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 第57期
一
究竟應該怎樣理解冷戰後的世界，這是社會科學在整個1990年代所面臨的重大主題。在圍繞這一主題的紛紜眾說之中，由美國學者提出的兩種主張備受矚目，並且還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論爭的軒然大波。一種主張是由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所提出來的，其梗概在冷戰結構崩潰之前的1989年就已經發表。另一種主張是數年後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發表於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1997年又作為專著出版。
福山指出，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瓦解，意味著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定性勝利；冷戰後的世界不再存在意識形態和思想上的對立，而進入了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市場經濟等西歐式信念滲透整個地球的新時代。黑格爾早已預見到這種西歐式現代自由和民主主義的勝利，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長期鼓舞著黑格爾或馬克思的信奉者的那些思想和信念也隨之統統失去了推動歷史的力量。
與此不同，亨廷頓認為冷戰後的世界將進入人們各自確認乃我族類的同一性——在文化、宗教、歷史等方面尋根——的時代，因而，這也不得不是共有某種文化或價值的人竤互相對峙的時代。他把比較近似的、容易形成咱們性意識的人們的竤體稱為文明圈。例如，歐洲和美國所合成的西洋文明圈、伊斯蘭文明圈、包括華僑在內的中國人生生不息的中國文明圈、俄羅斯文明圈等等。在亨廷頓看來，冷戰後的世界，特別有可能進入伊斯蘭文明與中國文明互相聯合起來與西洋文明抗爭的時代。
無論是福山的論述還是亨廷頓的論述，都只粗略地描繪了世界的前景。對其細部進行批評是容易的，事實上，這類批評已經很多了。人們批評福山過於樂觀，而對於亨廷頓，人們則批評他過於悲觀、有過多的策士情調。那麼，究竟其中哪一種景觀更符合冷戰後世界的現實觀察呢？
在此，我不想對這兩種主張進行比較分析，只想提醒各位注意，儘管存在著表面上的對立，但它們在以下三點上是一致的：第一、冷戰後的世界在經濟以及資訊等方面的相互依存愈來愈強，所謂全球一體化的傾向日漸發展；第二、意識形態和思想上的對立已逐步失去意義；第三、民族國家不再具有過去那種重要性。換言之，伴隨著以經濟為中心的全球一體化的進展，建立在主權基礎上的民族國家的自主性在衰退，這就是冷戰後世界的現實。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福山強調了西歐式的自由、民主主義、市場競爭等制度的全球一體化，而亨廷頓則預測在如此這般的全球一體化過程中，人們將會固守那一個賦予了自己以特定的認同性的文明。
試問一下，這十年之間所發生的一切，實際上究竟意謂著甚麼？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上述兩種主張都有正確的一面，卻又都不是定論。經濟全球一體化的世界決不像福山想像的那樣琴調瑟和、歌舞狜平，但也很難說人們一定會因文明的不同而劍拔弩張，更不能斷定歐洲、美國的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和中國文明之間的不同勢必導致對抗。我倒認為當今世界的大勢，其犖犖大端應該如下所述：
經濟上的全球主義確實正在通過市場把世界結合在一起，把世界置於共同的經濟利害關係之中。毫無疑義，這樣的事態構成了對於民族國家這個現代世界重要的政治主體之存在價值的一種威脅。但是，這麼一來，民族國家就會嘩喇喇大廈將傾嗎？非也。就是民族國家的重要性也未必會有明顯的下降。其實，在全球主義的大纛之下，各個不同的國家在如何實現各自的獨立性和國家利益方面都遇到了更加艱難的課題，這難道不就是實際上正在出現的形勢嗎？
誠然，在許多地區發生了少數民族的分離和獨立的運動，另一方面也進行著像歐盟（EU）那樣的超越國家框架的嶄新實驗。對於竤體認同性的要求，的確正在動搖著既存的民族國家的框架。但是，民族分離和獨立的運動不是使被稱為國家這一觀念解體，而是意味著國家的重組。實際上，正如威爾遜（Woodrow
Wilson）所倡導的那樣，民族自決本身正是現代國家的理念之一。而在歐盟的情況，各加盟國也不肯輕易放棄政治上的主權。或許有必要在此指出這一點：歐盟究竟會向哪個方向發展還完全是個未知數。
那麼，被稱為全球主義時代的這十年間所發生的一切究竟是甚麼呢？
二
首先有必要注意的是，所謂全球主義具有兩個側面。從共同享有經濟利益、信息以及理念的角度來看，全球規模的密切聯繫並非這十年間才出現的事物，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世界趨勢。特別是在1950年代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各國對於現代化政策的支援，不妨理解為一個向包括日本在內的屬於西方陣營的發展中國家（中進國）輸入自由主義、民主政治、市場經濟等西歐式價值觀的過程。在這一意義上，全球一體化就是西歐式現代化。實際上，在當時要想躋身於西方陣營與有關國家建立經濟往來關係、實現社會發展，也不得不接受美國的技術和市場方面的支援。由此可見，今天的全球一體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基於西歐式的價值觀和制度的現代化向整個世界的擴散。
然而，1980年代以後的所謂全球一體化，還有前所未有的新側面。在有些國家，並沒有採取西歐式涵義上的現代化步驟而突然實現了經濟發展，至少從表面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現代、最摩登的城市拔地而起。不言而喻，這就是亞洲各國的景觀，由於從日本、美國等國導入資本，新加坡、香港、吉隆玻、上海、臺北、漢城等城市一躍變成了超級現代都市。在亞洲，這些點連接成線和面，形成了擁有共同性消費文化的中產階層，導致了經濟活動的空間性同期化，仿佛跨越出了各自國家的發展的原有階段。在這些國家，基本上省略了例如日本所經歷過的模仿西歐式現代化那樣的長期過程——首先輸入西歐的理念，以日本自己的方式接受民主政治和人權思想，從美國進口產業技術，製造中產階層，實現經濟自由化。它們不是這樣亦步亦趨，而是走了一條短期見效的終南捷徑，在大約十年的期間裡建築了一些超級現代的都市。
支撐這種繁榮的是全球性資本的自由輸入。許多亞洲國家都一直在致力於開放金融市場，積極誘導投資。回過頭來看一看、想一想，正是有了自由化的金融市場和急躁的資本輸入在先，才有1997年那樣的突如其來的資本流出在後，結果使人不得不承認亞洲式的高速度經濟發展的確是欲速則不達。無論如何，在亞洲已經形成了以金融的自由運轉為核心的全球性資本市場，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1997年以後亞洲經濟的突然崩潰，可以為我們理解全球主義提供如下所述的一個視角。
1997年夏天的泰銖暴跌，立即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南韓以及印尼引起了連鎖反應，到11月，日本也出現了嚴重的金融恐慌。如果從合理性的觀點來考慮，這種事態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些國家的體制決不相同，各自的經濟結構和發展速度也有差別；特別是日本，既是最大的債權國，又擁有龐大的貿易出超，這與其他各國迥異；然而，在這樣的國家之間卻發生了連鎖性金融危機。為甚麼？對於這種奇特現象，通常的解釋是因為投資商們對於亞洲的不透明、不公正的經濟持拒斥態度。美國的經濟學家還授予這種不公正的亞洲經濟一個專有名稱：親友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指責它是不公開信息、不進行自由競爭的哥兒們經濟、官商勾結的經濟。於是乎，這裡就出現了一對範疇，即美國式的正確的市場經濟與亞洲式的不正確的市場經濟。
討論這種區分是否妥當並沒有多大意思，理由在於：第一、即使同屬親友資本主義的類型，各國的具體表現形式還是大相逕庭，而這些不同又反映了各國的國情；第二、與前者相應，即使亞洲的市場經濟與美國的市場經濟不同，既然這種不同反映了各自的國情（社會結構、文化、歷史等等），那麼也就很難將之改變。但是，現在左右市場的卻是主張應該把不正確的市場經濟轉換成正確的市場經濟、應該徹底變更有關國家的社會結構的改革論。特別是在日本，經濟改革論在這三四年間形成了浩浩蕩蕩的輿論潮流。
更值得注意的現象在於，就在同一期間，從亞洲逃出的資本主要湧入被宣傳為 具有最公正的經濟的美國。正是這股資本潮流抬高了美國股票市場及其資產價 值，成為美國經濟盛況的一個根源。就這樣，一旦把經濟區分為基於自由競爭、責任自負、資訊公開的正確的市場與沒有這些性質的不正確的市場，其結果是國際性資本就回避後者而湧向前者。這決不僅僅是金融的表面移動，還影響到有關國家的經濟實體。
三
至此為止，我們到底弄明白了些甚麼呢？首先要指出的是，與福山、亨廷頓們的見解不同，即使在當今的世界，意識形態仍然在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全球主義的發展中，基於個人自由競爭的正確的市場這一意識形態尤其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既然正確的市場只是一種意識形態，那麼全球性的、自由的金融市場能否持續穩定地發揮作用，就決非已經證實的真理；恰恰相反，即使它能發揮穩定作用，那也需要相當多的前提條件。市場本身也是一種制度，因而市場是不能與它賴以形成的地區或國家的特殊情境相割裂的。市場靠交易慣例以及人們的信賴構造才能順利運行，這一切根本不可能脫離各個國家的具體狀況。即使市場經濟、市場競爭，也決不是普天同軌、九九歸一的。不考慮到這些方面，只把美國經濟學教科書中所描繪那樣的個人自由競爭的市場當作正確的市場，這難道不正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意識形態嗎？
作為這一意識形態的核心的，是在西歐式現代社會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個人自由的理念。由此再生發出一種見解，即：把不加限制的市場看成最大限度地實現個人自由的空間，認為只有超越國家的約束、不受科層制行政機構限制的自由經濟活動才能真正實現個人的自由。也可以說，政治思想家伯林（Isaiah Berlin）所謂的消極自由，就是支撐全球主義的意識形態核心；而在經濟領域中，最大限度實現了這種現代西歐的理念的國家當然就是美國。因此，全球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與美國經濟很適應，這就是結局。
四
其次，我要指出以下動向：近年來與全球主義息息相關的主要現象是國際性短期資本金額龐大而又往往飄忽不定、在國家之間自由移動著尋求利潤機會。請想像一下吧，相當於一個年度的世界貿易總額的大規模的資金，可以在幾乎兩三天的時間裡席捲全球！這些資金與實際需求毫無關係，只是為了攫取一刹那的更高額的利潤而交換各種不同貨幣、在各國之間轉移資產的位置。然而，各國的基礎經濟卻無法與這種資金活動絕緣。
進入全球主義時代之後，凱恩斯（John M. Keynes）的政策在發達國家中不再像過去那樣靈驗了。凱恩斯政策本來設想的是一國經濟，在諸如利率的變化立即就會引起資本轉移這樣的無國界的世界裡，它已經有了那麼一點明日黃花的頹勢。因此，如果是在全球主義的激流中推行金融自由化，那麼管理景氣的政策就很難奏效。在這種情形下，與其採取凱恩斯政策，毋寧採取吸引國際性資本的政策。如果不這樣做，本國的通貨難免下跌，股市難免蕭條，其結果還將導致失業。於是，在全球主義的格局之中，各國不得不競相採取某種取悅市場的（market
friendly）政策。這裡所說的市場，就是前面已經述及的正確的市場，在這一點上，美國已經佔據了最有利的位置。
總而言之，目前資本的走向恰似一江春水向西流——湧到根據市場的意識形態判卷而得分最高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決定政策走向、評判政策效果的既不是官僚也不是國民，而是市場。換言之，官僚已經不可能再按從前的做法來進行政策運作了。在資本全球主義的格局之中，決定經濟活力的是市場，決策當局很難駕馭市場的航程。因此，負責確保國內經濟的安定性的各國決策機關，在為本國的利益而進行決策和政策實施時不得不應付前所未有的困難而複雜的局面。這種事態決不意味著國家的框架已經無足輕重了。恰恰相反，無論是輸入資本還是限制資本，都必須保衛國內經濟不受那種短期資本的朝秦暮楚的無常性影響，這正是國家的重要職責。
因此，所謂國家的角色會隨著全球主義的進展而逐步淡出云云的議論是完全錯誤的。像過去那樣通過凱恩斯主義的宏觀政策來調整景氣的做法，的確是越來越困難了。然而，確保國內就業和產業結構的安定化依然是政府的重要的職責，而防止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以及匯率的大起大落衝擊國內經濟則成為政府更重要的職責。
五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冷戰以後多少有些混沌的狀況之中，怎樣建構美國前任總統布希（George Bush）所宣導的新的世界秩序呢？在1990年代之初，與亞洲經濟的迅速發展適成對照，美國經濟的衰退引起了一片聒噪。因為人們發現，在稍早一些出版的甘迺迪（Paul
Kennedy）的《大國的興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所闡述的大國衰退的徵兆，也可以在美國找得到。
所以，1990年代的美國尤其是克林頓政權的最大課題，就是如何重現經濟輝煌；換一個說法，這就是如何在冷戰後的新世界裡建構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課題。由此可見，全球主義的潮流與這個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大改組的課題並不是沒有關係的。特別是克林頓連任之後，結成了巴格瓦梯（Jagdish
Bhag Wati）所概括的華盛頓—華爾街的搭檔關係（Washington Wall Street
connection），形成國際的自由金融市場。就在這裡，開發出創造新財富的機會這樣的念頭支配了美國政府，而這種設想很適合務實的、個人主義的、競爭的美國經濟的理念。作為創造新財富的金融商品的金融衍生物也在美國經濟學中得到理論上的開發，對≧基金（Hedge
Fund）因使用了金融衍生物而每年漁利超過30%。
顯然，1990年代的全球主義、特別是金融的全球一體化是對美國有利的，因為美國在1980年代已經推行了金融自由化，擁有作為軸心貨幣的美元，資金需求旺盛，進而開拓了被稱作金融工程的領域。更有甚者，主張根據個人自由的價值觀進行市場競爭的美國經濟學，儼然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在許多國家受到開門揖迎。無論美國政府是否有積極的戰略性企圖，全球一體化的經濟事實上已經成為以美國為中心的經濟。
六
那麼，以美國為軸心的全球主義究竟會不會一帆風順呢？它能成為新的世界秩序嗎？意識形態以及集團之間的對立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嗎？不能這麼說。第一、現在金融的全球一體化固然有利於美國經濟，但是超越國境的短期資本本來並無國籍，即使美國也不可能控制其流動。事實上，1998年夏天以俄羅斯的經濟失敗為契機，危機經由巴西又把矛頭指向了美國經濟。美元價值和股票價格狂瀉，一時間甚至出現了世界性經濟恐慌的可能性。如今的世界存在著以對沖基金為中心的、流動性很強的無國籍短期資本，誰也無法控制它們。一旦有甚麼風吹草動，這種國際短期資本就可能成為在市場造成極度不穩的要素。可以說，我們正在邁向一個不安定的資本主義世界，在那裡，投機性金融或許要在全世界範圍內把經濟搞得亂七八糟。
這樣的全球一體化的資本主義世界是史無前例的，它完全超出了經濟學教科書的視野。所謂全球主義，是指建立在一種虛構上的狀態，即把所有結構不同、發展階段也不同的國家綁在一架車上，通過資本流和資訊流來形成外表上大一統的世界的虛構。實際上，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有其不同的情境，使之組成一個等質體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在這個千差萬別的不等質的世界裡出現的資本和資訊這樣的等質物的流動，在一定條件下不僅不會形成新的秩序，甚至有可能招致新的無序。
第二、全球主義將製造新的對立與分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西方資本主義一直建立在幾個因素之間取得平衡的基礎之上。以美國的霸權和佈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體系為前提條件，實現了國民經濟（national economy）與國際經濟（international
economy）之間的均衡，金融也通過銀行的居間業務與產業聯繫在一起，而官僚精英在國民經濟的營運、產業政策的制訂以及民間企業的監督等方面發揮了指導性作用。與此同時，經濟的發展培育出大量中產階層，這一階層成為發達國家的民主主義的中堅力量。另外，從意識形態方面來看，由於中產階層的存在，個人的自由與集團的平等性達成衡勢，自由民主主義的思想得到了廣泛支持。正是上述這些平衡和調整，支撐了二次大戰後的世界安寧。
但是，支撐著二次大戰後的世界的這些因素之間的平衡，正在全球主義的喧囂中被打破。正如前面所說，金融的全球一體化導致國民經濟和國際經濟之間發生齟齬，而決策當局卻在逐步喪失對之進行有效調節的能力。金融自由化這一國際經濟的要求，與諸如保障就業、維持產業結構的安定性等國內經濟的要求是無法兼顧的，這也意味著在金融與產業之間發生了矛盾。既然對≧基金每年能有高達30%的利潤，還有誰願意向經過十年辛苦才能回收資金的產業技術投資呢？也就是說，投機性金融將有可能抑制產業投資。不能管理這種資金流動的官僚也不再能夠充當社會精英，取而代之的是活躍於國際舞臺的基金管理人、操縱資訊的媒體活動者、經營諮詢業的顧問以及成功的風險企業家之流。他們是民間人士，他們的活動超越國界，因此他們也就不再抱有甚麼對於國家的忠誠，也根本不會顧及國民整體的利益。他們或許是自由主義者，但決不會是平等主義者。自由與平等正是在這裡才尖銳對立著。這些人們形成新的精英階層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會產生甚麼樣的影響呢？答曰：在時代需要由強勢的指導者來推行有為政治之際，精英階層卻對政治漠不關心或者只會勾心鬥角。
不言而喻，這種事態勢必動搖被二次大戰後的西方世界視為當然的自由民主主義的理念。超越國境去自由地伺機漁利的精英階層和大企業所宣導的自由主義，確保就業、通過福利實現平等的民族國家的民主主義，這兩者之間與其說趨向協調，毋寧說趨向對立。就是在這裡，由二次大戰之後的均衡所構成的世界圖像也開始出現了裂痕。以對極權主義和社會主義共同作戰而自豪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因為戰鬥的結束而發生了裂變。
這些新的對立是否一定會成為現實，對此還不能作出結論。然而可以斷定的是，在全球主義的進展過程中的確潛伏著對立的契機。由此可見，全球主義的時代決不單純是一個所謂市場經濟取得壓倒性勝利的時代。在一定條件下，這個時代極有可能出現國家之間的摩擦，金融和產業的矛盾也將表面化，還會發生民主的政治與自由主義的新精英階層之間的對立。這種局面並不像亨廷頓所暗示的那樣是深刻的文明的對立，與福山所提示的西歐式現代價值觀的勝利的時代也相去甚遠。在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各國已經開始摸索各自的國家認同性根據。為了對抗那個越過國境的新精英階層的自由主義，難以越出國境的普通的人們有必要重新定義自己對於國家和地區的依戀。這樣的尋根性摸索與所謂民族主義是不同的，至少與那種排外的、妄自尊大的民族主義不同。它是更加鬆散抑或是更加穩健，只不過是那些必須在某一國家或地區確保自己的生活家園的普通的人們理所當然持有的一種感情而已。但是，全球主義甚至把這種感情也當成不是理所當然的東西了。其結果是，那些人們只好轉向重新定義自己的國家認同性。在我看來，出現在這個全球主義的時代裡的那種重新定義國家認同性的嘗試，完全是題中應有之義。
日本京都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