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慈禧的第二次政變
自一八六一年來的二十餘年，中國繼續在內亂外患的困擾中，其得以勉強渡過大難，是因為地方督撫尚能振作，中樞執政大臣，相與配合，慈禧並非唯一的權力人物，尚不敢肆行無忌，一意孤行。更重要的為左右中國命運的列強利害不盡一致，互相牽制，任何一國不能單獨行動。慈禧原是一個仇外者，英、法軍進入北京前後，據說她曾主盡殺洋人。及中外和議成立，仍勸咸豐再與英、法開仗。其後為奪取政權，不得不結納頗得外人好感的恭親王。恭親王倡行新政，既多出外人的勸導，她又不得不降志以從。但是恭親王終不能滿足她的權力慾，屢予裁抑，必去之而後快。
恭親王的異母弟醇親王奕譞，秉性憨直，對於恭親王的煊赫權勢不免妒嫉，尤不滿其對外措施。一八六九年，曾主驅逐洋人，激勵紳民，打毀天主教堂，天津教案盛傳為他所主使。事後因懲兇賠款，憤請辭職，斥「在事諸臣汲汲以曲循夷心為務」，恥與同列，並謂「欲盡君臣大義，有傷兄弟私情，欲循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大義」。夷務之無起色，由於「辦夷務之臣即秉政大臣，諸事有可無否所致。……常有萬不可行之事，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後請旨集議，朝廷勢不得不允。此等跋扈情形，實盛世不宜有者」。慈禧正要利用他以對抗恭親王，溫諭慰留。恭親王大為不安。
光緒繼統，醇親王為了避嫌，自請開去差使。恭親王亦謂昔為父子，今為君臣，如仍值朝列，於禮不便，應令歸邸第。不無排擠之心。但醇親王貴為皇父，無形的影響仍大。慈禧復有意籠絡優崇，每遇國防外交大事，皆命以親王身份預議。他的發言，常具有決定作用。一八七六年，文祥病卒，恭親王形單勢孤。一八八〇年，慈禧的太監違禁攜物出宮，與護軍互毆，慈禧定要嚴懲護軍，與恭親王發生激烈爭辯，嫌隙愈深。慈安太后平時不多所可否，惟遇重要之事，仍可從中協調。一八八一年慈安去世，恭親王與慈禧之間失去了緩衝。
恭親王年逾五旬，飽嚐憂患，無復早年的豪氣，與慈禧同樣好貨。越南事起，清議激昂，慈禧、醇親王隱為護持。他與李鴻章成為指責的目標，益使其前瞻後顧，舉棋不定，忽戰忽和。慈禧召見之時，恭親王反以慈禧五十生辰演戲、進呈禮物等淺俗末節之事瀆請，不僅為慈禧所輕鄙，同僚翁同龢亦譏其瑣屑，缺乏識量。於是樞臣奉職無狀的彈章隨之而上，慈禧即以「邊防不靖，疆臣因循，國用空虛，海防粉飾，不可以對祖宗」相責。一八八四年四月八日，恭親王再遭譴懲，與全體軍機大臣悉被革罷，代之以禮親王世鐸及醇親王的親信工部侍郎孫毓汶等，遇有緊急要件，會商醇親王辦理。至於總署，醇親王久謂辦理夷務之臣應與秉政之臣分開，二天后，命貝勒奕劻管理。
慈禧宣布黜懲恭親王的理由是軍機處為用人行政樞紐，恭親王「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謂其簠簋不飭，或謂其昧於知人。……只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鮮」。所說雖非完全無因，其實不過是表面口實。新任的軍機大臣更等而下之。經驗、才識、資望，遠不能與舊任相提並論，貪鄙且尤過之。詔下之日，朝野驚愕，謠傳騰起。原劾恭親王之人，亦謂越南正有軍事，不宜概易生手，「恭親王才力聰明，舉朝無出其右」，請仍令在軍機處行走。另有一位御史謂恭親王等多為二十餘年親舊，有贊佐之功，縱有小過薄愆，面加戒飭已足，今則以為舉不足信，一朝俱罷，實難服天下之心。醇親王並非明達有為之人，禮親王復懵懂不曉世務，大權落於孫毓汶之手。從此事事專仰慈禧鼻息，「賄賂公行，風氣日壞，朝政益不可問」。以往清流黨喜於言高論，君臣尚略有顧慮，現在清流黨的魁杓李鴻藻被罷，張佩綸、陳寶琛等外放，不久落職。中法戰後九年，內外無何重大戰亂，以為天下太平，諸事日益廢弛。
總署與軍機處為平行機構，舊有總署大臣多由軍機大臣兼領，彼此一氣，現在總署成為軍機處的隸屬。新任大臣大半不兼軍機大臣，包括總管大臣奕劻。奕劻（一八三六至一九一六）為遠支宗室，既乏赫赫之功，又從未涉足洋務，名望能力皆無可述。他自知難以勝任，瀝陳種種窒礙。一為上下之情易隔，遇事不能隨時請旨；二為中外之隙易生，外人將對總署輕視；三為樞臣辦理洋務必至隔閡，事理必至掛漏；四為總署與疆臣勢將呼應不靈，甚或受到各方藐忽。洋務為當前大端要政，重洋務必須重視總署，總署之權必不可輕，軍機兼理之法必不可改。樞臣秉國之鈞，焉可不明洋務？樞臣不兼及洋務，不成其為軍機大臣，總署不責成樞臣，亦不成其為總理衙門，所以軍機處與總署斷不可分。但是慈禧與醇親王認為以不合為上。此後十年（一八八四至一八九四），總署大臣約為九或十人，其中兼軍機大臣者不過二、三，奕劻不在內。直至中日甲午戰爭，恭親王復起，總署與軍機處的關係始再恢復。
慈禧與恭親王在明爭暗鬥、貌合心離之下，尚能勉強相處二十餘年，而與醇親王共事不久，即生嫌隙。慈禧揮霍無度，嗜利好貨，為之通關節的為宦官李蓮英，醇親王嘗有諷勸，漸為慈禧所惡，憂憤成疾。一八八九年三月，光緒親政，仍受制於慈禧。翌年，醇親王再病，終於不起。
二、北洋艦隊的成立
一八七五之興辦海軍，係以東方新興的日本為假想之敵。一八八二年，李鴻章鑑於日本的步步進逼，中國兵船僅可扼守海口，難以決戰大洋，且分駐數省，號令不一。不似日本之統歸海軍省節制，呼應一氣。萬一中日有事，勝負不易逆料，除在德國訂造「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外，須再添購新式快船為輔佐，中樞與地方合謀，方可成一局面。年餘之後，再請統一海軍事權，設立海軍部，置北洋水師提督，延聘洋將。時中法戰爭已起，陸戰尚互有勝負，海戰則一再失利。戰後痛定思痛，決大治水師，續購鐵甲快船。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二日（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正式設海軍衙門，命醇親王總理，慶郡王（奕劻）及李鴻章會同辦理，漢軍都統善慶，兵部侍郎曾紀澤幫同辦理，所有水師悉歸節制調遣，先練北洋一支，由李負責。十一月，第三批海軍學生赴英法。「定遠」、「鎮遠」及「濟遠」三船到大沽。
海軍衙門設置的前二日，李鴻章電促前被英國召還的琅威理再來。赫德恐中國海軍受德、法或美人控制，亦去電懇勸，並請英外部敦促。琅威理要求採行英制，僱用英人，授以訓練全權，得李同意後，於一八八六年三月到津。五月，醇親王、李鴻章校閱水師操練，李意氣至豪，琅威理獲授海軍提督銜。八月，北洋艦隊游弋朝鮮洋面，轉赴日本長崎，與日本巡捕衝突，各有死傷。琅威理請對日開仗，李鴻章持不可，互給撫卹了事。有謂如用琅威理議，一舉而挫日本艦隊，以後的中日海軍強弱，必大不同。一八八七年，「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快船自英、德駛至。翌年十二月，北洋海軍成，丁汝昌任提督，前在英留學的林泰曾、劉步蟾任左右翼總兵，各艦管帶亦多為留英學生。除已竣工的大沽軍港外，旅順、大連、威海衛均在興建、佈置。琅威理主再經營膠州灣。以力有不逮而未果。旅順最具規模，一八八〇年著手佈置，船塢由法人承辦，砲台由漢訥根主持，一八九〇年工竣。
北洋艦隊共有大小兵船二十二艘，其中十二艘購自英國，五艘購自德國，餘為自造，另有練兵魚雷艇各若干，約計四萬噸，炮一百二十餘門，官兵四千餘人，以「定遠」、「鎮遠」兩艦為巨擘，各七千餘噸，次為「經遠」、「來遠」等五艦，各約二千數百噸。成軍前數月，李鴻章從琅威理及各將領之議，請續購戰艦，曾紀澤亦有建白，均不獲採納，曾紀澤且受同僚旗人傾害，抑鬱而卒（一八九〇）。一八九一年五月，第二次校閱後，李稱旅順船塢已成，軍艦有了歸宿根本，大連、威海衛砲台行將完工，海軍戰備尚能日新月異，就渤海而論，已有深固不拔之勢。但實際情形並不如他說。前此戶部以籌款困難，主停購船械，裁減勇營。李的左右勸他奏駁，不論允否，亦可披露心跡，李不之從，怕的是有違慈禧之意。時慶親王奕劻主海軍衙門，更難期有所獻替，北洋海軍發展，陷於停頓。
海軍餉絀，原因不一，慈禧移用巨款於園庭修建，關係至大。初以創立海軍之時，傳說李鴻章命人托李蓮英轉告慈禧，將來圓明園工程可併入辦理。圓明園計劃作罷，又議改修禁城附近的三海。李鴻章之經營北洋海軍，是為鞏固京師門戶，醇親王意欲自行掌握，並趁便以修三海，逢迎慈禧。一八八六年，囑李以創建京師水操學堂名義，借款百萬兩。李以越事為人所不諒，恐蹈恭親王后塵，唯命是從，即作為海軍經費開支。三海並不能令慈禧滿足，定要仿照圓明園的規模，別營頤和園，以「頤養天和」。一八八八年三月，正式宣布興建，三年竣工，用款由海軍經費挪墊，且曾藉動出使經費。究竟提用幾何，說者不一，有云一千五百餘萬兩，有云二千餘萬兩，有云三千餘萬兩，雖不可能如此之多，而是年李請續置兵船之未成，三年後丁汝昌復主從速添船換炮之未獲准，不能謂與園工無關。翁同龢所謂「以昆明（頤和園湖名）易渤海」，即指此而言。一八八六年北洋新到各艦的維持費，尚須依賴借款。南洋艦隊更不必言，是後未再增一船。
人事為北洋海軍另一癥結，重要職位多為李鴻章的鄉人或舊屬所踞。丁汝昌不諳海軍之學，總兵以下，大都對他無畏敬之意。琅威理固有其長，惟十分自負。初次任海軍總查之時，即爭指揮之權，二度再來，雖仍勤於職守，而驕矜特甚，亦以提督自命，為劉步蟾所忌，往往與之為難。一八九〇年，外人已屢謂北洋海軍缺乏紀律，琅威理受中國軍官挾制，不能控馭。是年北洋艦隊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離艦，琅威理與劉步贍、林泰曾為懸提督或總兵旗號事，互爭不下。李鴻章左袒劉、林，琅憤而辭職。英政府拒李之請，不允另派英人代琅，召回任職旅順英員，甚至不接納中國海軍留學生。琅去而北洋海軍風紀愈壞，官多攜眷陸居，兵亦去船以嬉，每巡弋南洋，相率淫賭於上海、香港，以至吞沒軍餉，丁汝昌無如之何。至於負責艦隊軍火供應的人員，更是弊端叢生。
此一時期的陸軍改革，除了開辦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外，無其他積極措施，大約以為有了海軍，海防鞏固，陸上即可無虞，而且各軍多已採用洋槍、洋操，不必急急其他，同時財力亦不許海、陸軍並建。
三、台灣建設
日本犯台，促成了中國海防的積極建設，亦促起了朝野對於台灣的重視。就地理上說，台灣關係海防極大，一有意外，全局牽動。過去兩百年的消極政策，斷不能應付當前及今後的情勢，躬蒞其境的沈葆楨曾說：「彼（日本）退吾備益修，則帖耳而去；彼退吾備遂弛，則又抵隙而來。」「台地向稱饒沃，久為他族所垂涎，今雖外患暫平，旁人仍耽耽而視，……年來洋務日密，偏重在於東南，台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為門戶，其關係非輕。」台灣善後，絕不容緩。所謂善後，實即創始。沈初到台灣，即修建砲台，為治標工作，其後從事基本經營，作長治久安之計。
沈的主要措置，一為開山撫番，藉衛地方，以弭內憂。開山工作為修通道路，沿途築堡、設屯。撫番工作為安撫良民，平服凶逆，清查番戶，安定番業，設立番學。二為招徠墾戶，廢除內地渡台禁例，設招墾局，內地來台者免費乘船，到後官給口糧、土地、耕牛、農具、種籽。三為增置郡縣。於原有的一府、四縣、三廳外，南部添設一縣，中部、東部各添設一廳，北部添設一府、三縣、一廳【註*】。四為推行新政。沈未來台灣之前，已派員勘探基隆煤礦（一八六八），到台之後，經營益力，聘用英國礦師，再行勘查，添置機器。又備置輪船，行駛閩、台之間，準備以台灣為將來南洋艦隊的基地。此均一八七四至一八七五年之事。
*註：原有台灣府（台南），台灣（台南）、鳳山（高雄）、嘉義、彰化四縣，淡水（新竹）、葛瑪蘭（宜蘭）、澎湖三廳；新添南部恆春縣，中部埔里廳、東部卑南廳（台東），北部台北府，淡水（台北）、新竹、宜蘭縣及基隆廳。
繼沈葆楨經營台灣的，以丁日昌為重要。一八七五年丁任福建巡撫，幾乎是以全力籌劃台灣建設，認為購鐵甲船、練水雷軍、槍砲隊、造砲台、開鐵路、立電線，皆屬應辦之事。基隆煤礦開採已有端緒，硫礦、煤油、樟腦、茶、鐵亦當逐漸招商開拓。惟籌款不易，李鴻章勸他先專力路、電、礦、墾。基隆煤礦有了改進，中國最早的電線在南部架設，聯貫南北鐵路亦在計劃。
首發台灣建省之端，而奠其基者，為沈葆楨，十年之後，終於實現，此為中法戰爭所促成。戰爭期間負責台灣軍事的劉銘傳具有進步的觀念，一八八四年十月，被授為福建巡撫。中法戰事甫了，他自請開缺，以便專心經營台灣。中樞及李鴻章因此次戰爭的教訓，即決心大治海防，於是一面命劉留台，一面由李添置鐵甲快船。一八八五年設立海軍事務衙門，與台灣改建行省的上諭同時頒發，即以劉為第一任巡撫。
劉銘傳希望將台灣建設成一個模範省，作為富強的基礎。他採行的政策，與沈葆楨、丁日昌無大出入，而成就過之。除改進番人經濟、教育，調整行政區域外，一是整頓財政。首先清丈地畝，重定賦則，使豪室之家不得隱匿霸攬，胥吏無由朘削，人民負擔平均。台灣原額賦銀為十八萬兩，今則達六十七萬兩。次為清理稅收，由九十萬兩增至二百餘萬兩，最後與田賦合計為四百餘萬兩，台省之財，足供台省之用。二是軍事建設。編練艦隊，雖力有未逮，陸防則大為增強，營建新式砲台，上架西洋大砲，配以水雷。所有防營，皆用洋槍，延洋員教練，並設機器局。三是舉辦交通實業。鐵路計劃為北起基隆，南達台南。台北、基隆之間，於一八九一年完成，台北、新竹之間，於二年後竣工，共長六十英里。輪船添置八艘，航行上海、香港，遠及南洋。電線南北聯接，及於福州、澎湖。郵政隨之開辦，較大陸的正式設立尚早。基隆煤礦，新購機器開採，並設煤油局。農產方面提倡水利、種茶、植棉、蠶桑。商務方面，招徠南洋華僑投資，獎勵對外貿易，建築台北商埠，創辦電燈、自來水。四是興辦科學工藝學堂。建設需要專門人才，開始暫用洋員，為永久計，必須自行作育。先立電報學堂，繼立西學堂，延英國及丹麥人為教習。此時全國設有公立新式學堂的不過四省，台灣為第五。
經過六年（一八八五至一八九一）慘淡經劃，台灣步步前進。中國的自強運動已三十年，而以劉銘傳為最努力，在二十三省中台灣最具規模。
四、內外幹阻下的鐵路經營
一八八〇年劉銘傳的鐵路計劃雖遭頓挫，李鴻章仍不願將此問題長期擱置，總望設法開示朝廷，並「使世人略知此種底蘊」。他首謀說服醇親王，藉以影響慈禧太后。醇親王表示可先試行煤鐵之礦、開墾之地，及屯軍設防口岸，再謀推廣。李為轉漕運兵便利，請先築沿運河一線，再及於京師至漢口一線。一八八三年，李復函總署，力陳欲求富強，舍鐵路莫由，「倘海有鐵船，陸有鐵道，國家真實聲望，始得樹立，外人斷不敢輕易動手」。不久中法戰起，無暇再議，及醇親王當政，李和他商討海軍問題時又談到鐵路。一八八六年，與唐胥鐵路有關的工程師金達向李建議，就唐胥鐵路分段延展。李得醇親王同意，設立開平鐵路公司，以曾留學英國的伍廷芳任總理，自胥各莊向西南修至閻莊，長約二十英里。開工後醇親王又與李商定延至大沽、天津，將來向東延至山海關，鞏固東北邊防，時為一八八七年。此路為官督商辦，改開平鐵路公司為中國鐵路公司。因招股不足，先後向英、德借款。一八八八年十月，全路通車。長約八十五英里，李曾試乘，十分興奮。台灣鐵路亦同時興造。
唐胥鐵路完成後，一八八一年英使要求中國如辦鐵路，須藉英款。不久法、美、德亦各有所請。一八八五年中法天津條約，許法國以辦理鐵路的優先權。唐山至津、沽的工程師既為金達，一切採行英制，英國實已佔先。李鴻章於通車後，立請再自天津接修至通州，名曰津通鐵路，向英國進行借款。為使慈禧、光緒得以親睹，先已於京師修了一條長約二英里的小鐵路，可謂煞費苦心。然仍不能杜反對者之口，引起了一八八九年一月一場軒然巨波。初反對的為幾位御史，最大的理由為鐵路有害於國，有害於民，其利僅在洋人。鐵路一成，險要盡失，通州密邇京師，又萬不可修築。正在此時，宮門被火，認為是天意示懲，不以鐵路為然。政府中有地位的尚書翁同龢、孫家鼐、軍機大臣孫毓汶等數十人，同聲請求停造。有的係由於政治上對李不滿，如翁同龢、孫毓汶，有的是怕經濟利益受到損害。通州為運河終點，如運河為鐵路取代，一向倚靠漕運為生及借漕倉舞弊的，失其憑藉，所以反對者之中亦有倉場侍郎。把持天津至通州舟車之徒，及沿途以偷米吃漕為事的痞棍，更是極力滋鬧，反對者愈加有詞，詆李不恤民情，勢將引起意外。李十分憤慨，致書醇親王，謂：「辦天下事，貴實心，尤貴虛心，非真知灼見，不能辦事，亦不能論事。貴耳賤目，最是誤事。……所願當路諸大君子，務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實情，勿徒務虛名而忘實際，狃常見而忽遠圖。」詔命海軍衙門及軍機大臣會商，並命沿海重要當局籌議。海軍衙門、軍機處及劉銘傳支持原議，兩廣總督張之洞別有新的方案。
張的方案為緩造津通鐵路，改築自蘆溝橋至漢口鐵路，以貫通南北腹地，使土貨可出、機械可入，不僅利商利工，鄉間農產與製作，亦得以遠行，又可利農。「內開未盡之地寶，外收已虧之利權。是鐵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見，而國之利因之。利國之大端，則徵兵轉餉是矣。」利國與利民實相表裡，張之立論重點在民生經濟，同時亦及於國防，仍為富強兼顧。李一樣注意二者，惟規劃不及張之宏遠，認為須就力之所及，出之以漸。張反對借款購鐵，主自行積款製鐵。李並非根本不贊成張之建議，只說張的辦法過於迂闊，仍主購用外洋鐵軌，分南北兩段試辦。經費分商股、官款、洋債。朝廷大體採李的主張，一八八九年，調張為湖廣總督，命與李會同海軍衙門籌辦。但張的製鐵計劃非短期可成，李於此一鐵路又乏熱忱，仍謀修造東北鐵路津通線作罷，蘆漢線亦因之擱置。
近年日本對朝鮮窺伺愈急。俄國復有築西伯利亞鐵路之議。中國對東北邊防益為重視。一八九〇年，李鴻章等議朝鮮事宜，其一即興辦鐵路。路線為自唐山東出山海關，至於瀋陽，以達吉林。一八九一年，派李鴻章為關東鐵路督辦。是年，俄國正式宣布修築西伯利亞鐵路，法國要求承辦關東鐵路，期與聯接。總署允將橋樑及車輛所需鐵料歸法商供給。所需之款初與奧國商洽為成，為顧慮俄國作梗，亦不便向英國借貸，不得已而緩修蘆漢鐵路。將每年原撥之二百萬兩，改用於關東鐵路，以金達為工程師。俄國終不願中國建築此路，又恐英國的勢力侵入東北，仍多方為難。一八九二年自唐山修抵山海關，翌年東至關外中後所（綏中），以中日戰起，所有鐵路一律停辦。無論如何，天津至山海關附近總算通車，為一八九四年前中國最長的一條鐵路，約二百英里，然已得之不易。
五、煉鐵及紡織工業
機器局、造船廠所需的煤鐵，俱來自外洋。一八七二年李鴻章已謂「船炮機器之用，非鐵不成，閩、滬各廠，日需外洋煤、鐵極夥，中土所產，多不合用，……無怪洋鐵銷售日盛」。開平煤礦解決了燃料問題，但不曾解決材料問題。中國鐵礦既未開採，煉鐵亦非咄嗟可辦，均要相當的時間與財力、技術。但槍砲製造，急不容緩。機器局須推廣設置，鐵的需要數量隨之而增。一八八五年三月，中法戰爭尚在進行之時，左宗棠力言必須另開大的鐵礦，添置機器，從事煉冶，始可免向外洋購買。最後促成其事的為張之洞。
張之洞於一八八四年受命督粵，北圻前敵軍火多賴他接濟，不惜重金分向歐、美廣求利器，但十分艱難，種種吃虧。戰後決將廣州機器局擴充改新，自行採礦煉鐵、作根本之圖。廣東每年有相當數量的鐵器出口，他以為兩廣產鐵不少，廣東鐵質優良，不必再行開礦，即可設廠煉鐵，遂開始籌備。初擬修造蘆漢鐵路時，每年進口之鐵約值三百萬兩，如仍取之海外，則漏卮太多，主張先行積款、採鐵、煉鐵、教工，待新鐵之採日旺，舊鐵之煉日精，積款已足，路工已嫻，再行開建，朝廷從其所議。時張已向英、德定購機器，延聘礦師、洋匠。及張調湖廣總督，他的繼任者說是廣東的鐵砂不豐，財力亦難負荷，不主在粵建廠。既有此阻力，張得知湖北有大冶鐵礦可開，欲一手完成煉鐵事業，即請將所定機器移至湖北，廠址定為漢陽，時為一八九〇年六月。此即日後舉世聞名的漢陽鐵廠的由來。
除原有的機器外，張之洞又自比利時添購，工程師中有英人亦有比人。漢陽鐵廠的主要任務為製造鐵軌，其後蘆漢線雖然暫時緩辦，關東線又開始興築。一八九三年十一月，鐵廠告成。一八九四年開始出鐵，每日一百噸。此時全亞洲皆無鐵廠，上海各報大事宣傳。究之實際，成本過高，品質又不見佳，並不能與洋鐵競爭。支援製造槍砲為漢陽鐵廠的另一使命，至一八九五年，尚無所成。統計六年內用款達五百數十萬兩。規模較上海、天津兩局為大。
五口通商以來，輸入中國的商品，在正規貿易中，以紡織品為主，第一為棉紗棉布，其次為呢絨，沿海地區先受到影響。左宗棠到西北後，以甘肅盛產羊毛，可用以織褐織毯。一八七一年設立蘭州機器局，除製軍火外，並自造機器，試製洋絨，進而添購絨呢機器，由上海德國洋行承辦。一八八〇年成立機器織呢局，技師盡為德人。左離西北後，德人以合約期滿回國，織呢局鍋爐破裂停工，為時僅約三年。另一原因為成品的質量、售價均不能與洋呢相爭。
一八五六年以來，英商兩次謀在上海設立紡織廠未准。一八七五年，李鴻章有感於英國洋布輸入為中國耗財大端，亟宜購置機器仿織，期漸收回利源。不久天津、上海均有人願意承辦，獲得李鴻章的協助。一八八二年，李再向中樞陳述「各國通商以來，進口洋貨日增月盛，核計近年銷價，已至七千九百餘萬兩之多，出口土貨，年減一年。進口洋貨以洋布為大宗，近年各口銷數至二千二三百萬兩。洋布為日用所必需，其價又較土布為廉，民間爭先購用，中國銀錢耗入外洋者實已不少」，不得不設局仿造，以分洋商之利。是年上海機器織布局成立，享有十年專利權，這是第二個非軍事性的企業。曾任洋行買辦的鄭觀應為初期的主要籌劃人，但困難重重，中法戰爭的影響尤大。股本至一八九〇年始行募足，有三萬五千紗綻，五百餘台布機。終因官為總辦，弊端叢生，三年後毀於火，損失不貲。
一八八八年，張之洞籌設廣州織布紡紗官局。張督鄂後，一如鐵廠，亦移至武昌，名曰湖北織布局。一八九二年開工。有紗綻八萬枚，布機一千台。一八九四年又募集商股，開辦湖北紡紗局、繅絲局、製蔴局，與織布局合稱為湖北紡織官局。織布局為官辦，餘為官商合辦。張的願望是能將盈餘撥補漢陽鐵廠，亦即以民生工業所獲之利，作軍事工業的佐助，實際上未曾做到。
一八九一年上海又有一官商合辦而非官督商辦的華新紡織新局，此與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十年專利，只准他商附股，不准別行設局的規定，自屬違背。它之得以設立，是商人不信任官府，不願附股於官督商辦的企業，李鴻章或感於辦法有變通的必要，華新局的規模又不甚大，股東復為有力之士，如江海關道聶緝槼【註：曾國藩之婿】，所以特予許可。最後作為華盛機器紡織廠的分廠。
上海織布局被焚後，津海關道盛宣懷及聶緝槼奉李鴻章之命於一八九四年，在該局原址另行籌設。名曰華盛機器紡織總廠，仍為官督商辦，並於上海、寧波、鎮江等處招商分設十廠。預定總廠紗綻為七萬枚，布機一千五百台，各分廠二萬枚至四萬枚不等，布機二百至五百台不等。一日夜可出紗一千包，出布一萬匹，每年共值銀二千五百萬兩（時進口紗布共值銀五千二百萬兩），仍享有十年的獨佔權，紗布如果出口，除關稅外，概免內地沿途稅釐。此一新的紡織廠，即由盛宣懷督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