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5年2月8日星期日

復興空難的後遺症!/文﹕南方朔



2月4日(上星 期三),全世界所有電視媒體,都播出台灣的「不可思議的(Incredible)」而又「可怕的(horrible)」飛機失事新聞。有人將汽車行車記錄 器拍到的畫面播上網,偌大的一架飛機,劃過高速公路,飛機已傾斜,機腹朝上,機翼最先擦過一輛計程車的前半段車體,然後又撞過高速公路的護欄,然後飛機一 頭栽向高速公路下方的基隆河。飛機失事的畫面,展現在人們的眼前,真是萬分恐怖。

這就是當天上午10時55分的台北復興航空公司GE-235班機空難事件。這架是法國製造的ATR 72-600型雙螺旋槳客機。這班客機是要從台北松山機場飛往金門,乃是近年來重要的「小三通」航線,許多福建的大陸客,就從福建搭船到金門,再由金門搭 機到台灣。2月4日這次班機上就有兩個陸客團,共計31人。整架班機有陸客31人,台灣本地乘客22人,5名機組員,總計58人。這架飛機,當天上午已在 台北金門來回了一次,失事的這個班次,是該飛機當天的第三次飛行。

當天該班機於上午10時52分從松山機場起飛,但一起飛後就動力不足,飛 機無法拉高而下降,由於飛機沿線都是大樓,所以機師只得偏離航道,閃避高樓,沿着基隆河飛行。到了10時54分飛機發出「機械故障,求救」的信號,當時飛 機已無動力,高度已不到1000呎。離開地面已愈來愈近。機師只得刻意閃避那一帶的高樓,到了10時55分時飛機更低,只得閃過那裏環東大道旁的大樓,最 後摔進了基隆河裏。基隆河的水位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所以飛機栽下去的衝力與掉落地面並無異,由於水位也不是太低,飛機掉落後,機艙內部也立刻被水灌入。

雖 然飛機失事後立即搶救,但搶救得極不順利。整整一天下來,獲救生還者只有15人,死亡31人,12人失蹤。失蹤者其實只是死亡但遺體無法尋獲的同義詞,因 此這起空難的死亡數為43人。台灣的復興航空公司,2014年7月23日才於澎湖摔了一架飛機,死亡49人,半年後再度發生空難,復興航空的飛安事故可謂 相當頻繁。因此,這次空難已使得復興航空的公司形象受到了重創,它的公司管理、飛機維修、紀律和士氣都受到各界嚴厲的指摘。

松山機場存廢再推向枱面

其 次則是這次空難,又將一個台北的老問題再次推向枱面,那就是台北松山機場的存廢問題。松山機場乃是台灣最老的機場,它原是軍民兩用的機場,到了近年來,由 於民用航空發達,台灣已新建了桃園國際機場,松山機場遂變為國內機場。但自從兩岸通航以來,松山機場又負擔起兩岸飛行的任務。迄今為止,松山機場有國內線 7條、國際線兩條、兩岸線12條。

問題在於台北市近年來快速發展,商業用地和住宅用地大量增加,已擠壓掉了松山機場的空間。松山機場總面積 只有213公頃,機場的東西向跑道只有1條,滑行道6條;機場四周都是大樓,飛機起降只能在狹長的地帶。飛機的起降,大量的噪音不但影響到沿線地帶的安 寧,也威脅到市區的安全。有人即認為,台北市圓山及忠孝東路的地區乃是空難意外可能波及的地區,因而多年以來,松山機場廢止,另遷他地即是民意的一種選 擇。這次復興班機起飛後引擎故障,失去動力,機師就只好一直閃避高樓,意圖在基隆河上迫降,最後是迫降不成,變成栽進河牀裏,但失事的班機沒有撞上大樓, 已是幸事。所以台灣認為這架飛機的正機師廖建宗努力的控制飛機,不使它撞上大樓,因而免除了更大的災難,他實在算得上是個英雄。如果下次再有飛機起降引擎 故障的意外,就難免整架飛機衝進住宅區或商業區。那就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因此台北市這個人口密集、面積狹小的都市,有個松山機場的確危險至 極,但松山機場的確對有些人極為便利,松山機場和上海的虹橋機場對飛,朝發朝至,已使得台北及上海成為一日生活圈,松山機場的這種便利性,也使得台灣政府 在機場遷建問題上一直拖延。但由這次復興空難,這個問題大概已很難再拖了。松山機場是很便利,但卻過分擁擠,飛安條件也在惡化。

松山機場的空難,除了事故本身和松山機場的存廢外,另外還扯上了最敏感的兩岸政治問題。

台灣是在2008年開放大陸旅客觀光,但陸客愈來愈多,陸客發生的意外也不斷增加。根據統計,陸客在台已發生各種意外,造成29死、156傷。過去最嚴重的 是2010年10月21日,載着陸客觀光團的遊覽車摔落蘇花公路掉進太平洋,20人死亡,而這次復興空難,死亡及失蹤的陸客更多達31人,乃是陸客死亡最 多的案件。因此事故發生後,中國總理李克強立即表示,中方將參與事故的調查,國台辦發言人也表示將參加空難之調查。這種空難國家的調查,乃是國際民航的慣 例,但兩岸關係並不正常,中方參與復興空難的調查,台灣即有人認為已侵犯到台灣主權;另外本來2月7日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將和台灣的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在 金門會面,中方也以「需全力搶救空難」為理由延後。這顯示出復興空難已成了兩岸的一個政治問題。

丘亦生:另類防火牆



最近《華爾街日報》又爆勁料,揭出了多份電郵,指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二○○八年還是副部長時,如何要求投資銀行摩根大通為兒子高玨安排職位,並表示願意因此為摩通提供力所能及的協助。華府可能就此展開調查。

《華日》把不少篇幅用於側寫高玨並非一個稱職的
iBanker,甚至被一些高層形容為最差的應徵者,能夠在之後的大裁員中不被叮走,主要是因為老父又出手。他甚至在得保職位後,便又因為寄了一封有性含意的不恰當電郵予人事部職員而收警告信。

官二代加盟投行潛規則

不 過,我始終認為,整件事的重點不在高玨,因為這類官二代富二代加入投行早已是潛規則,其個人能耐從來無關宏旨,只要打通到一些關卡,或早點得悉一些政策的 內幕消息,已值回票價有餘。此所以,高玨離開了摩通後,仍然甚吃得開,先後到過蘇黎世保險、紐約交易所、法巴、瑞信打工,現時更在高盛任職。

我覺得,對中央而言,整件事的重點,在於這些機密的電郵紀錄又一次被揭露,成為外國勢力插手調查的證據,令內地的反貪腐工作陷於被動,事件簡直到了國家安全的高度。

中央對保護商業資訊素來緊張,可從另一事例看到,上周末美國證監會與四大會計師行的中國分支達成和解協議,美國證監將各向四大的中國分支罰款五十萬美元, 以徵罰他們沒有應證監會要求,交出九間被調查中國公司的部份審計底稿。四大的分支一直辯稱,交出底稿會觸犯中國有關國家機密的法律。

五十萬美元對於四大來說等於蟻咬,相比起之前美國證監威脅停牌半年,期內不能再為所有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核數,絕對是皇恩浩蕩。

問題也不在於美國證監從輕發落,而是日後所有美國證監調查中國公司時索取的核數資料,都要先經中國證監過目,才能移交給美國證監。中間會否扣起一些他們認為有問題的機密,你說呢?

美國證監攤牌戰敗陣

再者,今次和解協議,並沒有得到中國證監的支持或祝福,因此,日後並無機制確保中國證監會配合協議的執行。無論怎樣看,我會覺得美證監在這場攤牌中敗下陣來,叫價甚高但結果卻只能勉強保住面子,日後其調查工作肯定更為困難。

惡慣的美國尚且如此,香港又有何牙力?在滬港通開通後,針對一些橫跨兩個市場的造市行為,如何取得內地的交易資訊進行調查,相信亦只能仰人鼻息。這或許也是香港對內地的價值之一,就是安全系數夠高,尷尬的資料不會失控地被發放。

中國最近收緊了網絡防火牆,連一般翻牆都攔截了,過去在內地工作的外資,還可以靠
VPN服務上上臉書開開 Gmail,現在難免叫苦連天。

我認為,面對諸如摩通電郵的情況,中央在公在私,肯定會加固另一道防火牆,一道關乎財金操作的防火牆,以防種種政治不方便的「國家機密」資訊外洩。

貝加爾: 容不下多元思想的年代



近日親共報章對港大法學院之筆訐,被喻為把香港拉進了類文革時代。當那邊廂梁特首以一市之長身份挪施政報告的黃金時段高調批評《學苑》幾篇關於港獨文章, 這邊廂本土右翼則於各大院校爭相奪權,倡退學聯六四集會,罷民主中國會綱,續以「左膠」無限上綱,更指「左膠是內奸」,又說「左膠」不除,香港休矣。

究竟何為「左膠」?確是言人人殊。以筆者記憶,「左膠」一詞當初是由右翼本土的「國師」陳雲開始廣泛流傳。「左膠」一詞,本以形容葉寶琳、陳景輝、林輝為 首的社運分子。二○○九、一○年反高鐵一役,是天星、皇后以來,本土運動的新高點。開辦嘉年華介紹本土農業、五區苦行欲爭取社會同情、創意藝術作品的湧 現,當時深得包括陳雲在內的人心,也令很多年輕人首次關注政治。然而萬人圍堵立法會,仍阻止不了撥款通過。少數人欲闖進立法會,大台卻決定解散集會。反高 鐵的失敗打擊令社運出現從左轉右的範式轉移。部份激進人士指摘運動為「唱
K社運」、「嘉年華式抗爭」、「和理非」、「散水社運」,「左膠」一詞遂應運而 生。其時反自由行及雙非之情緒已經逐步浮現,加上一一年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更為港獨議題解禁。陳雲把族群矛盾與自治港獨議題掛鈎,成為今天右翼本土 論的核心主張。

然而「左膠」逐漸成為最熱門的稻草人,泛指一切提出不合其心意言論的人。無論是左而不膠,抑或膠而不左,只要不合本土右翼的意識形態,都自動被扣上「左 膠」帽子。套用正常傳統的左翼理論會被指「左膠」,一些並非左翼卻不堪一擊的言論也會被指為「左膠」。有些右翼評論開始擴大打擊面,羅織所謂「左膠」「罪 名」,斷章取義抽空語境,當有人說要以非暴力抗爭,不論時空背景與說話對象,「左膠」帽子便蜂擁而至。例如去年佔領運動剛開始時,一些人在網上偽指葉寶琳 在銅鑼灣要求拆路障讓警察通過,塑造其「內奸」形象。不少人其後更在金鐘佔領區瘋貼「提防左膠」文宣,一時間佔領運動風聲鶴唳,參與者都杯弓蛇影,演化為 內部紛爭。不少初涉足政治的人更誤以為「左膠」即是民建聯、工聯會親北京的傳統左派,聲色俱厲的譴責「左膠」撐警。那時「左膠」的本義已完全被抽空,成為 人人皆可抽水,把運動的不滿轉嫁其身上,將所有不合心意的言論歸納之的「責任公廁」。除了情緒宣洩,毫無意義可言。

近日伊斯蘭國先後處決日本及約旦人質,不少右翼乘機抽水,指左膠為恐怖分子護航。享負盛名的作家陶傑日前於《蘋果》的〈左膠即內奸〉一文更陳雲上身,抽空 「愛與和平」的語境,刻意安上去極端恐怖主義事件,指摘「左膠」要以「愛與和平」感化伊斯蘭國,又指「左膠」斥英法才是納粹德國崛起的元凶,要為屠猶負最 終責任。我不知道曹生從地球哪深處發掘到這些言論,不過我未嘗見任何左翼言論代表叫西方用大愛感化恐怖分子。反之伊斯蘭國及一眾恐怖組織的興起,部份原因 的確是由於西方中東及移民政策失敗而致。美國左翼哲學家
Noam Chomsky便指出英美二○○三年入侵伊拉克,推翻侯賽因的世俗政權,激化國內的宗派衝突,令伊斯蘭國乘勢坐大,成今天尾大不掉之局。巴黎恐襲的作案者 Kouachi兄弟是飽受法國社會邊緣化的阿爾及利亞移民第二代。

然左翼論者提出此總總,並非要為伊斯蘭國或
Kouachi兄弟洗淨罪孽,反而是要在反恐怖主義的片面官腔陳述背後,提出其更複雜之歷史因由、政經脈絡、國 際格局,以令國際社會真正認識事件本質,方能對症下藥,以免重蹈覆轍。否則正如曹生引述莎士比亞名言「你攻擊我,我能不復仇嗎」一樣,西方再次以布殊當年 揮軍伊拉克的做法,只會令中東的恐怖主義風潮越演越烈。

然而曹生及其他右翼論者完全無視了對話對象(
Whom you address),只要是解釋恐怖主義是西方國家有份造成的基本客觀事實,便迅速被無限上綱為「『左膠』指要用『愛與和平』感化恐怖分子」、「英法應為屠 猶負責」等無理指控,更直斥為「內奸」。筆者從未見Noam Chomsky因其「左膠言論」被美國社會斥為「美奸」,反之這跟他們口中最痛恨的中國六十年代紅衞兵批鬥走資派,或今天維園阿伯打「漢奸」的思維模式毫無差別。這或許反證了嘴裏無論如何崇英親西,骨子裏還是一身小農基因的假說。

只要對二戰史稍為有認識就知道,英法於《凡爾賽條約》對德國之懲處之苛,是二戰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已是學術界共識。更有史家指二戰根本為一戰的延續, 兩戰之間不過是二十年的休戰期而已。可能有右翼人士又要發飆,指那些史家是「左膠」,將希特拉的責任推給英法。但有基本邏輯的人都會明白,指出英法有責任 不等於說希特拉沒有責任,更何談要將屠殺六百萬猶太人之責任推給英法?如此地斷章取義,是故意捩橫折曲的操作行為。反之史家分析《凡爾賽條約》與二戰之因 果關係,也令英法在戰後一改對戰敗德國之態度。法德更於戰後緊密合作,組織歐盟前身的歐洲共同體,都因避免歐洲再兵連禍結的慘痛教訓。然而今天的歐洲右翼 與香港的本土右翼思維都是同一的單一狹隘。他們不欲深究歐盟背後的歷史意義、國際政經的大格局,只顧小撮人之一己私欲,重複用移民問題等民粹語調,言論直 指要歐盟非拆散不可。

特區政府的「打港獨」與本地右翼的「打左膠」,兩面大小紅旗高幟舉起。在這個類文革的時代,不容於黑白以外的多元角度,批判思考之獨立精神,只容斷章取 義,捩橫折曲,無限上綱的單一直線思維。不服膺於這「愛國愛港」或本土右翼的意識形態者,都每以「漢奸」或「內奸」攻訐之,這可不謂香港之哀,下一代之哀也!

練乙錚 : 談中共受俄鴉片援助 倡解禁外來政治捐獻



人貴有自知之明;民族、國家、政黨,何嘗不如是。關於殖民主義,國人對19、20世紀受列強欺侮的經驗特別深刻,統治者卻借此刻意掩蓋大量史實,令國人不察覺或忘記了之前兩千年特別是明清兩代的中華帝國對周邊民族和土地的大規模武力侵犯和掠奪(見上周四拙文)。「己惡無意識」,不僅籠罩了中華民族幾代人的歷史認知,還直接成為今天京港當權者運用政治手腕打擊對手時的心理特徵和後盾。例子之一就是最近對泛民收受「外部勢力」提供的政治活動資源的指控。
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員徐元宮2011年發表文章「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披露了一些蘇聯解 體之後俄羅斯解密檔案裏的資料,確切證實七八十年來流傳在民間的若干說法,其中包括「中共接受蘇俄鴉片支援」這一點。徐氏專究蘇聯及共產國際史,著作甚 豐,上述文章在政協廣東省委員會主辦的期刊《同 舟共進》正式發表,絕非兒戲之作。筆者先在此就其資料內容作一簡介,然後指出文章要旨,並解釋為什麼在徐文出版兩年之後的2013年5月,大陸幾乎所有重 要喉媒,包括北京《環時》和香港《大公報》,都把徐文加按整篇轉載【註1】。

背景:第三共產國際於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當時俄國革命已經成功,由列寧建立的蘇維埃政府,透過第三國際領導世界革命。1921年7月,中共召開一大並正式成立之時,已有來自各方,包括極左無政府主義者針對中共的「收受盧布」指控(下面各段所含引文皆取自徐文)。

一、當初,中共以陳獨秀為首的領導層,一來面對外界指控,二來希望獨立自主,不願意接受第三國際的金錢 支援。豈料陳於8月在上海被捕,第三國際蘇俄 派駐中共代表馬林「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環節」,才把陳獨秀救出,陳於是改變態度,代表中共擁護共產國際,「並且具體規定了接受 共產國際經濟補助的辦法;此後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便成了經常性質」。翌年(1922),中共正式加入第三國際,全面接受蘇共領導。

二、「共產國際為中共一大的召開也提供了一定的經費支持。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偉大的歷程(1921 —2001)》指出:『根據原來的醞釀和國際 代表的建議,……李大釗立即分別寫信給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的地方組織以及旅日留學生的黨員,通知各地派出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並從馬林帶來的活動經費中,給每一位代表寄出了100元路費。』中共一大參加者之一包惠僧在其回憶材料中也證實了這一點。」連一開始區區車馬費也是俄國人 給的,可見中共依賴外援之深,也無怪中共的桂冠詩人郭沫若要在他寫給史達林的詩裏呼喚史達林:你是我的爸爸!【註2】

三、「當初,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不是紙幣,而是珠寶、鑽石、鴉片。……1919年8月,共產國際執委在 一封寫給俄共中央的信中指出:『我們需要皮革 是為了做鞋掌。我們要把貴重物品(主要是鑽石)藏到鞋掌裏。而鴉片則是用鉛紙和膠布包裹好,這樣就能密封住鴉片的特殊氣味,往火車頭、電動機車廂不易發現 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這些東西運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換成高額現金。』」

四、後來,中共的需要愈來愈大,第三國際無法滿足,「陳獨秀於是在寫給共產國際的信中說:『依我看,可 以無條件地接受所有人──軍閥、資本家的幫 助。……因此,我們就從張作霖那裏得到了1萬元。』」後來,中共發現第三國際給國民黨的錢比給自己的還要多,顯然不高興:「這裏明確地反映出莫斯科對中共 的輕視,因為在相當長的時期裏,莫斯科都將中國國民黨看作是『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因而對後來(1927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保長賊喊捉賊

這些資料說明幾個事實:中共是靠外國政府的支援起家的;不僅收受錢財珠寶,還收受鴉片;不止收外國政府的錢,軍閥給的也多多益善;起初不要外國政府 的錢,後來則還嫌太少。這些事實,是中共不打自招才讓國人看到的;顯然,在中共自己的價值體系裏,收受外國政府的錢去推翻本國政府,乃天經地義的事。這點 也可以從《環時》轉載徐文之時改了的標題裏看到:「共產國際曾用鴉片做為供給各國共產黨的經費」。收錢算什麼?收鴉片才強呢!(還是香港人看的《大公報》 有點羞恥心,跟着《環時》轉載時把《環時》的題目改成一個問話句:「共產國際曾用鴉片做活動經費?」而且把受方的身份隱去了。)

徐元宮早在2011年發表的文章,到了兩年之後的2013年4月,大陸各主要喉媒忽然開始陸續轉載,為什麼呢?史達林於1943年4月決定解散第三 國際,5月下達命令口頭通知各國共產黨領袖(包括中國的毛澤東),6月正式發通知給各國共產黨,7月做妥善後。為何要解散?俄羅斯方面的解密資料說明,是 因為莫斯科沒錢了【註3】。2013年4月,剛好是第三國際「功德圓滿」70周年,我黨有飲水思源之美德,於是喉媒就有了紀念的任務。關鍵的是,從這個紀 念活動,我們看到了黨的一個從未丟棄過的核心價值:為了在各國奪取政權,共產黨給予和接受一切外援,都是正義的。

以這個為背景,特區統治階級最近由梁振英帶頭,或明或暗指控一部分泛民人士收受外國政府和私人的政治資金作反中亂港的本錢,並且一再誓言要在「適當 時候」公開證據。不過,筆者倒想看看特府的本事,能否鐵證泛民比得上中共:(一)接受外國政治組織直接指揮;(二)收受外國提供的資源,包括一些駭人聽聞 有甚於「珠寶、鑽石、鴉片」者。

港諺有云:一時唔偷雞做保長,很壞,但比這個更壞的,其實也有。某黨國官員體諒本地一位有統戰價值貪官的錢財需要,未及人家開口,已經把巨款送到貪 官的銀行戶口而廉署似乎不敢沾手去查。京港統治階級還在積極繼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通財之義」傳統之時,就忙不迭未拿得出證據便指控別人收受外援裏通外 國了。這顯然是「保長賊喊捉賊」,比一時唔偷雞做保長壞得多。

下面,談談香港人應該怎樣看待外來政治捐獻。《基本法》第23條「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當然 會包括資源方面的聯繫,特別是政治捐獻。不過,第23條既然還未具體立法,如果機制設計得宜,未嘗不可妥善容納外來政治捐獻。對此,有些人的本能反應是 「必須絕對禁止」,雖然這個態度並非如表面看的那麼必然適當(對,美國和日本禁止外來政治捐獻,但誰說香港的政治發展一定要照搬美日的呢?)。

今天世界上,有相當多國家的法律並不禁止外來政治捐獻,也有一些國家的法律只加某些約束而不完全禁止;這些國家,包括不少發達國。有關的資料不難蒐 集,例如IDEA(國際民主與選舉支援學社)的網站便非常豐富。IDEA是一個國際政府組織,成員必須是國家,總部設在瑞典,1995年在聯合國註冊成立 並取得「聯合國觀察員」的身份;在瑞典,則獲得等同外國使節團的法律地位。成立之初,除了瑞典之外,成員國還包括智利、丹麥、芬蘭、印度、挪威和南非;後 來加入的,還有加拿大、德國、墨西哥。目前的成員國為數25;日本有「觀察員」身份。

下面簡單介紹IDEA提供的各國外來政治捐獻法規的統計【註4】。

外來力量對本國政黨提供政治捐獻:
沒有立法禁止的:55國
法律規定完全禁止的:80國
法律規定某些約束而不完全禁止的:34國

(沒有立法禁止外來捐獻的國家,包含相當數量的法制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所以55之數不能作準;有些發達國不禁止外來捐獻,但有規定上限,也包括在這個數目字裏。另外,網頁只提供後二類的總和;筆者按網頁詳細資料細分,下同。)

發達國當中,清清楚楚完全不禁止政黨接受外來政治捐獻的,包括澳洲、荷蘭、丹麥、比利時、盧森堡、愛沙尼亞等。可接受外來捐獻但設有每一捐獻者上限 的國家包括紐西蘭(1500紐元)、奧地利(2500歐羅)、德國(1000歐羅)。瑞士的規定則比較奇怪:聯邦層面沒有任何接受外來政治捐獻的限制,但 地方(canton)政府反而可以獨立立法作出規限。有些國家則設有接受外來捐獻佔政黨總收入的比例的上限,約25%至33%不等。

不完全禁止外來政治捐獻的國家當中,也有各種不同的限制;有些相當寬鬆,例如芬蘭限制外國政府、政黨和財團的捐獻,但不限制外國自然人和國際組織的 捐獻。印尼禁止選舉事件中實際參選的政黨接受外援。巴拿馬只禁止外國捐獻用於實際競選活動上。斯洛伐克禁止外國自然人和財團捐獻,但容許來自外國政黨的捐 獻。英國的限制比較嚴,外國政治團體或個人的捐獻不能超過500英鎊,而且規定只能用來支付本國政團或政治人物外訪時的費用。

另外,不禁止本國候選人個人接受外來政治捐獻的有77國(發達國除了上列者,還多了西班牙、挪威、塞浦路斯、捷克)。法律約束外來政治捐獻而不完全禁止的有17國;法律完全禁止的有70國。

總的來說,有限制或少限制的發達國,集中在歐洲和大洋洲。限制有多嚴格,似乎和國家安全沒有很大關係。例如,俄羅斯旁邊的前衛星國愛沙尼亞不設任何限制,前附庸國芬蘭的限制也比較少;相反,沒有嚴重地緣政治威脅的北美及中美諸國,卻多有嚴格限制。

政治紅金不阻止

由此可見,就國際經驗而言,完全禁止政黨及個人接受外來政治捐獻,遠非「絕對真理」。況且,香港還有一個特殊之處:第23條無疑禁止外國提供直接政 治捐獻,卻不會阻止政黨收受直接或間接來自大陸的「政治紅金」。當權派的政黨更可以透過西環的影響力,從本地商界得到大量支援。相比,泛民政黨處於無可比 擬的資源劣勢。

一種符合下列設計原則的接受外來政治捐獻機制,起碼是可以考慮的:(一)外國(及本地)政治捐獻悉數進入一個獨立、透明的政治資源基金,政黨按歷史 得票率從基金取得援助;(二)政黨可接受境外非政治團體例如國際環保和勞工團體或商會直接、透明、有上限而非作直接競選用途的捐獻;上限有兩種:每個捐獻 者的每年上限、此種捐獻總額佔得益政黨該年總收入的比例的上限。

按這種原則設計的機制,可讓本地政黨得到包含外援的捐獻,能夠體現公平原則,而且不見得違反《基本法》第23條,因而是應該認真作為本地政黨法的一 部分來考慮的。這樣的一個機制若能在香港實現,庶幾可免中共面對一時唔偷雞做保長之指控,亦可謂在香港實行了「既有一國傳統、也有兩制特色」的政治財務政 策。當然,中共當年那種囫圇吞棗、接受「珠寶、鑽石、鴉片」的做法,則應該是一去不復返了。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環時》於2013年4月8日轉載於徐元宮的2011年文章:http://history.huanqiu.com/world/2013-04/3806382.html;《大公報》馬上於翌日跟載:http://news.takungpao.com/history/story/2013-04/1536474.html;其後更有《騰訊》、《網易》及大陸各地方機關網站跟載。
【註2】郭沫若詩http://bbs.tianya.cn/post-333-486501-1.shtml,寫於1948年史達林的70歲生日。
【註3】解散過程見當時第三國際執委總書記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保加利亞共產黨流亡總書記)的日記有關部分http://www.revolutionarydemocracy.org/rdv8n2/dimitrov.htm。2009年10月26日,《環時》披露第三國際解散的真正原因是莫斯科缺錢:http://history.huanqiu.com/world/2009-10/613459.html。
【註4】國際民主與選舉支援學社(IDEA)網址上的有關網頁是http://www.idea.int/political-fi ... -private-income.cfm。

何清漣:聯通背後身影- 政商學三棲的江綿恆



2月5日,中紀委公佈了涉及多家單位的“巡視清單”,其中,“國企利益輸送、選人用人問題等較為集中”。在公佈的國際廣播電台、中國船舶、中國聯通、華電 集團、東風汽車、神華集團等6家當中,海內外媒體關注點集中於中國聯通的“權錢、權色交易”上。其原因是,這家公司背後有貴公子江綿恆的身影。

利益網的中心:上海聯和投資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相繼被調查的兩位聯通高管張智江與宗新華,多被海外媒體說成是江公子愛將,理由是中國聯通2008年與江綿恆創立的網通合併,江是聯通背後的實際掌控者。

聯通合併的線索紛繁,其中的主力大網通是在2001年的南北電信分拆中由多家單位重組而成,與江公子有關的是上海聯和投資有限公司投資創辦的老網通。在 2001年南北電信分拆之後,退出的是江公子在網通的合作者田溯寧(田因此成為“官商合作失敗的案例”),沒聽說江公子將旗下產業拱手奉讓。據江公子熱愛 做企業家的諸多事實推斷,他應該沒有為他人做嫁衣裳的那份謙虛,因此,張智江與宗新華兩位聯通重臣被說成江公子愛將,有幾分道理。據財新文章稱,目前聯通 的事情還剛開始揭鍋,中央巡視組巡視雖已結束,但各類舉報仍然不斷飛向中國聯通高層、紀委甚至媒體,將來拔出多少蘿蔔帶出多少泥來,還在未定之天。

由於江公子低調內斂,百度百科上江綿恆的簡歷非常簡單,傳說中的商界巨頭身份濃縮在不到50個字裡:“並擔任中國網絡通信有限公司(CNC)、上海汽車工 業(集團)公司、上海機場集團公司等單位的董事會成員”,既未說明這些董事會成員的起始時間,也未說明是否同時擔任。問題是,堂堂中共總書記的大公子,真 就是一介普通的董事會成員麼?

經查核各種資料,江公子與上海聯和的關係如下:

北青網2015年1月19日發表《江綿恆的人生角色》,文中提到,1994年9月上海聯和投資有限公司創辦,江綿恆是法人代表(經查,江是法人代表兼董事 長,首任總經理為楊雄,現任上海市長)。資料顯示,上海聯和投資是由上海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國有獨資有限公司,隸屬於上海市國資委。該公司投資領域涵蓋科 技、電信、航空等諸多方面,比如電信軟件領域的中國網通、微軟MSN;交通航空等領域的上海汽車、上海航空、上海機場;金融領域的上海銀行;文化領域的鳳 凰衛視及美國夢工場與中國上海合資建立的東方夢工廠等等。這些產業的背後都有上海聯和投資的身影。這篇文章還配有一張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度報 告的掃描件,江綿恆的身份是該公司的法人代表(通例法人代表擔任董事長)。

新太子黨進入資本市場的開路先鋒

在“紅二代”這一稱呼興起之前,中國高層的子弟被海外媒體與京城耳語稱為“太子黨”。其中參與中共建政的高乾子弟被歸入“老太子黨”;第三、四代領導人的子弟被稱為“新太子黨”。這兩類太子黨的致富方式不同,後者更偏重於金融領域。

英國《金融時報》2010年3月29日在《生而為錢的中國太子黨們》(
Financial Times: China: To the money born)有這樣一段描述:“江綿恆20世紀90年代早期返回上海,他受到了外國投資者的追捧,他們認定他是這個國家最有價值的合資夥伴。現在,他控制了 上海聯和投資有限公司,這是一個運營上非常類似於私募公司的政府投資公司。”算起來,溫雲松的新天域、劉樂飛(劉云山兒子)的國開金融等從事私募股權基金 業務的公司,比江綿恆的上海聯和整整晚了十多年。可以說,在資本市場上,江綿恆當之無愧地成為新太子黨的開路者。

上文並未忘記江公子的“開路者”作用。文章說。江綿恆和朱雲來“作為'第三代'技術官僚領袖的孩子,他們為當今太子黨的興起鋪平了道路。一位和很多太子黨 打過交道的人士評價,'這兩位確實給了大家這樣一種印象:紅色家庭治理國家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們的行為給年輕的一代太子黨開了綠燈,刺激他們將金條裝滿 自己的口袋,而不管這會給黨或領導層的形象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這些私募基金會投向什麼地方?一般情況下,這都是商業秘密。但最近一條新聞可以讓外界看到這種投資有與地位相等之人“聯姻“之作用,《安邦大冒險》(財新 2015年2月2日)談到,上汽集團與中石化是鄧府孫駙馬吳小暉的安邦公司的發起股東,初期均佔股20%,並列第一大股東。此後,中石化由於陳同海出事, 逐漸淡出,隨著安邦不斷增資擴股,上汽、中石化集團股份逐漸被稀釋,至2011年增資後,上汽佔比已下降到6.317%,中石化則下降到2.817%。

金盾工程核心人物,中國局域網的創始者

目前,中國人對中共用盡全力將中國互聯網打造成局域網很感憤怒,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將中國互聯網打造成局域網的創意由誰最先提出並付諸實施。早在2001 年,中國國內還不太了解金盾工程是什麼性質、參與公司紛紛將參與此項工程引以為榮之時,美國研究者Greg Walton在其研究報告《中國的金盾工程》(
China's Golden Shield)中談到,儘管中國為加入WTO擺出一幅對外開放的姿態,“但是部份官員仍然緊緊抓住僅限中國通的信息網絡夢想,誓要將那有危險引誘的世界互 聯網封鎖。江澤民的兒子,科技界名人、中國科學院副總裁江綿衡博士在上海的一個會議中表示:'中國必須建設一個與國際互聯網分離的國家網絡'。”

這一耗資巨大的金盾工程中,江綿恆與其密友田溯寧創立的中國網通成為中國剛興建的網絡監控工程——金盾工程的核心成員,江綿恆是整個工程的領導人物。前面 提過,中國網通因為有江綿恆做後台,在2001中國電信南北分拆大洗牌中,網通竟能將中國電信在北方的半壁江山通通收入囊中,演出了一出“小蛇吞大象”的 中國資本市場神話,讓業內人士驚嘆不已。

由於江公子的低調與神秘,他做了很多很多大事,外界只知曉一二。《江綿恆的人生角色》提到,1999年7月中科院批准啟動“上海高技術研究發展基地”知識 創新工程試點,該基地由當時江綿恆任所長的上海冶金研究所等組成,被譽為中國高新技術研究的“國家隊”,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對這一創新工作提出了“基 礎性、戰略性、前瞻性”的要求,上海冶金所由此調整主攻方向,以通信與信息、微系統、微電子作為目標,江家父子一起聯手繪製將中國互聯網變為局域網的藍 圖。

在列舉江綿恆的“科研成果”時千萬不要忘記,人們深惡痛絕的網絡監控的起步與壯大,這塊“軍功章”有江家父子的一半。江綿恆被《華爾街日報》稱為“電信市 場的革命者”,該文作者沒想到的是,這“電信市場的革命”的主要內容之一是監控技術的大發展,其結果是將中國帶入《1984》裡那種“老大哥在看著你”的情境。

三棲的成功故事何時進入結尾?

江公子綿恆的信息,國外媒體有如汪洋,其中真假難以辨識。本篇文章取材基本來自不敢就國家領導人信息亂說亂動的大陸媒體,以及信譽可靠的英文媒體,描繪的 只是這位政界、商界、科技界同時三棲的貴公子幾幅人生剪影——請讀者務必注意“同時三棲”這一詞,目前,就公開資料而言,能夠同時三棲並享受官員、企業家 與科學家之榮耀與實惠的,除江綿恆之外尚無其他貴冑子弟。目前風頭正健的李小鵬只能棄商從政,在“魚與熊掌”當中擇一而食,未能二者通吃。

按照中國反腐的傳言先導模式的六步曲,“親信及家人出事”算第二階段;元旦假期江澤民一家三代人在海南東山嶺旅遊的消息發布之後又全部刪除,進入第三階段 “公開露面或發文闢謠”;江公子提前一年零四個月從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任上退休,北青網1月19日那篇《江綿恆的人生角色》算進入第四階段“大陸媒體影 射”。至於是否還會有“官方公佈”、“媒體扒皮”,非我等外部人所能預知。

江綿恆等太子黨的幸運,來自於中共政治體制產生的家國一體利益輸送機制;他們的富貴如果沒能永葆,只能怪中共結束了領導人任期終身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