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為「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紀念，北京天安門廣場表面平靜，但政府在各處「敏感地方」加強「維穩」工作，外弛內張的氣氛卻難以掩飾，即使北京政府設法淡化事件，但始終無法抹去歷史的記憶和傷痕。
八 九年六四事件由反貪污、反通脹的社會不滿所觸發，因而可以從帶有期盼和要求中國民主、開放、富強、反貪腐、反專制的角度來理解。北京政府對六四事件的定
性，由「反革命動亂」到成為一場「風波」，卻始終未有像處理文革那樣加以「平反」，雖然文革的血腥法律責任，在歷史巨輪中，當權者以「歷史的錯」來為文革 畫上句號，但總算自此可讓中國社會進入一個深化改革開放的新階段。
與二十三年前相比，中國經過三十年改革，經濟發展的確取得驕人成就，但政治民主化改革卻「舉步維艱」。總理溫家寶在今年三月舉行的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提出加快政治改革，否則經濟改革成果可能得而復失，顯然體會到政治改革的迫切性。
一 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中國知識分子把民主改革的希望寄託在政治領導人身上，冀望領導層能夠從上而下推動民主改革，但願望最終化為泡影。六四之後，在現
實政治下，更多的知識分子把目光投向村民自治和基層民主，亦即通過基層民主選舉、從行政村逐級向上邁開民主步伐抱存希望，探索一條自下而上推進民主化的道 路。
然而，很清楚看到，在目前中國威權政府（Authoritative Government）的結構下，基層民主需要得到政府的默許和支持，才能正常地發展。因此，無論是從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推動政治民主化，只是方向性發展路
線，更核心和現實的關鍵是改變中國威權政府的權力結構，建立一個需要對下問責的政治責任體制。
國家機器由龐大的官僚系統壟斷與控制，能夠制 約官員的行為，唯一途徑是自上而下的權力監督。這種結構在一轉手間，權力便輕易變成腐敗，可見過去三十年改革，貪腐不僅無法取締，且變本加厲。從最近薄熙
來事件到失明律師陳光誠在山東家鄉的遭遇，這些貪腐濫權的冰山一角清楚反映政治改革無法再延宕；當前政府的治理模式已無法滿足人民的政治需求。
在民主體制下，無論中央和地方官吏若失職瀆職，公民可以通過投票把他趕下台，但中國的官僚權力體系，只能由上級向下作行為和權力的限制，即使地方官員侵佔農民的土地，但只有上級黨官才能加以制裁，缺乏自下對上的權力監督。
可 以看到，在目前經濟自由化下，這種專制權力行使難以持久。更重要一點是，缺乏對下問責的政治責任制度，必然無法長期保持治理的政策質素，為中國進一步改革
發展埋下隱患。溫家寶「擔憂」，不進行政治改革，「社會上新產生問題，不能充分獲得解決，文革的錯誤仍有可能發生」，誠非杞人憂天。
因此，落實政治民主化，建立一個需要向下問責的政治責任制度、引入自下對上的權力監督機制，是中國未來發展重要一步。雖然民主社會和威權政治社會都會有權力貪腐，但民主社會起碼不會輕易出現最劣質的腐敗行為；而且也是人類目前所知道抵抗專制的最好辦法。
彈 指光陰，六四事件一晃眼便過去了二十三年。多年來，年年紀念六四，除了希望為六四取得公道的歷史評價、悼念為中國民主運動而犧牲的人外，更深層的意義在於
推動中國能夠建立一個「為生民立命」的自由民主社會，與西方民主國家分享善治的德性和價值，真正體現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大國的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