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美君
一個沒有剝削的城市，是確實存在的，尤其是在那些目盲的資本家的腦袋裏。就好像法國大革命之前，後來被送上斷頭台的皇后Marie Antoinnette，她得悉人民不得溫飽，便謂：「如果他們沒有包，為何不給他們蛋糕呢？」
一個沒有剝削的城巿，是確實存在的，尤其在那些冷血的詭辯裏：「勞資雙方你情我願，那又何來剝削呢？從來沒有人逼你們接受可恥的工資，超時過量的工作和惡劣的工作環境。」原來剝削不是客觀的事實，它的「有」或「無」全是想像出來的，無怪乎既得利益者亦因此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卡夫卡（Franz Kafka）有一個關於聽而不聞的小故事，題為《坐桶子的人》（The
Bucket Rider），多年來反覆閱讀，今天再讀仍感揪心。故事以第一身「我」的視點說故事，故事沒有說明，但這坐桶子的人好像是小孩，或者應該說，這不幸悲苦的人有小孩的奇幻想像。故事發生在歐洲一個不知名的小鎮裏，在一個寒冷蕭殺的晚上，孤單貧苦的「我」坐在盛載煤炭的桶子裏顫抖。火爐已結冰，房間嚴寒，窗外的天空像一個銀灰的盾牌把尋求援助的人拒於千里之外。與其凍僵在屋內，「我」決定坐在桶子裏，慢慢滑翔，從家裏的樓梯往下飛，一直飛到賣煤炭的店子，氣若柔絲的喊叫：「請求你給我一點煤炭，縱使那是你劣質的存貨，只一鏟的份量就夠了。」他的桶子叫我想起在迪士尼樂園坐過的小飛俠車子，在漆黑的天空滑翔，但這情景當然沒有童話的浪漫馳騁，他的桶子是飛天棺材，他的喊叫原來是鬼魅的聲音，這貧苦顫抖的窮人原來是拒絕死去的幽靈；他那有若意識流的敘述，原來是死人的哀號。賣煤炭的人好像聽見這哀求，但他的妻子卻說什麼也聽不見，她走出屋外，看個究竟，仍然看不見聽不到，然後輕輕揮動她的圍裙，就在那一刻，「我」和他那沒有重量的幽靈桶子就在冰冷森寒的夜色裏消失。
卡夫卡的悲觀看法叫我很不安，貧困的人是否只得被遺忘和消失的命運？還有，他好像別的男性作家一般，在這故事裏把賣煤炭人的妻子塑造成沒有悲憫的人，那是否男性權力焦慮的投射，現在無暇思考，卻無法忘記這小故事有一個震盪人心的細節。坐桶子的人，透過他那氣若柔絲的鬼魅聲音，曾這樣拷問這不公的世界：「倘若我像乞丐一般，只哀求富人的廚子給我一些廚餘，我也希望得到一點劣質煤炭度過嚴冬，以保性命。這一點要求，充滿窮人的憤怒，而且是一條直截了當的誡命，就是『不可殺人』。」
在貨櫃碼頭工潮膠著的日子裏，常想起這小故事，因為原來視而不見的冷感與犯了「誡命」有如此微妙的共犯關係。在此處我無意把碼頭工人的不合理待遇與被殺等同，其實我何等希望勞資雙方達成和解，大家能從這困境走出來。只是這小故事給我們這樣的示，那些擁有或壟斷生產資源的人若對勞工的處境充耳不聞，他們也許沒有犯法，卻犯了「誡命」，當然這並不指向舊約聖經的十誡，而是開明社會對勞工的基本保障和尊重，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社會制約：相信勞動力不是商品，因為人不是商品，沒有人，何來勞動力？我不是念經濟的，也不懂勞工法例，但深深感受到這種關懷、企業良心和悲憫在現行的外判制度裏隱沒了，那外判層疊的架構，令每一層的外判機構必須自保，走進一個合謀共犯的制度裏。眾所周知，外判制度以
價低者得的形式運作，層疊的架構也以剝削為根本：我既被剝削，也不得不剝削下層。剝削若是人與人之間不對等的交往，那麼那層層疊疊的外判制度容許這不公的現象存在，在最上層的大判既不是直接僱用勞工，也因此不用負責任，可以安心的充耳不聞。那些中層的外判公司若因工潮壓力受不住，亦可隨時選擇結業，解散員工，是另一種的充耳不聞。
一個沒有剝削的城市，是可以渴望、想像和追求的。立法保障勞工權益是工會、法律學者和政府急不容緩的事情，勞資雙方達至和解當然最重要，但這一切的努力必須建基在精神價值的層面上，好像卡夫卡故事裏的「誡命」一樣，是對勞工和勞動力的尊重，是開明社會的制約，讓人抗拒冷感，重構企業良心。也許因此有更多人看見那看不見的勞苦和貧窮，聽見那力竭聲嘶背後的辛酸。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系主任。研究及教學範圍包括香港文化、視覺文化、城市及全球化問題、文化理論、小說與電影等。酷愛茶葉、果醬、文學、電影和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