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偉豪﹕90後的憂鬱 政府的警號

筆者最近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進行一個講座，參加者多是正就讀中四及中五的90後年輕人。講座的主題本是有關公共政策制訂的理論與實踐，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到了討論和答問的環節，內容便很快轉到去香港的前景和發展之上。

他們大部分人均對香港的前景表示悲觀，亦為自己的個人前途和發展機會感到擔心。資優的學生，應是年輕人中的尖子，社會的未來領袖，推動香港發展和進步的主要動力，若果連他們也對香港的前景感到悲觀，看不見希望，這絕非單純是年輕人的多愁善感，實是一個特區政府不容忽視的警號。

曾幾何時，香港被視為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在這一個從現在看來像是神話式的年代，要年輕人關心社會，曾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因為每個人身邊的機會實是太多，因此大家均專注於自己的前途和事業。在這個年代的大學生，更加流行一個「三仔主義」的說法。三仔即車仔、屋仔和老婆仔，只要願意努力，書讀得好，便順理成章地可以買車、買樓，娶得美人歸，事業愛情兩得意，人生一樂也。

當年的大學入學面試，一條頗為流行的問題，更加是「平日有沒有每日閱讀報紙的習慣」。因為當年輕人只單靠讀書及個人努力，便自然理想達到，關心社會的動機便變得太少，成本變得太大。在一個被視為公平的社會當中，更絕少人把自己個人的成敗，聯繫到結構性和制度性的因素及政府的施政失誤之上。

看不見任何美好的將來

但時至今日，社會的氣氛已起了一百八十度的重大變化，很多聰明而又願意付出努力的人，均看不見任何美好的將來，甚至連追求一個在已發展世界中合理的生活水平也有一定的難度。年輕人從而不得不開始關心社會，質疑為什麼社會不能再提供上流的機會，因而更深刻地認識了社會的各種不公義，及默許它們存在的政府。

要使年輕人對香港的前景感到絕望，本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因為他們大都性格樂觀，對未來充滿幻想，及擁有無限的青春去改寫自己的命運，但這麼難的任務，特區政府也似乎已達到了。政府不想年輕人反對自己之前，是否先要自我檢討為何不能為他們帶來機會和希望！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明報社評: 港記者北京採訪遇襲 公安須徹查法辦兇徒

社運人士到劉霞住處，意圖探望這位因為丈夫劉曉波獲頒授諾貝爾和平獎已被軟禁超過2年的弱質女子，香港記者隨行採訪，但是被多名身分不明男子攔阻和動粗，有記者被推倒地上後，仍然被拳打腳踢，多名記者因而受傷。正值「兩會」期間，國際傳媒雲集，北京城的動態都會成為報道重點，現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無法無天的毆打記者惡行，對首都形象已經構成一定損害，北京市公安局必須徹查事件，揪出打記者的兇徒，按法律規定懲處。至於身在北京開會的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要發揮職能，要求當局嚴肅處理，懲處兇徒，替香港記者討回公道。

若徇私包庇兇徒  將進一步打擊北京形象

社運人士楊匡等人前日已經到過劉霞所住小區，未能見到她，一行人等被帶到派出所，其後獲准離去，昨日，他們事先張揚，表示下午會再去探望劉霞，正在北京採訪「兩會」的記者得知，按時前往採訪。據記者在現場所見，楊匡等人原本與大閘保安員交涉，要求探望劉霞，但是在交談期間，突然衝出4至5名男子，不由分說推撞、驅趕記者，他們特別針對持大體積攝影機的電視台記者。從記者拍攝得的當時情，在場記者都遭到這些男子不同程度攻擊，有記者被箍頸毆打和撂倒地上之後，仍然被數名男子拳打腳踢。

事情發生之時，正值大白天，而且有傳媒在場拍攝，這些惡漢仍然毫無顧忌地行兇，從他們的行動看來，好像根本不害怕會遭到追究，然則，這些人到底何所恃？這些惡漢無披露身分，不過，本報記者多月前曾經8次到過這個小區，希望見到和採訪劉霞，但是都被保安員阻撓，從昨日記者拍攝得的行兇惡漢樣貌，其中一人就是當時阻撓本報記者的小區保安員。其他惡漢的身分待查證，但是這名保安員已可確定，若當局以「不明身分」為由企圖淡化事態，就是包庇保安員肆意行兇。

香港記者到內地採訪，特別是欲採訪民運人士，經常都會遭到不明人士攔阻，他們身分神秘，從不交代自己是何方神聖，卻在「執法」，有人說他們是保安員、國保人員、公安人員等，但是從來都無法證實。過去，這些人的攔阻手段限於拉拉扯扯、碰碰撞撞，不敢公然打人，發生在劉霞住處外的這一幕，惡漢行為之兇狠、手段之暴烈，乃過去所未見，未知是否與多次有人突破封鎖，進入劉霞寓所探視她有關。但是，若當局認為暴力就可以阻嚇其他人探視劉霞，將是又一次主觀錯誤，因為每一次動粗，只會積聚更大反抗能量而已。

這次毆打香港記者事件，發生在「兩會」期間，北京市政府要嚴肅處理，務必依法行事，若處理恰當，尚可挽回此事對北京市、甚至對國家的負面影響，若處理不當，徇私包庇，將會進一步打擊北京市的形象。所以，北京市政府應該責成公安局徹查事件，把兇徒繩之於法。

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正在北京開會，他們自稱代表港人到北京參政議政，香港記者採訪遇襲，事態清楚，現在應該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發揮職能的時候。他們之中，個別表示會向有關部門交涉，不過，若全體人大代表和全體政協委員各自一致行動，會得到有關部門的足夠重視。而全體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聯合行動，力量就更大了，問題是此時此刻，他們會否團結一致，為香港記者作不平之鳴而已。

至於特區政府，表示十分關注事件，並重申香港記者在內地進行正常和合法的採訪活動，應該受到尊重。特區政府會透過駐北京辦事處了解有關情。特區政府關注此事，十分重要，因為政府出面，北京市當局就要交代。不過，從政府的聲明，所說「正常和合法的採訪活動」，不知道在寓意什麼，是否為「記者違規採訪」埋下伏線？政府若囿於此，相信傳媒工作者甚至不少市民都會大為失望。其實，記者採訪社運人士探訪劉霞，被不明身分的男子毆打受傷，事態就這麼簡單，政府左顧右盼，只會起到縱容惡行的結果。

王岐山應親自介入  解除對劉霞的軟禁

香港記者這次採訪，主角應該是劉霞，現在記者卻成為主角，這是國情下的無奈。2009年12月，劉曉波被繫獄，未幾，他的妻子劉霞被軟禁，至今已經超過兩年。當局根據哪一條法例剝奪劉霞的自由？從未交代。據一般認知和了解，當局施加在劉霞身上的，根本於法無據，實際上只是龐大無比的國家機器，對付一名沒有犯法、手無寸鐵的弱質女子而已。這種行徑放在任何國度，只要稍有良知者，都認為違反人性，絕對不能接受。其實，劉曉波的刑期是11年，難道當局打算軟禁劉霞到劉曉波刑滿出獄為止？我們請主管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王岐山親自介入此事，解除對劉霞的軟禁，結束一段荒謬、對國家聲譽形象影響至巨的胡作非為做法。

古德明: 大雨、中國人

問：我教小兒寫了一句I got caught in a heavy rain in this afternoon（這個下午，我遇上大雨）。他老師改為I got caught in heavy rain this afternoon，這寫法對嗎？

答：凡用this、next、last等帶出的時間，習慣不用介系詞，例如I saw him on Monday / last Monday（我星期一/上一個星期一見過他）。In this afternoon的in的確應該刪去。

至於a heavy rain的a，則不一定要刪除。Rain當然可作不可數名詞（uncountable noun），但要強調「一場雨」，則會冠以a字。請比較以下兩句：（1）There was heavy rain all day yesterday（昨天整天下大雨）。（2）There was a heavy rain yesterday morning（昨天上午，下了一場大雨）。

問：立法會民建聯議員那句You are not even a fucking Chinese（你甚至不是個鳥樣中國人），我在網上說應刪去a字，因為Chinese是形容詞而非名詞，但隨即惹來反駁。究竟a Chinese這說法對不對？

答：「地方名＋ese」，可作形容詞或名詞，指「該地的」或「該地的語言」或「該地的人」。用來說人，作單數或複數都可以，例如a / two Chinese（或Taiwanese / Cantonese / Vietnamese）（一個/兩個中國人或臺灣人/廣東人/越南人）。The Chinese / Vietnamese等，則是指所有中國人/越南人。

留意British、French、Dutch等，卻不可指個別的英國人、法國人、荷蘭人。冠以the，則指整個民族。

李純恩: 最恐怖的事情

吉林長春市一對夫婦開車去超級市場買東西，天冷，把兩個月大的嬰兒放在車裏，開着暖氣，沒鎖車門。一個偷車賊來了，把車開走。事發之後，全省追捕，結果一天之後偷車賊自首時說，開車後嬰兒在後座哭鬧，他把他掐死了埋在雪裏。

如果這個男人精神有問題，這事還不算恐怖，最恐怖的是一個精神健全的人，他意識不到殺一個嬰兒跟殺一個成人一樣，他把孩子弄死，尤如弄死一隻小貓一隻小狗。

幾年前看過一段大陸報導，說在電視裏看到一個慈眉善目的老頭，鏡頭從他臉部拉開，拍到他雙手，才看見手銬。原來這是個專門拐賣小童的人販子，經他手，賣了好幾個孩子。但是，這還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是這個老農民，他意識不到自己犯了什麼大罪，因為他認為，既然小豬小羊可以賣，為什麼小人不能賣。他拐一個孩子，就跟牽一隻小牲口一樣，隨手賣掉，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不對。如果不拐賣兒童，他完全可以是一個純樸的農民，或許他也真是個純樸的農民，見人買小童，他就以為跟買小豬小羊一樣，不種田的時候，搞點副業。

這種意識不到惡的作惡，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人性。與此同理，中國現在任何製造有毒食品有毒產品的人，裏面沒有一個是要存心毒人存心殺人的，他們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在作惡，他們只想着怎麼可以多賺點錢。人心爛了，人性喪失了，這才是現在中國最恐怖的事情。

 金城王子：比殺嬰更恐怖的

吉林長春，一個盜匪在一家超巿門外偷走一輛豐田越野車，車上有兩個月大的嬰孩。失主報案後，盜匪棄車而逃，失車當天找回，但嬰孩下落不明。一天後，盜匪自首，承認因為嬰孩太吵，所以將之扼斃埋於雪地。
殺嬰事件很恐怖，比這更恐怖的卻是國家機器對此事件的反應。三月五號，省直及長春巿媒體接獲對「三‧○四」案件的報道要求，第一條要求「控制總量，報紙不發一版，內版總量嚴格控制在半個版以內，不得大字號炒作，廣播電視簡要報道，不作專題或組合報道」。第二條要求「加強言論引導」，彰顯「公安部門對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深度關切和積極作為」，「傳遞正能量」。第三條要求「媒體必須堅持正面宣傳」，「不要渲染悲情」。第三條規定，「如無統一安排，報紙明天出報後、電台電視台明天早間檔新聞後各媒體不再作關於此案件的報道」。
結果，三月六號出版的長春巿最重要的報紙《新文化報》非常配合，整張報紙由頭版到內版，隻字不見殺嬰事件的報道，不但長春新聞版不見提及，國內新聞版也避之則吉。撞正人大這樣的紅事，豈容白事敗壞了喜氣？
無獨有偶，不久前紐約也發生了類似事件，同樣是盜匪偷車，車上同樣有個嬰孩，偷車賊發現車內的孩子，不忍心了，棄車而逃後打電話通知警方，提醒警方車上有孩子。
兩件盜車案，兩個嬰孩的不同命運，反映的不是兩個賊的個體差異，而是兩個國家對生命的不同態度。美國是有信仰的國家，人們對生命有起碼的本能的尊重，尤其對弱小的生命。
中國正好相反，多年的專制統治令人性泯滅，個體的人不敢向強權挑戰只敢欺凌弱者。獨子國策更加速摧毀對生命的憐恤、尊重，使殺害幼小生命成為絕大多數人直接或間接的體驗。主流媒體對此事件的反應，體現的又何嘗不是整個國家對生命的漠然？
自由行以來，中港矛盾無日無之，追究矛盾本質，是價值觀、生命觀截然不同的兩種人被強行要求融合而起的矛盾。香港人要避免劣幣驅逐良幣的命運，必須堅守一國兩制，堅拒河水混入井水。

潘小濤：兩個月大嬰兒被掐死在雪地的悲劇

三月五日早上七點，長春市一家小型超市的老闆，開車載着兩個月大的兒子皓博，來到店外，準備開門營業。

由於天氣冷，店內還沒暖氣，父親就把皓博留在開着引擎的車內，自己入店開暖氣。不到十分鐘，車子被盜。父親報警，三小時後公安召開記者會，呼籲民眾協助找車尋人。及後，長春全城動員，的士、私家車，不少民眾自發上街，尋找這輛銀灰色的私家車，並呼籲銀灰色的私家車不要上街，以方便大家尋找這輛失車。

一天後，失車在市郊尋回，但嬰兒不見，只留下被子及衣物。其後，偷車賊向警方自首，和盤托出偷車後開上高速公路，發現車後有嬰兒哭鬧，個多小時後駛到鄉郊公路後，將小皓博掐死及埋在雪地裡。疑犯是一名退役軍官，四十八歲。

噩耗傳出後，數千人湧到市內廣場，不少人在路旁點起萬千燭海，哀悼僅來到世上兩個月的小皓博。母親驚聞噩耗後徹底崩潰，送院搶救！

對於這宗悲劇，我久久不能平靜，在想皓博的父母如何度過餘生呢？他們還敢開車、還敢回那個超市嗎？每逢看到雪地，看到銀灰色私家車，他們必會想起那張小臉。那份痛、悔疚將伴隨他們一生。

令我不解的是，疑兇殺嬰時還沒全城搜捕他，而那個嬰兒又不會對他構成任何傷害，又何須置其死地？一個四十八歲壯漢，應該做過別人的爸爸，怎能對一個兩個月大的嬰兒痛下殺手呢？！中國人的心，甚麼時候變成如此黑，如此殘忍？！

是六十多年來的黨國教育，讓大家對生命冷漠了？！中國人對殘酷的東西看多了，文革時鬥死人的方法多如牛毛，今天拆遷時殺人或迫死人的手法也是層出不窮，包括用泥頭車輾死、用壓路車壓死反抗者，在看守所內喝水死、睡覺死、躲貓貓死，也時有發生。大家從心底裡輕視生命、賤視生命，眼裡只有自己的利益。今天，大家上街尋人尋車，當然是愛心的表現，但是那麼多被迫害至死的人，大家可曾為他們發聲？！
 

顧鴻飛: 用「生活的淡定」面對問題？

兩會期間，杭州市長心臟病發送院不治，習近平到上海代表團參加分組討論時，談到北京天氣，說是小時候沙塵就很大，要戴口罩騎車上學，勸大家要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對這些問題。

北京的空氣污染問題不是海內外階級敵人無中生有的。新華社報道，北京二月二十八日空氣質量指數PM2.5每立方米超過四百微克，達到危險程度。傳染病專家鍾南山說，近年來北京市民的肺癌發病率上升百分之六十，與空氣污染有關。

老百姓受空氣污染之苦，生命普遍受威脅，習總卻要大家以生活的淡定來面對，這與他到農村去訪貧問苦，問農民家裏為何燈那麼黑，其態度落差之大，令人驚異。燈黑一點沒即時危險，每天呼吸污染空氣，造成大量居民患肺癌喪生，國家用於公共醫療的支出大增，不可以如此漠然吧？

中國人很奇怪，普遍的習性是喜歡跟以前比，以前就污染了，今天還是那樣污染，似乎污染的存在就合理了。治沙塵暴不容易，治理城市空氣污染也要花大力氣，問題不在於能不能解決空氣污染問題，而在於國家領導人面對關乎民眾切身利益問題時，那種輕佻的態度。

據說習近平那番話，還惹得代表們發笑。那當然，習總都笑了，代表們還能不笑？但會場裏在笑，會場外有人在哭，有人在罵，他們聽得到民間的哭聲和罵聲嗎？

五七年反右派，數十萬人家破人亡；六十年代大饑荒，農村有人吃人的現象；張志新文革中被槍殺前，喉管被割斷；這些血迹斑斑的歷史，都發生在習總懂事後的年月，那些年他騎腳踏車上學，戴着口罩，只知沙塵暴，不知道有那麼多人間慘劇正在發生。

這些慘絕人寰的事，也可以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對嗎？

說得近一點，劉曉波因為一篇《零八憲章》坐牢，盲人陳光誠因為維權而在中國無立足之地，被拆遷的平民要自焚抗議，社會不公、百姓受苦的事每天都在發生，這些也都可以用生活的淡定來面對嗎？

生活本來就無法令人淡定：貧富如此不均，制度如此嚴苛，自由如此稀缺，法治如此兒戲，甚麼事都淡定，都一笑置之，人間苦難就自動消失了嗎？

很多中國人都學會了這種對一切罪惡，對不公義、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採取淡定的態度。因為一時改變不了，就只好淡定地接受，因為接受了，就變成正常，因為看上去正常，就不再有嘗試改變的要求。人人都將這種淡定合理化了，與其強烈要求改變，造成政府與民間的衝突，不如安於現狀，把不合理的接受下來，委屈自己，隨波逐流，像老僧入定那樣，兩耳不聞窗外事。把甚麼都看淡了，那麼民主不民主、獨裁不獨裁，的確都只是一小撮吃飽飯沒事幹的人要操心的事了。

習總這種淡定哲學，放在今天千頭萬緒劍拔弩張的社會，倒是很管用的一招，難怪連李光耀都看穿我們了，中國人都沒要求了，民主就不可能在中國土地上發生。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

范克: 黑臉白臉反映北京取態

隨着佔領中環的討論開始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北京當局亦不甘示弱，你有你佔領，我有我打壓，不停出口術以圖阻止佔領行動成事，勢要將運動消滅於萌芽階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兩名常委，俞正聲與張德江，先後以一硬一軟態度發言，前者指港人高舉龍獅旗和香港旗為「搞港獨」，後者大讚一國兩制在港實踐成功，以示中共對香港的重視。

俞在發言中，批評舉旗即為顛覆，警告港人不要將香港變成反共橋頭堡，再配上呂新華日前的「普選愛國愛港特首」論調，就是為了暗示愛國愛港遠比《基本法》重要。甚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哪管《基本法》怎樣列明，都及不上對黨的效忠重要。

香港的法律，保障了香港人的示威權利，不論示威者舉的是藍旗還是黑旗，喊的是自治還是獨立，只要不違法，就可以繼續。但於京官的眼中，只要你舉的不是紅旗，喊的不是擁護一黨專政，那你就是不愛國愛港。不愛國愛港，就是外國勢力、顛覆國家，就連普選出來的特首，他們都有權不去承認。

有白臉就要有黑臉，同為常委的張德江，與俞大相徑庭，大讚一國兩制怎樣成功，中央對港政策怎樣貫徹始終，大陸怎樣重視香港的貢獻，最後又呼籲香港人一定要包容。張對香港雖然有讚無彈，但不要忘記同為中共高層，他們葫蘆裏賣的都是同一種藥，這番言論其實就表示了中共認為目前插手干預香港的做法沒有問題。

主權移交十五載，中聯辦躍上大舞台，作為中港橋樑的一部份，開始插手香港範圍的事務，例如有西環契仔之稱的謝偉俊，就有人指他的票源主要來自中辦聯的統籌。張認為一國兩制成功，就是認為西環插手沒有問題；認為對港政策成功，就是認為這種干預手段對中共有利；認為大陸重視香港貢獻，就是指示港府應該推出更多貢獻大陸的政策；而最後提出的包容，更加簡單，就是叫香港人乖乖認命，不要再去舉甚麼旗、搞甚麼佔領中環行動。

戴耀廷的「黑材料」未至，京官已經頻出口術，以先聲奪人的姿態送了那些渴望普選和支持佔領的香港人一記耳光。加上最近連身處北京的李少光都開始重提二十三條立法是憲制責任，指香港市民不要打算逃避，甚至搬出「天經地義」來為剝奪人權的惡法辯護，可見香港人的自由會在往後日子進一步萎縮。

正因為人權法治的倒退，民主自由的萎縮，二十三條的再臨，和深圳河以北對香港文化、日常生活的威脅，我們已經避無可避、退無可退。這一切問題，如果港人再不正視，安逸的日子就會成為過去，恐怕未到二○四七年，一國兩制已不存在。

范克  自由撰稿人

古德明: 鱷魚之死

深圳農科大觀園有個鱷魚池，池畔有鱷魚冬眠，寂然不動，遊客懷疑是假的，舉起大石頭擲下去，多條鱷魚給活活砸死。這些鱷魚的屍體，體現了新中國的國情。

這國情以無信為根本，敗俗為枝葉。當年我國塞外「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地方，今天還有牛羊成群，只是全部寂然不動，原來都是當局造的石膏像。真的蒙古牧場，早已給採煤礦坑、工廠廢料等吞噬。然則真鱷魚被當做假的，有什麼奇怪。

從前，周幽王為博美人一笑，烽火戲諸侯，最後犬戎真箇來犯，幽王「舉烽火為信」，諸侯以為又是兒戲，都按兵不動。幽王死在犬戎刀下，是咎由自取（《帝鑑圖說》卷四）；農科大觀園的鱷魚，則未免死得冤枉。

新中國的民德國風，往往令人歎為觀止。最近《西安晚報》報道，陝西延安市有人發墓盜女屍，把女屍頭髮染黑，乳房填大，盡量打扮得年輕貌美，賣與他人，成就所謂冥婚。做假圖利，竟然做到屍體之上，新中國以外，一定沒有什麼人想得到。

去年十二月，廣西藤縣一個老翁上市場賣雞，收到假鈔票，一口氣嚥不下去，倒地死了。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湖南一個水果小販幾天之內收到第四張假鈔票，受不住刺激，也倒地死了，遺下的水果，還給途人一哄而上，搶個淨盡。這樣的故事，新中國以外，不可能聽得到。

但中華民族本來不是那樣的。春秋時，秦將孟明率兵偷襲鄭國，中途遇見鄭商人弦高。弦高料秦師有心偷襲，就假稱奉鄭穆公之命，以十二頭牛犒秦師。孟明以為「鄭有備矣」，不戰而退。《左傳》這個弦高使詐故事，歷來膾炙人口，但《淮南子》卷十八所載弦高故事的下半截，今天更值得細讀：秦師退後，穆公要重賞弦高，弦高辭謝說：「誕（使詐）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他於是舉家去國，終身不回。我少時讀這故事，覺得弦高迂腐；今天重讀，却只覺古道照顏色。

「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中共之信是怎樣的，路人皆知。本月二日，新華社有評論慨歎內地「乳製品行業，連可以放心食用的奶粉都未能製造」；同時，中共政協會議發言人呂新華却說：「中國製奶粉，百分之九十九符合品質標準。」

又廣東汕頭市回收垃圾，製成玩具，玩具毒素濃烈，去年遭揭發，汕頭副市長鄭重道歉，誓言整頓，但中央電視臺本月五日報道：「毒玩具生產照舊，所謂整頓，所謂道歉，無非假戲一場。」

有這樣的官，自然有那樣的民。弦高的時代，離我們太遠了。

古德明  專欄作家

吳志森: 梁振英「內交」一鋪清袋

相信梁振英做夢也想不到，急推的限奶令，會在人大政協兩會期間，變成一場風暴，不但惹來唐營香港委員單單打打，更引來內地官媒、知名人士、人大政協公開批評。

梁振英上台，不只一次表明心迹，一心一意要搞好「內交」。但這次考慮得毫不周延的限制帶奶粉出境政策，卻引來排山倒海的負面評論。梁振英在內地官員面前大大失分，「內交」努力，也在限奶令後一鋪清袋。

官方喉舌《環球時報》對限奶令嚴厲狠批：「當內地食品安全頻現危機的時候，香港應尋求創造市場的贏局，而不是搞得像『聯合國禁運』一樣，滑稽地規定一系列針對向內地帶奶粉的懲罰措施。香港實在承受不起自絕於中國大陸門戶職能的代價。」

特區政府的確小題大作，顯得「滑稽」。「自絕」這個詞，是形容畏罪自殺的反革命分子：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至於「聯合國禁運」，是韓戰爆發後，以美帝為首的西方集團對中國的制裁措施，企圖把這個初生的紅色政權扼殺於襁褓之中。以「聯合國禁運」來比喻限奶令，對美帝的新仇舊恨都拿出來，被傳是地下黨員的梁振英，豈會不明白問題的嚴重性。

相對於《環球時報》的「高度理論水平」，其他內地網民知名博客的批評，可算是小兒科了。有些說港府和港人忘恩負義，呼籲大陸要對香港斷水斷糧施以懲罰。有些認為帶超過兩罐奶粉要罰款五十萬坐監兩年，是典型惡法。常對時局公開評論的地產巨富潘石屹，在微博說：「在大陸孩子們挨餓時，香港同胞送一批奶粉過來都是應該的，居然出台這樣的法律，把帶奶粉的人處以二年徒刑。建議『立法會』重新考慮，修改此惡法。」

潘石屹以開放理性見稱，都發表這種毫無邏輯的言論，可知限奶令激起內地的民粹反應有多嚴重。潘石屹為何不探本尋源，追溯大陸孩子挨餓的真正原因是甚麼？一個可以把宇航員送上太空，生產總值超越日本排行世界第二的大國，他們的孩子竟然無法吃到安全乾淨的奶粉，作為中國人，能不感到羞愧嗎？大陸的孩子挨餓，就要四處搶購奶粉，禍及全世界，包括令香港的孩子一起挨餓，這種惡霸道理說得通嗎？香港人要確保自己的孩子可以吃到安全可靠的奶粉，何錯之有？

如此顯淺的道理，內地的公知難道不明白不理解？難道他們又早已忘了，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香港人如何省吃儉用，接濟大陸的親戚嗎？誰更忘恩負義，不是很清楚嗎？

我不贊成限奶令，因為問題的根源，在於內地海關沒有對應該打稅的商品嚴格執法，更可能涉及集體性貪污，走水貨的極大利潤，成為禁之不絕的誘因。根本問題不去解決，梁振英為了博取掌聲，而挑動內地的民粹，真是活該。

金針集 : 林沛理藝評獎聲明迴避三大質疑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興許是求仁得仁，首屆藝評獎金獎作品批判全港資電影《低俗喜劇》是「垃圾娛樂」並歧視醜化內地人，引發連環套式爭議，然後 星火燎原至質疑藝評獎的評審制度與準則。正是風塵之中必有性情中人，身為六名評審成員之一的藝術發展局藝評組主席林沛理，前天黃昏就透過藝發局發出中英對 照的聲明，聲言要「澄清事實、據理力爭以正視聽」。耐人尋味的是，中文全文長達逾1600字的聲明中，卻疑似迴避了有心人最少三個疑問。筆者基於事涉公帑 及公眾利益，不得已以拙文羅列有關問題，秉承本報「順理致遠」的宗旨，惟望勉強能夠「以正視聽」。

首先必須指出，「澄清事實」與「據理力 爭」的導向不盡相同，前者涉及被誤解或隱而未見的「事實」因未被外界清楚知悉，故才有「澄清」需要，後者則是認為要依據道理，竭力維護己方的權益及觀點， 跟事實未必有關。至於林沛理在其「千字文」中，卻恐怕做出了一個把「事實」愈描愈黑的危險動作。

自藝評獎公布後，公眾至少浮現了三大疑問，包括「何以獎金如此豐厚」、「評審成員或有利益衝突」，以及「評審準則欠透明度」。

 就獎金問題，林沛理在聲明中舉出多個例子，包括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一年獲批資助69萬元，以及藝評啟導計劃獲資助86萬元。就林沛理的舉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會長陳志華已在面書上作出反駁，指出有關撥款是該會的年度資助，涉及該會全年營運及多個計劃的總資助金額，且此資助金額來自電影及媒體藝術組，與藝術評論 組無關，不明林的比較用意何在。至於藝評啟導計劃，翻查藝發局資料，計劃開放予團體申請。換言之，86萬元根本非單一資助額，而如果有10個團體申請，就 算平分資助，每團體充其量只獲8.6萬。如此看來，林沛理恐怕有把士多啤梨蘋果橙混為一談之嫌。

另一問題是，藝評獎參加者規定年齡須介乎 18至40歲，且為香港居民，藝評獎稱是要「獎勵和嘉許優秀藝評人，以促進香港藝評水平的提升和發展而設的獎項，期望藉此發掘新一代的藝評人」云云。然 而，筆者請教過入境處，關於「香港居民」的定義其實甚寬鬆，只要有關人士持工作或學生簽證入境，實已可即時申請身份證並成為「香港居民」。若然如此，實難 以看出此等參加者，對提升本地藝評水平的貢獻。

至於評審成員的利益衝突問題，林沛理共花上近三分之一篇幅，以三大段逾500字作解釋，並以 「最多人誤解的是『ADC藝評獎』的評審制度」作開首，然後詳細解釋藝發局採用的是同儕評核的審批制度，又指因此藝發局設立了審批員利益申報制度。問題 是，「審批員」跟「評審員」是兩個不同身份，那何以林沛理舉出此例？藝發局的網站原來揭出謎底，所謂的審批員，原來是藝發局在接獲藝術資助申請時，負責協 助評審的人士。事實上，林沛理的聲明亦是基本上把藝發局的網上資料原文照錄。換言之，有關制度跟今次藝評獎的評審制度實毫無關係。

查林沛理 隨後的一段聲明，亦存在類似矛盾。林沛理的解釋是，由於「ADC藝評獎」採用不具名參賽文章的評審方法，所以評審無從申報利益。然而，此說恐難說得過去， 因為曾鬧得滿城風雨的「西九門醜聞」，參賽作品同樣以不具名方式交予評判評審，而評審者實可作利益申報（事實上亦因有人未盡其責如實申報，才引發風波）。 林沛理更在聲明中稱：「因此即使有與評審認識的合資格人士參賽和獲獎，既不構成亦不應被視為評審沒有申報的利益衝突。」這個說法，「髮指指數」直逼「封了 牆就等於沒有僭建」，視香港行之有效的公平、公正和廉潔的核心價值如無物。須知道，如有參賽者事前向評審透露自己的參賽題目或大致內容，即可把比賽的公正 性徹底摧毀。更何況，林沛理本人至今仍未公開交代他跟得獎者的私人交情。

而關於評審準則的質疑，林沛理侃侃而談他個人對藝評的「偏見」，但卻儼如一語成讖，似乎果然偏見勝過雄辯，以至出現不少謬誤。

第 一，他形容「藝術最大的敵人不是批評而是冷漠。藝評人對創作最大的侮辱，不是把它批評得體無完膚，而是對它的存在不聞不問」，而今問題是，現時得金獎的作 品，實如食家走進凍肉店，卻批評店主販賣的肉類不新鮮般。由此路進，林沛理的立論，針對的是「藝術」品，但本版同文紀曉風在報道有關風波時，就曾引述資深 影評人的意見，指出《低俗喜劇》是「類型電影」，製作過程是商業計算，可以不帶有社會責任。從藝術出發去評論商業作品，固無不可，但要求商業作品具藝術水 平（而且是得獎者含混不清的標準），卻可堪商榷。

其次，林沛理認為「評論的爭議性是它的生命力」，並舉出美國著名的作家和評論家桑塔格 （Susan Sontag）和台灣文化部長龍應台為例，因兩人的評論，同以具爭議性見稱。然而，桑塔格最具影響力的著作是《反對闡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她認為闡釋藝術愈來愈破壞藝術本身，故反對歷來對某種「藝術本體性」的竄改、游移、取代和獨斷，並要求一切對藝術的闡釋 必須重回人類「感性自身」。此一標準，恐怕正與金獎作品及林沛理聲稱的得獎理據（具批判性）南轅北轍，同時作品更犯上大忌，就是「過度闡釋」《低俗喜劇》 內中港矛盾的元素。而甚為港人熟悉的龍應台，她的作品屬判批甚於評論，開宗明義挑戰一些固有的思想及價值，跟欠缺論述的金獎作品實有天壤之別。

林 沛理說：「藝評應該怎樣寫？……千萬不要給它一個標準答案」，但藝評應該怎樣寫本身，實有一個基本底線，放諸在一個藝評比賽，這條「基本底線」正是衡量作 品水平的尺度，實有存在的必要。林沛理又指，「創作需要自由，評論何嘗不是？」此言恐怕差矣，事實是，創作可以無中生有，甚至可以是創作者的孤芳自賞，但 藝評本身的存在，前提是依附在自由創作的藝術品本身。簡言之，「評論自由」是建立在幫助觀賞者「閱讀」有關創作這基礎上的，必須有一定的評論準則和「共同 語言」。

事實上，是次是首屆的藝評獎，而其中的金獎，實有極大的代表性，而觀乎林沛理的聲明，這些相信亦是他的主觀願望，而作為公眾，亦盼望有關的得獎藝評具有權威性，奈何卻令人大失所望。

 林沛理既作為藝術評論組主席，又是比賽的評審，現階段固然不宜以任何筆名方式，再就事件發表意見，而他最需要的，是對公帑負責、對公眾交代，以及對藝術界及藝評界還予應有的公道。畢竟，在一個開放、理性的公開社會，真理終究只會是愈辯愈明。

李怡: 愛國與愛港這連體嬰須切割才能存活

北京高官連日就香港普選行政長官設置「愛國愛港」防線，指香港需要愛國愛港人士長期執政；並針對香港近年遊行出現的龍獅旗，一再譴責是搞顛覆。這些言辭，不用說是針對香港近日以「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議題而發。

北京高官和香港親共人士，一直把「愛國」與「愛港」綑綁在一起，實際上這是不同的概念。我們需要對這兩個概念作釐清。

毛澤東說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話沒有錯。愛國和愛港不應該是空泛的，應有具體內容，也就是說：為甚麼愛？有甚麼可愛？

先講愛國。楊衢雲、孫中山愛國，但他們顯然不愛當時中國的滿清統治者，因愛國反而要推翻之。那麼如果國家不是在腐敗沒落的狀態下，一個強盛國家的人民，為甚麼愛國呢？

911之後，當時的布殊總統發表演說，講愛國是因為美國人民愛護由憲法締造的國家。越戰期間，美國反越戰青年包括美國前總統克林頓都曾經逃兵役，但沒有人說他們不愛國。有人在示威中焚燒國旗，法院判無罪，美國一般人也不認為他不愛國。因為美國和現代民主國家人民的愛國，是珍視憲法賦予他們自由的權利，他們愛國的具體內容是愛憲法和法治、制度。

再看愛港。在回歸以前，或更準確地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香港經濟起飛，建立起現代文明秩序，許多在香港居住的人，包括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大量的大陸移民，和從世界各地來香港工作居住的人，都產生「愛港」感情。愛港的具體內容，是愛這裏的法律制度，愛法律保障下的自由，愛這裏的效率，交通購物飲食的方便，稅制簡單等。筆者當年遇到許多在港居住的台灣人和西方人、日本人，他們心中都有對自己出生地的感情，但他們都說太愛在香港居住了。

內地知名博客楊恆均，在2007香港回歸十周年時曾寫文章。他自稱1992年作為共產黨的外派幹部派駐香港新華社（中聯辦前身），在香港工作四年多。他看到香港，由英殖民主義者帶來的制度，逐漸「演變成一種尊重人權、尊重個人自由、講究法制，人民不但充份享受言論結社和出版自由，而且還擁有一定的監督政府的自由和權力……把這一切和大陸相比，不用我這個深入其中的體制內幹部，就算一個文盲也能看出來，我們缺乏人權，人民沒有言論自由，政府的絕對權力不受限制，每天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腐敗……」。

因此，香港本地和各地來港者的「愛港」，主要不是愛這片土地，而是享受這裏的制度和核心價值。這制度無疑是英國帶來的，但在英國也沒有香港這樣成功，因為英國人沒有居港者勤勞，因為英國高稅和過度的福利。

回歸之初，由於看起來似乎一切都沒有變，使香港人一度相信中共對香港的承諾是真實的，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曾居高位。愛國愛港，若不深究愛國之意，即使綑綁在一起也無所謂。香港多數人那時沒有懷念英殖時代。

2003年以來中共對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介入，使香港人看到中共和親共人士的所謂「愛國愛港」，不是我們所理解的愛憲法、法治、制度。對中國不是，對香港也不是。愛國愛港的「港」是陪襯的，而所謂愛國的真正含意是「愛黨」，不愛黨就不是愛國。但我們看到的是：黨把國搞得一塌糊塗，除了要從愛黨中得到利益之外，我愛你要愛哪一點呢？

回歸後中共對港政策的表現，使香港人逐漸把愛國與愛港區隔出來了。重舉龍獅旗的意義，不是想要搞港獨，而是要提醒中共和香港市民，香港人的真正「愛港」精神，是與愛國不相干的精神，是孕育於殖民地時代的香港精神，包括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包括勤勞奮鬥的獅子山精神。我們要捍衞這些，是因為我們所愛的這些具體東西，已被愛黨愛國逐漸蠶食破壞，使香港變得越來越不可愛了。重舉龍獅旗的意義是：如果要愛黨才算愛國的話，我們就不愛國了；如果愛國與愛港是連體嬰的話，愛港者就必須對連體嬰進行切割手術才能存活。這是香港多數愛港人士對普選的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