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麟﹕政治娛樂化 避無可避

過往幾年，我在預備立法會選舉論壇的問題時，總有一番掙扎。究竟論壇的性質應是多一點政策討論，還是要讓候選人在鏡頭前臉紅紅左支右絀呢？於是，我在準備問題時，總有兩套在手，左邊的是嚴肅討論的政策議題，右邊的是一大堆答又死唔答又死的題目。

最終，互聯網廣傳的，都是後者。

這是電子媒體大爆發之後的情。以立法會選舉論壇為例，由於名單多人數多號碼多，基本上每張名單都只有三四分鐘的時間發言。香港需要改革的社會政策，一疋布咁長，三四分鐘不可能討論醫療改革或退休保障，於是論壇變成了另類娛樂節目，人們抱覑看娛樂獎門人的心態去看政客青筋暴現地「互劈」，口水代替政策，青筋代替立場，差在沒有大打出手而已。

口水代替政策  青筋代替立場

這種政治娛樂化的現象，不是香港獨有。任何有民主選舉的地方，政治娛樂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鄰近的台灣，政客為爭「公義」，向對手挑機，飛腳踢開對手辦公室的大門，當然就在飛腳之時，攝影機閃燈此起彼落，為民請命嘛！不用點暴力不行。至於平日的收費頻道政治口水秀，就成了藍綠政黨論述組的訓練場域。美帝呢？電視台周末或周日都有政論秀，多方學者政客出席互劈，扭去Fox news頻道就更多。香港呢？政治口水秀仍未普及，周日的城市論壇，同樣是政黨新秀的「出位」場地。

這個現象一直是研究政治傳意的學者感到興趣的問題。隨覑科技發展，公共空間及領域愈來愈闊，按道理，市民應該有更充足的空間去討論值得關注的社會議題。但是學者卻發現，正當大家以為空間愈多愈闊的時候，討論的內容卻愈來愈窄，中間其實出了什麼事呢？

1960年代開始 電視愈來愈普及

學者提到，在1960年代開始，當電視愈來愈普及，出現了幾個有趣的現象。其一，是娛樂界人士進入了政治場域，他們不是香港某些娛樂圈人士所說「我討厭政治」，反而是我要介入政治。娛樂界人士公開就重要的政治議題表態，如反戰、墮胎、同性戀等。而且，這不止是所謂自由派娛樂圈人士之專利，及後列根以影星身分從政，打造了「最好溝通者」之口號，成功入主白宮，是娛樂圈人士從政的最佳示範。

其二，是政客變得娛樂化。一般說法，是自1960年代，甘寃迪參選總統時與娛樂圈過從甚密，以及從借用娛樂圈人士的名氣打造自己名氣開始，政客的「入屋」過程，愈來愈似娛樂圈打造明星的手法。例如克林頓要上位時，儀容打扮說話都有娛界訓練的身影，而且為了能夠深入家庭，他願意出席「師奶」式的清談節目。他的其中一位spin doctor，是來自娛樂界的監製。克林頓成功由肯塔基州的nobody火速上位做總統，成為日後總統選舉的新模式。

大抵要做領袖競選，口號（如奧巴馬的改變change，已是家傳戶曉）固然重要，但是，精準的包裝及計算不可或缺。一本講自己上位之勵志式自傳，一場被打造是值得稱頌的演說，一場在電視上相當眼前一亮的製作，出席什麼場合，甚至去哪一些「師奶」或「麻甩」的電視清談節目，都是一種將自己打造成「明星」的過程。奧巴馬第一次總統選舉操作被譽為是相當有霸氣的操作。事後，不少評論咸稱是社交媒體的勝利，例如善用facebook及twitter等。但當一切勝利聲音沉澱之後，學者提到，對一般家庭及群眾而言，傳統的手法往往亦是致勝的關鍵，即是說，假如奧巴馬獨沽一味地打社交媒體牌，或者迷信互聯網的影響，沒有去Oprah Show讓清談女神Oprah Winfrey加持，沒有Bruce Springsteen唱歌支持以穩住中年人票源，可能最終也不能完勝。

這來到政治娛樂化的原點：究竟政客靠娛樂化的方式上位，對民主社會的發展是好是壞呢？學者Mark Wheller的說法相對中肯（在香港則會被批為沒有立場左搖右擺）。他相信有關娛樂式的操作，可以讓普羅市民多一點關注政治，多一點關注及思考一些社會上備受爭議的議題（如奧巴馬選舉時面對的反恐戰爭或是否支持同性婚姻等），因為這些議題在平時往往被忽略，非要到大型選舉之時，才會被突然喚醒。所以，對一些「長睡不醒」、「我討厭政治」的市民來說，至少每隔四五年想一次，總好過一次也沒有。

社會意見日趨兩極

但對另一些左翼學者而言，這些像口香糖式，或者口水式的政治娛樂化傾向，往往將重大問題，大而化之，化而簡之，甚至簡而不甚了了。他們認為，每四五年一次的選舉，政治領袖理應把握機會，將一些重大的社會政策，透過不同空間來作一次非常深入的討論，讓公民更進一步掌握及了解改革當中面對的關鍵情，然後透過選票作一取捨。但政客把政治娛樂化後，公共空間充斥的只是口號式的Yes or No，或者簡單的Good or Evil，社會政策簡化成是與非、好與壞的選擇，無助達成深度討論及共識，反而讓社會在選舉期間，分成兩極，最後無論任何一方贏出選舉，也不可能形成共識，更遑論要改革了。美國社會意見日趨兩極，與此也有一定關係。

假如2017年香港有特首普選，相信這些西方社會常用的政治娛樂化之做法，必然對香港政客有更深的啟發。只是，當香港社會已經給現在的領導層弄得非常撕裂，劣質的激進暴力開始發酵之時，假如再加多些政客娛樂化的因子，鏡頭前的都是一大堆疑似肢體衝突，到時大家可能會問，爭取民主30多年，到時究竟是選賢能還是選爛蘋果呢？

◆延伸閱讀

Mark Wheeler (2013), Celebrity Politics, London: Polity Press.

John Street (2010), Mass Media, Politics and Democracy (2nd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on.

練乙錚: 貪污有理．二寶一寶．鬥到校門口

貪污在大陸早已成為「舉國體制」，由黨的最高層領導到鄉科級副職以下的非領導辦事員，只要和權力沾點邊的，貪污是 常態。如此與現存政經體制密不可分，貪污行為必有其合理內核。這個合乎黑格爾哲學的論斷，在Journal of Finance & Banking去年的一篇關於越南經濟的實證研究論文裏得到證明【註】。

一、越南經驗與大陸體制理性

越南的貪污嚴重，去年的「透明國際」廉潔龍虎榜上，170個國家或地區當中她排120，得分31，比中國大陸的39分尤甚（台灣61分排38，香港77分 排14，丹麥、芬蘭、紐西蘭90分並列第一）。類似的排名，國際上有好幾個，一般都是在國家層次看總體貪污狀況；微觀的一國之內企業層次貪污研究則比較少 見，上述論文因而甚有看頭。又因為越南的體制與中國大陸大同小異，研究結果對我們特別有啟發。

兩位研究者分別是越南外貿大學的T.T. Nguyan和荷蘭 Erasmus University的M.A. van Dijk。他們利用世銀和越南政府資料，再加上對全越南24個省份裏的133個國有企業和741個私人企業之中的貪污活動的實地調查，經統計分析之後，得 出一些清楚的結論：

一、貪污活動強弱，直接影響所有企業的平均增長速度。這個結果顯示，越南的貪污，沒有起所謂的「潤滑劑」作用，對經濟的總體影響是一個絕對的壞事。

二、 貪污程度愈高，對私人企業增長的負面影響愈大。量度貪污程度有兩個標尺，一是省份內的政府官員貪污發生率，一是個別行業內的貪污╱銷售比。省份之間，個別 省份貪污發生率增加一個標準誤差的話，省內的私人企業賬面價值年增幅平均下降約7%；行業之間，個別行業的貪污╱銷售比增加一個標準誤差的話，省內的私人 企業賬面價值年增幅平均下降約2.5%。

三、貪污程度高低，無論用哪一個標尺量度，對國有企業的增長率都沒有影響。

結論二和三，用「官官相惠」來解釋，已然足夠。政府部門官員與國企之間的貪污，是一種等價利益交換，對國企無損；但對私人企業而言，政府官員的貪腐，卻是一種淨壓榨。

利用上面的結果，我們可以推論，在一個以官僚壟斷國有企業為主導的體制模式裏，貪污對國企而言，是一個競爭優勢，愈嚴重便對國企愈有利、對私企愈有害，最終導致「國進民退」。在這個意義上，貪污對「中國模式」的確立和深化，有實質貢獻。

黑格爾在《權利哲學》一書中有名言：「所有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因為「在歷史發展過程裏，現實的都是必需的」。在中國大陸而言，貪腐存在而成為「舉國體制」內的一種理性，乃是因為它已經發展為八千萬黨員的生活第一需要。

二、夏日的最後玫瑰

愛爾蘭詩人Thomas Moore（1779-1852）曾經寫過一首詩，以夏日的最後一朵玫瑰即將凋零，比喻歲月流逝、友儕一個一個離去，從而表達出人生的一種無奈，語調婉 約、略帶傷感。Moore的朋友John Stevenson為此詩配樂，後編入兩人合作出版的歌曲集Irish Melodies，終至不朽。詩云：

'Tis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Left blooming alone; ╱All her lovely companions╱Are faded and gone; ╱No flower of her kindred, ╱No rosebud is nigh, ╱To reflect back her blushes, ╱Or give sigh for sigh.
I'll not leave thee, thou lone one! ╱To pine on the stem; ╱Since the lovely are sleeping, ╱Go, sleep thou with them. ╱Thus kindly I scatter, ╱Thy leaves o'er the bed, ╱Where thy mates of the garden ╱ Lie scentless and dead.
So soon may I follow, ╱When friendships decay, ╱And from Love's shining circle ╱The gems drop away. ╱When true hearts lie withered, ╱And fond ones are flown, ╱Oh! who would inhabit ╱This bleak world alone?

二十年前，筆者曾經到過愛爾蘭，在當地買了一本小巧精緻的音樂書，保存至今，裏頭就有這首歌。近年有了互聯網，隨時可以在網上找到想聽的樂曲；昨天到YouTube找了一下，覺得Celtic Woman的版本最好： http://m.youtube.com/watch?feature=related&v=h-P15xujxoI。

中國文學裏有沒有類似的對友情的詠嘆作品，筆者不知道，不過記得庾信的《哀江南賦》裏頭，有這麽幾句：「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這裏頭也有傷感，不過多了一份悲壯，而不是婉約。

如此這般想起詩詞歌賦而有點耿耿於懷的原因，是讀了林行止先生本月28日文章〈論政負責當如何 怕亂怎能防害生〉，尤其裏面的幾句：「……文人要為國家而非忠於自己的識見，這樣的轉變，筆者『轉』不過來，自己已過了『迎難而上』的年齡，擱筆不寫也許是眼前的選擇」。

轉眼，在《信報》寫文章，斷斷續續也寫了二十年。當初是因為林先生通過雷鼎鳴君約稿，開了一個頭；後來，林先生竟不嫌筆者下筆粗拙，相邀共事，遂令筆者結下與《信報》不解之緣。

沒有了林先生的《信報》，太過不可想像。到了那個田地，筆者亦豈可久留？是以回想起Moore詩中最後幾句，不勝唏噓。When true hearts lie withered, ╱And fond ones are flown, ╱Oh! who would inhabit ╱This bleak world alone?

不過，筆者認為，林先生萬萬不可、不應從他自己創辦的報紙遽然消失。「林行止專欄」，幾十年來，已經成為香港思想界的一個「地標」；要更貼切地形容，非以 英文裏頭的「institution」那個字不可。日暮途遠，人間何世？世道的確險惡；報界近年受到 的政治壓力，着實不輕（引發先生興擲筆之意的那份「廣告」，署名「一寶」，想或是二寶的頂頭上司）。然而，正因如此，讀者怎能接受文章已經成為「公器」的 林先生一怒而封筆？

三、警方這回的「不反對」

輿論壓力下，「愛字幫」昨天取消了開學日一連五天的「校門鬥」，改為向有關學校遞一封警告信之類的東西云云。這個戰術性退卻，無疑替警方拆除了一個炸彈；那個炸彈，就是它自己替自己製造的那份容許「愛字幫」把政治鬥爭帶到學校門口、學生面前的「集會不反對通知書」。

據警方的聲明，那個準備好的集會，向警方申請的時候，是為了「重新檢討及教導香港教師的道德行為及形象」。表面上，這個集會不是針對教師林慧思，也不是針對她任教的學校。

按理，以這樣的名義召開的集會，應該在維園或充其量在教協、教聯、教育局這幾個機構門口同時或分日舉行。

可是，申請方把集會地點定在一所學校門口，矛頭所指，明顯與集會的名義不匹配，完全沒有道理，充分暴露出申請方那種不惜干擾學生正常上課以達一己政治目的的心態，而警方卻竟然批出「不反對通知書」，乃是嚴重錯誤。

幸好壞事沒有發生，不然，在社會強烈指摘之下，堂堂「一哥」，到頭來可能要向幾百個小學生道歉。

《信報》特約評論員

《氣短集》之五

【註】見Corruption, growth, and governance: Private vs. state-owned firms in Vietnam,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2年11月號，頁2935-2948。這個學術期刊是金融學最高檔刊物之一。免費閱讀連結：
http://www.viet-studies.info/kinhte/Corruption_Growth_Nov2012.pdf

李銘澤﹕回應張志剛

本人本月23日撰文於《明報》，希望喚起巿民對廉署獨立地有效運作的關注，兼提供另一角度去看事件。撰文受到媒體的轉載和報道，個別更要求本人接受查詢及訪問，都給我一一婉拒謝過了。原因是要說的已說。

本月27日《明報》刊登了張志剛先生的撰文回應。本人尊重他的權利和看法。曾經說過不會重複「道歉論」的是與非爭辯，現在亦然。而張先生所述的兩點，「言論自由」及「去政治化」，在大原則上，本人是認同的。但行文所談的內容，本人深覺有地方需要作出事實澄清和分析，綜合有四點，如下：

綜合有四點

（一）法例上廉署只向特首負責。在官僚架構下，特首如有意見，可向正副廉政專員表達及徵詢。特區最高決策機關是「特首會同行政會議」。行政會議成員，對政府或部門政策和工作有意見，可通過行政會議向特首提出！以張先生的行政會議身分，把特有權利及溝通渠道置於一旁，選擇了言論自由去「公開批評」一位由特首委任的主席施祖祥先生，在情在理都有點兒說不過去！本人23日的撰文第2段第1句內所說的「不需要」及「不適合」地把事情政治化，就是基於這背景及理據。

（二）至於張先生提問本人對「去政治化」的要求視之為政治化是否有理據支持，本人不明所以。本人所說的政治化不是指「去政治化」的言論，而是指「道歉論」。是否馮京當了馬涼？

（三）另外張先生說本人「看輕」了施祖祥先生，實在擔當不起！本人與施先生不是私交，只因過去擔當的職位，有幸與他在「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和「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中共事多年；深感他為人忠厚，處事專業和公正，對肅貪倡廉作出了很大貢獻。而對他的貪污投訴言論及闡釋，有莫大共鳴。至於施先生的品格和胸襟，廉署中人亦表敬重。但胸襟廣减人士，並不代表要被他人利用，抽水。

（四）施先生的言論被張先生批評會「拖垮廉署」，是嚴重指控。「拖垮廉署」是否屬於狠批，有沒有過火，有否造成壓力，不難判斷！但張先生回應撰文中迴避了「拖垮廉署」這一環，把焦點轉移了。雖則張先生選擇以個人身分批評，人們不會忽略他是位有分量的尊敬行政會議成員。（就如我用個人名義撰文，也不能避免媒體冠以本人之前的公職身分。）閱歷豐富的施先生當然會處之泰然，但批評是「公開的」，廉署人員的感受又有誰去顧及。有沒有壓力？真實答案在廉署人員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