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和立: 中共收緊疆藏政策對香港的啟示

中共自習近平去年登上總書記與軍委主席寶座後，全面收緊包括意識形態與少數民族的政策。習總主張用強悍高壓的手段統治新疆與西藏，與他父親習仲勳以及前總書記胡耀邦的包容與懷柔政策背道而馳。

年初中央軍委增加了進駐疆、藏區的解放軍與武警，而且此兩自治區的軍警領導大換班，由習總親自挑選掌控專政機器的大員，他們都要經得起中央的守土有責、「政治過硬」、絕不手軟的考驗。同時毛語錄不離口的習總恢復了毛澤東當年的維穩「楓橋經驗」，即「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的訓示。地方文武官員因為怕掉烏紗帽，都加把勁把矛盾消滅于萌芽狀態。例如新疆所有的清真寺和藏區的寺廟都二十四小時由武警與民警「滴水不漏」地看管；穆斯林長老與藏傳佛教僧侶在失去行動自由之餘還要定期上洗腦式的愛國教育。

中央近年的確大大擴張了對疆、藏地區的經濟投入，所以此兩自治區的GDP與人均收入水準都有可觀的增長，而且用於社會福利、保障房與養老保險的金額亦有提高。但「經濟牌」絕對不能消減漢族與少數民族的矛盾。第一，一般維吾爾族與藏民把中央以及沿海省市的投資作為中共「漢化」的幌子。實際上在新疆如烏魯木齊等東部城市漢族人口已超越維吾爾族。第二，近十年在疆、藏地區發財的大部分是漢人而不是「本地人」，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第三，儘管中國憲法名言自治區的人民有權開發當地的礦物與資源，但新疆的石油與天然氣都由三大石油央企壟斷，維吾爾人無從置喙。

當然，疆、藏民眾最不滿的是所謂「文化滅絕政策」。中央在教育、語言、宗教與文化方面儘量企圖「同化」少數民族，例如在中、小學裏教授維吾爾語和藏文的份量減少了，而普通話與愛國教育的比重不斷提高。正如西藏書記陳國全最近指出，西藏的幹部要「努力實現黨中央的聲音形象在全區120多萬平方公里的遼闊疆域上聽得到、看得到，敵對勢力和十四世達賴集團的聲音形象聽不到、看不到。」

自從九一一事件後，北京嚴打疆、藏的反對聲音往往以「反恐」為理據，官方媒體甚至把過去兩年百多位自焚的藏區僧侶統稱為恐怖主義份子。但不爭的事實是大部分在少數民族地區對中央不滿的異議人士的訴求是通過和平手段去爭取中國憲法保障他們的高度自治與其他合法權益。中共高層對疆、藏地區的焦土政策的結果是本來可以充當調解漢族與少數民族隔閡的知識份子都受到排擠。例如在北京民族大學任教的疆族副教授依力哈木在上周天安門「恐襲」事件後因為接受西方與香港傳媒採訪竟被國保人員毆打。

熱衷於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人士對北京的疆、藏政策要特別關心。中南海一向深信一陰謀論，即西方、尤其是美國在背後秘密支持疆、藏以及台灣與香港的分離主義活動。北京正加碼嚴打被老共視為從事「港獨」和「反中亂港」勾當的「佔中」民主抗爭運動。大陸無論內部與公開的文件和報導已經把「佔中」無限上綱，等同為準恐怖主義的「極端勢力」，兼且是境外策動反華「顏色革命」的先頭部隊。軍方國防大學宣傳片《較量無聲》更說什麽「佔中」的幕後老板是英美駐港總領事館以及秘密派駐特區的CIA與MI6特工云云，甚為駭人聽聞。

北京在動用解放軍、武警、反恐特區、與民警對付疆藏反對力量的同時，亦密鑼緊鼓地部署在需要時動用駐港解放軍部隊平息「佔中」的「暴亂」。自今年年初開始，解放軍駐港部隊已經在深圳頻繁操練，在必要時與由「禿鷹」一哥領導、深受北京表揚的特區警隊聯手打垮「佔中」。北京已評估過解放軍在香港中環「執勤」的後果。習總的考量是假如中央不砍掉「佔中」，中共便會被分布在台灣、新疆以及西藏的「極端勢力」分離份子視作紙老虎。小習的智囊紛紛指出，中國現在財大氣粗，絕不會受制於西方世界的輿論；而且假如在痛擊「佔中」的同時多恩賜特區一些經濟優惠政策，大部分港人，尤其是以經濟掛帥的商賈與中產階級不會亦不敢不配合中央的英明決策。

事情發展到今天的地步，不得不強調的是，中共的致命盲點是永遠不吸收歷史教訓。北京在文化大革命其間對香港與疆、藏地區採取極左路線，後果是中央的威信蕩然無存。習總雖然深受文革之苦，但他迷信毛澤東思想的程度遠更甚於以「唱紅打黑」聞名的薄熙來。習上台後便發出「九號檔」，勒令媒體與大學遵守「七不講」規條，包括不能討論「普世價值」和「中共過去的錯誤」。中南海為了保住「紅色貴族」的既得利益，在冰封政治改革的同時依賴極端民族主義來捍衛中共的合法性，結果只能是中央與少數民族地區、中央與港、台地區的矛盾與對立越發嚴重，極可能導致雙輸的惡果!

李先知:無綫赤膊上陣護航 錯引九倉財力闖禍

政府的免費電視發牌決定，對無綫和亞視兩家現有免費電視台非常有利，這是眾所周知的。無綫電視作為發牌決定的受惠者，在特區政府發牌決定遭到立法會特權法調查挑戰的關鍵時刻，出手相助，昨晚在綜藝資訊科製作的《東張西望》內，由衣著性感的女主持向觀眾介紹嚴肅艱澀的發牌文件，調子是一面倒為政府護航，針對外界對發牌決定的質疑逐一辯解。不過，《東張西望》犯了一個嚴重錯誤，就是比較3個牌照申請機構的財力時，對奇妙電視的母公司以九倉集團的淨資產值作依據，而非全資擁有奇妙的有線寬頻。

如果《東張西望》的節目內容出自無綫新聞部，遭到觀眾投訴後，很有可能被通訊局裁定為違反節目守則，偏離了新聞節目應有的客觀、公正、持平等要求，但無綫相當聰明，把這個護航節目放在娛樂圈藝人動態的資訊節目內，援引大量政府資訊，令通訊局較難提出處分。在節目內，無綫以圖文並茂的方式比較了3個申請機構的財力，指王維基的香港電視網絡淨資產值為33億元，香港電視娛樂所屬的電訊盈科的資產淨值為79億元，而奇妙電視所屬的九倉集團的資產淨值則高達2716億元。這個比較予人的印象是王維基的公司財力最薄弱，長遠可持續經營的實力最差，跟建制派議員與特首會晤後出來講的港視死因如出一轍。

不過，在港府委託的顧問公司做的4份顧問報告裏，當談到申請人及其控股公司的財力時，對奇妙電視的母公司的財政狀，一直是以有線寬頻的公司數據為依據，有線寬頻雖然是九倉集團旗下的公司，但有獨立的上市公司地位，其資產淨值11.7億元，只是王維基公司的三分之一左右，若按資產淨值論實力高低，包尾的是有線寬頻而非王維基的港視。

為什麼顧問報告不用九倉集團的財務數據來衡量奇妙電視日後的財政能力呢？道理很簡單，九倉是母公司，有線寬頻是子公司，兩家都是上市公司，有線寬頻如果因為申辦免費電視需要巨額資金，不可以把九倉的資金挪來使用，如果問九倉借錢或要求注資，屬於關連交易，要由獨立財務顧問研究，交九倉的小股東表決，除非九倉集團替有線寬頻事先作了財務承擔，否則九倉的2700多億資產跟奇妙電視半點關係也沒有，這情就正如電盈的大股東李澤楷身家可能上千億，但顧問公司考慮電盈的財政實力時，只能按電盈本身的資產值及現金流去估量，不能夠假設李澤楷會無限量注資電盈去辦免費電視。

無綫電視本身是上市公司，不可能不明白上市公司與其控股公司的財務必須區分，不能混為一談。不過，多名建制派議員私下透露，政府高層向他們解釋港視為何落選時，有提到行會曾考慮九倉和電盈的財力均較王維基雄厚，承受激烈市場競爭壓力的能力較高，因而長遠可持續營運的評分較高，如果這說法屬實，即行會對申請人及母公司的財力考慮，並不像顧問報告那樣限於有線寬頻，而是上移至九倉集團，如果用這個方法來考量，則日後大財團競投政府牌照便佔有絕對優勢，香港的公共牌照將成為數大華資家族的囊中物。

梁美儀﹕當從政者盲了，聾了……

政府在立法會投票決定是否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免費電視發牌事件前夕，政府特地發了5頁紙的新聞公報，進一步闡釋行會的發牌決定。文件有點長，但終究也沒正面回答廣大市民最關注的核心問題：香港電視死因為何？唯一有點新意的，是首次正式披露，行會在考慮發牌時，會考慮申請者或其相關控股公司，即其母公司的市值、盈利等，通俗點說，就是看申請者的「靠山」有多大。

這果真是有趣的答案。《廣播條例》不是早已訂明，法團的附屬公司是不可獲批免費電視牌照，那我們的行政會議在考慮發牌條件時，為何突然會強調這考慮條件。若比併身家，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怎跟奇妙電視背後大老闆吳光正比？怎跟香港電視娛樂大老闆李澤楷較勁？如今令人覺得政府的發牌準則是「因人而異」，是為了要擯王維基出局而度身訂做的標準而已。

政府作出如此不合常理，不符港人認知的決定，但立法會一班建制派議員，看見這5頁疑點多多的政府公布即如獲瑰寶，忙不迭說政府不是已就事件解釋了吧，大可作為反對引用特權法的下台階。

立法會先後8次引用特權法調查公眾高度關注的事件，回歸前有徐家傑事件和梁銘彥離職事件，回歸後有新機場啟用大混亂、公屋短椿醜聞、SARS慘劇、梁展文事件、雷曼事件及梁振英西九涉利益衝突事件。自梁振英去年上任以來，泛民曾提出用特權法就前特首曾蔭權收受富豪款待、前廉政專員湯顯明涉利用公帑款待內地官員事件作調查，但全遭否決。

當代議士對政府的不公無理視若無睹，對社會希望就發牌事件尋求真相的訴求裝聾作啞，似乎也不再害怕要承受日後在選舉上被選民懲罰的後果時，香港將來即使有普選，還真可以反映「港人」意願嗎？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蔡子強: 佔中如何讓民眾授權？

民間公投 vs.補選公投

過去兩個月，和平佔中運動進入了「D Day 2」這新一階段，由社工、教師、大專學生、政圈等不同界別內支持佔中的團體，各自舉辦商討日，讓參與者商討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一些原則和理念，以及運動中的一些策略和步驟。

當中題目之一，就是當商討出幾個大家認為是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特首方案後，如何交由全港市民去選取和授權，產生一個民間方案？再者，若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推出他們的方案，又或者有反建議時，也要有一個程序交由全港市民去決定這個官方方案能否接受，那麼：

‧究竟是用幾年前公民黨和社民連聯手用過，由立法會議員先辭職再以補選來作公投的模式？

‧還是，以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鍾庭耀過去幾年在泛民初選和特首選舉中用過，以電子投票系統來作平台的民間公投模式？

上星期，佔中發起人陳健民表示，考慮過前述兩個方案社會各方的正反意見之後，決定採納後者，並會同時設有電子平台和實體投票站，包括在人流多的地方擺設街站，希望最終投票人數，能刷新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於2012年舉行特首全民投票時，有20萬人參與投票的紀錄。陳又表示，他們正與民陣研究在明年元旦遊行後舉行集會，讓市民就不同政改方案進行電子投票，為明年全民投票電子平台做好準備。

對於佔中發起人採納「民間公投」捨「補選公投」的這個決定，不難想像，有網絡和社運界惹來一些異議，筆者且在這裏也說說自己的看法。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曾在9月10日於《蘋果日報》撰文，題為〈電子投票補選程序互補不足〉，比較兩者之間的優劣。他指出電子投票平台有（一）成本較低、（二）機動性、（三）投票方式靈活及多樣的三大優點，這些筆者都同意，但我還想指出另外十分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讓整場運動能夠保持和貫徹「民間」的性質。

讓運動貫徹「民間」的性質

和平佔中運動發展至今，除了始終保持和平、非暴力的兩大特色之外，還有幾乎同樣重要的第三點，那就是，它也是一個由公民社會主導的民間運動，並非由政黨支配或主導。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分別是學者和牧師，並非政黨成員，沒有選舉利益。這種民間色彩，讓運動變得單純，也少了政治和黨派紛爭與猜忌。這種純潔性，是很多人信任整個運動的一大主因。可以想像，如果運動由個別政黨發動，一定是非多多，爭拗多多，讓運動的團結性、凝聚力及感召力，都大打折扣。

若然前述民意授權的程序，由議員辭職再以補選來作公投的話，無可避免地，整個運動將由民間主導轉變為政黨主導。此話何解？因為，補選始終是一個選舉程序，要派出候選人，接覑的程序便會環繞這個候選人作為核心，例如發表政見、出席論壇辯論、以他個人作為文宣的重點。亦因此，運動的主體，會由公民社會，變為政黨和政治人物，那麼整個運動就會變質。

主體應是公民社會而非政黨和候選人

若然如此，從此之後，運動的代言人再不是佔中三子，而是選舉中的候選人，媒體報道的重點，公眾關注的焦點，也會落在這位候選人的發言和選舉表現上。佔中三子，以至公民社會，從此可能在運動中被迫靠邊站，一個弄得不好，整個運動甚至可能遭個別政治力量所騎劫，因而變質。我想，這是很多佔中運動的支持者所不願見到的。

所以，十分諷刺的是，近年有很多社運界的人士，以至民主理念的支持者，因為對泛民政黨的失望，以及cynical，因而轉為支持非政黨性的運動如反國教和佔中，但現時他們部分人卻又支持由議員辭職再以補選來為政改方案作公投，那實在有點自相矛盾，把一場好好地原本由公民社會所主導的運動，其主導權轉為向政黨及政治人物，拱手相讓。

而且，退一步而言，就算真的由何俊仁、涂謹申或馮檢基3人其中一人辭職，再以全港性的超級議席補選作為公投手段，請問餘下來芸芸的泛民區議員中，又有哪一位有足夠聲望，可以代表整個運動出戰，參與補選，而又足以服眾的呢？想到這裏，大家對這個建議在政治上的可行性，便應心裏有數。

反之，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鍾庭耀那一邊所策劃，以電子投票系統來作平台的民間公投模式，經過去年泛民初選和特首選舉兩次考驗，證明經得起考驗，更有數以十萬計市民，願意通過親身投票，來為這個機制投以信任一票，我認為這個機制已經邁向成熟，能擔重任。

電子公投：成本較低，機動性強

這樣的一個機制，還有前述戴耀廷提到的幾個好處，包括：

（一）成本較低：如果單計電子投票系統的操作（不計宣傳、教育等），估計每次系統支出只是20萬元，完全可以從民間籌募得到；

（二）機動性強：要籌辦一次電子投票程序，所需時間只是1個月左右，還可以短時間內因應需要，以及瞬息萬變的政治形勢，再籌辦第二次、第三次投票。不似得補選般，主動權落在政府那一邊，且掣肘、條條框框也多。

補選公投問題多多

相反，如果要採用以立法會議員先辭職再以補選來作公投的模式，卻會產生連串問題：

（一）節外生枝：因為補選牽涉動用數以億計的公帑，結果在2010年的那一回，惹來反對者「浪費公帑」的指摘，這類煩人的爭論容易讓事件失焦，節外生枝，讓討論糾纏於枝節而非主題，有礙深化有關普選的討論。

（二）限制選擇：普選方案以及待決議題可以十分多樣化，不是非黑即白二揀一式的選擇。如果硬要以補選來作公投，那將嚴重局限了市民可作的選擇，因為畢竟市民手上只有一票，若要硬用此法，待決議題數目一定要少，且亦難以反映和紀錄不同「非排斥性」的方案和議題各自的公眾支持度，這無疑有如作繭自縛，限制了市民的選擇。

（三）容易混淆：再者，硬要說區議員A代表公民提名方案，區議員B代表反對有篩選的方案，區議員C代表政黨提名方案，區議員D代表議會提名方案等等，這也實在讓市民十分混淆，甚至完全摸不覑頭腦。

當然，戴耀廷亦有在文中提到，電子投票不是沒有問題，例如：（一）核對投票者身分，防止重複投票；（二）網絡安全，防止黑客入侵；（三）公信力。但觀乎去年泛民初選和特首選舉兩次考驗，鍾庭耀所建立的系統運作大致良好，輿論大致正面，而且在吸收了兩次寶貴經驗後，我相信他定能做得更好，這些都有助提高這個模式的公信力，且，正如前述，補選公投也會製造出別些爭拗，包括詮釋結果上可能引發的爭議，並不見得不存在公信力的問題。

所以綜合來說，若然和平佔中運動，要就普選方案，又或者一些重要議題，交由全港市民去選取和授權，產生一個民間立場的話，我相信以民間公投模式，比起議員先辭職再以補選來作公投的模式，會是更可取的選擇。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