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峯: 「朝請示、晚滙報」的特首！

梁振英說，他要替香港辦「內交」和「外交」，所以在開徵買家印花稅（BSD）前「通知」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他強調，這樣做不是向王光亞請示，但沒有回應有關做法是否破壞一國兩制及邀請中央介入香港事務。我們不知道王光亞「踢爆」消息前有沒有先跟梁振英打個招呼，只知道梁振英是在矮化香港，是在破壞一國兩制，是在閹割香港的高度自治。至於他的解釋更是荒謬無理的托詞。

先不管梁振英的所謂「內交」、「外交」是甚麼意思，有甚麼分別，但香港的境外聯繫非常廣泛，遍佈全世界。在中國內地固然有幾個辦事處，在日本、美國、英國、歐盟、台灣等主要貿易夥伴也有經貿辦事處。梁振英真的要辦甚麼「內交」、「外交」的話，他沒有理由單單通知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先生，他還應該親身或透過各地經貿辦在事前通報各國政府，以示公平及尊重。現在梁振英只在事前向王光亞通水，對其他經貿夥伴及重要投資者不屑一顧。這根本不是在辦甚麼「內交」、「外交」，而是在實踐「朝請示、晚滙報」的共黨官僚惡習。

粗劣的謊言固然令人厭惡，更令人不齒及震驚的是梁振英隨意破壞一國兩制，隨便出賣香港的高度自治。不管是中英聯合聲明或《基本法》都列明香港擁有高度自治，除國防、外交事務外不受中央政府各部門干涉，也不受各地方政府左右。打擊炒樓，抑制樓市泡沫完全是香港內部事務，不涉及國防、外交問題，特區政府有絕對的決定權及自主權。在這樣的情況下，梁振英及特區政府有甚麼理由和需要事先向港澳辦通報有關措施呢？若果連這樣的稅務、經濟政策也要事先通報，香港還有甚麼自主權呢？

從政制架構來看，國務院港澳辦不過是特區政府跟內地各部委的中介人，不過是香港跟中央政府的橋樑，並非香港的「老闆」或太上皇，根本無權對香港內部事務指指點點。偏偏梁振英卻主動向港澳辦主任作請示，讓王光亞可以過問甚至否決特區政府的政策措施。這不是在肆意踐踏一國兩制又是甚麼呢？

更可怕的是，梁振英此舉對內地、對香港都有長遠的壞影響。對內地官員而言，香港市場是一塊「大肥肉」，涉及重大的經濟利益。若果可以提早知道特區政府的決策或敏感消息，他們便可以及早作部署，包括在股票市場興風作浪，謀取暴利。換言之，梁振英的做法變相在加劇內地官場的貪腐情況，製造更多貪官污吏，製造更多不公平的競爭。而對香港來說，梁振英連自治範圍內的政策措施都要向港澳辦請示滙報，政府官員以至高級公務員在制訂政策措施時便會自自然然向北望，先找內地官員包括廣東省政府官員摸底。久而久之，特區政府將會變成內地政府的附庸，對內地官員的意見言聽計從，甚至因此而漠視、犧牲港人利益；而內地官員則會隨時對港官發號施令，要求他們配合內地的需要及政策。

梁振英在當選後第一時間到中聯辦謝票及拜見領導已令市民譁然，已令人深深感到他把中聯辦看得比市民更重。想不到的是他居然自甘當傀儡，把香港的高度自治拱手相讓，主動邀請內地官員干涉香港事務。像這種出賣香港利益的人實在不配當特首！

練乙錚: 亢奮退潮貪腐難消 同堂四世改革扯皮

這個月趁着大學的長假期回港小住，一方面做好配合天窗出版社替我結集出版《臺灣騎乘記》一書的事宜，另一方面看望各路朋友，享受情誼之餘，還趁機會提出、印證近期對國事、港事的幾個初步看法，現在可以提出，供大家討論。適值「兩會」塵埃落定，今天就從幾點國事談起， 先下判斷，再行徵引，然後作簡短推論。對港事的評論，留待另文提出。

一、大陸的「全民亢奮」、「舉國雄起」心態，於零八年達到高峰；之後逐漸退潮，到今年已經比較明顯。

大家記得，零八京奧年，神九上天，大陸GDP增幅在連年攀升之後，達到所謂的「中國速度」，出口產能節節上升，成為「世界工廠」。同年，以美國為首的自由資本主義體系陷入八十年不遇的深重危機，希望北京出資打救，狼狽至極。於是，「中國模式」概念風光一時無兩，「中國可以說不」。留學生、海外華裔青年隨即熱 血沸騰，成立網頁Anti-CNN，專門對付外國傳媒；內地，出現無數網上憤青對抗批評者、自由派，深信中國一黨專政比「正在沒落」的西式民主優越。的確，能夠讓東亞病夫拿得世運會上最多的金牌，能夠征服世界上任何國家進口市場，能夠讓經濟總量在短短三十年裏超德趕日的「舉國體制」，無疑近乎完美、成就 非凡，往前看似乎沒有什麼不可以征服。

最先在國民心中投下問號的，當是京奧落幕後即由一位年輕記者挑破而曝光天下的「三聚氰胺毒奶事件」。原來，中央早就有人知道問題，卻因為京奧舉辦在即，黨和國家不能丟臉，遂採取秘而不宣的辦法，平白讓更多的嬰孩得病、死亡。人們驚覺，「舉國體制」的輝煌 下面，原來是有代價的，而且，全權訂定這個代價者，往往是黨政官員，而不是要付出代價的一般人。

跟着，由於網絡應用日益普遍，微博快速普 及，不少以前不為人知的體制黑暗面很快呈現在大眾眼底，於是，原先天真地愛國的人，不再那麼天真；原先就不那麼天真的人，就有點難為情，因為再說愛國話，已不能那麼理直氣壯。同樣令人對大陸政權觀感產生懷疑、變化的事例，還可以列出好幾種：「群體性事件」急遽增加；「上訪」大軍源源不絕；「維穩辦」系統建 成；網軍、「綠壩」橫行；城郊鄉鎮黨政官員很多變了地霸；太子黨、官二代行徑太不光彩，海外資產有人算出合共好幾個千億，子女留學，老婆移民；「薄谷王」事件曝光黨的高層領導人可借路線鬥爭之名為私利拼死活；意識形態貴族愈高級愈墮落：馬列著作首席權威原來是個以權謀色的登徒子，人民解放軍紅歌王子原來是 個輪姦犯、惡少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原來貧富十分懸殊：官方新公布的堅尼系數「連續數年回落」，但看清楚居然和已經搞了兩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美國差不多；GDP增幅不保，而且還沒有充分計算環境污染成本；結果，環境污染嚴重得無法再掩飾：大氣PM2.5的機密去年給北京美領館扎破，但今年全國各地土地 污染程度數據還是宣布為國家機密；奶粉水貨引舉世注目，而且說明了海關也是貪污的。尷尬事後面有貪污，面子工程何嘗沒有？京奧開幕式的那八億多元開支有點不像話，現在要重新審計。

一個政權的管治如此荒腔走板，哪種人還能亢奮得起？底氣不足，聲調就變；不單只是一些激進網頁或憤青言論，便是今年的「兩會」領導人、發言人的說話用語，也比過去幾年低調、defensive。這是一個好現象，因為亢奮只會令人盲目，而真相暴露了，就逼着大多數人去反思。

二、這次換屆，中共黨政領導出現自1949年以來未有過的「四世同堂」局面。「四世」指的是李鵬、江朱、胡溫、習李。這個局面有其獨特政治涵義。

首先，這意味將來的管治可能更趨因循保守、改革遇到的阻力更多。舉例說，到了2050年代初，如果中共還存在的話，則今屆新上台的各級領導，到那時垂垂老矣 卻還可以在台前幕後指指點點。其次，派系勾心鬥角將更為嚴重——本來已經非常複雜的政治圖譜，在團派、太子黨、紅色家族等各個橫向板塊之上，還出現了以屆 別劃分的縱向板塊。習近平提的「憲政夢」被禁，現在全國媒體只能提一個空泛的「中國夢」（即「南周事件」代表的政治鬥爭），有理由相信便是前任干預現任的例子。

誠然，西方國家「四世同堂」比比皆是，但人家公務員體系成熟、地方自治程度高，每一屆的政治任命官員數目不多，官員的私人利益受到嚴格監視，不能胡來，因此任何一屆落任官員一般不構成利益集團；大陸的情況則相反，所以「四世同堂」問題將很嚴重。「頭三十年」因為基本上都是毛、周當政， 其他問題嚴重，這個問題不大；現在領導人只當十年，加上要年輕化，故若平均五十歲上台、八十餘歲死亡的話，「四世同堂」無可避免。最高領導年輕化、有限任期習慣化，應該都是好的，但在大陸的政治現實底下，壞影響比好處明顯（如果香港的政治不改革，會出同樣問題；其實，問題恐怕已經出現了！）。

這 不光是一些前任領導人干政的問題，而是由上而下一大批替換下來的各級官員為了要延續、保護自己過去訂出的政策，都會替要建立自己政績或推行新的政策的現屆官員製造麻煩。現屆官員受前屆官員左右，之間產生矛盾無可避免，到他們也退下來的時候，這種矛盾便轉移到社會上層，令精英更集團化、寡頭化，危害社會穩 定，更不利凝聚對重大改革包括反貪腐改革的共識。

最後一點很簡單，因為要改革的問題，都是前若干屆遺留下來的，當中必包含前任黨政官員或其 家族等的既得利益；所以，改革，就真有點像王岐山說的：「割肉」。「六四」不能平反，當然牽涉江澤民，但主要還是因為要割前四屆總理李鵬及其家族的「肉」，特別是此廣為人知的特大貪腐家族在水電煤能源環節及山西省等產煤地區的政經利益。這種「割肉」與「反割肉」鬥爭，重的影響政治路線，輕的影響吏治質素。

很不幸，這個「四世同堂」現象令中共管治階層更趨因循保守，是在整個民族人口不斷急促老化的同時期出現的。大家知道，人口老化的一個不良後果便是經濟個體平均活力下降、更高比例的資源流向老年服務、教育的供與求俱相對減少、民間創造力慢慢衰竭。若管治階層和廣大民眾同時趨向因循保守的 話，大陸或將無可避免掉進「中等發展陷阱」。這個客觀的可能性，並不是提幾個中共慣用的唯意志論口號便可安然避過。

三、習近平的反腐動作，必須有數量龐大的不貪腐、不變質的各級幹部替他出力，但現實和體制俱無法提供這兩個條件，因此難有實效。

談 這個，筆者先作一個善意而無甚憑據的假定，即習是本身不貪腐，而且真心反腐的；如果這個不成立，其他就不必提了。反腐動作無效，有兩個原因。其一，黨的權力不可能由所有黨員一起合作「關進籠子裏」，黨員更加不會一起割自己的肥肉；因此，這個反腐運動要搞，只能是由黨內比較乾淨的一派（如果存在的話，也只可 能是少數派），以手中力量對另外比較貪腐的一派施壓。但是，若要逆八千三百萬黨員當中的大多數貪腐者的利益行事，黨的最高反貪領導便需要大得前所未有的力量；而這個力量一層一層行使，遇到阻力就會逐漸減弱、變質。試問，這個龐大健康力量從何而來？面對絕大部分掌權幹部已經腐化這個現實，習哪裏來這麼多的好 幹部替他發力？「薄谷王」案膠着、溫家寶多慨嘆有心無力，恐怕都是這個原因——連處在中央高層領導裏頭，貪腐的也恐怕佔了大多數，那麼，反貪腐工作如何推 向下層？其二，就算奇迹出現，習的反腐力量居然成功了，依然有問題：這個大得前所未有的力量，誰來制衡？假以不必很長時日，當這個不受有效制約的最高權力也腐化的時候，它更不會割自己的肉。本來健康的力量會腐化嗎？答案看中共自己的歷史就知道——1949年的那套中共幹部，和之前的國民黨比，要廉潔得多，但很快就腐化，無阻地一直爛到今天，一個小小村官等閒可以貪上一個億，黨、政、軍的高層最不透明處，就更不用說。

「把權力關進籠子裏」這句 話很動聽，大概就像武俠幻想小說裏的那些人物一樣，左腳踏右腳、右腳踏左腳，不斷重複便可以爬到高空。那當然是無稽之談。別說反貪腐，就算小如禁止公費吃 喝拉關係的事，在這次「兩會」期間，據駐京記者觀察，也只是陽奉陰違換一些名堂依舊進行，根本解決不了。沒有黨外民間力量制約，黨行使的不當權力不會減少 一個分毫。

改革開放之後，黨領導搞經濟，基層黨組織一個一個變質成為「利潤中心」，功能上等同獨家專賣店（franchisee），從上級 取得「共產黨」這個專賣招牌，合法非法地經營一切有利可圖的業務，所得「利潤」部分上繳。這些組織行使絕對權力，旁邊還有好幾套文武裝力量為它撐腰。如此 專賣逐利的黨，多年來以全國人口增幅好幾倍的速度膨脹，像層壓式推銷一樣，把社會上那些有「能力」的人招入基層黨組織，一起「創利」，「能者」升級。

同時，黨組織內那些沒有高強創利能力或者不願同流合污的人，容易像劣幣驅良幣一樣，或是靠邊站被孤立，或是給清洗出去。以這樣的各級基層組織構成的共產黨，在貪腐問題上還有多少自我救贖的能力呢？

今 年的「兩會」上，講一些和黨的宣傳口徑不那麼一致的半真話的人，大概比以往多，但黨國領導人說的半謊話，也不算少。要「割自己的肉」的體制，為什麼還是 「無懈可擊」的呢？村級政權都是「普選產生」的，但為什麼還出了一個烏坎呢？如此等等。若搞真改革，領導不必自欺欺人，而必須從體制禁區關鍵處着手。因 此，期望中共今年可以顯著地改革的人，看來還是要失望了。

《信報》特約評論員

李柱銘 — 被誤解的愛國者(上)

【作者：許知遠】 

 

「你當真要寫這些嗎？」他停頓下來，臉上滿是懷疑，似乎不理解，為何有人會對陳年舊事感興趣。他正說的是父親李彥和，一位昔日的國民黨將領，「他真是個天才式的人物，一生正直」他又忍不住加上了一句。

香港正是初夏，小雨浠浠瀝瀝，這半山上的公寓,落地窗外一片迷濛。他穿著白襯衫,整齊的束進腰帶裡，腳上的黑皮鞋光亮。他雙頰消瘦、鼻樑上架著無邊眼鏡，精神钁鑠，一眼望去，很難相信已經74歲。

在香港，他的名字與形象無人不知，他與去世不久的司徒華一樣，被視作民主運動的靈魂人物，人們不直呼他的中文名字李柱銘，而習慣叫他馬丁 （Martin），倘若你用更隨意、更當地語系化的說法，乾脆稱他是「大狀」——他是著名的大律師，在殖民地時代，這尤其是權勢與聲譽的象徵。在國際舞臺 上，在這座人群、摩天樓與金錢湧動的城市，他是「昂山素姬」與「達賴喇嘛」式的人物。這類比當然不夠恰當，他從不用遭遇監禁與流亡之苦，除去偶爾的街頭遊 行，他總是坐在佈置舒適、有冷氣的房中。只有一次，他曾捲入一場無厘頭的「暗殺風波」。當他要為香港人的命運奔波時，出入的則是歐洲議會、美國國會與顯要 政治人物的客廳，在電視與報紙上發表觀點，領受榮譽。每個國家、地區追求民主都有不同的特性，尋求國際力量支援、溫和的抗議、從法治延伸到民主，正是香港 的特徵。再沒有一個人象他更能代表這種理性態度了——一位元熱衷於邏輯的大律師，一位法治精神的篤信者。

但在中國內地，他卻鮮為人知。人們熟知李嘉誠、金庸、劉德華，他們作為香港金融與娛樂的標籤深入中國社會。這座城市的政治身份卻被有效的忽略了，很少有人 聽到李柱銘與司徒華這樣的名字，即使在報紙上偶然出現時，也是作為被批判的對象。自從在1989年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後，他就被視作某種「叛徒」，一名 頑固的「殖民主義」迷戀者。除去2005年偶然而短暫的前往廣東，他從不被允許訪問中國內地。他與自己的同志們，不自覺的延續了孫中山以來的香港傳統—— 在中央權力眼中，他們是「顛覆者」。

很有可能，我是這二十年來第一個訪問他的中國記者。我多少覺得緊張，不知該怎樣開啟談話。他鎮定、禮貌，卻無形多出一分距離感，他可沒興趣或許也不知道， 如何讓一個客人放鬆一點。我們來自截然不同的世界，語言也不太相通，我始終難以掌握廣東話。他先是用普通話，清晰卻緩慢，似乎不太自信於自己的表達，突然 間，他講了一個英文詞，然後一切順利的滑向了英文，在發現我完全可以跟上他的敘述時，他又不由的加快了速度，我感覺的到，他獲得了充分的自由。最終，一個 北京人與一個香港人在英文裡，談論這個城市的過去與未來。

交談是笨拙的，我從老掉牙的回歸問題問起。那時，梁振英剛當選特首不久，倘若鄧小平活著，該怎樣看待現在的香港。「我想，當他提出「一國兩制」五十年年不 變時，他是看到香港安定繁榮、有自由與法治，而中國剛開始開放，我想他希望中國也走這條路，他那時他就希望放棄共產主義，最終能向香港一樣，在這50年過 程，中國會向上，而香港則會被拉下一些，最終在某一個點匯合。」

這是他一貫的觀點，他對於鄧小平仍有良好期待，而現在的情況則違背了他的初衷。我該說他富有洞察力，還是過分的天真，或者對於他來說，這兩種品質永遠在一起。

我環顧四周，屋內的陳設簡潔，是「西方與東方的相逢」，厚厚的地毯、白色沙發、茶几上的洋裝的瓷娃，牆上掛的則是遒勁的隸書與狂野的草書，還有幾幅關於早 期香港的水彩畫——該是英國人在19世紀中葉的作品，是再典型不過的殖民者眼中的「異國風情」。而每隔15分鐘，菲律賓女傭就來添茶，倘若茶杯還是滿的， 就端走，換上新一杯。這也是英國式的。

我忽然想起了他的父親，一位國民黨將軍。在一些零星的記載裡提到他與周恩來相熟，這種家庭對他造成怎樣的影響。

氣氛一下變化了，我感覺到他的眼神的閃亮、神情的放鬆。「他們曾辯論了一整個白天，試圖說服對方，在沒有結果後，又談了一整夜，到了第二天，握手致意。」 他說起父親與周恩來在里昂的一場見面。與周恩來一樣，惠州人的李彥和，都出生於19世紀末，都不可避免的捲入了現代中國的戲劇，抵抗外侮、尋求民族富強是 這一代人最重要的故事。因為兩位傑出的革命者李石曾與蔡元培的所創辦的項目，李彥和幸運的獲得了前往法國讀書的機會。

與差不多同時赴法的周恩來、鄧小平不同，李彥和是一個真正的求學者，他在里昂大學獲得了藥劑學博士，很有可能，這是法國的第一個華人博士。這不意味著他沒 捲入了正在興起的黨派之爭，留學生遠離家鄉，對於民族崛起的期待尤甚，而1920年代的世界則充斥了各種意識形態。在周恩來等人被時髦的共產主義吸引時， 他卻沒太動心，他是少數支持國民黨的學生中一位，相信三民主義。你可以想像，李彥和與周恩來與徹夜辯論，不過是這些熱情青年人無數個類似夜晚的其中一次， 中國的命運激發出他們的最猛烈的熱情，不管他們選擇了怎樣的道路，目標卻是一致的，要贏得民族尊嚴。

「我的父親是很清廉，這在國民黨中很少見」，他一再的說。李彥和歸國後先是做過藥商，然後從戎，加入了廣東同鄉兼拜把兄弟余漢謀的部隊。清末民初的動盪， 給兩廣子弟提供了意外的機會，青年人離開了學堂，就跨上了馬背，革命、二次革命、粵桂之戰、北伐、中原大戰，這局部戰爭從未中止過，昔日的同志變成了今日 的敵人，今日的敵人又匆忙達成了新的聯盟……而黨派之爭似乎還沒徹底摧毀私人情誼，據說在大肆清剿共產黨之時，李彥和曾私下營救過不少黨員。

李彥和第一次躍入歷史舞臺是在1936年。這一年，廣東的軍政領袖陳濟棠密謀一場反蔣行動，與日本人秘密聯絡。作為十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的李彥和說服司令 余漢謀反對陳濟棠，擁護蔣介石。反對同為廣東人的上司，去效忠一位身在南京的浙江人，推動李彥和的必定是對於國家的憂慮——日本人已經到來，而大戰迫在眉 睫，這是民族大義。

「我父親勸說了余漢謀三次，第一次，父親提出了日本人的證據，餘漢謀拒絕了，他說自己是陳濟棠的下屬，必須忠心;第二次，父親又勸說他，要忠於國家，而不 是個人，又被拒絕。到了第三次，父親拿著槍闖入了余將軍的房間，對他說，這房間已被包圍，集團軍中九位師長中的七位正站在門外，他們都希望你能反陳擁蔣， 如果你還不同意，可以把我交給陳濟棠，槍斃我，但我還是希望你能加入我們。最後，餘漢謀同意了。」一定從小就聽過父親的講述，他說起細節來繪聲繪色，帶著 一個小孩子式的興奮。或許對於一個74歲的人來說，能這樣回憶父親，也是另一種重返童年，對這一路歷程的再一次確認。

政變改變了李彥和的命運，蔣介石召見他，請他吃了好幾次飯，希望他能留在南京任職。為此，他剪裁了三套燕尾服來出入這即將淪陷的首都的社交界。他還是回到了廣州，要繼續與他的拜把兄弟在一起。

日本人的入侵讓這些中國的內部之爭都暫時收斂起來，李彥和繼續與餘漢謀並肩抗日，出任過第七戰區的政治部主任，授予中將軍銜。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一定對他的正直與忠誠印象深刻，邀請他出任監察院的監察委員。

這必定是不算愉快的經驗。誰也未料到擊敗日本、眾望所歸的國民黨政權，僅僅用了四年就丟掉了中國。

「他不去臺灣，國民黨太腐敗了，他相信它在臺灣還會繼續腐敗，而他也不相信共產黨，我們全家來到了香港。」李柱銘回憶說。

與很多風雲一時的人物，這位昔日的國民黨中將在逼仄的香港落腳，以教書為生，脫下軍裝與官服，他還是個地道的中國文人，先後在官立文商學院、九龍華仁書院 教授國文。他似乎安於現狀，在這殖民地卻很少感到民族主義的壓抑。在李柱銘長大的過程中，只記得周圍的同學紛紛前往臺灣，多虧朝鮮戰爭，國民黨在臺灣站住 了腳，開始召喚流落海外的昔日同志。而北京的新政權也同樣要贏得這些海外華人的心，主管外交事務的周恩來當然不會忘記他在法國留學時的舊友。所以，李柱銘 記得幾乎每一年都要搬家，長大後才知道，這是父親為了避開周恩來派來的統戰者，想邀請他回北京，共商國是。李彥和不信任共產黨，來自一個樸素的道理。「父 親說共產黨是沒有未來的，家庭是中國社會的基本單元，但共產黨是破壞家庭的。」他這樣回憶。從父親口中，他還知道自己差一點成了孤兒。當他們全家在 1949年移居香港時，父親與母親商量好，倘若共產黨軍隊進入香港，他們就跳海，希望共產黨人能放過孩子們……

失望于國民黨、又不信任共產黨的李彥和，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在香港接受自由的教育。當李柱銘有意修讀中文預科課程時，父親卻堅持讓他選擇英文——在這個殖民地，它更有出路。
     
(原文刊於《號外》三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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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中產少了一樣

香港財政司司長的「中產階級」定義：喝咖啡、看法國電影，引起很大迴響。

為什麼不是喝普洱、看普通話劇集「甄嬛傳」？大家心裏明白。不過，如果有一天法國總統在香榭麗舍宮喝了普洱茶，以及英國BBC請海倫美蘭、茱迪丹治用英語將從中國買來的「甄嬛傳」配上英語，在倫敦黃金時段播映，而收視和影評，都比「唐頓莊園」高，那麼到時財政司長的「中產階級」定義，自然會順勢修正。

但有識之士，都知道盼望實現這一天，跟看見英女皇在白金漢宮裏跳「扭秧歌」，以及王妃凱蒂不戴胸圍，改着紅肚兜一樣渺茫。

這個世界畢竟現實，所以財政司膽敢將「喝咖啡、看法國電影」定為中產階級品味，而不怕遭到「崇洋媚外、黃皮白心」之類的親中派秋後算帳式的批判，香港的財政司司長，除了會計算，畢竟是風骨錚錚的一位知識份子。

但咖啡和法國電影是不夠的，中產喜愛閱讀，而中產階級喜愛的報紙，必定是英國金融時報，即俗稱的FT了。

手持一份FT，令人肅然起敬的指數較高。即使你只出現在茶餐廳。

許多許多年前，我做過實驗：裝模作樣故意在旺角茶餐廳讀一份FT，那個操鄉音的新移民大嬸，正在用拖把揩抹地板，她喝令那些讀馬經或風月版華文報紙的中國籍中年男子：「遞高腳啦」，但拖到我這一桌時，她會閉嘴，小心翼翼讓開，不敢驚動這個年輕人看英文報紙（愚昧的她，當然不知道我看的是一般華爾街Banker在商務艙才看的金融時報啦）的雅興。

至於書籍，我不會Recommend連吸軟性毒品的加州十七歲美國妹也看得懂的小說Twilight，大西洋兩岸的中產，誰不在談論著名的Fifty Shades（注意，叫簡稱，而不是全名，才能In），而這本小說，我很詫異，MIT畢業的香港財政司司長竟然沒有提及，相信我，在梁班子之中，沒有一個人看過。

因此，做一個中產，真是一個比佔領中環還複雜的課題。

胡力漢﹕憧憬幻滅之後

經過兩周的人大、政協會議，縱然5年後第二梯隊的人事安排還會出現變動，但未來10年中國政府的政策走向，可謂大局底定。隨覑習、李核心大權在握，之前頻頻傳出，他們跟黨內改革派人士接觸的傳聞，亦頓然消失，改革派過去兩個月的活動，已經沒有了習近平及其幕僚的身影。習、李在兩會期間宣示的政治主張，也跟改革派的要求風馬牛不相及。顯然，正如梁振英於選舉期間，跟政界邊緣派系眉來眼去一樣，習近平之前跟改革派拉上關係，只是競逐權力過程中的一種策略而已，目的就只是製造憧憬。

香港普選憧憬同時破滅

過去兩年，上至中共建制內的改革派，下至社會底層民眾以及維權人士，他們提出政治改革的訴求，很大程度上建基於對未來領導層的憧憬。建制內改革派不斷向上進諫，底層受冤民眾也是依循覑體制內的上訪機制，到京城尋找他們心目中的「包青天」，但當他們發現，未來10年領導層的決策取向，與他們追求的目標南轅北轍，往後他們會採取何種方式來宣泄不滿，這才值得我們關注。

同樣地，近年香港人爭取雙普選、又或是對一國兩制的失望，他們表達不滿的方式，也是建基於對未來領導層會更加開明、更能尊重香港人意願的憧憬，很多人一廂情願地以為，造成這樣的亂局，只是由於部分對港事務的京官，在執行一國兩制時出現偏差。可是，觀乎過去幾日中央官員的言論，這份憧憬，可謂徹底破滅，往後的發展，是主流香港人低頭接受宿命，服從於北京一切的安排，還是會走向另一極端，以另一種全新形式抗爭。看來，內地同胞和香港人的命運，早已融合為一體了。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明報社評: 若當年知道這樣普選特首，港人會同意嗎？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向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披露中央對香港2017年普選特首的底線，證實了近期甚囂塵上的預選傳聞並非空穴來風，提名委員會將把中央不接受的人篩走，使這些人無緣接受香港選民的選票洗禮，這樣的普選，與港人認知的普及而平等選舉，有巨大落差。喬曉陽拋出的底線，會使這次政改過程掀起多大波濤，已經成為懸念。另外，中央有沒有想過：經過預選機制後當選的特首，認受性可能連由選舉委員會選出的特首也有所不如，這樣的特首能否實施有效管治，是一大疑問。

中央強硬程度  堅持主權以外僅見

喬曉陽的講話內容，有兩個情況值得討論，一個是以我為主、操諸在我；另一個是忽略特首產生辦法的兩大原則。

所謂以我為主，操諸在我，分兩個層次。第一層是喬曉陽說不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當特首。所謂對抗，以愛國愛港來檢驗；何謂愛國愛港和不能與中央對抗的標準，喬曉陽明言難以用法律條文規定，基於缺乏客觀準則甄別，有理由相信，「愛國愛港和對抗」最終會淪為憑主觀偏見、好惡以至夾雜個人恩怨等因素的政治審查。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層以我為主，操諸在我還涉及提名委員會，第二層則連這個也排除，中央實行絕對權力。

喬曉陽說「怎麼判斷誰是與中央對抗的人，首先由提名委員會作出判斷，其次要由香港選民作出判斷，最後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政府會作出自己的判斷，決定是否予以任命」。這一番表述所說3個「判斷」，有可能不一樣，也就是說，不單是「香港選民的判斷」中央不一定接受，連控制程度極高的「提名委員會的判斷」，中央也不放心，留下「會作出自己的判斷」的空間。其安全系數極高，反映就特首選舉，中央最終只相信自己的判斷。這是30多年來，中央就香港事務，除了堅持主權寸步不讓以外，僅見的強硬立場。

但是中央憑什麼判斷誰是與中央對抗的人？屆時若只說「他們與中央對抗，眾所周知，他們也理應心知肚明」云云，難以服眾，中央應當拿出「對抗」的具體事例，讓港人判斷是否合理，否則大石壓死蟹，港人不會心服。中央就特首普選完全脫離香港實際情況，這種取態若30年前披露，或在1990年頒布《基本法》時講清楚，港人會同意嗎？這樣就難怪在民主進程上，不少港人都認為中央背信棄諾。

必須實事求是回應香港實況勿違循序漸進原則

回歸基本法，第45條規定，「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喬曉陽的講話，有偏離這兩大原則之嫌。

就特首產生辦法，香港的實際情況是什麼？回歸16年實踐，歷經董建華、曾蔭權和現任梁振英3名特首，都是由小圈子選舉產生，未獲市民廣泛授權，認受性低，加上政治結構畸形，在立法會，政府與議員的關係，不單反對派是明反，建制派也不時變成反對派，結果，政府沒有鐵票支持，施政舉步維艱，董建華曾蔭權任內施政失效，屢見不鮮，梁振英政府現在也飽受困擾。若檢視香港的實際情況，透過特首普選產生辦法，從制度上調整，例如實行真普選，讓特首取得最大多數市民授權，增加認受性，另外，讓特首可有政黨背景，由他在議會組成足夠支持的執政團隊等。這些都是2017年特首產生辦法應該顧及的問題，但是中央現在展示出來的，卻是希望以提名委員會扭曲民主選舉，意圖操控一個選舉前已經知道結果的所謂選舉，中央這種想法和做法，是脫離了香港實際情況。

中央若認為經預選篩走所謂「對抗」中央的人之後而當選的特首，會得到更多授權和更大認受性，只是主觀願望。實際上，若當選的特首因為一些人被剝奪選舉權之後，才得以當選，則這樣的特首會得到廣泛而足夠認同和支持？是一大疑問。過去的特首選舉，雖然由選舉委員會的小圈子選舉選出，但是在2005年補選、2007年和2012年3次選舉，泛民人士都有機會參與競逐，他們雖未獲得足夠支持而無法入閘或落敗，當選的曾蔭權仍然可以說打敗了挑戰者李永達和梁家傑，梁振英可以說贏了何俊仁；若特首普選排拒泛民人士同場競逐，不公平的實質，矮化了當選者的權威，認受性連過往的選舉也不如。

至於喬曉陽的講話忽略循序漸進原則，主要是選舉委員會的小圈子選舉，容許泛民人士參與競逐，提名委員會的判斷，則是以缺乏客觀準則的政治審查，把被判斷未符合「愛國愛港」要求、「與中央對抗」的人踢出局，這個情況與循序漸進背道而馳，實際上是倒退。

喬曉陽講清楚中央對特首普選的底線，比靠中間人傳話為佳。但有關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及政治審查的爭議極大，在特區政府仍未開展五部曲之前，中央擺出如此強橫的姿態，相信與「佔領中環」得到廣泛迴響有關，中央期望先聲奪人，壓倒反對力量和瓦解港人鬥志。喬曉陽這番講話會否收到預期效果，尚待觀察，但是，港人爭取普選已經數十年，今年已到達臨界點，學者戴耀廷倡議的公民抗命「佔領中環」，只是冰山一角，不少溫和中產都忍無可忍了，中央對港情必須要有充分了解，否則極可能犯主觀錯誤。我們期望中央以更具智慧的做法，處理港人就解決香港管治問題的民主訴求。

劉銳紹﹕關卡現形 拒絕溝通 抗爭將升  ——「普選」框框亮相之後

北京「兩會」期間，高層連番就香港政改問題和2017年產生特首的方向放話，到最近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委喬曉陽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深圳接見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亮出北京對政改的盤算和底線，清晰地表達了：北京不會讓香港人享有真正的普選，香港人的普選夢可以醒了。

北京不會讓港人有真正的普選

當年北京表示「香港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時，筆者已撰文請大家注意這句話的潛台詞：「2017年（若條件成熟）可以有普選」，換言之，「（條件不成熟）也可以沒有」。如今，這句話的實質內容應驗了，香港人可有領教他們的「隱語藝術」呢？

從喬曉陽透露的內容可見：

一，北京計劃以提名委員會取代現時的選舉委員會，即使人數可能增加，但暫不透露產生的方法，留有伏筆，以便日後操控。

二，如以現時選委會的4個組別模式為藍本，那麼日後的提名委員會勢將由建制派主導，然後根據北京眼中的「民主」原則，要民主派委員「少數服從多數」，再由提名委員會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提名（沒有個人或群體提名）。也就是說，現行的150名委員可提名一位候選人的做法將會取消，把民主派成為候選人的機會大大壓縮至近乎零。

三，在玩弄法律技巧之餘，北京再加上「愛國愛港」、「不可與中央對抗」等政治標準，而解釋權和任命權都在北京手上，無非為了加強北京的安全系數。

上述做法反映北京只是從謀略、權術的角度處理香港政改問題，這不是真正解決矛盾的方法。說到底，這是因為北京的民主意識仍然遠遠落後於人民的期望。在他們的意念中——「在整個選舉過程中有某個環節讓市民普遍參與」，就是「普選」。如今，他們拿出自己定義的「普選」，就要香港人接受，只會刺激更大的反彈，引發更大的抗爭。

從喬曉陽和王光亞的話中，也看到北京沒有意願與民主派溝通，共同解決問題。據了解，早在去年底，體制內有溫和的建議提出：政改爭議已無法迴避，如果中央真的希望減少矛盾，創造良性互動的條件，就應該開始營造與民主派溝通的氣氛。其中有兩個具體的建議：

一， 安排包括民主派在內的全體立法會議員參觀深圳前海，與此同時，再安排專業團體（當中也有不少民主派人士）另團出發；行程中只談經濟和民生合作，不談政治。

二， 今年5月12日是四川大地震5周年，香港曾捐助100億元，大可趁機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往四川視察，因為他們有責任跟進善款如何處理。

這些都是可以拉近距離的好建議，但可惜沒有實現。有關方面只安排建制派議員到前海去，而且「參觀前海」只是外衣，下達意旨才是此行的實質內容；四川之行更是毫無聲氣，相信已胎死腹中。這些建議要麼到了中層就被卡住，不能上報，要麼就是被高層否決了。無論如何，這說明北京已無意跟民主派溝通，連一些門面工夫也不想做。說得直接一點，北京已把雙方對政改的差異（實質是官方與香港人對普選要求的摩擦）視為不可協調的矛盾，不願作任何鬆動了。

從策略角度分析，北京現時先進行輿論戰，亮出一些界線或底線，然後由建制派附和造勢，希望把這些信息打入香港人腦袋中，藉以影響中間人士，減少對「佔領中環」等泛民活動的支持。這些都是陳舊的手法，看來效果不大。喬曉陽還說，北京已用「最大的政治包容」對待反對派。但北京忘了，香港人也拿出最大的政治包容和耐性，等待和爭取真正的普選，結果還是失望和憤怒。

失望和憤怒

如今，官方在「哄、騙、拖」3招無效之餘，又在喬曉陽放話的同一天發布消息：駐港解放軍航空兵團的武裝直升機在香港境內進行首次實彈演習。無論這是否巧合，已令人感到官方再加上「嚇、壓」兩招。不過，傳媒和市民都無甚反應，不大在意，可見即使是嚇，也無大作用了。北京經常說要多做有利於國家和香港的事，他們是否應該深刻反思呢？

D100 前因後果 - 2013年3月25日

古德明: 履歷寫法

問：貴欄說「我曾任學生會長」英文可譯做I have been president of the Students' Union，而「自述履歷，也可以用have been說過去擔任的職位」。但是，我的英文老師卻說：「『曾任』一事既已過去，又和現在無關，就應用過去式；用現在完成式，等於說延續到現在。」先生認為怎樣？

答：讀者那位老師應是誤解了現在完成式用法。我手上有一本履歷寫作指南The Complete Resume Guide，美國Monarch Press出版社一九八零年出版，其中有Geographer（地理學家）履歷寫法示範。範文中，該地理學家表列工作經驗：1970-1972任GS Highen Manufacturing公司Site Researcher（地基研究員），1972-1974任縣政府Community Development Specialist（社區發展專家），1974至今，則任兼職教師。除了表列，還有文字說明：For the past five years, I have taught part-time at Northeastern Junior College. I have also worked as a community-development specialist and a site researcher（過去五年，僕於東北專科學校任兼職教師。此外，曾任社區發展專家及地基研究員）。上述「曾任」的職位，都是用現在完成式have worked表達。這和拙文所說的have been，是同一用法。

當然，用過去式動詞也可以，但那多會說明任職年分，例如：For the past five years, I have taught part-time at Northeastern Junior College. I also worked from 1972 to 1974 as a community development specialist, and from 1970 to 1972 as a site researcher。

張華: 習近平「鞋論」說給誰聽

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演講說，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最有發言權，「我們主張，各國與各國人民應該共同享受尊嚴……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着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

習近平這個比喻，有點不倫不類。當初中共用暴力推翻國民政府之前，如何證明蘇聯人那套社會主義制度適合中國？事實上，中共建政後的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政治運動後，大量有識之士，特別是與中共合謀攆走國民黨、建立聯合政府的民主人士，已吃了「後悔藥」，在反右運動前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期，怒批中共言而無信，拒絕分享權力，大右派的儲安平批評中共的「黨天下」、章伯鈞建議實行兩院制，皆被打倒，一個失蹤，一個鬱鬱而終。

習近平口中「最有發言權」的中國人民，過去六十三年就不斷用青春、鮮血和生命，怒吼這雙俄國牌子的鞋子並不適合中國，他們包括：五十年代批評一黨專政的部份右派；因反對中共而被處死的林昭、張志新、遇羅克等人，還有大批六四死難者、李旺陽；因為這個制度而餓死、無辜被打死、冤死的數千萬亡魂；還有王丹、陳光誠、劉曉波、譚作人……

但中共用種種違憲違法的血腥手段，將大聲疾呼不要這雙「俄國臭鞋」的人噤聲。萬馬齊瘖之下，只剩下支持中共的聲音。更無恥的是，割掉人民舌頭、壟斷所有輿論後，還大言不慚地說：中國人民擁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並據此反駁要求尊重人權、落實憲政民主的呼聲，說甚麼「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着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

習近平這個「鞋論」，跟他在全國人大閉幕禮上「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論調如出一轍，目的都是拒絕憲政民主的政改，繼續走其「特色路」！習近平「登基」前後，黨內改革派和自由派知識分子都對他有點期望，以為虎父無犬子，習仲勛這位僅次於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大將之子，應該也會力推政改。但中國夢和鞋論就正告訴對他還有些許期望的人：別做夢了！

事實上，他是既得利益集團推上台的，必然要代表和捍衞他們的利益，而繼續走目前的道路，就是對他們利益的最大保證，更何況任何改革都是對他們利益的最大損害。因此，習近平這番話也是要既得利益集團放心：他絕不會做出損害他們利益的事！

李怡: 假普選方案出台摧毀一國兩制

戴耀廷提出的佔中六部曲，其中第四部曲是在中央拋出假普選方案之後，由何俊仁啟動變相公投，現在看來這一招可以提前了，因為前天喬曉陽已召集全體建制派議員，提出了三個「堅定不移」的假普選方案，更在座談會結束後，由譚耀宗代向傳媒發放講話內容，將這訊息在社會廣傳。

三個堅定不移是：中央政府在2017年實行普選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普選辦法由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規定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

第一個堅定不移沒有意義，因為如果是假普選，那麼也等於說，中央對於在2017年要以假普選來替代被詬病的小圈子選舉堅定不移。

第二個堅定不移關鍵是愛國愛港並非《基本法》所定，喬曉陽不得不承認：愛國愛港標準也好，不能與中央對抗的標準也好，是難以用法律條文加以規定的。他提到內地電視劇一句台詞，「老百姓心中有桿秤」，他說，講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不是要寫入法律，意義在於要在香港民眾心中架起這桿秤。

這擺明不但不是法治，而且也不是中共所宣稱的依法辦事了。因為喬曉陽也知道愛國愛港沒有標準，誰被認為愛不愛國愛港，要由老百姓心中的秤去判斷，如果老百姓認為楊衢雲、孫中山等反對腐敗政權、對抗中央才是愛國的，那怎麼辦？喬曉陽的辦法是「在香港民眾心中架起（不能與中央對抗）這桿秤」。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後又抬出鄧小平來為愛國愛港加持，他說鄧小平曾表明要以「愛國愛港」為主體的人治港。他的引述不盡不實。鄧小平在1984年6月與鍾士元等談話中說：「未來香港政府的主要成份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納別的人……甚麼是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都是愛國者。」按照鄧的標準，香港所有泛民主派都是愛國者。鄧還說，「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指的當然不只是經濟制度（因為中共已明確表示香港要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了），而是中國的政治體制。

用過去領導人的話去代替《基本法》根本就是人治而非法治，但即使按鄧小平的原話，中共現政權提出以不與中央對抗作為愛國愛港的標準也不符鄧原意。因為若一切聽中央的指示辦事，那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就名存實亡了。

第三個堅定不移是普選辦法要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規定。《基本法》的規定是「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

這裏有幾個爭議點，首先是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喬曉陽表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選舉委員會是只有二十多萬市民選出界別委員，再加人大、政協、立會議員的組成，絕對不能代表七百萬人的意向，更是中央可以操控的組織，只要看這次特首的選舉結果，如何違背港大民調所反映的市民意願，即可證明。

其次，喬曉陽說，現時選舉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是由不少於150名選委聯合提名，是委員個人提名；而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是以「民主程序」作為「整個機構」的提名。因此他已暗示需要一個由提名委員會進行的初選了。

按照喬曉陽的設計，也就是讓現在這樣的選舉委員會組成提名委員會，然後在提名委員會中進行初選，選出幾個候選人交付全體選民投票，選民只能在提名委員會產生的名單中，繼續作狼或豬的選擇，泛民人士是連入閘的機會都沒有了。這樣的假普選可說是連小圈子選舉都不如。

所以喬曉陽認為，特區政府提出適當時候啟動政改諮詢是合適的，在時間上也是完全來得及的。因為中央已把所有假普選的規則都定好了，行騙長官提出的諮詢方案會離開喬老爺所定規則嗎？

回顧23年前，喬曉陽的前任、當時的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項淳一在接受訪問談新頒佈的《基本法》草案時，他就政制問題說：「草案只是比較具體地規定了頭十年過渡期的發展，將來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

現在是十年之後又十年，中共對香港的港人治港的政策出現大倒退，不僅不視為「香港人自己的事情」，而且炮製一個假普選機制來強迫港人接受。

喬的三個堅定不移，勢將毀滅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香港人今天要煥發當家作主精神，重拾「香港人自己的事情」，不能選擇當奴隸。中央拋出假普選，會加速香港人以至泛民的團結，期待佔領中環的幾部曲提前上演。

林和立: 習李高度中央集權的惡果

習近平的「中國夢」就是中共永遠掌權的封建皇朝夢。難怪雖然習總與新任總理李克強都高舉鄧小平的市場改革路線，但在政治方面則奉行百分百的列寧式高度集權。理由很簡單，習李政權要捍衞中共百多個富可敵國的大家族的利益，高度集權更利於紅色貴族壟斷中國的政治與經濟資源。

鄧小平倡議的「黨政分開」方針已在一九八七年寫進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但習總卻進一步把權力集中在中共頂層。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中央書記處的編制與實權都明顯擴大。十八大後書記處人數由胡錦濤時代的六人增至七人，掌控中央政府中樞的國務院秘書長首次成為書記處一員。剛出任該職務的楊晶除了向李克強負責外，還要聽命於書記處的頭頭，即總書記小習與書記處常務書記兼政治局常委劉雲山。此外，書記處個別成員的黨內地位與權力亦有遞增。例如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栗戰書在去年底十八屆一中全會被委任政治局委員。中辦主任職務雖然重要，但小栗前任，包括溫家寶、曾慶紅、王剛與令計劃出任此位置時都沒有政治局委員的頭銜。

李克強在他首個國際記者招待會中說他要「簡政放權」並「轉變政府職能」，即是說公權要讓位給市場：「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但中央政府最關鍵、有「小國務院」之稱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的權力卻有增無減！新組成的發改委領導層居然有四位中央委員，包括主任徐紹史，常務副主任解振華、與副主任劉鶴和吳新雄。一般國務院部委只有部長一人是中央委員，而李內閣的發改委居然有四位，可見此巨無霸部門的跋扈態勢！

國務院的另一怪現狀是權力越來越膨脹的公安部。新公佈的公安領導層囊括三個中央委員的名額，即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郭聲琨、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楊煥甯與副部長李東生。習李體制延續胡溫的惡習，以高壓手段打擊異見分子，維穩經費飆升之餘，公安與特務的權力不斷擴大，維權律師以及異見分子的基本人權更難以保障。

習李體制的人事佈局還有其他可圈可點之處。例如有西藏經驗的幹部往上爬的機會特別大。繼曾在西藏工作近二十年的廣東書記胡春華被欽點為「第六代接班人」後，西藏自治區副主席秦宜智上周空降共青團第一書記的位置。無他，西藏近年雖發生百多起僧侶自焚事件，漢、藏民矛盾不斷加劇，但當過西藏高官的幹部被視為聽黨指揮並且具備鐵腕維穩經驗的絕佳人才。新領導層最缺乏的是有改革胸懷的幹部。六四屠城後黨內改革派便被迫靠邊站，高度集權的後果只能是開明開放、鼓吹普世價值的呼聲進一步銷聲匿迹。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