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祖喬、鄺健銘﹕強勢管治的根源 ——學習新加坡前必須的地方知識

香港近年常說要仿效新加坡，但簡化地認為「新加坡」就是值得模仿的「強勢」及「秩序」、「香港」就是停滯不前的「弱勢」及「混亂」，並不客觀。之所以要了解國情，就是不想片面地妖魔化中國，而是深刻了解中央／地方關係、各派系、不同時期的歷史發展等等因素如何造成今天的中國制度。同理，學習新加坡政策，必須先理解人家的歷史及地方知識，體會新加坡人的處境及需要，才會明白為何當地會衍生出相應的政府及政策方向。這樣才能全面了解有什麼政策真正適合香港，而非東施效顰。

星港兩地的基本差異

星政府能力比特區強，非如香港坊間所想，純粹是李光耀或個別強勢政府的功勞。即使是新加坡本地的學術研究，也不會把其政府的管治成就僅僅歸功於個別領袖或政黨。所有國家及城市的政治及政策發展，都受各自的地理位置與歷史處境所局限。那過去及現在星港面對的形勢有何不同？有兩大不同：

一‧區域政治的不同：保護港vs.自由港

新加坡獨立於60年代、冷戰時的東南亞。由於馬來西亞對華人的不公平政策，以及印尼排華，使新加坡成為區域中唯一的華人保護港（組屋有防空洞，就是怕馬來西亞可能入侵）。「強政府」的形成，很大程度是基於當時不穩定的地緣政治及相應地追求穩定的南洋華人心理；至於為何當地反對力量薄弱，也不是如坊間想像般、簡單地以為是政府強硬地馴服一切。不少研究指，60年代左派勢力錯誤跟隨大陸激進文革路線、主動放棄議會席位走上街頭，盲目以敵我態度批判任何政策而失去民心，也造就後來「強政府」成形。這些是理解新加坡強勢管治時不能忽略的歷史基礎。

冷戰中的香港卻從沒鄰近地區的威脅，反而是各大國（英、美、國共）為各自利益而刻意共同保持穩定的自由港。新加坡政府是為自保而大刀闊斧，港英政府則恰恰是盡量事事不上身，以平衡及調節各方利益為大目標。要在殖民政府下爭取權益，本地華人只能自己發聲，形成兩岸專制下均沒有的民間社運傳統。例如老左派在1967年暴動，雖然亂放菠蘿，但其不可否定的功勞，是同時使港英意識到社會已不滿至臨界點，隨後推動改革（見當時港英防衛司姬達於張家偉《六七暴動內情》中的訪問）。 70年代廉署成立、實施工人有薪及產子假期、以中文為法定語言，也不是港英皇恩浩蕩，而是本土華人的社會運動爭取所得。此上街文化傳統，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準則而言十分溫和，也有貢獻。沒有天星皇后，哪有發展局？

所以，不能抽空比較兩地政府的強弱。兩地本質上處於不同地理位置，面對不同歷史處境，成就相應的政府及民間社會。筆者認識的不少新加坡年輕學者，均認同香港是民間強、政府弱，新加坡是相反。但這絕不代表一方是「失序」、一方是「專制」，更不代表哪個社會較好，也不代表以保護港為基礎的星洲模式放諸自由港是可行的。

二‧政體性質的不同：主權國 vs. 中國特區

作為主權國家的星政府比特區「強」，似乎理所當然。

新加坡本質上是獨立國家，需要廣泛及全面地思考自身的定位及未來，亦有較大自主度實現願景。例如它對本土未來十分重視。不少男性高官是在年輕軍訓時特地選拔的本土精英、以獎學金保送到劍橋哈佛念學士碩士、回星後任職外交及不同部門而訓練出來。新加坡想發展動畫業，以優惠政策擊敗地價過高的香港而邀得《星球大戰》的龍頭公司Lucasfilm進駐，卻要求必須聘請一定數量的本土青年人才。所謂「強政府」，不如說是完全獨立、需要對本土社會思考更全面及長遠的主權政府。

香港不是有自主性的主權國，是繼承港英政治體制的中國特區。特區施政，雖比大陸其他地區而言有一定獨立性，卻從不可能脫離國家影響，必然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受大陸衝擊。而為求穩定，特區作為「經濟城市」，繼承的也是重商主義及以平衡利益為主的港式殖民政策。例如特區雖然欠缺政治人才，卻也從不會有以香港為本位的人才培訓機制，而是很港英殖民式地從政府及商界選取現成的、對既定體制有行政經驗而又可以調控各方利益的愛國者。至於其他它行業的人才如拿金牌的足球隊、拿奧斯卡的動畫大師，作為利益調控者的特區政府從來只會抽水祝賀，不會扶持，只會叫本地人自行出外及北上搵食。

深入地看，兩者治理的雖同為極受外圍因素影響的小城市，政策和定位也相近（例如「亞洲中心」、「東西礇聚」），但星政府的政策是以其300多萬可投票的本土公民（citizen）為最終依歸。在新城工作的200萬外地過客，身分只是沒有選舉權及完整福利的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及外地人（foreigner）；而特區作為在大陸中獨特的、非民選的殖民式地方政府，往往只能按大陸情調節自身及平衡利益。香港 700萬人人口中，父母對香港毫無歸屬感的雙非嬰兒、拿覑特區護照而從不過問社會發展的專才、為本地權益示威而被判監的議員、認為示威人士搞亂檔抵死的老中青維園阿伯，同樣是中國特區裏的permanent resident。故此，星港政體特性及其認受性的來源根本不同，很難證明星洲模式有利香港。

被忽視了的地方優勢？

星港兩地的政治發展各有歷史軌舻，不可一概而論，以上是學習新加坡前應先疏理的地方知識。固然，新加坡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例如環境、供水、房屋等具體政策。但盲目地以「強勢政府管治人民」的標籤簡化新城，既是無視香港作為在東亞自由港所形成的民間本土的傳統及港式政體，也沒有尊重新加坡作為一個東南亞國家所經歷過的歷史處境。

筆者認識的新加坡年輕學者，不少認為香港比新加坡的優勢是其背靠中國大陸、又同時相對自由的民間土壤，但也同樣認為新加坡的相對優勢是沒有中國大陸背靠下所訓練出來的自主性政府及政策思維。在全球城市的競爭及世界對中國的認識觀念中，香港向以自由及活躍的市民世界見稱，有充滿創意及廣受歡迎的香港電影，也有眾多很「獅子山下」的勤奮小店。研究亞洲及南中國的學者Carolyn Cartier甚至認為，香港的文化藝術在近年的社會運動中表現活躍，在整個以商業拍賣為主導的亞洲藝術發展中獨一無二，反映出香港民間社會的生機與活力。有追看外地及內地媒體的人都知道，對香港民間社會運動及文化創新的報道從來都很正面。負面的報道，多只是關於官商勾結及管治不近民情的施政失誤。

在不少港人眼中，民間自由與社會運動使香港雜亂無章，卻鮮會明白這是我們獨一無二、且為內地及外地所認同的重要資產。有見及此，徜若我們真要學習什麼，是否應該先停一停，諗一諗：我們是否充分理解香港社會的問題根源為何、優勢為何？又，我們需要怎樣的管治方式來解決香港種種問題？是由上而下的強勢管治，還是因勢利導、好好保護及發揮地方優勢和核心價值的後援式管治？

作者李祖喬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鄺健銘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

信報社評：東海南海波濤湧 有所作為見行動

東海、南海邇來波濤洶湧，紛擾升級，中國與鄰邦在上述海域的主權爭議，事端頻仍，勢態繃緊。北京表現反應之迅速、態度之強硬、行動之落實，為中國於外交上走出「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的又一明證。

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周中趁訪問華盛頓之機，刻意在美國宣布購買釣魚島的計劃。由於這個舉措，事前連日本政府亦被蒙在鼓裏，故其言如一「石」激起千重浪，民主黨政府在外交上陡現波瀾，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只能一方面強調「並不知情」，以向北京交代；另一方面則說「必要時，政府也可能購島」，以安撫國內情緒，免招來軟弱責難。

石原的購島言論，明顯在針對中國就東海問題的日趨強勢，表達日本右翼人士的不滿。他毫不諱言：有感中國漁政船頻密在釣魚島海域巡航，「日本的實效支配正受到威脅，開始出現崩潰，這樣下去很危險」。

確實，北京對釣魚島問題的取態，多年以來一直予人口硬手軟之感；惟自去年開始，策略卻見調整，除了派出漁政船與日本護衞艦在有主權爭議的海域抗衡以外，上月還搶在日本之先，公布對釣魚島及周邊小島的命名，給日本右翼政客一記悶棍。

而在石原矢言購島之後，中國外交部迅即回應為「非法、無效」。加上《人民日報》早前首次在釣魚島問題上使用了「核心利益」的表述，把這些涉及重大海洋權益的島嶼，提升至如台灣、西藏等主權無可讓步的國家利益定位。北京態度清晰，毋庸置疑。

中國這種在外交上化被動為主動，且見諸實際操作的方針，於近日與菲律賓在南海黃岩島的對峙當中，更加表露無遺。

本月十一日，菲律賓軍艦進入黃岩島海域，聲稱該處為菲國所有，侵擾及驅趕正在停靠避風的中國漁船，並企圖派遣武裝海軍人員登船拘捕中國漁民。兩艘中國海監船聞訊趕馳現場，攔在菲艦與中國漁船之間，阻止菲軍的行動，既保護國民，更宣示主權。

自此，在這片主權爭議不休的海域上，中菲船艦對峙已逾十天，中方展示出寸土不讓的姿態。最新的情況是中國漁船安全返國，菲律賓一艘考古船無奈撤離；菲國由海岸警衞艦換上軍艦留守，中國則改派最大、最先進的一艘漁政船前往，進行常態性巡航執法。雙方的消長進退，昭然在目。

除此之外，還有報道指解放軍三亞基地原先集結的三艘核潛艇，最近也有異動，至少其中一艘已赴南海巡邏，中方捍衞南海主權的決心，證諸果斷的軍事調動。

菲律賓今次挑起事端，選擇在與美國進行大規模聯合軍演之前幾天，意圖在美國背後撐腰的印象下，試探中國的底線，可惜重重地碰了壁，惟有改換一副受了欺負的樣子，菲國外長聲稱要把兩國爭端訴諸國際法庭，但在國際上卻未有任何反響，變成自討沒趣。

無疑，日本和菲律賓都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忠實盟友，也是華府重返亞洲戰略部署的重要棋子，可是現今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都讓美國不會輕易插手東海、南海的紛爭，因為美中之間的利益更加龐大、更加不容有失。

明乎此，當可理解北京在外交上日漸進取，益加強硬地維護自己的領土領海主權——這背後當然也蘊藏着經濟厚利。中國在連串主權紛爭之中「有所作為」，自可贏取國內的掌聲，得到國外的敬畏，但當中所掌握分寸，必須拿揑得宜，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既防「擦槍走火」，更免予鄰邦霸道之感，才是真正泱泱大國之道。

關愚謙：防左與政改——歷史的新轉折點

溫家寶總理可以說是中共中央常委裏的改革派，是改革的領頭羊。他不斷重複說要繼續「改革開放」，但「改」，我們到底具體改些什麼？對黨和幹部裏的舊思想、舊制度、舊習氣、舊作風，又如何改呢？

衝着重慶事件，最近網上連續出現「為薄熙來鳴冤」的文章。我發現一些驚人的「要求」——中國「回到階級鬥爭」、「批判黨內修正主義」、「要高舉毛澤東偉大紅旗」的詞句；也就是說，要改回去。

可怕啊！好可怕啊！誰聽了最高興呢？應是那些生怕中國不亂的新帝國主義者。

諸位讀者，當我讀到這些文章後，心裏在顫抖。這並不是因為這些文章會在中國掀起新的革命浪潮、會有所作為，他們是絕對翻不起大浪的，因為他們早已失去民心。 我所顫抖的是，自從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領導人完全集中在經濟改革上，完全沉醉於國外的吹捧——中國崛起、經濟起飛、經濟奇迹……卻忘記政治上的 改革。

還要再死多少人

最近揭露的「薄熙來事件」，正好說明政改是多麼重要的。如果不好好改，我相信，中國今後還會有「厚熙來」、「南熙來」、「北熙來」……。

中共中央十一大三中全會已「確定」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為什麼我們至今仍不整理、不批判、不分析？它使我回憶起四五十年前那場死了上千萬人的殘酷階級鬥爭，難道我們中國要再讓幾千萬人死在這種極左路線之下？

諸 位讀者，我是1949年坐在天安門前第一排歡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的愛國大學生；八年後的1957年，我們這一班老同學，七成被打成反毛澤東思想的資 產階級右派分子。目下，這些人幾乎八成以上都已辭世；他們最痛苦的是，臨死前還未找到答案：「為什麼我們那麼愛黨、愛國，卻把我們打成右派分子？」

就是活着的我，到現在也弄不太清。

為什麼？為什麼？

解放後怎麼會發生極左思潮，這思想從何而來？

為什麼造成那麼多冤假錯案？

為什麼革命勝利後，仍不斷從上到下搞發動群眾鬥群眾的政治運動？

為什麼1953年把那麼多愛國的企業家打成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分子？

為什麼1955年在全國搞反胡風分子的肅反運動？

為什麼1957年把中國五十五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送去勞動改造（當時知識分子最多也不過五百萬）？

為什麼1958年一意孤行搞全民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破壞森林植被、造成水土流失，還說是提前進入共產主義？

為什麼1959年在少數民族地區搞人鬥人——阿訇鬥阿訇、小喇嘛鬥大喇嘛——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當時在青海，目睹一切）？

為什麼要全國農村都要吃食堂大鍋飯，造成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災害？

為什麼幾千萬人會餓死，是天災，還是人禍？

為什麼1959年廬山會議把以彭德懷為首的愛國老將軍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在全國掀起反右傾分子運動？

為什麼林彪1962年出版的毛澤東語錄，把毛澤東捧為神？

為什麼1964年在全國農村和城市搞社會主義「四清」運動，挑撥農村的矛盾？

為什麼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

為什麼絕大部分的老革命功臣一個個遭打翻在地，把中國主席劉少奇批判成工賊叛徒？

為什麼發生林彪逃亡事件？

為什麼四人幫最後還不放過人人愛戴的周恩來總理？

歷史舊賬豈能忘

這一切一切，我們這些過來人記憶清清楚楚，思想卻糊糊塗塗。清楚的是，每次政治運動的時間表歷歷在目，糊塗的是，祖國這麼一片大好江山，為什麼會弄到餓殍遍野，冤魂遊蕩，到現在還沒有人敢說真心話，把罪都怪在四人幫頭上？

至今還有人說，這些都是歷史舊賬，忘了它吧！我還真想忘了它，但是難忘啊！每每出現一個社會動亂，如六四風波、鎮壓法輪功、西藏新疆動亂……，都讓我憶起那 些極左的階級鬥爭史；現在又見到薄熙來目空一切、「我就是重慶黨的化身」、「我要整誰就整誰」的大地震。該是推本溯源、徹底改革的時候了。

我最最感動的是我們中國老百姓：善良、容忍、知足、原諒、和平，過去的人如是，現在的人也如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在外國人的鐵蹄下受欺負、遭蹂躪；軍閥則為了自私而混戰……，那些幹革命過來的人，為了解放全中國，都願拋頭顱、灑熱血。

當大家看到1949年後中國人終於站起來、這個國家終於掌握在中國人手中、人民終要改善生活……！那種歡樂和喜悅，是現代人難以想像的；因此，儘管建國過程 中的前三十年，極左政策囂張、天災人禍泛濫、個人崇拜無奈……，這些過來人仍是採取寬容諒解的態度，而且還要求自己的後代要聽黨的話；有時連自己都不相信 自己。

中國應向哪方走

中國終於改革開放了。這後三十年來，中央實行解放思想的新政策，解去套在人們頭上的緊箍咒。中國人民的勤勞、刻苦、智慧一旦解放出來，那鼓沖天幹勁令全世界咋舌。國家經濟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工業和科學軍事力量與日俱增，祖國終於強大起來了。

這說明，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之一！我們那些老老實實的老百姓，卻看到共產黨在變質，社會不公、幹部稱霸、貧富懸殊、官官相護、輿論控制、素質低下……，但全都忍氣吞聲，習以為常，也就見怪不怪了。

不過，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中國將向何處去啊？經濟好了，生活改善了，人的思想起了質的變化，可是政治體制仍遠遠落在後頭，原地踏步。一些高層領導一再強調黨 的領導，要民主集中，國家穩定，但你們到底代表誰的利益呢？老百姓的利益，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你們要把中國引向何方？

每每那些老革命、老黨員看到目前不少領導幹部貪污腐敗墮落，吃一頓飯幾萬，開一瓶酒幾千，比舊社會還不公平，怎會不痛心疾首，跺腳駡街？我們幹革命就是為了你們這些人享受它的成果！

該是觸及靈魂、放手政治改革的時候了！

2012 年，正逢黨的十八大換屆，政治改革的時機已經到來。國家新的領導層必須通過薄熙來事件，好好清醒一下自己的頭腦，整理一下黨的歷史。絕對不能忘記，現在是 二十一世紀，中國已經不是當時游擊隊唱着《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進城接收大上海、穿着草鞋鬧革命的時代，這個時代已一去不返了，中國目前是個成熟而對世界負 責的大國。

我絕不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目前也沒有誰能代替她。如果她真正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辦事、主持正義、追求民主，國民當然會支持 她。但如果這個黨走向人民的反面，做官當老爺，貪污腐敗，官官相護，各地黨領導都像「西霸天」薄熙來那樣，成為什麼東霸天、南霸天、北霸天，沒有監督，隻 手遮天，你們怎麼再會受到老百姓的擁護？

共產黨老前輩鄧小平和陳雲曾說：「這樣下去會亡黨亡國」。我不認為國會亡，但黨就說不定了。

三大整理 必須推行

這三十年來，中國的「極左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無政府主義亂來」基本上沒有觸碰過，更沒有好好整理和有系統的批判，這太危險了。我要向當前國內的領導人大聲疾呼，該是總結這六十年建國經驗和教訓的時候了，利用重慶今次政治事件的機會，必須作出深刻的反思。

關於改革，單靠黨內的自我改造是不夠的，應該多聽老百姓的聲音，要有透明度，要用討論、辯論的方式整理過去的歷史經驗，有了透明度，追求真理，政權才會穩 定，威信才會建立；捂着、蓋着不是長久之計。當然，決不是搞過去那種政治運動，只要領導人有誠意，人民才會相信你。這二十年來，我在文章中多次建議，中國 必須進行以下三個系統的整理：

一、什麼是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二、西方的文化和思想到底是什麼？哪些好東西值得我們學習？哪些是糟粕？三、中國這六十年來的成就和經驗教訓，必須好好總結，哪些必須警惕和借鑑？只有這樣，才能提出我們中國今後的方向和新理念。

李怡: 大有為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

政府可以採取行政措施，在邊界堵截所有內地來港孕婦，但無權叫私家醫院停收不管哪裏來的孕婦，這是對自由經濟的踐踏；政府可以向人大呈請修改《基本法》 24條關於在香港出生的嬰兒即有居港權的規定，但無權不顧《基本法》和終院判例，強行不給雙非嬰居港權。梁振英這兩項訴諸民粹的強勢行徑，都預示他未來施政將對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自由帶來根本的毀壞。

日前，他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表示，新一屆政府應採取更積極的管治模式，一改過往「大市場、小政府」的傳統。

董建華時代的八萬五政策，是「大政府」的最佳示範。在這次特首選舉前後，梁振英一再強調，八萬五的建屋目標，是香港回歸前，港英政府在 1997年 1月發表長遠房屋政策諮詢文件中已提出來的，並非他當年在行政會議主導房屋政策時的董班子的產物，而當年衝擊本港樓市的導火線則是亞洲金融風暴。換言之，八萬五之制訂非董班子之過，而其造成的災難也不是董班子之過。因此，在梁振英否定「大市場、小政府」的思維指導下，八萬五或類似的干預市場措施，極可能會捲土重來。

「八萬五」建屋政策，不僅是一個單項政策，而且涉及整個管治文化的深層意念。在梁振英提倡「大政府」時刻，拿出來討論很有必要。筆者對這一政策，也作過一些研讀，發現情況並非梁振英所說那樣。

1997年 1月香港房屋司發出的長遠房屋政策諮詢文件，筆者曾經讀過，現時在網頁上找到的，只有英文版，它確實有提及從 1995年 4月至 2001年 3月，大約每年建屋的「指標」（ indicate）是八萬五千個單位。但回歸後，董建華就把「指標」變成了「目標」（ target），提出每年八萬五千個建屋「目標」。更進一步把目標設定為：十年內全港 70%的家庭可以擁有自置居所，輪候公屋的時間縮短至平均三年。在 97年 10月董的第一個施政報告和 98年 2月的白皮書中，再次以大有為政府的姿態提出上述三個「目標」，並表示這是「莫大的挑戰」，「特區政府已採取積極措施全力應付挑戰」，「財政司司長成立房屋用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專責解決房屋問題」。

「指標」與「目標」，字眼不同，含意迥異。據筆者從當年在房屋司任高職的人士口中獲知，回歸前借調到特首辦的羅范椒芬，多次與房屋司的高級公務員洽商。當時有英籍公務員強烈反對把八萬五建屋計劃作為「目標」，而認同作為「指標」。所謂「指標」，是指引性的，它可以隨着環境、條件的變化而增減或轉移，但也可以是在環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實現。指標即 indicator，是西方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常常提出來的，對執行的官員及公務員沒有壓力。但是「目標」，即 target，就不一樣了。它是計劃經濟的用詞，指必須實現的功業。對執行的官員及公務員來說，特首既說要「全力應付挑戰」，各級官員也必須全力以赴。

當年為實現「目標」，地政署、路政署和房屋署增加了超過一千人（外判的工作人員更不計其數）。「目標」原定「八萬五」中，私營房屋建屋量為三萬五千個，公營房屋為五萬個。當社會經濟狀況不利於房地產市場時，私營房屋達不到這數字（ 98、 99年只有一萬多），於是政府就增加公營房屋建屋量以達目標，辦法是在已批出和平整的土地上，把公屋加密加高。在催谷之下， 1999年公營房屋落成六萬多個單位，而 2000年更落成九萬八千個單位。過多的房屋供應，終於在經濟不景之下，拖垮市場，製造了無數的負資產。

必須說，在董政府提出八萬五作為「目標」時，社會也正受高樓價所苦，就當時的民意來說，八萬五是受歡迎的。但民意所趨並非就是政府要投入市場，政府應堅持在法律規限和政策導引下由市場主導經濟發展，這是自由法治的原則，也是「積極不干預」和「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歷史經驗證明：在計劃經濟之下，大政府的好心往往做出損害民眾的壞事。八萬五的教訓是應該謹記列根總統的名言：「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

市民不要寄望大有為政府可以解決問題，踐踏法治自由的大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

吳志森: 梁振英樣板施政風格

候任特首梁振英突然宣佈，二○一三年私家醫院完全停止接收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第二天，我在茶餐廳吃午飯，電視正好播出私院聯會回應的新聞。鄰座的師奶，豎起大姆指連聲叫好：「梁振英做嘢唔拖泥帶水，呢啲咪叫做果斷囉！」梁振英以「雙非」作為提升民望的跳板，政治計算非常精準，相信很快就可達到預期效果。

雙非問題弄得天怒人怨，現屆政府欲斷未斷，梁振英還未上場，用「零配額」非常手段喝停，充份凸顯強勢領導的大有為施政風格。梁振英閒話一句就可以「迅速解決」雙非問題，為甚麼現屆政府好像束手無策般，甚麼都做不了？是因為無能？懶惰？不作為？還是梁振英為了拉抬民望，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只求目的，不顧程序，更不重法理，衍生的問題，分分鐘比解決了的問題還要多。

周一嶽局長本來正與私院討論明年的雙非配額。渴望留任，任何官職都不計較的周局長，見長官開腔了，第一時間打倒即日的我，馬上停止與私院商討，全面「響應」新政府的新政策，一切留待新政府發落。如此熱切配合，周局長肯定可以坐穩來屆政府的一官半職。

以雙非孕婦來港產子賺得盤滿缽滿，完全置本地孕婦的福祉於不顧的私家醫院，縱有萬般不是，但也是一門正行生意呀！現在，話停就停話轉就轉，只有幾個月的緩衝和準備，投資馬上付諸流水。今天，政府可以在醫療產業突然改變遊戲規則，你能保證，為了贏得民意，肆意改變玩法，他日不會在其他行業發生嗎？

雙非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零配額」，而在於根據《基本法》，香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即使父母都不是香港人，都可取得香港居留權。但梁振英說得斬釘截鐵：「在香港出生的雙非嬰兒，不保證有居留權。」這個「不保證有居留權」，有何法律根據呢？

修改《基本法》已經被排除了，梁振英自己又不贊成人大釋法，修改《入境條例》？因為終審法院已就有關問題作過判決，人家用司法覆核作挑戰，能保證不會輸掉嗎？難道如內地官員所說的，要終審法院「自我糾正錯誤」。已經終局判決了，在香港的法制上，「自我糾正」，符合香港的法治精神嗎？

梁振英說了「雙非嬰不保證有居留權」，就沒有下文，既提不出有何萬全之策，又說不出有甚麼法律基礎，只說上任後就會處理，連附和這政策的周局長也摸不着頭腦。如果真的可行，既符合法理，又可停止雙非，更能嬴得掌聲，現屆政府又不是笨蛋，不懂得一早自己來執行，還會留給你梁振英「攞彩」？

不看程序，不顧法理，政治考量，博取掌聲，先有結論，細節再由公務員來補鑊，看來，這就是梁振英樣板的施政風格。害怕也沒有用，梁振英時代已經來臨，各行各業自求多福好了。

古德明: 統一思想

新中國西南王薄熙來三月中被革去重慶中共書記職位，中共權力鬥爭傳言一時甚囂塵上。北京市民李德林在互聯網上說，看見長安街「軍車如林，便衣如鯽」，結果遭拘捕。同樣因「散播謠言」被捕的，全國至少還有五人。為了平息所謂謠諑，《人民日報》三月三十一日發表文字警告國民：「不要為謠言所惑，把思想統一到中央決策上。」

但十二億國民圓顱方趾，都會思想，要統一所想所思，中共至今顯然還未竟全功。於是，他們的海軍政治委員劉曉江上將四月十二日在《人民日報》呼籲黨員：「要堅決禁止亂議論、亂打聽、亂傳播小道消息。」核武二炮部隊政治主任殷方龍四月十三日也在《人民日報》說：「當代革命軍人要不聽、不信、不猜測、不對中央決定說三道四。」總之，十二億人只須閉目成盲，塞耳成聾，捫舌成啞，就是新中國模範軍民。

《晏子春秋》卷二載：齊國稅重民疲，朝野嘖有煩言，齊景公想以嚴刑治國，命晏嬰掌刑獄。晏子推辭，說要改變百姓想法，必須改行仁政：「君將使嬰敕其意乎（主公要我整飭百姓思想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沒有人甘心一家捱苦，以供君主淫佚的癖好）。」晏嬰還指出，要百姓心無所思，耳無所聽，是不可能的：「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景公悔過稱謝。

中共卻絕對不會信奉晏嬰的話。過去六十二年，他們致力教百姓不聽不看，不想不言。去年元旦，胡錦濤出席全國政協新年茶會，也不忘叫與會者「把思想統一到中央決策上」。而統一思想的工具，正是嚴刑峻法。

四月十日，重慶萬盛區幾萬市民趁薄熙來倒臺，上街抗議薄熙來苛政。他們沒有把思想統一到胡錦濤楬櫫的和諧下，於是當地軍警傾巢而出，殺死殺傷抗議者不知其數，然後四處抓人。有萬盛區居民在互聯網上，證實中共做到了從前「聖人所難」的事：「家母見有人被抓，叫了一聲，部隊軍官就對她喝道：『喊什麼？想被抓嗎？』在街上，不能隨便說話。話說錯了，會遭拘捕。」

當然，思想還是不能控制的，中國人會想：「為什麼中共可以痛斥薄熙來敗壞黨紀，中國人卻不可以抗議薄熙來瀆職枉法？為什麼薄熙來夫婦謀殺門下一個英國無賴，就成罪狀，而中共軍警打死千百中國良民，卻是功勞？」中共要整飾這些思想，除非把圓顱方趾都變做平板電腦。

所以，在「統一思想」聲中，新中國還是民變四起。中共防民的「維穩」費用，更要年年遞增，增至今年七千二十億元，比六千七百億元的所謂國防費用，還多逾十分之一。

古德明 專欄作家

陶傑: 鎮嬰之寶

梁振英還沒上台，即搶閘狠打雙非，宣佈二○一三年起，私家醫院要「零配額」。

這一手「從快、從重、從嚴」，效率高，下手利落，一下子把七年似乎什麼也不幹的曾特府「港英餘孽」比了下去，「施政」原來這麼容易，九成市民都支持，誇獎梁特首好嘢。

其中有沒有「不顧法治」的粗暴？或許有。但是在私家醫院殲滅雙非，也淨化了私家醫院的環境。

私家醫院多半是殖民地時代西方傳教士留下的作品，像嘉諾撒、聖保祿，私家醫院的大堂明淨，牆上掛耶穌聖母像，氣氛肅靜慈悲，自從有了「雙非自由行」，醫院的走廊和產房，有許多中國農民在圍食火鍋，開枱打麻將，唱Ｋ，一聲「零配額」，肅清大批塵垢，在美學上，是一件好事。

有沒有經過法律程序什麼的，或許沒有。但耶穌當年進聖殿，看見小販擺地攤，一片喧嘩，也二話不說，一腳把地攤踢翻，掄起一條繩子，往小販身上沒頭沒臉地抽呢。耶穌為什麼不講「法治」？他應該「循正常途徑」，向聖殿的保安投訴，由保安員「按既有程序」、「依法處理」。

私家醫院的醫生哇哇叫，說梁振英手段太狠，砸了他們的飯碗。因為曾蔭權早有把香港人口膨脹到一千萬的「長遠人口政策」，曾特首的馬係林政務司，說「雙非嬰」的父母既有錢來生產，必牛津哈佛、 MBA學位，質素必高。香港的私家醫院聽信了，就加設產房、婦科醫療設備，配合曾蔭權「繼往開來」的人口大計，哪知道梁振英上台，血本無歸了。

但是，「選委會」裏那十六票「醫療功能組別」選委，不是在投票前一天宣佈「支持梁振英」了嗎？既然支持，也就要信任，鎮嬰打雙非，梁先生有九成民望支持，十六名醫療選委投了票捧上台的，就好。

梁新政出台，像以前的嬰兒，不斷啼哭，母親唱一聲：「再哭，再哭朱毛就來了！」嬰兒聽見，即刻止哭。「朱毛」的主詞世代更換，現在，「狼鎮嬰」來了，嬰兒不但止哭，還蜷爬回閰王殿，打退票，不投胎了。人還沒亮相，這就是老倌出場的氣勢，香港有救了。

古德明: 求職用語、請來見我

問：寫求職信，要說「希望月薪為七千至八千元」以及「我隨時可以上班」，以下英文寫法正不正確？─（ 1） I am hoping for a salary of$7,000 to$8,000 per month。（ 2） I would be immediately available to be employed。

答：第一句沒有問題。改作 I am expecting/ asking a salary of$7,000 to$8,000 a month也可以。

至於第二句，可改作 I am immediately available for employment或 I am available to start work immediately。由於「隨時可以上班」不是個假設的情況，所以動詞宜用現在式 am，不用假設語氣的 would be；又 available to be employed文法沒有錯，但被動語態（ passive voice） to be employed不大自然。

問：上司說： Please come to find me during the break。這一句的 find字可以略去嗎？

答： To come to someone是「來到某人跟前」，例如： The children came to me when I called（孩子聽到我叫喚，走到我跟前）。 Please come to me during the break文法是沒有錯的，但讀者那位上司應是說「休息時來見我」，較貼切的英文翻譯是 Please come to/ and see me during the break，不宜用 find字，因為 find有「（須找尋才）找到」的意思，例如： The police soon found him（警察不久就找到他）。

【代郵】馮先生：楊巨源《崔娘》詩寫張生對崔鶯鶯始亂終棄故事，第一句「清潤潘郎玉不如」言張生貌似潘安，儀容勝玉；第二句「中庭蕙草雪初消」言春天降臨，引出第三句「風流才子多春思」，用情不專；最後是鶯鶯寫斷腸書寄張生，即第四句「腸斷蕭孃一紙書」。謹覆。

中大爆性醜聞 女秘書疑遭高層非禮逼死

屬於中大老臣子的秘書長梁少光被指性侵犯女下屬黃燕雲。

【本報訊】中大女秘書於前年 10月，離奇在酒店狂吞精神科藥物自殺身亡。死因庭昨展開研訊，爆出她自殺三年多前，疑多次遭時任中大秘書長的上司梁少光性侵犯。她向校方求助反被質疑，終患上抑鬱症。對事件懵然不知的家屬翻查遺物，揭露至親慘遭非禮而踏上不歸路。
記者：李啟發、陸羽平、倪清江、羅日昇

死者黃燕雲自殺時 47歲，是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二級主任。前年 10月 27日下午，她被發現倒斃於沙田凱悅酒店 616號房床上，身旁散滿藥物，疑服下三倍份量精神科藥物亡，現場無遺書。閉路電視片段拍到她於前一天黃昏，獨自到已預訂的房間。

機密文件呈副校長

疑被上司非禮後患上抑鬱症的黃燕雲，前年自殺身亡。

死者姊姊黃燕媚供稱，前年 10月 27日凌晨接獲母親來電，指死者沒歸家，又無開手機。黃遂於清晨致電校方，得知死者在工作枱留下半日告假信，但仍很擔心，幾經辛苦找到死者好友陳玉兒的電話號碼，對方竟說：「你個妹有抑鬱，可能去咗自殺。」黃大驚，立即報警。
同日下午約 3時，黃燕媚接獲中大職員通知妹妹在酒店自殺。當晚她和陳玉兒離開酒店時，陳告知：「 Margaret（死者洋名）曾經被上司性侵犯，大學都有人知呢件事。」她聞言腦海一片空白，當晚入死者睡房翻查遺物，希望找證據，但無所獲。

兩 個月後，另一名姊姊在遺物中發現一份文件，註明「 confidential（機密）」，由死者署名，但無抬頭。內容指 07年 2月 2日至 4月 21日，死者多次遭秘書長梁少光非禮。文件呈交中大副校長，但非正式投訴，不過表明保留追究權利。另有兩份精神科醫生文件，指死者患抑鬱兼有自殺念頭。黃 燕媚推斷，妹妺因性騷擾事件引致抑鬱。 

非禮事件告知好友

黃燕媚（左）於妹妹死後才發現一份機密文件，證實妹妹曾投訴遭非禮。右為死者母親譚惠芳。

最清楚「非禮」事件的好友陳玉兒，是死者的中學同學，退休前任醫管局精神科護士。死者向她透露，最初很尊敬 梁，故二人常一起吃早餐和晚餐，梁很多時放工會陪她搭車。 07年初，死者向陳稱梁很特別，「握手時會撩人哋掌心」。由於梁已婚，兒子在外國讀書，妻子也不在港，故陳多次提醒死者要小心。

死者一直深信梁為人，直至 07年情人節收到梁贈禮物後，致電陳慌張稱：「我唔敢睇呀！」當晚更驚得要等梁離開才敢放工。死者亦透露，梁試過搭她膊頭和摸腰。
為了避開梁，死者怕得要求調職，終在同年 5月中成功調職，並向陳表示開心。但調職前出於禮貌，死者經多番考慮後決定約梁食飯。梁飯後提出看電影，卻於戲院內對死者撫摸及吻嘴。

死者因此當晚失眠，次日遞信辭職，但終留任。可是，她平日去廁所及搭學校穿梭巴士有機會見到梁，「要運路走」。陳玉兒說中大防止性騷擾委員會主席馬麗莊曾接見死者，但指她在戲院沒即時求助並反抗。死者事後自責自己有錯，「係我約佢先，係我抵死，係我衰」，故放棄投訴。 

傳召劉遵義沈祖堯

患抑鬱的死者於三年多內，定期見精神科醫生服藥，由原本活躍教會活動，變成留在家中，推掉所有約會，「社交係 等於零，連瑜伽都冇做」。試過因一周無食藥，致電陳狂哭。至前年 7月新校長沈祖堯上任，同事表現緊張，有秘書要求職員於沈抵埗前一小時在會議室等候，其間喝令死者離開，死者飽受壓力。死者後來又收到電話通知叫她調職， 因是最後一個獲通知，感到不受尊重，即情緒激動得被送到急症室。她自殺前數天不接陳玉兒電話，自殺前有一段時間無服藥。

此外，前校長劉遵義和現任校長沈祖堯將被傳召作供。
案件編號： CCDI52/11 

梁少光小檔案

．已婚
． 60多歲
．港大社會科學學士、神學碩士
．七十年代加入中大，歷侍馬臨至沈祖堯等多任校長
．薪酬屬教授級，月薪約 20萬元
．職務範圍包括校董會秘書工作、協助籌款、處理對外事務

關鍵人物梁少光　入院缺席聆訊

黃燕雲在沙田凱悅酒店 616號房自殺。

【本報訊】事件中的關鍵人物梁少光是中大的老臣子，在開審的前一日「巧合」地入院，因而缺席聆訊。他原來獲悉黃自殺亡後也前往酒店，更向黃的親友自我介紹，死者友人陳玉兒才首次見到「鹹濕高層」的真身。梁在黃自殺五個月後開始請病假，跟着提早退休。

退休前是中大秘書長

梁少光原是案中的證人，但他昨透過律師呈上醫生紙，證明他於前日入住律敦治醫院深切治療部，要求押後聆訊，卻沒透露病情，引起校方代表不滿。記者查證，梁應是入住急性綜合內科男病房，據了解情況穩定。死因裁判官照開庭，但叫其代表律師周一交代詳情。
梁少光在去年 8月退休前是中文大學秘書長，有人形容「有中大時已經有佢」，歷侍馬臨、高錕、李國章、劉遵義和現校長沈祖堯等校長。他退休後職務由教務長吳樹培兼任，也有指他是正常退休。

秘書長屬大學主要職位，梁主要負責校董會工作，也會代表大學出席外間會議及活動，參與籌款工作及處理校務投訴。有高教界人士指梁少光「做人做事好謹慎，對邊個人都好好，係 nice guy」。 

突委以候任特首辦主任　籌組司局架構  梁用羅范被轟用人唯親

羅范（右）助梁（左）競選時多次信誓旦旦不會參與新政府工作。

【本報訊】候任特首梁振英昨日突然任命他的競選辦主任、曾任教育局常秘的羅范 椒芬出任候任特首辦主任，負責籌組新管治班子以及重整政府司局架構工作。政界人士及立法會議員認為，梁振英堅持要找民望低的羅范協助組班，除了顯示他已無 人可用外，也凸顯梁不信任公務員、用人唯親的心態，只容心腹家臣為他辦事。　記者：莫劍弦

候任特首辦昨透過新聞處公佈，梁振英即日任命羅范椒芬出任候任特首辦主任，任期至 6月 30日為止，又交代羅范將於 5月 28日至 6月 5日期間休假，但未有詳細說明他的工作範疇，只說會負責督導辦公室各方面的工作，以及聯繫政團及社會各界。羅范椒芬 97年回歸前曾任董建華的候任特首辦主任。

助梁落實架構重組

不過羅范椒芬昨日主動向傳媒交代新職務，強調答應出任候任特首辦主任，主要因為與梁在競選中合作，了解他的理 念，所以希望協助梁振英做好架構重組工作，包括現時的三司十二局，變成五司十四局，即在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下各設副司長、成立文化局、以及分拆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她強調並非負責挑選新管治班子成員。

羅范椒芬對本報表示，未來工作重點，主要是與政府不同部門聯繫，透過她在政府工作經驗，在新政府 上台前落實架構重組工作。她認為若新架構無法在今年 7月 1日梁上任時同步實行，對新政府運作不是好事，至於她會否加入梁管治班子，羅范未有正面回應，只說她的任期到 6月底。

特首曾蔭權昨日也表明，現 屆政府會尊重梁振英重組政府架構的建議，他與現政府會全面作出配合，又指雖然重組政府架構涉及程序十分複雜，包括中央批准、行政會議及立法會通過相關法例 及撥款，但曾承諾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會全力在資源調配及人手調配上配合，律政司司長也會盡快處理相關附屬法例草擬工作，期望改組可於 7月 1日新一屆政府上任前完成，配合梁振英新班子工作。

梁明顯不信曾蔭權

有政界人士指出，曾蔭權承諾會全力配合梁改組安排，但明顯梁振英認為曾「信唔過」，擔心曾會拖跨他的改組大 計，但梁除了羅范外，支持者中又沒有熟悉政府高層運作的人，可代他「指揮」現政府官員，協助重整政府司局架構，故此在無人可用下，「明知用羅范會引起外界 反彈，都要頂硬上用佢。」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張文光認為，梁要用羅范協助他重整政府司局架構，顯示他根本不信任公務員、用人惟親、排擠外人的心態， 「其實政府有人可以幫佢，但係佢只係信自己最心腹嘅人，其他人全部唔信，亦唔畀外人掂佢最核心嘅政策」。張文光相信梁日後管治方式將十分封閉，只容心腹家 臣做他核心幕僚，「其他人只可以係呢個圈外圍做事，冇得參與核心嘅野」。
中電昨晚發表聲明，指羅范椒芬昨日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職務。羅范椒芬董事袍金每年 40萬元。

羅范椒芬簡歷

家庭：與丈夫羅延康育有兩子
年齡： 59歲
曾任主要官職及公職：
• 97年出任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 98年教育署署長
• 00年教育統籌局局長
• 02年教統局常秘
• 06年廉政專員
• 08年至今任港區人大
新職位：
•候任特首辦主管，局長級月薪$282,080

首為歐文龍案作供　羅強調沒行賄   羅傑承與大劉同列被告

商人羅傑承（右）昨首度以證人身份到澳門終審法院為歐文龍貪污案作供。

【本報訊】涉嫌以 2,000萬元行賄澳門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而成功投得華置「御海．南灣」地皮的本港富商羅傑承首度作供，披露他與華置主席劉鑾雄在投地事件中的利益 關係。羅指劉最初對投地沒興趣，只借錢給他，後來才改變主意買下全部股份，令羅獲利八億元。羅強調沒行賄，但檢察官指他與劉已被列作被告，稍後要接受審 訊。
記者：林社炳、黃偉駿

澳門終審法院審理第三階段歐文龍涉嫌貪污案，昨日傳召本港富商劉鑾雄與羅傑承以證人身份作供，但劉鑾雄繼續缺 席聆訊，只有羅傑承出庭。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在庭上指出，劉、羅兩人已被歸案涉嫌與行賄歐文龍案有關，將排期在澳門初級法院預審，提醒羅傑承，根據澳門法 例可選擇不作供，但羅表示願意作供。

何明輝安排兩人見歐

歐文龍坐囚車，由警員荷槍押往受審。

檢察官問羅傑承是否認識歐文龍時，羅望着坐在法院中央默不作聲的歐文龍，稱之前在報章經常看到他，但兩人完全無工作關係。

羅 表示自己在澳門出生，是港、澳兩地商人，約在 2004底至 05年初，仲量聯行經紀找他，指澳門機場對面幾幅土地將招標發展。由於他手上資金不足，於是在 05年 2月詢問劉鑾雄意見，劉隨即找本港專業人士到澳門實地了解；到該幅土地快將投標時，劉又找過羅與仲量聯行商議。

不過，羅形容劉鑾雄最初對投地興趣不大，所以他自行透過旗下離岸公司 Moon Ocean入標，而劉則承諾貸款七億至八億元給他周轉。他記得 05年 6月 28日開標，由他以約 13億元中標，由於翌日是羅妻梁芷珊生日，所以他對日期印象深刻。

由於 Moon Ocean是離岸公司，短期內難在澳門開設銀行戶口，於是羅在成功中標後，即透過一間名「東基」的澳門公司設立戶口，並透過東基預支 2,000萬元給新明輝公司，支付前期土地平整及圍板費用。

羅續稱新明輝公司老闆何明輝，隨後主動找他與劉鑾雄，指歐文龍想認識大地產商，安排他們與歐文龍在澳門華都酒店見面。他形容能認識高官感到榮幸，但雙方話題沒觸及投地，只談到澳門未來發展或風花雪月一番。

羅形容，當時與歐只是普通會面，甚至不是朋友會面，彼此更沒有交換卡片，也從來沒有索取任何在澳門發展的利益。他又說當時不知道歐文龍在評標時有最終決定權。
不過，法官指根據歐文龍的紀錄，他們曾在 05年 6月 22日於金龍酒店見面。羅只稱有時會在官方場合見到歐文龍，但只是點頭打招呼，也記不起何時曾在金龍酒店與歐見面。 

地皮售予大劉賺八億

羅傑承稱記不起 05年曾在澳門金龍酒店，與歐文龍會面。

　

羅在作供時最初稱 Moon Ocean是他成立的離岸公司，由他全資擁有，但後又改口說是他收購回來。他本人或公司名下有多間離岸公司，每次發現有適合的投資項目，便會由其中一間公 司參與投標。在澳門成功投地後，劉鑾雄又表示有興趣參與發展，於是 05年將約 70%股份轉讓給大劉，去年再將餘下股份賣給劉鑾雄，合共作價 16億元。扣除之前劉借給他約 8億元貸款，羅從中獲利約 8億元。

話你知: 歐與各被告須分案受審

昨日出庭作供的羅傑承與拒絕出庭的另一位本港富商劉鑾雄，既是證人又是嫌疑犯，因為他們在本案是以證人身份，就歐文龍涉嫌受賄作供，但兩人同時又因涉嫌行賄歐被澳門政府控告，排期另案審理。

有 熟識澳門法律的人士解釋，歐文龍是中央任命的高官，所以案件要直接交由澳門終審法院審理，而涉案的其他疑犯，需依照一般司法程序，首先在初級法院受審。故 此歐案自 07年開審以來，歐與其他疑犯包括父親歐榮光與胞弟歐文富夫婦，一直是分案受審。澳門檢察官昨在庭上也指出，羅傑承與劉鑾雄已被列作嫌疑犯，進入了預審程 序，提醒羅有權選擇不作供。 

沙煲兄弟  大劉借八億支持羅投地

劉鑾雄與羅傑承稍後將因歐文龍案受審

羅傑承與劉鑾雄這對「沙煲兄弟」同時捲入歐文龍貪污案中。羅在作供時直言與劉鑾雄關係友好，經常「同枱食飯」。由於羅是澳門人，所以儼如綽號「大劉」的劉鑾雄在澳門的「盲公竹」，而財雄勢大的劉鑾雄，則不時在財政上支援羅的投資大計。

兩人不時同枱食飯

羅傑承透露，早於 1990年頭已曾與大劉合作，競投當時新口岸一幅土地，可惜失敗而回。惟未有減退兩人對澳門投資的興趣，羅表示由於自己熟識澳門，所以得知機場對出的土地 招標後，認為發展潛力無窮，於是馬上向大劉推介。羅說：「就算大劉唔去馬，我都好想參與投標。」但他自知沒有大劉實力雄厚，所以對方最初不感興趣時，他便 向大劉表明去馬的決心，而大劉也爽快地向他借出 7至 8億元周轉，背後支持他參與投標。在中標後，大劉又把早前找過的專業人士考察的圖則資料，免費襄助羅傑承發展該幅土地，讓他省卻再找專業人士研究規劃的巨 額開支。

活躍港澳兩地的羅傑承又稱，經常在港與大劉同枱食飯，兩人更不時聯袂到澳門消遣會友，形影不離。

薄熙來案牽連溫家寶妻   被指與薄家經濟大管家利益輸送

溫家寶（左二）執政以來，去年首次攜夫人張蓓莉（左一）公開亮相。圖右為港區前人大代表吳康民夫婦。資料圖片

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案繼續往上燒，繼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後，總理溫家寶夫人張蓓莉亦遭牽連。《明鏡月刊》披露，薄案其中一個關鍵人物、曾被誤傳 為溫家女婿的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一方面與薄妻谷開來合夥大撈世界，如同薄家「經濟大管家」，另一廂邊攀上張，大搞利益輸送。徐被捕後供稱，平日他透過 張蓓莉的大管家張建坤與溫聯絡。張建坤現正失蹤。據稱，徐明和張建坤都遭周控制，周可能以此牽制溫家寶。

報道引述中紀委相當層面的消息指，身兼全國政法委書記的周永康近日之所以被關注，主要是因為他手中掌握了薄案的重要人物──徐明。 41歲的徐曾是遼寧首富，旗下企業達 40多間，同時兼任遼寧省政協常委、大連市致公黨副主席等多個公職。

中 紀委消息指，當局早在去年已秘密調查薄熙來，重慶前副市長王立軍闖美領館後，中紀委受國務院高層指示，也想從國安部手中接管王，以他作為薄案的突破口，但 與國安交涉無果，原因是遭國家主席胡錦濤與周永康反對，認為必須先搞清楚王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影響。而王的重大供述之一，就是和盤托出薄與大連富商的利 益網。

徐明幫薄妻轉移資產

薄熙來（左）和徐明（中）一直合作無間。互聯網

據王立軍的供述，徐明與谷開來關係極佳，二人在 1992年開始合作，徐以大連實德機械工程公司，承攬了大連站前勝利廣場、金石灘高爾夫球場等 30多個大型工程。在時任市長薄的支持下，徐的實德集團搞得風生水起，業務橫跨地產、金融、石化等行業。徐幾年間成為遼寧首富。

谷開來在生意上一直對徐明言聽計從，徐經手管理薄的家族生意，同時幫助谷和薄瓜瓜向海外轉移資產。薄瓜瓜這些年來在國外上學、花天酒地的費用，都由徐支付。徐被供出後，周永康迅速將他控制，而徐也如實全招，而且還拉溫家寶下水。 

張蓓莉欲將女兒下嫁

據悉，薄熙來當上遼寧省長後，徐明經幾度穿針引線認識張蓓莉。徐年輕有為且是交際能手，讓溫夫人在經濟上大為 受益的同時，也因做事穩健，甚得她的歡喜，二人成為忘年交。張曾說，如果再有個女兒，一定許配給她。這就是早年外界一度傳聞「徐明是溫家寶女婿」的原因， 而徐也從沒否認。

中紀委消息稱，有說張蓓莉確曾想讓女兒溫如春嫁給徐明，但溫家寶覺得徐太招搖而反對，最後作罷。溫的女婿是現任中國銀監會統計部主任劉春航。據徐明交代，他與溫家寶往來透過溫夫人的大管家張建坤聯絡。此人現在下落不明。消息稱，有一種說法是張已被周永康控制起來。《明鏡月刊》

珠光寶氣　夫人少亮相

溫家寶夫婦手抱友人女兒和身後的兒子溫雲松、女兒溫如春合影。

 

 

總理溫家寶夫人張蓓莉對外界來說一直是個「神秘」人物。溫執政九年以來，無論出國訪問、在國內視察、接見外賓等，從未攜夫人同行，內地官場甚至傳言二人已離婚。張唯一一次公開亮相是去年初，陪同溫家寶在中南海宴請本港老左派、港區前人大代表吳康民夫婦。

捲入劉志軍案

去年 5月，張蓓莉遊黃山品猴魁茶。

 

由去年拍攝的照片可見，張蓓莉戴橙色絲巾，衣着樸素，與傳聞中她穿金戴銀的珠寶界「大姐大」形象大為不同。現 年 68歲的張，比溫家寶小一歲，二人上世紀 60年代在甘肅省地質局任職時相識。溫畢業於北京地質學院，張則畢業於蘭州大學地質地理系。據稱，她是珠寶鑑賞專家，在業界有「點石成金」之力，曾擔任北 京戴夢得珠寶公司董事長，現為國土資源部珠寶玉石首飾管理中心主任、中國珠寶玉石首飾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

據悉，過去多年張蓓莉曾利用溫家寶的權 勢在背後大肆收受利益，並經常珠光寶氣，出門戴的戒指一隻都要一、二百萬人民幣，與溫的平民總理形象不相襯。前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去年 2月因嚴重違紀被免職時，有傳張和兒子溫雲松捲入該案。據報，劉曾透過山西富商丁書苗給予溫的家屬巨額利益。溫去年 4月帶同夫人亮相，並罕有地允許公開照片，似有澄清之意。

 

 

谷開來與薄家勤務員   毒藥強灌海伍德

海伍德

 

 

英國商人海伍德（ Neil Heywood）之死內幕被外國傳媒逐漸挖出，而且情節猶如小說。日本讀賣新聞昨引述中共高層官員指，薄熙來妻子谷開來和薄家勤務人員張曉軍在酒店將毒藥混入飲品中欲毒死海伍德，海伍德喝下後曾吐出，谷張二人見況將他架下，強灌毒藥。

報 道指， 4月 10日中央公佈撤去薄熙來黨內職務前，中央高層曾召開小範圍會議通報海伍德案。官方指，當時海伍德喝下後覺不妥吐出，二人見況左右挾持海伍德，將毒藥灌入 其口中。而海伍德吐出的液體事後被重慶公安取樣存為證據，最後成為重慶前副市長王立軍要脅薄的證據，「案情就像一部神秘推理小說」。

BBC中文網則引述一名重慶記者指，內地官員一開始就隱瞞海伍德被殺真相，參與處理該案的公安到達酒店時就知他是死於他殺，後來三名調查人員得知或與薄家有關後，因擔心被迫害而辭職。

許知遠: 對重慶的反思

重慶事件顯示，不管派系衝突多嚴重，黨仍須標榜團結一致，且偉大光榮而正確。

三千三百萬重慶人民衷心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這是四月十一日《重慶日報》的頭版標題。倘若你生活在這個城市，一定頗有魔幻之感。僅僅幾個月前，你還每天沉浸於一場「迷你個人崇拜」的空氣中，薄書記的身影出現在電視、報紙與網絡上，他的思想與談話牢牢控制著一切。幾年來，他在重慶推行的政策令一些人倍感厭惡，也贏得了一些人的心。他似乎把這座巨大的山城包進了一個時間膠囊，把它送進另一個時代。他也希望借此把自己送到權力的另一個階梯。

有段時間，「重慶模式」的討論甚囂塵上，地方大員、政治局常委、國外政治人物、學者與記者紛至沓來，紅歌從重慶唱到了全國。或許因為政治空氣太過沉悶，連一些自由的頭腦都開始對薄熙來有所期待——不管他的手段多麼令人不安，至少打破了沉悶。因為現實的種種困境、長期的思想荒蕪與道德麻木，各種煽動言論、倒行逆施似乎都有了合法性。

突然間，一切都變了。志得意滿的薄書記不僅丟掉了前程，還可能鋃鐺入獄，重慶模式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笑料。而各個地方政府紛紛表達對中央決定的支持，最賣力的是重慶，包括薄熙來昔日最重要的助手。彷彿他一陣風來，又一陣風去，除去他下令栽下的銀杏樹，什麼也沒留下。

一些人長嘆一口氣，中國至少不會再走向極左的路線，中國延續了幾年的左傾思潮也暫告一段落。一種曖昧的希望也再度興起，中國又一次面臨權力交接，它不僅存在著派系上的爭執，也有代際更迭。所有熟悉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在國家與社會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上層內部的紛爭，最可能帶來直接的變革。但同時，你又覺得什麼都沒有變。從權力鬥爭的過程到善後處理，都遵循著老模式。局外人很難清楚這個事件的過程，中南海內的權力鬥爭從來激烈，高大的紅牆象徵了歷史的延續——不管你聲稱建設的是「共產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樣的新社會，用的是「總書記」還是「共和國」的新名詞，它仍充滿了宮廷色彩，它強調封閉、陰謀、殘酷。但這些激烈的鬥爭從來掩藏在表面的平靜下，富有洞察力的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早已發現，不管派系衝突多麼嚴重，政治理念一定要標榜一致與團結，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整個系統的延續性——個人、甚至整個派系都可以被犧牲掉，但黨卻光榮偉大、一貫正確。於是，當鄧小平上台時，人們歡呼春天的到來，慶幸躲過了四人幫的道路。而現在，中國不必面臨極左的復辟。

「人為的辯證法」，以撒．伯林曾用此來形容斯大林時代的統治術。鬥爭的路線總在改變，你今天還走正確的道路，明天就可能成為犧牲品。沒有人是安全的，他必須豎起耳朵，緊跟形勢變化。這種統治方式既可以不斷動員社會，又不斷打擊過頭的熱情，還在一些時候，讓人們發洩積鬱的不滿。而隨著時間的延續，這套統治系統還有了自己的意志，即使沒有一個強硬的領導人，仍能自動運行。在斯大林去世後，蘇聯仍遵循著這套邏輯，赫魯曉夫的解凍、勃列日涅夫的停滯，倘若不是戈爾巴喬夫出人意料的改革，這個體制必定還能延續時日。

中國共產黨的體制受蘇聯影響甚深，它是宮廷的權謀與列寧主義的結合體。也像昔日蘇聯一樣，這套統治術面臨著不斷衰竭。《重慶日報》的標題延續路線鬥爭的風格，讀者們卻再不會像粉碎四人幫時那樣的雀躍。但你同時又感到，人民又是多麼容易滿足，他們從未有清晰的政治訴求。

中國正處於一九八九年以來最顯著的政治危機中。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作南巡講話，為過去二十年的中國提供了一種統治形態，你可以簡單地把它稱作「市場列寧主義」——維持政治權力壟斷，但給予人民掙錢的機會。它也輔助以狹隘的民族主義作為社會情感聯繫，全方位收買社會精英。這種統治方式在零八年的奧運會達到了頂峰，似乎大獲全勝。

但危機也在此後迅速浮現。重新擴張的官僚系統不僅壟斷了政治權力，也瓜分了主要的經濟機會，它們變得日趨傲慢、掠奪成性，社會流動性大幅度衰退。而「維穩系統」則不斷加劇各種社會矛盾。民族主義帶來的集體幻象也迅速解體，新富階層的集體移民表明了社會精英們的整體性不滿，一種受挫感進入每一種人群。更重要的是，比起二十年前，中國的社會系統已迅速發育，有著越來越強烈的權力與權益訴求，而新技術革命給予了他們聯結與動員的方式。國際局勢正發生新的變化，從埃及到緬甸，新一波民主化浪潮正席捲而來，人們也逐漸意識到，新的革命並不意味著分裂與流血。即使不做根本的改變，中共新一代的領導者也必須與中國社會締結新的「社會合約」，進行再一次的權力下放。但很有可能，它不過是路線的另一次調整，它暫時安撫了不安的社會，但這個系統的核心邏輯卻未發生任何改變。它還要持續相當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