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周記﹕是誰誤解了日本？

日本著名演員三國連太郎上月身故，這位曾在銀幕上與三船敏郎同樣舉足輕重的演員，為日本社會熟悉的是長長的電影清單——從巿川崑的《緬甸豎琴》，到為拍《異母兄弟》拔去十隻牙齒傳誦至今，晚年《釣魚迷日記》更是日本經濟低迷下的窩心暖湯。但是，日本社會大抵已經忘記他一九八二年與中國的合拍電影《一盤沒有下完的棋》，在今天中日關係惡化的日子，中日如膠似漆的記憶早不復存在。《一盤沒有下完的棋》是主觀希望中日永遠友好的電影，說的是日本侵華前中日兩位圍棋大師有一局棋因戰火未能下完，到戰爭結束，這盤棋在跨世代之後美滿終局。

類似的情在文學世界也有。一九八一年，日本作家森泳的科幻小說《封鎖日本》面世，內容是蘇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百萬大軍強襲中國，機械化步兵師直指北京，日本青年夤夜在長崎乘搭貨輪渡海到山東，與解放軍聯手抗蘇。萬料不到蘇軍分開一支直撲日本，於是在中國大陸打勝仗的中日聯軍掉頭日本，轟潰蘇聯。

當那天安倍晉三身穿軍裝坐在坦克揮手的新聞播出，之後一天日皇夫婦出席《舊金山和約》紀念大會而台下民眾高呼「萬歲」，《沒有下完的一盤棋》和《封鎖日本》只會更令人感到當年的年少無知。往事並不如煙，只是曾經太過天真無邪。

安倍晉三的指向已經很明確，便是修改和平憲法，只要七月的參議院大選自民黨再下一城，到時控制參眾兩院，以自民黨近四個月的經濟政策帶動的高民意支持率，加上政治挾持在野黨通過修憲，算盤應該是這樣打的。從目前情來看，關鍵不是自民黨是否有能力修憲，而是它會在什麼時候修憲，以及將會修改和平憲法哪一條。最壞的情，是修改憲法第九條，即「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然而日本膽敢修改憲法最核心部分卻未必盡然，因為修改的話，即是與美國翻臉，要知和平憲法出自美國人，而第九條便是美國制住軍國主義復活的金剛箍，若日本要修這一條，就必須說服美國有此必要。也就是說，倘要臻此，從今天到七月參議院選舉，這兩個月必須發生足以令日本認定必須修憲的大事，可能是軍事衝突，可能是所謂「日本受到外國侵襲」，當然也可能是美國自身變化，敞開大路讓日本修憲。

日本針對中國不針對俄國

在這兩條修憲之路，中國扮演了一個極其關鍵的角色。把情挑明，日本今天要整軍修憲，只因中國；所謂「北韓核彈威脅」是言不及義的廢話，日本與俄羅斯關係也不至差得要擴軍，且對付俄羅斯還得靠美國。上周安倍晉三訪俄，有日本記者在聯合記者會問普京北方四島問題，普京當場發，安倍黑臉離去。日俄關係在這刻必不是安倍的優先，也許安倍更怕此時要俄羅斯歸還北方四島壞了他的大事。安倍訪俄是帶龐大經貿代表團，以經濟拉攏俄羅斯而不是準備吵架，目的是聯俄制華。至於俄羅斯如何體待安倍大計是後話，但也可以看到，安倍不是石原慎太郎那類蠻牛極端民族主義分子，而是粗中有細的綿裏針。

安倍晉三出身政治世家，外祖父是岸信介，一度是二戰戰犯，逃過大難僥倖不死最後竟然拜相，是日本政壇奇蹟。所以岸信介在世時大做兩件事——其一是成立蔣介石追思會，在日本各地遍立蔣像，感謝蔣以德報怨不殺之恩；其二是銘謝美國人放他一馬，一九六○年五十萬人包圍國會也要強行通過《美日安保條約》。岸信介的弟弟是佐藤榮作，是日本戰後任期最長的首相，任內兩件大事是沖繩歸還日本，以及日本超越西德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安倍晉三父親是前外相安倍晉太郎，自民黨右派本來欲把大位傳給他當首相，可是因病早逝未能成事。

中國大陸有一種流行說法，指安倍晉三要推行修憲，是因為「家族使命」。這種作為五毛網民的談資也許說得通，可是以此嚴肅解說日本政治就說不過去。事實上，二○○六年安倍第一次拜相，便是以溫和派形象出現，上台後不去美國而馬上出訪中國，修復小泉純一郎六年任期搞砸了的中日關係。如今七年過去，安倍變了另一個人，這是當年沒有人看穿其本質，抑或這幾年間中日關係大變導致，或者還是別的，為中日關係的一個結。

日本一九七二年搶在美國前與北京建交，表面上是因為尼克遜訪華前三小時才通知日本，東京吞不下這口氣，於是田中角榮甫上台即去北京。但更重要的背景，是日本一向對中國大陸巿場極為重視，岸信介立場親台灣，但在他任內，縱然中日無邦交，北京外貿官員依然可以到訪日本，中國運動員名正言順去日本參加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光明日報》記者在中日尚未建交前已長駐東京，日本長遠打算是拉攏中共，擴大貿易出口。只是料不到美國佬一舉突擊得手，田中角榮的農民性格，使得他不顧一切飛去北京撈回彩頭。

修憲是日本戰後最大目標

日本走到修憲這步，絕非安倍晉三一個人主意，而是戰後大半個世紀以來，整個政治系統一寸一寸往前擠出來。一九六八年，日本躍居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開始以經濟實力推動政治大國地位，只是五十年代時百廢待興，首相吉田茂在美國壓力下把外交外判，全心全意埋首搞經濟。到經濟條件成熟，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戰略抽枝發芽，這又以一九八五年中曾根康弘以首相之身參拜靖國神社為里程碑。中曾根可謂日本「正常國家」之父，今天安倍做的事，絕大多數跟循他的腳步而來，安倍前些時大言炎炎的「日本戰敗未定論」，即中曾根的「日本戰後政治總決算」，認為今天西方的太平洋史觀，是二戰後強加日本的一套歷史。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是中日關係嬗變的最重要時期。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日本對中共友善，毋庸否認其中摻雜一定的侵華負罪感，但更多的是以上視下的優越感，以及對廣大中國巿場的期待。說穿了是看錢份上，這與日本對亞洲其他國家的態度相同。作家長谷川慶太郎一九八六年的《再見亞洲》，對他筆下「落後、骯髒」的亞洲滿是鄙夷之情，認為日本必須離開這鬼地方，與此前一百年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異曲同工。換言之，日本並未把亞洲視為本體一部分，僅視為商貿對象或純粹出口巿場，而無視物理上的亞洲，亞洲只是日本施以富國憐憫的對象。這一段三十年光陰，中日國力懸殊，兩國關係卻十分密切，首相府每年進行的「對中國親切感」民意調查一度高達百分之七十八，那是「中日不再戰」成為兩國共同政治口號的年代。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及隨後東歐共產集團倒下，日本對中國的態度開始出現變化，「對中國親切感」自一九八九年之後，再也沒有回到百分六十的水平。民意的低迷，折射到官方身上也得見中日關係的變質，最明顯的證據是一九九二年的日本《防衛白皮書》，指中國投入大量軍費，企圖實現由量至質的變化。一九九六年解放軍在台灣海峽導彈演習，同年的《防衛白皮書》「有必要關注中國軍隊的動向」。一九九九年，《防衛白皮書》首次提出「中國導彈威脅論」，是為「中國威脅論」的首次冒頭。這中間有一條隱約的曲線﹕當中國的經濟實力愈加強大，日本的「中國威脅論」相應嗓門加大。

日方誤判中國經濟

日本過去十年與中國相鬥，一定程度上與小泉純一郎任內的中日經貿發展有關，造成日本某些官僚對大局的誤判。小泉到了任內中後期，基本被北京列為拒絕往來戶，國際場合連握手都免了，但這一段時間中日經貿卻火速上升，雙邊貿易由二○○一年的八百七十七億美元，到二○○四年猛增至一千六百多億美元，這就令日本一些人認定，中日關係可以「政經分離」，覺得中國還不至於能把日本甩開。今天看來，這一思考十年前或是事實，但如今肯定不是這回事。日本認為靠經濟實力吃定北京，發現算盤打錯之後，走上更加右傾之路是人所皆見。

說皆見，是因為紀念《舊金山和約》那天，明仁天皇夫婦赫然在座。這些政治色彩極強的場合，按二戰之後的日本政治倫理，天皇不應入座，且安倍晉三搞這場紀念的動機與重翻二戰舊帳關係極大，可是明仁夫婦兩人都去了。之後過了兩天，Discovery Channel播出二戰彩色紀錄片，明仁的父親裕仁一身戎裝在東京騎在馬背上檢閱軍隊。二戰結束後美國吊死東條英機等戰犯，也把皇室外戚清除大半，唯獨保住天皇本家。裕仁其後埋首自然科學，是世界著名的植物學家，美國始終沒有清算這個晚年一臉慈祥的佝僂老人。與戰後在德國把納粹連根拔起相比，美國對天皇過於寬大為懷，沒有算清帳的後遺症禍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