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5年3月15日星期日

馬嶽﹕普選特首與區隔空間



政改兩個月諮詢期結束,建制陣營在 831的緊箍咒下,拋不出什麼有吸引力的改良方案,於是出現所謂「權威人士」吹風,說如果政改否決原地踏步,梁振英便很可能連任,然後硬推23條,泛民否決政改變成了幫梁振英一把云云。

這是很奇怪很奇怪的說法。如果這真是中央的態度,那代表中央把梁振英連任和23條立法視為最最最恐怖的手段, 恐怖程度足以驚嚇到民主派議員和很多民主支持者放棄原則支持「袋住先」,而在中央官員口中是憲制責任、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可怕的23條立法,也突然變成恐 怖手段了。有趣的是:這個說法承認了現在的1200人選舉是由中央操控,香港民意對結果沒有影響力。它也承認了如果「先篩選,後投票」,縱使只是3個建制 派揀1個,那麼中央很支持的梁振英便會在有限度的民意表達過程中落敗了。換句話說,這是在告訴所有人,中央現時是在支持一個他們明知沒有香港民意支持的人 當特首。這種奇怪邏輯,難怪只能用「權威人士」來發表了,開名的話我想連權威都沒有了。

誰還會信中央重視香港民意?
 
經過首輪政改諮詢、831決議、雨傘運動期間中央的回應,誰還會相信中央真心重視香港民意,決定誰當2017年特首時,香港民意會是主要考慮呢?

是一國兩制的基本矛盾之一。如果香港的特首沒有民意基礎,只能倚賴中央維繫其權力,在中港關係的很多問題上,根本不能有效代表香港人的意見和利益。就像限 制自由行的問題,梁振英這邊廂說要檢討自由行,一上北京,變成了要「照顧內地遊客感受」了。以現在梁振英在香港之「威信」,和對中央的倚賴,沒有人會相信 他會在中港利益衝突時站在香港人的一方。當中央可以透過提名委員會控制提名,未來的「先篩選、後投票」產生的特首,權力倚賴同樣會令選出的特首把港人利益 置於次要地位,重複的放棄港人利益。就算是所謂「一人一票」產生,當未來特首只會站在中央一方,管治權威亦會很快破損,危機重複出現。

一國兩制與中港區隔

1980年代以來,為了令香港人安心,一國兩制的最重要精神是在中國和香港之間建立區隔,包括政治、經濟和民生上的區隔。由《聯合聲明》到《基本法》的條 文,一國兩制最基本要義是把兩個經濟制度區隔:內地的社會主義邏輯不會侵犯香港的資本主義運作。1980年代很多香港人恐懼兩地經濟差距太大,會有大量內 地人湧入香港,於是要有基本法22條預先審批內地人來港;害怕會要求香港補貼內地,於是香港的財政系統和稅制要獨立;害怕回歸後會喪失人權自由法治,於是 要用基本法第3章明文寫下香港人的基本權利,以及保持原有司法制度不變。一切一切,都是希望令香港人覺得中港之間有足夠的區隔,令他們覺得九七後生活方式 可以維持不變。

回歸10多年,由於中國迅速「走資」,兩地經濟體制的區隔已愈變得不現實。社會生活層面,回歸前很多生活上的區隔,其實都是 主權分隔的人為結果,隨着中港很多生活水平拉近,交通方便,而國際都會的競爭模式又向擴大區域發展,像呂大樂所言,區域融合的趨勢已難以逆轉。中國和香港 在人口、資金和其他「重量」上都太懸殊,讓其自然融合會對香港造成很大衝擊。要照顧香港人的情緒和保護原有生活方式,需要更大力的以政策作主動區隔。這種 政策區隔很難要求中央政府去做,因為按理他們不一定從香港人角度考慮問題,這需要特區政府更強力的代表香港人的處境、利益和意見,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問 題是:特區討價還價的政治籌碼在哪裏?

港英時代的港督自主性

不少人憧憬港英年代香港有相當的自主,只反映他們不熟悉殖民歷 史。且不說1958年之前,香港的財政預算是倫敦批准的,或者說民主政制發展等大問題上沒有尊重港人民意,香港當年起地鐵和起新機場,何嘗有諮詢香港人? 當年玫瑰園計劃原預算2000億,也是在《施政報告》宣布便上馬了。以今天標準,這些都完全不可接受。但針對港英歷史的研究,的確反映不少事件上,港督會 以地方官員角色抵抗倫敦的命令(例如倫敦希望香港進行較大規模的社會改革,港督會陽奉陰違「打斧頭」)。問題是:港督當年抵抗倫敦的政治基礎何在?
加殊(Robert Bickers)等就英國殖民主義的研究反映,港督能有較大自主性,主因之一是英國殖民地和外交部的官員不大掌握香港的具體情况,因而需要倚賴「在地」的 殖民地官員的知識和合作。余嘉勳(Gavin Ure)就19181958年的港督和倫敦的交涉的研究反映:歷任的港督主要策略是和香港的非官守議員結盟,因而可對倫敦聲言得到香港政治經濟精英以至 民意的支持,作為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

沒有民意支持 無法建立區隔

這些狀况都不會在回歸後的香港出現。中央官員對香港太近太 熟悉(起碼他們覺得自己是),不會覺得一定要靠香港人「港人治港」。香港的政治經濟精英是因為支持中央政府才服從特首,特首沒有能力擺平香港的政治矛盾, 反而要靠中央替他擺平。當特首沒有香港民意支持,在面對中港利益衝突時,其實是沒有討價還價的政治基礎的。他不能扮演中央和港人之間的中間人,因而沒有能 力調和內地和香港的各種矛盾。選舉委員會選出和「先篩選、後投票」,梁振英或不是梁振英,其實是沒有很大分別的,關鍵在於特首對中央的權力倚賴,以及他不 能真正代表香港民意。

但中央可能正是看中這要點:他們不希望香港特首可以不靠中央,挾香港民意建立權威來跟他們討價還價,他們希望香港特首永遠倚賴中央才能建立其權威。如果這個態度不改變,根本難以紓解中港間的矛盾,也將跟一國兩制原有的精神愈走愈遠。

延伸閱讀
Gavin Ure, Governors, Politics and the Colonial Office: Public Policy in Hong Kong, 1918-58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