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周記﹕反撲第一槍

六四血腥鎮壓之後幾天，《紐約時報》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的北京現場成為無可爭議的最佳報道，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新聞學院教授謝爾（Orville Schell）分析天安門廣場學生訴求的精闢見解，亦成為紫禁城萬里以外遊子心之所繫。這位能說中文的新聞學院教授，外表比真實年齡年輕，一頭蓬鬆短髮微微斜搭在前額。他這篇長文不是在《紐約時報》發表，也不是在《華盛頓郵報》出現，而是在《滾石》（Rolling Stone）刊行——近日香港電子傳媒所說的「流行雜誌」——事實是《滾石》並非一般理解的流行雜誌，也許說它是反建制雜誌會更恰當。

西方世界不乏《滾石》這類「掛羊頭賣牛肉」的刊物，以為它只談音樂說電影，其實它的反社會反保守本色比樂與怒更具深沉肌理。我讀過最出色的克林頓和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瓊斯基（Noam Chomsky）的專訪便是在《滾石》；談到文化，活地亞倫的訪問那期很精彩入肉；至於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九一年間三度訪問Eric Clapton，每次都見功力，每次都能讓讀者看到一個不一樣的Eric Clapton。《滾石》不是所謂「客觀中立」的傳媒，它反文化，反建制，立場比起嚴肅大報《華盛頓郵報》鮮明，令人一拿上手就不能自拔沉溺在它那八開大度書頁之中。

因此，當最新一期的《滾石》把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疑犯焦哈爾的大頭照片放在封面，作為長期讀者完全沒有一絲驚訝，那是很《滾石》式的深度焦點報道。驚訝的倒是美國有讀者說《滾石》做法是「美化兇手」，說要抵制《滾石》云云。今天的美國，與我認識的美國很不一樣，變得更加保守，也更加庸俗。

《滾石》生於「天下大亂」的一九六七年，美國反戰歐洲學運中國文革香港也有暴動，戰後美國富裕一代進入生離死別的徵兵證歲月，一收到這封信就得進軍營上戰場，這和艾森豪威爾當政的五十年代富足安樂完全背道而馳，千萬青年想不到，中學畢業唱罷驪歌走出家門去的是遠在深山的中南半島戰場，在酷熱流汗的叢林與越共游擊隊火拼。美國二戰之後模塑的一套價值觀在東南亞野地見真章﹕一句「這到底是不是美國人民要的美國」成了六十年代後期花旗之國最大質疑。於是，反建制，反文化，反保守一股巨大思潮在民間興起，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攻佔校長室，紐約大學學生在課室外打出「他們不能把我們都殺光」（They Can't Kill Us All）巨型標語。美國年輕一代決心要與保守意識形態決裂，任何代價俱在所不惜。

在這一時空，美國傳媒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與生俱來的自由派特質，令尼克遜政府無法得而用之。美國社會在「國家利益」與人民知的權利之間爆發衝突，人民不相信政府官員，認為這些外表堂皇的官僚滿口謊言，就是這幫人的政治偽術令美國掉進越南泥淖。美國社會需要拒絕依附政治的傳媒，《滾石》的反建制本質，遂令這份當初靠貸款七千五百美元起家的雜誌一紙風行，最厲害時每期銷量二百萬份。巨大的支持使得《滾石》更為雄心壯志，在潮流文化及反文化兩端來回游移，成為傳媒世界左手畫圓右手畫方的一株奇葩。

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奇葩

《滾石》說真話的態度吾道不孤，其中，單槍匹馬記者史東（I.F.Stone）堅拒嚥下官方硬塞的資訊，而以自己的新聞記者天職發掘新聞，挖出政府糗事。四十年後的今天，當人們把調查報道新聞的榮光歸於《華盛頓郵報》水門案兩名記者的時候，我覺得史東的榮光，比起背後有《華盛頓郵報》財雄勢大支持的兩名記者更為貨真價實。史東靠粗糙油印的《史東新聞》獨自支撐自己的事業，當派駐越南西貢的美國主要媒體記者在新聞室喝凍啤酒等待新聞官發落，史東一個老頭子卻猛往軍人堆鑽，找到更多國防部新聞官不想記者知道的消息。

必須承認，很大程度上，六七十年代的美國記者帶極其濃厚的理想主義及個人英雄主義色彩，他們篤信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的言論自由，以筆桿制衡政府。美國六七十年代經歷文化衝擊洗禮，政府對自由派傳媒恨之入骨，美國民眾應該記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丹拉瑟（Dan Rather）在白宮記者會舌戰尼克遜那幕，尼克遜回到辦公室，下令以後絕對不讓丹拉瑟得到內幕消息。丹拉瑟對保守派的旺盛戰意持續到他當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部總編輯，老布殊以副總統之尊上電視台接受他訪問，因為塞車誤了時間，丹拉瑟的反應是扭身就走，讓副總統呆等他回來。

自由派媒體曾領風騷

可以說，自由派媒體在美國帶領社會的意識形態，保守派對此深痛惡絕，千方百計要修理這些傳媒，其中一個方法是指摘「有欠公允」，最終媒體以新聞見報欄數長短以及出鏡秒數應對，內容上絕不讓步。這其中，《紐約時報》在「五角大樓文件」新聞官司之後更是表裏如一，其評論版更被保守派視為必須攻破的左派堡壘，奈何《紐約時報》是報業家族說了就算，這面自由派大旗始終不倒。有一個小典故﹕八十年代保守派健筆薩費爾（William Safire）應邀加入《紐約時報》論壇版，一度被認為是該報轉先兆，惹起報社內部群起反對。其後時日漸久，薩費爾卻變成中道名筆，為共和黨說話的味道大減，這都是後話。

美國社會當然有保守派傳媒，《華爾街日報》是其中犖犖大者，不過該報以事論事，雖然經濟政策偏向共和黨，絕對不致於盲目瞎捧。其他的右翼報章，可堪一提的是與《華盛頓郵報》一字之差、亦在首都的《華盛頓時報》，發行之初反應平平，既無《華盛頓郵報》的歷史背景，又傳與南韓統一教教主文鮮明有關，不太受輿論界重視，儘管軍方對該報愛護有加，曾發表不少國防部消息。在自由派當道的大氣候下，保守派傳媒難成勢頭，媒體企業雖由跨國巨企擁有，但記者編輯絕不好惹，一旦傳出老闆干預，這個機構不死也得脫層皮。

然而事物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九一一恐怖襲擊的發生，從此改變美國社會二戰結束以來的社會意識形態。美國立國二百多年來首次在本地遭到外力襲擊，奪去「美國不會受攻擊」的童貞，此後十年，舉國上下陷入無可挽回的保守大潮，右派逐漸藉此爭回道德高地，傳媒巨擘梅鐸旗下的霍士（FOX）電視台，打正招牌以保守派護法姿態出現。若以八十年代的美國社會標準而言，霍士的右派言論根本無法登上全國電視網（network），九一一之後，霍士電視台某些主持人鼓吹的美國主體論大受民間歡迎，鷹派政客遂獲容身落腳並可大展拳腳的平台。

九一一改變了意識形態

《滾石》把焦哈爾做封面人物的做法並不稀奇，同一張照片也曾在《紐約時報》頭版刊登，比起焦哈爾更「邪惡」的七十年代連環殺人犯文遜也曾獲得《滾石》相同處理，緣何此一時彼一時，從霍士電視台的崛起就能闡明這一巨大變化——美國掉進恐怖襲擊後心悸至今的氛圍，在廉價的愛國主義思潮下為保守主義找到定位。《滾石》的焦哈爾特輯在新聞處理上來說，只是一輯講述這人的採訪報道，不僅沒有「為匪張目」，是任何美國傳媒都可能製作的新聞專輯，可就是這專輯掀動美國十年來的心魔，保守勢力乘時反撲，向這份自由派雜誌打響第一槍。

《滾石》封面事件焦點，絕非處理新聞的技術爭論，也不是品味優劣手法高低的折射，僅是一張照片的封面處理，卻引來波士頓巿長開腔指摘《滾石》「給恐怖分子獎以名人待遇」，再下來是當地警察攝影師墨菲公開焦哈爾受傷待擒的照片。美國保守力量以這種手段為九一一恐怖襲擊失去的童貞招魂，冀圖以民粹主義把美國社會應當如何體待恐怖主義定下框架，更把三權分立的司法系統丟下不理，以形而上的私設刑堂把《滾石》先送上犯人檻。這是赤裸裸的向新聞自由挑戰，保守派綁架了美國人民的恐懼，向二百年不衰的表達自由及言論空間施壓。

保守力量綁架了美國

美國近代的總保守化始於一九八一年列根上台那一天，經歷老布殊、小布殊的十二年，徹底扭轉起於三十年代小羅斯福的自由主義，成為西方世界最明目張膽的右翼思潮發源地。《滾石》一張封面照片引起的美國騷動，不是所謂「美化兇手」這一表面原因，而是躲在反恐旗幟後面的另一種意識形態，準備奪回話語權的一場關係到後代子孫的生死搏鬥。

 

簡兆明: 愛國不愛黨的 Shostakovich

 

概括而言,  Mahler (1860-1911) 的交響曲透視作曲家的人生心路歷程, Shostakovich (1906-1975) 的交響曲則是作曲家生逢大時代的歷史見證。Shostakovich的祖父是俄國大革命的革命黨人，被放逐西伯利亞；父親是政府工程師及工會成員，母親也是西伯利亞回流聖彼德堡的中產階級，Shostakovich忠黨愛國的家庭背境，加上他早熟的音樂創意，立即被蘇維埃政權看中，展開了他一生依違順逆於藝術良知與委曲求存兩極之間的不斷鬥爭。

青年人民藝術家

1925年的第一交響曲是一篇劃時代的創新作品，正好讓蘇聯對外展示他們這位十九歲的人民藝術家如何了得。結果，Bruno Walter在柏林首演，Stokowski和 Toscanini分別在美國首演，大受歡迎。在國內，Shostakovich備受當權者禮待、人民愛戴。1927年他寫成第二交響曲《向十月致意》，紀念革命成功十周年，1929年再完成第三交響曲 《五一勞動節》，反映出這位年青藝術家對共產主義的理想充滿憧景。兩首交響曲的終章都加入合唱，路線正確，深受官方嘉許。

反建制與悔過書

然而 ，Shostakovich 的創作慾始終關不住，開始與體制正面衝突。同一時間，他公演了歌劇 The Nose，以政府官僚為諷刺對象，踩着當權者的神經，被點名批判。1934年的寫實歌劇 Lady Macbeth of Mtmensk內容涉及通姦、謀殺，和聲配器「過度前衛」，最終被禁上演。藝術創作的夾縫越收越窄，Shostakovich獲發的政府津貼銳減四分之三。二十九歲那年，他剛完成第四交響曲，一部深受 Mahler (第七) 影響的傑出作品，但礙於風頭火勢，沒人敢演奏。為了糊口，Shostakovich轉向電影配樂發展，藉着政治宣傳影片，保住自己的政治籌碼。

音樂畢竟不是白紙黑字，每個人都可以有（或者沒有）自己的想像力去加以詮釋。1937年的第五交響曲以「傳統」手法寫成，「一個蘇維埃藝術家的悔過書」獲得當權者接納，首演當日，聽眾欣喜若狂，指揮Mravinsky謝幕時高舉總譜。這首交響曲不但被欽點為俄國大革命二十周年慶典曲目，Shostakovich更藉此重獲信任，在音樂學院教授作曲。1937年，Shostakovich也完成了他的第一弦樂四重奏，這種更加需要想像力去理解的創作形式給予他更自由的抒發空間，是研究Shostakovich交響曲的最佳輔助工具。兩種體裁他都寫成了十五首。

抗戰與抗暴

1938年Shostakovich籌劃創作一首有獨唱、合唱的 Lenin交響曲，但始終沒完成，翌年僅發表了三個樂章的第六交響曲。1941年9月德軍對列寧格勒展開圍城戰，在炮火連天之下，Shostakovich完成了第七交響曲的頭三個樂章，撤離列寧格勒之後再完成整部交響曲。樂音化成振奮民心的愛國熱血，在堅毅、苦難之間奔流，Shostakovich成了廣大人民英雄的象徵。

1943年紅軍節節反攻露出勝利曙光，蘇維埃認為是時候在政治宣傳及音樂文化陣線上乘勝追擊。不過Shostakovich第八交響曲的回應卻着眼於戰禍加諸人類的精神苦楚，不但俄國人未能理解（Mravisnky指揮USSR Symphony首演），連西方也大失所望（Rodzinski指揮紐約首演）。

1945年的第九交響曲在蘇維埃最高統帥Stalin心目中，本應是對他歌功頌德的抗戰勝利頌讚，他甚至聽到傳言這首合唱交響曲將會與 Beethoven的第九同樣名留青史。殊不知Shostakovich 用了輕如室樂的配器，風趣幽默如 Haydn的第一樂章令Stalin聽來更覺得是諷刺。

委曲與抗衡

1948年 Shostakovich第二次被點名批判（同時還有Prokofiev、Myaskovsky、Khachaturian和Kabalevsky），褫奪一切特權，津貼撤銷，終止教職，還要公開悔過。猶幸 Shostakovich在美國有了知名度，政府未敢公然迫害，而且 Shostakovich也知情識趣地繼續為官方電影寫配樂，甚至委曲求存寫了清唱劇 Song of the Forests，歌頌 Stalin 為偉大的園藝工人。與此同時，內心矛盾交煎的 Shostakovich 仍然秉著藝術良知創作了第一小提琴協奏曲和聯篇歌曲 From Jewish Folk Poetry，為蘇聯戰後排猶政策下被壓迫的猶太人抱不平，這些作品要等到 Stalin死後才能公演。

1953年Stalin逝世，Shostakovich寫成第十交響曲，與上一首交響曲相隔了八年，樂曲呼吸着自由的空氣，萬物在新翻的土壤茁長新芽，陰霾驅散，青天耀眼，粗暴狂野的第二樂章狹義上是 Stalin的畫像，廣義上是人權與惡勢力抗衡，正義的勝利在終章裏得到伸張。

公民抗命交響曲

令 Shostakovich真正獲得平反的是1957年的第十一交響曲，標題《1905年》，是指俄國最慘痛的歷史教訓 「血腥星期日」：和平請願的民眾巡行到聖彼德堡冬宮向沙皇訴求，被腐敗無能的將領下令鐵騎屠殺驅趕，促成了日後的暴力革命。這首史詩式的交響曲四個樂章一氣呵成，描繪力極度震撼，因而被稱為 「毋須電影的電影配樂」，Shostakovich亦憑此獲得 Lenin Prize。在所有交響曲裏，這是最直接，最易明白的音樂語言，而且巧妙地穿插了許多俄國民謠及當年的革命歌曲。

官方喉舌反政府

1960年政府高姿態收買（實情是要脅）Shostakovich加入共產黨，委任他為作曲家聯盟總書記，捧為官方喉舌。1961年的第十二交響曲《1917年》紀念革命成功，向 Lenin致敬。1962年Shostakovich再次挑戰當局的反猶太政策，寫成第十三交響曲 《Babi Yar》，配以男低音及合唱團，悼念二次大戰期間烏克蘭首都基輔的納粹大屠殺死難者。

此後幾年，Shostakovich不斷為被政治迫害的藝術家和詩人抗辯，同時他的健康亦開始退化，晚期的弦樂四重奏和1969年的第十四交響曲都滲入了死亡的訊息和不協和弦。1971年的第十五交響曲充斥着對立的主題，有借自 Beethoven、Rossini 和 Wagner的旋律和他的前作，加上墓誌鉻般的第二樂章，恰如其份成了Shostakovich最後的交響曲。

時代使命，民主輓歌

如果不是在那個年代，不是在那個國度，便不會有 Shostakovich這樣的交響曲。兩次世界大戰，一次內戰，兩次革命，還加上大獨裁者的政治大清洗，與及蘇聯戰後的種族迫害與霸權擴張，令肩負時代使命的 Shostakovich交響曲更添迂廻曲折，亦憑空架構重疊出無窮的詮釋空間，就連第十一交響《1905年》也有人 (包括 Kondrashin) 解讀為借古諷今，暗喻1956年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可以肯定的是，第十四交響曲確是 Shostakovich 對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搗碎布拉格之春民主改革的回應，由女高音、男低音、弦樂團與敲擊樂演出，以十一段俄國詩作為歌詞，賦成一篇民主輓歌。

    推薦錄音：

    Shostakovich : Complete Symphonies

    Roman Kofman / Beethoven Orchester Bonn

    MDG 937 1200-6 (11 CDs / 錄音年份2003-2006)

要選擇一套 Shostakovich交響曲全集，我以前有個不成熟的想法，一定要俄國指揮、俄國樂團，所以我選了Kondrashin/Moscow Philharmonic（當年是Le Chant du Monde發行，現在由 Melodiya原廠出版）。到今日，我仍然承認，粗豪的風格製造出粗微粒的音響效果，份外痛快淋漓，（實際上只是不修飾的 analog氣氛，音質並不粗）。演繹風格相近的是 Rozhdestvensky/USSR Symphony (Melodiya)，他也有全集，但我只有第十、十一、十四。正宗俄國傳統刺激火爆，近年有 Valery Gergiev，請聽他的第七（Philips 470 845-2）已知梗概。而非俄國傳統的Paavo Berglund（EMI CDC 7-47651-2）鞭策速度更加不留餘地，同樣令人喘不過氣。Bernard Haitink的第八和第十三（Decca 425 071-2 / 425 073-2）讓我初次嚐到音色平衡、意味深長的 Shostakovich。而現在MDG這套特價CD可謂更進一步（初版是單片發行的多聲道2+2+2 SACD），這是音效最清晰、平衡度最均稱、層次最通透的 Shostakovich，這不僅是錄音的成效，更主要是演繹。

Kondrashin的演繹和 Melodiya的錄音間中會有些過火（例如第十二首的第一和第三樂章的銅管），但Roman Kofman完全均稱，對比合度，但又不能說沒有氣勢，帶合唱的樂章如第三及第十三交響曲就明顯以平衡度取勝。

客觀演繹，感情自然

Roman Kofman加上 Beethoven Orchester Bonn，可能令人忽略了這位指揮家其實是烏克蘭人。他在基輔出生，畢業於當地的國立音樂學院，2003年受任Bonn之前是 Kiev Chamber Orchestra藝術總監及音樂學院教授。在德國，有樂評人將他比作 Mravinsky。Mravinsky的 Shostakovich我沒有聽過，但我覺得 Kofman頗接近另外兩位新一代俄國指揮 Vladimir Ashkenazy的第1、第6（Decca 425 609-2）和Mark Gorenstein的第5（Pope Music PM1009-2），他們同樣注重音樂層面，讓音樂自然帶出感情，而不是將感情 preload於音符之上。Shostakovich有時是刻意隱晦，目的就是要讓每個聽眾自己去感受、去詮釋。客觀的演繹會不會反而更直接？

條理分明，單純有力

例如配器龐大、千絲萬縷的第四在 Kofman 抽絲剝繭之下，變成效果精細，條理分明的純音樂，又何必將政治化的解讀附會其上？西方國家最喜歡將第五解讀為Shostakovich陽奉陰違，Kofman 理智的手法沒有誇張諧謔曲樂章，可能 Shostakovich根本上只是想用傳統技法寫一首同樣有感染力的交響曲，我們又何必多心？再聽肯定未經政治洗禮的第一：Kofman 直接了當陳述 Shostakovich 的音樂詞彙: 幽默得近乎荒誕的第一樂章，娛樂趣味如芭蕾音樂、配上鋼琴的諧謔曲樂章，幽怨孤寂的第三樂章，(啊！聽那小提琴獨奏！) 還有終章史詩式的大氣魄、現代化的電影感，軍鼓般的敲擊，軍號般的銅管，完全是單純有力的音樂創意，毋須刻意渲染。

理性客觀如紀錄片

即使當年真是有諷刺意味的第九，現在已經時移世易，Kofman 也決心拋開歷史包袱，開開心心地給我們一個充滿娛樂趣味的交響曲，五個樂章就像五幕芭蕾舞。至於兩首史詩式鉅鑄：第七《列寧格勒》和第十一《1905年》無論在激烈澎湃的高潮，或悲天憫人的慢樂章，都保持着理性的客觀，感染力就如忠實報導的紀錄片。Beethoven Orchester Bonn的高度準繩與敏銳反應更加令人動容，不但音效色彩比 Stokowski (EMI565206-2) 更通透，戲劇效果亦絕不比 Rozhdestvensky (Melodiya/JVC VDC-1042) 或 Gergiev 遜色。也有同感的朋友更不可錯過這兩曲的SACD版，享受包圍感的音效，尤其是《列寧格勒》第一樂章近15分鐘處，象徵紅軍反攻的附加銅管組，Kofman將他們安排在後聲道，與前聲道的德軍正面交鋒。

《香港簡史》作者哀港自由損 中華書局狡辯露六大疑點

香港書展變香港書「剪」，事件續有新發展！

老紀本周五獨家報道，由中華書局出版的《香港簡史》中文版出現「和諧版」，出版商在作者不知情下，大幅刪改敏感的嚴厲批評內容，疑似出現赤裸裸的出版審查，令人憂慮香港的出版自由不再。

事件中一直不作回應的中華書局，至周五黃昏終透過公關公司發出新聞稿，辯稱「和諧版」純屬「洽談內地版權」的樣本書，卻被誤送至書展發售，云云。不過，老紀向本港多間大型書局查詢，卻發現跟中華書局所言有出入，知情人士也向老紀力證，中華書局所言並非事實，稱回收「敏感版」一事肯定是真情。事實上，老紀追查及分析後，更發現中華的解釋中，最少有着六大疑點！

至於該書原著作者高馬可，現身在英國，他透過電郵回覆老紀，強調出版商從沒有知會他有關洽談內地版權事宜，他對刪改一事更是全不知情，直言對此感到既震驚又失望，同時擔心事件將對香港表達自由的聲譽造成負面影響。熟悉中國國情的評論員指，中共一直對歷史相當敏感，相信是次風波與最近內地的「七不講」指令及香港冒起的本土意識有關。如審查情況惡化，知識尚淺的本港學生勢將大受影響。

老紀周五獨家報道，由港大歷史系教授高馬可（John M. Carroll）在2007年撰寫的歷史書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近日被中華書局翻譯成中文，名為《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香港特區》，但老紀發現該書在市面上竟然同時出現兩個版本。簡而言之，可分為充滿批評內地及香港政府內容的「敏感版」，以及在書展購得、書中大量敏感詞句被大幅刪去或改動的「和諧版」。有關報道出街，引來極大迴響，有網民就直指「香港連歷史真相都守不住了」。

一直未有就事件作回應的中華書局，周五黃昏終發出新聞稿，解釋《香港簡史》之所以出現不同版本是因適逢香港書展，中華書局「因應內地版權洽談需要」，另外製作一批非作銷售用途的樣書，而部分樣書因誤送至書展會場之中華書局攤位。根據紀錄，一共售出了37本。中華書局發現後，已立即將誤送會場之樣書全部回收，而中華從未發出過回收ISBN書號978-988-8263-20-2，即「敏感版」《香港簡史》之指令。發言人又指，公司已就事件向作者解釋及致歉。

然而，內部消息人士就向老紀明確指出，「樣本」之說實屬子虛烏有，根本不符事實！更直指「在書店大量回收舊版（敏感）的事，肯定是真的！」

老紀周五就將中華書局的聲明電郵給原著作者高馬可，他看過後共作了四點回應。首先，他強調自己從不知中華書局打算在內地發行該書（not aware that Chung Hwa had any intention of distributing the book in the mainland）；再者，他認為即使在內地發行也不應該刪改（I would have been happy for it to be distributed there, but not with the changes that were made in the second edition）。

他透露，中華書局周五有向他解釋並道歉，同時明確指出，「我驚訝、失望及關注事情。驚訝和失望，是因對第二個版本，我未獲知會（而如果我預先知道，很可能不會批准）。我關注事情，是因為這損害了本書的信實；修訂版的讀者不能讀到原裝及經授權內容；這很壞地反映了香港言論自由的聲譽。老實說，我從未聽過會有出版社會在未知會作者的情況下，這樣作出修改。」（I am surprised, disappointed, and concerned. Surprised and disappointed because I was not consulted or informed about this second version (which I would most certainly have not approved). Concerned because a) this damages the integrity of the book; b) readers of the amended version will not be able to read what was in the original, authorized version; and c) this reflects badly on Hong Kong's reputation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ankly, I have never heard of a publisher making changes like this without consulting the author.）至於會否採取任何包括法律上的行動，高馬可則未有決定。

高馬可亦在同日回覆《主場新聞》查詢，直指「第二版（和諧版）肯定不是我批准的那個版本」（The second version is certainly not the same as the one I approved.） 而且希望中華書局能作解釋並回收所有「和諧版」。換言之，出版社在未知會作者的情況下，就大幅度刪改《香港簡史》的敏感內容。

事實是，中華書局的回應，恐怕更是欲蓋彌彰。老紀追查及請教出版界朋友，就最少可以歸納出六大漏洞，老紀就在此為大家逐一分析，好讓大家自行判斷，究竟中華書局的回應是否可信。

首先，一本「因應內地版權洽談需要」而製作的樣本，其對象明顯就是內地人，那何解該書是以繁體字印刷？既然希望與內地人洽談版權，起碼要他們看得明白吧，為何不製作簡體字版本？老紀就此問過中華書局，得到的回覆是「《香港簡史》中文版剛於7月中才出版，為趕及書展時洽談內地版權，同時也不一定需要簡體字才可洽談版權，故沒有就是次樣書製作簡體版」。

問題是，市面上有各種「繁簡切換」軟件，甚至是完全免費的「谷歌翻譯」服務，最多只需幾分鐘，就可把整篇繁體字原文轉換成簡體字。再者，中華書局是一間具規模的出版社，更不是首次參加書展，怎不知道相關出版程序，以至會因「趕不及」而匆匆製作繁體樣書？更荒謬的是，老紀問過荃灣中華書店，職員透露《香港簡史》其實在本月4日已運抵書店。換言之，「7月中才出版」的講法，根本與事實不符。

其次，既然「和諧版」是一本不作發售的樣本，為何要印上國際標準書號（ISBN）？更重要的是，老紀翻查資料，ISBN第二組數字是代表出版地區，如屬內地出版，數字應是「7」，香港出版的則是「962」或「988」，而這本為「洽談內地版權」甚至很可能會讓商家拿回內地的樣本，卻是採用代表香港的「988」。由此看來，本書很可能都是預備在香港流通。另一佐證，就是明明書底仍印上「HK$128.00」字樣【圖】，如果不是在本地發售，何以要用港幣來標價？

第三，老紀請教過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他指書本由貨倉運至書展前，一定會先以電腦掃描條碼（數字相等於ISBN）確認，在書展上當有顧客付錢購買時，職員也一定會再次掃描條碼。既然「和諧版」樣本印有完整的ISBN，何解在這兩層關卡中，職員都完全不察覺有異？彭志銘認為，中華書局作為一間大公司，肯定有自己的中樞電腦系統，當中註冊了所有書本資料。而顧客可以在書展買到「和諧版」，則很大可能是因中樞電腦系統一早已註冊「和諧版」的資料，所以職員才會在物流和銷售上都毫無阻礙。

事實上，老紀分別致電多間三聯、中華和商務的門市，以ISBN查詢存貨狀況。被詢問的門市都一致表示，「和諧版」在電腦系統上有紀錄，但全線未有存貨，似已印證了彭志銘的推測。

第四，「和諧版」的內頁清楚標明是「2013年初版」，本身就已經跟事實有出入了！須知道，老紀現時手上明明有兩本由不同印刷公司承印的版本，邏輯上兩本書又怎會可能同時是「初版」？且「和諧版」沒有注明「樣本」二字，也不符常理。難不成中華書局有時間刪改內文，卻沒空加上「內地版」三字嗎？

第五，是中華書局要把書本分成不同版本，本身已理據欠奉。須知道，不少內地人來港，都愛購買大量敏感書籍回國，原因之一，正是因為香港享有出版自由，故書本可信性高，究竟中華書局是基於什麼理據，認為內地同胞閱的《香港簡史》，是要先經「河蟹」呢？為何屬事實之全部的敏感內容要被刪改？

最後，亦是最重要的一點，作者高馬可對洽談版權一事，根本就全不知情。在道德上固然有問題，而在法律上也可能有責任。彭志銘指，作者和出版社簽約時通常會就出版不同語言的權利及編輯的刪改或改寫權利等達成共識。但觀乎現在高馬可對事件懵然不知，則可以肯定合約上根本沒有寫明，出版社的私下決定有可能會導致法律責任。

老紀必須再次指出，是次風波牽涉的是香港珍貴的表達自由，當中包括的正是言論及出版自由。熟知中國國情的時事評論員林和立指，中共作為一個執政者，從來對歷史都相當敏感，「覺得歷史係可以畫公仔咁，因應政治需要而隨時改動，好厚面皮，直情話可以改寫」。他指出，內地最近發出內部九號文件，表明「七不講」，「其中就係話唔可以講中共犯過的歷史錯誤，學校和傳媒都唔准講」。林和立認為，雖然「七不講」屬中共內部文件，但香港的中聯辦、港澳辦，甚至是身在香港的地下黨員都一定會收到，「雖然文件係規管內地，但係呢個『七不講』的精神，則香港的黨員都會收到」。

他又認為事件可能與近日本港冒起的本土意識有關，坦言內地由50年代已經開始審查書刊，習以為常，「已經入咗腦」，甚至當了是一個正規做法，「外面人覺得好有問題，但佢地唔覺」。而更為可怕的是，香港的中小學生知識尚淺，缺乏分析能力，很可能會受這些經修改的歷史書，亦即是「政治宣傳」（propaganda）影響，「香港自97後，國際上關注香港的人不多，難得有個外國人寫了學術著作，所以這本書很可能在中學通識課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