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以說是幾乎早就知道結
果的星期天下午，面書滿是一片憤怒，更多的是把照片換作黑色。戴耀廷的說法是「香港民主運動黑暗的一天」，這話說到特別是經歷回歸談判以迄回歸後十七年今
天的一些人心坎，這些人情感上和理智上都難以接受三十多年的爭取變成今天這樣的結局。八月三十一日這個星期天，不論將來若何，都是香港民主歷程一個不能磨
滅的日子。
蔡子強在《明報》的憶懷引
發更多思考。我想起，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中共完全沒法對香港巿民作有形保證，難道只憑深圳幾塊正在開發的爛地就要信你「港人治港」這四字？今天的年輕人
不能想像的是，最低限度在八十年代的前期與中期，中共雖仍是一黨專政，可當時那種氛圍令人感到這個受過十年極左思想愚弄的國家有著「覺今是而昨非」的決
心；包括蔡子強在內的當年大學生，朦朧中或許感覺中共的民主前景比處於黨禁報禁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台灣為好。動員戡亂是什麼，我頭一次聽的時候
還在美國，台灣新聞局長是芝加哥大學歷史博士邵玉銘，他在紐約一個公開場合以英語一字一頓讀出殺氣騰騰的period of mobiliza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communist rebellion；當念到suppression這個字時，第一個音節特重，印象極深。動員勘亂是什麼，個人的體驗是朋友打算經台灣回港省親，在紐約申請過境台灣簽證時被打回頭，原因不明。之後才知道，他跟海外「異議分子」走得近，被人打小報告。
很難想像了吧。不過三十年，高壓管治下的兩蔣台灣今天會是如此民主自由。
人大框架出來之後這星期，熟悉的朋友從七天前的無語到這兩天走出來繼續爭
取下去，這一轉進比想像為快。爭取民主的過程本來就是這樣，只是未來的策略如何還會有相當爭論。參與民主運動的都應該知道，沒有一場由頂至踵的運動會現炒
現賣即叫即到，生活在快餐文化時代的人，習慣了時間和空間高度壓縮，以為三天兩頭即可臻此，事實是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近代的台灣民主化俱非如此。我常說的
一樁歷史：辛亥革命發生時，孫中山先生正在美國四出奔走籌款推動革命，他是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巿一家旅館早上閱報才知革命成功。台灣則是另一例子，五十年代
之後，台灣是只有姓蔣的才能當總統的封建；八十年代，人們還以為國民黨必會千秋萬代，孰料蔣經國開放黨禁，黨外抗戰四十年的努力漸見成果。
日本的民主運動持久戰
當然，也不是所有運動的道路都是如此，這要持續不懈的耐性，不言輕退的信
念。日本六十年代初爆發反安保條約鬥爭，抗議岸信介政府與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延續《日美安保條約》。一九六○年五月十九日，岸信介政府在自民黨控制國會的
情況下強行延續安保條約。六月，日本爆發大規模反政府運動，六月十五日，包括大學生、工人、農民等五百八十萬人舉行抗議示威。當晚，七千學生衝進國會與駐
屯重兵的警察機動隊發生激烈衝突，東京大學文學部女學生樺美智子被打死。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小說《1Q84》也有描述這段情節，把樺美智子之死寫進小說並與小說主人翁小松拉上關係，「樺美智子被打死的時候，小松就在她身邊」。
即便如此，安保條約最後還
是通過了，並在十年後的第二次安保鬥爭中再度續期，今天依然生效。若是從短期鬥爭角度來說，窮十年的兩次反安保條約運動可謂失敗之極，不過從更綿長的意義
檢視，反安保運動至今生生不息，成為日本社會的良心彰顯。第一次安保鬥爭，岸信介找來黑社會頭子兒玉譽士夫拉攏黑幫住吉會等頭頭組成「支持艾森豪威爾訪日
委員會」，成員一萬八千人，企圖以黑勢力打擊反政府人士。結果這萬把人在幾百萬人面前變成一小撮，黑幫吃了大虧，自此不敢高調介入政治。日本社會一直有黑
幫角色，十七世紀民間故事《水戶黃門》不乏這類人身影。安保鬥爭之後，黑幫由此退出上層公開政治活動流轉至今。
台灣民主化的觀照意義
日本的爭取民主主義之路是六十年的持久戰，台灣的民主化發展之途對低氣壓
下的香港卻有一定參考價值。國民黨遷台後，蔣介石在反共氛圍下高壓統治，兒子蔣經國把在蘇聯留學時學得的政戰系統移植寶島，六四年裝甲兵團「湖口兵變」，
一個中校級政戰軍官繳走兵團副司令趙志華的佩槍，事後政戰軍官連升兩級至少將，自此政戰系統坐大。負責台灣內部保安的警備司令部則儼如納粹蓋世太保，作家
李敖說，他的作品印刷時必須保密，否則警總人員會到廠把書搶走。類似的貓捉老鼠遊戲經常發生，台灣在冷戰年代，不僅是美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更是美國
阻止中共蘇聯外擴的打手，主子的冷戰搖身一變成為台灣島內反共的熱戰，華盛頓默許蔣家軍特統治。李敖的台灣大學同學劉大任憶述六十年代末赴美留學前夕的心
情，可視為昔日台灣白色恐怖的註腳：「這個即將陸沉的地方，怎麼跑出去？」
然而，類似的高壓始終無法壓倒島內的茁壯民主，蔣家長期實施戒嚴，禁止組
黨，非國民黨政界人士統稱「黨外」——這是中國近代史荒誕不經的一頁：光一個「黨」字即可代表執政國民黨而非其他黨派。五十年代初，黨外人士開始在地方選
舉間有所得；但國民黨輔選機器龐大，更有比「蛇齋餅糉」厲害得多的政府政策補足，黨外選舉工程吃力。不過，仍有黨外人物鍥而不捨，一步一足印，以「農村包
圍城巿」政治游擊戰，單挑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政權。這些勇士，其中不乏今天已成台灣民主道路的傳奇人物，包括先選上台北巿議員、再以高票當選立法院委員及國
大代表的康寧祥，黨外大老黃信介則遙作呼應。
這條漫長之路頗為唏噓。油站工人出身的康寧祥走的是議會挑戰建制的戰法，
儘管當時國民黨控制立法院及國民大會，康寧祥等黨外議員以大衛戰巨人歌利亞的勇氣面對國民黨。但在七十年代的台灣，康寧祥的打進建制內部戰略不為社會認
同，最親痛仇快的是他被喚作「康放水」，指他在政策論述傾向支持國民黨，有向政敵「放水」之嫌。儘管如此，以選舉進入建制的路愈走愈寬，最後建構成令國民
黨感到壓力的「朝小野大」格局，以立法院及地方議會黨外力量，挑戰威權統治。
康寧祥的農村包圍城巿
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黨外
議員的信息幾乎難以在台灣大氣電波及印刷媒體得見。國民黨資源巨大，效力無遠弗屆，兩家全省大報《中國時報》報系及《聯合報》報系老闆余紀忠及王惕吾皆為
國民黨中常委，台灣的報禁規條對開設報社及報業用紙皆嚴格限制，客觀上收緊了第二種聲音的出現；三家電視台華視、中視及台視，不
是黨營便是政府或軍方控制，黨外在有限的空間無立錐之地，話語難以傳遞。精力充沛的康寧祥硬是在日常論政及黨外活動走出另一片天，尤其是他推動的刊物例如
《八十年代》、《首都早報》叫好叫座，膾炙人口，國民黨的八股文宣完全不是對手。
同一時期的台灣，黨外不止
康寧祥這一支，還有更加激進的獨派，這派以理論大師史明為首，推崇暴力革命。康史兩派理念不同，卻非勢不兩立，內地作家余杰以外來者身分端視康寧祥及史明
兩派後得出證言，指出台灣到後來發生的真正變革，在於康史兩派「犬牙交錯與融會貫通」。具體可以體現在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互為扞
格，互作融通，構成一股網羅各階層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巨大民間勢力。
二○
一
三年，康寧祥自傳《台灣，打拼！》出版，五百多頁的內容引領出的是台灣黨外運動的韌性以及康寧祥的圓通。今天回看，康寧祥是大時代過客，他不是台人入局最
終得登大寶的李登輝，也不是天之驕子最後淪為伸手族的陳水扁。康寧祥沒有李登輝的謀略，李於一九九六年大選以參選人「必須大學畢業」的規例，逼退魅力超群
但中專程度的黃信介；也沒有陳水扁的年年台大第一名的優異生成績。康寧祥建立的功業是地方包圍中央策略，通過議會制衡行政部門。
香港今天若與七八十年代的
台灣相比，客觀條件不一樣：美國控制台灣武器供應令蔣家大感壓力，對黨外活動難施重手整治，某程度留出了民主發展空間。但在另一邊，國民黨強勢控制行政部
門及大部分立法院議席，於這方面而言，香港泛民似乎比當年的康寧祥條件稍好。民主之路從來沒有複製，台灣民主是抗戰四十年，香港
泛民的民主之戰現在只是新階段開始，勉強來說，相同的是在野一方面對的是強大的執政機器。
梁啟超的台灣證言
台港民主之路如何驗證比
併，不可能馬上就有答案。不過，一向被視為台灣民主運動溫和派始祖的康寧祥在《台灣，打拼！》特別提到一個人，那是梁啟超。上世紀初梁啟超與台灣反日派林
獻堂的長篇對話，成為台灣人民爭取民主一整世紀的格言，梁當時斷言清廷不會讓台灣在脫離日本後完全自治，建議研究愛爾蘭的溫和自治
模式。回憶錄中，康寧祥在總結一己爭取民主歷程對梁啟超念茲在茲，不在於梁啟超遊歷寶島後寫下如今原稿佚失的五十萬字《台灣遊記》，而是台灣民主圭臬的
「台灣前途要靠台灣人打拼」這句話。
2014年9月8日星期一
餵豬的餿水給人吃！／文﹕南方朔
今日是中秋節，根據台灣目前的習俗，幾乎多數家庭都會買許多肉類來月下烤肉，也買許多點心零食同歡。中秋節是個消費很旺的節日。
但今年的中秋節卻變得很不一樣。因為就在中秋節前的9月4日，台灣突然爆發了「餿水油風暴」。台灣南部的屏東，有一家賣油的公司，到各地去收購飲食廢物的餿水及皮革的廢油，然後將這些廢油加工過濾，表面弄乾淨後，他將這些油冒充是豬油，出售給專門經營豬油生意的強冠公司，而強冠公司又把這種餿水油賣給全台灣各地的食品業者。
這次的餿水油事件，之所以立刻形成了「風暴」，是有原因的﹕
（一）就質量而言，它的原材料都是餐廳剩下的廢物以及屠宰場的廢物，然後將這些廢物中的油脂抽出和加工，這種油的品質必然極為惡劣，可能含有各種毒素、重金屬，以及氧化膽固醇等有害健康的成分。
（二）就數量而言，這家公司從今年3月起，這種餿水油已生產了683公噸油，分別賣給了台灣235家食品公司，截至目前已知道，台灣著名的許多製餅、製造點心麵包，以及製造醬料的公司，例如味王、奇美、85度C，以及盛香珍、李鵠餅店等全都用這種有問題的油。這等於全台灣的月餅、鳳梨酥、肉鬆、肉乾、烤肉醬，各種速食都蒙上了陰影。因此中秋節本來要買東西的，全都裹足不前。因此今年的中秋節，遂成了市面買氣最差的節日。
餿水油風暴 塑化劑後最大飲食危機
今年中秋節之前，台灣發生「餿水油」風暴，論事件的嚴重性，此案可以算是 繼塑化劑之後最大的飲食危機。近年來台灣的食物問題不斷，先後已有過塑化劑、劣質米冒充優質米、毒澱粉、有毒添加物、人工香精、有毒食用油等案件。但論惡 心程度，這次的餿水油風暴可稱第一。所謂的「餿水」，在漢語中，主要是指廚餘之類的廢物。家庭或餐廳吃剩的食物湯湯水水，通稱為「餿水」，其中所含有的油 脂，由於混雜了太多的雜物，如果要回收，頂多拿來作工業用。裝餿水的鐵桶，髒臭無比。但台灣的不肖商人，卻去收購這種餿水，又去屠宰場收購丟棄的豬皮等， 收其中殘存的油脂，一起提煉出來，冒充正常的豬油。這種豬油，由於品質惡劣而有安全上的風險，任何稍有良知的商人，一定不會販售，但台灣的商人為了貪圖這 種油的便宜，用這種油即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所以差不多全台灣的糕餅點心公司都買這種油來使用。台灣早在30年前，即1985年發生過一次餿水油風暴，現在過了30年，同樣的事件又起。台灣的油脂安全，簡直是在走回頭路！
近年來，台灣的食品問題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危機，而且嚴重性也在升高，餿水這種東西，以前的人都是收集起來養豬，現在居然收集起來，處理後給人食用，這真是不可思議的現象，對這件事，一定要去檢討它的原因及後果。
（一）近年來台灣經濟在惡化，尤其是中產薪資所得一直在向下沉淪。薪資已跌回16、17年前水準。由於薪水工資在下跌，中低收入者最大的飲食支出遂出現很大的壓力，它們不敢漲價，一漲價就影響銷售，所以製造方便麵的，製造點心小吃、肉鬆肉醬、調味料的，自然在節省支出上動腦筋，近年來食品危機事件不斷發生，其目的就是為了削減支出，增加利潤。
食品近年多銷大陸 鼓勵奸商作弊
（二）台灣以前的加工食 品，主要都是賣美歐，美歐食品管理較嚴，台灣廠商不太敢亂來，一旦被查獲有問題，處罰極重。而近年來台灣的食品主要賣中國及中國觀光客，中國的食品管理剛 剛起步，由毒奶粉事件、由老鼠肉冒充豬肉、由月餅饀過了一年還拿出來賣，可見中國的食品管理極為落後。因此對台灣的食品業者，等於找到了一個冒險賺錢的新 大陸，東西只要不立刻吃死人，在中國都可通行無阻。中國這個市場缺乏了食品的有效管理，也鼓勵了台灣廠商作弊的習性。就以這次餿水油風暴，香港的美心西餅 等就已被波及，澳門的進口商大興糧油食品公司也受害，相信在中國當地，情况可能更嚴重，餿水油風暴，已徹底砸了台灣食品的招牌！
（三）食品的安全管理，必 須政府要有極強的看門能力，政府的食品檢驗機構及設備要非常充分，要隨時抽樣。但今天的台灣，卻是政府最沒有能力的時刻，當政府沒有能力看門，奸商們遂個 個鋌而走險，這次餿水油風暴，台灣的大食品公司幾乎全部都涉及，這些公司很多都是百億等級的超大公司，它們已是超富階級，卻仍在靠餿水油要賺更多錢。在餿 水油風暴上，人們已看到了台灣商人道德之敗壞！
餿水油風暴還在發展中，台灣許多方便麵、肉鬆、肉乾、糕點、罐頭、糉子、月餅、鳳梨酥、烤肉醬，都被掃到。以前拿來餵豬的餿水，現在用來給人吃，難怪今年的中秋節，已完全走了調！
但今年的中秋節卻變得很不一樣。因為就在中秋節前的9月4日，台灣突然爆發了「餿水油風暴」。台灣南部的屏東，有一家賣油的公司，到各地去收購飲食廢物的餿水及皮革的廢油，然後將這些廢油加工過濾，表面弄乾淨後，他將這些油冒充是豬油，出售給專門經營豬油生意的強冠公司，而強冠公司又把這種餿水油賣給全台灣各地的食品業者。
這次的餿水油事件，之所以立刻形成了「風暴」，是有原因的﹕
（一）就質量而言，它的原材料都是餐廳剩下的廢物以及屠宰場的廢物，然後將這些廢物中的油脂抽出和加工，這種油的品質必然極為惡劣，可能含有各種毒素、重金屬，以及氧化膽固醇等有害健康的成分。
（二）就數量而言，這家公司從今年3月起，這種餿水油已生產了683公噸油，分別賣給了台灣235家食品公司，截至目前已知道，台灣著名的許多製餅、製造點心麵包，以及製造醬料的公司，例如味王、奇美、85度C，以及盛香珍、李鵠餅店等全都用這種有問題的油。這等於全台灣的月餅、鳳梨酥、肉鬆、肉乾、烤肉醬，各種速食都蒙上了陰影。因此中秋節本來要買東西的，全都裹足不前。因此今年的中秋節，遂成了市面買氣最差的節日。
餿水油風暴 塑化劑後最大飲食危機
今年中秋節之前，台灣發生「餿水油」風暴，論事件的嚴重性，此案可以算是 繼塑化劑之後最大的飲食危機。近年來台灣的食物問題不斷，先後已有過塑化劑、劣質米冒充優質米、毒澱粉、有毒添加物、人工香精、有毒食用油等案件。但論惡 心程度，這次的餿水油風暴可稱第一。所謂的「餿水」，在漢語中，主要是指廚餘之類的廢物。家庭或餐廳吃剩的食物湯湯水水，通稱為「餿水」，其中所含有的油 脂，由於混雜了太多的雜物，如果要回收，頂多拿來作工業用。裝餿水的鐵桶，髒臭無比。但台灣的不肖商人，卻去收購這種餿水，又去屠宰場收購丟棄的豬皮等， 收其中殘存的油脂，一起提煉出來，冒充正常的豬油。這種豬油，由於品質惡劣而有安全上的風險，任何稍有良知的商人，一定不會販售，但台灣的商人為了貪圖這 種油的便宜，用這種油即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所以差不多全台灣的糕餅點心公司都買這種油來使用。台灣早在30年前，即1985年發生過一次餿水油風暴，現在過了30年，同樣的事件又起。台灣的油脂安全，簡直是在走回頭路！
近年來，台灣的食品問題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危機，而且嚴重性也在升高，餿水這種東西，以前的人都是收集起來養豬，現在居然收集起來，處理後給人食用，這真是不可思議的現象，對這件事，一定要去檢討它的原因及後果。
（一）近年來台灣經濟在惡化，尤其是中產薪資所得一直在向下沉淪。薪資已跌回16、17年前水準。由於薪水工資在下跌，中低收入者最大的飲食支出遂出現很大的壓力，它們不敢漲價，一漲價就影響銷售，所以製造方便麵的，製造點心小吃、肉鬆肉醬、調味料的，自然在節省支出上動腦筋，近年來食品危機事件不斷發生，其目的就是為了削減支出，增加利潤。
食品近年多銷大陸 鼓勵奸商作弊
（二）台灣以前的加工食 品，主要都是賣美歐，美歐食品管理較嚴，台灣廠商不太敢亂來，一旦被查獲有問題，處罰極重。而近年來台灣的食品主要賣中國及中國觀光客，中國的食品管理剛 剛起步，由毒奶粉事件、由老鼠肉冒充豬肉、由月餅饀過了一年還拿出來賣，可見中國的食品管理極為落後。因此對台灣的食品業者，等於找到了一個冒險賺錢的新 大陸，東西只要不立刻吃死人，在中國都可通行無阻。中國這個市場缺乏了食品的有效管理，也鼓勵了台灣廠商作弊的習性。就以這次餿水油風暴，香港的美心西餅 等就已被波及，澳門的進口商大興糧油食品公司也受害，相信在中國當地，情况可能更嚴重，餿水油風暴，已徹底砸了台灣食品的招牌！
（三）食品的安全管理，必 須政府要有極強的看門能力，政府的食品檢驗機構及設備要非常充分，要隨時抽樣。但今天的台灣，卻是政府最沒有能力的時刻，當政府沒有能力看門，奸商們遂個 個鋌而走險，這次餿水油風暴，台灣的大食品公司幾乎全部都涉及，這些公司很多都是百億等級的超大公司，它們已是超富階級，卻仍在靠餿水油要賺更多錢。在餿 水油風暴上，人們已看到了台灣商人道德之敗壞！
餿水油風暴還在發展中，台灣許多方便麵、肉鬆、肉乾、糕點、罐頭、糉子、月餅、鳳梨酥、烤肉醬，都被掃到。以前拿來餵豬的餿水，現在用來給人吃，難怪今年的中秋節，已完全走了調！
丘亦生：敢於對抗的金融中心
中共正式撕漽給予香港民主普選的承諾，明確規定以後的行政長官選舉，都要先經過由小圈子組成、北京充份控制的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然後才交由香港人投票。這種民主偽裝，一文不值，香港人不收貨，是必然的；繼續爭取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制，從而解決香港的政治矛盾，是必須的。
不過在過去一周，勸香港人放棄政治爭拗、保住經濟的論調，又再出現，而且特別圍繞香港能否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做文章。有稱香港人為爭取民主，不惜與北京對抗，將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又有反過來指，隨着上海、前海等地的崛起，中國對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倚賴漸少，香港人沒有籌碼向北京爭取甚麼。澳新銀行（ANZ）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劉利剛，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站發表的一篇文章，是其中一個例子。
搞清誰令香港優勢消失
劉利剛寫道，試圖用「佔領中環」的手段來影響香港金融中心的正常運作，進而來逼迫北京中央政府就範並同意泛民提議的普選提名程序，會「提升香港的政治風險，並影響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政治風險的飆升，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未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又提出，「如果一個民選的香港政府不斷挑戰中央政府的底線，不能與內地達成和諧的政治生態，未來其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也將受到嚴重削弱。這一過程中，作為香港最為關鍵的競爭對手，上海將是最大的贏家。」劉稱有一個很明顯的共識，「是香港的相對優勢正在逐步喪失，上海正在迎頭趕上。」他相信伴隨着大陸相關改革的推進和資本市場的開放，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會很快超越香港。
他的結論是，「如果香港出現更加複雜的政治環境，層出不窮的公民抗命，不斷地與中央政府對抗和對《基本法》的蔑視，其原有的司法制度的優勢將不可避免地消失殆盡……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相比，香港的相對衰落也許已經開始。」
我不明白，香港人據理力爭一個真普選制度，挑戰北京無理的「底線」，要求中共履行承諾「找數」，如何會使「原有的司法制度的優勢」消失殆盡？我想知道，香港的相對優勢如果真的正在逐步喪失，究竟是源自與北京對抗，還是因為過於想與內地和諧相處而盲目靠攏、融合呢？
英國雜誌《經濟學人》早前有文章如此一問：「Unequal before the law？」指出中國政府在去年起，多次以反壟斷之名，搜查外商辦事處，向外商徵收巨額罰款，被質疑沒有公正的法律程序，而且刻意針對外資。《經濟學人》又提到，中國大陸過去數星期的掃毒風暴，執法機關似乎特別針對外國人，隨意在北京酒吧找人驗毒，同樣沒有任何公正程序可言。
在中國的外商，近年越來越能體會到，中國式的法治，是為中共政治需要又或內地權貴利益集團而設；無論個人抑或企業，想在中國尋求法律上的程序公義，是緣木求魚。
法律監管 成就今日地位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許小年，數年前曾斷言：上海永遠趕不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不要擔心。他說：「造就國際金融中心的不是GDP，不是你的港口、機場，不是你的電腦系統有多發達，不是你的辦公大樓有多少。造就國際金融中心的是甚麼？是軟實力，是法律體系，是監管體系，是信用、國際化的信用，是和國際操作的接軌，是國際化的人才，是國際化的business process。」許小年說得明白，一個金融中心的成長和確立，靠的是法律，有效保護各方權益的法律；靠的是透明的、高效的監管體系；這些制度因素決定了一個城市能不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當然不斷遭遇威脅，絕非不要擔心；但威脅不會是來自堅持和平的佔領中環行動，也不是因抗衡北京干預的努力。我們應擔心的威脅，是香港法官被要求愛國，香港媒體被收編、滅聲，中環逐步被紅色金融資本佔領，黨員、太子黨、黨國企業幹部紛紛加入各個政府諮詢和監管機構……
三年前，我在這個「金融中心」版面的第一篇文章裏，寫下了這段文字：「跟內地融合的過程中，香港失去自己的信念，走向『中國化』，這是香港人的悲哀。內地旅行團團友在香港跟導遊爭執，結果是香港旅行社賠錢了事，一句『息事寧人』，令香港人心碎。香港人連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司法系統也不相信，加上旁觀者不覺這種解決方法有甚麼不妥，息事寧人變得理所當然。香港人在一些重要事情上立場企得不夠硬，其他香港人不大聲喝止，我們向後退一步，再退一步，很快便退到內地常用的處事方法。」
三年後，情況似乎更難樂觀。香港要保有司法獨立、法治精神、資訊自由、公平監管等支撐金融中心的要素，保住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們要敢於對抗，而非不對抗。
不過在過去一周，勸香港人放棄政治爭拗、保住經濟的論調，又再出現，而且特別圍繞香港能否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做文章。有稱香港人為爭取民主，不惜與北京對抗，將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又有反過來指，隨着上海、前海等地的崛起，中國對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倚賴漸少，香港人沒有籌碼向北京爭取甚麼。澳新銀行（ANZ）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劉利剛，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站發表的一篇文章，是其中一個例子。
搞清誰令香港優勢消失
劉利剛寫道，試圖用「佔領中環」的手段來影響香港金融中心的正常運作，進而來逼迫北京中央政府就範並同意泛民提議的普選提名程序，會「提升香港的政治風險，並影響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政治風險的飆升，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未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又提出，「如果一個民選的香港政府不斷挑戰中央政府的底線，不能與內地達成和諧的政治生態，未來其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也將受到嚴重削弱。這一過程中，作為香港最為關鍵的競爭對手，上海將是最大的贏家。」劉稱有一個很明顯的共識，「是香港的相對優勢正在逐步喪失，上海正在迎頭趕上。」他相信伴隨着大陸相關改革的推進和資本市場的開放，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會很快超越香港。
他的結論是，「如果香港出現更加複雜的政治環境，層出不窮的公民抗命，不斷地與中央政府對抗和對《基本法》的蔑視，其原有的司法制度的優勢將不可避免地消失殆盡……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相比，香港的相對衰落也許已經開始。」
我不明白，香港人據理力爭一個真普選制度，挑戰北京無理的「底線」，要求中共履行承諾「找數」，如何會使「原有的司法制度的優勢」消失殆盡？我想知道，香港的相對優勢如果真的正在逐步喪失，究竟是源自與北京對抗，還是因為過於想與內地和諧相處而盲目靠攏、融合呢？
英國雜誌《經濟學人》早前有文章如此一問：「Unequal before the law？」指出中國政府在去年起，多次以反壟斷之名，搜查外商辦事處，向外商徵收巨額罰款，被質疑沒有公正的法律程序，而且刻意針對外資。《經濟學人》又提到，中國大陸過去數星期的掃毒風暴，執法機關似乎特別針對外國人，隨意在北京酒吧找人驗毒，同樣沒有任何公正程序可言。
在中國的外商，近年越來越能體會到，中國式的法治，是為中共政治需要又或內地權貴利益集團而設；無論個人抑或企業，想在中國尋求法律上的程序公義，是緣木求魚。
法律監管 成就今日地位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許小年，數年前曾斷言：上海永遠趕不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不要擔心。他說：「造就國際金融中心的不是GDP，不是你的港口、機場，不是你的電腦系統有多發達，不是你的辦公大樓有多少。造就國際金融中心的是甚麼？是軟實力，是法律體系，是監管體系，是信用、國際化的信用，是和國際操作的接軌，是國際化的人才，是國際化的business process。」許小年說得明白，一個金融中心的成長和確立，靠的是法律，有效保護各方權益的法律；靠的是透明的、高效的監管體系；這些制度因素決定了一個城市能不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當然不斷遭遇威脅，絕非不要擔心；但威脅不會是來自堅持和平的佔領中環行動，也不是因抗衡北京干預的努力。我們應擔心的威脅，是香港法官被要求愛國，香港媒體被收編、滅聲，中環逐步被紅色金融資本佔領，黨員、太子黨、黨國企業幹部紛紛加入各個政府諮詢和監管機構……
三年前，我在這個「金融中心」版面的第一篇文章裏，寫下了這段文字：「跟內地融合的過程中，香港失去自己的信念，走向『中國化』，這是香港人的悲哀。內地旅行團團友在香港跟導遊爭執，結果是香港旅行社賠錢了事，一句『息事寧人』，令香港人心碎。香港人連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司法系統也不相信，加上旁觀者不覺這種解決方法有甚麼不妥，息事寧人變得理所當然。香港人在一些重要事情上立場企得不夠硬，其他香港人不大聲喝止，我們向後退一步，再退一步，很快便退到內地常用的處事方法。」
三年後，情況似乎更難樂觀。香港要保有司法獨立、法治精神、資訊自由、公平監管等支撐金融中心的要素，保住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們要敢於對抗，而非不對抗。
練乙錚: 蜜語╱惡相．專制國家教你搞民主．近墨者食黑油
今天「氣短」三節第一節的題目可以是「舊事重提話振英」，因為那件舊事的時義的確大矣哉；第二節替黨國露一露屁股；最後一節講一點地溝油的經濟學。
一、北京兩副嘴臉如何捍衞？
陳佐洱領導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月前在北京召開座談會，該會副會長齊鵬飛指出，中央要把一些過往講得「不全面」的事說明白：回歸前港人對一國兩制有很大疑慮，所以中央特別強調「高度自治」；現在，中央強調「全面管治權」，只是指出過去無講清楚的事。
據此，有些人批評北京「背 信棄義」。嚴格而言，此說並不確切，本來就無信無義，何來背、棄？所以，筆者並無興趣就此事與北京算賬，反而想向梁振英舊事重提。這並不是筆者以為此君有 能夠反省自己過往言行的德性，而是想藉此事提點公眾：以梁為例，京港當權派一 向謊話連篇全然不可信，如今又高唱「袋住先」，聲言按人大框架定義的特首產生方案「並非終極方案，以後還可優化」，無疑又是故伎重施：先甜言蜜語說人入 局，然後惡形惡相迫使就範。
2009年， 梁振英以行政會議召集人之身，挑起與筆者的一次筆戰。事緣筆者的一篇文章指出，九七之前，北京不遺餘力推銷「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回歸之後特別是 2003年港人民主訴求變得迫切清晰之後，口風一轉，改為強調「高度自治非自治」，露出兩副前後不同的嘴臉：之前落足嘴頭欺騙港人支持回歸，回歸之後港人 要求北京兌現民主承諾，北京卻反臉不認，叫港人不要癡心妄想。梁氏發表網文，大罵筆者「信口雌黃」、「指鹿為馬」，說北京的提法一貫，從來都是「高度自治 並非完全自治」，並謂自己從政二十餘年，從未聽過「高度自治非自治」；終了還高調質問筆者：「高度自治非自治」的講法，「出自何人」、「出於何處」？
筆者於是一連舉出幾個精選例子，包括「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的官方文宣、全國人大常委會屬下「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的多個講話文本網上版等資料，證明當時的標準講法已經從1997年之前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變成「『高度自治』並非自治」。如此 「人贓俱獲」，梁振英馬上掛免戰牌【註1】。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一、九 七之前之後，北京在香港自治問題上說話出爾反爾被筆者指出，當權派因此氣急敗壞由梁氏出馬試圖否認，顯示當時的京港當權派其實知道那種在如斯重大問題上前 言不對後語乃是大眾心裏公認的醜惡事，尚可謂多少有點羞恥之心；二、上述齊鵬 飛的說話，實乃不打自招，再次證明梁氏2009年那次表演之拙劣荒謬，但更重要的是顯示出，北京已經覺得毋須再為自己先前的掩眼法掩飾，於是乾脆把醜行說 成正當事，行騙就可以理直氣壯、理所當然。
筆者因此想問梁氏，既有今天齊氏所言，如何評價2009年那場筆戰中自己的立場和表現呢？是繼續堅稱北京對香港自治的提法絕對一貫，還是決定今年要「辯證」地轉移到齊氏的那種本來就有、只不過現在不以為恥的說法上去呢？
二、閒瀏偶拾：想想也心寒
「政改」游說開始了，京港 當權派喉舌一字排開，形成一個完整光譜；一位朋友如此生動形容這個陣勢：左邊是哼，右邊是哈，既有董建華伯伯的苦口及羅范椒芬姨姨的婆心，理解學生青年的 民主渴求，懇請大家把人大框出的政改方案袋住先，又有特首 辦發言人的惡煞和《環球時報》社論的兇神，么喝美帝英殖縮手收口，警告佔中三子要被打成人民公敵。兩極之間，還有善於說文解字的知識分子如劉兆佳叔叔、從 港英而黨國的人版Rita范和Maria譚兩位大媽、善解人意幫港出聲的周或張融帥哥等等。此外，還有腰纏萬貫的商界翹楚、是又不是黨員的政界奇才。妙！
當權派將要推出什麼的政改 方案，已是呼之欲出；大處北京管，小處據說還有廣大空間作二輪諮詢，好讓港人快意一下，民主民主。不過，老實說，人大框架之下，上述合唱團推銷領導人說的 那塊「美玉」或者那個「美人」，並不吸引，因為假的就是假的，塑膠美玉不是美 玉，整形美人難充美人，那麼篩選普選怎麼會是普選？論理，合唱團成員本身毫無說服力；然而，論情，他們都是愛國的，因此國家選擇通過他們教大家如何搞政 改。問題是，這個國家搞政改的履歷有多少份量多少斤両？
日前閱報，留意到一個名字：羅韶宇。在大陸的搜尋器上瀏覽一下，便知此人梗概：三十來歲（一說五十來歲），中國首富之一，身家少說也有人仔十幾二十個億；履歷上別的不說，尤其有趣者，是他的第一桶金，乃「剛巧」抓到政策機會，一蹴而就的。百度百科 說，1997年，黨國忽然保安，「強制推行把普通運輸車改成防彈運鈔車」，有此政策推動，防彈運鈔車市場需求大翻幾番，羅韶宇抓得的，就是這個政策機會。於是，「由羅韶宇之母彭啟惠控股83.33%的廣州和騰實業與羅韶宇共同出資組建中奇公司（迪馬股份的 前身），主打防彈運鈔車和警用車」【註2】。
一對母子得風氣之先，合共全資搞掂一個保安維穩業，為父者大概也非等閒之輩，不過百度這個詞條沒有披露此人是誰。事實上，找遍.cn的網站，也無半點線索。不過，朝非.cn網站的方向找，資訊卻多得看不完，而且都指向同一個響亮的名字：羅幹，以及 兩個有關連的說法：一說羅韶宇是羅幹的兒子，另一說是他的侄子【註3】。那麼，羅幹是誰？前政法委周永康的前任是也。果若是，這就很好解釋羅韶宇為何能夠抓到先機搞防彈運鈔車產銷而發了大財、發了維穩大財。
當然，這還不完全是官方或官方認可、網警不刪的消息；官方的東西通常慢兩年。薄王徐周事件一一由網絡小道傳出，然後一一由官方證實。
（還未由官方證實的）腐爛透頂的國家及其代理要教我們香港人如何搞政改？
三、食材之第三世界化
2011年哄動大陸的生產及行銷地溝油秘技，原來早已於去年先於《服貿協議》、甚至比《貨貿協議》更早登陸台灣。兩個無良油商把地溝油賣給兩百多個食品生 產商，影 響所及，不僅「台灣品牌」貶值，連本港不少食品商也大為狼狽，不得不把大量食品下架。地溝油肆虐台灣，並非第一次，六十年代就曾經有過（記憶中乃從日本傳 入，東南亞諸國亦不能幸免）；七十年代後期，台灣更發生過一起嚴重得多得的PCB污染食油事件，筆者當時還以特派記者身份到當地採訪；此後，食品生產監管 嚴格了，類似的事件便少發。
台灣如是，東南亞各國經濟發展了之後，也是如此。不過，這次台灣再出事，實有其必然性——莫說台灣，連一些本來有極高品牌優勢的發達國最近也出問題（不一定是「生產商無良」，有的表面上是疏忽或嚴重疏忽所致，例如去年紐西蘭恆天然奶粉含菌事件）。
已發展國家食品市場出現這種惡性返祖現象，有兩個機制。其一，是發展中國家以低廉成本生產食品，通過自由貿易機制銷往已發展國家，後者的生產商面對競爭要 壓 低較高的總成本，但無法削減人工、地租和各項交易成本，惟有以隱晦手段降低原材料質量，以至鋌而走險，生產出甚至比從落後國進口貨的質量更差的產品，造成 惡性循環。其二，落後國對某些先進國生產的食品的需求激增，後者的生產商難以及時提高產量套取商機，管理層於是但求速度、疏忽掉生產過程裏的正常質量管 控，有的甚至為了短期利益而犧牲品牌聲譽也在所不惜。此二機制，首先影響與發展中國家商貿往來最多的已發展國家，然後才是別的已發展國家；如此輻射出去， 遠至全球。兩個機制一個結果，可用一句話概括：發達國的食品生產和消費呈現第三世界化。
當然，受害者往往是已發展國家中的中下階層消費者。例如在香港，年前發生一連串從大陸進口劣質有害食品事件，受害的，是一般超市和濕市顧客；至於少數養尊處優的權貴，則全然不受影響，因為他們吃的，與大陸高幹一樣，來自「特供」渠道，質量管控極嚴格。
解決這個問題，依賴市場的正常競爭機制，當無可能，因為出現問題，正正是消費者無法得到充分的質量資訊、這個市場失效導致的。由政府主導改善和加強食品生 產 監管、要求更嚴格的成分和來源地披露，似乎是唯一辦法，但也並不一定有效，因為會出現經濟學家所謂的「市場失效」問題。比如在香港，京港當權派推動港陸全 面融合的政治路線，導致食品監管機構及立法會愈來愈向大陸政商勢力低頭，難以有效制止紅色資本的非法行為。因此，一些大陸食品進口商（特別是那些有高幹家 族背景的大型國企），在一個對他們愈來愈有利的「定向寬鬆」環境裏，幹起壞事來，是很難阻止的 。
《氣短集》之四十七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 1】在2009年該次筆戰中，筆者寫的四篇文章分別是8月22日的《海外行賄．幹部治港．講與不講》、9月1日的《梁振英先生你動氣了》、9月2日的《否 定無意義 抹紅不可免》、9月7日的《答覆梁振英．問問葉國謙》，在《信報》網站上還可找到；更方便閱讀的四合一連結是http://lingfengcomment.pixnet.net/blog/post/25818512。
【註2】見http://baike.baidu.com/view/6177272.htm?fr=aladdin
【註3】見《東方財富網》.cn 網站的.com鏡象網址的這一頁http://guba.eastmoney.com/news,600565,23127337.html ，再參考大量其他搜尋結果。
一、北京兩副嘴臉如何捍衞？
陳佐洱領導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月前在北京召開座談會，該會副會長齊鵬飛指出，中央要把一些過往講得「不全面」的事說明白：回歸前港人對一國兩制有很大疑慮，所以中央特別強調「高度自治」；現在，中央強調「全面管治權」，只是指出過去無講清楚的事。
據此，有些人批評北京「背 信棄義」。嚴格而言，此說並不確切，本來就無信無義，何來背、棄？所以，筆者並無興趣就此事與北京算賬，反而想向梁振英舊事重提。這並不是筆者以為此君有 能夠反省自己過往言行的德性，而是想藉此事提點公眾：以梁為例，京港當權派一 向謊話連篇全然不可信，如今又高唱「袋住先」，聲言按人大框架定義的特首產生方案「並非終極方案，以後還可優化」，無疑又是故伎重施：先甜言蜜語說人入 局，然後惡形惡相迫使就範。
2009年， 梁振英以行政會議召集人之身，挑起與筆者的一次筆戰。事緣筆者的一篇文章指出，九七之前，北京不遺餘力推銷「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回歸之後特別是 2003年港人民主訴求變得迫切清晰之後，口風一轉，改為強調「高度自治非自治」，露出兩副前後不同的嘴臉：之前落足嘴頭欺騙港人支持回歸，回歸之後港人 要求北京兌現民主承諾，北京卻反臉不認，叫港人不要癡心妄想。梁氏發表網文，大罵筆者「信口雌黃」、「指鹿為馬」，說北京的提法一貫，從來都是「高度自治 並非完全自治」，並謂自己從政二十餘年，從未聽過「高度自治非自治」；終了還高調質問筆者：「高度自治非自治」的講法，「出自何人」、「出於何處」？
筆者於是一連舉出幾個精選例子，包括「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的官方文宣、全國人大常委會屬下「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的多個講話文本網上版等資料，證明當時的標準講法已經從1997年之前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變成「『高度自治』並非自治」。如此 「人贓俱獲」，梁振英馬上掛免戰牌【註1】。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一、九 七之前之後，北京在香港自治問題上說話出爾反爾被筆者指出，當權派因此氣急敗壞由梁氏出馬試圖否認，顯示當時的京港當權派其實知道那種在如斯重大問題上前 言不對後語乃是大眾心裏公認的醜惡事，尚可謂多少有點羞恥之心；二、上述齊鵬 飛的說話，實乃不打自招，再次證明梁氏2009年那次表演之拙劣荒謬，但更重要的是顯示出，北京已經覺得毋須再為自己先前的掩眼法掩飾，於是乾脆把醜行說 成正當事，行騙就可以理直氣壯、理所當然。
筆者因此想問梁氏，既有今天齊氏所言，如何評價2009年那場筆戰中自己的立場和表現呢？是繼續堅稱北京對香港自治的提法絕對一貫，還是決定今年要「辯證」地轉移到齊氏的那種本來就有、只不過現在不以為恥的說法上去呢？
二、閒瀏偶拾：想想也心寒
「政改」游說開始了，京港 當權派喉舌一字排開，形成一個完整光譜；一位朋友如此生動形容這個陣勢：左邊是哼，右邊是哈，既有董建華伯伯的苦口及羅范椒芬姨姨的婆心，理解學生青年的 民主渴求，懇請大家把人大框出的政改方案袋住先，又有特首 辦發言人的惡煞和《環球時報》社論的兇神，么喝美帝英殖縮手收口，警告佔中三子要被打成人民公敵。兩極之間，還有善於說文解字的知識分子如劉兆佳叔叔、從 港英而黨國的人版Rita范和Maria譚兩位大媽、善解人意幫港出聲的周或張融帥哥等等。此外，還有腰纏萬貫的商界翹楚、是又不是黨員的政界奇才。妙！
當權派將要推出什麼的政改 方案，已是呼之欲出；大處北京管，小處據說還有廣大空間作二輪諮詢，好讓港人快意一下，民主民主。不過，老實說，人大框架之下，上述合唱團推銷領導人說的 那塊「美玉」或者那個「美人」，並不吸引，因為假的就是假的，塑膠美玉不是美 玉，整形美人難充美人，那麼篩選普選怎麼會是普選？論理，合唱團成員本身毫無說服力；然而，論情，他們都是愛國的，因此國家選擇通過他們教大家如何搞政 改。問題是，這個國家搞政改的履歷有多少份量多少斤両？
日前閱報，留意到一個名字：羅韶宇。在大陸的搜尋器上瀏覽一下，便知此人梗概：三十來歲（一說五十來歲），中國首富之一，身家少說也有人仔十幾二十個億；履歷上別的不說，尤其有趣者，是他的第一桶金，乃「剛巧」抓到政策機會，一蹴而就的。百度百科 說，1997年，黨國忽然保安，「強制推行把普通運輸車改成防彈運鈔車」，有此政策推動，防彈運鈔車市場需求大翻幾番，羅韶宇抓得的，就是這個政策機會。於是，「由羅韶宇之母彭啟惠控股83.33%的廣州和騰實業與羅韶宇共同出資組建中奇公司（迪馬股份的 前身），主打防彈運鈔車和警用車」【註2】。
一對母子得風氣之先，合共全資搞掂一個保安維穩業，為父者大概也非等閒之輩，不過百度這個詞條沒有披露此人是誰。事實上，找遍.cn的網站，也無半點線索。不過，朝非.cn網站的方向找，資訊卻多得看不完，而且都指向同一個響亮的名字：羅幹，以及 兩個有關連的說法：一說羅韶宇是羅幹的兒子，另一說是他的侄子【註3】。那麼，羅幹是誰？前政法委周永康的前任是也。果若是，這就很好解釋羅韶宇為何能夠抓到先機搞防彈運鈔車產銷而發了大財、發了維穩大財。
當然，這還不完全是官方或官方認可、網警不刪的消息；官方的東西通常慢兩年。薄王徐周事件一一由網絡小道傳出，然後一一由官方證實。
（還未由官方證實的）腐爛透頂的國家及其代理要教我們香港人如何搞政改？
三、食材之第三世界化
2011年哄動大陸的生產及行銷地溝油秘技，原來早已於去年先於《服貿協議》、甚至比《貨貿協議》更早登陸台灣。兩個無良油商把地溝油賣給兩百多個食品生 產商，影 響所及，不僅「台灣品牌」貶值，連本港不少食品商也大為狼狽，不得不把大量食品下架。地溝油肆虐台灣，並非第一次，六十年代就曾經有過（記憶中乃從日本傳 入，東南亞諸國亦不能幸免）；七十年代後期，台灣更發生過一起嚴重得多得的PCB污染食油事件，筆者當時還以特派記者身份到當地採訪；此後，食品生產監管 嚴格了，類似的事件便少發。
台灣如是，東南亞各國經濟發展了之後，也是如此。不過，這次台灣再出事，實有其必然性——莫說台灣，連一些本來有極高品牌優勢的發達國最近也出問題（不一定是「生產商無良」，有的表面上是疏忽或嚴重疏忽所致，例如去年紐西蘭恆天然奶粉含菌事件）。
已發展國家食品市場出現這種惡性返祖現象，有兩個機制。其一，是發展中國家以低廉成本生產食品，通過自由貿易機制銷往已發展國家，後者的生產商面對競爭要 壓 低較高的總成本，但無法削減人工、地租和各項交易成本，惟有以隱晦手段降低原材料質量，以至鋌而走險，生產出甚至比從落後國進口貨的質量更差的產品，造成 惡性循環。其二，落後國對某些先進國生產的食品的需求激增，後者的生產商難以及時提高產量套取商機，管理層於是但求速度、疏忽掉生產過程裏的正常質量管 控，有的甚至為了短期利益而犧牲品牌聲譽也在所不惜。此二機制，首先影響與發展中國家商貿往來最多的已發展國家，然後才是別的已發展國家；如此輻射出去， 遠至全球。兩個機制一個結果，可用一句話概括：發達國的食品生產和消費呈現第三世界化。
當然，受害者往往是已發展國家中的中下階層消費者。例如在香港，年前發生一連串從大陸進口劣質有害食品事件，受害的，是一般超市和濕市顧客；至於少數養尊處優的權貴，則全然不受影響，因為他們吃的，與大陸高幹一樣，來自「特供」渠道，質量管控極嚴格。
解決這個問題，依賴市場的正常競爭機制，當無可能，因為出現問題，正正是消費者無法得到充分的質量資訊、這個市場失效導致的。由政府主導改善和加強食品生 產 監管、要求更嚴格的成分和來源地披露，似乎是唯一辦法，但也並不一定有效，因為會出現經濟學家所謂的「市場失效」問題。比如在香港，京港當權派推動港陸全 面融合的政治路線，導致食品監管機構及立法會愈來愈向大陸政商勢力低頭，難以有效制止紅色資本的非法行為。因此，一些大陸食品進口商（特別是那些有高幹家 族背景的大型國企），在一個對他們愈來愈有利的「定向寬鬆」環境裏，幹起壞事來，是很難阻止的 。
《氣短集》之四十七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 1】在2009年該次筆戰中，筆者寫的四篇文章分別是8月22日的《海外行賄．幹部治港．講與不講》、9月1日的《梁振英先生你動氣了》、9月2日的《否 定無意義 抹紅不可免》、9月7日的《答覆梁振英．問問葉國謙》，在《信報》網站上還可找到；更方便閱讀的四合一連結是http://lingfengcomment.pixnet.net/blog/post/25818512。
【註2】見http://baike.baidu.com/view/6177272.htm?fr=aladdin
【註3】見《東方財富網》.cn 網站的.com鏡象網址的這一頁http://guba.eastmoney.com/news,600565,23127337.html ，再參考大量其他搜尋結果。
2014年9月3日星期三
灰客記: 831以後，再看「昨日西藏」
中共於2014年8月31日，透過由它操控的人大常委會，宣布一個由中共操控的「普選」行政長官方案，正式撕破面皮，顯露人盡皆知的專制面目。很多人，包
括灰記，都曾預言中共不會讓香港落實開放而平等的選舉，會有高的提名門檻以便操控，但想不到是過半數提委提名，封殺任何不被中共認可的候選人的完全操控。
反映中共的自信心已墮盡谷底，只靠高壓和槍桿子維持政權。
或者有人說，只是香港一個小小特區的政治改革，為何談到政權生死的高度？這不是灰記胡亂說的，是中共自己承認的。把香港特首選舉與「國家安全」掛勾，難道不是中共「虛怯」的表現嗎？
當晚，數千名市民到被政府總部和中共駐港部隊總部夾在中間的添馬公園舉行集會，強烈抗議北京再三違背承諾，扼殺香港的民主進程。台上先後有佔中三子不日啟 動「佔中」的講話，廿五名泛民議員聯合聲言會否決政改方案及支持「佔中」，學聯和學民思潮號召罷課及不合作運動，以至一批學者代表五十多名已聯署聲明的學 者上台，表示對中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憤怒。聲明的標題是「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簽署者當中有立場極溫和的人，提出的方案亦相當保守，反映北京的 決定是何等的「不得人心」。(不過，facebook上亦有有心人提出，了解中共的歷史及其本質，「袋住先」仍有值得討論的空間，有機會再談。)
台上講者個個情緒激昂，大部分講者抗爭之聲不絕，台下不同年齡、不分性別的參與者，亦全情和應，很有為香港民主付出代價的心理準備。
灰記幾個月前因工作需要，和一位前國粹派半退隱的退休學者談香港政改，他並非死硬傳統「愛國」人士，「六四」後亦出席過遊行和燭光晚會，按照現在的說法， 應屬於溫和派學者。他當時的說法是香港政改在中央心目中小事一宗，大陸很多事情已夠他們煩惱。他的良好願望是，即使余若薇當選行政長官，中央也不用擔心， 她做不了什麼「反抗中央」的事。如果政改解決不了，香港會有「動亂」，會流血，但不用怕，台灣也是如此走過來。
不過，現在看來，在中共心中，香港政改並非小事一宗，會牽涉到中共政權的安危。即所謂香港民主對大陸民間的示範作用，即所謂顛覆基地，外國勢力只是託辭吧了。而中共弄至如斯地步，要到處維穩，亦是自作孽。(參看政論家練乙錚寫的《國家紛亂，港人埋單》)
至於他「樂觀其成」的後政改政局，香港人是否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迎接與台灣兩蔣白色恐怖時代的血腥暴力與肅殺？蓋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打生打死，但都是根據 列寧主義組織原則而建成的專制主義政黨。而共產黨的專制和嗜血，亦比國民黨「青出於藍勝於藍」。香港人僅能憑藉的是已經被「白蟻」嚴重蛀蝕的「一國兩 制」，曾經追隨中共的程翔已預言中共會不惜連「一國兩制」這幅假面皮也撕破，出動解放軍也在所不惜。但香港人有別的選擇嗎？
說到這裡，灰記要大肆批判香港的華資大戶/資產階級和依附他們的高級專業精英，他們在關鍵時刻，從來沒有扮過任何進步角色，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從來不是香港資產階級/大資本家所嚮往。他們響往的是繼續受中共政權的「蔭庇」，繼續壟斷香港的政治和經濟。
中共的「護法」之一，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就肆無忌憚為中國共產黨替香港富豪拒絕政治改革「撐腰」而解說。傳媒報道，他日前在香港外國記者協會 一個論壇提到，中國要保護香港那些支持北京的工商界巨頭的利益，普選意味著社會經濟利益的再分配，商界的蛋糕將被別人分享，必須考慮到他們的利益。王振民 表示，目前主導香港政治的是少數企業界精英人士，他們控制著香港的命運。
王振民的說話是對香港資產階級「愛護有加」，還是「麻醉」他們的「甜言蜜語」？蓋中國經過三十年的蛻變，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中國經濟的是 紅色資本。今時今日，中共不再忌諱直接干預香港，其所代表的紅色資本還能把持得住嗎？觀乎大量國企來港上市，一個新的紅色資產階級已在香港形成，他們可能 與傳統資產階級合作，但大前提是要主導香港的經濟。從這角度理解王振民的說話可能更貼近現實。
香港的傳統資產階級和南韓、台灣的資產階級一樣，只顧依附威權政權，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為了維護自己既得利益，千方百計阻撓任何社會改革。
由於台灣和南韓在民間不斷抗爭，不斷爭取下，先後實施民主，工會力量、勞工保障、社會福利等多少都有所發展和改進(當然還有很多不足之處)。而正正因為香 港民間遲遲未「覺醒」，資產階級/資本家與政權勾結獨大的局面一直維持，無論英國殖民統治者還是特區政府，都以「保障」資產階級特權賺大錢，即所謂中環價 值為己任。
說到這裡，灰記應該提到西藏了。近年多了香港人關注西藏的命運，甚至不少提出「昨日西藏，今日香港」，或「今日西藏，明日香港」。最近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 了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西藏現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第二卷的中譯本。此書細緻地講述1950年下旬，中國出兵藏東，攻佔昌都，與西藏噶夏政府代表於北京簽訂「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中國共產黨 政權以及印度、英國、美國一些「外國勢力」的想法，以至1951至55年，中共與西藏統治階層及貴族最「友好」的那幾年，西藏各階層的精神面貌，以及對西 藏成為中國一部分的複雜想法。
近年，不少人都提出，鄧小平的所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非什麼創見，或偉大構思。早在1950年代，西藏被迫納入中國版圖，也實施過「一 國兩制、藏人治藏、高度自治」，即所謂「十七條」，結果實行了短短九年，以西藏最高領袖達賴喇嘛於1959年流亡印度，中共全面接管西藏告終。
1950年的西藏，與1980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的香港，以至今日的香港當然有極大的不同。 西藏當時是一個神權國家，是前現代社會，一切都十分「落後」。有趣的是，二十世紀西藏兩代最高領袖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喜措，和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都 曾希望改革自己國家，改變落後、封閉的局面。
恰巧而諷刺的是，兩位西藏政教領袖，都曾流亡外國(十四世達賴喇嘛至今仍未能回到故國)。而他們之所以要流亡，都是因為與實力比他們強大國家的壓迫有關。
十三世達賴喇嘛曾兩次流亡，第一次是1903年英國印度軍隊從錫金入侵，次年8月攻陷拉薩，達賴喇嘛出走蒙古。第二次是1909年清軍由趙爾豐率領入藏， 實行「改土歸流」，強迫西藏人「漢化」，無數西藏人被殺害，1910年由鐘穎所率川軍進駐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要求國際社會關注。
翌年辛亥革命，清廷遜位，達賴喇嘛乘機於印度宣布西藏獨立，西藏軍隊乘機驅逐清軍。1913年達賴喇嘛回到西藏，並頒布詔示，實施改革。幾年前有人把藏文的詔示翻譯成中文，部分內容如下︰
「三、西藏政府文武官吏，在徵税或執法期間，應盡公正誠信之責，使政府護益亦不使人民受損。西藏政府派駐阿里三圍及康區等遙遠地區的一些無知官員，强迫高 價攤派商品，非法徵調超額的人力畜役，以輕微違法為藉口，没收房屋土地，斷人肢體等，從而使人民不堪騷擾而難以安身立命，對此類不顧因果報應，毫無道理的 行為和刑罰，從今以後一律禁止，務使其絕迹。
四、我們西藏是天然資源豐富，但科技不如其他國家進步的一個獨立的宗教小國。目前，對文武工作的嚴格管理使足以守土自衛之武備正在建立之中，雖然由於徵兵 以及康區的交通沿線暫時將會面臨一些困難，但考慮到過去中國不是主人而卻欲霸佔西藏的歷史，大家不僅要自覺主動、千方百計地實現自主自治，保家守土，而 且，凡東西南北邊界地區的哨所要常備不懈地防備外人奸细入境。如果出現任何细微可疑之處，都要随時通過宗溪（縣或莊園）的驛站報告政府，而不得懈怠放鬆或 因小事而引發大的衝突。
五、西藏雖然人口稀少，且有大量空曠未被利用的土地，一些勤奮者也欲開荒耕種，但因一些官员貪瀆作梗，地主自己不能開荒耕種，卻因嫉妒等原因而不容他人利 用，此種從根本上損害地方發展的惡習除了損己害人以外没有任何好處。從今往後，凡是未被利用的山川空地均允許貧窮勤奮之家庭自主開荒耕種，或種植果樹蔬菜 等，政府、貴族或寺院在任何時候都不得加以阻攔。新開墾的土地免税三年，三年後根據面積、收成向地主和政府缴纳租税，使耕者有其田，政府和地主獲税租之 利。 」
梅戈斯坦的書亦對西藏的「莊園農奴制度」有所著墨，西藏的統治階層主要是僧侶和貴族，由僧官和俗官組成的噶廈政府是最高權力機構，噶廈之上就是政教領袖達 賴喇嘛。格魯派(達賴喇嘛屬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領袖)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的高層僧侶亦有一定政治影響力。此外，由噶廈授權召開的「人民議會」 (只有僧侶、貴族、莊園主參加)，亦有一定諮詢功能。
最底層的農奴是主要勞動力來源，為莊園、寺院，以至政府的土地耕作，亦要無償替莊園、寺院完成政府要求的雜役，被剝削，甚至被勞役是不爭的事實。不過，農 奴可以耕種多餘的土地，收益歸自己。而農奴只要能完成其義務，行動亦自由。有些勤奮精明的農奴，可能比一些貴族還富有，甚至僱用僕人，這些富俗農奴在中國 內地可能已被定義為地主了。所以西藏的農奴並非如中共所宣傳般，一定生活於黑暗和水深火熱之中。
任何家庭，包括農奴家庭都可以送子弟往寺院修行，當僧侶。一個農奴子弟一旦成為僧人，便不需擔當農奴義務。一些貧困家庭為了減少負擔，會送子弟曾僧侶。中 國「解放」西藏時，當地人口中有百分之十幾是僧人(佛國泰國只有百分之一人口左右是僧侶)。這是中共後來攻擊西藏寺院不事生產，加重平民負擔，強迫大批僧 侶還俗的「理由」。但西藏人則認為這是他們與別不同之處，並引以為傲。
由於歷任達賴喇嘛都是「轉世靈童」，第二世是第一世的「轉世」，如此類推。「轉世靈童」被確認後一段長時間要隨經師學佛，由攝政代理亦其國家職能，直至他 長大成人為止。因此，達賴喇嘛一生也被西藏這些上層包圍，是否能接觸平民(農奴)，了解民間疾苦，一切要看這位達賴喇嘛的造化。但有改革思想的達賴喇嘛要 強制統治精英行事亦會遭遇抵制(通常都會影響他們的既得利益)。
十三世達賴喇嘛雖然了解到西藏需要現代化，才能立足世界，但都不能成功。一九二零年代，西藏企圖開辦第一所現代學校，但在主要為守舊僧侶的反對和恐嚇下， 辦學不成。達賴喇嘛亦曾企圖現代化軍隊，亦被守舊勢力阻撓而未竟全功。到了中共打敗國人民黨奪政權時，西藏仍是十分「落後」的社會，軍隊不堪一擊。
雖然中共於1922年7月發佈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民族自決原則，支持西藏、新疆、蒙古三個「少數民族」地區獨立，但到1949年奪取中國政 權時早已忘記這些諾言。或者說這些「理想化」的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黨人經常批評的宗教一樣，是用來「麻醉」人民。當共產黨人真正當權時，便成了極現實的 功利主義者，於是中共不旦要繼承大清帝國侵略/擴充而得的領土，還要比清朝以至民國更有「作為」，要牢牢掌控西藏、新疆、蒙古這些「少數民族」地區，而不 是尊重他們的民族自決權，由他們自由選擇是否留在中國，以甚麼形式留在中國。
而西藏對中國有很大的利用價值︰「…比如拿國防來說，西藏對我們的幫助也是很大的。如果你們選擇和帝國主義者合作，和我們以金沙江為界，以我們為敵，那我 們將會非常困難。…你們有很多資本。將來在經濟上西藏也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幫肋。…在你們那裏可能有大量石油，同時還有各種礦產，將來開採後對國家建設很重 要。」(1955年3月8日毛澤東與達賴喇嘛交談 《西藏現代史 二卷》 516頁)
本來，面對弱小的西藏，中共佔領昌都地區後，要揮軍直搗拉薩並不十分困難，英印軍隊和大清軍隊都曾這樣做過。但深謀遠慮的毛澤東認為武力「解放」西藏是下 下策，以武力威嚇，以保證西藏固有制度和達賴喇嘛地位在一段時間內維持不變(尤如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作餌，誘使西藏人談判「和平解放西藏」。
為何武力解放是下下策，「首先，西藏與另一個大的少數民族地區新疆不同。新疆有成千上萬的漢族人居住，而在西藏實際上沒有漢族人居主，也幾乎沒有會說漢語的西藏人。因此，沒有類似第五縱隊這樣的勢力可以提供公開或私下的支持。
其次，西藏不僅沒有漢族人，而且至少在過去的三十五年裡完全獨立於中國之外，並獲得一定的國際身份認同。它開始同包括印度、英國和尼泊爾在內的其他國家建立了聯繫。最危險的是，它還同中國在冷戰中的敵人—美國建立了聯繫。因此，武力佔領西藏很容易引起國際爭端。…
再次，西藏是一個傳統的宗教神權政體。佛教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支配著全民族的世界觀和西藏的存在意義。…即使是最貧窮的階層也不太可能響應號召，站起來反對 世俗和宗教的土地所有者，至少在最開始的時候不太可能。而在一般情況下，這些貧窮的階層本應該是共產主義者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西藏現代史 二卷》22-23頁)
但中共有一點絕不妥協，就是要西藏政府必須接受中國軍隊駐守西藏，名為保護西藏免受外國威脅，實則就是必要時軍事鎮壓不聽話的西藏人。(香港人看到駐港解放軍裝甲車在調動的消息，也可作如是看。)
而西藏統治階層一邊求助聯合國、英國、印度、美國，一邊在1950年下旬授權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談判團和中共談判。他們起初回應中國建議的底線是可以接受 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但前提是必須保證達賴喇嘛的名號和權力維持不變，西藏政府繼續獨立地作決定及施政；繼續管理自己的對外事務；不接受中國駐軍等。
看到這裡，大家會否記起英國與中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英國人是為自己的利益，不是香港的利益談判。當他們知道自己九七後不能繼續管治香港，便著力「光榮撤 退」，及利用談判爭取英國而非香港的利益，所以節節退讓。但西藏統治階層雖然極力希望維護自己國家的獨立性，但形勢不許可，談判團在中共堅持下，亦只能節 節退讓。
那時十五歲的達賴喇嘛已經與部分政府高層在西藏接壤印度的邊境城鎮亞東駐紮了一段時間，做好流亡的準備。只留看守政府在拉薩。而阿沛他們亦認為每事尋求噶 廈政府同意費時失事，擅自於1951年5月與中共簽訂「十七條」。而留在亞東的西藏政府，當知道英國、印度無意為了西藏而開罪中國，也不支持他們把西藏問 題帶往聯合國後，在中國催迫，及一些面對現實的官員遊說下，最終以打卦作決定，打掛結果是達賴喇嘛回到拉薩。
雖然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繼續尋求美國支援，美國最終答應提供軍火，給支持西藏把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等的援助，但為時已晚，且實際上若無外國軍隊的幫忙，西藏人阻止不了中國軍隊的佔領。最終基本上整個西藏統治階層接受現實，西藏成為中國一部分。
當然西藏的「一國兩制」與香港並不完全相同，但觀照他們的歷史，也許有一點得著。
親政後的達賴喇嘛，一些貴族官員如阿沛等，以至1940年代加入了中共的平措汪杰(平汪，他是中方談判團中唯一西藏人)等，都希望改革西藏落後的局面。阿 沛經常與其他噶廈官員說，應該主動配合中國，主動改革，這樣我們西藏人才有主動權，否則要中國人來替我們搞改革，效果一定不好(大意)。而他亦甚受中共和 達賴喇嘛信任。
贊成改革的人當中，亦有能透視中共「本質」者。「和阿沛相似，索康贊成改革和發展西藏；但是和阿沛不同的是，索康不相信共產黨會讓西藏維持過去的樣子，也 不認為西藏精英的生活方式能夠持續多長時間。他覺得他們遲早會消滅宗教和世俗精英階層以及支撐他們的制度。」(《西藏現代史 二卷》421頁)。他的預言果然不到幾年應驗。
達賴喇嘛孩童時經常聽寺院的僕人講述家鄉窮人的慘況，很早便十分關注基層窮人的生活。他於1954至55年在中國大陸訪問了差不多一年，對中國現代化建設 甚有好感，覺得共產主義中的平等思想與佛教有共通之處︰「我也喜歡他們主張的無國家和民族之分、所有人類全都平等的國際主義。在國際運動中，窮人成了國際 性的無產階級。所以從這個角度說，我喜歡這種觀念，也喜歡社會主義之下所有人享有的平等。當共產黨員互稱同志的時候，看起來他們真的互相信任對方，也真的 是願意為理想獻身的人。…我滿懷希望，認為只要中國人給我們一些幫助，我們就能夠使西藏進步。」(503頁)
那時毛澤東表現出來開放和不拘一格的「領袖魅力」，「征服」了十九歲的達賴喇嘛。當時被中共指派當達賴喇嘛翻譯的平汪回憶這位西藏法王第一次和毛澤東會面 後的心情︰「當達賴和我坐上車回到住處的時候，達賴也非常高興。他興奮得擁抱了我說︰”平汪拉，今天的事情很順利。毛澤東和其他人不一樣，他是個了不起的 人。”我也非常高興，因為這個關鍵性的首次會面進行得如此順利。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對西藏的希望全都維繫於此。」(492頁)
其中讓達賴喇嘛「迷惑」的一點，是毛澤東主動提出西藏的國旗(雪山獅子旗)問題，說西藏人可以保留他們的國旗。還故意問達賴喇嘛，「除了那面旗之外是不是也能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呢？可不可以？」(512頁)。當然，雪山獅子旗後來和達賴喇嘛的肖像一樣被禁制。
毛澤東的一時開放，令灰記想起中英談判時的鄧小平。當時他曾(在內部？)說過可不派軍隊駐守香港，以示自己的開放和寛鬆，後來想想又改變主意，但沒有(或 來不及)通知其他中共高層。於是當耿飊(曾任國防部長)於1983年3月當選人大副委員長後，被記者問到駐軍問題，他說可以考慮不派駐軍隊。鄧小平知悉後 大發雷霆，在記者面前大罵兩名人大副委員長耿飊、黃華胡說八道的尷尬場面(黃華後向鄧小平澄清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中國/中共大家長獨裁善變作風的弊端表 露無遺。
再回到當年的西藏，達賴喇嘛受其在中國所接觸的共產黨員及所看到的事物所吸引，曾經想過加入中國共產黨，希望盡快改變西藏「落後」的局面。但他對毛澤東說漏了嘴的宗教毒害人民抱有一定的戒心。
而這些當時還有話語權的西藏「進步」上層，嘗試一些改革，減少政府的盤剝，上層的特權，但效果不大(保守勢力抵制)。諷刺的是，毛澤東忠告達賴喇嘛改革不 要太急，要因應西藏人的接受程度，要暫時容忍西藏的「落後」。當然這位比其領導的共產黨更善變的「偉大領袖」，上世紀五十年代中中國內地土改完成，便妄想 「超英趕美」，搞其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偉大構思」，結果不同中國人遭秧，也連累西藏。
一九五六年中共開始在四川(民國時西康原本是西藏人聚居的省份，中共建政後併入四川，西藏人社區變成自治州)的藏族自治州實施「民主改革」，實質是由土改 到人民公社一併搞。當時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是以「極左」閒名的李井泉(他是毛澤東多次「極左」政策的旗手)，他原來已看不起達賴喇嘛和西藏人，於是強硬執行 「改革」，沒收土地和牲畜，強徵糧食，引起各階層藏人「叛變」，中共亦無情鎮壓，血洗藏人社區，大批藏人逃到西藏。雖然當時西藏還未實施「民改」，但西藏 人人心惶惶，最終導致西藏人對中國人的極度不信任。
1959年3月初駐藏解放軍欲邀請達賴喇嘛往軍營參觀歌舞表現，拉薩部分貴族、僧侶和群眾知道後，一批人前往阻止他們的法王前赴應約，害怕他被中國人綁 架。此事最終導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以及3月10日的起義(西藏人角度)/叛變(中共角度)。之後就是中國人全面接管西藏，阿沛以至十世班禪喇嘛確吉堅贊 等，這些藏人心中的親中分子名義當上領導。隨後幾年西藏產生劇變，傳統社會結構被共產黨組織代替，寺院遭破壞/清洗，與中國內地看齊，並非達賴喇嘛、阿 沛，以至平汪心中的改變。
如果要比較西藏和香港，當年西藏以達賴喇嘛為首的統治階層和貴族精英，的確曾經有一鼓改革力量，他們不惜犧牲上層的既得利益，希望透過自主改革改變西藏的 落後局面，而起初中共亦擺出十分開明的姿態，願意幫助西藏人自強。正如1950年代初期，撇開中共在中國大陸進行土改時的「偏差」，例如隨意錯劃富農為地 主，例如過份暴力，大批貧農獲得分田，窮人好像翻身。但過不了幾年，毛澤東的中共露出真面目，搞他的「空想社會主義」，沒收農民所有財產，強制勞動，農民 等於國家控制下沒有任何自由的農奴，比西藏的農奴還不如。
但在高壓下，中國地區只有零星的農民抗爭，只有小部分知識分子的反抗。而當中共作為國家最大地主的農奴制正向著西藏席捲時，西藏這個未被中共黨組織滲透的傳統社會，反抗/叛變是意料中事，中共無情鎮壓也是意料中事。
而西藏上層亦因為中共的變臉而分裂，一些認為與中共硬碰沒有出路的人，如阿沛，選擇與中共合作。而絕大部分人中下層都不願意達賴喇嘛安全受威脅，選擇保護 他們的法王。假使達賴喇嘛不選擇流亡，繼續留在拉薩，他能否繼續同中共「和平共處」？還是和他的傳統對手，影響力比他小的十世班禪喇嘛差命運一樣？
中共為了統戰需要，由班禪喇嘛代替出走的達賴喇嘛擔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主任。這位一早已被中共統戰的活佛，也看不過眼中共在西藏的「倒行逆施」，不 理身邊的經師勸阻，於1962年發表著名的「七萬言書」，被毛澤東定性為「反動派的瘋狂反撲」，導致班禪與中共關係惡化。1964年，十世班禪出人意外地 於一次萬餘藏人參與的集會中，表示達賴喇嘛是西藏最高領袖，宣揚西藏獨立，此後立即被逮捕，被指控為「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蓄謀叛亂」、「最大的反動農奴 主之一」並被剝奪了一切職務。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十世班禪被批判為「班禪集團」受到迫害入獄。
作為一個民族，一個有深厚宗教傳統的國家，西藏上層即使在與中共「合作期」，也沒有忘記自己的獨立自主，當中共直接掌控西藏後，一些西藏上層如班禪喇嘛對 中共的「胡作非為」沒有選擇沉默或替其「歌功頌德」，而是提出「諌言」，換來十年牢獄生涯。那位西藏人中的最高級共產黨員平汪，因被懷疑有「民族分離」傾 向，則比班禪喇嘛更早被捕入獄，刑期更長。
而兩位獲釋後雖然仍留在大陸建制內，但仍堅持講真話，1980年代亦是中共統治西藏比較寬鬆的時期。班禪喇嘛於1989年初圓寂(有傳他是被中共毒殺)。 平汪於今年去世，死前多次上書中共中央，提出讓達賴喇嘛回國及實施其倡議的中間道路–即留在中國實行真正的自治(這亦是中共曾經承諾過的)。
至於在「社會主義祖國」出生和成長的年青一代，有很多對西藏文化、宗教和語言備受威脅，08年至今越來越嚴重軍事監控，表示極度憂心，抗議示威時有發生， 但一一被鎮壓，參與者被捕。為了表達對西藏自由的盼望(或絕望？)，一百三十多人自焚，自焚者起初都是青年人(這令灰記想起香港的學民思潮和學聯)，後來 較年長者受感召亦參與其中。
相比之下，香港這個被英國統治百多年的殖民地，究竟有什麼可凝聚港人的共識？除了曾是賺錢的好地方，難民的避難所外？
香港是極端資本主義社會，養成香港人基本自私的性格。現在主導香港經濟的傳統資產階級(以本地華資地產商和銀行家為主)，除了盡力鑽空子賺得幾多得幾外， 對香港缺乏承擔。1980年代初當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這群華資大戶看風駛梩，當知道英國人大勢已去，便紛紛響應中共「愛國號召」，走其上層路線，利用金 錢與中共高層建位關係。其時中共亦要「補資本主義的課」，訂下了以本地資產階級為主導的治港政策。而本地資產階級，以至附庸於他們的專業精英階層，都以保 護自己既得利益為己任。鼓吹社會改革和民主的主要是一些理想主義知識分子和獨立於傳統「愛國」陣營的基層民間組織(今日「泛民陣營」的前身)。
如果說今日香港政制舉步維艱，香港的資產階級和高級專業階層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連當年「封建傳統」甚深的西藏上層也不如，只懂依附中共當權者，對 香港沒有任何願景和承擔，不敢也不肯為捍衛香港「一國兩制」說半句話。為了繼續壟斷經濟，千方百計阻礙政制的前進，因為害怕一個開放的政治制度，會影響他 們的政治特權，從而影響他們的經濟壟斷，這已是老生常談。
九七後，香港資產階級只懂透過「告御狀」去維護自己利益。只有一次出現「抗命中央」的情況，就是2012年特首「選舉」唐梁之爭。起初中共承諾他們唐英年 作為他們的代理人會當選特首。其後中共改變主意，讓堅持參選的「土共新貴」梁振英當選，並派中央大員劉延東到深圳宣布要梁振英當選的「聖旨」，部分忿忿不 平的華資大戶，以李嘉誠為首，拒絕按「聖旨」行事，還在「選舉」當日高調與唐英年握手，表示仍舊支持唐英年。甚至罕有地公開談論自己對法治自由的關注。
已經有很多論者講過，不管公眾如何質疑李嘉誠旗下集團做生意的手法，他是香港最具國際視野的華資大戶，業務早已國際化，可以實踐「資本無國界」，比其他香港資產階級更有能力向中共「說不」。但這種「說不」只是基於自己利益受損，而非為了香港的整體政治利益。
而即使李嘉誠有「勇氣」向梁振英作出「不合作」舉動，都是流露貪焚資本家咀臉的不得民心之作，如以出售住宅作招徠，拆售旗下酒店，企圖鑽法律空子。結果在政府威脅採取法律時，與眾多買家達成「撻定」協議，尷尬收場。
而在中共經營下，曾經「分裂」的香港資產階級(所謂一、二線財團的矛盾)，似乎再次歸隊。這次中共「袋住先」的政改方案，一如以往，資產階級、高級專業階層，「愛國」陣營不在話下，都拍手歡迎。
面對中共要全面掌控香港，紅色資本會佔主導的態勢，這群大資本家仍幻想如王振民所言，會照顧他們的利益？還是他們心中已有plan B，必要時撤資走人。無論何種選項，這群香港傳統資產階級，在香港民主進程上都扮演了「反動」角色，更遑論能如當年一些「進步」西藏上層，主動提出改革 了。
至於過往賺錢至上，迷信硬件發展的香港人，有多少人會覺今是而昨非，願意挺身「抵制」 中共的全面接管，「抵制」大陸紅色資本所標緻更劣質的資本主義運作？
而觀乎西藏人、台灣人、南韓人的經驗，香港的抗爭者不宜心存僥倖，也應該善用現在還未完全被蠶食的法治和自由，善用餘下(未知最快幾時完結)的「一國兩制」，作出有「智慧」的抗衡。
最後送上當年達賴喇嘛樂觀，現在仍有不少人未心死的看法︰「…實際上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在鬧革命，所以國家邊界已並不重要了。…我們可以共同建設一個國家，這就是我們的目標和信念。」(《西藏現代史 二卷》 520-521頁)
不少論者已提到，未來抗爭運動，「本土」，甚至「港獨」會越來越成為焦點，如果能更「辯證」地看待「本土」與「大一統」的問題，也許可以凝聚更多香港人的共識。
或者有人說，只是香港一個小小特區的政治改革，為何談到政權生死的高度？這不是灰記胡亂說的，是中共自己承認的。把香港特首選舉與「國家安全」掛勾，難道不是中共「虛怯」的表現嗎？
當晚，數千名市民到被政府總部和中共駐港部隊總部夾在中間的添馬公園舉行集會，強烈抗議北京再三違背承諾，扼殺香港的民主進程。台上先後有佔中三子不日啟 動「佔中」的講話，廿五名泛民議員聯合聲言會否決政改方案及支持「佔中」，學聯和學民思潮號召罷課及不合作運動，以至一批學者代表五十多名已聯署聲明的學 者上台，表示對中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憤怒。聲明的標題是「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簽署者當中有立場極溫和的人，提出的方案亦相當保守，反映北京的 決定是何等的「不得人心」。(不過，facebook上亦有有心人提出，了解中共的歷史及其本質，「袋住先」仍有值得討論的空間，有機會再談。)
台上講者個個情緒激昂，大部分講者抗爭之聲不絕，台下不同年齡、不分性別的參與者，亦全情和應，很有為香港民主付出代價的心理準備。
灰記幾個月前因工作需要，和一位前國粹派半退隱的退休學者談香港政改，他並非死硬傳統「愛國」人士，「六四」後亦出席過遊行和燭光晚會，按照現在的說法， 應屬於溫和派學者。他當時的說法是香港政改在中央心目中小事一宗，大陸很多事情已夠他們煩惱。他的良好願望是，即使余若薇當選行政長官，中央也不用擔心， 她做不了什麼「反抗中央」的事。如果政改解決不了，香港會有「動亂」，會流血，但不用怕，台灣也是如此走過來。
不過，現在看來，在中共心中，香港政改並非小事一宗，會牽涉到中共政權的安危。即所謂香港民主對大陸民間的示範作用，即所謂顛覆基地，外國勢力只是託辭吧了。而中共弄至如斯地步，要到處維穩，亦是自作孽。(參看政論家練乙錚寫的《國家紛亂，港人埋單》)
至於他「樂觀其成」的後政改政局，香港人是否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迎接與台灣兩蔣白色恐怖時代的血腥暴力與肅殺？蓋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打生打死，但都是根據 列寧主義組織原則而建成的專制主義政黨。而共產黨的專制和嗜血，亦比國民黨「青出於藍勝於藍」。香港人僅能憑藉的是已經被「白蟻」嚴重蛀蝕的「一國兩 制」，曾經追隨中共的程翔已預言中共會不惜連「一國兩制」這幅假面皮也撕破，出動解放軍也在所不惜。但香港人有別的選擇嗎？
說到這裡，灰記要大肆批判香港的華資大戶/資產階級和依附他們的高級專業精英，他們在關鍵時刻，從來沒有扮過任何進步角色，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從來不是香港資產階級/大資本家所嚮往。他們響往的是繼續受中共政權的「蔭庇」，繼續壟斷香港的政治和經濟。
中共的「護法」之一，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就肆無忌憚為中國共產黨替香港富豪拒絕政治改革「撐腰」而解說。傳媒報道，他日前在香港外國記者協會 一個論壇提到，中國要保護香港那些支持北京的工商界巨頭的利益，普選意味著社會經濟利益的再分配，商界的蛋糕將被別人分享，必須考慮到他們的利益。王振民 表示，目前主導香港政治的是少數企業界精英人士，他們控制著香港的命運。
王振民的說話是對香港資產階級「愛護有加」，還是「麻醉」他們的「甜言蜜語」？蓋中國經過三十年的蛻變，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中國經濟的是 紅色資本。今時今日，中共不再忌諱直接干預香港，其所代表的紅色資本還能把持得住嗎？觀乎大量國企來港上市，一個新的紅色資產階級已在香港形成，他們可能 與傳統資產階級合作，但大前提是要主導香港的經濟。從這角度理解王振民的說話可能更貼近現實。
香港的傳統資產階級和南韓、台灣的資產階級一樣，只顧依附威權政權，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為了維護自己既得利益，千方百計阻撓任何社會改革。
由於台灣和南韓在民間不斷抗爭，不斷爭取下，先後實施民主，工會力量、勞工保障、社會福利等多少都有所發展和改進(當然還有很多不足之處)。而正正因為香 港民間遲遲未「覺醒」，資產階級/資本家與政權勾結獨大的局面一直維持，無論英國殖民統治者還是特區政府，都以「保障」資產階級特權賺大錢，即所謂中環價 值為己任。
說到這裡，灰記應該提到西藏了。近年多了香港人關注西藏的命運，甚至不少提出「昨日西藏，今日香港」，或「今日西藏，明日香港」。最近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 了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西藏現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第二卷的中譯本。此書細緻地講述1950年下旬，中國出兵藏東，攻佔昌都，與西藏噶夏政府代表於北京簽訂「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中國共產黨 政權以及印度、英國、美國一些「外國勢力」的想法，以至1951至55年，中共與西藏統治階層及貴族最「友好」的那幾年，西藏各階層的精神面貌，以及對西 藏成為中國一部分的複雜想法。
近年，不少人都提出，鄧小平的所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非什麼創見，或偉大構思。早在1950年代，西藏被迫納入中國版圖，也實施過「一 國兩制、藏人治藏、高度自治」，即所謂「十七條」，結果實行了短短九年，以西藏最高領袖達賴喇嘛於1959年流亡印度，中共全面接管西藏告終。
1950年的西藏，與1980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的香港，以至今日的香港當然有極大的不同。 西藏當時是一個神權國家，是前現代社會，一切都十分「落後」。有趣的是，二十世紀西藏兩代最高領袖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喜措，和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都 曾希望改革自己國家，改變落後、封閉的局面。
恰巧而諷刺的是，兩位西藏政教領袖，都曾流亡外國(十四世達賴喇嘛至今仍未能回到故國)。而他們之所以要流亡，都是因為與實力比他們強大國家的壓迫有關。
十三世達賴喇嘛曾兩次流亡，第一次是1903年英國印度軍隊從錫金入侵，次年8月攻陷拉薩，達賴喇嘛出走蒙古。第二次是1909年清軍由趙爾豐率領入藏， 實行「改土歸流」，強迫西藏人「漢化」，無數西藏人被殺害，1910年由鐘穎所率川軍進駐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要求國際社會關注。
翌年辛亥革命，清廷遜位，達賴喇嘛乘機於印度宣布西藏獨立，西藏軍隊乘機驅逐清軍。1913年達賴喇嘛回到西藏，並頒布詔示，實施改革。幾年前有人把藏文的詔示翻譯成中文，部分內容如下︰
「三、西藏政府文武官吏，在徵税或執法期間，應盡公正誠信之責，使政府護益亦不使人民受損。西藏政府派駐阿里三圍及康區等遙遠地區的一些無知官員，强迫高 價攤派商品，非法徵調超額的人力畜役，以輕微違法為藉口，没收房屋土地，斷人肢體等，從而使人民不堪騷擾而難以安身立命，對此類不顧因果報應，毫無道理的 行為和刑罰，從今以後一律禁止，務使其絕迹。
四、我們西藏是天然資源豐富，但科技不如其他國家進步的一個獨立的宗教小國。目前，對文武工作的嚴格管理使足以守土自衛之武備正在建立之中，雖然由於徵兵 以及康區的交通沿線暫時將會面臨一些困難，但考慮到過去中國不是主人而卻欲霸佔西藏的歷史，大家不僅要自覺主動、千方百計地實現自主自治，保家守土，而 且，凡東西南北邊界地區的哨所要常備不懈地防備外人奸细入境。如果出現任何细微可疑之處，都要随時通過宗溪（縣或莊園）的驛站報告政府，而不得懈怠放鬆或 因小事而引發大的衝突。
五、西藏雖然人口稀少，且有大量空曠未被利用的土地，一些勤奮者也欲開荒耕種，但因一些官员貪瀆作梗，地主自己不能開荒耕種，卻因嫉妒等原因而不容他人利 用，此種從根本上損害地方發展的惡習除了損己害人以外没有任何好處。從今往後，凡是未被利用的山川空地均允許貧窮勤奮之家庭自主開荒耕種，或種植果樹蔬菜 等，政府、貴族或寺院在任何時候都不得加以阻攔。新開墾的土地免税三年，三年後根據面積、收成向地主和政府缴纳租税，使耕者有其田，政府和地主獲税租之 利。 」
梅戈斯坦的書亦對西藏的「莊園農奴制度」有所著墨，西藏的統治階層主要是僧侶和貴族，由僧官和俗官組成的噶廈政府是最高權力機構，噶廈之上就是政教領袖達 賴喇嘛。格魯派(達賴喇嘛屬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領袖)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的高層僧侶亦有一定政治影響力。此外，由噶廈授權召開的「人民議會」 (只有僧侶、貴族、莊園主參加)，亦有一定諮詢功能。
最底層的農奴是主要勞動力來源，為莊園、寺院，以至政府的土地耕作，亦要無償替莊園、寺院完成政府要求的雜役，被剝削，甚至被勞役是不爭的事實。不過，農 奴可以耕種多餘的土地，收益歸自己。而農奴只要能完成其義務，行動亦自由。有些勤奮精明的農奴，可能比一些貴族還富有，甚至僱用僕人，這些富俗農奴在中國 內地可能已被定義為地主了。所以西藏的農奴並非如中共所宣傳般，一定生活於黑暗和水深火熱之中。
任何家庭，包括農奴家庭都可以送子弟往寺院修行，當僧侶。一個農奴子弟一旦成為僧人，便不需擔當農奴義務。一些貧困家庭為了減少負擔，會送子弟曾僧侶。中 國「解放」西藏時，當地人口中有百分之十幾是僧人(佛國泰國只有百分之一人口左右是僧侶)。這是中共後來攻擊西藏寺院不事生產，加重平民負擔，強迫大批僧 侶還俗的「理由」。但西藏人則認為這是他們與別不同之處，並引以為傲。
由於歷任達賴喇嘛都是「轉世靈童」，第二世是第一世的「轉世」，如此類推。「轉世靈童」被確認後一段長時間要隨經師學佛，由攝政代理亦其國家職能，直至他 長大成人為止。因此，達賴喇嘛一生也被西藏這些上層包圍，是否能接觸平民(農奴)，了解民間疾苦，一切要看這位達賴喇嘛的造化。但有改革思想的達賴喇嘛要 強制統治精英行事亦會遭遇抵制(通常都會影響他們的既得利益)。
十三世達賴喇嘛雖然了解到西藏需要現代化，才能立足世界，但都不能成功。一九二零年代，西藏企圖開辦第一所現代學校，但在主要為守舊僧侶的反對和恐嚇下， 辦學不成。達賴喇嘛亦曾企圖現代化軍隊，亦被守舊勢力阻撓而未竟全功。到了中共打敗國人民黨奪政權時，西藏仍是十分「落後」的社會，軍隊不堪一擊。
雖然中共於1922年7月發佈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民族自決原則，支持西藏、新疆、蒙古三個「少數民族」地區獨立，但到1949年奪取中國政 權時早已忘記這些諾言。或者說這些「理想化」的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黨人經常批評的宗教一樣，是用來「麻醉」人民。當共產黨人真正當權時，便成了極現實的 功利主義者，於是中共不旦要繼承大清帝國侵略/擴充而得的領土，還要比清朝以至民國更有「作為」，要牢牢掌控西藏、新疆、蒙古這些「少數民族」地區，而不 是尊重他們的民族自決權，由他們自由選擇是否留在中國，以甚麼形式留在中國。
而西藏對中國有很大的利用價值︰「…比如拿國防來說，西藏對我們的幫助也是很大的。如果你們選擇和帝國主義者合作，和我們以金沙江為界，以我們為敵，那我 們將會非常困難。…你們有很多資本。將來在經濟上西藏也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幫肋。…在你們那裏可能有大量石油，同時還有各種礦產，將來開採後對國家建設很重 要。」(1955年3月8日毛澤東與達賴喇嘛交談 《西藏現代史 二卷》 516頁)
本來，面對弱小的西藏，中共佔領昌都地區後，要揮軍直搗拉薩並不十分困難，英印軍隊和大清軍隊都曾這樣做過。但深謀遠慮的毛澤東認為武力「解放」西藏是下 下策，以武力威嚇，以保證西藏固有制度和達賴喇嘛地位在一段時間內維持不變(尤如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作餌，誘使西藏人談判「和平解放西藏」。
為何武力解放是下下策，「首先，西藏與另一個大的少數民族地區新疆不同。新疆有成千上萬的漢族人居住，而在西藏實際上沒有漢族人居主，也幾乎沒有會說漢語的西藏人。因此，沒有類似第五縱隊這樣的勢力可以提供公開或私下的支持。
其次，西藏不僅沒有漢族人，而且至少在過去的三十五年裡完全獨立於中國之外，並獲得一定的國際身份認同。它開始同包括印度、英國和尼泊爾在內的其他國家建立了聯繫。最危險的是，它還同中國在冷戰中的敵人—美國建立了聯繫。因此，武力佔領西藏很容易引起國際爭端。…
再次，西藏是一個傳統的宗教神權政體。佛教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支配著全民族的世界觀和西藏的存在意義。…即使是最貧窮的階層也不太可能響應號召，站起來反對 世俗和宗教的土地所有者，至少在最開始的時候不太可能。而在一般情況下，這些貧窮的階層本應該是共產主義者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西藏現代史 二卷》22-23頁)
但中共有一點絕不妥協，就是要西藏政府必須接受中國軍隊駐守西藏，名為保護西藏免受外國威脅，實則就是必要時軍事鎮壓不聽話的西藏人。(香港人看到駐港解放軍裝甲車在調動的消息，也可作如是看。)
而西藏統治階層一邊求助聯合國、英國、印度、美國，一邊在1950年下旬授權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談判團和中共談判。他們起初回應中國建議的底線是可以接受 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但前提是必須保證達賴喇嘛的名號和權力維持不變，西藏政府繼續獨立地作決定及施政；繼續管理自己的對外事務；不接受中國駐軍等。
看到這裡，大家會否記起英國與中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英國人是為自己的利益，不是香港的利益談判。當他們知道自己九七後不能繼續管治香港，便著力「光榮撤 退」，及利用談判爭取英國而非香港的利益，所以節節退讓。但西藏統治階層雖然極力希望維護自己國家的獨立性，但形勢不許可，談判團在中共堅持下，亦只能節 節退讓。
那時十五歲的達賴喇嘛已經與部分政府高層在西藏接壤印度的邊境城鎮亞東駐紮了一段時間，做好流亡的準備。只留看守政府在拉薩。而阿沛他們亦認為每事尋求噶 廈政府同意費時失事，擅自於1951年5月與中共簽訂「十七條」。而留在亞東的西藏政府，當知道英國、印度無意為了西藏而開罪中國，也不支持他們把西藏問 題帶往聯合國後，在中國催迫，及一些面對現實的官員遊說下，最終以打卦作決定，打掛結果是達賴喇嘛回到拉薩。
雖然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繼續尋求美國支援，美國最終答應提供軍火，給支持西藏把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等的援助，但為時已晚，且實際上若無外國軍隊的幫忙，西藏人阻止不了中國軍隊的佔領。最終基本上整個西藏統治階層接受現實，西藏成為中國一部分。
當然西藏的「一國兩制」與香港並不完全相同，但觀照他們的歷史，也許有一點得著。
親政後的達賴喇嘛，一些貴族官員如阿沛等，以至1940年代加入了中共的平措汪杰(平汪，他是中方談判團中唯一西藏人)等，都希望改革西藏落後的局面。阿 沛經常與其他噶廈官員說，應該主動配合中國，主動改革，這樣我們西藏人才有主動權，否則要中國人來替我們搞改革，效果一定不好(大意)。而他亦甚受中共和 達賴喇嘛信任。
贊成改革的人當中，亦有能透視中共「本質」者。「和阿沛相似，索康贊成改革和發展西藏；但是和阿沛不同的是，索康不相信共產黨會讓西藏維持過去的樣子，也 不認為西藏精英的生活方式能夠持續多長時間。他覺得他們遲早會消滅宗教和世俗精英階層以及支撐他們的制度。」(《西藏現代史 二卷》421頁)。他的預言果然不到幾年應驗。
達賴喇嘛孩童時經常聽寺院的僕人講述家鄉窮人的慘況，很早便十分關注基層窮人的生活。他於1954至55年在中國大陸訪問了差不多一年，對中國現代化建設 甚有好感，覺得共產主義中的平等思想與佛教有共通之處︰「我也喜歡他們主張的無國家和民族之分、所有人類全都平等的國際主義。在國際運動中，窮人成了國際 性的無產階級。所以從這個角度說，我喜歡這種觀念，也喜歡社會主義之下所有人享有的平等。當共產黨員互稱同志的時候，看起來他們真的互相信任對方，也真的 是願意為理想獻身的人。…我滿懷希望，認為只要中國人給我們一些幫助，我們就能夠使西藏進步。」(503頁)
那時毛澤東表現出來開放和不拘一格的「領袖魅力」，「征服」了十九歲的達賴喇嘛。當時被中共指派當達賴喇嘛翻譯的平汪回憶這位西藏法王第一次和毛澤東會面 後的心情︰「當達賴和我坐上車回到住處的時候，達賴也非常高興。他興奮得擁抱了我說︰”平汪拉，今天的事情很順利。毛澤東和其他人不一樣，他是個了不起的 人。”我也非常高興，因為這個關鍵性的首次會面進行得如此順利。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對西藏的希望全都維繫於此。」(492頁)
其中讓達賴喇嘛「迷惑」的一點，是毛澤東主動提出西藏的國旗(雪山獅子旗)問題，說西藏人可以保留他們的國旗。還故意問達賴喇嘛，「除了那面旗之外是不是也能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呢？可不可以？」(512頁)。當然，雪山獅子旗後來和達賴喇嘛的肖像一樣被禁制。
毛澤東的一時開放，令灰記想起中英談判時的鄧小平。當時他曾(在內部？)說過可不派軍隊駐守香港，以示自己的開放和寛鬆，後來想想又改變主意，但沒有(或 來不及)通知其他中共高層。於是當耿飊(曾任國防部長)於1983年3月當選人大副委員長後，被記者問到駐軍問題，他說可以考慮不派駐軍隊。鄧小平知悉後 大發雷霆，在記者面前大罵兩名人大副委員長耿飊、黃華胡說八道的尷尬場面(黃華後向鄧小平澄清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中國/中共大家長獨裁善變作風的弊端表 露無遺。
再回到當年的西藏，達賴喇嘛受其在中國所接觸的共產黨員及所看到的事物所吸引，曾經想過加入中國共產黨，希望盡快改變西藏「落後」的局面。但他對毛澤東說漏了嘴的宗教毒害人民抱有一定的戒心。
而這些當時還有話語權的西藏「進步」上層，嘗試一些改革，減少政府的盤剝，上層的特權，但效果不大(保守勢力抵制)。諷刺的是，毛澤東忠告達賴喇嘛改革不 要太急，要因應西藏人的接受程度，要暫時容忍西藏的「落後」。當然這位比其領導的共產黨更善變的「偉大領袖」，上世紀五十年代中中國內地土改完成，便妄想 「超英趕美」，搞其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偉大構思」，結果不同中國人遭秧，也連累西藏。
一九五六年中共開始在四川(民國時西康原本是西藏人聚居的省份，中共建政後併入四川，西藏人社區變成自治州)的藏族自治州實施「民主改革」，實質是由土改 到人民公社一併搞。當時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是以「極左」閒名的李井泉(他是毛澤東多次「極左」政策的旗手)，他原來已看不起達賴喇嘛和西藏人，於是強硬執行 「改革」，沒收土地和牲畜，強徵糧食，引起各階層藏人「叛變」，中共亦無情鎮壓，血洗藏人社區，大批藏人逃到西藏。雖然當時西藏還未實施「民改」，但西藏 人人心惶惶，最終導致西藏人對中國人的極度不信任。
1959年3月初駐藏解放軍欲邀請達賴喇嘛往軍營參觀歌舞表現，拉薩部分貴族、僧侶和群眾知道後，一批人前往阻止他們的法王前赴應約，害怕他被中國人綁 架。此事最終導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以及3月10日的起義(西藏人角度)/叛變(中共角度)。之後就是中國人全面接管西藏，阿沛以至十世班禪喇嘛確吉堅贊 等，這些藏人心中的親中分子名義當上領導。隨後幾年西藏產生劇變，傳統社會結構被共產黨組織代替，寺院遭破壞/清洗，與中國內地看齊，並非達賴喇嘛、阿 沛，以至平汪心中的改變。
如果要比較西藏和香港，當年西藏以達賴喇嘛為首的統治階層和貴族精英，的確曾經有一鼓改革力量，他們不惜犧牲上層的既得利益，希望透過自主改革改變西藏的 落後局面，而起初中共亦擺出十分開明的姿態，願意幫助西藏人自強。正如1950年代初期，撇開中共在中國大陸進行土改時的「偏差」，例如隨意錯劃富農為地 主，例如過份暴力，大批貧農獲得分田，窮人好像翻身。但過不了幾年，毛澤東的中共露出真面目，搞他的「空想社會主義」，沒收農民所有財產，強制勞動，農民 等於國家控制下沒有任何自由的農奴，比西藏的農奴還不如。
但在高壓下，中國地區只有零星的農民抗爭，只有小部分知識分子的反抗。而當中共作為國家最大地主的農奴制正向著西藏席捲時，西藏這個未被中共黨組織滲透的傳統社會，反抗/叛變是意料中事，中共無情鎮壓也是意料中事。
而西藏上層亦因為中共的變臉而分裂，一些認為與中共硬碰沒有出路的人，如阿沛，選擇與中共合作。而絕大部分人中下層都不願意達賴喇嘛安全受威脅，選擇保護 他們的法王。假使達賴喇嘛不選擇流亡，繼續留在拉薩，他能否繼續同中共「和平共處」？還是和他的傳統對手，影響力比他小的十世班禪喇嘛差命運一樣？
中共為了統戰需要，由班禪喇嘛代替出走的達賴喇嘛擔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主任。這位一早已被中共統戰的活佛，也看不過眼中共在西藏的「倒行逆施」，不 理身邊的經師勸阻，於1962年發表著名的「七萬言書」，被毛澤東定性為「反動派的瘋狂反撲」，導致班禪與中共關係惡化。1964年，十世班禪出人意外地 於一次萬餘藏人參與的集會中，表示達賴喇嘛是西藏最高領袖，宣揚西藏獨立，此後立即被逮捕，被指控為「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蓄謀叛亂」、「最大的反動農奴 主之一」並被剝奪了一切職務。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十世班禪被批判為「班禪集團」受到迫害入獄。
作為一個民族，一個有深厚宗教傳統的國家，西藏上層即使在與中共「合作期」，也沒有忘記自己的獨立自主，當中共直接掌控西藏後，一些西藏上層如班禪喇嘛對 中共的「胡作非為」沒有選擇沉默或替其「歌功頌德」，而是提出「諌言」，換來十年牢獄生涯。那位西藏人中的最高級共產黨員平汪，因被懷疑有「民族分離」傾 向，則比班禪喇嘛更早被捕入獄，刑期更長。
而兩位獲釋後雖然仍留在大陸建制內，但仍堅持講真話，1980年代亦是中共統治西藏比較寬鬆的時期。班禪喇嘛於1989年初圓寂(有傳他是被中共毒殺)。 平汪於今年去世，死前多次上書中共中央，提出讓達賴喇嘛回國及實施其倡議的中間道路–即留在中國實行真正的自治(這亦是中共曾經承諾過的)。
至於在「社會主義祖國」出生和成長的年青一代，有很多對西藏文化、宗教和語言備受威脅，08年至今越來越嚴重軍事監控，表示極度憂心，抗議示威時有發生， 但一一被鎮壓，參與者被捕。為了表達對西藏自由的盼望(或絕望？)，一百三十多人自焚，自焚者起初都是青年人(這令灰記想起香港的學民思潮和學聯)，後來 較年長者受感召亦參與其中。
相比之下，香港這個被英國統治百多年的殖民地，究竟有什麼可凝聚港人的共識？除了曾是賺錢的好地方，難民的避難所外？
香港是極端資本主義社會，養成香港人基本自私的性格。現在主導香港經濟的傳統資產階級(以本地華資地產商和銀行家為主)，除了盡力鑽空子賺得幾多得幾外， 對香港缺乏承擔。1980年代初當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這群華資大戶看風駛梩，當知道英國人大勢已去，便紛紛響應中共「愛國號召」，走其上層路線，利用金 錢與中共高層建位關係。其時中共亦要「補資本主義的課」，訂下了以本地資產階級為主導的治港政策。而本地資產階級，以至附庸於他們的專業精英階層，都以保 護自己既得利益為己任。鼓吹社會改革和民主的主要是一些理想主義知識分子和獨立於傳統「愛國」陣營的基層民間組織(今日「泛民陣營」的前身)。
如果說今日香港政制舉步維艱，香港的資產階級和高級專業階層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連當年「封建傳統」甚深的西藏上層也不如，只懂依附中共當權者，對 香港沒有任何願景和承擔，不敢也不肯為捍衛香港「一國兩制」說半句話。為了繼續壟斷經濟，千方百計阻礙政制的前進，因為害怕一個開放的政治制度，會影響他 們的政治特權，從而影響他們的經濟壟斷，這已是老生常談。
九七後，香港資產階級只懂透過「告御狀」去維護自己利益。只有一次出現「抗命中央」的情況，就是2012年特首「選舉」唐梁之爭。起初中共承諾他們唐英年 作為他們的代理人會當選特首。其後中共改變主意，讓堅持參選的「土共新貴」梁振英當選，並派中央大員劉延東到深圳宣布要梁振英當選的「聖旨」，部分忿忿不 平的華資大戶，以李嘉誠為首，拒絕按「聖旨」行事，還在「選舉」當日高調與唐英年握手，表示仍舊支持唐英年。甚至罕有地公開談論自己對法治自由的關注。
已經有很多論者講過，不管公眾如何質疑李嘉誠旗下集團做生意的手法，他是香港最具國際視野的華資大戶，業務早已國際化，可以實踐「資本無國界」，比其他香港資產階級更有能力向中共「說不」。但這種「說不」只是基於自己利益受損，而非為了香港的整體政治利益。
而即使李嘉誠有「勇氣」向梁振英作出「不合作」舉動，都是流露貪焚資本家咀臉的不得民心之作，如以出售住宅作招徠，拆售旗下酒店，企圖鑽法律空子。結果在政府威脅採取法律時，與眾多買家達成「撻定」協議，尷尬收場。
而在中共經營下，曾經「分裂」的香港資產階級(所謂一、二線財團的矛盾)，似乎再次歸隊。這次中共「袋住先」的政改方案，一如以往，資產階級、高級專業階層，「愛國」陣營不在話下，都拍手歡迎。
面對中共要全面掌控香港，紅色資本會佔主導的態勢，這群大資本家仍幻想如王振民所言，會照顧他們的利益？還是他們心中已有plan B，必要時撤資走人。無論何種選項，這群香港傳統資產階級，在香港民主進程上都扮演了「反動」角色，更遑論能如當年一些「進步」西藏上層，主動提出改革 了。
至於過往賺錢至上，迷信硬件發展的香港人，有多少人會覺今是而昨非，願意挺身「抵制」 中共的全面接管，「抵制」大陸紅色資本所標緻更劣質的資本主義運作？
而觀乎西藏人、台灣人、南韓人的經驗，香港的抗爭者不宜心存僥倖，也應該善用現在還未完全被蠶食的法治和自由，善用餘下(未知最快幾時完結)的「一國兩制」，作出有「智慧」的抗衡。
最後送上當年達賴喇嘛樂觀，現在仍有不少人未心死的看法︰「…實際上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在鬧革命，所以國家邊界已並不重要了。…我們可以共同建設一個國家，這就是我們的目標和信念。」(《西藏現代史 二卷》 520-521頁)
不少論者已提到，未來抗爭運動，「本土」，甚至「港獨」會越來越成為焦點，如果能更「辯證」地看待「本土」與「大一統」的問題，也許可以凝聚更多香港人的共識。
練乙錚: 細論民主失利與社運的轉軌轉型
「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少數服從多數」、「不完美也是真普選」……（句句百分之一百動聽，就是不大提那「美國也有的」篩選了）。
政 局急轉直下，中共以其真性情示人，不少溫和派、中間派、平日不大關注政事的小市民，都會大吃一驚：「共產黨原來是這樣的嗎？」的確，京港當權派那種說謊不 臉紅的本事、蠻橫不講理的態度、上綱上線無限度的本能，幾天來表露無遺。不過，稍微有點政事閱歷的人其實都知道，那不過是「毛氏症候群」的體現而已。
中間派吃驚，泛民的大多數則恐怕是失落。無可否認，北京挾其「剩餘權力」一意孤行力推「有篩選的真（！）普選」，否決合理的民主訴求，港人是毫無辦法的，惟有此局認輸，卻非戰之罪；至於失落，則其實不必。
筆者從來不相信香港可以從 中共手上得到民主，三十年來的不斷爭取，重要的是傳播民主意識。讀者也許記得 筆者說過一句話：現實而言，民主遙不可及，因此，「目的殊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今天，惡劣的形勢正好督促筆者再次清晰闡述這個觀點（這既是觀點，也愈 來愈成為客觀事實！）。
市民訴求 遭扣帽子
民主固然重要，任何時候都應努力爭取，但作為一個短期、幾年十幾年計的目標，成功與否，都不十分重要；成功了，也許好一點，但社會不一定馬上能夠得到好處，在民智未廣開的地方，尤其如此，例如當年的辛亥革命。
在香港而言，就算爭取到民主改革了，但來自北方的力量可以輕易調動資源，搞一個「幫港投票」，就可以竊取民主成果；選特首如是、選立會亦然（後者早已如此，將會變本加厲），結果可能是專制者堂而皇之地上台，名正言順倒行逆施，上演納粹希特拉故事的香港版。
當然，泛民不會因噎廢食，但很快也會明白到，客觀而言，就算今天爭取不到民主，損失的期望值 （expected value）其實不很大。反而，在這次比併過程中，由於京港當權派的齷齪演出，令一些中間市民大開眼界，轉而思考今天自身處境，明白民主原來很重要，以及 假貨如何要不得。從「運動就是一切」的角度看，這反而是很具體的收穫，明白人多一些，當權派幹違反港人利益的事就困難一些，反國教反洗腦一事，就是最好例 子。
運動既然重要，運動的性 質、能量、轉化與階段目的，就必須搞清楚。筆者於上周發表文章《「袋住先」的長 短期嚴重後果想清楚了嗎？》（下稱「《袋文》」），指出本地社會運動的一個轉化趨勢：由於爭取民主遭遇挫折，短期無法達標，運動的目的和性質就得相應改 變；如何改變，須視客觀形勢給的提示。
毫無疑問，京港當權派力量 龐大，有政府機器，有充沛資源，有商界勢力支持，更有媒體鳴鑼開道、知識分子 幫打邊鼓，無疑可把大部分市民的正當訴求說成「外國勢力犯港」、危及國家安全，於是一棒見紅、再一棒打死。如此力量萬鈞勢如破竹，就不只是市民的民主訴求 倒下，而是眼看就要席捲整個香港。那麼，此城往後將是如何景象？
現代社會的命脈就是經濟， 北京捏住了資本家的咽喉，香港就基本上馴服了。所以，它不僅要對付像黎智英這 樣的異數，還要排擠、收編所有因各種原因不願意向政權低頭的大大小小各行業商人（在一些紅色資本垂涎的重大行業裏，主要會是排擠）；在這個工作項目之下， 自由黨將是重災區，背後大部分的資本家，順當權派則生、逆之則亡。大家可以看到，兩年來，不少原來支持唐的大老闆已經公開扭軚，倒向現政權；小老闆則要出 面出錢為反佔中搖旗吶喊（以後這種政治要求將會不斷有，久而久之，停話行為就會變成心甘情願，尤其是如果利益引誘太強大，觸發自動洗腦機制）。
現代資本靠什麼？靠專業服 務。這一塊也是要拿下的，而且不太難，特別是那些有在大陸伸展空間的服務行 業，如事務律師行業等。當一個專業服務機構的收益愈來愈大的一部分來自大陸，機構及其中主要成員的政治潛力就成為北京可收割之物。大家想起最近的若干事 例，這點就特別深刻（反過來說，那些不易離地的行業，如教育服務、大律師服務、小零售服務等，北京要作政治收割就不太容易）。
貧富加劇 有利統治
在紅色資本完成對港資的征 服之後，其對勞動者和消費者的盤剝將會加劇，貪腐行為和大 陸看齊，政治化了的廉署將完全失去作用。結果，香港的貧富懸殊將愈來愈甚，低下階層更依賴政府津貼，但對當權派而言，此非壞事，因為救濟資源百分之百透過 左派基層政黨的「爭取」，傳到窮人手中，便可保證低下階層的政治能量牢牢控制在當權派手裏。當年大陸行糧票制，其中一個作用就是社會管制；將來的低下階層 生活津貼也有直接社會管制的作用。
由此可得兩個推論：自然而嚴重的貧富懸殊有利京港當權派統治香港，所以不會有實質改善的政策出台；一刀切、無條件的再分配，例如每人每月數千元的退保金，特府不會認真考慮，頂多只會意思一下，因為如果實行了，日後就少了一個不斷向諸「友黨」輸送政治利益的渠道。
泛民基層政黨受排斥，與救濟資源不沾邊，遂完全邊緣化；要是組織工運的話，將如大陸獨立工會一樣受打壓，動輒冠以「尋釁滋事」罪接受愛國法官審判，最後投獄。
剩下的中產階級，當權派最難收編，因為這些人絕大部分一不靠大陸賺錢發財，二不賴政府津貼及蛇齋餅糉過活。不過，當權派也不是沒有辦法，例如可通過現有的「愛國」教會堂區（及將來無可避免會在本港出現的大陸「三自教會」香港分會）的宣道，瓦解中產信徒的異見政治參與。
共產黨現在有錢，對港對台 的攻勢都以錢為主導，並且愛用階級分析，故我們要理解共產黨如何對港工作，也 要作類似的分析（其實，筆者數年前在香港工作，也曾遇過中共的近身銀彈攻勢，相當有趣，有機會再向讀者講述）。相反，香港民間社運主要是一種文化、心理和 價值觀念支撐的，錢不重要，主持者反而要倒貼。
筆者在《袋文》中指出，由 於本地民主訴求遇到中共強力封殺，已然劃上休止符，短中期不能冀望達標；另一 方面，由於北京對港干預將是全面的，不限於政改一事，故引起的反彈也是全面的。這兩個因素相加，將引致社運轉軌，從一直以來的「民主拒共」，轉移到「本土 抗赤」。前者講抽象價值、政治理性，着眼於爭取未來；後者重具體事物、文化感性，關注的是保住當下。前者相對冷靜，尋求與北京對話，北京也「包容」了十七 年。後者則更為熱血，雖然始終包含着民主訴求，中共卻一天也不能容忍；不能對話，只會對着罵。
社運的這個轉軌，是人大常委今年（昨天）的決定導致的。稍後發生的佔中，將是兩條軌道之間的無縫相接點；由於民主訴求落空，「佔中為民主」的口號，將在廣場裏、街道上的抗命公民心中自然而然地化為「佔中衞我城」。
這個帶着鮮明「抗赤」宗旨的本土運動，因為主要是文化的（全方位無所不包），所以很大程度上也是跨階級的，雖然主體是中下階層，特別是中產，但運動本能地排拒紅色資本湧入香港，所以能與傳統上立足香港的本地資本大體上利益連通。
泛民大黨 頓成泡沫
凡運動必有「光譜」。過去，民主運動的一維光譜比較簡單，兩極就是激進與溫和。本土運動光譜起碼是二維的，其中一維的兩極，分別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左翼 和右翼，另外一維的兩極，則是以文化意識（或稱底色、歸宿）劃分的，可稱之為「內望派」和「外望派」。前者是中華本位的，如以華夏╱嶺南為本源和歸宿者， 因 為這一極包含着回歸意識，所以中共會以之為招安收編的主要對象；後者或承認中華為本源而不是本位，文化心態上是現代的、開放的，特別是接受西方的，所以容 易給中共帶上「西奴」、「裏通外國」等的帽子。兩維四極，可謂多元，但這個多元，到底是有利聚合更多不同群體還是容易導致更多的分野與內訌，則要看各方怎 樣實踐。
由於本土意識源於泛民激進年輕翼，主力是e-世代，所以已經發展出相當可觀的網站和博客群體，內部容易溝通。反觀現存的兩大泛民政黨，遠遠未發展出像樣的 網上平台，那是因為這兩大黨的聲音到目前為止還可以在傳統媒體裏傳播，但一旦傳統媒體進一步「和諧」了，這兩個黨就會很被動，連內部思想的砥礪交流也有困 難。如何成功轉軌，如何「在地」，如何在本土的維度裏定位？這兩大黨會否因此在本土浪潮中頓成泡沫？很可能。
泛民若能齊心守住底線擊退「有篩選的真（！）普選」，固然可以推遲「袋住先」的各種惡果的出現，卻會引來當權派猛烈反撲：下一屆立法會的選舉，肯定會有規 模更加龐大的「幫港投票」總動員，集中針對實力比較薄弱的數個泛民參選人；一旦成功的話，特府再推假普選，便能抵壘過關，功德圓滿，篩選由是永恆。到時立 會話語權操在當權派手中，傳統媒體愈加「和諧」，兩大黨於是失聲，又沒有強有活力的網上平台的話，泡沫化就成定局。《主場新聞》死不逢時，誰能使之復活？
爭取民主失敗，社運轉而要全力阻擋假民主以及隨之而來的當權派全線進擊；進取變為守護，社運由是轉軌。除了抗爭行動，對泛民而言，這更是一個思考的時刻、換腦的時刻。
《信報》特約評論員
政 局急轉直下，中共以其真性情示人，不少溫和派、中間派、平日不大關注政事的小市民，都會大吃一驚：「共產黨原來是這樣的嗎？」的確，京港當權派那種說謊不 臉紅的本事、蠻橫不講理的態度、上綱上線無限度的本能，幾天來表露無遺。不過，稍微有點政事閱歷的人其實都知道，那不過是「毛氏症候群」的體現而已。
中間派吃驚，泛民的大多數則恐怕是失落。無可否認，北京挾其「剩餘權力」一意孤行力推「有篩選的真（！）普選」，否決合理的民主訴求，港人是毫無辦法的，惟有此局認輸，卻非戰之罪；至於失落，則其實不必。
筆者從來不相信香港可以從 中共手上得到民主，三十年來的不斷爭取，重要的是傳播民主意識。讀者也許記得 筆者說過一句話：現實而言，民主遙不可及，因此，「目的殊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今天，惡劣的形勢正好督促筆者再次清晰闡述這個觀點（這既是觀點，也愈 來愈成為客觀事實！）。
市民訴求 遭扣帽子
民主固然重要，任何時候都應努力爭取，但作為一個短期、幾年十幾年計的目標，成功與否，都不十分重要；成功了，也許好一點，但社會不一定馬上能夠得到好處，在民智未廣開的地方，尤其如此，例如當年的辛亥革命。
在香港而言，就算爭取到民主改革了，但來自北方的力量可以輕易調動資源，搞一個「幫港投票」，就可以竊取民主成果；選特首如是、選立會亦然（後者早已如此，將會變本加厲），結果可能是專制者堂而皇之地上台，名正言順倒行逆施，上演納粹希特拉故事的香港版。
當然，泛民不會因噎廢食，但很快也會明白到，客觀而言，就算今天爭取不到民主，損失的期望值 （expected value）其實不很大。反而，在這次比併過程中，由於京港當權派的齷齪演出，令一些中間市民大開眼界，轉而思考今天自身處境，明白民主原來很重要，以及 假貨如何要不得。從「運動就是一切」的角度看，這反而是很具體的收穫，明白人多一些，當權派幹違反港人利益的事就困難一些，反國教反洗腦一事，就是最好例 子。
運動既然重要，運動的性 質、能量、轉化與階段目的，就必須搞清楚。筆者於上周發表文章《「袋住先」的長 短期嚴重後果想清楚了嗎？》（下稱「《袋文》」），指出本地社會運動的一個轉化趨勢：由於爭取民主遭遇挫折，短期無法達標，運動的目的和性質就得相應改 變；如何改變，須視客觀形勢給的提示。
毫無疑問，京港當權派力量 龐大，有政府機器，有充沛資源，有商界勢力支持，更有媒體鳴鑼開道、知識分子 幫打邊鼓，無疑可把大部分市民的正當訴求說成「外國勢力犯港」、危及國家安全，於是一棒見紅、再一棒打死。如此力量萬鈞勢如破竹，就不只是市民的民主訴求 倒下，而是眼看就要席捲整個香港。那麼，此城往後將是如何景象？
現代社會的命脈就是經濟， 北京捏住了資本家的咽喉，香港就基本上馴服了。所以，它不僅要對付像黎智英這 樣的異數，還要排擠、收編所有因各種原因不願意向政權低頭的大大小小各行業商人（在一些紅色資本垂涎的重大行業裏，主要會是排擠）；在這個工作項目之下， 自由黨將是重災區，背後大部分的資本家，順當權派則生、逆之則亡。大家可以看到，兩年來，不少原來支持唐的大老闆已經公開扭軚，倒向現政權；小老闆則要出 面出錢為反佔中搖旗吶喊（以後這種政治要求將會不斷有，久而久之，停話行為就會變成心甘情願，尤其是如果利益引誘太強大，觸發自動洗腦機制）。
現代資本靠什麼？靠專業服 務。這一塊也是要拿下的，而且不太難，特別是那些有在大陸伸展空間的服務行 業，如事務律師行業等。當一個專業服務機構的收益愈來愈大的一部分來自大陸，機構及其中主要成員的政治潛力就成為北京可收割之物。大家想起最近的若干事 例，這點就特別深刻（反過來說，那些不易離地的行業，如教育服務、大律師服務、小零售服務等，北京要作政治收割就不太容易）。
貧富加劇 有利統治
在紅色資本完成對港資的征 服之後，其對勞動者和消費者的盤剝將會加劇，貪腐行為和大 陸看齊，政治化了的廉署將完全失去作用。結果，香港的貧富懸殊將愈來愈甚，低下階層更依賴政府津貼，但對當權派而言，此非壞事，因為救濟資源百分之百透過 左派基層政黨的「爭取」，傳到窮人手中，便可保證低下階層的政治能量牢牢控制在當權派手裏。當年大陸行糧票制，其中一個作用就是社會管制；將來的低下階層 生活津貼也有直接社會管制的作用。
由此可得兩個推論：自然而嚴重的貧富懸殊有利京港當權派統治香港，所以不會有實質改善的政策出台；一刀切、無條件的再分配，例如每人每月數千元的退保金，特府不會認真考慮，頂多只會意思一下，因為如果實行了，日後就少了一個不斷向諸「友黨」輸送政治利益的渠道。
泛民基層政黨受排斥，與救濟資源不沾邊，遂完全邊緣化；要是組織工運的話，將如大陸獨立工會一樣受打壓，動輒冠以「尋釁滋事」罪接受愛國法官審判，最後投獄。
剩下的中產階級，當權派最難收編，因為這些人絕大部分一不靠大陸賺錢發財，二不賴政府津貼及蛇齋餅糉過活。不過，當權派也不是沒有辦法，例如可通過現有的「愛國」教會堂區（及將來無可避免會在本港出現的大陸「三自教會」香港分會）的宣道，瓦解中產信徒的異見政治參與。
共產黨現在有錢，對港對台 的攻勢都以錢為主導，並且愛用階級分析，故我們要理解共產黨如何對港工作，也 要作類似的分析（其實，筆者數年前在香港工作，也曾遇過中共的近身銀彈攻勢，相當有趣，有機會再向讀者講述）。相反，香港民間社運主要是一種文化、心理和 價值觀念支撐的，錢不重要，主持者反而要倒貼。
筆者在《袋文》中指出，由 於本地民主訴求遇到中共強力封殺，已然劃上休止符，短中期不能冀望達標；另一 方面，由於北京對港干預將是全面的，不限於政改一事，故引起的反彈也是全面的。這兩個因素相加，將引致社運轉軌，從一直以來的「民主拒共」，轉移到「本土 抗赤」。前者講抽象價值、政治理性，着眼於爭取未來；後者重具體事物、文化感性，關注的是保住當下。前者相對冷靜，尋求與北京對話，北京也「包容」了十七 年。後者則更為熱血，雖然始終包含着民主訴求，中共卻一天也不能容忍；不能對話，只會對着罵。
社運的這個轉軌，是人大常委今年（昨天）的決定導致的。稍後發生的佔中，將是兩條軌道之間的無縫相接點；由於民主訴求落空，「佔中為民主」的口號，將在廣場裏、街道上的抗命公民心中自然而然地化為「佔中衞我城」。
這個帶着鮮明「抗赤」宗旨的本土運動，因為主要是文化的（全方位無所不包），所以很大程度上也是跨階級的，雖然主體是中下階層，特別是中產，但運動本能地排拒紅色資本湧入香港，所以能與傳統上立足香港的本地資本大體上利益連通。
泛民大黨 頓成泡沫
凡運動必有「光譜」。過去，民主運動的一維光譜比較簡單，兩極就是激進與溫和。本土運動光譜起碼是二維的，其中一維的兩極，分別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左翼 和右翼，另外一維的兩極，則是以文化意識（或稱底色、歸宿）劃分的，可稱之為「內望派」和「外望派」。前者是中華本位的，如以華夏╱嶺南為本源和歸宿者， 因 為這一極包含着回歸意識，所以中共會以之為招安收編的主要對象；後者或承認中華為本源而不是本位，文化心態上是現代的、開放的，特別是接受西方的，所以容 易給中共帶上「西奴」、「裏通外國」等的帽子。兩維四極，可謂多元，但這個多元，到底是有利聚合更多不同群體還是容易導致更多的分野與內訌，則要看各方怎 樣實踐。
由於本土意識源於泛民激進年輕翼，主力是e-世代，所以已經發展出相當可觀的網站和博客群體，內部容易溝通。反觀現存的兩大泛民政黨，遠遠未發展出像樣的 網上平台，那是因為這兩大黨的聲音到目前為止還可以在傳統媒體裏傳播，但一旦傳統媒體進一步「和諧」了，這兩個黨就會很被動，連內部思想的砥礪交流也有困 難。如何成功轉軌，如何「在地」，如何在本土的維度裏定位？這兩大黨會否因此在本土浪潮中頓成泡沫？很可能。
泛民若能齊心守住底線擊退「有篩選的真（！）普選」，固然可以推遲「袋住先」的各種惡果的出現，卻會引來當權派猛烈反撲：下一屆立法會的選舉，肯定會有規 模更加龐大的「幫港投票」總動員，集中針對實力比較薄弱的數個泛民參選人；一旦成功的話，特府再推假普選，便能抵壘過關，功德圓滿，篩選由是永恆。到時立 會話語權操在當權派手中，傳統媒體愈加「和諧」，兩大黨於是失聲，又沒有強有活力的網上平台的話，泡沫化就成定局。《主場新聞》死不逢時，誰能使之復活？
爭取民主失敗，社運轉而要全力阻擋假民主以及隨之而來的當權派全線進擊；進取變為守護，社運由是轉軌。除了抗爭行動，對泛民而言，這更是一個思考的時刻、換腦的時刻。
《信報》特約評論員
林行止:放任自由奸商作悪
一、摻假摻雜的食物和飲料，可說自從遠古市集形成後（即使在以貨易貨初階）便存在，這數千年來，特別是工業革命後，各地政府均立下嚴苛的法例，監管食料安
全生產﹔然而，「以次充好」、「以劣當優」的飲食材料，仍然充斥市場，這種情況，與貪污一樣，永遠無法根除，所以如此，皆因「貪婪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劣
根）性」（Human Greed is a Constant）。
老香港尤其住過徙置區木屋區的人都知道，一市斤（以十市両計）白米，比方說售價十元，「米鋪老板」摻進二三両細沙或其他肉眼難辨的雜物，是常見之象（內地
在「舊中國」時期更盛行），經過這重「手續」，他的毛利便增起碼兩成，大利當前，令貪婪人性未泯的商人，不惜冒被告將官裡的危險，受不了利潤誘惑而作奸犯
科。
最近上海福喜食品加工場被揭發使用有害健康的過期肉類（竄改生產日期）、把雜肉及發霉廢料混入食材（比起上世紀初的美國，「小兒科」耳），由於母公司福喜集團（OSI Group） 是美國大企業（全球加工肉類及蔬菜最大供貨商），其出品幾乎供應所有跨國快餐店，每日顧客以千萬計，此事牽連極廣，因而成為世界矚目大新聞﹔同時，令數年 前發生於內地的假雞蛋和假奶粉等丑聞，再被傳媒「熱炒」。中國似乎在「Ａ貨工廠」之外，再膺「專門生產劣質有害有毒食物國」的惡名！
事實上，經濟發達社會文明，甚至以基督教為國教的西方國家，立法嚴處制造 售賣摻假摻雜食物飲料，不過在兩百年前才開始，此前「西人」食材中不少是「垃圾」。正如上述，有關立法不等於能夠把貪婪天性從人類的基因中掃除，因此即使 在立法之後，零星的食物造假，仍然間歇性地出現（如今的假鬆露菌、假魚子醬、假橄欖油、假紅酒、假燕窩，以至假茶葉仍隨處可見）。由於經營者牟取暴利且有 損消費者健康，這類新聞例必成為傳媒頭條﹔這種情況「世界風行」，其普及性，不僅僅限於某些國家而是幾乎所有的國家。英國著名的食物記者（Food Journalist）威爾遜女士二○○八年的專著《詐騙》（Bee Wilson: Swindled）─「詐騙」什麼？顧其副題「食物造假、有毒糖果及假咖啡的邪惡史」（The Dark History of Food Fraud, from Poisoned Candy & Counterfeit Coffee），書的內容大家可思過半。
對主要是歐洲、英國（不少 英國人認為英倫不屬於歐洲）和北美的食料飲品商人如何欺騙消費者，《詐騙》有非常具體而微，有些細節令讀者作嘔的記述。作者說「曾嘗試過劣質食物是全球人 類的普世經驗！」可知全球消費者無人幸免。在十九世紀之前，英國出現過「一放進平底鍋便變成水」的「煙肉」，在沙糖中摻沙、於食鹽中加上灰土，以水銀和銅 為糖果染色，以至混入牛棚廢料的「殘渣牛乳」(Swill milk) 等等，均曾「熱賣」一時。研究倫敦人均壽命的文章數不勝數，以劣質飲食物料歸咎於十八世紀倫敦人壽平均只有二十五歲至四十歲的，似未之見（《詐騙》亦無所 見）。筆者讀書至此，大有感觸，認為當年倫敦人如此短命的一項不可忽視因素，是飲食物料不僅普遍質素甚且含毒有以致之！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發源於十七世紀後期法國、稍涉經濟政策的港人極之熟悉的放任自由（Laissez-faire） 思想，經阿當．史密斯在《原富》的鼓吹而發揚光大，「無形之手」（政府什麼都不用管市場自然會矯正一切商業錯誤）便是「自由放任」的政策化。這種「哲學」 在十八世紀已是「顯學」，當年對此的解讀是商家有可做任何他認為正確（受市場歡迎），即對其有利的事的自由，因此，每當「輿論」指出食物市場弊病叢生、尤 其對付不起錢只能負擔劣質廉價物品的窮人極度不利，因而倡議政府應對「不法」（這是不精確的說法，以當年尚無有關法例因此無所謂合法不合法）商人採取行動 時，反對者便振振有詞，祭起有形之手不得干預市場的「放任自由」大纛……。
飲食物料業這種無法無天簡直是傷天害理的現象，直至一八二○年才有根本性變化！
二、十八世紀之前倫敦已具國際城市格局，對外通商、貨物集散固不待言，還歡迎外國「文化侵略」﹔一七六二年，倫敦已有肇始於德國的新教路德會及其附設的德文學校，德國平版印刷專家兼出版商艾卡明（R. Ackermann）且是倫敦出版界名流，顯而易見，當年倫敦的德國人社交圈已頗為熱鬧。
長話短說，出身寒微的德國人艾堪（F. Accum, 1769-1838）， 父親早逝，寡母艱苦工作養大數名子女﹔稍長，艾堪在藥房當學徒，受雇於為英皇喬治三世御用藥劑師的老板（何以英皇用德國藥劑師，書中並無交代）。一七九三 年二十四歲時，艾堪被派往倫敦分行工作﹔他在倫敦的「奮鬥史」不必細表，總而言之，他以在藥房工作培養出對「現代化學」的興趣，多年的實務和「從書本上追 求知識」的收獲﹔加上沾染一點與英國皇室「間接、疏遠」關係的優勢，令擅於交際、英語流暢且「高大英俊」的艾堪，在倫敦上流社會建立了廣泛人脈關係。而讓 他一舉成名的是，一八一五年倫敦西敏寺的街燈從「燈籠」（每晚由工人點燃主要以鯨魚脂肪和蜂蠟制成的蠟燭）轉為煤氣燈（gas lamp）。倫敦由是成為巴黎（一七八六年首用煤氣街燈）以外第二個「街燈現代化」的城市（多年前讀過一本有趣的書《夜幕低垂》〔At Day's Close〕，主要談的是歐洲諸「大」國「古時候」日落後的生活，記憶中所記的「街燈史」另有說法，有暇當找出該書為文一記），便是艾堪主催並負責相關工程。此舉令他成為在英國很受人歡迎的德國人。
利用他從藥劑上學曉的化學常識，作為一個對飲食極有興趣，同時堅信「混和份量准確的配料」才能烹調出可口菜肴的艾堪，經過多年研究，於一八二○年出版題為《論不純食物及有害烹調》（A Treatise on Adulterations of Food and Culinary Poisons）的小冊子，對當年倫敦市面出售的加工食品，逐一分析，詳列其化學成分﹔結果當然令人大吃一驚，因為消費者此時才知道常年飲用的食物大都名不符實、有害健康！
據《詐騙》引述的內容，可見當時倫敦飲食物料「不宜人類」，比如於鹽鹵醋漬肉類和蔬菜中放進銅片，以保持「漬物」顏色「永久新鮮」，在酸醋摻進硫化物以提升醋味、西紅柿汁中則混合釀醋殘留的渣滓，而蜜餞（comfits） 無蜜只有食糖、澱粉和黏土……﹔至於賣不出的食物重新包裝，或加進種種金屬如銅及鉛以保持其外觀亮麗，更是家常便飯，「到處有售」。換句話說，以現代術 語，所有不利健康的著色劑、漂白劑、防腐劑及添加劑（書中對當年如何磨假咖啡、混合假鹽和假糖以至釀〔摻〕假酒，以及烘主材料不是面粉的「面包」等，有相 當詳細具體的描述），那對消費者健康有重大傷害，不言而喻。時人稱煮食的鍋是「死亡的器皿」（death in the pot），可見情況的嚴重！
非常明顯，艾堪這本小冊子 在英國引起「食物革命」，國會「排除萬難」，進行多次立法，對違法商人加以譴責，令摻假摻雜的食物飲料漸次在公開市場中消失，大大提高了英人的「飲食健 康」﹔更重要的是，自此自由放任不再成為「真理」，一句話，貪婪的人性令商人為牟巨利作假，政府的監管干預自有必要！
必須補上一筆的是，暴得大名的艾堪，竟因「小故」弄得聲名狼藉，灰溜溜避走故國（在柏林皇家工學院任工業化學〔Technical Chemistry〕教授）。一八二○年十一月五日，聲譽日隆的艾堪在倫敦皇家學社（Royal Institution） 圖書室看書，當年圖書罕有昂貴，不知為了節省買書錢還是有怪癖，他竟撕下數本「巨著」中不少插圖及內文，為管理員發現，學社理事會為此召開特別會議，決定 報警。警方於其寓所搜到更多「証物」，被控，成為當年大新聞，令他斯文掃地、聲名受損﹔一八二一年四月五日開庭前夕，他畏罪「棄保潛逃」回國。這種結局， 真在意想之外。細讀有關描述，筆者感到這位「斯文賊」所以被輿論交相指摘（《詐騙》說《倫敦時報》「社論」認為應該讓他「保釋候審」，已是最寬容的評 論！），除做這種不容於文明社會的「雅賊」，尚反映了英國人冷酷的一面（完全忘掉他對英國的貢獻）之外，筆者還以為當中應該有「職業性妒忌」作祟！
林行止: 奶粉若是國貨勝 民生才算好起來
三、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飲食物料造假的情況更嚴重，而且直至二十世紀初葉尚有變本加厲之勢﹔令筆者頗為意外的是，揭發此中真相的，竟然是一本小說！按照 常理，小說內容虛構，情節大多是小說家「無中生有」的幻想，有關當局根本不會理會，但此小說「與眾不同」，因此才會引起社會強烈反應，迫使聯邦政府不得不 加速加強食物加工管制、改善勞工生活條件及工作環境的立法。
二十世紀初期是美國「強盜資本家」橫行的年代，以屠場工人為主力的芝加哥工人進行連串聲勢浩大的罷工，可惜，在「官商勾結」是常態的大氣候下，均以失敗收場（黑社會分子介入，令和平示威引發暴力衝突，警方遂名正言順進行絕不手軟的鎮壓），罷工因之無法收到預期效果。
同情工人階級處境的青年作家辛克萊（U. Sinclair 1878-1968）親歷罷工後，於鼓吹社會主義的刊物《訴諸理性》（Appeal to Reason）發表一篇譴責資方、政府和述說工人苦況的「報告文學」，工會領袖極為欣賞，邀請而他馬上答應赴芝加哥，親自體驗屠場工人的工作情況。在工人的協助下，他穿工作服混在工人群中進入屠房。辛克萊當了七個星期的屠場散工，終於看清楚「牛肉土豪」（beef
barons）為追求暴利不惜無所不用其極地剝削工人和詐騙消費者的醜惡面目，於一九○六年出版長篇小說《屠場》。把原名TheJungle《叢 林》譯為現名，是貼切之譯（相信出自名家蕭乾手筆），那與小說背景有關，亦隱喻工人如砧上肉，任由資本家宰割！《屠場》由於在《訴諸理性》上連載，期間招 來不少負面批評（指斥作者中傷大老板），結集出版時竟被五六家出版社「退稿」。後來作者自資印行，頓成暢銷書，雖然初版至今已過百年，但依然有人追讀，這 些年來翻印了數十次，今年仍「再印」出版。
辛克萊塑造的主角是排除萬難到美國追逐黃金夢的立陶宛青年移民路卡斯（Jurgis Rudkus），他的悲慘一生，忠實地反映了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勞工階級，特別是「外勞」被剝削和受欺凌的一面。
在屠房七周的工作，可說是辛克萊的噩夢，他不但親眼看見在肉腸中隨意加進不宜食用的硼砂、甘油，還常見掉在地上任眾人踩踏、吐痰（帶有以億計肺癆病菌！）、滲進屋檐漏水及混和無數老鼠屎（dried dung of rats）的牛肉豬肉倒進攪拌機（當時稱「碾磨機」〔hopper〕）， 攪成碎肉制作肉腸﹔不但如此，管理人員還以浸毒藥的面包杜老鼠，而被毒死的老鼠及老鼠食不下咽的毒面包，全部被丟進攪拌機。對於如何「優化」變質的火腿、 令已變色的牛奶「新鮮化」，以及在朱古力中加入色素等，《屠場》都有讓人驚悚的描寫！在「屠場」工作近兩月後（期內有計劃地向為屠場工作的醫生、護士和同 事「套取資料」），他在芝加哥近郊租小木屋，「含著淚水寫書」。因為成年後幾乎天天吃面包和飲加食糖及牛奶的咖啡，這些「變性食物」（denatured foods）令當年只有二十六歲的辛克萊已有蛀牙和胃痛之疾。經歷屠場工作之後，他什麼加工的東西都不敢吃，終生素食，而且成為美國食素人士的精神領袖。
四、《屠場》在報上連載時，由於刊物及作者有社會主義傾向，因此被不少保 守人士，包括羅斯福總統視為誣蔑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瘋狂小說」。羅斯福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甚且指辛克萊「偽善、說謊、心理不平衡﹔《屠場》所描述的 情況，絕大部分是虛構的假象！」成書出版後，《屠場》受到更廣泛注意，大多數論者（包括英國的邱吉爾）認為辛克萊忠實地揭露了勞工根本是「工資奴隸」的事 實。由於政府對資本家監管不足，工作環境如地獄，勞工階級對社會絕望以及官商勾結令權力腐敗等，確有其事﹔羅斯福終於省悟，了解政府不立法規範資本家的經 營手法，他們的貪婪、囂張、目無法紀，最終會引發民變，於是委派勞工專家尼爾（C.P. Nails）和社會學家雷諾（J. B. Reynolds）組成調查委員會，並赴芝加哥實地考察﹔他們邀請辛克萊同行，為其所拒，惟委托他兩位社會主義信徒的友人代勞。
調查工作不必細表，以他們所聞所見，與《屠場》所說幾乎雷同﹔調查委員唯一不敢肯定辛克萊所說的，僅為「有些工人跌進大桶，與肉塊一道被熬成優質豬油」（這種情況太驚人，錄原文如下「of men falling into vats and being rendered into pure leaf lard」）， 因為調查員無法找到受害者家屬而不下判斷（據說受害者的家屬在悲劇發生後無以為活都回老家，以當年的交通及通訊條件，當然聯絡不上）。調查報告証實辛克萊 的小說有關屠場如地獄的描寫並非向壁虛構﹔不過，羅斯福不想把報告公諸於世，他希望以之作為談判籌碼，迫使屠場主人不敢反對對他們嚴加管制的立法，而同時 對那些正當經營的屠場，不會造成消極影響……。無論如何，聯邦政府自此進行多項立法，讓不法商人弄虛作假時要付出沉重，包括入獄（遑論罰款）的代價！
《屠場》令美國政府正視食物安全及工人工作條件（從每天工作十四小時一路下降至八小時），在制訂嚴格勞工法例、公平執法及新聞自由的條件下，如今食物飲料以至藥物過期摻假的新聞，雖然仍偶有所聞﹔但大體而言，和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美國產品是安全的保証。
內地的食物飲料以至嬰兒奶 粉等，都曾出現重大造假以至令消費者卻步的丑聞（執筆時傳出質檢總局檢測內地生產的兩百多種「尿袋」容量虛報、全不合格〔在習李未全力反貪之前，相信這些 「尿袋」大部分合格！〕），不過，作為新興市場，這種現象，和兩百年前的英國和一百年前的美國比較，不算太嚴重，當然亟須改進卻不必大驚小怪。如果現任政 府嚴打貪腐能夠貫徹執行（內地的有關法例已相當足夠，只是執法有選擇性、官員不受監督「酌情權」太大，導致漏洞百出而已）。對國企私企的監管能夠持之以恆 ﹔再加上不要打壓如實報道業商非法行徑的傳媒，相信內地飲食物料的安全性會獲人民確認……。二十多年前，筆者數度為文，指出觀察內地經濟改革的「指標」， 是「根據大內秘方制造的補腎丸及壯陽藥」是否充斥市場而定，當這類產品的廣告為工農產品取代時，便足証明內地經濟有成﹔如今檢視習李政府能否改善民生，不 是看ＧＤＰ高下（溫家寶總理說今年增長百分之八，統計部門不敢不「微調」數據以免令領導下不了台﹔李克強總理「學乖」了。
最近上海福喜食品加工場被揭發使用有害健康的過期肉類（竄改生產日期）、把雜肉及發霉廢料混入食材（比起上世紀初的美國，「小兒科」耳），由於母公司福喜集團（OSI Group） 是美國大企業（全球加工肉類及蔬菜最大供貨商），其出品幾乎供應所有跨國快餐店，每日顧客以千萬計，此事牽連極廣，因而成為世界矚目大新聞﹔同時，令數年 前發生於內地的假雞蛋和假奶粉等丑聞，再被傳媒「熱炒」。中國似乎在「Ａ貨工廠」之外，再膺「專門生產劣質有害有毒食物國」的惡名！
事實上，經濟發達社會文明，甚至以基督教為國教的西方國家，立法嚴處制造 售賣摻假摻雜食物飲料，不過在兩百年前才開始，此前「西人」食材中不少是「垃圾」。正如上述，有關立法不等於能夠把貪婪天性從人類的基因中掃除，因此即使 在立法之後，零星的食物造假，仍然間歇性地出現（如今的假鬆露菌、假魚子醬、假橄欖油、假紅酒、假燕窩，以至假茶葉仍隨處可見）。由於經營者牟取暴利且有 損消費者健康，這類新聞例必成為傳媒頭條﹔這種情況「世界風行」，其普及性，不僅僅限於某些國家而是幾乎所有的國家。英國著名的食物記者（Food Journalist）威爾遜女士二○○八年的專著《詐騙》（Bee Wilson: Swindled）─「詐騙」什麼？顧其副題「食物造假、有毒糖果及假咖啡的邪惡史」（The Dark History of Food Fraud, from Poisoned Candy & Counterfeit Coffee），書的內容大家可思過半。
對主要是歐洲、英國（不少 英國人認為英倫不屬於歐洲）和北美的食料飲品商人如何欺騙消費者，《詐騙》有非常具體而微，有些細節令讀者作嘔的記述。作者說「曾嘗試過劣質食物是全球人 類的普世經驗！」可知全球消費者無人幸免。在十九世紀之前，英國出現過「一放進平底鍋便變成水」的「煙肉」，在沙糖中摻沙、於食鹽中加上灰土，以水銀和銅 為糖果染色，以至混入牛棚廢料的「殘渣牛乳」(Swill milk) 等等，均曾「熱賣」一時。研究倫敦人均壽命的文章數不勝數，以劣質飲食物料歸咎於十八世紀倫敦人壽平均只有二十五歲至四十歲的，似未之見（《詐騙》亦無所 見）。筆者讀書至此，大有感觸，認為當年倫敦人如此短命的一項不可忽視因素，是飲食物料不僅普遍質素甚且含毒有以致之！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發源於十七世紀後期法國、稍涉經濟政策的港人極之熟悉的放任自由（Laissez-faire） 思想，經阿當．史密斯在《原富》的鼓吹而發揚光大，「無形之手」（政府什麼都不用管市場自然會矯正一切商業錯誤）便是「自由放任」的政策化。這種「哲學」 在十八世紀已是「顯學」，當年對此的解讀是商家有可做任何他認為正確（受市場歡迎），即對其有利的事的自由，因此，每當「輿論」指出食物市場弊病叢生、尤 其對付不起錢只能負擔劣質廉價物品的窮人極度不利，因而倡議政府應對「不法」（這是不精確的說法，以當年尚無有關法例因此無所謂合法不合法）商人採取行動 時，反對者便振振有詞，祭起有形之手不得干預市場的「放任自由」大纛……。
飲食物料業這種無法無天簡直是傷天害理的現象，直至一八二○年才有根本性變化！
二、十八世紀之前倫敦已具國際城市格局，對外通商、貨物集散固不待言，還歡迎外國「文化侵略」﹔一七六二年，倫敦已有肇始於德國的新教路德會及其附設的德文學校，德國平版印刷專家兼出版商艾卡明（R. Ackermann）且是倫敦出版界名流，顯而易見，當年倫敦的德國人社交圈已頗為熱鬧。
長話短說，出身寒微的德國人艾堪（F. Accum, 1769-1838）， 父親早逝，寡母艱苦工作養大數名子女﹔稍長，艾堪在藥房當學徒，受雇於為英皇喬治三世御用藥劑師的老板（何以英皇用德國藥劑師，書中並無交代）。一七九三 年二十四歲時，艾堪被派往倫敦分行工作﹔他在倫敦的「奮鬥史」不必細表，總而言之，他以在藥房工作培養出對「現代化學」的興趣，多年的實務和「從書本上追 求知識」的收獲﹔加上沾染一點與英國皇室「間接、疏遠」關係的優勢，令擅於交際、英語流暢且「高大英俊」的艾堪，在倫敦上流社會建立了廣泛人脈關係。而讓 他一舉成名的是，一八一五年倫敦西敏寺的街燈從「燈籠」（每晚由工人點燃主要以鯨魚脂肪和蜂蠟制成的蠟燭）轉為煤氣燈（gas lamp）。倫敦由是成為巴黎（一七八六年首用煤氣街燈）以外第二個「街燈現代化」的城市（多年前讀過一本有趣的書《夜幕低垂》〔At Day's Close〕，主要談的是歐洲諸「大」國「古時候」日落後的生活，記憶中所記的「街燈史」另有說法，有暇當找出該書為文一記），便是艾堪主催並負責相關工程。此舉令他成為在英國很受人歡迎的德國人。
利用他從藥劑上學曉的化學常識，作為一個對飲食極有興趣，同時堅信「混和份量准確的配料」才能烹調出可口菜肴的艾堪，經過多年研究，於一八二○年出版題為《論不純食物及有害烹調》（A Treatise on Adulterations of Food and Culinary Poisons）的小冊子，對當年倫敦市面出售的加工食品，逐一分析，詳列其化學成分﹔結果當然令人大吃一驚，因為消費者此時才知道常年飲用的食物大都名不符實、有害健康！
據《詐騙》引述的內容，可見當時倫敦飲食物料「不宜人類」，比如於鹽鹵醋漬肉類和蔬菜中放進銅片，以保持「漬物」顏色「永久新鮮」，在酸醋摻進硫化物以提升醋味、西紅柿汁中則混合釀醋殘留的渣滓，而蜜餞（comfits） 無蜜只有食糖、澱粉和黏土……﹔至於賣不出的食物重新包裝，或加進種種金屬如銅及鉛以保持其外觀亮麗，更是家常便飯，「到處有售」。換句話說，以現代術 語，所有不利健康的著色劑、漂白劑、防腐劑及添加劑（書中對當年如何磨假咖啡、混合假鹽和假糖以至釀〔摻〕假酒，以及烘主材料不是面粉的「面包」等，有相 當詳細具體的描述），那對消費者健康有重大傷害，不言而喻。時人稱煮食的鍋是「死亡的器皿」（death in the pot），可見情況的嚴重！
非常明顯，艾堪這本小冊子 在英國引起「食物革命」，國會「排除萬難」，進行多次立法，對違法商人加以譴責，令摻假摻雜的食物飲料漸次在公開市場中消失，大大提高了英人的「飲食健 康」﹔更重要的是，自此自由放任不再成為「真理」，一句話，貪婪的人性令商人為牟巨利作假，政府的監管干預自有必要！
必須補上一筆的是，暴得大名的艾堪，竟因「小故」弄得聲名狼藉，灰溜溜避走故國（在柏林皇家工學院任工業化學〔Technical Chemistry〕教授）。一八二○年十一月五日，聲譽日隆的艾堪在倫敦皇家學社（Royal Institution） 圖書室看書，當年圖書罕有昂貴，不知為了節省買書錢還是有怪癖，他竟撕下數本「巨著」中不少插圖及內文，為管理員發現，學社理事會為此召開特別會議，決定 報警。警方於其寓所搜到更多「証物」，被控，成為當年大新聞，令他斯文掃地、聲名受損﹔一八二一年四月五日開庭前夕，他畏罪「棄保潛逃」回國。這種結局， 真在意想之外。細讀有關描述，筆者感到這位「斯文賊」所以被輿論交相指摘（《詐騙》說《倫敦時報》「社論」認為應該讓他「保釋候審」，已是最寬容的評 論！），除做這種不容於文明社會的「雅賊」，尚反映了英國人冷酷的一面（完全忘掉他對英國的貢獻）之外，筆者還以為當中應該有「職業性妒忌」作祟！
林行止: 奶粉若是國貨勝 民生才算好起來
三、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飲食物料造假的情況更嚴重，而且直至二十世紀初葉尚有變本加厲之勢﹔令筆者頗為意外的是，揭發此中真相的，竟然是一本小說！按照 常理，小說內容虛構，情節大多是小說家「無中生有」的幻想，有關當局根本不會理會，但此小說「與眾不同」，因此才會引起社會強烈反應，迫使聯邦政府不得不 加速加強食物加工管制、改善勞工生活條件及工作環境的立法。
二十世紀初期是美國「強盜資本家」橫行的年代，以屠場工人為主力的芝加哥工人進行連串聲勢浩大的罷工，可惜，在「官商勾結」是常態的大氣候下，均以失敗收場（黑社會分子介入，令和平示威引發暴力衝突，警方遂名正言順進行絕不手軟的鎮壓），罷工因之無法收到預期效果。
同情工人階級處境的青年作家辛克萊（U. Sinclair 1878-1968）親歷罷工後，於鼓吹社會主義的刊物《訴諸理性》（Appeal to Reason）發表一篇譴責資方、政府和述說工人苦況的「報告文學」，工會領袖極為欣賞，邀請而他馬上答應赴芝加哥，親自體驗屠場工人的工作情況。在工人的協助下，他穿工作服混在工人群中進入屠房。辛克萊當了七個星期的屠場散工，終於看清楚「牛肉土豪」（beef
barons）為追求暴利不惜無所不用其極地剝削工人和詐騙消費者的醜惡面目，於一九○六年出版長篇小說《屠場》。把原名TheJungle《叢 林》譯為現名，是貼切之譯（相信出自名家蕭乾手筆），那與小說背景有關，亦隱喻工人如砧上肉，任由資本家宰割！《屠場》由於在《訴諸理性》上連載，期間招 來不少負面批評（指斥作者中傷大老板），結集出版時竟被五六家出版社「退稿」。後來作者自資印行，頓成暢銷書，雖然初版至今已過百年，但依然有人追讀，這 些年來翻印了數十次，今年仍「再印」出版。
辛克萊塑造的主角是排除萬難到美國追逐黃金夢的立陶宛青年移民路卡斯（Jurgis Rudkus），他的悲慘一生，忠實地反映了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勞工階級，特別是「外勞」被剝削和受欺凌的一面。
在屠房七周的工作，可說是辛克萊的噩夢，他不但親眼看見在肉腸中隨意加進不宜食用的硼砂、甘油，還常見掉在地上任眾人踩踏、吐痰（帶有以億計肺癆病菌！）、滲進屋檐漏水及混和無數老鼠屎（dried dung of rats）的牛肉豬肉倒進攪拌機（當時稱「碾磨機」〔hopper〕）， 攪成碎肉制作肉腸﹔不但如此，管理人員還以浸毒藥的面包杜老鼠，而被毒死的老鼠及老鼠食不下咽的毒面包，全部被丟進攪拌機。對於如何「優化」變質的火腿、 令已變色的牛奶「新鮮化」，以及在朱古力中加入色素等，《屠場》都有讓人驚悚的描寫！在「屠場」工作近兩月後（期內有計劃地向為屠場工作的醫生、護士和同 事「套取資料」），他在芝加哥近郊租小木屋，「含著淚水寫書」。因為成年後幾乎天天吃面包和飲加食糖及牛奶的咖啡，這些「變性食物」（denatured foods）令當年只有二十六歲的辛克萊已有蛀牙和胃痛之疾。經歷屠場工作之後，他什麼加工的東西都不敢吃，終生素食，而且成為美國食素人士的精神領袖。
四、《屠場》在報上連載時，由於刊物及作者有社會主義傾向，因此被不少保 守人士，包括羅斯福總統視為誣蔑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瘋狂小說」。羅斯福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甚且指辛克萊「偽善、說謊、心理不平衡﹔《屠場》所描述的 情況，絕大部分是虛構的假象！」成書出版後，《屠場》受到更廣泛注意，大多數論者（包括英國的邱吉爾）認為辛克萊忠實地揭露了勞工根本是「工資奴隸」的事 實。由於政府對資本家監管不足，工作環境如地獄，勞工階級對社會絕望以及官商勾結令權力腐敗等，確有其事﹔羅斯福終於省悟，了解政府不立法規範資本家的經 營手法，他們的貪婪、囂張、目無法紀，最終會引發民變，於是委派勞工專家尼爾（C.P. Nails）和社會學家雷諾（J. B. Reynolds）組成調查委員會，並赴芝加哥實地考察﹔他們邀請辛克萊同行，為其所拒，惟委托他兩位社會主義信徒的友人代勞。
調查工作不必細表，以他們所聞所見，與《屠場》所說幾乎雷同﹔調查委員唯一不敢肯定辛克萊所說的，僅為「有些工人跌進大桶，與肉塊一道被熬成優質豬油」（這種情況太驚人，錄原文如下「of men falling into vats and being rendered into pure leaf lard」）， 因為調查員無法找到受害者家屬而不下判斷（據說受害者的家屬在悲劇發生後無以為活都回老家，以當年的交通及通訊條件，當然聯絡不上）。調查報告証實辛克萊 的小說有關屠場如地獄的描寫並非向壁虛構﹔不過，羅斯福不想把報告公諸於世，他希望以之作為談判籌碼，迫使屠場主人不敢反對對他們嚴加管制的立法，而同時 對那些正當經營的屠場，不會造成消極影響……。無論如何，聯邦政府自此進行多項立法，讓不法商人弄虛作假時要付出沉重，包括入獄（遑論罰款）的代價！
《屠場》令美國政府正視食物安全及工人工作條件（從每天工作十四小時一路下降至八小時），在制訂嚴格勞工法例、公平執法及新聞自由的條件下，如今食物飲料以至藥物過期摻假的新聞，雖然仍偶有所聞﹔但大體而言，和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美國產品是安全的保証。
內地的食物飲料以至嬰兒奶 粉等，都曾出現重大造假以至令消費者卻步的丑聞（執筆時傳出質檢總局檢測內地生產的兩百多種「尿袋」容量虛報、全不合格〔在習李未全力反貪之前，相信這些 「尿袋」大部分合格！〕），不過，作為新興市場，這種現象，和兩百年前的英國和一百年前的美國比較，不算太嚴重，當然亟須改進卻不必大驚小怪。如果現任政 府嚴打貪腐能夠貫徹執行（內地的有關法例已相當足夠，只是執法有選擇性、官員不受監督「酌情權」太大，導致漏洞百出而已）。對國企私企的監管能夠持之以恆 ﹔再加上不要打壓如實報道業商非法行徑的傳媒，相信內地飲食物料的安全性會獲人民確認……。二十多年前，筆者數度為文，指出觀察內地經濟改革的「指標」， 是「根據大內秘方制造的補腎丸及壯陽藥」是否充斥市場而定，當這類產品的廣告為工農產品取代時，便足証明內地經濟有成﹔如今檢視習李政府能否改善民生，不 是看ＧＤＰ高下（溫家寶總理說今年增長百分之八，統計部門不敢不「微調」數據以免令領導下不了台﹔李克強總理「學乖」了。
古德明: 紅色恐怖
八月三十一日，中共繼其
「一國兩制」白皮書之後，頒佈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甚麼香港《基本法》、「港人治港」等等，於是盡化齏粉。所謂普選，即由中共指定三兩個心腹，交港
人「選舉」。香港人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六條應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從此和大陸百姓一般無二。根據中共國家憲法第三十四條，
大陸百姓也「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香港有本土派論者說，香港經濟上有利中共頭目，大可藉此自重，爭取自治，大陸民權事宜則不應過問。現在，中共借港澳辦公室前主任陳佐洱之口，給了他們最有 力的答覆：「中國主權和國家安全，比香港繁榮重要。」「佔領中環和其他所謂民主抗爭，都是由西方策動，堅持下去，只會流血告終。」對中共來說，民主有如癌 細胞，一旦植根香港，將會擴散全國。為了捍衞黨之大利，他們絕對不惜出動坦克車甚至原子彈，哪裏會投鼠忌器。
香港又有所謂溫和民主派，為普選提出十三學者方案、十八學者方案、湯家驊方案等等，以為只要事事俯順中共，中共對民主就會放寬些子。今天的佔領中環運動領 袖陳健民說：「我向來主張妥協，二零一零年政制改革爭議之中，還主張讓步。結果卻是如此。」這些溫和民主派和本土派一樣，根本不了解中共，不知道中共一天 當權，中國一天不會民主，香港絕對不可能獨善其身。
《宋史》卷三載：五代十國期間，周世宗聽說方面大耳是帝王之相，「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左傳》卷六記載的，則是另一類國君：邾文公準備遷都，卜 者說遷都「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左右都勸文公三思。文公說：「命在養民（國君為民而生），民苟利矣（只要利民），遷也，吉莫如之。」遷都之後，文公隨即 病死，君子說：「知命！」中共當然不會師法文公，卻會比周世宗更進一步，見百姓言民主者，皆殺之囚之。
八月二十八日，即中共頒佈香港「普選」方案前兩天，新香港廉政公署突然以反貪污為名，派員往民主新聞界領袖黎智英寓所，大搜四小時。家母因此和我談到五十 九年前一件事：「當時你父親涉『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給抓去了，你還不足兩歲。中秋節那天，他們來我們家裏搜查罪證，連痰盂都拿起來看。」有人說廉政公署 之搜黎家，是「白色恐怖」。他們誤認紅色作白色。在習近平、梁振英治下，香港已經迅速赤化。且看香港人是低眉帖耳，拱手認命，還是不甘為奴為隸，攘臂而 起。
詩曰：「御宇從來仗武功，『港人治港』諾成空。民權罪合誅三族，黨令頒行港九紅。」
香港有本土派論者說，香港經濟上有利中共頭目，大可藉此自重，爭取自治，大陸民權事宜則不應過問。現在，中共借港澳辦公室前主任陳佐洱之口，給了他們最有 力的答覆：「中國主權和國家安全，比香港繁榮重要。」「佔領中環和其他所謂民主抗爭，都是由西方策動，堅持下去，只會流血告終。」對中共來說，民主有如癌 細胞，一旦植根香港，將會擴散全國。為了捍衞黨之大利，他們絕對不惜出動坦克車甚至原子彈，哪裏會投鼠忌器。
香港又有所謂溫和民主派，為普選提出十三學者方案、十八學者方案、湯家驊方案等等，以為只要事事俯順中共，中共對民主就會放寬些子。今天的佔領中環運動領 袖陳健民說：「我向來主張妥協，二零一零年政制改革爭議之中，還主張讓步。結果卻是如此。」這些溫和民主派和本土派一樣，根本不了解中共，不知道中共一天 當權，中國一天不會民主，香港絕對不可能獨善其身。
《宋史》卷三載：五代十國期間，周世宗聽說方面大耳是帝王之相，「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左傳》卷六記載的，則是另一類國君：邾文公準備遷都，卜 者說遷都「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左右都勸文公三思。文公說：「命在養民（國君為民而生），民苟利矣（只要利民），遷也，吉莫如之。」遷都之後，文公隨即 病死，君子說：「知命！」中共當然不會師法文公，卻會比周世宗更進一步，見百姓言民主者，皆殺之囚之。
八月二十八日，即中共頒佈香港「普選」方案前兩天，新香港廉政公署突然以反貪污為名，派員往民主新聞界領袖黎智英寓所，大搜四小時。家母因此和我談到五十 九年前一件事：「當時你父親涉『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給抓去了，你還不足兩歲。中秋節那天，他們來我們家裏搜查罪證，連痰盂都拿起來看。」有人說廉政公署 之搜黎家，是「白色恐怖」。他們誤認紅色作白色。在習近平、梁振英治下，香港已經迅速赤化。且看香港人是低眉帖耳，拱手認命，還是不甘為奴為隸，攘臂而 起。
詩曰：「御宇從來仗武功，『港人治港』諾成空。民權罪合誅三族，黨令頒行港九紅。」
程翔: 誰要為香港失去真普選而負責？
人大關於香港特首“普選”方案出臺後，全港一片譁然。
8月31日下午梁振英率領一眾高官集體亮相為這個方案背書時，個個目無表情，呆若木雞，只有梁振英一個人在獨白，口沫橫飛。
我在觀看電視時，差點以為是泛民在集體見記者，因為全部人都是苦口苦面的。
初時還誤會是電視臺加插畫面時弄錯了，細看才知道沒有錯。我還以為是我太挑剔，但很快就有朋友傳來這幅很異相的照片並加了很多評語，替這班高官難過。
從這張圖片可以看出，人大的決定，凡是正常的香港人都不會感覺到高興，凡是正常的香港人都隱隱感到它背後蘊含的危機。
但為什麼中共敢於強行推動一個違背了大多數人民意願、且明知會引發香港動亂（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坦言說決議通過後香港會有事）的方案？
因為它知道，願意違背良心去替它舔菊的人有的是。
正是大量這些人的存在，構成它“一黨專政”的基礎，它才敢肆無忌憚地強推政策。
拜讀了黎廣德兄的鴻文：“出賣香港民意3類人”，這使我想起幾個月前一位讀者寄給我一篇文章，分析人類歷史上的悲劇之所以能夠發生，往往是由於當時當地的人支援及默許錯誤而形成的。
用這位讀者的分析架構來審視中共官員、港府高官、建制派領袖、乃至種種力撐“袋住先”的文膽“智囊”、以及817遊行的群眾，把他們分類，將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習作。
由於此文很有見地，筆者得到該讀者同意，特轉錄下來供讀者參考：
這位讀者的文章說：
從人類歷史上歷來的悲劇/慘案看，人可分成四類。
第一類：爲數極少極少，但有超常權威/魅力/能量，可以呼風喚雨、左右大局。
他們有條件發展成貽害萬千百姓的大魔頭，如希特勒、史達林、波爾布特、毛澤東……等。但光有第一類人，則歷史上一切人文悲劇/慘案都不會發生！最起碼要加上第二類人。沒有第二類，第一類人不足爲患。
第二類人或出於溜鬚拍馬，撈取浮淺的好處；或出於處心積慮，謀取重大深遠的利益；或出於自保，把心一橫。
不管是哪一種，他們或鞍前馬後隨伺領袖（第一類人）左右，或退居幕後，隱沒於公衆目光之外，反正都是幕僚中核心的核心。他們起著：
（一）在內：附和、鼓勵領袖，煽風點火、出謀劃策；
（二）在外：廣布綫眼、積極串連、具體策劃的作用。
任何社會的任何歷史時期，都不缺這第二類人。四人幫之於毛澤東，庶幾可作一例。
第三類人是最複雜的一個類別。粗枝大葉地說，就是“廣大群衆”。
他們是第一、第二類人種種惡行之受衆——他們之“受”惡行，是躲無可躲、避無可避的。但關鍵是：受是受了，你作何反應？
第三類人之所以複雜，在於它的光譜很寬：
由真心實意擁護領袖的“革命群衆”（文革期間的紅衛兵是一例。當中呃飲呃食享受大串連的種種特權和優待的，當屬例外），到雖對領袖深惡痛絕但選擇逆來順受的100%順民（這些人不單在皇帝/國家機器或他們的代理人面前噤若寒蟬，尤甚者連在家裏議論都怕隔墻有耳……）。
光有第一、第二類人加起來，也不足爲患。但“絕大部分人甘當寒蟬、順民”，才是歷史上歷次人文慘案的足夠條件。
客觀上，存在著大量這些人，大魔頭和他們的嘍囉們才可以爲所欲爲。
由是觀之，面對惡行，長期沉默不作爲，的確是在默許邪惡。
第四類人是最可敬佩的、極少數的一群。他們冒著危險，試圖改變看來不可能改變的現實。
以什麽行動？
控訴：搜集材料、羅列理據，直截了當地非其非；
發聲：梳理思路、推敲話語內容，然後公開宣之於筆、於口；
抗爭：向群衆進行理念宣播，組織串連，形成力量，等等。
第四類人之所以最可敬佩，在於嘴上說說容易，付諸行動極難。
理由顯而易見：犧牲私人時間、影響正常生活，不在話下；
與強權對抗，輕則犧牲事業前途，重則喪失人身自由，乃至寶貴生命……。但這還不止。
對第四類人最慘無人道的“懲罰”，也是最讓“準第四類人”卻步的，不是他們個人的得失榮辱生死，而是對連累家人的忌憚。
這包括：影響家人的事業前途（因此，文革期間，大陸上湧現“與父母劃清界綫、斷絕夫妻關係”的案例）、被迫與家人天隔一方（吾爾開希不惜闖大陸關“自首”，但求與老父老母見上一面，亦竟成奢望）、連累家人失去人身自由（劉霞犯了什麽罪被軟禁？有一個被政府視爲眼中釘的政治犯老公！）等等，不論是奪去本人生命令家人悲痛欲絕，還是家人遭殘害令本人歉疚終身，都是極端殘忍的精神折磨！
而偏偏，喪盡天良的當權者最擅長在這上面使力。
經思前想後、痛下決心，寧可拋開親情牽掛，爲公義爲歷史，在抗爭的不歸路上走到底的，是卓絕超凡的英雄。（讀者文章引述到此）
這位讀者的文章，使我想起另外兩本研究人類在災難中的立場、取態和對災難要複上什麼責任的文態。
第一本是易中天教授2013年的新作：《斯文:幫忙、幫閒、幫腔、幫兇及其他》。
這本書談文化界人士的嘴臉。通過考量風骨、氣節、擔當、性情、學養和理想，排列出文化人的人格光譜，反映了中國歷史上和當前社會裏的文人所扮演的”四幫角色”，即幫忙、幫閒、幫腔、幫兇等角色。根據易中天教授的分析，中國絕大多數的所謂知識份子是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幫閒、幫腔、幫兇的角色。
另一本是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佩斯（Karl Jaspers）在1946年寫的書：《德國人的罪責問題》（The Question of the German Guilt）。二次大戰時，他目睹納粹殘殺猶太民族的種種暴行，戰後他出版了此書，分析德國人（包括每個平凡的德國人）對此災難應付上什麼責任。他在書中把罪行分為四種：
一、刑事罪：需由法庭解決
二、政治罪：要求征服者用武力和權力強行解決
三、道德罪：要求人們反思、懺悔，以便得到新生
四、抽象罪：由於人類是休戚與共的整體，每個人都應為他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負起責任。
這位讀者、易中天和雅思佩斯三人，所處時、 空不同，政治背景亦迥異，但大家心中對某些人在政治災難中所扮演的角色，卻有著非常驚人的相似，說明人類內心測度良知的尺基本上還是一樣的。筆者嘗試把三 個人的分析架構匯在一起，並作出自己的評點，供讀者參考。歡迎所有讀者，根據這個架構，把一些政治人物的名字填上您認為最適合貼切的欄目中去。
李飛說過一句話，如果2017年香港沒有普選，則泛民應該為此負上歷史責任。我在想，這四類人中，那一類人更應該為毀了香港的普選而負上歷史責任呢？
8月31日下午梁振英率領一眾高官集體亮相為這個方案背書時，個個目無表情，呆若木雞，只有梁振英一個人在獨白，口沫橫飛。
我在觀看電視時，差點以為是泛民在集體見記者，因為全部人都是苦口苦面的。
初時還誤會是電視臺加插畫面時弄錯了，細看才知道沒有錯。我還以為是我太挑剔，但很快就有朋友傳來這幅很異相的照片並加了很多評語，替這班高官難過。
從這張圖片可以看出，人大的決定，凡是正常的香港人都不會感覺到高興，凡是正常的香港人都隱隱感到它背後蘊含的危機。
但為什麼中共敢於強行推動一個違背了大多數人民意願、且明知會引發香港動亂（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坦言說決議通過後香港會有事）的方案？
因為它知道，願意違背良心去替它舔菊的人有的是。
正是大量這些人的存在，構成它“一黨專政”的基礎，它才敢肆無忌憚地強推政策。
拜讀了黎廣德兄的鴻文：“出賣香港民意3類人”，這使我想起幾個月前一位讀者寄給我一篇文章，分析人類歷史上的悲劇之所以能夠發生，往往是由於當時當地的人支援及默許錯誤而形成的。
用這位讀者的分析架構來審視中共官員、港府高官、建制派領袖、乃至種種力撐“袋住先”的文膽“智囊”、以及817遊行的群眾，把他們分類，將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習作。
由於此文很有見地，筆者得到該讀者同意，特轉錄下來供讀者參考：
這位讀者的文章說：
從人類歷史上歷來的悲劇/慘案看，人可分成四類。
第一類：爲數極少極少，但有超常權威/魅力/能量，可以呼風喚雨、左右大局。
他們有條件發展成貽害萬千百姓的大魔頭，如希特勒、史達林、波爾布特、毛澤東……等。但光有第一類人，則歷史上一切人文悲劇/慘案都不會發生！最起碼要加上第二類人。沒有第二類，第一類人不足爲患。
第二類人或出於溜鬚拍馬，撈取浮淺的好處；或出於處心積慮，謀取重大深遠的利益；或出於自保，把心一橫。
不管是哪一種，他們或鞍前馬後隨伺領袖（第一類人）左右，或退居幕後，隱沒於公衆目光之外，反正都是幕僚中核心的核心。他們起著：
（一）在內：附和、鼓勵領袖，煽風點火、出謀劃策；
（二）在外：廣布綫眼、積極串連、具體策劃的作用。
任何社會的任何歷史時期，都不缺這第二類人。四人幫之於毛澤東，庶幾可作一例。
第三類人是最複雜的一個類別。粗枝大葉地說，就是“廣大群衆”。
他們是第一、第二類人種種惡行之受衆——他們之“受”惡行，是躲無可躲、避無可避的。但關鍵是：受是受了，你作何反應？
第三類人之所以複雜，在於它的光譜很寬：
由真心實意擁護領袖的“革命群衆”（文革期間的紅衛兵是一例。當中呃飲呃食享受大串連的種種特權和優待的，當屬例外），到雖對領袖深惡痛絕但選擇逆來順受的100%順民（這些人不單在皇帝/國家機器或他們的代理人面前噤若寒蟬，尤甚者連在家裏議論都怕隔墻有耳……）。
光有第一、第二類人加起來，也不足爲患。但“絕大部分人甘當寒蟬、順民”，才是歷史上歷次人文慘案的足夠條件。
客觀上，存在著大量這些人，大魔頭和他們的嘍囉們才可以爲所欲爲。
由是觀之，面對惡行，長期沉默不作爲，的確是在默許邪惡。
第四類人是最可敬佩的、極少數的一群。他們冒著危險，試圖改變看來不可能改變的現實。
以什麽行動？
控訴：搜集材料、羅列理據，直截了當地非其非；
發聲：梳理思路、推敲話語內容，然後公開宣之於筆、於口；
抗爭：向群衆進行理念宣播，組織串連，形成力量，等等。
第四類人之所以最可敬佩，在於嘴上說說容易，付諸行動極難。
理由顯而易見：犧牲私人時間、影響正常生活，不在話下；
與強權對抗，輕則犧牲事業前途，重則喪失人身自由，乃至寶貴生命……。但這還不止。
對第四類人最慘無人道的“懲罰”，也是最讓“準第四類人”卻步的，不是他們個人的得失榮辱生死，而是對連累家人的忌憚。
這包括：影響家人的事業前途（因此，文革期間，大陸上湧現“與父母劃清界綫、斷絕夫妻關係”的案例）、被迫與家人天隔一方（吾爾開希不惜闖大陸關“自首”，但求與老父老母見上一面，亦竟成奢望）、連累家人失去人身自由（劉霞犯了什麽罪被軟禁？有一個被政府視爲眼中釘的政治犯老公！）等等，不論是奪去本人生命令家人悲痛欲絕，還是家人遭殘害令本人歉疚終身，都是極端殘忍的精神折磨！
而偏偏，喪盡天良的當權者最擅長在這上面使力。
經思前想後、痛下決心，寧可拋開親情牽掛，爲公義爲歷史，在抗爭的不歸路上走到底的，是卓絕超凡的英雄。（讀者文章引述到此）
這位讀者的文章，使我想起另外兩本研究人類在災難中的立場、取態和對災難要複上什麼責任的文態。
第一本是易中天教授2013年的新作：《斯文:幫忙、幫閒、幫腔、幫兇及其他》。
這本書談文化界人士的嘴臉。通過考量風骨、氣節、擔當、性情、學養和理想，排列出文化人的人格光譜，反映了中國歷史上和當前社會裏的文人所扮演的”四幫角色”，即幫忙、幫閒、幫腔、幫兇等角色。根據易中天教授的分析，中國絕大多數的所謂知識份子是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幫閒、幫腔、幫兇的角色。
另一本是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佩斯（Karl Jaspers）在1946年寫的書：《德國人的罪責問題》（The Question of the German Guilt）。二次大戰時，他目睹納粹殘殺猶太民族的種種暴行，戰後他出版了此書，分析德國人（包括每個平凡的德國人）對此災難應付上什麼責任。他在書中把罪行分為四種：
一、刑事罪：需由法庭解決
二、政治罪：要求征服者用武力和權力強行解決
三、道德罪：要求人們反思、懺悔，以便得到新生
四、抽象罪：由於人類是休戚與共的整體，每個人都應為他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負起責任。
這位讀者、易中天和雅思佩斯三人，所處時、 空不同，政治背景亦迥異，但大家心中對某些人在政治災難中所扮演的角色，卻有著非常驚人的相似，說明人類內心測度良知的尺基本上還是一樣的。筆者嘗試把三 個人的分析架構匯在一起，並作出自己的評點，供讀者參考。歡迎所有讀者，根據這個架構，把一些政治人物的名字填上您認為最適合貼切的欄目中去。
李飛說過一句話，如果2017年香港沒有普選，則泛民應該為此負上歷史責任。我在想，這四類人中，那一類人更應該為毀了香港的普選而負上歷史責任呢？
練乙錚: 紅粉公子．芝大看社運．新SAT考起中共
為阻民眾了解京港當權派抑制民主進程，媒體上傳出不少形形色色的謬論歪
理，有些可謂語無倫次，如「中央就是香港的最大民主派」等奧維爾式真理，不值一哂；有些則似是而非，比較流行，例如「西方民主也是循序漸進的」，言下之意
就是，香港民主也急不得，要一步一步來，最好等夠兩百年。最近開這種腔、似替中央緩頰者，是商界的李家傑【註1】。
一、某富二代的政治天堂
持此論點實在奇怪：愛國派從來都喜歡拿大陸的一些發展跟歷史上的歐美比速度，如 ：在GDP數值、科技水平、基礎建設等方面，總愛重複毛氏說的「超英趕美」、 「一天等於人家二十年」； 不過，在談論中共如何履行對人民的民主承諾之時，這些人卻非常禮讓，生怕趕過了西方的頭。
如此矛盾，絕非什麼性格分裂，而是有深刻的利益一貫性。
經濟、科技、基建等的發 展，最先得利、 收益最大的社群，就是控制經濟命脈的官商共同體， 但是民主權利的貫徹和普及，卻往往損害到既得利益，所以，厚此薄彼、快此慢彼，完全符合這些人的利益邏輯。延伸下去，那些馬克思說的 ：靠拿取五毛錢蛇齋餅糉過點好日子的流氓無產者及代表這些人的政客，或者跟着梁特北上覓食分得三五七千萬生意的高檔服務業精英，鸚鵡學舌惟恐不及就不足為 奇。
暫時撇開這些人的私利不談，我們來看看歐美民主的所謂「循序漸進」，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
的確，西方民主並非一蹴而就，在歐洲大多數國家，選舉與參選權最先只限於有土地物業權的男性，繼而逐步擴大至各階級，最後才廣及婦女；在美國，黑人更是慢兩步：
南北戰爭之後的1870 年，本已通過黑白人政治平權（《美國憲法》第十五修正案），但實際上並不能有效實施，要遲至1965年通過了新的《投票權法》，才徹底改觀。 不過，歐美諸國民主進程的所有「循序漸進」 ：無一不是窮兇極惡的既得利益階級、 種族及性別歧視和壓迫者幹出來的好事，目的卻只有一個，就是要制止受壓迫的民眾翻身。
觀照歷史，對比現實 ：京港當權派千方百計巧立名目設置路障打壓民主，藉口或有不同，目的則與史上一切反動階級反動派是一模一樣的，手段卻更為卑劣：在西方，每一次民主範圍的 有效擴闊，新加入的選民同時得到平等的參選權；在香港，當權派難以抵擋「一人一票」訴求之時，卻拋出一個欽點的小圈子「提委會」進行篩選，公然取消大部分 選民的代表的參選權。
胡說八道把西方史上的既得利益階級惡意阻撓民主進程看成是「循序漸進」，繼而套用於香港，坐井觀天無甚知識的北官如此，也還算了，但香港那些受過教育甚至在歐美社會受高等教育、在那些地方生活過的一些精英也如此識見，何解？原因不外乎兩個：
其一，不脫既得利益本色，尤其是一些地產富二代，緬懷一兩百年前只有擁地階級才有投票權的政治天堂，要在香港翻版；
其二，根本不懂西方社會歷史，美其名在歐美學習生活，其實不過像薄瓜瓜房祖名之流那樣天天飆車泡妞吸毒過糜爛日子。
西方民主「循序漸進」的結果之一，是革命、鎮壓，史不絕書；那都是很不幸的。 然而，在革命之途與坐以待剝之間，還有各種和平的社會運動，包括公民抗命。
二、美國民權運動的經濟效益研究
發生於1954 至1965年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是一場以和平公民抗命為主的政治運動，內容涵義非常豐富，西方政治學者已經研究得滾瓜爛熟，但運動有沒有替美國社會特別 是美國黑人群體帶來經濟益處，有的話，有多大，卻是只有經濟學家才能回答的問題。筆者在這一節裏簡介一些研究結果，所採用的材料，並非出自美國經濟學界左 翼學者的手筆，而是自由經濟學主流芝加哥學派泰斗級人物的典範之作（這一點，社運的左翼人士特別應該留意）。
上面提過，美國黑人早於1870 年獲得憲法上的平等政治權利，但惡勢力特別是南方傳統對黑人的歧視和壓制，卻一直未有消竭，反映在經濟上，就是黑白人種之間的巨大薪金差距。踏入二十世 紀，儘管黑人特別是南方的黑人的教育質量有所提高，但他們與白人之間的薪金差距變化不大，有若干收窄的話，主要都是南方黑人勞動者移居到種族歧視較輕的北 方打工的結果。然而，經濟學家發現，在1920至1990年之間，美國黑白人薪金差距有兩次明顯的收窄，一次是1940至1950年內發生的，另一次則出 現在1965至1980年。
頭一次發生的原因，學界沒有大爭議，一般認為是二次大戰美國參戰之後，因為戰爭的需要導致工業勞工短缺 ：
一些黑人從低檔服務行業轉到薪金較高的工業生產崗位； 另一些本來無業的黑人，則找到低檔服務業的工作 （不過，黑人勞工的這種「升級」現象還是比較有限；大多數參戰白種男人空出來的工業工作崗位，是由白種婦女填補的）。
不過，更為顯著的第二次黑白人薪金差距收窄，原因卻引起爭議 ： 一種意見認為，可以從一些例如黑人享受到的教育資源於1954年之後持續增加等傳統經濟因素裏找到足夠的因果關係，以解釋這個薪金收窄（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宣布了Brownv.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的審判結果，斷定公立學校的黑白學生分校就讀是違憲的）。 不過，另外的一些經濟學家卻不同意，認為主要原因得在非經濟領域裏找；特別是，他們指出，1954至1965年的黑人民權運動產生巨大政治影響，一些重要的聯邦法令在1964、65年通過了，引發勞動力特別是南方勞動力市場的變革，帶出了黑白人薪金差距收窄的效果。
有關的討論在美國經濟學界很熱烈，不少大師級的學者都投入了。 1991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JamesHeckman和合作者史丹福大學法律學院的J.J. Donohue III發表了研究論文，用詳盡的史實、數據和巧妙刁鑽的經濟計量方法，確立了「黑人民權運動是二十世紀出現第二次黑白人薪金差距收窄的主因」這個很有點左翼味道的結論。
Heckman 1971年於普林斯頓大學得博士學位，1973 年起在芝大任教；現在是該校經濟系的講座教授兼ERC（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後者的份量非同小可，一句講晒他在主流經濟學中的地位！他專長計量經濟，發明了很多應用工具，在研究勞工經濟學的很多方面特別有用。英文維基說他在幼兒教 育、反歧視、民權這幾方面的應用研究，對政府政策有很大影響，並指他是當今世界上十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 2000年，他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主流經濟學絕非「唆教大企業剝削發財之術」，而是經邦濟世之學，這從Heckman身上清楚看到）。
Heckman 與 Donohue的研究指出，1954 至1964年的黑白人薪金比例一直維持在0.62左右，1965年起，顯著提速上升，至1975年上升至0.72。 若把美國分成四個地區，則南方黑白人薪金比例本來最低，但期間升幅最大；至1987年，四個地區的比例已經等同。如果黑白人薪金比例上升是一般傳統經濟因 素變化導致的話，上升幅度不應該有那麼大的地區性差異。 但是，如果認為民權運動是主因，就順理成章： 十年運動的成果，集中體現在最高法院1964年通過的《公民權利法》、1965年通過的《投票權法》，以及1965年詹森總統下達的《第11246號行政 命令》（規定所有接聯邦政府訂單的中、大型企業都必須遵守公平僱用機會規矩）； 這些法令主要針對南方社會，有影響的話，自應在南方最為顯著。
這個研究又指出，1954 至1964這十年裏，儘管南方的黑人教育有相當大幅改善，但黑人的薪金增幅甚微，反而是一過了1964年，增幅就很大；而且，所有南方黑人的各年齡組別都 同時錄得差不多的增幅。 後者更說明教育的改善，不是黑人薪金急增的主因，那是因為，如果教育改善是主因的話，那每年的新畢業生的薪金增幅應該比所有其他年齡組別的要快，但事實與 此相左。
這個研究還指出，南北戰爭之後持續一百年的年輕黑人從南方移民的大趨勢，竟然於1965年起，出現逆轉。 顯然，那是因為南方的就業歧視忽然弱化，而導致這個轉變的原因，無疑是上述三大法令中的反就業歧視條款即時開始起重大作用。 除了Heckman 與 Donohue之外，響噹噹的勞工經濟學家如加大洛杉磯的FinisWelch、哈佛的Richard Freeman、約翰霍金斯高等研究院的AnneKrueger等，那時都做了大量有意義的研究，直接間接支持了Heckman 與Donohue的結論 ：
1954至1965年期間發生的民權運動對美國黑人的經濟生活的正面影響巨大而持久，並非其他經濟因素可比擬。
然而，大家要記得，歷時十年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主要內容 ：就是馬丁路德金博士等人領導的多次公民抗命，以之抗擊不義的法權，最後竟替美國社會帶來莫大的經濟收益。這對今年的香港人甚有啟發。
三、新的SAT試考起中共
傳言也許沒錯：美帝將對大陸中學生進行積極而直接的洗腦。由2016年起，美國最流行的大學入學試SAT，將採用新版本。據此試的主辦機構CollegeBoard（舊名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 CEEB）最近發出的指引說，新的SAT將有八大改革；形式小改，內涵大變。
SAT一直以來都包含「閱讀理解能力測試」和「語境裏的單字涵義」這兩類題目；指引顯示，這兩類試題裏的閱讀文字，很多將來自一個新的叫作「立國文獻與環球大對話」的範圍。
所謂「立國文獻」，包括《美國獨立宣言》、《美國憲法》及首十個修正案、《聯邦黨人書》，等等。這個很好懂，但「環球大對話」是什麼？
簡而言之，美國的立國文獻影響力大，在國內外都不斷引起深入思辨，見諸文字而本身具有思想及歷史價值的，都可以歸在這個「環球大對話」裏。指引說，諸如Edmund Burke（英國開明保守派政治及政治理論家）、Henry David Thoreau（美國思想家，「公民抗命」理論及實踐的祖師爺）、甘地、Elizabeth Cady Stanton（美國女權主義先驅）、馬丁路德金等人的重要著述，皆屬此範圍。上面五個名字當中，竟有三個是現代「公民抗命」運動史裏的領軍人物，這真是不得了。
指引給出的例題，更不是講玩的！
例題1：（立國文獻；單字涵義）閱讀文字就是林肯的《吉提斯堡演說》全文。問的問題要求考生分析文獻中多次重複出現的單字「dedicate」的四種不同用法及其各自涵義之間的微小而確切的分別。試想：受過這種文字分析訓練的學生，不是很容易看穿最近京港官員愛玩的文字騙術嗎？
例題2：（環球對話；閱讀能力）在這道題目裏，考生閱讀的材料是1974年「水門事件」中，國會審議彈劾尼克遜之時，一位眾議員Barbara Jordan的 發言；內容是從《美國憲法》的觀點分析彈劾總統的條件和方法。試想，美帝通過這種性質的文字，與大陸的中學生對話，會有什麼效果？就以這道題目而言，大陸 考生少不免有幾個會這樣對比：人家是這樣教導國民懂得如何對付政府裏的不法之徒，清理國家肌體，達致社會健全穩定的；我們是由政府的維穩辦用暴力壓服國民 的不滿而達致社會穩定的。哪一套比較合理呢？
看來，一些人真的有理由相信，美帝這一招文化挑釁，比派幾架飛機闖入東海防空識別區還要厲害；無怪此次SAT變革，陰謀最近給《南早》的一篇報道踢爆之後，大陸網民一時瘋了。不過，到底那真是美帝的陰謀還是一些人的陰謀論，還難以判斷。
去年，全世界有166萬學生考了SAT，其中30萬是非美國考生，而大陸的考生人數，不過5萬左右。這5萬人的一部分，大概會死記硬背把《美國憲法》、Thoreau的Civil Disobedience等背得滾瓜爛熟，然後以各種必殺技應付試題，考完試就按一下「記憶刪除」便了事。 真正會就這個新SAT的閱讀範圍裏的材料思考的，只會是很少數，並不值得特別操心。不過，中共愈來愈心虛，要的安全系數很高，接近絕對。所以，這次面對美帝這個有意無意的文化攻勢，的確可能睡不着覺。若是，則連同打周永康一起打將下去幾級的維穩辦系統，可能要升格復元去應付考SAT的中學生了。
《氣短集》之四十六
《信報》特約評論員
一、某富二代的政治天堂
持此論點實在奇怪：愛國派從來都喜歡拿大陸的一些發展跟歷史上的歐美比速度，如 ：在GDP數值、科技水平、基礎建設等方面，總愛重複毛氏說的「超英趕美」、 「一天等於人家二十年」； 不過，在談論中共如何履行對人民的民主承諾之時，這些人卻非常禮讓，生怕趕過了西方的頭。
如此矛盾，絕非什麼性格分裂，而是有深刻的利益一貫性。
經濟、科技、基建等的發 展，最先得利、 收益最大的社群，就是控制經濟命脈的官商共同體， 但是民主權利的貫徹和普及，卻往往損害到既得利益，所以，厚此薄彼、快此慢彼，完全符合這些人的利益邏輯。延伸下去，那些馬克思說的 ：靠拿取五毛錢蛇齋餅糉過點好日子的流氓無產者及代表這些人的政客，或者跟着梁特北上覓食分得三五七千萬生意的高檔服務業精英，鸚鵡學舌惟恐不及就不足為 奇。
暫時撇開這些人的私利不談，我們來看看歐美民主的所謂「循序漸進」，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
的確，西方民主並非一蹴而就，在歐洲大多數國家，選舉與參選權最先只限於有土地物業權的男性，繼而逐步擴大至各階級，最後才廣及婦女；在美國，黑人更是慢兩步：
南北戰爭之後的1870 年，本已通過黑白人政治平權（《美國憲法》第十五修正案），但實際上並不能有效實施，要遲至1965年通過了新的《投票權法》，才徹底改觀。 不過，歐美諸國民主進程的所有「循序漸進」 ：無一不是窮兇極惡的既得利益階級、 種族及性別歧視和壓迫者幹出來的好事，目的卻只有一個，就是要制止受壓迫的民眾翻身。
觀照歷史，對比現實 ：京港當權派千方百計巧立名目設置路障打壓民主，藉口或有不同，目的則與史上一切反動階級反動派是一模一樣的，手段卻更為卑劣：在西方，每一次民主範圍的 有效擴闊，新加入的選民同時得到平等的參選權；在香港，當權派難以抵擋「一人一票」訴求之時，卻拋出一個欽點的小圈子「提委會」進行篩選，公然取消大部分 選民的代表的參選權。
胡說八道把西方史上的既得利益階級惡意阻撓民主進程看成是「循序漸進」，繼而套用於香港，坐井觀天無甚知識的北官如此，也還算了，但香港那些受過教育甚至在歐美社會受高等教育、在那些地方生活過的一些精英也如此識見，何解？原因不外乎兩個：
其一，不脫既得利益本色，尤其是一些地產富二代，緬懷一兩百年前只有擁地階級才有投票權的政治天堂，要在香港翻版；
其二，根本不懂西方社會歷史，美其名在歐美學習生活，其實不過像薄瓜瓜房祖名之流那樣天天飆車泡妞吸毒過糜爛日子。
西方民主「循序漸進」的結果之一，是革命、鎮壓，史不絕書；那都是很不幸的。 然而，在革命之途與坐以待剝之間，還有各種和平的社會運動，包括公民抗命。
二、美國民權運動的經濟效益研究
發生於1954 至1965年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是一場以和平公民抗命為主的政治運動，內容涵義非常豐富，西方政治學者已經研究得滾瓜爛熟，但運動有沒有替美國社會特別 是美國黑人群體帶來經濟益處，有的話，有多大，卻是只有經濟學家才能回答的問題。筆者在這一節裏簡介一些研究結果，所採用的材料，並非出自美國經濟學界左 翼學者的手筆，而是自由經濟學主流芝加哥學派泰斗級人物的典範之作（這一點，社運的左翼人士特別應該留意）。
上面提過，美國黑人早於1870 年獲得憲法上的平等政治權利，但惡勢力特別是南方傳統對黑人的歧視和壓制，卻一直未有消竭，反映在經濟上，就是黑白人種之間的巨大薪金差距。踏入二十世 紀，儘管黑人特別是南方的黑人的教育質量有所提高，但他們與白人之間的薪金差距變化不大，有若干收窄的話，主要都是南方黑人勞動者移居到種族歧視較輕的北 方打工的結果。然而，經濟學家發現，在1920至1990年之間，美國黑白人薪金差距有兩次明顯的收窄，一次是1940至1950年內發生的，另一次則出 現在1965至1980年。
頭一次發生的原因，學界沒有大爭議，一般認為是二次大戰美國參戰之後，因為戰爭的需要導致工業勞工短缺 ：
一些黑人從低檔服務行業轉到薪金較高的工業生產崗位； 另一些本來無業的黑人，則找到低檔服務業的工作 （不過，黑人勞工的這種「升級」現象還是比較有限；大多數參戰白種男人空出來的工業工作崗位，是由白種婦女填補的）。
不過，更為顯著的第二次黑白人薪金差距收窄，原因卻引起爭議 ： 一種意見認為，可以從一些例如黑人享受到的教育資源於1954年之後持續增加等傳統經濟因素裏找到足夠的因果關係，以解釋這個薪金收窄（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宣布了Brownv.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的審判結果，斷定公立學校的黑白學生分校就讀是違憲的）。 不過，另外的一些經濟學家卻不同意，認為主要原因得在非經濟領域裏找；特別是，他們指出，1954至1965年的黑人民權運動產生巨大政治影響，一些重要的聯邦法令在1964、65年通過了，引發勞動力特別是南方勞動力市場的變革，帶出了黑白人薪金差距收窄的效果。
有關的討論在美國經濟學界很熱烈，不少大師級的學者都投入了。 1991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JamesHeckman和合作者史丹福大學法律學院的J.J. Donohue III發表了研究論文，用詳盡的史實、數據和巧妙刁鑽的經濟計量方法，確立了「黑人民權運動是二十世紀出現第二次黑白人薪金差距收窄的主因」這個很有點左翼味道的結論。
Heckman 1971年於普林斯頓大學得博士學位，1973 年起在芝大任教；現在是該校經濟系的講座教授兼ERC（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後者的份量非同小可，一句講晒他在主流經濟學中的地位！他專長計量經濟，發明了很多應用工具，在研究勞工經濟學的很多方面特別有用。英文維基說他在幼兒教 育、反歧視、民權這幾方面的應用研究，對政府政策有很大影響，並指他是當今世界上十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 2000年，他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主流經濟學絕非「唆教大企業剝削發財之術」，而是經邦濟世之學，這從Heckman身上清楚看到）。
Heckman 與 Donohue的研究指出，1954 至1964年的黑白人薪金比例一直維持在0.62左右，1965年起，顯著提速上升，至1975年上升至0.72。 若把美國分成四個地區，則南方黑白人薪金比例本來最低，但期間升幅最大；至1987年，四個地區的比例已經等同。如果黑白人薪金比例上升是一般傳統經濟因 素變化導致的話，上升幅度不應該有那麼大的地區性差異。 但是，如果認為民權運動是主因，就順理成章： 十年運動的成果，集中體現在最高法院1964年通過的《公民權利法》、1965年通過的《投票權法》，以及1965年詹森總統下達的《第11246號行政 命令》（規定所有接聯邦政府訂單的中、大型企業都必須遵守公平僱用機會規矩）； 這些法令主要針對南方社會，有影響的話，自應在南方最為顯著。
這個研究又指出，1954 至1964這十年裏，儘管南方的黑人教育有相當大幅改善，但黑人的薪金增幅甚微，反而是一過了1964年，增幅就很大；而且，所有南方黑人的各年齡組別都 同時錄得差不多的增幅。 後者更說明教育的改善，不是黑人薪金急增的主因，那是因為，如果教育改善是主因的話，那每年的新畢業生的薪金增幅應該比所有其他年齡組別的要快，但事實與 此相左。
這個研究還指出，南北戰爭之後持續一百年的年輕黑人從南方移民的大趨勢，竟然於1965年起，出現逆轉。 顯然，那是因為南方的就業歧視忽然弱化，而導致這個轉變的原因，無疑是上述三大法令中的反就業歧視條款即時開始起重大作用。 除了Heckman 與 Donohue之外，響噹噹的勞工經濟學家如加大洛杉磯的FinisWelch、哈佛的Richard Freeman、約翰霍金斯高等研究院的AnneKrueger等，那時都做了大量有意義的研究，直接間接支持了Heckman 與Donohue的結論 ：
1954至1965年期間發生的民權運動對美國黑人的經濟生活的正面影響巨大而持久，並非其他經濟因素可比擬。
然而，大家要記得，歷時十年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主要內容 ：就是馬丁路德金博士等人領導的多次公民抗命，以之抗擊不義的法權，最後竟替美國社會帶來莫大的經濟收益。這對今年的香港人甚有啟發。
三、新的SAT試考起中共
傳言也許沒錯：美帝將對大陸中學生進行積極而直接的洗腦。由2016年起，美國最流行的大學入學試SAT，將採用新版本。據此試的主辦機構CollegeBoard（舊名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 CEEB）最近發出的指引說，新的SAT將有八大改革；形式小改，內涵大變。
SAT一直以來都包含「閱讀理解能力測試」和「語境裏的單字涵義」這兩類題目；指引顯示，這兩類試題裏的閱讀文字，很多將來自一個新的叫作「立國文獻與環球大對話」的範圍。
所謂「立國文獻」，包括《美國獨立宣言》、《美國憲法》及首十個修正案、《聯邦黨人書》，等等。這個很好懂，但「環球大對話」是什麼？
簡而言之，美國的立國文獻影響力大，在國內外都不斷引起深入思辨，見諸文字而本身具有思想及歷史價值的，都可以歸在這個「環球大對話」裏。指引說，諸如Edmund Burke（英國開明保守派政治及政治理論家）、Henry David Thoreau（美國思想家，「公民抗命」理論及實踐的祖師爺）、甘地、Elizabeth Cady Stanton（美國女權主義先驅）、馬丁路德金等人的重要著述，皆屬此範圍。上面五個名字當中，竟有三個是現代「公民抗命」運動史裏的領軍人物，這真是不得了。
指引給出的例題，更不是講玩的！
例題1：（立國文獻；單字涵義）閱讀文字就是林肯的《吉提斯堡演說》全文。問的問題要求考生分析文獻中多次重複出現的單字「dedicate」的四種不同用法及其各自涵義之間的微小而確切的分別。試想：受過這種文字分析訓練的學生，不是很容易看穿最近京港官員愛玩的文字騙術嗎？
例題2：（環球對話；閱讀能力）在這道題目裏，考生閱讀的材料是1974年「水門事件」中，國會審議彈劾尼克遜之時，一位眾議員Barbara Jordan的 發言；內容是從《美國憲法》的觀點分析彈劾總統的條件和方法。試想，美帝通過這種性質的文字，與大陸的中學生對話，會有什麼效果？就以這道題目而言，大陸 考生少不免有幾個會這樣對比：人家是這樣教導國民懂得如何對付政府裏的不法之徒，清理國家肌體，達致社會健全穩定的；我們是由政府的維穩辦用暴力壓服國民 的不滿而達致社會穩定的。哪一套比較合理呢？
看來，一些人真的有理由相信，美帝這一招文化挑釁，比派幾架飛機闖入東海防空識別區還要厲害；無怪此次SAT變革，陰謀最近給《南早》的一篇報道踢爆之後，大陸網民一時瘋了。不過，到底那真是美帝的陰謀還是一些人的陰謀論，還難以判斷。
去年，全世界有166萬學生考了SAT，其中30萬是非美國考生，而大陸的考生人數，不過5萬左右。這5萬人的一部分，大概會死記硬背把《美國憲法》、Thoreau的Civil Disobedience等背得滾瓜爛熟，然後以各種必殺技應付試題，考完試就按一下「記憶刪除」便了事。 真正會就這個新SAT的閱讀範圍裏的材料思考的，只會是很少數，並不值得特別操心。不過，中共愈來愈心虛，要的安全系數很高，接近絕對。所以，這次面對美帝這個有意無意的文化攻勢，的確可能睡不着覺。若是，則連同打周永康一起打將下去幾級的維穩辦系統，可能要升格復元去應付考SAT的中學生了。
《氣短集》之四十六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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