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4月25日星期三

陶傑: 靜女其姝



靜女其姝,這句話是何所指,今日是沒有人懂了。

「盛女」危機,是香港的消費共業。女人把自己當做商品:整容、護膚、繪甲,加上娛樂八卦、股市行情,然後是商品的贊助商為香港Define了什麼是「女人」。
既然是商品,必然有價錢,商品、價錢、市場,像紅綠藍三原色,成為港女的基本元素。

有此三樣,問題來了。商品、價錢、市場,必然有In和Out。什麼是流行?流行多久?一件商品,不再流行了,是不是像自助餐的剩菜一樣,餵豬吃,或者丟進堆填區?

二十年來,香港整整一代人,自困在什麼叫In、什麼叫Out的爭論之上:一個髮型、一款衣服、一套流行詞彙、一個型號的手機,一旦In了,就可以加入喧嘩的一羣,有朋友、有社會關係、有排滿兩星期的約會。

一旦被審決為Out了,則自我放逐,孤獨終老。In即是Young,那麼你懂得昨天的事情和人物,就是Out了,In即是喧嘩、粗俗、中文不通、英文不好,那麼你個性靜一點,雅致一些,中文和英文都流利清通,你就是Out了。

剩女和宅男,就是香港自己作的孽。殖民地時代,英國人領導的人文品味,一切都教化過你:喝咖啡時,小銀匙擱在小碟子上;人多的地方,不要聲浪太高,看見你沒見過的事物,保持淑女的矜持,不要什麼都嘩!嘩!嘩!還有,維多利亞時代承傳下來,淑女要找君子,遇到不同的意見,淡淡笑一笑,不要搶着什麼都「發聲」。

不要隔着一大堆人扯開喉嚨呼喊,找你的男人,敬移玉步,走過去,在他耳邊說話。不必學芭蕾舞和鋼琴,儀容大方,只要穿衣服不必紅綠撞色譁眾爭艷即可。
殖民地時代,高等華人有名媛。名媛是從來不喧嘩的,也不炫耀太多的「觀點」,那時沒有盛女,都教你怎樣做人,然後是做女人,然後才是做一個風姿婉約的女人。

林行止: 經濟困頓求變心切 當權領袖紛紛下馬



一、法國總統初選已於去周日有結束,百分之八十強的選民參加投票,結果與選前民調相近,社會黨的 奧蘭德(F. Hollande, 1954-)得百分之二十八點六,現任總統人民運動聯盟的薩爾科齊(N. Sarkozy, 1955-)得百分之二十七點二,頗為出人意外的是,向來在大選中成績甚劣的有新納粹別稱極右民族陣綫的馬琳.拉龐(Marine Le Pen, 1968-)得百分之十七點九,創該黨歷屆得票率新高—她的父親Jean-Marie一九七二年便參選,○二年且進入第二輪競選,但得票率從未高過百分之十七。

薩爾科齊可說是這次初選的大輸家,為一九五八年開始法國第五共和的第一位在任總統競逐連任於第一輪投票中落敗的政府領袖!根據法國的選舉法,第一輪投票「流選」後二周即五月六日選民將就兩位得票率最高的候選人進行第二輪投票,雖說鹿死誰手,現在不能斷言,但從這二三天來的民調看,奧蘭德極可能以百分之五十六左右的高票當選。

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加上○七年當選不數月便鬧離婚並馬上和名模兼歌星布魯妮(筆者聽過她一首自述情史的英文歌,歌詞有這一句:「我有四十個情人,薩爾科齊不計其中」)結婚,令他「天天見報」,成為「傳媒寵兒」;可是,他的民望卻因為曾受邀在巴黎高級餐廳晉餐及乘搭「億萬富翁友人遊艇」遊地中海,被視為「勾結富豪」背叛選民而長期不振;近月曾因果斷處理西南部校園槍擊案而稍為回升,但亦曇花一現,令他的民望比總理F Fillon還低。在法國「民望史」上,這是絕無僅有的。

和豪富吃喝玩樂,本屬平常事,但如此「生活態度」,大多數無緣有這種享受的選民或因政治道德或因紅眼症而不贊同,對他的民望有負面影響,不言而喻。薩爾科齊四五年前這點「行差踏錯」,令他有「有錢人總統」(President for the Rich)的綽號;在分析其「敗選」的評論中,這些「醜聞」幾乎無處不在,顯見選民及論者要求政客敦品勵行,以為全民的表率。香港官員和政客應引為殷鑑!

二、 奧蘭德之有望勝出,主要是他把贊同德國總理提出解決歐羅危機方案的薩爾科齊,標簽為「默克爾的跟班」且為不少法國人認同;對於救援歐羅的計劃,奧蘭德全部反對,他主張歐盟央行應更積極地收購歐盟國家的「主權債券」(即無限量印刷鈔票);在這種氣氛下,當默克爾表示希望薩爾科齊成功連任,以便他們「共同擬 訂」的援歐計劃得以貫徹,她因而有意為他的競選活動「站台」,但消息傳出,薩爾科齊便被視為「依賴柏林」、「借助外國力量」,對於「驕傲的法國人」來說,這等同薩爾科齊無力無能治理國家。據三月一日《華爾街日報》報道,法、德在二月底取消了默克爾為薩爾科齊助選的計劃,但已太遲,令他流失了不少選票。

奧蘭德與薩爾科齊在外交事務譬如對利比亞用兵、干預敍利亞內亂以至處理伊朗核武問題上,可說並無原則性不同;他們的政策分歧,主要在處理國內經濟上手法南轅北轍。受歐羅債券違約危機之困,薩爾科齊雖非束手無策,只是採取的措施未收成效,造成百分之十二的失業率新高,而且令法國喪失三A信用評級;面對如此窘迫的經濟情狀,奧蘭德惟有同意薩爾科齊裁削一千一百億歐羅財赤的建議,但他並無厲行緊縮開支尤其是削減福利的打算,以他同時主張對年入一百萬歐羅者課以百分 之七十五的入息稅(全法有三千五百一十二人達此入息水平,約佔總納稅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一),他的政綱指徵取如此重稅,國家財政才望有救恢復「正常」,亦 是拉近貧富兩極的有效辦法,交重稅因此是愛國者所應為。顯而易見,此法一立,為私利籌謀的法國有錢人必然把愛國與否暫拋腦後,遠走低稅之國……,高稅率不 等於高稅入,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奧蘭德並非只針對百分之零點○一的大富,中富一樣開刀,年入十五萬歐羅的稅率將由現行百分之四十一加至百分之四十五,他又要取消總額二百九十億歐羅的稅務寬免;而為了「平衡」加稅引起的怨聲,奧蘭德承諾調低中小企的稅項。向富裕階層「要錢」,似是歐羅諸國大約始於三年前 的稅務趨向,英國便於二○○九年把入息稅最高累進稅率由百分之四十提升至五十……。在「佔領華爾街」的矛頭直指「百分之一」的背景下,料對有錢人課以懲罰性稅率,在大西洋兩岸會蔚成潮流。

核能發電的增減,是薩爾科齊和奧蘭德針鋒相對的另一焦點。目前核電佔全法發電量百分之七十八—核電量全球 最高—薩爾科齊要保持此水平並計劃大量輸出核電技術賺取外滙;這項主張本有堅實的民意支持,但日本福島「核爆」之後,情勢逆變,奧蘭德提議至二○二五年核 電量降至百分之五十,大受民意歡迎。

三、殘酷的經濟現實令在位當權者焦頭爛額,即使他們精明強悍長袖善舞,亦紛紛「中箭下馬」,英國的白高敦、西班牙的薩帕特羅(二任首相)和意大利的貝魯斯康年(斷續當了三屆)莫不如此……,薩爾科齊恐難逃此厄運。

「如無意外」,奧蘭德當選,是民心所向、民意所趨。社會黨政客上台,法國外交政策不致有太大改變,但經濟政策特別是對歐羅的取態,肯定有天翻地覆之變,德國主導的歐盟經濟策略,推倒重來的可能性甚高,加上荷蘭政府因財政問題無法擺平而解體,令歐羅前景陰霾密布;歐盟股市這兩天來均有明顯跌幅,展現了投資者的擔憂。不過,筆者不相信奧蘭德有什麼起死回生之術(亦不以為荷蘭新政府會有可行的辦法),除非抱持一拍兩散的決心,不然,他的政府最終仍得與區內最強的經濟體系德國充分合作。「顧全大局」的政策會讓歐盟各國在恢復經濟元氣的軌道上緩步前進……。

旁觀法國大選,看候選人「互指鼻子叫罵」,無論內容和身體語言,均比剛成過去的行政長官競選高明,其中有些香港政客應該「偷師」,以提高「互斥」的內涵與質素,比如奧蘭德競選團隊要角奧柏莉(M. Aubry,極可能成為社會黨政府的總理)指薩爾科齊在創造就業上一事無成,但他的「諾言工廠(Promises factory)全天候開工」,諷刺薩爾科齊在選民面前扮黃大仙;奧蘭德本人則指在其對手統治下,法國什麼都趨下游,只有「失業率曲線天天向上」(decline in the upward trend in unemployment)。這類妙趣橫生的巧妙詞令,令選民歡呼,觀眾讀者大樂。

英基校外綁富家女  老師喝止 四煞四散

灣仔半山有不少富豪子女入讀的英基國際幼稚園(曉新)發生企圖綁架案。一名婦人昨午到上址接其4歲家人放學時,四名大漢分持手搶及刀撲上強搶女童,婦人 護孫頑抗,呼救聲驚動鄰校教師走出喝止。綁匪事敗逃竄,女童幸保不失,案件由港島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記者:鄭大康 

險被綁架女童姓李(4歲),在現場司徒拔道43B英基國際幼稚園(曉新)就讀。現場留下疑是事主的七人車座駕, 根據運輸署資料顯示,由一間「Takehigh Company LTD」持有,股東為曾國政及梁惠芳,亦即佐敦恒豐酒店後人李德義的前媳婦曾昭穎的父母。去年12月1日,曾昭穎打贏離婚官司,贏得12.2億元贍養費, 轟動全港。

記者昨晚致電曾國政問他是否有親人被綁架,他頓一頓說:「冇啲咁嘅事,我要入。」隨即掛線,其後電話不再接通。

B 英基國際幼稚園(曉新)旁邊是英基白普理小學,兩間學校均屬國際名校,學生家長非富則貴,當中不乏城中富豪子女,每日有不少名貴房車排隊接送小朋友。初步 不排除綁匪經過踩線部署,選定富豪家中幼小為綁架目標,計劃在校門外擄人勒贖,不料橫生枝節驚動家長及教職員事敗而逃。

昨午4時許,姓梁60歲婦人由外傭陪同,乘坐男司機駕駛的豐田Alphard豪華七人車,到幼稚園接送年約4歲外孫女放學。當時校園門外,有大批家長接送子女,泊有多輛名貴房車。

大批重案組探員將險被劫走的七人車用帳篷圍住,套取指模及搜證。
七人車上仍留有4歲女童的書包。書包上有姓名,其中姓氏為Li。
探員在車上取走大批證物。


其他家長目睹紛紛躲避

一名菲籍男工人,接少主放學時目擊部份案發過程,他指梁婦與女傭帶同外孫女返回座駕之際,突然有最少四名綁匪撲出,各人分別持手槍刀,眾目睽睽下分頭向各人施襲。
七人車司機被扯出車外,遭綁匪用手槍指向腰間制服;梁婦遭綁匪用膠布封口。綁匪將兩婆孫及女傭三人推上七人車,企圖連人帶車擄劫而去。

多名家長目睹綁架案,紛紛帶同幼小退入學校或返回座駕躲避。多名教職員發現事故,衝出校外喝止及報警,群匪見事敗不敢逗留跳上賊車逃走,但慌亂間意外遺留一支手槍及刀於現場。

警方接報派員趕至現場,經調查發現案情絕不尋常,懷疑案件表面是企圖搶劫,但歹徒實際目的是綁架女童勒索贖金,立即封鎖現場設立臨時指揮中心調查,並出動大批人員到場保護事主安全,將遇襲受傷婆婆送院敷治,將女童及七人車司機帶走調查。

四名在逃綁匪為中國籍,身高5呎5吋至5呎10吋,年約30餘歲。各名綁匪犯案時衣着普通,一人滿面暗瘡及蓄陸軍裝髮型,一人頭戴深色漁夫帽,另兩人戴鴨舌帽,一人操普通話,一人操廣東話,一人犯案時手持載有硬物白色膠袋。

警方懷疑綁匪與事主糾纏其間,曾經觸碰事主七人車留下指模,為免天雨破壞車身證據,立即用帳篷遮掩車身,派員套取指模並記錄有關位置,及撿走手槍及刀檢驗。港島總區重案組第3隊探員,正全力追緝綁匪歸案。



孫明揚入院割甲狀腺癌

腎衰竭、退伍軍人症、小腸氣、跌斷手骨,百病纏身的68歲的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最新診斷發現患上甲狀腺癌,昨入院接受切除甲狀腺手術,是一個月內第三度入院。幸好癌細胞未有擴散,據知他接受手術後十分精神。外界估計孫公仍會繼續「捱義氣」完成本屆任期。

據悉孫公在入院前一天,身體並無異樣,頸部也沒有呈現腫脹的病徵。但前日下午開始休假三日半,直至明日為止,原定下周一恢復上班,期間由副局長陳維安署任。孫公未有透露為何休假,其新聞秘書昨接受查詢時證實,他入住瑪麗醫院三日,昨日及明日(周五)均會接受身體檢查。

不過實情並不簡單,原來醫生診斷出孫明揚頸部甲狀腺生了腫瘤,化驗結果顯示是癌細胞,昨晨為他切除甲狀腺及副甲狀腺,幸好快速冰凍切片檢查證實未有擴散至淋巴及副甲狀腺,孫公之後返回私家病房休養。

手術採用傳統開刀方法,較易完全清除癌細胞,傷口只有一吋多長,一般病人只須留院一至兩日。據悉,孫公手術後精神不錯。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一個月內第三度入院,最新診斷發現患上甲狀腺癌,昨接受手術。

孫太鍾小芬昨午探病後離去時,指孫明揚入院是作「例行檢查」。

孫明揚因須切除甲狀腺,昨入瑪麗醫院接受手術。

孫太稱孫公只是入院檢查

本報記者昨下午1時許,在病房外升降機大堂遇到探病離去的孫太鍾小芬,她先感到愕然,笑 問為何知道孫公入院,她稱孫公只是入院接受檢查,並非大病。但當記者追問是否孫公患甲狀腺癌,她又顯得愕然,否認有其事,一臉輕鬆地說:「你睇我個樣就知 啦,如果係咁嚴重,我就唔會係咁啦。」

孫太表示,由於孫公接而連三有大病,已一年沒有遠行,正計劃暑假時一同到日本旅行,又擬坐郵輪嘆世界。她離開前囑咐記者不要騷擾病人;傍晚探病時間,未見她出入病房。
記者晚上致電孫太手機,響起後她聽到記者叫她,未幾即收線,之後再致電已無人接聽和飛線去留言信箱。孫明揚新聞秘書表示,昨一直未收到孫公回覆查詢。孫公究竟何時得知患上癌症,何時決定做手術,仍是個謎。

孫公今次的主診醫生是瑪麗醫院內分泌外科主任梁熊顯,他是治療甲狀腺癌的專家,曾展示利用機械臂為病人切除甲狀腺。本報昨致電找梁,但未有回覆。相比其他癌症如肺癌,甲狀腺癌較易治療,一般只要切除甲狀腺,病人康復機會很高。

月初曾入院做小腸氣手術

孫明揚前年底患上腎衰竭需要洗肚,但一直隱瞞公眾至去年4月底才被揭穿,此後接連患病。先是去年底搬入新政府總部後感染退伍軍人症;上月在家跌斷右手骨,本月初又因小腸氣要入院做手術,休假至上周一才復工。

與孫公稔熟的立法會教育界議員張文光表示,孫是基於有責任感而不提早退休,並非貪戀高薪厚酬。他認為現屆政府只餘兩個月任期,更換局長不易,短期內沒有重大教育政策推出,恰當方法是孫公放長假休養,由副局長陳維安署任,到6月底再復工。

孫明揚常入院

日期:2011年1月
病況:入院做小腸氣手術

日期:2011年4月
病況:腎衰竭,需在家「洗肚」

日期:2011年12月底
病況:於新政府總部辦公室感染退伍軍人症出現肺炎,入住深切治療部,留醫12日

日期:2012年3月25日
病況:在家意外摔倒,右手臂骨折,留醫3日

日期:2012年4月3日
病況:入院再做小腸氣手術,留醫3日

日期:2012年4月25日
病況:入院切除甲狀腺癌,休假3日半



曾蔭權外訪探路費160萬  經貿辦空群而出 議員轟奢侈

特首曾蔭權被揭出訪巴西期間,豪住日租5.3萬元的總統套房後,昨日再有電視台踢爆為他安排行程的香港駐華盛頓經貿辦事處,以「探路」及陪同曾蔭權出訪為 名,先後三次到南美三地,合共豪花約20萬美元(約160萬港元),雖然政府死撐「探路」有實際需要,但多名立會議員對政府官員「大花筒」作風大表不滿, 質疑浪費公帑。 記者:陳雪玲

「旅遊特首」曾蔭權在本月9至17日,分別出訪新西蘭、智利及巴西,繼前日無綫新聞報道,他在訪問巴西期間,於巴西利亞入住總統套房,一晚房租為5.3萬元。無綫昨跟進報道,指駐華盛頓經貿辦事處曾於去年12月及今年3月,先後兩次派員到南美三地「探路」。

被踢爆外訪期間入住豪華總統套房的曾蔭權(中),昨日在林鄭月娥(左)和浸大校董會主席王英偉(右)陪同下到雷生春參觀。

 
八名職員七人「出巡」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承認,去年12月辦事處職員,包括香港駐美國總經濟貿易專員唐智強,到巴 西首都巴西利亞、聖保羅及智利的聖地牙哥作實地考察。及至今年3月,只得八名職員的經貿辦更空群而出,派出七名職員再次進行考察,單是兩次「探路」,機 票、交通等花費已逾70萬元,曾蔭權正式到訪時,經貿辦職員亦隨行,前後三次到訪南美三地,合共花費約160萬元。

局方死撐香港與巴西、智利等地非經常有聯繫交往,在語言及文化上有差異,因此才派員事先打點多項推介香港的大班活動,該局局長蘇錦樑則表示,對於經貿辦職員到外地考察安排,政府有機制及批核程序,會謹慎使用公帑,強調主要目的是發展香港經濟。

從未舉行大型招商展

不 過翻查政府高層外訪資料,原來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早於2010年12月已去過巴西一次,他的行程與曾蔭權幾乎一樣,兩次外訪前後不足年半,而駐華盛頓經貿辦 也有為曾俊華出訪進行實地考察,再加上駐華盛頓經貿辦網站顯示,政府以往從未在巴西、智利舉行大型招商展覽,令人質疑拓展香港經濟之說是否成立。

工 黨副主席何秀蘭指,香港與相關國家早既已建立關係,「冇需要吓吓親自去」,可以改為視像會議安排,質疑有關做法浪費公帑;工聯會王國興則指:「香港貧富懸 殊嚴重,基層搵朝唔得晚,特首係記掛民生疾苦,根本唔應該咁誇張、咁奢侈,對於近來嘅事件感到好遺憾。」不過,經濟動力林健鋒認為經貿辦事前進行實地考察 可避免「甩轆」,因此是有必要的。


梁少光否認非禮但肯提早離職  中大性醜聞:沈祖堯信有事發生

 

中大女職員黃燕雲自殺案的關鍵人物,前秘書長梁少光昨日透過律師首度公開否認曾非禮黃,他更指中大對他不公平。現任校長沈祖堯昨透露,原來在黃死後他曾找 梁,梁兩度向他否認非禮黃燕雲,但「為保大學、自己及死者聲譽」,願提早離職。沈則認為「唔會冇嘢發生過」,梁「如果冇做過,唔需要接受提早離職」,故他 無作出挽留。由於梁仍留醫未能出庭作供,案件押後至6月5日續審。

死因裁判官黃偉權認為必須傳召梁少光出庭作證,但不能無了期等待,有需要時會傳召其主診精神科醫生出庭了解病 況,但相信押後至6月,梁應能上庭。原來上周五開審當日,沈祖堯收到梁親撰的三頁信,信中批評校方處理不公平,並否認非禮。梁的代表律師原本將信件呈堂, 但最後撤回。

被傳召作供的中大校長沈祖堯稱,梁少光兩度向他否認非禮事件。


 家屬要求嚴肅處理

沈祖堯昨出庭作供,指前年7月接任校長前約兩個月,由時任副校長楊綱凱口中得知非禮事件,看過記錄事件的密函。他在7月初在同事飯局中首次見到黃,當時黃表現平靜兼微笑說工作「冇乜問題」。

由 於他上任後「好多事發生」,加上黃要求將事件保密,故他「根本冇準備要調查」。前年10月黃死後,他也無考慮約見梁少光或死者家屬,因曾諮詢法律意見,除 非警方調查,否則應繼續保密。家屬後來得知非禮事件,去年2月發電郵要求沈嚴肅處理。沈於是接見梁,「想睇吓佢反應同有冇證據話佢冇做」。

會面 時,梁否認非禮,指無論吃飯和看電影也是由黃提出,兼且「絕對冇發生任何事」後便送黃回家。沈不知孰真孰假,追問「真係冇嘢發生?人哋又喊又剩喎」。梁堅 決否認稱「我唔知點解佢有咁嘅睇法」。沈後來跟家屬會面,家屬投訴黃受屈辱,「唔可以由得佢(梁)冇任何後果,由得件事過去」。

沈於是再見梁稱 「家人要求你離職」。梁再否認非禮,但說為保校方、死者和他本人的聲譽,接受提早離職。沈無挽留,因他相信「發生過唔尋常嘅事」:「佢(黃)咁激動,唔會 冇嘢發生過……梁少光嘅反應令我覺得,佢覺得自己有啲責任,如果冇做過,唔需要接受提早離職。」3月尾,梁開始休假,8月離任。

對於死者胞姊指沈向她提及黃梁二人「關係密切」,故校方難處理事件。沈解釋是指二人工作上「關係緊密」,並不是指私人感情,因梁是黃「恩師」,又曾因黃工作表現良好而提名她升職。

黃的屍體被發現時,四周散落200多粒藥丸。化驗報告顯示,大部份是抗抑鬱藥,亦有安眠藥等。黃證實服下高於治療水平逾50多倍藥物,產生不良反應,達可致命水平。
案件編號:CCDI52/11





網絡23草案網民堅持不收貨  新民盟發起遊行 促豁免二次創作

 

《反對惡法》

反對「網絡23條」之聲繼續壯大,泛民政黨紛紛表態反對《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二讀,民協要求政府押後二讀。建制派則仍按兵不動。網民與公民黨昨討論草案爭議,網民初步堅持對草案「不收貨」。新民主同盟下周日發起遊行,圖令政府即時讓步,豁免二次創作的刑責。

記者:白琳、姚國雄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日前發表聲明,企圖撲熄網民怒火。局方聲稱網上分享作品連結並不觸犯新例,但各黨對此有不同解讀。公民黨湯家驊透露,政府代表於草案委員會上指,網民轉載作品不涉刑事,除非數以千計大量發放,此說法與草案條文及局方聲明有出入。

工黨何秀蘭認為,局方的解話並不等於法庭看法,「條例冇講明,改少少再轉載算唔算。支聯會活動都要攞娛樂牌,可想而知仲有風險。」她擔心日後警方或利用此條例箝制網絡自由,「網民冇法律代表好易中招。有警察搜電腦經已好大威嚇」。

公民黨余若薇(左)近兩日不斷安慰湯家驊,表示明白湯在今次風波中,受了不少委屈。

 泛民支持押後二讀


鍵盤戰線本周六及下周日繼續於旺角行人專用區,舉辦「二次創作好」展覽。新民主同盟下周日(4月29日)上午11時半於金鐘海富 中心集合,遊行往新政府總部抗議。新民盟主席范國威表示,今次推出經典二次創作作品為題的宣傳海報,包括惡搞藝術大師Andy Warhol經典作品、蘋果電腦向《1984》小說「致敬」的廣告等,要求政府即時展開草案修訂,豁免二次創作。


民主黨李華明認為,如今網民對條例強烈反彈,條例並不急於通過,「唔係唔立法唔得」。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指明晚中央委員會舉行特別會議討論立場。


劉慧卿承認當時大家也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現時則應押後二讀,「嗰時個社會都冇人反對,以為大家都會接受,點知呢幾日會有咁大反彈呢?」


提出修訂豁免「二次創作」的公民黨陳淑莊亦表明傾向反對政府的修訂。公民黨梁家傑指本身「惡搞」已屬刑事,其實條例並沒有讓政府有更多權力檢控惡搞。公民黨湯家驊表明跟隨黨立場,投票反對政府的修正案。


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強調,該黨從未在泛民飯盒會上表態支持草案,直至本周開會才決定反對草案。雖然政府承諾下個立法年度諮詢應否豁免二次創作,但起碼需時三年,「過多一陣梁振英上場,三年可以發生好多事」。


建制派幾乎全部按兵不動,以免「落錯注」。工聯會黃國健對政府單是與泛民溝通有微言,揚言如今要研究草案才決定是否支持。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則指,與政府初步溝通後,要求對方為諷刺時弊、揶揄政客嘅二次創作,提供更多的豁免才會支持。新民黨則指要諮詢法律意見。

民協馮檢基(右)手持惡搞海報,反對網絡23條。

 

 公民黨就版權條例修訂草案解讀

Q:在網上分享惡搞作品會否涉刑事罪行?
A:根據現有草案條文,網民公眾傳播侵權作品,包括透過互聯網分發,即屬違法。不過,若侵權作品並非出自該網民手筆,在網上轉發也不屬公眾傳播,不涉刑事。但政府代表曾於立法會透露,假若有關網民大量分發有關作品或另作別論

Q:修訂有否擴大版權條例規管範圍?
A:原有條例沒有就規管範圍下清晰定義,囊括任何「分發」侵權作品行為。新修訂則就網上侵權行為下清晰定義

Q:新舊條例就侵權行為的檢控門檻有何分別?
A:現有條例只羅列一系列考慮因素,包括分發數量等;新修訂規定必須先考慮有關作品是否對版權人造成「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控方才可提出檢控

Q:何謂「超乎輕微經濟損害」?
A: 由法院衡量。不過此門檻只針對版權人的版稅收益,例如控方必須證明有關作品對影碟或唱片銷量所得版稅有超乎輕微的損失。換言之,惡搞電影或歌曲而面臨刑事 的風險,多於惡搞政黨商標(例:民建聯)或大集團宣傳海報(例:領匯);版權人仍須循現有民事途徑,包括控告有關人士誹謗,追討版稅以外的經濟損失。



沉寂六年 美瘋牛症重現  加州乳牛證實染病 南韓兩大超市停售

 

美國沉寂六年的瘋牛症(mad cow disease)再現,加州中部一頭乳牛證實染病,是美國有紀綠以來第四宗。美國農業部重申,這頭病牛的肉沒流入食物供應鏈,不會對人類健康構成威脅。但 人類若吃下瘋牛肉,可染上奪命的人類瘋牛症,消息傳開,多國聞「瘋」喪膽,南韓兩大超市已暫停出售美國牛肉。
據美國農業部表示,病牛是在加州中部漢福德(Hanford)一個中轉站被抽查,原本會送往加州一座利用病死動 物生產肥皂、膠水等產品的牲畜廢料加工廠,國家獸醫學實驗室在循例抽檢時發現牠染病。加州西部奶牛場主聯盟則指,病牛超過30個月大,屬成年乳牛,奶農對 上一次注意到牠時並無異樣,不像有病。

瘋牛症再現,美國農業部不敢怠慢,立即澄清病牛肉絕無流入食物供應鏈。但當局沒公開病牛來自的農場名稱,沒透露何時發現瘋牛染病,沒交代病牛奶是否流入市面,似有所隱瞞。儘管如此,公眾毋須過份恐慌,世界衞生組織(WHO)測試證實,瘋牛症不會經牛奶傳播。

美國加州檢測到乳牛患瘋牛症後,農業部重申病牛牛肉不會進入食物供應鏈。

 「非典型」不經飼料感染

當局初步未知病牛如何染病,僅指乳牛染到的是「非典型」瘋牛症。所謂「典型」瘋牛症,是指病牛吃過受污染飼料染病;「非典型」,意味病牛不是經由飼料感染,而是本身偶發性染病。

病牛的屍體正由加州官方保存和化驗,美國將跟曾爆發瘋牛症、對瘋牛症防控經驗豐富的加拿大和英國交流結果,期望盡快分析病牛的染病途徑。

加州漢福德發現有乳牛患瘋牛症的中轉站,前天如常運作,有貨車出入。

不威脅人類食物供應鏈

 美國於2003年、2005年和2006年都曾發現有瘋牛症個案,其中2005年及2006年兩例也屬「非典型」。紐約康奈 爾大學專家阿基認為為,非典型瘋牛症病例「非常罕見」,病因可能基因突變:「大自然無時無刻都有隨機的變種突變,這或者不過是偶然的突變。」他估計,病例 不會對人類或食物供應鏈構成重大威脅。

美國大派定心丸,但進口美國牛肉的國家和地區都有戒心。南韓第二及第三大超市Home PLus及樂天,已立即暫停出售美國牛肉,以釋消費者的憂慮。南韓農業部亦坦言,雖不會實施禁令,但不排除會暫停檢疫」,墨西哥和日本則密切注意發展。

南韓首爾食肆改用本地牛肉奉客,有巿民坦言不敢吃有瘋牛症病例國家進口的牛肉。

 

 瘋牛症肆虐 

 英國
1986年確診首宗瘋牛症,1992年高峯期英國和歐洲多國確診36,000宗,逾18萬隻牛可能染病,逾150人死於克雅二氏腦病,當局要屠殺440萬隻牛,導致多國禁止進口英國和歐洲牛肉,禁令到2006年才撤銷,英國牛肉市場每年損失5.4億鎊。

加拿大
1993年確診首宗瘋牛症,病牛1987年由英國進口。2003年發生當地首宗瘋牛症,美國和多國都禁止進口加拿大牛肉。之後瘋牛症頻發,2011年錄得第18宗個案。

美國
2003年確診首宗瘋牛症,逾40國禁止進口美國牛肉,美國牛肉銷量由2003年38.6億美元暴跌至04年的6.5億美元,直至08年才反彈至30億美元大關,但仍未回到2003年水平。

 

 

 

2012年4月24日星期二

工商時報社論: 蘋果改變的世界:變好還是變壞?




美商蘋果股價近期在突破6千億美元市值後連跌多日,每股失守600美元關卡,高處不勝寒。在此同時,支撐蘋果高獲利的龐大供應鏈,也正面臨血汗工廠與環保污染的連串檢查。蘋果創辦人賈伯斯死後半年,世人雖然繼續擁抱蘋果產品所創造的驚喜與便利,卻也開始省思長期啃蘋果的「副作用」,不僅僅關乎供應鏈運作機制與權利分配的合理性,更在於以蘋果為首的科技業創新,到底把世界改變得更美好,還是弊亦隨之,甚至終將招致弊大於利的後果?

如果說20世紀末的科技世界,是由Wintel(微軟與英特爾)引領風騷,那麼21世紀以來的這十餘年,則無疑是蘋果呼風喚雨的年代。從2001年iPod問世迄今,蘋果創辦人賈伯斯透過歷代iPod、iPhone、iPad,在全球發動了一場「耳眼手」革命。當蘋果資通訊產品變成比家人還親的隨身必需品,使用者彈指間就可連上天涯海角,人類社會的互動模式也有了顛覆性改變。

數年前當蘋果手機剛嶄露頭角,iPhone物以稀為貴,人們的問話是讚嘆句:「你有iPhone噢?」時至今日,iPhone風靡全球,幾乎成了制服機,人們的問話變成驚嘆句:「什麼!你沒用過iPhone?」從非主流到躍居大主流,蘋果搭配豐富多元的iTunes、成千上萬的App,日復一日,滲透到更多世人的視聽感觀中,賈伯斯也順理成為改變世界的一代宗師。

當然,改造21世紀科技生活的,還有標榜不為惡的Google、以社群分享為初衷的Facebook,以及帶動數位閱讀的Amazon等等新貴。但蘋果軟硬兼施的高強本領,足堪新世紀科技世界的代名詞。

以蘋果為首的新世紀科技創新,利與益顯而易見:創新者因此享有極高的聲名與富貴;使用者在食衣住行育樂等各面向,獲得「揮之即來」的滿足;有志者則對網路科技寄予厚望,希望藉此縮短城鄉差距、知識鴻溝,進而改善社會。例如泰國政府最近就準備斥資16億泰銖,為小一生配備平板電腦,以期從小提升數位學習的效率。

正因為科技創新的利與益顯而易見,世人很容易忽略,甚至刻意忽視其弊。以往,Wintel餵食太多硬體與作業系統,導致消費者有時消化不良,業者也不時踢到鐵板。現在,蘋果創造了一個封閉的「懶人包」體系,讓使用者貪圖科技便利而難以自拔,芸芸眾生看似選擇變多,其實已臣服在賈伯斯天縱英明之下,也就自然而然跟著蘋果越來越快的換機時程起舞。

對於Wintel與蘋果體系而言,驅動換機潮,是在商言商,無可厚非。台商甘於微利為品牌大廠代工,也是願打願挨,無關對錯。但消費者買帳,換機頻率加速,改變了3C產品的「耐久財」屬性,鼓舞了「用後可拋」的科技創新與消費文化,卻也導致更多人力物力的不必要浪費,此其弊之一。血汗工廠與環保污染的指控, 正是由此延伸而來。

當人們仰賴科技便利成癮,就極可能被科技工具所駕馭,此其弊之二。S世代(Screen generation)與低頭族等新語彙,正是世人役於科技的最新寫照。你我周遭不乏:1、一早起床先跟iPhone、iPad(而不是跟家人)打招呼的人;2、成天抓著智慧手機檢視郵件或上臉書打卡兼打屁的人;3、出門旅遊,盯手機比看風景興趣高的人;4、餐敘聯誼,寧可傳簡訊也不當面溝通的人;5、同桌吃飯,媽媽聽著iPod、拿iPad當奶嘴安撫小孩、爸爸不斷滑動iPhone的一家人…。實例之多,不勝枚舉。

當S世代與低頭族勢力越來越龐大,這個社會將慢慢失去用心、耐性與溫度。取而代之的將是人際關係的冷漠、學習方式的速食化,以及對真實世界的冷感。若果人類社會發展到此一境地,與賈伯斯苦心營造之訴求:「人文與科技的交會口」,相差又何止千里!

相對科技創新的短利可觀又可期,或許此刻擔心科技創新會弊大於利,是杞人憂天,但科技創新絕非保健諺語所謂「一日一蘋果,醫生遠離我」那麼美好單純。任何科技工具本身都是中性的,是人性使其產生偏差;要矯正役於物的偏差,關鍵還是在於使用者能有抗拒過度誘惑的體悟,以及防微杜漸的決心。

陶傑: 盛女共業




香港的「盛女」騷,演化為一場「公共醜劇」。

既有「公共交通工具」、「公共知識份子」,那麼如果一個城市的主流是惡俗,公共的一股巨大的業力驅使,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喧噪翻騰,此即為「公共醜劇」。

「盛女」原名「剩女」,已如香港的「樂富」,原名老虎岩,「藍田」原名鹹田,「調景嶺」原名「吊頸嶺」,這些地區,後來都改了名,但地區的樓價,都不會因為「昇格」,的新名字而與清水灣( Repulse Bay)和山頂( The Peak)同一級,如同香港的「劍橋護老院」、「康橋補習社」,偷竊英國文明產權,但與英國白種人五百年的高尚學府,不是一回事。

「盛女」的共業,是香港的女性自己鑄造的,首先,二十七八歲的年紀,一點也不老,但香港女性二十年來流行對年齡的挖苦和嘲笑──在酒吧和咖啡座。
當一個說她喜歡梅艷芳,即引起一陣哄笑:「你出賣了你的年齡」。流行即等同 In, In即是 Young,凡 In、 Young和流行的,即是「好」,那麼你說你喜歡佛烈雅士提、泰倫鮑華,如果你是年輕的女性,在香港,因為趣味與港女不同,不會有同齡的朋友。

偏又愛「埋堆」,喜熱鬧,吱吱喳喳,話題不離旅遊飲食,繪甲美容,購物心得,藝人八卦這四大類「流行資訊」。「盛女」無一個知道歷史,他們不了解昨天發生過什麼事,不識誰是慧雲李或陳厚葉楓。當然,從前的不代表一切都好,但昨日即使最膚淺的一層娛樂的光影,都比今日端莊,比今日之 IT世紀有修養,這一點,是 Lady Gaga流行的英語文明國家的專家,都承認的事實。

不知過去,即是昧於人生。一個不懂歷史的社會,必然集體鑄造愚昧的共業,摒棄自由,最終臣服於獨裁,排斥歷史,即是排斥年齡,港女哇哩哇啦一片喧噪,連同香港二十年來,追隨「流行」,不知不覺鑄成的共業。

一群盛女,在十八歲時,不都嘲笑過二十八歲的人「老餅」?一晃眼,她們自己二十八歲了。西方國家二十八歲獨身平常,但香港的盛女滿嘴巴滿腔英語詞彙,骨子裏卻又是「女為悅己者生兒育女」的中國農村基因,沒有男人,她們抓狂了,但缺乏品味、修養、見識,一群盛女,是一堆分貝高昂的人肉噪音機,融入中國人喧噪吵鬧的「文化主流」,這樣的女人怎嫁得有質素的男人,最終只有錢錢錢、樓樓樓了,沒人要,好可憐呀。

盧峯: 「惡搞」自由不容剝奪




香港還沒有產生像安迪華荷( Andy Warhol)般的藝術家,甚至未有合適的土壤培育出一個半個安迪華荷。香港有的是可以把安迪華荷送進監牢的惡法,香港有的是可以令安迪華荷之類的藝術家永遠消失的牢籠。

說的是被網民、文化人、創作人狠批的「網絡 23條」惡法,說的是那條特區政府力爭在本立法年度前完成的《 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自從特區政府提出條例草案以來,網上世界固然大力反對,重視言論自由珍惜言論空間的團體及市民同樣群起聲討。對他們來說,新法例名義上是要保護創作人,實質上只是為版權收費組織謀取巨利開路。更糟的是法例將大大收窄網上的言論及表達自由空間,令不管是創作人或一般網民提心吊膽,被迫噤聲及放棄「二次創作」或惡搞。我們認為,網民及創作人的憂慮絕不是過慮,而是有根有據,合情合理的。立法會議員理應充份諮詢,澄清疑慮,消除法例的殺傷力再進行立法,以免令生氣勃勃,創意爆棚的網上世界變成一片死寂,以免香港的言論空間變得比金絲雀籠還要小。

事實上政府的立法建議相當嚴苛。根據有關建議,市民、網民或創作人在網上「惡搞」的作品例如改圖、改歌詞、改影片片段……等都可能被視為侵權行為,都可能是刑事罪行,被政府檢控,罰款及坐牢。換言之,前一陣子特首選舉期間那些利用電影海報、劇集片段、名畫挖苦嘲諷唐英年、梁振英的作品都有可能被視為違法,作者則被追究刑事責任。面對這樣的威脅,網民、市民在「惡搞」或「二次創作」前怎會不多想幾遍,甚至乾脆放棄創作以避禍呢?香港的創作言論空間,怎會不因此而大幅收窄呢?

更可怕的是,新法例不僅追究二次創作的網民,把有關創作在網上跟他分享同樣可能會墮入法網。例如有其他人在網民的 facebook、 Twitter、微博、網誌發表被視為侵權的物品的話,有關網民也有可能受牽連,與侵權者同罪。這樣下來,「惡搞」或二次創作成了類似封建時代株連九族的大罪,不單創作的人受罰,轉發的人受罰,甚至無辜在 facebook接收了的人也將受罰。還有比這更不合理、更荒謬的立法建議嗎?

其實,「惡搞」、二次創作或把作品改編本身也是創作的一種,有的時候它們的藝術人文價值可以跟原創作品相提並論,若是安迪華荷之類的高手更可以青出於藍,化腐朽為神奇。即使是一般市民、網民也時有神來之筆,用「惡搞」揭破政客官員的虛偽嘴臉,教看的萬千民眾拍手叫好。曾特首搞政改時的「起錨」口號被改成「超錯」就是很好的例子。即使特區政府認為有需要保護原創作品,保護知識產權,也應該把「惡搞」或二次創作列入豁免範圍,讓法例在保護產權之餘也不至於窒礙創作自由與空間。

隨着中聯辦越來越高調干預香港事務,隨着政治經濟利益勾結越來越嚴重,香港市民發聲的空間與機會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假若連網上世界也變成鳥籠,連「惡搞」也成了刑事罪行,市民將會失去最後的一支咪,將會變得有口難言,有寃無路訴。

吳志森: 梁朝的紅二代與政府黨




有共青團背景的候任特首辦新成員,還未取得永久居民資格,就名正言順的領取香港納稅人俸祿,成為本報的 A1頭條。這宗嚇人的新聞,我預言,再過一兩年,肯定上不了 A1,甚至上不了港聞;因為這種情況,會多如牛毛,大家見怪不怪。越來越多紅色背景的人加入特區政府,看來已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這位陳小姐還差幾個月就可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如果早已經住滿七年,就像那位中聯辦官員華麗轉身成為民選區議員一樣,你們這些「反動」評論還有藉口說三道四嗎?

像陳小姐這種背景的人獲委以重任,不會是第一個,更絕不是最後一個。早前有報道說梁振英有意在政治助理這個骨節下工夫,打開缺口,準備全面染紅特區政府。
回歸後,特區政府仍然由港英時期的公務員把持,董建華引入問責制,企圖打破這個局面,但徹底失敗。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掌權,公務員黨控制大局的情況更是變本加厲。

梁振英要駕馭公務員黨,第一項工作,就是要好好利用政治助理這個職位。梁振英計劃將政治助理一拆為三,減人工聘請約四十人,加入各政策局工作。如果政助尖子表現出眾,五年後可升任副局長,然後再升局長。有潛質者經過刻意培養,增加曝光,做出成績,再過若干年,就可參選特首。梁振英當年所走的,正正就是這條路。

梁振英的眼界,不只是自己任期的一屆兩屆,而是有更重要的任務在身,要建立名符其實的政府黨。四十政助加入特區政府,就是政府黨的重要組成部份,要確保香港這個江山,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裏。

人才哪裏來?大家不用擔心,民建聯已急不及待報名,為梁政府輸送人才,工聯會有三十萬會員,人才也多的是。用內地一貫的思維方式,來自紅色家庭的太子黨官二代,是忠誠可靠的接班人,把紅色政權交給他們,老革命家就可以放心,確保江山永遠不會變色。

香港也有不少來自傳統左派家庭的紅二代、紅三代,用同樣的思路,他們理所當然也是忠誠可靠的接班人,把特區江山交給他們,也會令阿爺萬二分放心。讓香港的紅二代、紅三代擔任政助,在各政府崗位上進行歷練,假以時日必成大器,出任更高要職,更重要的是,掌握政府運作,由真正的政府黨,完全取代公務員黨對權力和程序的壟斷局面。

紅二代、紅三代不一定來自本地,也可以是內地幹部的後代,他們通過合法途徑移民香港,利用各種人脈進入大機構任職,把履歷「省」得閃閃發光,七年後取得永久居民身份,名正言順被招攬進入政府擔任要職,一路晉升,成為可以交託的接班人。特區政府染紅不是今日開始,局長副局長已有不少紅色背景的人才。但全面染紅,始自梁朝時代,各位港人,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林和立: 周永康為何獲免死狀



操控大陸公、檢、法兼情報系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與薄熙來沆瀣一氣,不但共吃大茶飯、同泡「公共情婦」,而且周更一度密謀搞「準政變」幫小薄竊取王儲習近平的未來總書記寶座。薄在三月十五號被剝奪重慶書記位置後,老周有十天左右沒有露面,海外傳出這位滿手鮮血的「政法沙皇」可能已被由胡錦濤親自指揮的中南海保衞局特警擒拿。但近幾星期老周又再在媒體亮相,而且還與部下大談「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為十八大維穩工作把好關」等官話。

操控着公安與情治系統

北京的最新消息是,老周作了「自我批評」並向胡總效忠後,胡、溫與小習已同意不追究這老狐狸,讓他在「十八大」後靜靜退休。表面的原因是鄧小平在六四屠城後定下的黨規,即「刑不上政治局常委」;意思是中共因為天安門事件與眾多貪污大案已失去民心,假如連政治局常委也被收監的話,整個中共的威信會蕩然無存。「政治局常委免死」的另一原因是此乃黨內最高權力俱樂部的「特殊福利」,幹部赴湯蹈火甚至出賣良心才可以爬到常委這頂峯,絕對有權享有等同當年帝皇的「免責」特權!

但胡、溫選擇不幹掉老周的最主要原因是,第一,周通過操控公安與情治系統掌握了不少可以威脅胡溫的黑材料;第二,政法系統自二○○八年後大肆擴張,在全國的權力可媲美解放軍。眾所周知,胡溫的近親都在經商,而且他們都利用過硬的政治關係大發其財。薄案中的一個關鍵人物,大連實德集團老總徐明據說跟溫總的夫人亦有生意往來。老周假如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一定會毫不猶豫把這些黑材料曝光。

胡溫二人不想去得太盡

最關鍵的是,政法系統近年利用高層「穩定壓倒一切」的心理成功爭取到超額經費,維穩開支連續兩年超過解放軍的預算,包括公安、特務等「專政」部門已成為全國黨政機關裏面最有實權、油水最多的獨立王國。政法部門在地方政權架構的權力亦不斷膨脹。例如各省市的政法書記的排名越來越高,在很多省與直轄市政法書記的地位僅次於省、市委書記與省、市長。看來中共正重蹈當年蘇聯時代「KGB治國」的覆轍。在這種氛圍下,雖然胡、溫對周永康一直有戒心,但為了穩定與和諧,一向欠缺大刀闊斧精神的胡與溫都不想去得太盡,結果是他們同意放老周一馬,把精力集中在確保「十八大」後的政法委書記是個「信得過的自己友」。
看似撲朔迷離的薄熙來案引證了一個異常簡單的道理,在沒有任何權力制衡下,整個統治階層沉淪的速度快得驚人。高幹權貴們互相包庇、朋比為奸;中共高層已異化為類似黑社會的組織。每天飽受魚肉的老百姓正活在水深火熱中,而且翻身之日遙遙無期!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Esther Dyson: Markets of Magical Thinking



KAZAN – Americans are great believers in the value of entrepreneurs and small business. That faith underlies the JOBS (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 a new law that will make it easier for small companies to raise money and bypass the regulatory “friction” that firms encounter when they go public. The law assumes that people who can't find jobs may be able to find investors instead, and that small companies will be able to get the financing they need to grow bigger and hire more people. Angel investors, friends, and family will boldly go where banks may fear to tread.

The JOBS Act is an extreme example of Americans’ belief in people’s essential goodness, and everyone’s right to self-fulfillment. Every entrepreneur should be entitled to raise funding from willing investors. It is a uniquely American approach, and capitalistic in the best sense of the word, for it encourages (and democratizes) investment, rather than fueling consumption.

Small (under $1 billion) companies can raise money directly from small investors in a formalization of the “crowdfunding” approach, whereby a project’s principals post their plans on a Web site and ask for money, essentially opening up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 market. The theory underlying the law is that a new set of accredited third-party marketplaces, rather than the overburdened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which missed Bernie Madoff’s monster Ponzi scheme), will ensure that entrepreneurs tell the truth, and that investors know what they are buying. (Of course, that begs the question of how thoroughly vetted and reliable those third-party marketplaces and their vetting systems will be.)

While this initiative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countries are wondering how to jumpstart their own entrepreneurial sectors, and may be tempted to follow America’s lead. So why do I hope that they resist that temptation?

Unfortunately, the JOBS Act is as likely to be successful as the US government’s earlier attempts to ensure that American families could buy their own homes. Low down payments, deferred interest, and other enticements made it attractive for people to buy their own homes (or to speculate with second homes) whether they could afford to or not.

Mortgage brokers were happy to get in on the act. Some were driven by an honest mission to expand property ownership; others were driven by greed. Some knew that the people to whom they were selling houses could not afford it; others simply did not want to know. Some played by the rules; others forged documents. The banks that originated mortgage loans sold their portfolios to investors who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they were buying. 

In the same way, the JOBS Act will ease life for some deserving people – and most likely attract many more who are less deserving. The new system will attract scam artists and promoters who will encourage unsuitable companies to seek investment and oversell the companies to individuals who can't afford to lose the money that they invest.

I wish I had more faith in the system, but the problem is not a lack of good people, good investors, or good entrepreneurs. The problem is that, without regulation, bad people take advantage of the good ones. While regulation and restrictions may hamper small business, not all regulation and restrictions are useless.
Yes, there are some wonderful, honest companies that deserve investment and can’t get it, but they are not that common. I see a lot of start-ups. Many are appealing and have good ideas, yet most of them fail. Now the quality of even the honest start-ups is likely to decline as more of them are established, and they will spend more of other people’s money before failing.
For example, with more start-ups, it will be even harder for each of them to find management talent and the right employees. Indeed, many people whom an entrepreneur might have hired will probably become CEOs of competing start-ups. Meanwhile, all of them will be competing for a finite number of customers, and those companies that make progress will then have to compete for scarcer scale-up capital.
Many investors in these startups are likely to lose their money. Even under the current system, many angel investors lose money. The best route to success in angel investing is to invest in, say, ten or more separate companies, so that you have the chance of at least one big winner. But, again, a broader investor pool is likely to reduce the average number of investments per investor, with inadequate diversification leading to many more losers than winners.
The faith that drives the JOBS Act is the same magical thinking that drives many Internet phenomena: people are good and everyone means well. But the Internet’s easy accessibility and low entry barriers have led to spam and malware and bad behavior; each new service starts out “clean,” but then ends up requiring its own regulations.
Just ask eBay, Google, or Facebook how much they spend on security, fraud detection, and the like. They don’t want to tell you, which says a lot. As on the Internet, so in real life: sometimes friction has a purpose.

Esther Dyson i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ntrepreneurs focusing on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As Chairwoman of EDventure Holdings, she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analysis of these technologies’ impact on business, privacy, security, creativity, and politics. She has served as a board member or early investor in numerous startups, including Cygnus Solutions, Flickr, del.icio.us, ZEDO, Medstory, and Medspace, and currently focuses on startups related to medical technology, aviation, and space travel.

Joschka Fischer: Chinese Values? / 中國價值觀?




BERLIN – There can be little reasonable doubt today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ll dominate the wor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ountry’s rapid economic growth, strategic potential, huge internal market, and enormous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ts massive military buildup, will see to that. This means that,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erms, we are entering a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century.

Lest we forget, the outcome for the world would have been far worse if China’s ascent had failed. But what will this world look like? We can foresee the power that will shape its geopolitics, but what values will underlie the exercise of that power?

The official policy of “Four Modernizations” (industrial, agricultural, military, and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that has underpinned China’s rise since the late 1970’s has failed to provide an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because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 is still missing. Indee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faces massive opposition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has no interest in surrendering its monopoly of power. Moreover, the transition to a pluralist system that channels, rather than suppresses, political conflict would indeed be risky, though the risk will grow the longer one-party rule (and the endemic corruption that accompanies it) persists.

Ideologically, Chinese leadership’s rej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s based on the contention that these supposedly universal values are a mere stalking horse for Western interests, and that repudiating them should thus be viewed as a matter of self-respect. China will never again submit to the West militarily, so it should not submit to the West normatively either.

And here we return to the concept of “Asian values,” originally developed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But until this day, three decades later, its meaning remains unclear. Essentially, the concept has served to justify collectivist-authoritarian rule by aligning it with local tradition and culture, with autonomy defined in terms of otherness – that is,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West and its values. Thus, “Asian values” are not universal norms, but rather a self-preservation strategy harnessed to identity politics.

Give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olonialism in Asia, the desire to maintain a distinct identity is both legitimate and understandable, as is the belief in many Asian countries – first and foremost China – that the time has come to settle old scores. But the effort to preserve one’s power, the need for a distinct “Asian” identity, and the desire to settle historical scores will not solve the normative question raised by China’s emergence as the century’s dominant power.

How that question is answered is cruci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 will determine the character of a global power, and thus how it deals with other, weaker countries. A state becomes a world power when it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potential give it global reach. And, as a rule, such states then try to safeguard their interests by imposing their predominance (hegemony), which is a recipe for dangerous conflict if based on coercion rather than cooperation.

The world’s acclimation to a global hegemonic structure – in which world powers guarantee an international order – survived the Cold War. The Soviet Union wasn’t ideologically anti-Western, because Communism and Socialism were Western inventions, but it was anti-Western in political terms. And it failed not only for economic reasons, but also because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behavior was based on compulsion, not consent.

By contrast,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odel, and that of the West, with its individual rights and open society, proved to be its sharpest weapon in the Cold War. The US prevailed not because of its military superiority, but because of its soft power, and because its hegemony was based not on coercion (though there was some of that, too), but largely on consent.

Which path will China choose? While China will not change its ancient and admirable civilization, it owes its re-emergence to its embrace of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model of modernization – the huge achievement of Deng Xiaoping, who put the country on its current path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ago. But the decisive question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remains unanswered.

Clearly,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ometimes pure power, play a part in how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apply values like human rights, the rule of law, democracy, and pluralism. But these values are not mere ideological window dressing for Western interests; in fact, they are not that to any significant extent. They are indeed universal, and all the more so in an era of comprehensive globaliz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Asia – and of China, in particular –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universal set of values is not yet foreseeable, but it will surely come if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leads to China’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China’s course as a world power will be determined to a significant extent by the way it confronts this question.


Joschka Fischer was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and Vice Chancellor from 1998-2005, a term marked by his strong defense of Germany’s participation in NATO’s intervention in Kosovo in 1999, followed by his strong opposition to the war in Iraq. Fischer entered electoral politics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anti-establishment protests of the 1960’s and 1970’s, and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erman Green Party, which he led for nearly two decades.


中國價值觀?

柏林——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在21世紀主導整個世界已沒有多大存疑。該國高速的經濟增長,戰略潛力,龐大的國內市場以及對基礎設施,教育和科研的巨額投資,還有大規模軍備建設都確保這一事實。無論在政治和經濟,我們正進入一個東亞和東南亞的世紀。

我們切勿忘記,如果中國沒有成功崛起,這個世界肯定更糟糕。但如今這個世界又是怎麼樣?可以預期這股勢力將塑造自己的地緣政治格局,但在這些勢力行使的背後是一種什麼樣的價值觀?

於1970年代後期以來為中國崛起打下基礎的“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軍事和科學技術)政策並不能提供答案,因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的崛起以及法治——依然缺乏。事實上,政治現代化進程遭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極力反對,因為他們根本不想放棄權力的壟斷。此外,轉型到一個多黨(而非專制)政治, 疏導而非壓制衝突, 本身也充滿風險,然而一黨制(以及附之而來的內部腐敗)繼續統治亦會增加風險。

在意識形態上,中國領導層對人權,民主和法治這類事物的抵制是認為這些普世價值是西方為利益而巧立名目的藉口,因此對這些事物的否定也應該被視為一種自尊之舉。既然中國已經不會再屈服於西方軍事力量之下,因此也不能再度就範於西方的標準。

現在讓我們回到這個起源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亞洲價值觀”概念。但時至該概念提出整整30年後的今日,其意義依然不清。從本質上,這一概念是為了確立集體專制主義統治是糅合當地傳統和文化,而自治則被定義為是一種不一樣的東西,一種與西方及其價值觀完全不相同的事物。因此,“亞洲價值”並不是普世規範,而是一種緊扣於身份認同政治的自保策略。

考慮到西方在亞洲的殖民歷史,這種希望保持獨特身份的意願合情合理,對許多亞洲國家, 尤其是中國, 現在是時候算一下舊賬了。但企圖維護自身實力,營造獨特“亞洲”身份以及渴求清算歷史舊賬都不能解決由中國崛起成為本世紀支配力量所帶來的規範問題。

而這個問題的答案極端重要,因為它將決定一個世界強國的特性,並以此決定它將如何與那些比它弱小的國家相處。一個國家成為世界強國是由於它的戰略重要性和潛力無遠弗屆。而一般來說,這類國家隨後將加強其對弱小國家的支配(霸權主義)來維護自身利益,此舉若基於威迫而非合作的話,實是產生危險衝突的方程式。

世界對一個全球霸權架構的順從, 一個由世界強國維護的國際秩序在冷戰後幸存了下來。蘇聯並非在意識形態上反對西方,因為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其實都是源自西方,但它在政治層面上卻反西方。其崩潰並不僅僅是由於經濟原因,更因為它國內外的行為都是出於威逼而非協同。

相比之下,美國(以及西方)的經濟和政治模式,及其對個人權利和公開社會的倡導,成為了冷戰中最有力的武器。美國的獲勝並不來自其軍事優勢,而是出自其軟實力,出自其支配地位並不是來自於威脅強迫(雖然某些時候也有類似情況出現)而大致上是基於協同。

那麼中國會選擇哪條道路呢?中國一方面沒有更換其令人敬仰的古老文明,另一方面也因為採取了西方現代化模式而重新崛起, 這正是鄧小平的豐功偉績,30多年前讓中國走上了這條道路。但政治現代化的關鍵問題依然沒有答案。

明顯地國家利益以及其他純粹權力的行為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推行人權、法治,民主和多黨制過程中會計算其中, 但這些價值觀不僅是西方利益的門面粉飾﹔而其功用事實上並沒有那麼收效。它們就是一種普世的東西﹔尤其是在這個廣泛全球化的時代。

我們無法預計亞洲, 尤其是中國將對這一整套價值觀有什麼貢獻,但當“第五個現代化”為中國帶來政治轉型的話, 必將貢獻良多。中國晉身成為世界強國的進程將取決於它如何面對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