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9月4日星期二

盧子健: 我們需要的是世界公民教育



世界是平的。我們都是地球村的公民,應該不分種族、國籍、宗教,守望相助。我們應該珍惜和善用地球村內的資源,讓人類社會能生生不息、持續發展。

做良好的世界公民,應該是所有社會的教育的核心內容。一個社會愈能夠把上述價值觀內化成為其普遍的價值觀,就愈文明、愈進步,是一個真正現代化的社會,亦會為全人類作出恰當的貢獻。

無論是國民教育、公民教育,都只是名詞,把幾個字堆在一起。如果國民教育或者公民教育是用來培育下一代做良好世界公民的價值觀,就應該推行,叫什麼名稱並不打緊。

但正如民主、人權這些名詞,放在不同社會會有不同演繹,國民教育在當前的中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有其獨特的時代意義。以中國和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國民教育的內容不容易與世界公民的意識接軌。

廣義而言,中國是有5000年歷史、悠長文化、50多個民族共融、生活在兩岸四地的住民共同擁有的文化地域民族共同體。

但上述這個共同體,在過去以千計的年月中,其實並沒有「國家」這個觀念。現代國家觀念是歐洲工業革命後的一個產物。在西方,原來由君王或者教會擁有的權力,在實現民主共和或者君主立憲的政治改革後,變成人民共享的權力。實施這個權力的國家機器要先得到國民的授權,這是西方民主社會內國民與國家的關係。

現時特區政府說大多數國家都有推行國民教育。先不說這種說法是否符合事實,更重要的是,不同國家內國民與國家的關係存在不同形態,國民教育便有覑截然不同的意義,不能簡單等同起來。

在中國,如前所述,在我們的歷史中有的是朝廷、沒有中國國民授權的國家機器。大約100年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推翻帝制,但民主改革未竟全功。國共內戰、抗日戰爭、再次國共內戰後,中共以革命黨姿態上台,實現了的是改朝換代,並沒有建立起由國民授權的國家機器。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寫得很清楚,領導這個國家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共通過國家機器管治人民,這就是中共與國家和國民的關係。

所以,在目前中國國情下辦「國民教育」,不可能迴避上述基本問題。香港保留與內地不同的一制,除了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外,相信亦是因為大多數香港人不願意或害怕中共的領導。在香港,想「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只會是極少數,但同時絕大多數希望只在香港實現憲法第31條,即是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其他憲法條文最好不適用於香港。這是香港人抗拒國民教育的一個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中國目前國情是經濟崛起,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但過去100多年受外國欺凌的痛苦經驗留下了深刻影響,在國民意識中充滿自卑和自大的混合情緒。國民教育無法不受這種情緒的影響或制約。

最近一些例子可以說明由於這種情緒,中國人要做良好世界公民並不容易。例如奧運,我們的選手在拿了金牌後經常會說﹕贏顯示中國人是行的。歐美選手做得到的,中國選手也做得到!

在奧運得到多少獎牌跟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否優秀根本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人類99.99%的基因是一樣,大家本來就是同樣的優秀。國家的獎牌數目取決於其人民對體育運動的重視、政府的政策、商業利益的影響、社會發展水平、人口數目等等。上屆奧運中國金牌最多,今屆屈居美國之後,當然不表示4年前中國人比美國人優秀、現在倒轉過來。在歷史中,有時一個國家拿取的奧運獎牌多,反而只是反映這個國家的問題,過去的蘇聯和東德就是例子。

又例如保釣。釣魚台是中國的,我們據理力爭,向日本抗議和示威是恰當的。但我們不必也不應辱罵日本為小日本、日本人為倭寇。至於破壞日本品牌汽車、日本餐館更是幼稚的行為。

在中國目前國情下,尤其是中共相當依賴民族主義作為其統治合理性的重要支柱之一,國民教育中的民族情緒極容易變成狹隘的、為當權者利用的民族情緒,並不利於中國走向全面現代化,不利於中國人做負責任的良好世界公民。

香港人從來不欠缺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民族感情。香港人早已回歸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身分,但主觀意識上不想做中共領導的國民。如果搞國民教育,不過是為了達到後者的目的而已。

香港人需要的是世界公民教育。當前煽情式民族情緒在中國氾濫,再推所謂國民教育更不利於我們做良好的世界公民。其實在中國大地上,香港人最有條件做世界公民先鋒。在香港搞好世界公民教育,才是香港對中國的重大長遠貢獻。這一類新型的「國民」,也是中國未來希望所在。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