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撕裂、困局、亂局……，相信不少年紀較長的香港人，包括灰記，都會有此「無奈」的感覺。一些行家甚至把現時的局面與一九六七年的社會動盪相提並論。《信報》的紀曉風問過前《文匯報》記者「夫子」劉銳紹。
「他解釋，1967 年的香港社會，面對政治、經濟、民生及民族的矛盾，市民的怨氣達到一個將要爆發的程度，因此釀成暴動。放諸今天的香港，雖然早已沒有中英之間的民族矛盾，但其餘三個矛盾依然存在，甚至不低於當年的水平， 『政治上，政策不符合民意，這個與67 年的情況相似，當時的港英政府也是高壓統治。經濟上，堅尼系數在0.5 之上，貧富懸殊不斷加深，跟當時的困苦環境接近。至於在民生上，內地人與港人的民間衝突，也令情況進一步惡化。在這些前提下，我覺得今天的氛圍與67 年的時候相似』。」
「劉銳紹認為另一樣相似的地方，就是衝突雙方都覺得自己理直氣壯，一往無前、盡情投入的同時，卻沒有對背後的實情有足夠了解。他指，自己經歷過當年的暴動，現在目睹近年的衝突，覺得兩段時期出現的相同問題，就是大家都愛國愛港，然而『只問敵我，不問是非』，很容易就把對方否定，結果把矛盾升級，令情況變得更危險。」
「六七暴動」時，灰記還是未滿十歲的小孩，但也從窗外「見證」過大批穿白衫藍褲的左派群眾與警方整晚對峙，最終警方用催淚彈驅散群眾的情景。而那些催淚烟霧在十樓也感受到其威力。至於「土製菠蘿」是甚麼，亦從大人口中得知。當年小小年紀的灰記，並不懂得甚麼暴動、亂局，反而覺得好玩。當年灰記雖受父親反共思想影響，但看見警察和群眾對峙時，只希望看戲，甚至巴不得可以走到街上趁熱鬧，這是兒童的「特性」。至於果真能落街，會否受煽動拿起雜物亂擲，擲誰，也很難說。
因此facebook的「正義人士」，聲討那個隨挺梁人士擲水樽、「誣告」別人打他的無知小孩，灰記覺得不以為然。這些「正義人士」跟當年的左派群眾，以及現在那些以「愛國愛港」作招牌的挺梁親建制團體一樣，「犯了」夫子所說的毛病，「理直氣壯，一往無前」、「只問敵我，不問是非」，覺得真理在我手，不啱聽的便通通視為歪理/邪道。這是民主自由多元社會的大忌，香港若要邁向民主自由多元，這種心態要不得。
說回「六七暴動」。幾十年過後，回看當時，感覺當然不同。當時香港大部分都是貧窮人士，中產也未崛起，只有少數有錢人擔心中共接收香港，被迫共產而恐慌性賣掉產業移民。大部分為生活奔波，沒有多少政府支援及福利的香港人，相信只會以旁觀的心情看當時的亂局。旁觀，因為不覺得香港是自己掌握的地方，也不覺得港英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很多市民後來「默認」港英強硬鎮壓左派暴動，相信與左派的過激行為(土製炸彈與今天警民推撞不可同日而語)，傷害無辜市民，以及恐共有關。
當年香港左派在文化、教育以至社會確曾有過「進步」的角色，爭取到不少低下階層，以至知識分子的支持。單以電影而言，五、六十年代以白燕、吳楚帆為代表的華南電影工作者，所拍的粵語長片，無論社會意識及「女性觀點」 ，都比今天的麻甩大男人「本土」電影強得多。但暴動一役把左派的統戰成果毀於一旦。
雖然除了反資反殖，還有民族主義這面旗幟可供左派利用，但相當多逃避中共統治，苟安於香港的市民，對左派敬而遠之，甚至反感。加上當時難民心態仍盛的香港人，人權意識不高，面對港英的高壓統治，為了苟安而採取忍耐態度。因此，堂堂正正挑戰警權的就是相對「進步」的左派。
「六七暴動」持續幾個月，社會動盪，但大部分沒有能力移民的香港人，其實無所依靠，他們只能默默寄望中共不強行「解放」香港，來大陸「政治掛帥」的一套，讓人有喘息的機會。
至於中共高層當時有否想過「解放」香港，相信日後如果有更多資料披露會有更確切的說法。不過，至少有一個說法是，當時中共的強硬派，毛澤東背後操縱的江青「四人幫」，有想過派軍隊接收香港。而比較務實的周恩來反對接收香港，毛澤東亦覺得還可以繼續利用香港，所以強硬派才沒有成事。
外來政權的港英政府沒有人認同，加上當時警察亦因為貪污嚴重、腐敗普遍，聲譽很差，真的名副其實是「有牌爛仔」。港英能收拾「亂局」，主要是因為北京希望保持現狀，大部分市民不想在香港搞大陸的一套。因此，當年的「社會撕裂」，是中共在港的極左行為，利用左派群眾鬧事而令傳統「愛國陣營」「自絕」於香港主流社會。而港英政府得到中共不接收香港的明確訊息後，亦強硬執法，平息「暴動」，對左派群眾鎮壓絕不手軟，殘酷程度與今日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英國人始終是政治能手，經「暴動」一役，開始著手培養香港人意識，逐步搞改革，加上經濟機遇，造就香港七、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的「黃金歲月」。灰記等六、七十年代或較後期長大的人，享受過香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甜頭。
不過，這段「黃金歲月」亦充滿缺陷。「六七暴動」時，大部分香港人政治意識低，更沒有當家作主的意識。反而左派陣營的反資反殖，多少顯示與外來政權周旋的豪情。但這種反殖和其他殖民地不同，沒有衍生獨立自主的意識。無他，香港左派陣營並非獨立自主的群體，而是中共在香港的延伸，他們胸懷的是「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而非生活中的彈丸殖民地。
本地意識的興起，是土生土長香港的第二、三代非共人士的自然產物。但這種本地意識除了標榜香港人靈活醒目，香港生活方便外，其實政治和文化的內涵不多，更不用說希望當家作主了。
而這種無傷大雅的香港意識，中英雙方均可接受。港英政府面對港人極溫和的民主訴求和手法，很容易拖過。中方「欣賞」香港人，包括民主派「識大體」，贊成香港「回歸祖國」。絕大部分香港人當時，以至現在，其實沒有想過甚麼是「港人治港」，更遑論更大膽的自治或獨立。
於是，「黃金歲月」造就了醒目靈活的香港人，多了一點民主、人權意識，多了一點對政府的要求，多了一點對這土地的歸屬感。但與全世界殖民地的人民不同，香港人缺少的仍是政治意識，因為沒有受爭取獨立鬥爭的洗禮。中英私相授受，港人習慣旁觀。那些「愛國愛港」的，儘管為回歸搖旗吶喊，動輒罵人「反中亂港」，但事實他們作不了任何主。更荒謬的是，他們口口聲聲罵人亂港，叫不喜歡現狀的人移民，但卻逃避當家作主，連起碼的普選也不敢爭取，中央說甚麼他們和應甚麼。
如果說這群「國家好香港好」的人盲目，大部分港人則屬犬儒，普選他們未必不想，但中央不高興就不要勉強。灰記經常聽這話，「大陸唔會俾香港民主普選」，潛台詞是不要發夢，不要哂時間。灰記覺得，這是香港人未能當家作主的關鍵，無論主動逢迎或被動接受，香港人都沒有主體意識。
這種沒主體意識，深植絕大部分老一代的香港人腦中，包括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第二、三代。諷刺的是，這種沒主體意識是中英政府有意無意的合謀結果。其實說穿了，沒有主體意識的人即是順民，英國人固然求之不得，中國政府何嘗不希望香港人聽聽話話。
不過，相對而言，英國所代表的西方，或曰現代價值，例如人權、自由、法治，以至公義等，應該比較影響香港年輕的一代，老一輩則不得而知。而在未取得政權時高呼「民主自由」萬歲的中國共產黨，其「進步」形象亦因在大陸實施極權統治，推行魯莾殘暴的「共產主義」實驗，最終導致「生人勿近」。雖然「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逐漸向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靠攏，甚至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政治改革停滯不前，與「市場經濟」發展同步的貪腐、權貴壟斷、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等越演越烈，並未能吸引多少已受西方啟蒙的香港人的全面擁護。而且自由行和CEPA帶來的中港過度融合，矛盾頻生。
近來崛起以年青為主的本土運動，不知是否比前人更有清晰的主體意識？香港社會政治走向本土化，是否遲早要到來的主體意識的展現？高舉龍獅旗的人「戀殖」姿態，似乎依然訴說著一種依賴的狀態，期望保留「美好的過去」。灰記不會敵視他們的「戀殖」心態，中共更沒資格動輒「教訓」，是你要長期利用香港，掌握大陸政權後，要繼續由英國人統治香港，難道要英國人「識做」替你培養愛中國的意識嗎！
但作為反殖人士，灰記更欣賞以另一種以結束殖民心態治為目標的本土運動，以零七年天星、皇后運動作為開展的八十後以此為志，以至這兩年才冒起的學民思潮。這些年青人既不依戀過去，還指出當今香港的政治制度正延續殖民統治，港人其實沒有真正參與管理香港。是中共希望換一面國旗，統治者由英國人轉為黃面孔，香港的資產階級由英資變香港華資和中資，然後「識時務者」的專業人士成為新「買辦」，其餘business as usual，期望香港這群順民繼續乖乖生活。
但多少接受過西方教育的香港人，習慣思想和行動自由，這與中共專制政權的家長式心態，始終不能協調。數十萬人「七一」反廿三條，是港人與中共及其在港代理矛盾的第一次大爆發。九七後，中共雖然己經「君臨」，但其專權的真面目亦愈來愈讓港人看清楚。
董建華擱置廿三條立法，香港人小勝，但沒有人，包括那些理應站在政治前線的泛民議員有遠見，有魄力去整合這得來不易的民氣，進一步推展政治進程。於是「七一」成了一年一度的姿態，其威力日漸褪色。甚至泛民所熱衷的議會政治變得愈來愈不知所謂，愈來愈一事無成。
本土運動，年青人的噪動，相信多少與泛民長期「不思進取，等運到」及這種不堪的議會生態有關。這種要另尋出路的不滿，聲勢似愈來愈大。至少愈來愈多青年，包括中學生投入種種政治、社會的事件。他們表現出對「本土之愛」令很多年長人士「動容」，除了極力保育一些值得保留的舊社區及生活方式，對大肆破壞環境的發展主義亦大加鞭撻，反中共一元化企圖的反國教運動…等。與大陸的關係方面，如果說以往中共曾經有過的理想主義都不能吸引年青人，今日比國民黨更貪腐濫權暴虐的中共，會有任何向心力嗎？那群高呼「愛國愛港」，動輒罵人「反中亂港」的人，究竟在擁抱甚麼價值？
但這群比「本土運動」年青人更噪動的「愛國愛港」人士，在梁振英及警方有意無意縱容下，經常成為街頭混亂的主角。他們所施行的暴力，超過之前任何所謂激進團體。其實之前嚴格來說，是激烈不算暴力。「愛國愛港」人士動輒打人，甚至沙展也被他們打頭及叫「食屎」，的確很有「反英抗暴」時的「風範」。但諷刺的是，他們不是挑戰權貴或對社會不公表達不滿，而是衝著那些挑戰權貴，向政府抗議的人而來。他們的出現，不得不令人想到納粹德國的那擁護納粹政權的，而積極有所行動的「群眾組織」，以及中共操控下的「群眾組織」。他們不分青紅皂白，總之就是要幫助政權消滅反對聲音。而他們出現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製造亂局」，讓政權更有鎮壓的藉口。
今天香港那些在政權縱容下的活躍「愛港」組織，不少背後的領導是當年挑戰港英統治的左派人士，甚至受過牢獄之災。但他們沒有從港英鎮壓反思政權與人民的關係，心中只殘留中共式的民族主義，亦即黨國主義(現在連台灣的國民黨也依靠不了)，於是腦海中只有「外國勢力」，沒有人民自主訴求，甘願當政權的打手。而這群人長期受中共的鬥爭意識所俘虜 ，只見「敵我」，不會尊重多元；只希望單一聲音的「和諧」，不能接受自由社會的紛雜「噪音」。
在今日「社會撕裂、困局、亂局……」下，這些新出現的「愛港」群眾應有警戒作用，他們可以作為一面鏡子，反映「真理在我手」便可以為所欲為的荒唐。大家故然不必因為他們的出現而遠離示威集會，因為這也許是他們出現的其中一個「任務」–恫嚇溫和大多數遠離政治。但面對他們的衝擊時，如何避免成為他們一樣的人，這是任何「社會活動者」，特別今天的青年活躍人士值得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