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3月12日星期二

陶傑: 中國的民族性




中國導演馮小剛先生公開要求,可否拍「文革」題材的電影。馮大導接受採訪,題為「人生能有幾個十八年」,講到拍「一九四二」的經驗,馮大導說:拍這齣戲,令他對中國人「民族性」的認識,得到了昇華:

「過去,我們會把一些苦難歸咎於制度或政黨,但實際上,很多時候是民族性本身的問題。」

許多中國文人很天真,他們認為,「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或者是所謂勤勞、勇敢的,之所以多災難,不是「列強」的侵略,就是皇權暴政。他們認為,中國人的「民族性」沒有問題,認為「民族性」出問題的,是將中國問題「簡單化」,而且「偏激」。

但是,馮小剛不是一個偏激的人,他是中國導演中少有會賺錢的同時,還能啟動大腦思考的人。以馮大導的大陸經歷,其實更早就可以悟到中國人的民族性天生有極大的黑暗面,但是一直忙着發財。中國人如果能讓你發財,民族性當然不錯,但大導人到了中年,終於也明白了,也是一個喜訊。

中國人的「民族」,由八成的農民組成,另外的是士大夫和地主,也演化為後來的「知識份子」和「資本家」。

中國民族的地主,基本上品格本來最好,勤懇持家,世代都是中國小農經濟的創造人。地主自己雖然不太有知識,但尊重知識,也能僱養一些讀書人。中國的士大夫,考科舉,一部份上了位做官,落第的留在原籍,替地主教下一代,本來這樣的制度很和諧。

但是中國的農民是劣質的:愚昧、自私、狹隘,中國政治的兩頭,上帝皇、下農民,其實一路貨色,因為帝皇絕大多數是農民出身,劉邦、朱元璋、洪秀全。中國的農民像孕育他們的黃河:別看他們平時愚魯恭順,但黃河氾濫時,都成巨災。

中國的民族性,問題先出在農民的劣質之上,愚昧和殘暴,是他們的兩面。然後是文人相輕的士大夫身上,他們缺了西方的邏輯教育,只有忠君的愚孝。地主反而最有人情味,也是中國儒家倫理的守護人。但是在馮大導活着的時代,地主像納粹時代的猶太人一樣,整個階級都屠滅淨盡,這就是馮小剛悟到中國民族性之黑暗災難的由來。當整個民族都是垃圾,牠有什麼能力推行民主?「留學」一百多年,學到了什麼?中國人想不通,馮大導想通了,好。

古德明: 查什麼字典?




問:翻譯家思果說,要學英文,查生字應用英英字典,不明白才查英漢字典,先生同意嗎?

答:我的看法不大相同。中國人學英文,只有初級或中級程度者,最好還是看簡明的中文解釋。例如alien一字,中文解作「外星人」,意思一看了然;英文解作a creature that comes from somewhere other than the planet Earth,一沒有中文那樣簡明,二有些字英文程度較低者未必明白,包括creature和planet。

不過,到了中級以上程度,有時看英文解釋,的確比中文傳神。例如demand一字,第二版《朗文當代英漢雙解辭典》的中文解釋是「要求」,但這個今天通用譯法,令人想起的,是客氣的request,未能充分表達demand的意思:ask for firmly and will not be willing to accept a refusal; claim as if by right,即「以強硬態度索取」或「要索」。又如irrespective一字,上述朗文字典的中、英解釋是:「不考慮、不顧及;without regard to。」試以那中文解釋看Everyone may vote, irrespective of sex這一句,「人人都可投票,不考慮/不顧及性別」,有點不知所云;但以那英文解釋看,就很清楚:「人人都可投票,不論(without regard to)性別。」

我認為,香港小學、初中程度學生,宜用英漢字典;高中學生,最好用英漢雙解字典;高中以上程度者,則不妨多用英英字典。有些中小學要學生用英英字典,我絕對不敢苟同。



古德明: 中華正聲 - 現代漢語「解構」


香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支持所謂國民教育,說批評者「焚書坑孺」,一時傳為笑談。但鍾議員以此「孺」當作彼「儒」,沒有甚麼奇怪。畢竟現代漢語人引以為榮的,一是不懂中文,二是懂得一點英文皮毛。

請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副教授沈旭暉一月二十二日發表的鴻文,標題是:「解構馬里悲劇。」非洲國家馬里幾十個平民遭游擊隊槍殺,固然是「悲劇」,但我不知道沈教授怎樣「解構」。

中文「解構」有兩個意思,一見《後漢書》卷十三,光武帝致書擁兵割據的隗囂,願和平相處:「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離間)之言。」另一意思見《淮南子》卷十八,說有些事用禮義不能解決,用虛妄言詞反而可以:「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附會)妄言而反當。」沈教授「解構馬里悲劇」,是不是要牽強附會妄言一番?

當然,沈教授不可能懂得中文。他所謂「解構」,應是英文deconstruct的方塊字寫法。查《牛津高階英漢雙詞典》deconstruct條,現代漢語譯法是「解構分析」。沈教授於是以「解構」取代「分析」,因為「分析」是中文,沒有英文化身的「解構」那麼堂皇。

只是英文其實不會說甚麼A Deconstruction of the Mali Tragedy(解構馬里悲劇),因為deconstruct不是「分析」的意思。這個西方哲學詞語,指「不按既定說法解釋詞章,而由讀者自行解釋」。《牛津高階英漢雙詞典》deconstruction條下的英文注釋很清楚:a theory that states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a text to have one fixed meaning, and emphasizes the role of the reader for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解構馬里悲劇」是假中文,也是假英文。真正英文會說An Analysis of the Mali Tragedy。
大陸人民網有中央黨校經濟學教授潘雲良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日發表的文字:「我們多角度解構經濟、展望未來的時候,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似乎走入最矛盾的情況。」臺灣希伯崙出版社二零一零年出版的一本英文文法書,則以「解構英文文法」作書名。他們絕對不是自認「附會妄言」經濟、英文文法等,只是不屑用中文「分析」、「剖析」等詞而已。

《唐國史補》卷下說,熊執易精通《易》理,在試場裡,「端坐剖析,傾動場中,乃一舉而捷」。晉朝陶潛有《移居》詩說,喜歡「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今天,我們卻只有「端坐解構」、「奇文共分享,疑義同解構」等非馬非驢的下流話。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范克: 還好意思說自己是總編輯?




鄧忍光作為「空降處長」,由前年上任以來一直備受批評,有指他「空降」廣播處處長一事,是為了肅清異見、整頓港台,務求讓香港電台變成官方喉舌。在鄧出任處長一職不足三個月,已經有兩個相當受歡迎的烽煙節目受到整肅,《千禧年代》和《自由風自由PHONE》的兩名主持,周融和吳志森均被告之不獲續約,一度被人質疑當局是否想透過更換節目主持,藉此消除反對政府的聲音。

有問題的事不只一宗,就在去年年尾,就有消息指港台有意腰斬長壽節目《議事論事》。有知情人士透露,鄧在一個會議上,認為《議》的內容與其他新聞節目重叠,希望仿效另一間電視台,推出一個新的訪談節目將之取代。如非港台員工極力反對腰斬這個由一九八六年開始、具有相當背景和歷史的節目,相信香港人都沒有機會欣賞到在今年二月十四日的一集,聽不到愛港力召集人陳淨心以一句「關你嘟事」展露親中愛國愛港的霸氣。

壞消息接二連三傳出,在腰斬傳聞傳出不足半年,鄧又主動開火,炮轟港台兩大受歡迎節目,一責《城市論壇》放置空凳諷刺局長做法不當,二責《頭條新聞》企圖用納粹諷刺中共需要反思,又強調按照《香港電台約章》,自己作為港台總編輯,干預編輯自主是一個毫無根據的指控。

《論壇》主持謝志峰對於鄧的言論,感到委屈,因為吳克儉已非第一次拒絕出席論壇,只能以此表達不滿。而鄧並非不知道擺放空凳毋須任何人士審批,亦無違反任何守則或規定,但竟然因為官員缺席節目飽受批評、感到尷尬,而去批評擺放空凳做法不當,還要檢討守則以防日後再有同類事件發生。到底香港電台是甚麼時候變到好像香港警察一樣,需要顧及主子面色而去辦事?

《頭條》由一九八九年開始播出,節目諷刺時弊的手法,連末代港督彭定康都拍手稱快。雖然在過去引發不少爭議,例如在○一年時,就曾經以「塔利班」諷刺董建華政府未能透過《施政報告》紓解民困,被董建華公開批評製作屬「低級趣味」。《頭條》手法向來出眾,總能引起社會對時事政局發展的關注,當年能以恐怖分子形容特區政府,為何今日不能以納粹德國形容極權中共?更何況納粹方案尚未實現,只是一個構思,何解要馬上將這個念頭,與「不為國際接受」劃上等號?

作為廣播處處長,有香港記者在北京採訪時遇襲,鄧忍光又有否以處長身份代表香港的傳媒向北京表達不滿?作為港台總編輯,在港台記者被北京暴徒襲擊後,又有否公開支持記者的採訪工作,譴責北京行兇的暴徒?連發聲保護前線記者都沒有,只顧高官面子,還真好意思說自己是港台總編輯?人不要臉,實屬可恥!


范克  自由撰稿人

李先知: 鄧 忍 光 拆 解 四 大 指 控 《 頭 條 》 轉 亞 視 水 洗 唔 清

【 明 報 專 訊 】 鄧 忍 光 以 政 務 官 身 分 空 降 香 港 電 台 , 出 任 廣 播 處 長 一 年 多 , 是 非 不 斷 , 最 近 更 遭 內 部 員 工 提 出 四 大 指 控 , 儘 管 鄧 忍 光 逐 一 拆 解 , 嚴 辭 反 駁 , 但 他 一 度 建 議 將 港 台 王 牌 節 目 《 鏗 鏘 集 》 和 《 頭 條 新 聞 》 轉 到 收 視 較 差 的 亞 視 本 港 台 播 放 , 讓 路 給 一 些 新 節 目 在 無 線 播 放 , 令 港 台 員 工 無 法 信 服 , 認 定 此 舉 有 政 治 動 機 , 鄧 忍 光 今 次 可 謂 「 水 洗 都 唔 清 」 。

鄧 忍 光 面 對 的 其 他 指 控 , 相 對 上 較 易 拆 解 。 以 《 城 市 論 壇 》 討 論 反 國 教 科 運 動 時 擺 兩 張 空 椅 , 諷 刺 教 育 局 長 吳 克 儉 和 行 會 成 員 胡 紅 玉 不 出 席 論 壇 , 鄧 忍 光 質 疑 這 做 法 是 否 符 合 港 台 守 則 , 主 持 人 謝 志 峰 及 製 作 團 隊 有 幾 個 不 同 解 釋 , 不 論 這 些 解 釋 是 鄧 忍 光 所 說 的 互 相 矛 盾 、 損 害 港 台 公 信 , 或 是 主 持 人 所 說 的 互 相 補 充 、 對 應 罕 見 爭 議 , 畢 竟 《 城 市 論 壇 》 擺 空 椅 並 非 常 見 做 法 , 如 果 嘉 賓 答 應 了 出 席 臨 時 縮 沙 , 擺 空 椅 尚 情 有 可 原 , 明 知 嘉 賓 沒 答 應 出 席 仍 擺 空 椅 , 便 明 顯 帶 有 政 治 意 涵 , 廣 播 處 長 提 出 疑 問 , 下 屬 縱 使 不 服 , 很 難 說 他 無 權 過 問 或 不 該 過 問 。

同 樣 道 理 , 《 頭 條 新 聞 》 製 作 團 隊 一 度 醞 釀 用 涉 及 希 特 勒 的 元 素 製 作 新 一 輯 節 目 , 鄧 忍 光 發 現 後 大 興 問 罪 之 師 , 要 求 下 屬 交 代 製 作 經 過 , 製 作 團 隊 和 客 席 主 持 不 服 , 認 為 過 去 港 台 管 理 層 從 沒 有 類 似 的 「 思 想 審 查 」 , 有 關 計 劃 只 是 構 思 , 最 終 沒 有 執 行 , 但 鄧 忍 光 認 為 使 用 希 特 勒 來 製 作 節 目 在 全 球 很 多 民 主 國 家 都 是 禁 忌 , 英 國 廣 播 公 司 便 曾 為 犯 此 錯 誤 公 開 道 歉 , 他 身 為 港 台 的 總 編 輯 , 有 權 了 解 為 何 這 個 構 思 可 以 通 過 層 層 審 批 , 到 最 後 關 頭 才 被 阻 截 , 並 非 要 秋 後 算 帳 。 這 件 事 兩 邊 各 執 一 詞 , 外 界 驟 看 難 論 對 錯 , 員 方 輸 蝕 的 是 希 特 勒 確 實 不 是 搞 笑 的 好 主 意 , 最 終 他 們 也 用 了 西 遊 記 , 用 這 件 事 來 攻 擊 鄧 忍 光 不 易 成 功 。

至 於 資 深 港 台 人 施 永 遠 署 任 助 理 廣 播 處 長 近 一 年 仍 無 法 坐 正 , 員 方 質 疑 是 因 為 施 永 遠 拒 絕 執 行 鄧 忍 光 要 求 的 政 治 任 務 , 鄧 忍 光 高 調 反 駁 , 指 他 自 己 都 沒 收 過 政 治 任 務 , 何 來 政 治 任 務 給 施 ? 鄧 又 說 任 何 公 務 員 若 不 服 升 遷 決 定 , 可 以 按 機 制 向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上 訴 。 施 永 遠 不 願 多 談 自 己 仕 途 , 但 通 過 罕 見 的 方 式 向 鄧 還 擊 , 昨 早 出 席 了 商 業 電 台 節 目 , 向 全 世 界 指 出 , 現 時 是 自 己 入 港 台 以 來 感 到 壓 力 最 大 的 時 候 。 施 永 遠 這 一 記 重 拳 , 將 鄧 忍 光 逼 進 了 牆 角 , 外 界 雖 不 知 誰 對 誰 錯 , 但 肯 定 會 認 為 港 台 的 管 理 出 了 問 題 , 以 致 管 理 層 公 開 決 裂 。

在 四 大 指 控 中 , 對 鄧 殺 傷 力 最 大 的 , 其 實 是 他 在 高 層 會 議 上 建 議 將 《 鏗 鏘 集 》 和 《 頭 條 新 聞 》 轉 到 亞 視 播 , 騰 出 優 質 時 段 給 新 節 目 , 《 鏗 鏘 集 》 是 港 台 王 牌 節 目 , 叫 好 又 叫 座 , 員 方 說 過 去 從 來 不 會 放 在 亞 視 , 《 頭 條 新 聞 》 也 是 王 牌 節 目 , 而 且 備 受 爭 議 , 左 派 欲 除 之 而 後 快 , 過 去 大 部 分 放 無 , 只 小 量 放 亞 視 , 調 《 頭 條 》 去 亞 視 極 容 易 令 人 聯 想 是 為 了 閹 割 這 個 左 派 痛 恨 的 政 治 諷 刺 節 目 , 而 事 件 曝 光 後 鄧 和 管 理 層 作 出 的 否 認 帶 有 強 烈 的 技 術 性 , 只 否 認 有 意 把 《 頭 條 》 永 久 放 亞 視 播 , 沒 有 否 認 想 把 原 本 排 了 期 在 無 播 的 《 頭 條 》 移 師 亞 視 播 一 段 時 間 。 港 台 中 人 認 為 , 製 作 團 隊 已 反 覆 向 處 長 解 釋 , 沒 有 廣 播 機 構 會 將 自 己 的 王 牌 節 目 放 在 收 視 極 弱 的 頻 道 , 改 將 新 節 目 放 在 收 視 最 高 的 頻 道 和 時 段 , 但 處 長 「 講 極 都 唔 明 」 , 如 果 說 他 沒 有 政 治 動 機 , 唯 一 解 釋 就 是 他 完 全 不 懂 傳 媒 運 作 但 堅 持 外 行 領 導 內 行 。



紀曉風:高層電郵證鄧忍光講大話 欺壓港台三宗罪欲蓋彌彰

老紀上周披露署理助理廣播處長施永遠,被處長鄧忍光要求「孭啲政治任務」,又揭出鄧忍光曾批評《城市論壇》放空凳事件令官員尷尬,以及要求下屬交代 構思新一輯《頭條新聞》的「思想過程」。面對三宗罪指控,鄧忍光昨天到立法會解畫,先指公務員毋須承擔政治任務,又指公務員應保持中立,但左說右說,根本 從無否認自己要求施永遠「孭啲政治任務」。

但更嚴重的事在後頭,對於《城市論壇》空凳事件,鄧忍光先在立法會向議員,以及在傳媒直播鏡頭下 向全港市民指缺席論壇的官員是否尷尬,不是考慮點,但有消息人士向老紀提供一份鄧忍光於去年9月6日,即節目播出後四日發出的電郵,當中直指「不管我們有 否嘗試令缺席者尷尬-而我認為我們是公共廣播機構,應該避免。」這點更放在文件首要位置,態度相當重視,和鄧忍光所說明顯不合。

事實上,鄧忍光昨天不論在議事堂上,還是鎂光燈下,大玩語言「偽術」,例如忠告被要求做政治任務的公務員向「上司」舉報,殊不知他正是全港台最高的「上司」;更有員工揭發被鄧忍光狠批的節目構思,向鄧匯報時他並無特別反應,更無不滿之意。

消 息人士指,有關電郵於去年9月6日17:46分由鄧忍光發出,所有首長級管理人員、總監級人員都收到,「當時處長在電郵中提出放空凳的理由,其實 當中一個說法是『whether we are trying to embarrass the absentees -which I suppose we will, as a PSB, avoid,』(不管我們有否嘗試令缺席者尷尬,而我認為我們作為公共廣播機,應該避免。),整件事所謂『自相矛盾』根本不是重點。」消息人士還指,電郵 發出後,有高層回覆指做新聞節目,不應擔心對象尷尬,「因為所有新聞都有可能令主角尷尬,如果係咁乜都唔駛做!」但鄧忍光沒有回覆。

老紀看 過電郵原本,發現避免令缺席者尷尬的說法,放在鄧忍光整個說法的(a)段,可見他對這理由的重視。就這封電郵的存在,老紀亦向署理助理廣播處長施永遠求 證,他指自己也看過這封電郵,「處長列咗啲原因,大約幾個,估計同事為何要放空凳,其中一條的字眼大約是這樣。」他亦記得有同事回應指做新聞性節目不應顧 慮官員感受,而處長並沒有回應。

如事件屬實,和鄧忍光昨天兩度對事件「解畫」,明顯不同。鄧忍光在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上指: 「其實由頭到尾,根本就無人認為那個自己唔肯出席既人士尷尬,係一個重要既考慮點,從來都唔係,那一個編輯會議和節目會議最重要的重點,係個(製作)團隊 同個委員會解釋時,在一個很短時間之內,先後提出三個完全唔同、自相矛盾的解說方法。」其後他接受傳媒採訪時,亦重申以上說法。

鄧忍光所指 的「三大矛盾」,是指製作人員指放置「空櫈」完全符合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守則》有關條文的前設條件,但鄧指《守則》中關於放置「空櫈」無任何前設條件,守 則講明要盡量避免放「空櫈」;第二是指當日受邀嘉賓無明確表示拒絕出席,但鄧指有其他同事稱收過兩名嘉賓,即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及「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 員會」主席胡紅玉的拒絕電郵。分歧重點是,如果二人明確表示拒絕出席,根據《守則》,如目標受訪者拒絕就關乎公眾利益的事項接受訪問,製作人員應作出類似 「我們曾邀請某先生(或女士)參與本節目,但遭拒絕。」的聲明,如知道對方拒絕的理由也應一併說明。而第三個說法則是如果不放兩張空櫈,中途收看節目的觀 眾不會知道港台曾邀請過他們,會怪責港台。

該集《城市論壇》監製謝志峰向老紀表示,鄧忍光所說的「三大矛盾」根本不能說服別人,是「無事好 講,就捉人拉褲鍊」式指控。他指,《守則》是指「通常」(generally)盡量避免放空凳,「我做《城市論壇》八年,從來無放過,今次放已不是『通 常』。」他解釋,認為吳克儉在政治體制上有回應的角色,他決定放空凳本意不是令吳克儉和胡紅玉尷尬:「如果他是出席重要會議,甚至向胡主席匯報,出席不了 論壇,那他都不應會感到尷尬吧!」至於拒絕邀請,他指吳克儉的新聞秘書口頭上拒絕出席,但其後節目製作人員向局長新聞秘書及新聞主任發電郵,重申局長何時 上台都可以,「在我立場,我的邀請依然有效。」謝志峰也證實老紀所看到的「尷尬電郵」存在,他又奇怪事件至今鄧忍光從無直接向他查詢事件,他一直只是和施 永遠「閒談」間談及事件。

然而,不只尷尬說法和「三大矛盾」,鄧忍光說不出所以然,事實上,昨天他回應納粹創作和要求施永遠承擔政治任務一 說時,也是漏洞頻生,越描越黑。鄧忍光昨天回應《頭條新聞》團隊曾考慮以《希特拉最後的十二夜》(Downfall)中,希特拉責備高級將領一幕為藍本, 套入本港時事節目一事。鄧忍光指,有關概念明顯有高度爭議性,「在國際社會完全不接受」,因為這樣等同指控某人或機關是滅絕人性,又指委員會要求製作團隊 反思,最後團隊自主決定改用西遊記角色。但《頭條新聞》監製廖慧玲指,她在節目委員會介紹創作時,處長表現冷靜,而且沒有特別反對,事後她在報章才知悉處 長「震驚」。而且,製作團隊是在會議翌日後改變題作為西遊記,和節目會議的批評無關。

而鄧忍光指社會不接受納粹的說法,也明顯偷換概念。國 際上不能接受的是宣揚納粹主義,或否認納粹暴行,涉及納粹德國、希特拉題材的電影一直存在,莫說以上所說《希特拉最後的十二夜》,老紀甚至找到到一部 2009年由昆頓塔倫天奴執導的《希魔撞正殺人狂》(Inglourious Baterds)是康城影展的參賽作品。事實上,《希特拉最後的十二夜》中希特拉大罵高級將領一幕,已是網絡社會二次創作最佳題材,有網民以此配上字幕, 製成「希特拉都取消唔到有線合約」一片,在Youtube中錄得近54萬點擊率。所以,港台工會經常質疑「AO處長」不明傳媒生態,看來指控並非無的放 矢。

回應空凳事件,鄧忍光疑似講大話;回應納粹創作,他又突顯自己對影視文化的膚淺;至於回應「政治任務」指控,更是盡顯其語言「偽」術。 不論立法會議員和記者,昨天多番追問鄧忍光有否要求施永遠「孭啲政治任務」,鄧忍光先後回應:「任何公務員的評核,都是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任何公務 員都唔會需要承擔政治責任。」、「所有公務員要堅守政治中立原則,在《公務員守則》是有一個非常清楚的陳述。」首先,政治任務和政治中立是兩種不同概 念,2007年政府發表《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報告書》時,也承認在政治委任制度之下,資深公務員其實亦要協助主要官員處理某些政治工作。

而 「政治中立」則是指《公務員守則》中,要求公務員不論本身的政治信念為何,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並須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所以,簡單說, 鄧忍光只是肯定公務員理論上毋須承擔政治責任和保持中立,但沒有說不應執行政治任務。事實上,施永遠昨天回應有線新聞時,也只指自己「從來未從未執行過政 治任務」,沒有否認鄧忍光曾給予政治任務。

鄧忍光在解釋中又重申:「香港電台是擁有編輯自主,無論是政策局局長,或是電台顧問委員會都不可 作出任何干預。」但根據港台架構,身為廣播處長的他是港台總編輯,所以即使他出手作政治干預,依然符合他口中的「編輯自主」。最後也最有趣,鄧忍光指「現 在任何公務員如果他是覺得自己有人委派他去做政治任務,其實他可以向部門上司,又或政策局的常任秘書長,去作出投訴。」被指要求執行政治任務的施永遠,是 署理助理處長級,他的上司是副處長(節目)的戴健文,而戴健文的上司就是鄧忍光,鄧忍光著施永遠向「上司」報告處長要求他「孭」政治任務,不就是向鄧忍光 的下屬報告?

Tam Daniel: 是逼不得已的最後一步,還是改變未來的起點?——淺論佔領中環




日前何俊仁接受香港獨立媒體網的民間記者訪問,旋即被《蘋果日報》跟進,刊於頭版,一場形勢初步討論變成了全城火熱的政治新聞。佔領中環的建議,正式加入了「溫和泛民」這一塊,且相信也快將進入實際操作階段。筆者只是社會運動的外緣參與者,但也希望發表一些想法,算是趁早潑潑冷水,更希望拋磚引玉。下面幾個段落,觀點粗糙,次序未必井然,還望見諒。

(一)公投還是佔領?哪個才是重點?

佔領中環的討論起點,是戴耀廷於1月16日於《信報》發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文。其原意是以他較保守的學者身分,提出公民抗命的概念,刺激社會辯論爭取普選的抗爭策略。其後梁國雄提出「公投論」,何俊仁亦進一步演化公投的說法(清楚地加入了電子投票平台公投這些想法)。一時之間,佔領中環似乎已慢慢變為一旦公投無效的最後一步。

然而,正如馬嶽於2009年8月11日〈「總辭公投」泛民可以贏什麼?〉一文指出,公投其實目的是說明甚麼?「想證明香港市民支持民主派?證明市民支持2012雙普選?……民意從來清楚不含糊,不需要再多一次選舉來證明。」筆者理解馬嶽反對五區公投運動的立場,是緣於他(和其他溫和泛民路線的學者)發表該文之時,仍處於希望能與中央溝通、梳解政改死結的階段。今天若有人再問馬嶽相同問題,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但他的說法也的確是個有效質疑︰公投是為了證明民意,還是為了鼓動巿民投入普選運動?如果是前者,會否如馬嶽所言,多此一舉,讓泛民「陷於不勝之地」?如果是後者,我難免質疑成效。2010年的五區公投運動,在建制派缺席、民主黨冷待下,得票五十餘萬,其實已經相當可取。但若論巿民參與,莫說只負責投票的巿民,就連民間團體與社運圈的朋友,實際參與動員的朋友還是偏少。

筆者欣賞五區公投的志氣,也並非特別反對何俊仁的公投論,因為公投可以把反對派陣營的政治宣言,透過選舉的郵遞系統,寄送到幾百萬選民家中,再加上媒體追訪,讓討論升溫;同時也能為佔領中環的行動鋪墊氣氛、爭取時間。可是,公投不但可能會輸——輸了就要願賭服輸——,更可能將「佔領中環」的社會運動意味稀釋,變成「民主黨與激進泛民重修舊好」的melodrama,令前線經驗豐富的公民社會與社運團體望而卻步或無法投入,變相是擾亂了佔領中環的部署。

更複雜的悖論是︰若公投還擺盪於中央政改方案與反對派政改方案之間,其實是向「佔領中環」的進取行動主張拖後腿,把它拉回保守的議會路線;若公投強調授權往後的佔領行動,則可能有相當風險,拖低選票。日前的區議會田心補選,選民不單沒有因為劉江華加官進爵而懲罰建制派,反而潘國山更上層樓,以2432票當選,比劉江華2011年的1612票增加逾50%,再次說明建制派在培殖選票方面,進展一日千里。過去「投票率越高、泛民勝選機會越大」的情況,如今已不復見,「六四黃金比率」也可能不再適用。建制派若敢於公投接戰,很可能是成足在胸的反映,泛民決不可輕敵。

話說回頭,筆者認為,討論焦點不必是公投、甚至不應是公投——戴耀廷教授以一屆書生站出來,承受如此壓力,原意是指出行動需要升級。五區公投未竟全功,七一遊行辦了十多年,特首換過兩個,香港還是一樣,中央甚至比過去更放肆,進一步破壞法治、踐踏新聞自由︰我們唯有把行動形式的尖銳性全面提高,才能有些微機會爭取中央與梁振英政府讓步。因此,關鍵仍舊是佔領形式與整套談判策略。沒有佔領,何來談判?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檢控粗暴至極、無日無之的今天,社會行動才是充權的實體,而佔領中環其實是直指核心——讓所有人都成為政治犯,為這個腐敗的政制付出代價。若佔領運動真的能夠發生,當中為參與者帶來的經驗與視野,較諸七一遊行,可謂次元上的提升,必將為將來香港的民主運動注入關鍵動力。本來只有數百人、且不斷被邊緣化的社運行動小眾,一下躍升為動輒上萬的群眾,勢必震撼北京。是故,將公投置於佔領中環之先,筆者以為是本末倒置。我們追求的是普選民意的數值標示,還是一場為參與者充權、改變香港未來的社會運動?答案當然不是非即此彼,但釐清目標、整理優次、規劃期望、吸納更有能量的觀點,實在是當前急務。

(二)佔領中環運動目前欠缺了甚麼?

由戴君發表文章起,已有不少民主派的意見領袖響應戴君的建議。陳健民、朱耀明、陳日君,乃至昔日英殖政府的首席華人買辦、七十二歲的李鵬飛兄也表示支持。除了獨立媒體網外,「星期日明報」及《蘋果日報》均有新的訪問不斷跟進,蘊釀形勢。得到這些朋友支持,募款或媒體輿論方面,相信不成問題。但這足夠嗎?非常尷尬的是︰現在最積極發聲的朋友,似乎都是社會精英為主,他們當中並無太多社會運動的經驗。而且,包括戴耀廷以至何俊仁在內,都強調自己是配角,是參與者,配合大家。那麼誰是「大家」,誰來動員群眾?

我們必須明白,香港的政黨政治雖然較前成熟,但在政治動員的力量方面,泛民主派仍是毫無寸進。觀照現時幾個反對派陣營︰人民力量崇尚網路集結與個人崇拜,且以批鬥民主黨為選舉主題,成立兩年樹敵無數,可謂公民社會敬而遠之的outcast。社民連成立於2006年,本來已是左翼小眾,經分裂後更元氣大傷,區議會選戰遭建制派連根拔起,公職人員只餘梁國雄一人。公民黨在反對廿三條一役起家,以明星律師為骨幹,中產公民價值為理念,定位相對精英,亦無意花太多力氣經營地區或連繫坊眾。而民主派大老民主黨,現在還有46個區議會議席,但礙於政治現實,加上其保守作風,多年來一直將其地區工作去政治化,主力從事社區服務,其街坊選民只是服務對象,而非政治立場連結的同行者。綜觀之,幾個主要泛民政黨唯一有能力動員的社會行動參與者,可能只是它的黨員,就算全部加起來也只有千餘人,所以常常出現「示威即示弱」的嘲諷。

回望過去十年,社會運動近乎完全擺脫議會政治,由相對零星的規模,慢慢成為浪潮,基本上是靠民間團體的堅持與進步青年的熱情勉力支撐。2004年夏天,香港獨立媒體網成立,公民社會從此開展出互動、自主、基進的資訊平台。民間評論人的博客,與後來大行其道的面書平台,更進一步令這種積極參與社會事件的氣氛彼此感染。反世貿抗議(2005)、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保留運動(2007-2008)、菜園村保留運動及反高鐵運動(2009-2010),乃至去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已一再顯示出,改變社會的動力,並不是來議會與泛民。

以反高鐵運動為例,其抗爭不但曠日持久,動員廣泛,最重要的是其表達形式層次豐富,既有踏實的資料分析,又開拓出抗爭的文化維度,將香港人對政商專權的厭惡、對都巿過度發展的擔憂與感傷、對自主社區與民主社會的理想追求,編合到一場又一場社會運動中。「守護人的家園,維繫人的社區」不是高談的口號,更是參與者的點滴實踐;是以更多年青人不斷加入,中產巿民覺醒並自發參與,甚至部分主流媒體的記者編輯亦被感染,與社運界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雖然高鐵撥款遭強行通過、菜園村無奈被拆,但人心已被改變,不少青年人更蠢蠢欲動,枕戈待旦,等待下一道戰線來臨。如此成績,是今天幾個走下坡的政黨無法想像,也難以企及的高度。

因此,直至目前為止,「佔領中環」討論無法引來這群社會運動常客的參與,並非偶然,而是正正顯示出它的關鍵缺乏。「雙普選」與「廢除功能組別」固然是各路英雄的最大公因數,但普選是為了甚麼?筆者相信不是個別的政改方案可以說明。正如較具批判意識的左翼聲音一直質疑,普選不但不是萬靈丹,它甚至可以是消耗戰,拖垮公民社會,並無可避免地把重要的民生議題(例如爭取全民退休保障)遮蔽。普選能否平抑通脹,解決蟻民居住困境?普選能否改變公用事業借壟斷瘋狂加價、不務正業秘撈地產的現況?普選能否令長者老有所養,令青年求學的負債減輕?普選的意義並非不證自明,在在需要翻譯;台灣與美國的兩黨輪替,更常被譏諷為爛橙與爛蘋果之間的選擇,可見普選制度只是民主社會的其中一環。

是故,我們需要有比「雙普選」更有力量的論述,去說明民主與民生的關係,去說明求同存異的理念所繫,去填充普選或民主社會的內涵,去黏合政見相異的朋友、在不同崗位努力的公民社會,特別是從過去數年的社會運動中一路走來的政治青年。目前公民社會的氣氛有點各行其是的狀態,各個小陣營有各自關注的議題,百花齊放,但無意匯聚。佔領中環運動能否提供這樣的契機,匯聚議會與社運力量,再上征途?對有心人來說,這是非常關鍵的大難題。

(三)佔領中環在執行上應考慮甚麼?

佔領中環是一場提升抗爭形式的戰爭。因此,最重要的對手,不是梁振英與建制派的抹黑與打壓,而是整個有如流水運轉、生生不息的意識型態引擎——逼車上班、逼車下班、回家、睡覺,週末週日閒暇稍休,週一回氣再上,再逼車上班,等待月尾微薄的薪資,儲蓄或分配家用,交租或供樓,偶然幻想可以升職或中六合彩。對民主的熱心,能否戰勝生活的困難?對公義的承擔,能否足以讓人無懼檢控?

戴耀廷提出過兩個觀點︰一是deliberation day(商議日),嘗試提出事前組織的民主規劃,二是莊嚴宣誓,為自己的行動負責,為公民抗命鄭重背書,以道德感召人心。筆者十分認同計劃周詳的重要,但相信道德感召的演繹,多位中年民主派人士必可勝任,反而現場變化的預計及政治分析則困難許多。最新的訪問中,戴耀廷想像的商議日主要是討論政改方案,而不是商議行動形式。在此我嘗試補充幾個建議︰

一.遊說民間人權陣線加入,並取消七一遊行,也就是說,不設「最低消費」,讓「佔領中環」或「支援佔領中環」成為支持民主運動的巿民於2014年7月1日之僅有選擇。

二.政治檢控固然是代價,但未必比工作壓力沉重。追求民主的朋友,也要搵食,供樓交租,亦不想因行動而遭上司或同事譴責,所以整個計劃要能容許他們事先安排生活日程,乃至調動假期。是故,如果要讓普通巿民參與,而不止於大學生、政黨支持者或NGO職員,就必須清楚設計行動的 end point與 substantial dynamics ——要發展一個簡單的、全盤的談判方案。

比如說,三天佔領,自首,然後如何?甚麼時候檢討、商議、再行動?參與者無須詳細計劃下一輪行動,但至少需要整理出清晰的政治目標,去勾勒不同選擇的輪廓與時機。若到時才討論是否繼續「留下」云云,群眾就會各執一詞,然後慢慢潰散,留下者則再竭三衰。參與者不應奢想可以按時段「當值」,像反對國民教育集會一樣自由進出。以梁振英及曾偉雄的強硬作風,也可能一開始就包圍。足夠食物與流動廁所必須備妥。

三.以律政部門的資源,政治檢控大概最多只集中在數百人身上,不一定要求所有參與者主動投案。始終會有朋友不希望主動透露自己的資料,成為警方此後的黑名單(例如被監聽電話)。全部人投案是無謂犧牲,並無必要。是否主動投案宜以參與者自願性為依歸,不願主動投案也應有資格參與宣誓(承諾行動及不拒捕便可以宣誓),但是否主動投案宜早於行動決定。

四.行動形式細節以商議日形式作正式討論及確認,乃不能或缺的民主程序。因此,不單單要討論政改民間共識(例如「特首選舉不設預選或提名委員會」與「2016立法會廢除功能組別」),更應去蕪存菁,整理出政治形勢的通盤分析,令行動形式的討論更易把握。

五.北京政府以極權治國六十多年,殘害忠良無數,絕非善類。現實點看,佔領中環很可能沒有「實質」成果。因此,參與者需要有心理準備,和平理性的萬人佔領後,政府仍舊無動於衷,令大家需要面對抗爭應否升級的判斷,以增加政府管治成本。例如罷課罷工,例如佔領行動不一定要在中環馬路,更可以是地鐵站甚或海底隧道、機場等交通樞紐。這些自然也是政治形勢的通盤分析的一部分。

(四)外一章︰香港只有人,沒有希望

筆者雖是社民連會員,但也只是「葉公好龍」的閒人,過去只曾偶爾幫忙民間出版的編輯工作,也不常參與社會行動。我既不特別憧憬普選的功能,也不覺得北京政府會讓步。八九民運過後,高速流動的資本與貪腐的極權無媒苟合,慢慢侵蝕中國,夷平社區,鞏固特權者的利益。中國汲取蘇聯瓦解的教訓,以開放貿易及私有化國有資源,打造經濟某程度的成功,不但為統治者提供緩衝,將民主化一直延後,更讓特權分子從中抽水,令政治精英利益集團的實力大增。而且,中國之經濟規模再往下走,足與美國比肩,變成了 too big to fail 的大怪獸。「中國必有變局」,只是中港台人民的願望。理性看,北京不會讓步,無須讓步。

跟大部分港人一樣,我只冀求生活安穩,有空與老友打麻雀、看電影、踢衛生波。我擔心的不是假普選,而是租金與通脹;倒數的不是六四七一,而是租約到期、業主宣布加租幅度的日子。但政治最可厭的地方是,你不找它,它終會找上門來。能否逃避,應否逃避,即使寫完這樣的文章,我仍舊沒有計較。

感謝戴耀廷良善的立意,帶動我們討論香港未來。香港只有人,沒有希望。又或者說,香港只要有人,不怕沒有希望。政治是人的關係,政治行動是同路人同情共感,一起編寫理想社會內容的集體行動。佔領中環,未必是最後一步。正正相反,它可以是改變的起點。
 

盧峯: 以「佔領中環」打破民主困局

在香港推動民主發展,爭取真普選真是不容易的事,真是惱人的事。意見紛紜,爭論不休固然消耗大量心血心力,北京及她的同路人不斷「出茅招」,不斷設置新關卡,不斷搞小動作更令政制發展多年來停滯不前,更令社會內耗空轉越來越嚴重。現在到了落實雙普選的重要時刻,北京領導層及建制派又橫生枝節,要在市民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前來一場「預選」,讓權貴及受北京操控的人先篩走不合意的候選人,令市民失去真正的選擇權,令普選失卻體現人民意願的作用。像這樣的所謂「普選」還有甚麼意義呢?

應該看到,在北京的大力阻攔,強力操控下,香港民主運動走了大量的冤枉路,甚至可說是長期在原地兜兜轉轉,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已有明確共識希望立法局能盡快引入直選議席,好讓議會及政制盡快適應政治變遷,好讓市民開始積累經驗。但在北京強力施壓包括指令駐港最高官員一再發出威嚇及港英政府暗中配合下,立法局要到九一年才正式引入直選議席,而且議席數目不到三分一,不足以對政府及政治發展造成根本性的影響。

九二年港督彭定康推動政改,引入新九組變相增加議會民主成份,讓三百萬選民有投兩票的機會。只是,北京堅決不肯讓香港加快民主發展,堅決要香港政制像蝸牛般前進,寧願拆毀立法局直通車,不讓議會及議員順利過渡。結果出現了臨時立法會這樣的怪胎,令香港的民主發展受到重大打擊。

到○三年特首董建華及他的政府施政無能無方,弄的天怒人怨,超過五十萬名市民走上街頭爭取民主,要求盡快落實特首及立法會雙普選。一時間,香港的政治發展有希望從停滯中走出來。可惜,北京再次出手,悍然透過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否決○七○八年實行雙普選,否決港人的民主訴求,令政制像被急凍那樣僵立不動。還好,市民沒有放棄,沒有灰心,繼續用各種方法清晰表達對民主的期望,繼續走上街頭爭取民主。到最後,北京在避無可避下終於定出普選時間表,同意在二○一七年進行普選特首及在二○二○年讓立法會有全面普選。

就在政制真的有希望朝真正的民主進發之際,就在即將朝雙普選邁出最重要一步的時候,北京領導層看來又想拿騙人的把戲推遲普選,甚至想透過預選機制閹割普選,推翻自己在《基本法》許下的莊嚴承諾。這樣的發展當然令人不安,當然令人憤怒及難過;但是,民主從來不是上天掉下來的,民主也不能靠當權者恩賜,民主從來要靠人民一分一毫一點一滴爭取。為了應對北京領導層及一些建制派人士反口覆舌,為了保住我們的民主夢,為了讓香港的民主政制在困難中繼續向前走,我們不但需要清晰的論述,我們不但需要積極批判北京官員及建制派人士的謬論,我們更需要積極、有力的直接行動,例如像「佔領中環」這樣的大規模非暴力抗爭行動。行動的步驟、細節及詳情當然需要進一步討論,行動如何爭取公眾認同及支持同樣不可或缺。重要的是這個香港前所未有的非暴力抗爭行動可以令北京以及國際社會清楚知道港人爭取民主的決心,可以清楚展示我們對民主的堅持,從而形成強大的道德感染力及壓力,迫使北京領導層及建制派不得不兌現雙普選承諾。○三年五十萬人上街成功推倒二十三條,去年九月十多萬人包圍政總打退了洗腦教育。此時此刻香港需要「佔領中環」行動來圓我們的民主夢。

馬嶽﹕不要借下一代來過橋




曾俊華提出了相當保守和保守主義的財政預算案後,主打的論述是如果大灑金錢,下一代會「承受苦果」,謹慎理財是對下一代負責的做法云云。

這表面看來好像很合理,符合香港人一直相信的謹慎理財哲學。但我不禁問:那麼,這一代呢?這一代人的問題,你都解決了嗎?司長?

這一代人的問題 都解決了嗎?

如果一個政府長年入不敷支,仍然不事開源節流,年復一年的大灑金錢,或者以大量發債或印鈔票來應付開支,那的確是可能禍延下一代。但是我們的政府坐擁世上罕有的巨額儲備,在低稅率下近幾年都有數百億的財政盈餘,卻坐視這代人的各項社會問題而不解決,然後面對各方責難時,推「下一代」出來作擋箭牌,這是負責任的行為嗎?

這一代的長者的生活問題、壯年人的在職貧窮問題、年輕人的出路問題、學童的各類教育問題,政府有動用足夠資源去嘗試解決嗎?近年很多民間要求的各項社會投資,包括增加公營醫療資源、減少環境污染、投放更多教育資源、解決跨代貧窮等,都需要投入更多財政資源解決。這一代的問題的積壓,正正最影響下一代成長時,香港的競爭力和生活環境。這一代人坐擁巨款而不用,不作長遠社會投資,是對下一代最不負責任的行為。

曾俊華近幾年面對每年數百億盈餘,為了把盈餘花掉,寧願「東找西找」一些零碎的措施把錢花掉,而逃避長遠的政策承擔。這裏減減電費、那邊減減差餉、成立一些基金、注資某個活動,偶爾受了壓力派6000元,不經不覺又把幾年來過千億的盈餘用光了。這樣是最為下一代負責任的做法嗎?如果曾俊華當財政司長直到2017年,我們就可能白白浪費了10多年可為未來作投資的時光和金錢了。將來縱使2030年財政儲備有2萬億,也不見得下一代會有好的生活了。

教育資源夠了嗎?

如果說要為下一代覑想,最直接的便應該是用這巨額盈餘投資教育了。我們花在下一代的教育上的資源,夠了嗎?我們的大專教育學額比例停留在18%達10多年了,大量副學士債台高築而無法繼續升讀學位課程,為什麼不資助更多大學學位?教育界要求推行小班教育多年,政府由曾蔭權2007年選特首「走數」走到今天梁振英,為什麼不增加資源推行?各類有學習障礙的學童支援不足,基層兒童往往在課外活動及其他方面容易吃虧,可不可以更全方位的支援?

政府這種隨意找零碎措施將錢花掉的做法,最佳例子莫過於用4億多公帑資助一些「尖子」,到西方「名校」留學,然後回來教兩年書了。這樣「壞腦」的建議,真的不知是誰想出來的。建議背後滿是迷思,信手拈來便有以下各項:

(1)「尖子」比「非尖子」更值得資助;

(2)往名校念書的,比往「非名校」的更值得資助;

(3)在名校念書回來的,就必然是好的老師;

(4)當老師是最有效保證「尖子」學生有效回饋社會的方式……

以上各項假設,均甚有可議之處。最大的質疑,是這政策的目的究竟是資助本港學生升學,還是師資培訓?如果是資助升學,不少真正尖子,是可以拿到獎學金的,並不是最需要資助的學子。如果是資助升學,香港每年都有很多有志為學的青年,希望到外國念博士而為經費躊躇,每人資助約100萬,我相信夠把博士念完了。4億多元可以令大約500個本地大學畢業成績較佳者念成博士歸來。資助前要他們簽約回港後服務幾年,我相信大多會肯,豈不更加合算?

如果說要培訓師資,4億多公帑可以為香港教育做什麼,張銳輝老師已經計算得很清楚了。用來資助20個尖子教兩年書,成本不是太貴了點嗎?而且沒法保證這些人回流時一定有興趣教書,只為「還債」而教兩年書也無法保證質素。

吳克儉說由於未來要發展15年免費教育,所以要及早投放資源。這真是令人笑掉了下巴,良久托不上來。如果目的是培訓教師,為什麼不直接把錢放在幼師培訓呢?教小孩子最重要是耐心、愛和技巧,花大量公帑資助學生讀完牛津哈佛回來教幼稚園,算是什麼教育政策?

放過下一代,好不好?

特區政府的管治,要害在於缺乏長遠理念和視野,不敢作長遠政策承擔,但求每年「睇住盤數」,結果在多年財政充盈下,白白錯失紓緩社會深層矛盾和為社會作長遠投資的良機。拜託,你們沒有承擔和長遠視野,年復一年的因循苟且也還罷了,不要拿下一代來「過橋」了,放過我們的下一代,好不好?

吳志森: 梁振英是隻被嚇死的鵪鶉




香港記者在內地採訪,被阻撓、推撞、誣衊、毆打、拘留,甚至檢控,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有香港電視台記者,到四川採訪譚作人案,公安闖入酒店房間,以涉嫌藏毒為藉口,搜查了幾小時,直至案件審訊完畢才放人,與非法禁錮無異。還有香港記者新疆採訪,被公安強制留置,手被索帶反綁身後,跪在街頭等候發落。

今次四家香港電子傳媒記者被圍毆,引起港人公憤,是因為發生在天子腳下的北京,是因為有鏡頭拍攝到整個過程,是因為有電視、互聯網無間斷不停播出,是因為有社交網站無限量轉發。稍有良知的人,都不能視而不見,對這種野蠻行為發出最強烈的譴責。

打記者的,是臭名昭著的所謂國保,即「國內安全保衞」,屬公安系統。國保是維穩體制下的畸形產物,針對敏感的政治人物和事件,打壓異見人士和他們的同情者,包括來自境內境外採訪的記者。在維穩開支比國防開支還要多幾百億的今日中國,國保已經變成一個無法駕馭的怪獸,是一個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產業,把危害國家安全新動向無中生有,盡量誇大,製造敵人,已經成為維穩產業最賺錢的經營模式。

香港記者在內地採訪被圍毆,如同一面照妖鏡,使牛鬼蛇神紛紛現形。港區人大政協,口頭說重視關注,甚至承諾跟進,但卻話中有話,例如要香港記者「要注意兩地的法律差異」,「要避免觸犯有關規定帶來不必要誤解」。他們都是政黨主席,曾負責保安政策的前特區官員,假設他們都懂法律,我想請教的是,記者採訪香港民運人士楊匡探訪劉霞,觸犯了甚麼法律和規定,值得受到如此對待,可以說清楚嗎?

有人還嫌這些建制中人說得不夠坦白,根正苗紅的港區人大馬逢國索性開誠布公:「實際發生乜嘢事無從得知」,「記者在內地採訪,要入鄉隨俗,入境問禁,我係咁去睇」。請問馬先生,劉曉波太太劉霞的住所樓下方圓幾公里,都戒嚴了,成為禁區了嗎?沒有法律明文規定不能進入的地方,記者為何不能採訪?你不譴責流氓一樣的國保,反而說記者沒有問禁,沒有隨俗,這些算是人話嗎?

馬逢國說的不是人話,特區官員更嚇得不似人形。沉默了好一陣子的梁振英,終於開腔說了一些軟弱無力「阿媽係女人」的說話:「記者進行合法及正常採訪,應該受到保障及尊重。」梁振英先生,如果你不懂,虛心請教我們的行家吧。駐內地記者都有官方發出的採訪證,除另有規定外,可到中國任何一個地方合法和正常地採訪。香港記者被打,梁振英政府有向內地部門提出嚴正交涉和追究嗎?

梁振英除了口頭說說,特區政府發聲明表示「十分關注事件」外,甚麼都沒有做,擔心說錯一句話國保也會找上門拖上街毒打似的。這面照妖鏡,照出了梁振英是一隻已經嚇死了的鵪鶉。
 

潘小濤: 愈來愈瘋狂的 毆打香港記者

保釣人士楊匡到北京探望劉霞,在北京採訪「兩會」的香港記者聞風而至,追訪楊匡,卻在劉霞寓所外遭到十多名看守劉霞、但身份不明的男子拳打腳踢,更將無綫電視攝影師按在地上圍毆。過去三十多年,香港記者從中共領袖的座上賓,變成今天中共欲除之而後快的蟊賊,反映甚麼問題呢?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急需外資,港商不僅能帶來資金、技術,還有大量訂單、聘用數以百萬計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愈多外資湧入,就愈能刺激經濟、改善經濟結構、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香港是中國與世界接觸的門戶,地位至關重要。因此,中南海諸領導人都極重視香港,視之為制度優良、資金人才薈萃的福地,希望香港能助中共完成改革開放的大事。

其後,中共提出收回香港主權,在香港引起極大震動,港人拒共、拒中情緒高漲。中共為穩定人心,施展各種統戰手段,其中一個主要統戰對象就是香港傳媒,以至香港記者在北京獲得不錯的待遇,鄧小平接見香港各界名人時,還多次回答在場香港記者的提問。與此同時,一批批香港記者應各省市邀請到當地採訪,報道當地的投資環境及投資項目,以吸引外資注意。這是中共與香港傳媒的蜜月期。

「八九」民運是轉捩點。外國傳媒鋪天蓋地報道「六四」血腥鎮壓的暴行,令中共意識到,獨立及不受控制傳媒實在非常可怕,因而加深對香港記者防範。在容許香港記者採訪經濟及投資信息之餘,極力阻撓他們報道中國實情。當然,那時的阻撓行動仍很有節制,絕少過度使用武力,更不會將香港記者圍毆打傷。

但2008年以來,香港記者在中國履行正常採訪職責時,至少五次遭集體毆打,從推撞、掌摑,到今次圍毆,暴力不斷升級!上周五,幾間電子傳媒記者甫出現在劉霞住所的小區,立即有十多名身份不明、但長年負責看守劉霞的男子衝出來,不問情由的拳打腳踢,將記者推出小區,並將無綫電視攝影師按在地上痛毆,致其身上多處受輕傷,要送院醫治。

這種變化,不僅與中國變得強大有關,也是一黨獨裁體制的結果。

中國經濟起飛後,中港關係便發生微妙變化。港資港商不再被奉為上賓,國內傳媒陸續報道港商剝削工人、污染環境的情況,這些或許是事實,只不過以前都被壓下去而已,這種變化多少反映出外商地位下降的現實。然後,北京對香港的批評愈來愈多,對香港事務干預也愈來愈直接,不再顧忌國際社會,更不在意香港人反彈。既然毋須對香港傳媒進行軟性統戰,改以強硬打壓就是最方便手段,更何況香港傳媒不具任何反制能力!

在一黨獨裁下,除非香港傳媒自我閹割,邀請中共進駐編輯部,否則一定會被猜忌、防範和打壓。中國愈強大,若這種制度不改,武力阻撓香港記者採訪將變本加厲!



盧斯達: 而我不知道國保是甚麼




普普藝術家Andy Warhol有一名言:「在未來,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十五分鐘的名人。」陳淨心成為政治名人,已經不只十五分鐘。最近又見此婦上電視,坐在程翔旁邊高談闊論,形象即時升呢。人家程翔是中國問題專家,說到國保毆打香港記者,陳淨心竟大不同意,還說國寶怎可能打人?程翔聞言,除了苦笑滴汗,還能如何?

這個時代要上位,不用學養好、觀點獨到,只要無知到一個真心非常的地步,就是奇觀;夠「膠」,已經是一股政治能量。陳淨心還會聲大大地說,她是一個師奶,不知道甚麼政治或是國保,她站出來,只是見社會上很多泛民政棍盲目反政府阻礙香港發展……(下删一千字)

愛港力和許多中共蔭庇的本地政治勢力至少有這點是相同的:他們熱衷於自稱不是搞政治的。陳淨心會說自己是個討厭政治的師奶、某黨的蛇齋餅糭候選人也會說民生最重要,他不懂政治的──這就是他們狡猾的地方。明明在搞政治鬥爭,卻說自己是師奶、普通人;明明是勢力龐大的中共代理人,卻說自己多年來只是「服務街坊」。

陳淨心不知有多希望你們繼續恥笑她無知;某大黨不知有多想你們繼續將它看作福利黨。因為它們的非政治形象越深入民心,就越有利於他們做政治工作。他們高舉「我不知道×××」,看似無知,但背後卻是有知,充滿計算。國保打記者,可以說「我不知道甚麼採訪自由,我只知道採訪要申請」;走私客來掠購物資,也會說「我不知道你們香港慘不慘,我只知道自己要賺錢」;鄧小平下令開槍殺人,說的可能也是「我不知道廣場上的人是否無辜,我只知道穩定壓倒一切」。

當一個人一個組織時常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就表示他已經拋棄了普世的理性和標準,而是中共所說的「以我劃線」。我管你如何如何,總之老子現在不高興,要用我的方法胡搞!自毛澤東以來,這股匪氣、這種「出於理智的反智」,就是中國人做事的方便法門。在這個層次來看,陳淨心愛港力之流可謂盡得新中國文化真傳,到底不負其愛國愛港之名。


盧斯達  無待堂博客



StevenMC: 倒楣的程翔與陳淨心同坐



黃世澤: 葉劉淑儀又再偷換概念




在北京正準備為二○一七有篩選機制的假普選放氣球之際,葉劉淑儀又發表謬論,指民主選舉都有預選機制,意圖混淆視聽。

香港人並非蠢到只信葉劉淑儀在史丹福大學讀的學位,便以為她便是民主權威。筆者未聽聞過主流西方民主國家有所謂預選機制,反而法國等國家,一般採取兩輪淘汰制,首輪投票如果未有候選人取得過半選票,就最高得票的兩位進入次輪投票決勝負。但兩輪淘汰制的候選人資格都不會設限,首輪投票也是一人一票普選來的。

在民主國家中,只有新加坡在總統選舉設下候選人篩選機制,總統候選人必須曾是國會議員、部長、大公司高層等等,只不過,新加坡作為西敏寺制國家,總統只是扮演類似英聯邦國家女皇的角色,是名義上國家元首,實權仍然握在由普選議員中產生的首相。而新加坡國會選舉,亦沒有甚麼篩選機制。

葉劉淑儀並非第一次偷換概念,把香港人當成儍瓜。在二○○二年,葉劉淑儀還是保安局局長時,就大言不慚指希特拉也是民主選出來。讀過德國歷史的都知道,希特拉的納粹黨在議會中只取得百分之三十二的議席,不足以取得通過《授權法案》所需三分二大多數,讓他做獨裁者,因此他就縱火燒掉國會大廈,然後誣指縱火案是共產黨人所幹,之後他振振有辭地把《授權法案》騙過來。十一年來一脈相承,葉劉淑儀在偷換概念上依然死性不改。

任何民主國家,所謂真普選,那就是有實權的領袖和議員們,都由一人一票普選產生,沒有任何篩選機制,亦不應有功能組別,因為參選權亦應普及而平等,才叫做真普選。北京這樣千方百計要混淆市民視聽,只會令市民更感覺到北京沒有誠意搞普選,最終只會令港人更下定決心佔領中環。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紀曉風: 金針集 - 「不設預選有憲制危機」乃偽難題

以「低入閘、高出閘」的「雙門檻」機制達至先「預選」或「篩選」後假普選,已是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寫好的劇本,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 志源如何叫大家別太敏感,都改變不了假普選的事實。親北京人士昨天繼續「敲邊鼓」,更重提沒篩選便有「憲制危機」此一似是而非之說!

2003 年的3月11日,香港確認第一宗沙士,邊界另一方的疫情再紙包不住火,爾後幾個月港人無時無刻都要消毒,至今酒精消毒液仍是城市景觀的一部分。十年後的3 月11日,主動「消毒」的卻是親北京人士,而「消毒」的出意,卻非如十年前般打破隱瞞,而是要隱瞞「預選」、「篩選」舉世罕見之事實。

全國政協委員陳永棋昨在北京指出,設立預選可確保候選人不會與中央對抗,避免出現不為中央所接受、不會得到中央任命的當選者,令香港陷入憲制危機。說法的目的顯然是要將「預選」合理化,同時恫嚇港人出現「憲制危機」的後果,但其實連什麼是「憲制危機」都沒有說清楚。

全國人大代表、新民黨田北辰則表示,很多民主國家都有提名委員會提名參選人,即使每名市民都有平等的選舉權,不代表有平等的被選權,認為過程中應將被選者降 至某一名額,否則會花多眼亂,難以理性討論。他又質疑,是否要為保留某一聲音而令選舉過程變得複雜,強調須平衡選舉質素。

首先,所謂的「憲 制危機」,完全是北京自行炮製的偽難題。試問全世界哪有地方政府首長之職,在開放民選後仍要上級實質任命?哪有一個地方會把各層政府的從屬,視為比人民授 權(popular mandate)更決定性的因素?哪有一個地方會將民選產生的地方政府,視為全國政府的派出機構?

說到底,是北京一方面不信任港人會作出合理選擇,又無意取信於港人,另方面又改不了封建心態,仍承襲自元朝大體確立的行省制,視地方政府為中央之延伸,由中央派駐,中央與地方首長為上司下屬關係,而非授權自當地選民,以法定方式訂明功能權責的地方自治單位。

海外例子說明,一伺透過法律將權力分配至地方政府,則無論是單一制還是聯邦制,全國政府都不可能不順從當地選民。英國大倫敦議會(GLC)在議會領袖、綽號 Red Ken的工黨利文斯通推行左傾福利政策之際,保守黨首相戴卓爾夫人都只能經國會立法撤銷GLC,將權力收歸西敏寺,惟無法撤換利文斯通。

美國二戰後續佔琉球至1972年,1952年起設置行政主席(Chief Executive),由琉球人擔任,起初由美軍駐當地的高級專員在諮詢琉球立法院後任命;但到1968年開放直選,該職再毋須美軍任命。然而,琉球法律 上為「托管地」,實為戰爭後佔領地,難跟高舉「港人治港」,且為「一家人」的香港特區相比。

而事實上,中央對行政長官的任命權是名義 (ceremonial)還是實質(substantive)權力,《基本法》條文中並無說明(即使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2002年前仍受制於公務員的升 遷和調配制度,難論是實質【註】)。再說,香港在憲制上和國際事務中的角色、功能和權責,都遠遠不止於一個地方政府。

至於「很多民主國家都 有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之說,更經不起事實考驗。連日來提出此論的人士,無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下屬基本法委員會的副主任梁愛詩、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 行政會議成員、曾流學史丹福的葉劉淑儀等,至今都未能提出具體例子說明此種制度存在,遑論交代箇中細節。

筆者掌握的資料顯示,設有預選或篩 選程序的地方有伊朗和新加坡。伊朗總統候選人須由憲法監督委員會篩選,決定是否恪守伊斯蘭主張(madhhab)。新加坡總統候選人則須先經總統選舉委員 會(PEC)甄別,以決定是否符合資格,如曾出任部長、常任秘書長、大企業行政總裁,有能力履行總統職務。

伊朗和新加坡的準則會否符合港人 普選期望,以至北京可如何參考來用以核實行政長官候選人是否符合「愛國愛港」、「為中央所接受」此等無法用法律界定的標準,筆者無從得知。但若參考的是伊 朗、新加坡等,親北京人士的說法就肯定是如本報特約評論員、前總編輯練乙錚昨在電台所言,在欺騙港人。

 還記得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前副主席 譚惠珠曾說過,普選並非《聯合聲明》的要求,而是中央透過《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權利。其說法就是把港人的自然權利反過來說成是中央的恩賜,須由中央決定施 予多少,跟廣播處長鄧忍光昨天否認曾要求香港電台員工執行政治任務一樣,都只不過是捩橫折曲之言。

立法會主席、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星期日解畫時稱,「如果你話提名委員會提名就是不民主,對唔住,咁就違反咗《基本法》喇。」港人或者要說的是「如果你說這是《基本法》的規定,對唔住,咁就不符國際公約對普選的基本標準,同沙士瞞報疫情一樣,違反咗港人以至世人的期望。」

註:目前警務處處長、海關關長等雖位主要官員之列,但仍屬公務員職位,未有隨2002年實行問責制而改變為政治任命職位。
 

陳文敏: 政改臨界點

前一陣子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頓時一呼百應。公民抗命本是一個有趣的議題,但當它變為行動時會否被騎劫或變質還需拭目以待,但不論這個建議最終會否落實,它已提出一個警號:不少溫和的香港人對政改已到了失望的地步,已經不願再無了期地等待。
 
梁振英政府原來的打算是先處理民生問題,希望藉著改善民生問題建立政府的威信,然後以一個強勢和具民望的政府解決政改的紛爭。
 
可是事與願違,梁振英政府上台便一直受誠信問題困擾,管治班子亦醜聞不絕,政府民望長期處於低位。施政報告既無遠景又未能解決當前的民生問題,樓價節節上升,政府似是束手無策;坐擁數百億盈餘,財政預算卻未見絲毫雄圖大略。至此,積壓多時對政府的不滿和對政改的失望又一下子如江河日瀉般爆發,處理政改已是急不容緩,政府還說有足夠時間是明顯政治觸覺不足。
 
就在此刻卻傳來特首選舉會有「篩選」機制,中央政府答應2017年特首選舉會由普選產生,公眾的焦點一直放在提名門檻上,忽然來一個篩選程序,預先剔除中央不接受的人士,普選已變得無名無實,強烈的反響屬意料中事。
 
社會的強烈反應和中央的強硬取態,正好說明問題已隨時到達沸點,如果處理不好,很容易會將香港置於萬劫不復之地。
 
篩選機制明顯難被香港社會接受,佔領中環亦並非解決方法。當雙方各走極端時,中間落墨的溫和主張更形重要。有人認為自上次政改後溫和路線已沒市場,事實未必如此。上次溫和路線失敗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市民未能見到有能力有承擔的管治人才和前景,妥協被認為是為妥協而妥協。現今市民對政府已不存寄望,泛民仍然一盤散沙,未能出現具說服力的班子去迎接直選,中央政府一是擔心出亂子,二是擔心外國勢力操控香港,儘管這些擔憂可能是子虛烏有,但還是需要正視的。危亦是機,此刻,香港需要的正是溫和理性而又有能力和誠信的領導人才作溝通和中間落墨,以避免一個如箭在弦的危機。





外星人: 外國也有篩選!?讀屎片的葉劉!

政改咨詢仍未正式開始,土共已傾巢而出,大力唱淡政改方案的進取程度,對港人施以期望管理。繼「中央不接受非愛國愛港人士任特首」後,後續招數是2017年即使有特首普選,也要先在提名委員會進行「預選」,務求只「選」出中共屬意的候選人給香港一人一票普選,不夠「愛國愛港」的泛民則被封殺於提名委員會小圈子內。土共紛紛為此機制保駕護航,當中葉劉淑儀大言預選是民主選舉的常態,例如外國選總統時,黨內也有預選,因此不必對預選有太大反應。

葉劉不是第一次就政制議題大拋書包。2003年她於廿三條一役倉皇丟官,負笈海外,遠赴美國史丹福大學修讀東亞研究碩士課程,師承政治學大師Larry Diamond研習民主化理論,學成歸來後重返政壇,已不時有意無意的吹噓自己的所謂政治學問。可是,從她多年來的言論可知,她只懂偷換概念蒙混過關,根本不是讀書,只是讀屎片。

葉劉此等言論並非近期才提出。2007年,立法會因為馬力病逝而需要補選,泛民議決透過初選機制協調出最具份量的一人作為泛民唯一候選人出戰,當時葉劉已批評泛民一方面反對特首提名委員會篩選,自己又在篩選候選人,是自相矛盾。

外國有預選,但那是篩選嗎!?練乙錚先生一針見血的指出「西方國家的預選是向各自政黨選民負責,但香港的預選是向選委會小圈子和中央負責」,外國的預選只是決出誰人代表某政黨參選,土共力推的篩選卻是將不順眼的參選人徹底的拒之門外,是兩碼子的事,根本不可能相提並論。

西方民主國家行政黨政治,如果有多於一人希望代表所屬政黨參選公職,就要進行黨內初選,最終決出一名政黨代表。那麼,初選落敗者是否被剝奪參選資格?非也!他們只是不獲政黨提名,但絕對可以退黨參選,只是他們不會得到該黨的背書,不會受到該黨的資助,當然亦不會得到知名黨友站台。

2010年台灣「五都選舉」,高雄縣市合併後的大高雄市長選舉,民進黨經初選選出原高雄市長陳菊代表民進黨出戰,落敗的原高雄縣長楊秋興沒有放棄參選,他退出民進黨,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反過來跟陳菊對壘。民進黨內部初選只令楊秋興喪失代表民進黨參選的資格,他本人的參選權從來沒有受到規限,至於勝負則屬後話。這算篩選嗎?真正的初選根本不會篩掉任何人的參選權利。

相反,土共口中的提名委員會預選,是在特首選舉未進入一人一票普選的環節前,事先替市民挑選候選人,讓市民只能從提名委員會屬意的人選當中擇其一。至於不被提名委員會看上的參選人,根本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成為正式候選人,換句話說提名委員會是操了生殺大權。外國的黨內初選會令任何人連退黨參選(或者本來就是獨立候選人)也不能嗎!?

葉劉賣弄學識,混淆視聽,政治學本科畢業的筆者,睇一次火滾一次。想當年,葉劉返港創立匯賢智庫,向記者推銷她的政改構想時,拿出一本’Patterns of Democracy’到處揮舞,以示自己說話有根有據。葉劉淑儀,那本書其實所有政治學本科生都一定讀過,筆者公開(在輔仁媒體1)挑戰你,請問該書哪一頁介紹過一種透過預選封殺某人參選權利的制度?


葉劉淑儀以'Patterns of Democracy'證明自己的政改構思有理論支持,但那本書是每位政治學本科生必讀之書,看過的人多如牛毛,沒甚麼值得炫耀。

明報社評: 政改諮詢宜早不宜遲 須研議普選年代特首角色




特首梁振英昨日表示在適當時候才開展政改諮詢工作,他和政府就2016年立法會和2017年特首選舉安排顯得胸有成竹,相信他有他的理由,然而,客觀上完成政改5部曲需要一定時間,我們認為宜早不宜遲,因為政改極具爭議,政府應該盡早開展諮詢,讓社會有充分時間討論,構建共識,以免時間緊迫而在死線的壓力下衍生緊張的社會情緒。

除了時間問題,今次政改,政府應該從長遠角度,審視即將到來的普選年代的特首角色,研議一個特首不再是孤家寡人,而是由特首帶領執政團隊施政的體制,改變回歸以來政府在立法會缺乏穩定可靠的支持,以致施政舉步維艱,甚至施政失效的局面。

政改5部曲需時  及早啟動減少死線壓力

雖然政府對政改好整以暇,但是北京官方就特首條件表態,部分港區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和本港民間熱切討論,這種「周邊熱、港府冷」的現象,或許官方認為藉覑施放試探氣球,看各方、特別是民主派的反應,以掌握更多情況謀求對策;不過,政改議題十分敏感,朝野本已缺乏互信,過去幾日各方說法,因為缺乏實質資訊,大多淪為表態式回應,各自表達既定立場,沒有交集,沒有討論基礎;特別是泛民陣營會認為政府基於政治考慮,採取拖延策略,壓縮諮詢時間,民間益發增加猜疑,客觀上為「佔領中環」火上加油,若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到正式開始諮詢時,整體社會已經陷於繃緊狀態。我們認為及早開展諮詢,廣邀各界提交方案,集思廣益,透過實質討論才有可能求同存異,構建共識。

今次政改諮詢關乎2016年和2017年兩次選舉,會一併進行,所需時間應以完成2016年立法會選舉安排為準。唐英年任政務司長時,曾經處理2012年政改的諮詢,他表示今次要完成政改5部曲,可以參考2015年要完成本地立法來倒數,以往一般要一個立法年度才能完成,亦即今年10月就要啟動整個程序,時間上比較緊迫。事實上,2012年立法會選舉安排,2010年6月在立法會原則通過,翌年3月才通過《立法會選舉條例》的具體安排,然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選舉事務處據之以籌備2012年9月的立法會。

按所需時間計算,則2016年立法會選舉安排,最遲要在下一個立法年度(今年10月)開始之時,就要開展。今次政改諮詢,因為涉及特首普選的里程碑式轉變,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2017年的特首選舉安排。其實2016年立法會選舉安排的重要性,不亞於特首普選,因為2020年立法會全部議席也要普選,若2016年立法會選舉安排未能朝向普選調整,例如民主進程絆腳石的功能組別議席,到2016年仍然不見「循序漸退」,則2020年時立法會議席選舉是否真普選,就會成為懸念。按事態性質和涉及範圍較廣泛,2016年政改較2012年更複雜,理應需要更多時間討論,以匯集意見,凝聚共識。

增加提名委員會民主成分  減少假普選疑慮

至於特首普選安排,近日各方說法,焦點在預選、篩選,這個部分當然重要,因為關乎是否真普選,不過,若放眼香港的情況,特別是雙普選指日實施,則在普選年代有兩種情況值得注意,政府應該盡快開展諮詢。分別是:

(1)《基本法》附件一有關特首產生辦法是否適應轉變需要。附件一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基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日後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職能和運作與選舉委員會相若,若提名委員會的產生能夠取得港人信任,則不民主、假普選的疑慮,就會一掃而空。所以,回應特首普選,若能強化提名委員會的民主成分,很多分歧和矛盾就迎刃而解。

(2)特首普選辦法與安排,只解決了選出特首的問題,若其他政制安排依舊,一名經普選產生的特首和其率領的政府,在立法會仍然沒有強固支持,未能確保特首施政和政策、政令可以順利推行。前兩任特首董建華和曾蔭權因為在立法會無票,施政困難以至焦頭爛額,是活生生的教訓,現任特首梁振英本來要改組政府,加強施政力度,也因為立法會阻撓而告吹。

另外,即使到2020年立法會議席也全部普選產生了,從市民授權和認受性而言,此際的特首與立法會議員不相伯仲,若特首仍然是孤家寡人,並無政黨或強固的執政集團支持,則特首的施政仍會舉步維艱。因此,政府應該看到普選年代本港政治生態將煥然一新,現在是探討政治體制轉變以適應實際需要的時候,否則本港依然走不出內耗不止,窒礙經濟、社會、民生等各方面發展的局面。政府對今次政改應該有一個認知,就是並非安排選出一名特首那麼簡單,而是要回應政治生態轉變,開始檢討政制全面發展的必要。

(評政改前路‧之二)

歐陽鋒: 暗戰:中國黑客VS香港記者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Twitter相繼被黑客侵入,他們紛紛將中國政府列為最大嫌疑人。其實,今次歐美媒體的公開攤牌,只是將存在多年的“暗戰”放到檯面上而已。香港媒體,早已不能獨善其身。

記得2010年底,我多個gmail電郵帳戶,一夜間全部被黑客攻陷,網絡IP位址顯示,侵入者大多「來自」西非一個國家,有個別的IP則顯示,侵入者位置在中國山東某大學。我翻看了gmail的登入記錄發現,這些貪婪的黑客們,日以繼夜,不停地登入我的帳戶。在修改重要帳戶的密碼後,我嘗試在次要的帳戶留言,希望跟他們來個第四類接觸,對方毫無反應。

該役,損失慘重,我平時做香港、中國新聞的敏感聯絡人,理論上應該已經盡成俘虜,不知有多少個維權者因此被大陸政府掌握了罪證和動向。此後,痛下決心鑽研網絡和通訊保安,為的不是自己,而是必須向消息人士和大陸維權者的安全負責。從不少同行的類似遭遇得知,這些黑客從來沒有中斷過對香港媒體記者的攻擊,無論是跑中國新聞的,還是本地港聞的。

到了2011年,黑客重來,他們的手段,不外乎兩種,一種是透過破解軟件,不停地「撞」你的電郵密碼,另一種則是透過釣魚電郵,向記者發放帶有入侵程式的附件或網頁鏈接,一旦記者在無警覺情況下下載點擊,這些程式便會在背後運行,盜取密碼。這些釣魚電郵,往往是以「爆料」作為引誘,聲稱擁有中國領導人、香港建制派的黑材料。不過,要分辨電郵真偽,其實不難,因為一般「爆料」者,所用的文件格式不外乎是PDF和Word檔,圖片格式則大多是jepg、png、tiff檔。如果你發現可疑郵件附件的格式是.exe或其他程式檔形式,絕對要直接送進垃圾桶。

某次,我成功聯絡到一位黑客,跟他在msn聊了幾句,假扮爆料的這位同胞,明明是北方人,為求逼真,卻用廣東方言和我打字交談,結果自然是破綻百出。當然,給你連續發幾個聲稱含「猛料」的古怪程式,是少不免的例行動作。

別以為記者的警戒心比一般市民高,其實不然,風聞,行內數位總編級媒體人,一夜間被盜走數以千封電郵。在早前的「十八大」前後,有至少兩家香港媒體曾遭受大規模的懷疑黑客攻擊,症狀非常類似,一是電腦逐台斷開互聯網鏈接、二則是網絡速度突然變得極慢。所以,美國同行的遭遇,我們港媒早就經歷過了。

這些年來,我多次警示香港的記者,必須做好網絡保安,摒棄早年病毒橫行的MSN郵箱和曾經把出賣維權者出賣給中國政府的Yahoo電郵。只可惜,增加保安,等於增加麻煩,許多記者都不以為然。一位非常資深,經常接觸內地敏感人士的記者同行,曾經感嘆在大陸遭受全天候監控,國家安全人員更曾直接爆入其大陸住宅單位,但他也沒有聽取我的勸告。結果,我的悲劇在他身上重演,只好匆匆漏夜助他升級電郵保安。

在香港,媒體和媒體之間的競爭,是一場看得見的新聞戰,但和國家級監控機器之間的暗戰,卻是鮮為人知的。我們日後將繼續分享其他被監控的經歷,以及防範方法。

延伸閱讀:

紐約時報專題《Chinese Army Unit Is Seen as Tied to Hacking Against U.S.》:


蘋果日報《解放軍黑客兵團曝光》: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first/20130220/18170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