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銳紹﹕「六四」25年的變與不變

今年是「六四」25周年。四分之一世紀，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無論如何，過去25年中國的變化，總有很多地方值得總結的。儘管官方希望人民忘記歷史，但我們既不能忘記，更必須從歷史的慘痛教訓中，研究如何強化中國的公民社會。

兩點比較突出的變化

總體而言，25年來國情的變化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兩點比較突出。

一是經濟的增長，從簡單的數字看，中國經濟雖然仍有巨大的困難和新增的問題（例如經濟基礎虛浮、貧富懸殊加劇、生態環境大破壞、經濟利益導致道德敗壞等），但總體趨勢是持續上升的。即使是世界銀行（非中國官方）的統計，也反映了這個趨勢：1989年，中國人均收入290美元，人均GDP 307.49美元；2013年，人均收入5000多美元，人均GDP 6700美元。如今，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也是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若不承認這個經濟上升的趨勢，是另一種不客觀。

二是民氣的提升。具體表現為維權事件大幅增加，反映民不怕官，敢於抗衡和爭取。由「六四」至1992年，由於官方大力打壓，民間保護權益的活動一度沉寂，但3年後，民間維權運動明顯抬頭。1992年，官方統計的維權事件（沒記錄人數）8000多宗，其後年年上升；至2009年，官方統計的維權事件（100人以上，因100人以下的太多了，已不計算在內）多達9萬多宗。由於增幅驚人，官方從2009年起不再公開這類數字了。不過，民間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從地方政府方面綜合資料，發覺官方的數字偏於保守，至2013年，實際維權事件已增至16萬宗。

對於上述現象，官方的解讀是：經濟上升是「黨和國家的政策對頭，人民喜見樂聞願幹」；維權事件增加則因為「官方保障了人民的表達權利」。誰都看得出，這些解釋只是在自己臉上貼金。事實上，中國經濟走出公有制的框框，是民間不順從官方政策，努力創出私營經濟之路（鳳陽縣小崗村農民的「秘密自留地」就是典型事例），迫使官方慢慢順應而已。所以說，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經濟上升，體現了人民求變的力量，而非官方的先知先覺；維權事件增加，是人民醒悟，而不是官方寬鬆。

進一步說，即使25年以來出現上述變化，但一些更重要的問題卻沒有變，不單沒有改進，反而不斷倒退。且舉「六四」前民眾提出的3項訴求為例：

更重要的問題反而倒退

（一）1989年民眾提出「反貪腐」、「反官倒」，回顧這25年，貪污腐敗不僅沒有絲毫改善，反而變本加厲。以前，貪污100萬元已是大案，如今，不過億元也不算大案。涉案官員級別愈來愈高，多名中央大員紛紛被民眾揭發。官方自己也承認，今天的貪腐已成了結構性、集團性的問題，深度和廣度均嚴重惡化。江澤民和習近平也說過：「如不可善將亡黨亡國。」

貪腐問題急劇惡化，皆因中共迷信自我監督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導致它的反貪腐行動不敢觸及核心問題，不敢動大手術。例如：

‧「先黨紀，後國法」。大凡黨員出事，必先黨內處理，看看會否影響黨的管治，更重要看看會否影響其他高層官員；如有需要，並在可掌控的範圍內，才考慮公開用國法處理。這就人為地造成「走後門」、「保護網」之風。

‧劃線和派系文化。凡局級或以上的官員出事，同級黨委無權處理，要由上級黨委處理。餘此類推，形成互相保護的派系，結果視乎內鬥的勝負而定，加強了人治因素。以薄熙來和周永康事件為例，前者經多番較量，才能公開處理；後者至今仍在角力，以致消息滿天飛，到頭來均不能真正反貪。在這種文化之下，習近平的「打貪腐」基本上只停留在副部級官員（「多名省部級官員下馬」只是籠統湊數而已）。

‧死守「同體監督」，不願「異體監督」。這是內地「反貪專家」的說法，即自己人監督自己人，不受黨外力量監督，更不受民眾監督，因為一旦開放監督的權力，官方就難以自保了。

（二）1989年民眾要求政治改革，但25年來真正的政治改革絲毫不動。舉例說：

‧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過「黨政分開」，逐步理順黨政關係，給人民一個放權的感覺。豈料，江澤民上台後，慢慢走回頭路，除直轄市之外，大部分省市的人大主任都由黨委書記兼任，以便把黨的政策帶入地方人大和政府。江澤民本人也「以身作則」，把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鄧小平也沒有這樣做），胡錦濤、習近平照辦煮碗，成為高度集權的慣例。

‧1989年民眾要求真正的政治改革，但中共至今只停留在行政改革和效率改革之上。真正政治改革的兩個核心問題——分權和輿論監督，一點也沒有碰過。

（三）1989年民眾要求新聞改革，增加透明度，但25年來，新的高牆不斷增加。例如：

‧中共「十三大」也認同「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重大事情經人民討論」，一年之後，3批人士在官方同意下着手草擬《新聞法》，但「六四」鎮壓之後，《新聞法》不再提了，宣傳部門的打壓和監控力度大大加強，不聽話者紛紛受壓甚至被捕，例子多不勝數。

‧新興的網絡媒體突破傳統，但官方也成立新機構，打壓新媒體發展。除了中央宣傳部加強監控之外，還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分拆職能，成立國信辦，專門監控和禁制互聯網。近期，涉及網絡信息和言論的拘控事件驟增，反映官方打壓的新動向。

不過，雖然官方的打壓政策不變，但我對中國的未來仍有信心。信心來自民智不斷開發，公民社會漸次成長，中產階級不斷鞏固，民間力量日益壯大。執政者如不設法順應這一潮流，只會碰上愈來愈大的反彈，徒增管治困難。

守護記憶 為免靈魂灰飛煙滅／文﹕蔡子強

前些時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拉丁美洲魔幻小說大師馬奎斯逝世。

維護真相的孤獨吶喊

記得30年前，當我還在念大學時，也曾讀過其經典巨著《百年孤寂》。小說的詳細內容大都忘掉，唯獨仍有印象的，是以下一個情節：

故事說到主角家族的一位後人，曾親眼目睹一場示威遭血腥鎮壓，後來更演變成一場大屠殺，死亡數以千計。他是這場屠殺的倖存者，從此之後，他立誓要為此作見證，把鎮壓的殘暴真相公之於天下，為此四處奔走控訴，可惜的是，沒有太多人理會，因為政府和軍方的毁屍滅迹工作做得太好，迅速而徹底，歷史課本也無記載，令所有人都不相信這是事實，只剩他一人在孤獨吶喊。

到今天依然記得，是因為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明白到，歷史可以是由當權者所建構的，他們想消滅抵抗，就會先消滅記憶。

有人認為這是魔幻小說裏的天方夜譚，但馬奎斯卻說自己寫的都是拉丁美洲的百年悲情和苦難，而我卻想說，這又豈止拉丁美洲？

要想消滅抵抗，就先消滅記憶

若干年後，我又讀上另一部小說，那是在共產政權年代便流亡法國的捷克文學大師米蘭昆德拉，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笑忘書》。

這部小說開宗明義以「笑」與「忘」作為主題，書中第六部〈天使〉，更集中談記憶與遺忘的問題。

當中有一段說到，捷克新的共產政權上台，要消滅這個國家的記憶，首先做的，便是放逐當地的學者和知識分子等。被政權所放逐，雙目失明的歷史學家赫布（Hubl），悲慟的說：「消滅一個民族的第一步，就是抹去它的記憶，毁滅它的書籍、文化、歷史，然後找人重新寫書，重新製造新文化，創造新的歷史。不久，這個民族便會開始忘掉它的過去和現在，那麼外面的世界要把它遺忘就更快不過了。」

當獨裁者在台上高喊「孩子，你們就是國家的未來」的時候，其實他真正的意思，並不是真的要把社稷交託給他們，而只不過是，他會將人民和民智逐步逐步推向幼年化發展。孩子的最大特徵，就是他們並沒有太多的記憶。

因此，米蘭昆德拉在這本小說中，透過異見人士麥瑞克（Mirek）的口，道出一句擲地有聲的不朽名句：「人與強權的抗爭，其實也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抗爭。」

遺忘，讓人活得像微風般輕盈

《笑忘書》這部小說中的女主角，美麗的塔美娜（Tamina），一直思念她那被共產政權迫害而流亡國外，最後客死異鄉的丈夫，她當初竭力想抗拒遺忘，希望留住對亡夫的寶貴回憶，但丈夫的形象卻在她腦海裏日趨模糊，這讓她感到絕望和痛苦。她不斷想找回一疊信件和日記，一疊記錄了夫婦兩人往事，載滿了兩人回憶的信件和日記，並期望從中梳理出自己對丈夫的記憶，但卻功敗垂成。

直到一天，一個年輕男人走來找她，並說，如果她真的想遠離一切痛苦，訣竅便是把記憶放下，並請她跟隨自己到另一處地方：「那裏沒有悔恨，一切都沒有重量，像微風一樣輕盈。」結果，塔美娜選擇了跟隨這名男人走了。

她來到一個小島，在這個小島上只有孩子（沒有記憶的人？），她感到：「在這一刻，她的丈夫既不在記憶裏，也不在思念中存在，因此，她既不感到壓抑，也不感到悔恨。」從此，她更與孩子，陷入激烈的性愛活動當中，「她重新閉上眼睛，體會着肉體的快樂。有生以來，她這是第一次在靈魂遠去的時候，享受肉體的快感。她的靈魂既沒有想像什麼，也沒有記憶什麼，早已悄悄地地離開了那間屋子」。

遺忘，也讓人失去了力量

但隨着時間的過去，重複使一切歡樂和快感都失去了光采，亦沒有幫助她抓住靈魂。最後，她決定游水離開這個小島。但當她跳進水裏後，才發現自己無論如何拚命划水，她都已經無法離開這個小島了，最終更只能往下沉，並無聲無息的在水中湮沒。

於是，我看到原本如斯美麗的一位佳人，就在這樣的一個遺忘之島上，在縱慾的麻醉中，慢慢凋零，到一天驀然覺醒，想擺脫這種狀態，卻赫然發現原來自己已經失去了力量，只能往下沉淪，無聲無息的湮沒。

回憶，帶來撕心裂肺的痛楚

近日，在有線電視的新聞報道中，看到他們訪問張先玲，她是在六四事件中被戒嚴部隊槍殺、手無寸鐵的19歲學生王楠之母親。

這位白髮蒼蒼的「天安門母親」，在鏡頭前，也整理着一大疊的信件和稿件，她說這是兒子死後，其同學和朋友寫下，對他的悼念和追憶。每次當她翻閱這疊信件和稿件時，她都感受到撕心裂肺的痛楚，但也從中，她得悉兒子不為她所知的一面，從而梳理對兒子的記憶。

本來在這個經濟騰飛，「大國崛起」，物質氾濫，舉國一片歌舞昇平的年代，只要張先玲和其他的「天安門母親」，願意遺忘，願意放下記憶，她們就可以與其他沒有記憶的人一樣，一起沉醉在一場物慾的狂歡當中。如果沒有了記憶，也許她們真的能夠活得像微風一樣輕盈。

但這些「天安門母親」最後卻沒有揀上如塔美娜所揀的路，她們選擇了守護記憶。

不覺氣餒，因為心中有的是母愛和良知

在當年高壓的恐怖氣氛當中，她們仍然努力四出搜尋六四死難者的名單和經歷，整理成書，為的是她們要為六四守護記憶。在尋訪過程中，張先玲說她們頂風冒雨走過多少大街小巷，就是酷暑嚴寒，就是吃閉門羹，就是甚至被人推出門外，也不能擋住她們的腳步。過程中，她不覺得屈辱，也不覺得氣餒，因為，她心中有的是母愛和良知，有的是作為一個母親和公民的責任。

她說，這麼多年來，通過與其他母親一起抗爭的經歷，她的心靈在痛苦中煎熬，但意志卻在錘煉中堅強，思想也在打壓中成熟，她和其他人一起在抗爭中成長。她們已經艱難的走過了這麼多年，前面的路也許很長，也許更坎坷，也許看不到正義的陽光，但仍然會無怨無悔地走下去。

從中，我們看到一群美麗的母親，那是曠日持久的堅持，讓她們變得愈來愈美麗；那是她們的拒絕遺忘，守護記憶，鑄造出母愛的偉大和不朽，鑄造出正義和良知。

回憶定義了自己

以研究記憶與政治出名的旅美德國學者Andreas Huyssen，曾經在《Twilight Memories》一書中寫過：

「追憶塑造我們與過去的關連，而我們記憶的方式，則定義了現在的自己。作為個人與社會，我們都需要藉着過去來建構和定位今天自己的身分，並孕育對未來的願景。」

另一位美國學者Christopher Lasch，則在《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一書中說：

「否認過去，表面上是樂觀和向前看，但仔細一想，其實這只不過是一個社會，一種無法面對未來之絕望和可悲。」

神州大地上獨一無二的香港

今天是六四25周年，25年來，同樣是無怨無悔的支聯會和其義工、仍然沒忘初衷的媒體和記者，以及維園晚會上的點點燭光，一直拒絕遺忘，守護記憶。我們應該多謝他們，就是他們25年來漫長的堅持，讓香港沒有變成一個遺忘之島，從中也鑄造了在神州大地上，一個獨一無二的香港。

後記：他們也在守護記憶

1989年那一年，我剛進入中大研究院，在那春夏之交，我沒有隨同我的那些中大同窗前赴北京，為的是答應過老師，在本科畢業離開學運的崗位後，是時候修心養性，好好讀一下書了，結果北京那一邊事態的發展，卻急轉直下，譜出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不能置身其中，不能說不是自己的一個遺憾。

25年過去，那些昔日的同窗，今天他們有些已為人師，有些是專業人士，有些是管理階層，有些更成了媒體高層，但他們仍然沒忘初衷，還把當年的親身經歷，耳聞目睹，記錄成《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 …… 中大學生八九民運見證》一書，由中大學生會出版，為守護六四記憶，盡一點綿力。

（#本文的稿費將捐贈給天安門母親和支聯會，以表達對他們的敬意）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林行止: 八九年時五六月 家國縱殊念道均

一、「六四風波」（「八九民運」）二十五周年前夕，美國國會有議員提議把中國駐 華盛頓使館前一段街道，命名為「劉曉波路」，用以提醒國際社會關注中國人權狀況；建議提出當天，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把本年度的民主獎、一個仿照六四民 主女神造像的獎座，頒給正被關押在中國牢獄的劉曉波！對上述種種，中國外交部馬上表明「強烈不滿」，指這是「挑釁中國」，重申劉曉波是觸犯中國刑法被法院 判處十一年徒刑的犯人。

二十五年前，被指「縱容資產與知識階級自由化」，要為八六、八七年間學生運動爆發負上最大責任、因而被迫下台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於四月十五日逝世，學生 自發的悼念活動，不幾天便轉向與「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群眾集會合流。當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訪問學人的劉曉波，迅即發表一篇題 為《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的短論（刊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世界日報》），借悼亡提出中國政府應該「拋棄尋找開明君主的改革模式，嘗試走出一條從制度 上改造中國的道路。」

「從制度上改造中國」，不是劉曉波的創見，而是一九七八年推動經濟改革後，市場化發展使中國的意識形態翻騰，官員的貪腐和通貨膨脹肆虐禍及生民，遂引發人 民對中共管治能力以至合法性的質疑；群眾當中固然有「新思潮」湧現，就是中共高層，亦在體制改革上看法分歧，身為總理的趙紫陽，不是亦說過類似「不搞政治 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亦搞不下去」之類的說話嗎?!

一語道破國情關鍵的「從制度上改造中國」提出後不數日，劉曉波回到北京，現身天安門，支援在廣場上靜坐的絕食團，與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後稱「天安門四君 子」）及時趕在解放軍強制清場前，說服數千名學生自 動撤離廣場，避過可能更多死傷的武力鎮壓。劉氏本人自從參與廣場「動亂」後的生命軌迹，亦就被迫剩下一個爭取體制改革的目標，長期失去人身自由和合乎常情 的生活條件。

廣場一役之後，曲折的「捉放『劉』」持續圍繞着平反六四和中國該有民主憲政改革的訴求；劉曉波因為起草並簽署《（二○）零八憲 章》，提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和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以解決兩岸與各民族的問題。為此，劉氏觸犯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十一年徒刑由此而來，在入獄那年 （二○一○）年底，遭剝奪二年政治權利的劉曉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份，獲挪威政府頒授諾貝爾和平獎！

二、中共堅持以本身的進步—如昨天本欄的分析，主要是經濟「進步」—把西方講求民主自由法治的意識形態，拒諸門外。劉曉波在國內是階下 囚，在海闊天空的世界是萬人景仰的諾 貝爾和平獎得主，此一強烈對比，說明中國依然故我，一黨專政固然紋風不動，對外來的「普世價值觀」更是不假辭色，認為「不合中國水土」，一律排拒。中國以 國法抗衡「越界」的民權壓力，以經濟實力與國際接軌。

事實上是，中國近年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與排名，日趨顯要，她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言，亦一 天比一天受注意；經濟的勃興，令中共對本身的制度建設和思想主張，比起二十五年前是更有把握與自信。回看變化，「六四風波」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政策取向和 發展路向，可說根本上沒起過什麼積極作用，當然亦不具任何實質意義。在那些網絡未流行的年代，由於訊息封閉，國人對六四的認識有限，遑論給他們留下深刻影 響；新世紀以來，網絡無遠弗屆，內地尤其發達，但人民知之權利，一樣受政府的嚴密箝制，昨午本報網站消息指出，在「六四風波」二十五周年前夕，「谷歌的搜 索、電郵Gmail和翻譯功能，已被內地（政府）封鎖……」北京怕什麼？惟中共最清楚；對海外人士來說，這適足以顯示中共的色厲內荏。六四前後群眾運動的 熱情曾短時間洗滌當時社會的不正之風和揭露人性陰暗面，可惜很快便隨「動亂」的定性而偃息。對於大批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人生軌迹改道，另展新章而又得意 的，畢竟有數；「夢魂不到關山難」的遺憾，盡化唏噓，組織不起持續打拚的力量！

三、從歷史角度看，八九春夏之交的事故，雖然直接和間接造成了中國在三年之間換了兩位總書記，不過，如此「政治震盪」，並無改變中國日 後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經濟實體；經濟崛興，官方再無改革政治體制的聲音，而一度高唱入雲的「和平演變」，更成絕響。倒是當年準備回歸的香港，飽受「六四風 波」的衝擊，民主建政一波三折，港人治港遭受摧折的傷痕，至今尚未癒合。

無可否認，「蘇東波」在政治上的急劇變化，曾給港人帶來中國政治體制快將脫胎換骨的憧憬；大家都想看到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運動，能夠改變北京領導人的想 法，進行大刀闊斧、切合現代化發展的體制改革，走向「真」共和。可是政府出動軍隊，坦克開進廣場，解放軍使用武器對付手無寸鐵的工人 和學生……這是一場血腥鎮壓，絕非過甚其詞！熱切支援廣場靜坐、絕食、示威的香港人，目睹事情經過的失望、懷疑和難過，有錐心之痛；香港將要回歸到這樣對 待人民的中國，那是多麼令人沮喪的未來？

就像劉曉波個人生活軌迹因為力倡「從制度上改造中國」而轉向，香港自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的各方經營，《基本法》起草的各方關顧，經此一幕， 互信蕩然；而治港人才方面，亦來了一次嚴重倒退的「大洗牌」，從「百駿競走」到「愛國愛港」的量才 而用，埋下了香港日後不易管治的前因。

從政治現實出發，港人在「六四風波」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仍不輕言放下這個「歷史包袱」，那不是說我們還要糾纏於死傷的確實數字、有否屠城之類的「真相」，而是要反思這場風波對香港的影響到底有多深、多廣、多嚴重，這是六四帶給港人發揮理性的歷史責任。

今晚的燭光除了感性的紀念，還要有理性的沉思！

燭光的省思．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