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溫曉連
中港關係已進入新紀元，香港人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亦已經超越了臨界點，雙方已露出底牌，在未來日子裏，大家無可避免要撕破臉皮，公開角力。
部分新一代年輕人有一個盲點，他們看到周邊地區群眾運動的成功，以為像台灣學生一樣，只要成功把群眾動員起來，將會無堅不摧，當政者最終會屈從於人民腳下，這種觀念，從道德倫理上絕對正確，但現實歸現實，台灣民眾面對的是一個民選政府，一個跟普世價值接軌的執政團隊。
但反觀香港，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極權的國家機器，由習近平上台後的內部講話與他推行的政策，可以清楚看到，他們會用盡一切方法，守護執政集團的統治地位。跟前朝的最大分別，是新領導層對國際輿論的壓力，採取嗤之以鼻的態度，只要觀察他們對國內溫和異見人士的處理手法，就可了解他們的本質。
面對這樣強大的獨裁機器，除非香港人願意付出無限的個人代價，以烈士的氣概勇往直前（即使這樣也未必成功），否則很可能得出跟台灣相反的結果。
其實，老一輩的泛民，跟年輕一輩的所謂激進民主派，他們最大的分別，是傳統的泛民，直接或間接經歷過內地上世紀殘酷無情的政治運動，了解到中國共產黨面對群眾時的真實面孔，雙方交手時，什麼時候進逼、什麼時候退守、什麼時候妥協，他們都有一定的規律。至於年輕的一輩，他們在前總理朱鎔基、溫家寶這兩代領導人冠冕堂皇的偽善口號中成長，腦子裏滿是中國不停進步的觀念，以為只要香港人團結發聲，中央領導人就會大發慈悲，皇恩浩蕩。
但現實是冷酷的，過去廿五年，中國經濟表面上創造了奇蹟，但不論政治體制，甚至是領導層的思維模式，不斷在開着倒車，過去兩年，倒車的速度更突然加速。
只要了解這一點，我們就可認清，香港人目前身處的，是一個怎麼樣的處境。
港人慎防跌進「大亂」陷阱
從近兩星期中央官員有系統地發表針對香港人的言論看，領導層已把香港視作敵對勢力，而且與外部反華力量互相勾結（中共的慣性思維），這樣的定性相當關鍵，因為相關的情治部門以此為突破口，全面介入香港事務。事實上，包括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等機構，最近已得到中央新撥出的資源，並已全面進駐香港，在可見將來，香港人就要親身體驗什麼是中國模式的維穩。
2011年2月20日，有不明來歷的網民（直至現在也沒有人承認過），在內地發起茉莉花運動，結果參與的人寥寥可數，但政法系統動員的規模，卻是08年北京奧運以來最為龐大，亦由那年開始，撥給政法系統的維穩金額超越了全國軍費預算。從這一事件看到，執行部門只要製造出一個問題，然後誇大其嚴重性，那就得到無窮無盡的資源，這就是典型的維穩經濟。
第二件具代表性事件，是於2012年末掀起的全國反日示威，就在爆發前夕，筆者在內地已被告知將會有大規模示威，不出所料，第二天走到美國大使館門前，遊行規模空前，更令筆者驚訝的，是帶頭喊口號、扔雜物進大使館的，竟然是平日熟口熟面的便衣公安！往後幾天，全國各地都有同類示威，人群中出現了很多穿上便裝的執法人員。這就是內地維穩常用的手法，無所不用其極，混進群眾當中，然後把示威運動「引導」進他們預先寫好的劇本裏。如果他們要採取行動，大可以製造事端，那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採取強力鎮壓。
中央關注佔中程度反常
回說香港的佔中，早在一年前，中央官員已經極度重視，四處打探消息，擺出嚴陣以待的姿態。筆者一直感到莫名奇妙，區區幾位書生發起的和平行動，參與人數有限（最初的估計），為什麼中央從一開始就那麼隆而重之，比數十萬人參與的七一遊行還要緊張？直至最近，再有一位中央官員暗示，「出問題的未必是發起人，而是外圍的參與者」，這才令筆者恍然大悟。香港每年都有數以百計的遊行示威，為何單單高度擔心佔領中環的「外圍參與者」？若果把上述兩件內地群體事件拼湊在香港的現况看，十分有理由相信，內地的維穩模式，正全面在香港實施。
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回憶錄中記述過，1989年6月7日，支聯會原本計劃發起全港遊行，但最終臨時取消，就是因為在當天凌晨，旺角出現幾百名暴徒縱火破壞，後來要出動防暴警察控制場面，據警方消息，事發前一天，有一批內地人進入了香港，當中有部分人參與了那次騷亂。
近日有兩件事令筆者十分憂心，一是中央對23條立法顯得愈來愈不耐煩，二是鷹派的官員開始提出毛澤東的戰略思維——「不破不立，由亂而治」，香港需要的正是一場大亂，才能重新整頓，23條才能有節有理地在本地立法。
堅守和平抗爭底線
以過往正常的管治邏輯，政府的言論愈是強硬，民憤愈大，然而最近不論是政府官員的言論，或是中央毫無掩飾的強硬表態，一反十七年來的柔性治港方針，這樣發展下去，看來是要把香港推向「大亂」的局面。
過去三十年，香港人憑着機敏的本性，渡過了無數的政治危機，在這極為關鍵時刻，我們更需要清醒的頭腦，認清國內外形勢。面對強大的對手，暴力只會觸發對方更大的壓制，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勇氣，更重要是一份知所進退的智慧。
和平抗爭，仍是我們最有力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