還要看文革後中國的逐漸開放和改革，更要看中國的將來。當時中國在胡耀邦、趙紫陽的主政下，也確實有些新氣象。因此，在抗共思潮中，也有認為既然中共收回香港的決策已無法改變，也擋不住，就寄望中共改革，並且也疑信參半地認為中共再經十多年的改革後，香港的回歸未必是不可接受之事。
總括來說，在六四之前，香港的拒共主流思潮是不接受中共提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接受現實覺得中共回歸不可擋的思潮，也基於兩個條件，一是寄望於中共的政治改革，期待中共在自由法治民主等方面能趕上現代文明；二是期待香港可以實行民主，在民主體制下港人治港。
香港的抗共思潮，到1989年的北京民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香港市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廣泛同情和支援，主要原因是中國民運與香港的抗共思潮連結在一起。港人感情投入民運，認為中國的命運就是香港的命運，只有中國實現民主，在九七回歸後香港人的自由法治人權才有保障。在抗共思潮中，大中華民主派興起並佔居主流。國際派、延續英國治權派、聯邦派都漸漸銷聲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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