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4月15日星期日

曹二寶喝罵:明天搞你老闆 次日報章爆富豪款待曾蔭權




《特稿》

中聯辦前研究部部長曹二寶,為阻政府公開梁振英涉西九漏報利益文件,曾大罵特首辦主任梁卓偉,有立法會議員透露,原來曹更曾直踩特首辦,要政府在西九事件中「收手」,甚至揚言:「明天就搞你們的老闆(曾蔭權)!」該議員曾向相關特首辦官員查詢,對方「默認」有關傳聞屬實。

本報曾報道時任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曾於跑馬地山光道馬會會所中菜廳與梁卓偉晚飯,席間曹二寶「言論激烈、態度囂張」,指罵梁處理梁振英涉西九漏報利益事件。事後特首辦及中聯辦未有否認。

促港府收手西九不果

有立法會議員透露,曹指罵梁卓偉只是故事的「下集」,原來政府首度發聲明,確認梁涉漏報利益後,曹二寶曾親自前往特首辦,與相關官員見面,講明要求特區政府就西九事件「收手」,後來雙方談判破裂,曹即勃然大怒,更即場拍枱大罵在場官員,揚言:「明天就搞你們的老闆!」翌日就有報章爆出特首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的醜聞。該名立法會議員稱,近日他與一名知情的特首辦官員查詢有關傳聞,對方未有否認,「佢冇否認,淨係哦哦,不置可否」。該立法會議員認為對方態度等同「默認」有關事件,「真係冇咁嘅事,佢就立刻否認,唔會唔答喇!」
《蘋果》記者

英治八卦:潘潔、邱誠武升官發財大熱門

梁振英組班消息滿天飛,政圈及官場近日開始將焦點放在曾蔭權任命的一班副局長及政助身上,原本最為看好更上一層樓的特首辦主任梁卓偉,幾乎一致被視為要「執包袱」,反而之前不被看好的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以及環境局副局長潘潔,因各自與梁振英及西環有淵源,現在反成留任甚至升官發財大熱人選。

邱梁相識於微時

邱誠武出身傳媒,但甚少人知道他早在 80年代,已和梁振英及其愛將、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邵善波識於微時。話說邱誠武於 83年加入香港電台新聞部工作,只做了 13個月便放棄優差,與老友邵善波一起籌辦《焦點時事周刊》,當時邵已是北京紅人, 85年更成為《基本法》諮委會副秘書長,與後來成為諮委會的秘書長梁振英成為盟友之餘,也令邱誠武與梁交上朋友。
邱誠武與梁、邵有這樣一段關係,難怪不少官場中人笑言,既然蘇錦樑做局長也沒有問題,梁要升邱誠武做局長又何奇之有?



潘潔後面有人撐

另一可能由「棄將」變「新貴」的人,官場相信非潘潔莫屬,她工作表現有目共睹,常被議員批評「不熟書」,但盛傳她所以能成為副局長,全賴西環支持,現在西環得勢,恐怕梁未必會踢走潘潔。
早前資訊科技界傳出生產力促進局一姐麥鄧碧儀,有機會做資訊及科技局局長後,再有新名字流出,就是理大行政副校長楊偉雄。楊此前任數碼港行政總裁,成功把數碼港轉虧為盈,據說是獲梁看上原因之一。楊在台灣出生,也是新民黨顧問,主張官產學合作,與梁甚啱嘴型。

至於被視為下屆律政司司長熱門人選的翟紹唐及廖長江,昨雙雙擔任大專辯論賽評判,不過兩人均封口,不回應入閣傳聞。

英《每日電訊報》揭 官員陪同離開寓所  薄瓜瓜疑獲美保護

薄熙來之子薄瓜瓜在父母出事後人生一夕變天,被形容如同「孤兒」。英國《每日電訊報》披露他最新行蹤指,在美國時間上周四晚,薄瓜瓜被美國執法人員帶離其位於哈佛大學附近的豪華公寓,分析認為他可能已向美國申請政治庇護。不過有學者認為,薄熙來事件在中國引起極大震盪,美國若接納他的庇護要求,可能會引起中美矛盾,政治考慮十分複雜。

《每日電訊報》報道,正在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攻讀公共政策碩士的薄瓜瓜,在上周四(12日)晚上約10時被帶走的。當時薄瓜瓜身穿深色外套,拖着一個行李箱,在一名穿西裝、戴徽章的美國執法人員帶領下離開寓所,其後上了一架越野車被載走。

薄瓜瓜就讀牛津大學期間被稱為派對王子,活躍於社交場合
薄瓜瓜擁有多架名車,曾駕法拉利跑車與女性朋友約會
薄熙來(右)與谷開來雙雙被調查後,薄瓜瓜(左)變成「孤兒」。

「他看起來並不害怕」

「他看起來並不害怕,而且好像樂意跟他離開。」一名消息人士說,「很明顯他事先已知道這個安排。」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波士頓分局拒絕回應帶走薄瓜瓜的是否該局的人員,但報道指,相信該人並非波士頓本地的警員。

據悉,當時陪同薄瓜瓜的還有其一名女性朋友。該女子事前告訴大廈管理員,稍後有人到訪薄瓜瓜並留下一條地下停車場的鎖匙。女子其後再收拾了一些行李,駕着薄瓜瓜的保時捷離開。

不過,英國《泰晤士報》昨日有報道指,薄瓜瓜上周五(13日)否認他被美國執法部門「保護性扣留」,並指這些是「謠言」。 24歲的薄瓜瓜是薄熙來與第二任妻子谷開來的獨子,自父母雙雙出事後,有關薄瓜瓜去向的傳言四起。原訂在今年五月大考後畢業的薄瓜瓜,最近一段時間已沒有回校上課。

薄瓜瓜位於哈佛大學附近的豪華公寓。

「他現在成了孤兒」

一名接近薄家的消息人士說:「他現在成了孤兒。」為求自保,他可能會向美國尋求庇護,以免被遣返中國。

《每日電訊報》引述美國法律界人員指,若薄瓜瓜能證明返回中國後,可能會因父親的事件而受到迫害,便符合申請政治庇護的資格。但由於案件性質特殊。波士頓官員作出任何決定前,相信都會先請示美國移民局局長。加州大學法學院院長指:「在法律上這很簡單直接,但在政治上卻非常複雜。」也有專家說,鑑於薄熙來事件在中國引起極大震盪,華府一旦接納庇護要求,勢必引起中美之間的矛盾,影響兩國關係。

薄瓜瓜的一名好友則指,他很尊敬父親薄熙來,對祖父薄一波十分崇拜。父母出事後,他一直希望能回國幫忙。

薄瓜瓜11歲被父母送往英國哈羅公學,之後讀英國牛津大學,期間荒廢學業,一度被迫停學。最後,他轉往美國哈佛大學修讀碩士,兩年的學費達9萬美元(約70萬港元),其租住的豪華公寓每月租金約2.3萬港元。哈佛大學拒絕評論薄瓜瓜的學業情況及學費來源。
《蘋果》記者

薄瓜瓜小檔案

出生日期:1987年12月17日
籍貫:山西
家庭背景:
•祖父為中共已故元老薄一波;父親薄熙來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等高職,後因嚴重違紀違法被撤去所有職務,並被立案調查;
•母親谷開來為中共已故元勛谷景生之女,因涉嫌殺人被移送法辦。
經歷:11歲入讀英國貴族學校哈羅公學;英國牛津大學政治經濟哲學系畢業;2010年起修讀美國哈佛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

安裕周記﹕林彪.陳良宇.薄熙來



薄熙來令人想起一九七六年的四人幫被捕。我說的是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巿委書記後,大陸報刊鋪天蓋地報道重慶各區各業的學習心得,見得最多是「堅決擁護中央決定」八個字。我找到打倒四人幫後的資料,具體總結只是一句話:「我們對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完全信賴,堅決擁護。」今天再見「堅決擁護」恍如隔世,「堅決擁護」四字在改革開放後已不多見,擁護江澤民三個代表制、擁護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用的字眼是「擁護」而沒有「堅決」——用得上「堅決」,必定是只可以擁護而且必須全心全意擁護,因為缺了「堅決」,就可能動搖,一動搖,極可能是另一次巨變。

閱讀中共文字須有正向和逆向思考,這門學問博大精深,今天舉國十三億人仍都孜孜不倦在學習當中。不過,重慶巿民應該稍比全國人民好些,他們知道必須堅決擁護中央有關薄熙來的決定,因為,要剷除一個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在中共政治歷史上從來不易,不但是地方書記等於土皇帝(事實是比土皇帝更兇更大權),而是牽涉到派系鬥爭和權力的生死搏鬥,毛澤東三十九年前就做過一次很不容易的削權行動。今天人們讀到的是「堅決擁護」中共中央決定,背後實是幾十年權力鬥爭的總結,對付階級敵人,鬆手一秒仁慈一分,都要出大亂子。

上星期北京宣布薄熙來下台,世界各地主要傳媒的報道不免令人失望。說失望,是沒有一家世界級傳媒能夠早着先鞭報道薄熙來連政治局委員的銜頭也要丟;或許是中共保密到家,一字不泄出去。一九七六年拘捕四人幫,日本傳媒是第一個爆出這新聞,時日久遠,我忘了是《讀賣新聞》抑或是《朝日新聞》,反正那天香港下午出版的《工商晚報》以此為頭版標題,鉛字不夠大,索性以毛筆寫標題製版刊出。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台灣傳媒快得很,香港慢了幾拍;說失望,是海外至今沒有一個夠水平的中國問題專家點出來龍去脈。

研究中共問題不易,甚至財雄勢大的外國學者亦然,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有一套《新華日報》全版,不但要預約,而且不能拍攝複印,只能用鉛筆抄寫,今天北京中央圖書館有沒有另一套是疑問。但研究中共並非有錢便成,還要動腦筋,日本記者七十年代發明圖片權力學,從一張《人民日報》的國慶周年照片看到誰和誰缺席,再以近一段時間報章上官員名字出現次數為參數,然後到北京大學翻看紅衛兵大字報,遂得誰和誰已經被打倒,誰和誰已從牛棚出來的判斷。鄧小平七十年代初一度翻身,便是日本記者從《人民日報》字海裏讀出鄧回朝的端倪。日本傳媒和學者有先天優勢,認得漢字是強項,文革期間,日本仍有記者常駐北京,這些曾是北大清華留學生的記者和學者,擁有大量人脈,前幾年去世的慶應大學教授小島朋之便是其一。另一撥是駐京日本商務人員,四出打聽消息,記者、學者、商人交織成巨大情報網。

媒體報道令人失望

即使如此,日本傳媒在薄熙來事件依然輸得很慘,但歐美也不見出色,學者事後分析不多。按道理說,今天世局是中美爭霸,六十年代中共試驗原子彈成功,美國政府和學府馬上猛開中國研究課程,台灣留學生變成香餑餑,哈佛大學東亞系成了台灣同鄉會,香港有幾位當時進入哈佛的台灣學者,一問便知此言非虛。薄熙來事件之後,我最留意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教授(Andrew Nathan)有沒有分析面世。黎安友是哈佛大學出身的Harvard Man,由學士到博士都在哈佛完成,很罕見。美國長春藤大學聯盟,即是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等八間大學,有不成文的易子而教傳統,本科畢業,多會轉到聯盟其他大學讀研究院,黎安友是費正清(John King Fair bank)高足,十二年間在哈佛讀到博士。一九七三年,年僅二十七歲的黎安友寫出研究中共派系鬥爭的寶貴成果〈A Factionalist Model for CCP Politics〉(中國共產黨的派系主義模式),從而開創中共派系研究學派,成名至今。

中國政治史說穿就是人治歷史,雖然近年美國學者謝淑麗(Susan Shirk)指出亦有牽涉經濟因素,但派系仍是中國政治特色。黎安友在這項刊登於一九七三年一月號《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的研究劈頭指出,中共內部的派系,是以一種隨扈性質(Patron-Client Relation)的形態出現,構建成個別及私人網絡,是建築在交易基礎上的非依附關係;而這種關係,是以領導人為核心輻射出去的人際關係。他指出,中共高層曾出現以扈從關係形態為基礎的各派系,爭取權力及政策主導權。黎安友最精闢是道出派系的共生特質,是以垂直的忠誠——庇護——個人網絡為核心。

一九七六年,芝加哥大學華裔政治學者鄒讜(Tsou Tang)同樣在《中國季刊》撰文〈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CP Politics〉(中共政治中非正式團體研究緒論)。他指出,一個或多個非正式團體或其領袖的目標,是在黨內擁有優勢及主導權,摧眦其他團體或將納入旗下。鄒讜在中共派系研究再進一步,指出派系之外還有非正式團體,同樣具有巨大影響力,認為中共內部的地方黨政軍勢力集團,具官方職位及非官方職位者構成互動,對政治運作及過程造成影響。

消滅山頭地方主義

派系早在中共初生時已存在,毛澤東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雖然他是在一九六六年中共八大會議上引述陳獨秀一九二七年寫的這十六個字,可是一旦出現派系山頭,毛澤東卻絕對無法容忍,但亦無法一下子清除。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之後,毛澤東一日之間要八大軍區司令員交換職位,便是要消滅山頭和地方主義。一九七三年,林彪事件衝擊仍在,軍隊影響力有增無減,毛澤東把鄧小平調來擔任總參謀長,以「二野」在解放戰爭戰功壓住軍頭。毛澤東對軍頭變成土皇帝很不滿,想把這些地方關係砸碎,於是問鄧小平如何看法。鄧小平一言不發,把身前的茶杯和毛澤東的茶杯對調位置,毛即說「英雄所見略同」。

當時有十一大軍區,毛澤東把軍區司令員叫到北京開會,大發脾氣說軍隊治不好。這些軍頭,年資最長也只是解放戰爭年代擔任營長團長,「毛主席」三字如雷貫耳,見毛一臉慍容,哪裏敢作聲。毛澤東先宣布鄧小平當總參謀長,又煞有介事說鄧小平做人太嚴苛,要他外要做綿裏針,內要做鋼鐵公司,外柔內剛。跟着,毛澤東建議司令員唱解放軍軍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唱完之後,毛澤東說要八大軍區司令對調職任,馬上執行,只能帶十人以內的隨員到新職。毛澤東對軍隊極重視,因為他就是槍桿子裏出政權才可獨領風騷,深明槍桿子不能不管,更不能隨便交人管。文革之前,毛澤東抱着軍委主席不放便是為了兵權,而且管得具體到一連一營的調動都要他批准;文革前解放軍應在幾百萬之數,一個連才百來人,但所有調動都要由他親批。

這裏有段小插曲﹕當時王洪文已到了中央,毛澤東對王有期許,宣布調動軍區司令員後,他讓王洪文讀出調動令。按軍隊規條,司令員聽到自已名字,就要喊「到」或「有」,王洪文第一個點名的是許世友,王叫了許的名字後,許沒有回應,一臉鐵青站在一邊。周恩來機警,一看不對頭,打算取去名單一口氣把人名都念完。詎料當周恩來一喊名,司令的「到」、「有」此起彼落。周恩來是國務院總理,但也曾是軍委負責人,這一背景使得他可以在論資排輩的軍隊內來去自如。

薄熙來事件到今天都沒有一個可以令人接受並明白的說法。所謂薄妻涉嫌殺人把丈夫拖下水,明眼人一看便知這連三歲小童也不會信,堂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才二十五人,會因為這事下台?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殺了人,以今天的中共,也有辦法「處理」,不可能也沒需要政治局委員丟烏紗。剩下的派系鬥爭、路線鬥爭、經濟犯罪和擁兵自重,這四條孰真孰假,無從了解。若是派系相爭,薄熙來是太子黨,一直有傳與團派汪洋爭入政治局常委,這是事實。不過,如果真是派系鬥爭,恐怕薄熙來只是開始,因為開場便死一個政治局委員,後面要死的官只怕愈死愈大。

下台說法難接受明白

有一種說法是路線鬥爭表面看來比較接近,但唱紅打黑觸了誰的霉頭?今天中共不都也是存在着各種形態的唱紅打黑?薄熙來在重慶大搞這些極左路線,我在重慶見識過,當地衛視一整條頻道都是這些廉價的唱好共產黨,一天二十四小時,中間沒有廣告。可是,中共判處譚作人拉了艾未未懲罰趙連海,其實也是另一種形態的唱紅,更不要說網絡警察橫行了。

經濟犯罪最易入罪。上海巿委書記陳良宇未下台時,盛傳曾經拍䒷猛轟溫家寶的經濟政策,那時已有說這人闖了大禍,果不其然,陳良宇就因貪腐出事,判囚十八年。但話得說回來,今天中華大地貪腐已不是新聞,關鍵是官職多大貪錢多少。新華社報道說中紀委會調查薄熙來,陳良宇也是被中紀委調查後證據確鑿,人們猜估陳良宇涉貪至少幾十個億,到後來是「造成經濟損失三億五千萬,沒收個人財產三十萬」這些小兒科。薄熙來也是政治局委員,要貪多少才會被中紀委調查?

留下來便是匪夷所思的擁兵自重。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以至江澤民胡錦濤,四人都當過軍委主席,孫子云,「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沒有兵權沒有政治權。二○○八年汶川大地震,總理溫家寶對解放軍怒吼,維基解密引述美國大使館內部報告,解放軍對溫家寶很不滿。軍權在中共中央軍委,十二人沒有溫家寶,軍權不在手,解放軍不滿是因為制度上沒有需要向溫家寶負責,薄熙來如果和軍隊有動作,是哪一種,會是閱兵嗎?

薄熙來到底是犯了什麼事,路線鬥爭和派系之爭可能都是事實,但絕不能夠公開說白,因為一說便戳穿中共中央分裂真相,胡溫再笨也不會如此。至於擁兵自重,中共建政六十年,敢這樣做的只有林彪,《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審查報告》第三節﹕林彪下達政變手令,謀害毛澤東;薄熙來如果效法林彪下達軍事手令謀殺中央領導人,恐怕今天不會輕輕脫烏紗中紀委受查了。四去其三,只有一樣較易入罪也比較好操作,非政治化亦不那麼敏感﹕經濟貪腐。陳良宇被捕後,上海也有組織各界幹部群眾學習「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字眼做法都差不多。有此經驗,應不會太難處理薄熙來,煩只煩在王立軍薄瓜瓜到底同美國人說了些什麼。

何順文、李元莎:溫州改革試驗 金融對內開放



內地經濟改革長期以來將金融領域定作為國家基本命脈,各項改革給予綜合考慮,慎之又慎,而內地政府對於金融行業的進入管制和行業監管體系,也是內地市場化程度最低、自由度最差之一。

由此造成的金融壓抑和金融錯位,成為限制和阻礙內地經濟整體發展的瓶頸。在不改變既有的政府控制體系之下,內地也試圖在一些方面進行金融改革突破,其中一個重要方式即授權某些地方進行金融創新。

剛性需求推動金融開放

遵循這一決策的思路和發展模式,今年3月28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批准實施「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 區,即成為內地金融改革和對內開放的最新措施。而這一試驗區不同於以往的上海浦東試驗區、天津濱海新區試驗區等金融改革試驗區的主要之處,在於這一試驗區 定位於民間金融和民間資本,在金融改革之上附加了對內金融開放的使命。

溫州作為內地民營經濟和民營資本發展的代表性地域,一直是內地經濟市 場化發展的標竿。這一點也得到了是次國務院常務會議的肯定,即溫州市民營經濟發達,民間資金充裕,民間金融活躍。這些地域性經濟特點,成為這次溫州金融改 革綜合試驗區的現實基礎。而這次改革試驗區的設立,也是因應溫州近年來,產業升級不力,部分中小企業出現資金鏈斷裂和企業主出走現象嚴重──金融改革開放 成為溫州經濟發展的必然和必須走的一步。

在內地國有銀行改革上市已經全部完成,整體金融體系高度完備,國有資本具有主導地位的背景下,溫州 試驗區的設立以及相關金融改革措施的部署,向外界傳遞出內地進一步推動金融改革、建構多元化金融體系等諸多政策信號。開展金融綜合改革,切實解決溫州經濟 發展存在的突出問題,引導民間融資規範發展,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不僅對溫州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而且對內地的民營金融和民間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 探索意義。

十二點決定體制博弈

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被確定了十二項主要任務,包括:制定規範民間融資的管理辦 法,建立民間融資備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的民間融資監測體系;鼓勵和支持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制為村鎮銀行;研究開 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探索建立方便規範的直接投資管道等。其中關鍵是鼓勵和支持民間資本參與地方金融機構,和探索建立便捷的直接投資管道。

在任務實現機制方面,國務院要求浙江省和溫州市政府要高度重視,加強組織領導,積極穩妥、深入細緻地做好工作;浙江省要成立工作組具體負責實施改革方案;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要加強指導、協調和監管,隨時注意總結經驗。

在這一內地慣常的地方政府與行業監管部門主導改革的模式下,深層次的體制障礙和博弈仍為消除──溫州民間經濟的組織代表和協調機制的缺失,註定了不平等的博弈地位更加傾斜,民間利益訴求實現難免曲折。

試驗方案提出,要規範發展民間融資,制定規範民間融資的管理辦法,建立民間融資備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間融資監測體系。

這說法的背景是,去年一段時間以來,在銀行流動性趨緊的大背景下,社會大量充裕資金湧入到民間借貸市場,溫州等地的民間借貸市場尤為火爆。民間金融一方面有利於緩解企業融資難問題,但另一方面,一些利率畸高的金融拆借也導致部分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和企業主出走現象。

民間金融關鍵在寬限

發展民間金融的關鍵,則是對於行業進入的放鬆。對此,會議提出要加快發展新型金融組織,鼓勵和支援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依法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 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制為村鎮銀行。這一規定,雖然將民間資本的進入對象,限定修飾為村鎮銀行和農村 互助社,但是在內地金融行業的嚴密准入規則下,還是向外界釋放出發展草根金融支援草根經濟的強烈信號。

從更為長遠的角度而言,這一允許民間 資本進入地方金融機構的提法,是此次溫州金融改革有希望取得突破的亮點所在。因為所有的金融改革和創新必然要落實在組織機制上,現有內地國有壟斷的金融體 系下,任何金融改革和創新都將很難衝破現有組織機制的限制,這也是此次將金融改革試驗落腳到溫州的原因所在。而允許民間資本進入村鎮銀行,則為打破這一組 織機制撕開了第一個缺口。


何順文為澳門大學副校長兼教授

李元莎為美國麻省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

信報專題探討:誰謀殺了我們的小店文化?



「殺人犯為死者撰寫回憶錄!」、「向反壟斷的蟻民挑機,應該叫『尋釁時光』」,此等荒謬諷刺之言,成為facebook鏗鏘洗版、肆意惡搞的內容。

被指趕絕小商戶的領匯在facebook開設專頁推介懷舊食肆,一石激起千呎浪;領匯上市後服務街坊的歷史使命,轉變為替股東尋求最大利益,這種南轅北轍的角力,又是覆水難收。

領匯霸權是謀殺香港人尋味時光的唯一兇手嗎?筆者走訪一些街坊老店,作了一點觀察,並找專家把脈,協助小商戶自救作戰大市場。

曾幾何時,公共屋邨是最能彰顯香港精神、社區面貌的陣地,每間街坊老店都是地方的集體回憶。自從領匯包起屋邨商場管理,便改變了整個遊戲玩法,小店老闆不能只滿足於利民、享受微利過日辰的經營模式,在市場經濟的洪流中它必須增加競爭力,面對汰弱留強的殘酷現實。
領 匯被指「屠殺」小商戶,令屋邨變成「千人一臉」。如今為了粉飾太平,出書、開網提倡「尋找老字號,細味幾代情」,當然激起民憤。早前已有茶餐廳老闆死諫領 匯出賣小商戶,有經營十多年商戶被迫結業,於是熄燈罷市,社會輿論幾年來已到了口誅筆伐的瘋狂境界。如今,網民不滿領匯一邊加租趕絕,一邊緬懷小商戶情懷 「貓老哭鼠」,紛紛「響應」惡搞「尋你老味」活動,細數被領匯逼走的老店血淚史,同時開放一個Google maps「領匯佔領地圖」請公眾標籤被領匯侵佔商場的位置。

地產霸權不利本土文化

有網民直指領匯是搞死本土文化的兇手,直指領匯進駐比起簡體字入侵,影響更大更深遠。領匯監察成員張文慧對領匯的公關工程反感,指「無恥虛偽的逼死老舖,再叫人去尋找老字號」。領匯每年會翻新六至七個屋邨商場,變相加租踢走小商戶,令老字號食店、雜貨店、文具舖買少見少,並倡議政府回購領匯,免小市民幫襯連鎖店,加劇壟斷霸權。

領 匯發言人回應指,樂意聆聽大家意見,但不會暫停專頁運作,更指「尋味」活動只想幫小商戶擴闊客源,不斷善用創意心思,令顧客樂於留區消費,而提升商場只為 家庭式經營的第二代能更願意繼承事業。領匯又指,小型商戶(商舖面積在一千方呎以下)在領匯的零售物業組合內一直佔重要席位,小型商戶租約數目在2011 年3月底約三千三百家,較2006年上升14%,以示領匯重視小店對社會的貢獻。

領匯接管屋邨商場,連街市都加裝冷氣,確實改善購物環境,而年年加租幅度與市場同步,在商言商,無可厚非,引起民怨只因市民還在眷戀它的歷史使命,便形成一種地產霸權的彰顯。究竟領匯是否猛於虎?筆者走訪了一些屋邨老店,有所觀察。

何 文田愛民邨是現存樓齡最老的大型公屋之一,已有三十八年歷史。筆者小時就讀於區內中學,放學後幾乎每天都流連愛民商場,如今重遊舊地,面目全非。麻雀雖 小、五贓俱全的小雜貨店絕迹(當時雜貨店老闆還是不少學生的「人生教練」);地標之一的大型文具店愛文閣也瀕臨搬店,大舖變細舖,將瑟縮於商場末端的小角 落,文具店是當年學生們shopping的名店也;當年「愛民邨Amigo」叫麗斯餐廳,早已被大快活取代了。

親切問候變冷漠一「嘟」

昔日小店各自各精采,和諧經營,今日幾間店打通成一大型連鎖店,進佔生活每部分,收銀員不再是老街坊,付款時沒有了親切問候,只有冷漠的「嘟」一聲。

愛民邨店舖不再愛民。

商場到處都圍了裝修木板,其中一個較大打通單位據說會開設保齡球場,街坊擔心會吸引外來滋事分子破壞社區寧靜,找區議員反對無果。在商言商,蟻民怎能螳臂當車?

不變的,是寥寥無幾包括神秘的巴黎禮品、東尼髮廊,還有以「平、快、正」俘虜學生心的天馬快餐店,商場翻新數次,此店還是保留三十四年前原貌,連鎮守收銀櫃的姜姐也一直沒離開過,廚師們也會跟食客閒聊,儼如《香港八X》的銀禧小食店。

「聽說這裏會開稻香,係就慘!」店員甲說。

「業務性質不同,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店員乙回應。

「多三家食肆就等於多三個競爭對手,而且大財團承受得起貴租,如果我們被大加租,老闆隨時做不下去呢!」店員甲猶如分析員在權衡風險。

再聽下去,發展原是硬道理,原來也是催命符。「地鐵沿線」是新樓售樓書中最顯眼的四個大字,對街坊老店而言,卻被視為「牛鬼蛇神」。

「以前自成一角,第時有了地鐵,租金自然有藉口大加特加啦,商場又變天了!」收銀姐姐感嘆道,小店無疑在倒數存活時光。

在商場二樓開了三十八年的上海理髮點華安髮型屋,也面臨搬舖的命運。

「加租加得很興奮。」問對領匯的觀感,髮型屋陳老闆苦笑:「我估計加租只是起步,好戲還在後頭。」

陳老闆感嘆道,若留在原址刻苦經營,恐怕負擔不起「估計」會飆升的租金,惟有接受搬舖現實。新舖面積比現在少三分之一,但租金卻加到每月3萬多元。不過,租金並非老字號唯一殺手。

「最低工資才攞命。」陳老闆強調。新店5月開張,雖然店面細了,但陳老闆不但沒有裁員計劃,還準備招兵買馬。

「做生意絕不可以縮沙!」陳老闆鏗鏘吐出他的營商領悟,一副勇往直前的模樣,這就是近年已淡化的香港精神。

根據資料,領匯於2010/11年度和2011/12年度加租幅度分別是7.2%和4.3%,平均每月每方呎租金為34.2元,在市場加幅算是温和,但小店一時間未必能承受其他突如其來的成本大增,但最大問題來自市場轉變。

小老闆做生意不能退縮

訕笑、惡搞、批評等負面抗議很容易,小店食腦自救,或許是較有建設性的應對。

有品牌醫生之稱的MCL品牌顧問創辦人吳秋全認為,「價廉物美」之外,小店必須拓展和鞏固自己品牌、發揮優勢,例如引入科技與藝術等元素,都能救活僵化的老店,延續光輝歲月。

「很多小店老店之死,來自『think small』。按他們的思想,『寶號』就等於食老本,掘了第一桶金就不捨得投資或思考改進,又漠視市場轉變不接受新產品,結果做了幾十年都要結業,實在很可惜。」吳秋全如是說。

屋邨經營一向以薄利多銷、利民為本,突然面對市場轉變招架不來在所難免,但在大市場打拚半世紀的大街老店,見識過風浪高低潮,是否又能練就金身、揚帆向前?

位於佐敦的舊式老店醉瓊樓,已有五十二年歷史,筆者向老闆道明來意,他婉拒採訪,但又忍不住侃侃而言:「對唔住,我賺大錢先接受採訪啦,家生意難做呀!」我問他經營困難是否在於租金飆升?他不置可否。「唉!金漆招牌都無用,人家不會因為你開咗五十二年就幫襯。」

原來,醉瓊樓一租幾層,但食客喜愛轉變,昔日主要是雀局招徠的二三樓,因雀友大減但租約還剩三年才到期,老闆很多時被迫將其丟空節約成本。

城市發展,誰也擋不了,吳秋全指,與時並進,是營商者必須堅信的真理,小店老店不能墨守成規。他指,一般小店夢寐以求的「廣告效應」在沒有策略部署底下可能是催命符,令企業內品和外品失衡甚至崩潰。

他 指有一香港小店因食材新鮮,製法獨特,一直生意興隆,來客不斷。小本經營也街知巷聞,引起了著名的飲食評論家的注意,為它撰寫專欄。這本是美事一樁,只是 專欄發表後,立刻引來大批顧客慕名而至。因食肆輸送量有限,加上舖頭空間狹小和人手不足,最終小舖完全應付不了突如其來的顧客需求,反引來業主加租。苦撐 月餘,幾經傷痛,老闆終於決定關門大吉。

「品牌與廣告有別,是一道易學難精的學問,有企業家窮一身經歷仍然捉不到品牌。建造品牌無疑是投資 未來;形同第二次創業,它是科學和藝術的結晶體,兩者二合為一,才是最佳上品。品牌工程是科學又是藝術,最重要是決策人必須在各式各樣的生活方式和喜好中 抉擇,所以小店都要緊貼市場,是產品與服務心思縝密的結果,同時也必須有風格和個性。」他指,大班月餅、西貢滿記也是小本經營並敢於改革的成功例子。

他認為,建造品牌是投資未來,形同第二次創業。「一家企業像人一樣,有生老病死周期。多則五十年,少則二十年,在成長過程中必經歷很多起伏、得失,才能茁壯成長,要保持生命氣息才能長久經營。」

「懷舊」不能當飯食,但發展也不能剷除本土價值,在商業與情懷這兩者角力之間,小店總能透過靈活走位、自強增值找到生存的空間,縱使狹窄,還是可以承傳下來。

 
林茵:關於領匯,我們是這樣中伏的

周五黃昏,我跟權哥坐在領匯龍頭樂富廣場的麥當勞裏,權哥翻覑《我們的尋味時光》小書,看領匯怎樣教人「尋訪隱世老字號、細味屋鸷幾代情」,他便說起附近一帶已消失或將被消滅的老茶樓、舊餐廳,從前的好日子,今日的物價暴漲與一式一樣,然後對這本小書總結一句﹕「貓哭老鼠」。

權哥今年六十五歲,二○○七年他在鑽石山鳳德商場經營十七年的龍記百貨,被領匯天價租金逼迫結業,唯有轉行做個朝五晚五的士司機;幾年後的這天,樂 富麥當勞裏仍遇到熟客揚手招呼他﹕「你咪係龍記?」同鸷有賣朱義盛的商戶被迫搬到深水營業,憤言「一世都不想再返回領匯的地方﹗」舊街坊還是老遠前去探 望光顧。人情常在,但都跟領匯無關。

盧少蘭司法覆核阻領匯上市

權哥憶述,二十多年前他原在慈雲山公屋開店,舊鸷要拆,房署有賠償金,安排搬到新舖還免租兩個月,「那時鳳德商場公開招標,列好各個民生行業要有多少間舖,舖位的尺寸、底價,我們覺得付得起多少舖租就投標,公平競爭的。 有商戶投得位置不好,房署職員叫佢畀心機,做耐鱓會回本鮁,佢懐望你好,唔係望你衰。領匯就不同,二○○七年我舊約滿,有經理來談,不准錄音,不准第三者 陪同,他說有人要出三萬元租你個舖,是真是假我不會知道,原本租金才萬多元。有的商戶說要跟其他股東商量,領匯的人就說『你要諗我就租畀第二個喇』,都唔 畀機會你考慮周轉,總之要趕人走。」

見識過領匯的惡,權哥再揭覑《尋味時光》,細看一張張老商戶的笑臉,「佢懐仲做緊,唯有配合宣傳啦,肯定都是敢怒不敢言。」「不過你懐再鬧佢,佢應該都係無動於中。」

數小時後,新聞報道領匯決定提早終止旗下商場的「尋味時光」推廣活動,以免「對社會和諧帶來影響」。社交網絡上恥笑聲四起,「唔知領匯幾時決定終止自己?」「為免影響社會和諧,好減租啦!」

權哥這類小商戶的苦處,今日大家都懂,大家都站在小店老店的一邊;七年前籌備上市時,有多少人想像過今天的局面?翻看○四年底舊報道,公屋商戶團體 早就提出過領匯會大幅加租,連帶抬高物價、影響民生、被迫結業等顧慮,然而這些聲音,卻幾乎被人人有份抽新股、買領匯穩賺的高亢情緒完全掩蓋,大部分議員 和媒體沒有將此視作討論焦點。鄭經翰幫助盧少蘭婆婆提出司法覆核,力阻領匯上市,長毛、陳偉業、陶君行聲援,紛被指為「幕後黑手」、「阻人發達」,面對○五年元旦大遊行的無情撻伐和語言暴力。

領匯上市年多問題陸續出現

反對派無力回天,○五底領匯再度籌措上市,陶君行等人成立「領匯監察」,主席陳寶瑩還記得,「那時鄭大班被改名為鄭大奸,陶君行、社工張文慧(捍衛 基層住屋權益聯盟)等協助居民上訴,被起底批鬥;盧婆婆被一大群記者圍攻,又話佢有精神病,唯有日夜關門關窗。整個社會輿論都是這樣,好多人聽信領匯應承 改善商場、提升人流、不會亂加租。但上市後一年幾,問題就陸續出現。」

時移勢易,領匯「尋味時光」引起公憤,網民找回當年鄭經翰、陳偉業在立法會提出要求擱置領匯私有化議案的投票結果瘋傳;昔日的亂港議員、幕後黑手被捧為香港良心,「民建聯最無恥」、「班大狀怎麼棄權了」、「民主黨出賣港人又一例證」,捉鬼之聲再次此起彼落。民主黨、公民黨近年促請政府回購領匯,何俊仁對公眾承認該黨當時判斷錯誤,對此深表遺憾及歉意。

領匯上市減房委會財赤?

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當年是房委會屬下投資小組主席,大力支持領匯上市。單日前接受訪問時表示,難以用今日情去評論當年的決定。他重提當年房委會 的財政有多糟糕,「公屋建一間蝕一間,一直依賴賣居屋才能收支平衡,但孫九招救市的決定要停建停售居屋,那麼興建和維修公屋的開支,眼見就要令房委會出現 財赤,而當時政府已經連年出現幾百億赤字,又要加稅、又要發債,機管局、鐵路都在考慮變賣,挽救財政危機。今日大家見政府好多盈餘,那是後來有了自由行、 CEPA等等,但當年大家不知道經濟幾時會好轉的。」

「支持上市是我基於當時已有的資料所做的最佳決定,我對得住自己良心。歷史不能演習兩次讓你去比較。如果當年沒有將資產私有化,然後一直赤字呢?那 就會影響興建公屋的進度。我不只是考慮公屋住戶,還有那些未上到公屋的人,希望上市有了資金建屋可以令他們更快上樓。」但後來輪候公屋的時間都沒有縮短 啊?「以那時的環境,能夠維持不減慢已經很好;沒有上市的話,說不定比現在再要輪得更久,那大家又會不會指摘我們好去阻住領匯上市呢?」單仲偕認為,當年 雖有一群人出來反對領匯上市,但也有多達五十萬人認購新股,還有很多沒表態的市民,「那些贊成的民意,我也是要考慮的。」

當年輿論忽略商戶加租壓力

今天市民一片罵聲要求回購領匯,單仲偕的立場較有保留。「領匯租貴,但租金加幅跟其他商場比是否特別高?連鎖店壟斷,在領匯以外好多地方都出現,是否完全是領匯的問題?」但市民認為政府有責任提供比市值低的租金,維護基層和小企業生計啊,「那是否要資助人做生意?視乎你怎樣看政府角色,是不是衣食住行都需要包辦?那隧道、巴士、電力公司是否都要買回來?對於公屋居民,政府可以研究綜援金額是否夠用,需要時調整。領匯現在已經600幾億市值,有些事情未必是回購可以解決到,政府應該介入幾深,沒有絕對正確答案,大家辯論纒啦。」

回購一間這麼大的公司,的確需要更多討論;但當年研究上市時,為何幾乎不見有從政府責任、社會倫理的角度討論公共資產私有化?鄭大班回顧當年,撰文 指控「本港唯利是圖的傳媒輿論幾乎一面倒支持領匯上市,圍剿反對人士」(註1)。記者請教當年有份跟進領匯上市的前輩P,他指出,當年主流傳媒的確偏重於 數字和投資角度,「一開始是斟酌估價是否合理,有沒有過高或過低、是否賤賣資產;然後有訴訟,就關心官司會否拖累投資者。商戶的加租壓力也有提,但不是主 角」。

「那時的社會氣氛跟現在很不同。持續多年的通縮下,說領匯加租會引發通脹,大家聽完也沒有太大感覺。股市剛開始谷底回升,整個民情都期待領匯可以帶 旺大市,吸引外資回流香港市場,然後經濟重回升軌,於是輿論很容易就將焦點放在這裏,然後覺得有人打官司是阻撓了一件好事。而且當時看來鄭經翰有包攬訴訟 之嫌,也令他們難以得到輿論支持。」

P指出,本地傳媒傾向報道行動多於理據,追逐事態發展,法律程序會否影響上市進度;最多分析一下雙方法律觀點,但都是想知道政府敗訴的機會大不大。 至於鄭經翰等人為什麼要反對上市、背後在堅持什麼價值,都被盧婆婆「撩牙」見記者的畫面掩蓋了,「更核心的問題是,大部分議員、記者都未能走出新自由主義 的框框,以為大市好,基層自然都會好;另外就是房委會實在管理不善,好多商場設施長期破舊不堪,大家迷信市場化私有化就可以提升效率。沒有人會從根本上質 疑,提升效率是否重於一切?這些跟民生相關的資產,是否應該標上一個價錢賣出去?大家只關心這價錢標得抵唔抵。報道充斥覑商業、價格、市場、利益、回報 率。」

每場司法覆核幾乎都注定邊緣

P認為,其實領匯上市,跟最近港珠澳大橋環 評案、外傭居留權案都有共通點──每場司法覆核,幾乎都注定是邊緣的、小眾的、逆民意而行的;因為一件事如果本來就得到很高民意支持,例如反對替補機制, 根本不用鬧到司法覆核的一關。司法覆核通常是,有一群人看到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卻無法爭取到主流民意的支持,唯有用法律手段阻止;例如港珠澳大橋案背後是 反對大白象工程,提倡環境、生態、市民健康和長遠福祉比經濟發展重要的理念;外傭居留權案涉及種族平等、人權法治的尊重。一些前進到沒法令太多人明白的價 值觀,公眾針不扎到肉不知痛,要待年月過去、代價大到所有人都留意到,昔日誰是誰非才水落石出。

三思眼前利益聆聽非主流聲音

今日大家懂得珍惜小商戶,會講基層生計與社區經濟的關係,會對領匯販賣人情味、利用街坊老店故事作宣傳而反感,其實是一種進步。但下一個議題呢?我 們學懂思考、質問了嗎?願意在眼前利益下冷靜一點,聆聽那些跟主流唱反調的人嗎?何俊仁承認當年判斷錯誤,我們不知道他心底裏是否真正明白,有一些核心問 題出了錯,還是純粹歸咎於信錯領匯和政府;但我們自己呢?當日是什麼令我們或沉默、或嘲笑、或被新股狂熱畄昏頭腦?當日議員的投票結果,看來只是追隨真實 的民意走向而已。如果我們永遠諉過他人,歷史將會不斷的重覆。

(註1)見二○一二年一月六日,《信報財經新聞》─〈那些年,他們一起支持領匯上市〉


 
王雅雋:領匯的皮鞭

敝集團參與製作的《我們的尋味時光》,我三月初看到,當時未作多想。

身為一名飲食記者,我拿起書來只看有沒有「漏網之魚」。一頁頁翻過去,一邊滿意地看到許多熟悉的面孔,一邊失望地發現此書沒有利用價值。於是,隨手將它往文件夾裏一塞,沒再想起來。

這星期的某一天,我打開電腦,赫見面書上滿壁的聲討與咒罵,方才醒覺那本書的邪惡。

過去在課堂上講「消費主義」,這不正是一個典型案例嗎?

但我如今人在江湖,底氣不足,唯有談談所見所聞。

食在香港要會算帳

和飲食業打交道日久,令我難免沾染一點勢利的習氣。平日走進食肆,環顧四周,心裏便開始算帳﹕以一碗魚蛋河(六粒魚蛋)為例,油麻地的夏銘記賣二十塊可以很好吃,但是天后的德昌賣這個價錢就不能吃了。偌大翠華連鎖店機關算盡,這碗魚蛋河非得賣到二十六塊才勉強讓人能夠下咽。

除了價格的「區位浮動」,我也關心餐桌的「轉數」。出外吃飯,有時看那餐廳一個晚上只做了一轉客,我就會忍不住替老闆叫「蝕死囉!」,惹得朋友們都嫌我俗氣。我沒辦法不操心──開在市區的食肆除非不用交租,那些每晚做一轉客的,結業簡直指日可待。

開在商場裏的門面是另一種算法。以領匯轄下商場為例(其他商場大同小異),對於月營業額在一百萬元之內的食肆,領匯收取一個固定租金,而對超過一百萬元的數額,領匯再要抽成百分之五十。租約通常以兩年為期,謂之「一年生一年死」。試想一間餐廳,打本一百萬開店(隨便買個碗都要幾塊錢呢),若要在兩年之內回本獲利,怎能不叫它把命拚上?如是者,不僅老闆親自上陣以節省人手,食物也難免天天在「吃不死人」和「貴不死人」之間走鋼絲。

我在實際工作中對飲食業有了這樣的印象,以致於每逢遇到需要交租卻不用拚命的食肆老闆,我就覺得不正常。有趣的是,我總是在屋鸷商場發現這樣的異類。

有一間位於南山鸷名叫嘉湖的家庭式小店,每日只做早午兩餐,顧客若想喝杯奶茶咖啡,還要去隔壁的茶餐廳買。它的食物雖然不算便宜,但是每一樣都做得好吃,而且味道中帶點悠閒的神韻。我最愛吃那裏的手工肉餅飯。這間小店養活一家三代十幾口人,居然每天下午三點就關門,而且暑假例必停業休息三個月。幾個成年的姊妹兄弟都住公屋,沒有發財,卻也沒有餓死,他們樂呵呵地自嘲「不思進取、好吃懶做」。

另一間是彩虹鸷的金碧酒家,東西沒什麼好吃的,勝在不趕客,本鸷許多老人家在那裏一坐就是大半天。老闆秋叔年過九十,平生最愛捐錢。想當年為了使彩虹鸷保持「歡樂滿東華」的捐款名次,他不知帶頭捐過多少錢,今天想來仍感到很過癮、很值得。秋叔開這酒家可賺過大錢,但是都捐掉了,連樓也沒買,結果他至今還住在牛池灣。隨覑屋鸷老化,金碧酒家生意不斷萎縮,到去年只好關掉點心部,而大菜早就不做了。若不是偌大地方只需四萬多租金,恐怕它十年前便已經結業。然而,望覑這殘破酒家和一大廳的老人家,我懂得了一點「優勝劣汰」之外的道理,發現「苟延殘喘」也有天真良善的一面。

人們為何針對領匯

老實說,像我這樣一個外地人,真是花了好幾年才逐漸理解香港人對於商場的感情。一個香港人,從草根到中產,除非他住在山上,否則很有可能從小便已經養成逛商場的習慣──放學後、下班後、甚至午休時間,每當感到無聊時,總有一個商場在附近。這和我小時候,放學流連小街小巷小公園的習慣差不多,只不過香港的城市地理就是大大小小的商場。

既然人們對商場這樣熟悉,如此順從它的消費環境,為何偏偏針對領匯發脾氣呢?論剝削,又一城不是一個更加嚴重的地方嗎?可是在一個香港人眼中,商場和商場真不一樣。屋鸷商場,以其低廉的租金,疏鬆的管理,不經意地為香港人保留了一道市井生活的想像空間。它固然沒有光明清香的環境,也沒有十分乾淨的廁所,但是與此同時,它亦沒有人監視每一個舖位的客流量,沒有一個迫切統一的賺錢目標。它不會每兩年就把人「優勝劣汰」一次。

今非昔比,自從有了領匯,連最不打算賺大錢的香港人也不能偷懶了,沙田盛記麵家的老闆B哥就是一例。他並不是個懶人,可盛記卻是個連覑天井的開放空間,夏天沒有冷氣,生意全靠秋冬兩季。所以,過去幾十年,B哥安貧樂道地住覑公屋,煮覑他的牛腩麵。領匯一來,盛記先是被大幅加租,進而被逼遷。後來,在社會輿論的幫助下,雖然戲劇性地被領匯留下活口,但是B哥從此不得不積極開動賺錢的腦筋,在麵檔搞起盆菜和火鍋的副業,以期應付租金壓力。

前幾天,我打電話通知B哥收看我們為盛記製作的電視節目,順便問他一句﹕「領匯為你們出書,這下應該安全了吧?」他憂心忡忡地說﹕「不知道啊……租約明年到期,領匯沒這麼早來跟我們談,怕只怕到時候要加租也就是一句話。」

那書上收錄的另一家店老闆此刻比B哥更焦慮﹕他那間有四十年歷史的漢堡店租約今年九月到期,但領匯到現在還沒有來找他談。他說﹕「因為廣告效應,生意之前旺了一陣,到時候領匯拿覑客流量數據,更有理由加我租了。」

唉,這些人,原本都是些頭腦簡單的香港人啊。我們的香港是否要把最後一個廚子都變成生意人才甘心呢?

鍾樂偉:北韓導彈試射失敗的影響



昨晨,北韓不理會國際社會勸諭,按照原定計劃,發射「光明星3號」衛星。

不過,由於發射後不到數十秒,導彈便發生故障,並且消失在雷達上,北韓遂決定在導彈發射後不到兩分鐘,立即進行自行引爆,在群山前海大概離首爾一百六十分里外的海域墜毀,並分解成數十件碎片。


北韓國家電視台在「衛星」發射後數小時,才公報發射失敗的消息,而且未有公布失敗的主要原因。鑑於北韓於2006和2009年亦曾以發射「衛星」為名,測試 其彈道導彈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以失敗告終,所以今次發射失敗,大可視為北韓的導彈能力仍然只屬試驗性質階段,未有穩定的能力確保導彈能夠攜帶核彈頭按照 計劃進行發射。

發射失敗 影響輕微

今次北韓未能按照原定計劃把「衛星」送上太空,而且火箭早在第一階段後便已失去控制和聯絡,並要提早進行自行引爆;外間一直揣測,發射失敗對金正恩治下的國家面子將會造成負面影響,且會左右其接任當中最重要的「國防委員長」一職。

不過,金正恩的權力接班在國內一直都在多重保護下進行,挑戰力量早已在部署中給一一剷除,所以在接班的過程中,會按照「最高人民軍統帥—勞動黨第一書記—國防委員會委員長」的模式下達成「黨、政、軍」的中央集權。

雖然導彈發射失敗對甚愛面子的北韓政權會構成威脅,且導彈發展局亦是金正恩首個接任的職位,但由於此段時間屬於北韓慶祝金日成誕辰一百周年的「太陽節」,以 及慶賀金正恩接任多個核心職位的節慶時期,「成功發射四小時後」才出現問題(按北韓官方報道所言),已成功為兩大重要任務製造國內一片歡騰氣氛,所以火箭 發射失敗,只會對金正恩管治帶來輕微的影響。

地點軌道 完全不同

更須考慮的是,北韓是次發射的地點和軌道,跟前兩次的導彈發射安排完全不同:

一、把導彈發射基地搬至全新由金正恩設計的「東倉里發射場」,所以第一次發射下出現變數是可以預期的。

二、由於北韓為免火箭被南韓或日本早已安排的導彈攔截,面對的是較為狹窄的軌道,導彈飛越附近地區國家的相距里程雖然減少,但受影響的國家數目卻因而大增,所以出現錯誤和要避免構成意外的風險便大大增加。

是以不難想像,北韓在發射後數十秒後發現火箭出現問題下,擔心會造成更大的軍事意外(尤其對中國),才決定提早進行火箭自行引爆。這是在多重顧慮下的選擇。

按照北韓一貫的軍事挑釁歷史,除了對南韓在邊界上的衝突之外,北韓一直只在不構成任何人命損失下進行對美日等國家的軍事挑釁,例如在一定的安全系數下進行飛 越日本海的導彈試射、進行國內地下核試等等,因為萬一造成真正的人命傷亡,將會推翻北韓一直推行「危崖政策」的核心價值:即把威脅存在於形式之上,毋須體 現出來(realize)。

因而在今次火箭發射的危機之中,不能否定的是,金正恩在背後突然決定叫停繼續「讓火箭飛」,因為早在發射火箭那刻起,威嚇便已成功形成——美、日在過去的一個月內不斷部署如何把火箭擊落,南韓也因而陷入國家安全的危機之中。

提升威望 或再核試

此外,如果在控制火箭上軌道時萬一出現失誤,對盟友中國的影響反而更大。所以,既然鄰近各國的反應都按照預期般一一發生,國際社會(安理會)對北韓是次有節 制的試射,只會輕微譴責;北韓的導彈科學家和工程人員亦可測試其新導彈技術,在發射時間愈長,對北韓構成的危機亦相應增加的前提下,不難想像,北韓背後是 有理據支持她提早引爆火箭的。

當然,由於「衛星」發射失敗,對正在接任多個重要職位的金正恩的形像會構成影響,北韓亦不排除仿效2009年的經驗,在導彈發射後更變本加厲地進行地下核試,令周邊地區陷入更大的危機之中。

在今次發射失敗的陰霾下,金正恩大可考慮以北韓較有把握的「地下核試」,再一次提升自己的威望。

不過,與前次不同,今次北韓宣稱會進行「鈾濃縮」的地下核試,其軍事影響力將遠超前兩次的核試驗;而且按照北韓一貫的外交思維,即「導彈試射—安理會作有限度譴責—表示合作並重回談判—核試」,似乎北韓早已在兩手準備下,按下自我引爆的裝置。

作者為澳洲悉尼大學韓國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2012年4月13日星期五

信報社評:內地金融亟需創新 南水北調勢將實行



昨日內地股市造好,連續三日低開高收,深圳股市表現尤佳,深圳成指大漲二百零五點,單日升幅高達百分之二點○九,為近期所罕見。主要的原因是,有媒 體報道,深圳市委常委會將會通過《改善金融服務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系列配套文件,實行重大金融創新,並已獲中央支持。內容包括將與香港試點開展雙向跨境貸 款、年內成立深圳前海股權交易所、擴大代辦股權轉讓系統試點,以及創新債券市場發展等。有關消息不單刺激深股大升,連帶獨家處理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及其他 有關金融服務的中銀香港股價昨日亦大幅飆升,單日升幅高達百分之三點四六。

深圳着意將與本港邊界接壤的前海打造成為金融特區的構想提出多 年,一直只聞樓梯響,始終未見真章。深圳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紀念誌慶,國家主席胡錦濤親往深圳主禮,曾經單獨會見本港首富李嘉誠,要求後者為香港經濟繁榮、 內地經濟繁榮、深港經濟合作發展,以及中港經濟合作發展,作出個人積極貢獻,前海金融特區的發展,即時備受關注,以為會很快提上落實議程,但未幾也無疾而 終。昨天的傳聞能否成事,還須拭目以待。

不過,梁振英在中央欽定和中聯辦的大力扶助下成功當選,據報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梁振英承諾任內必定 會完成二十三條立法,目的旨在確保香港金融安全,為中港經濟和金融合作進一步創造有利條件,中央因而放心加快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步伐,由深圳先 行,以前海為試點,亦不無道理,合乎政治邏輯。

事實上,自從金管局與中央簽訂人民幣兌換協議後,本港的人民幣業務便發展迅速,人民幣存款與日俱增,最高數額一度超逾六千餘億元,直至近期內地經濟放緩,人民幣滙價轉弱,存款總額才回落至五千餘億元左右。

人民幣存款在港形成的資金池,一定要有回流機制,才可成為「活水」,促進中港兩地金融體制融合,推動兩地經濟合作發展,否則就是一池「死水」,作為不大。雖 然中央現時已落實RQFII,但首批額度只有二百億元人民幣,試驗性質多於實際效用;加上扣除基金手續費用後回報太低,根本難以吸引投資者,徒具虛名而 已。最近中央已宣布將QFII及RQFII的投資規模額度增加,鼓勵外來資金通過合資格基金投資內地股市,配合梁振英政綱提出的設立金融發展局構思,將滯 留在港的五千餘億元人民幣存款變成「活水」,回流至內地股市,便順理成章。由是觀之,深圳行將出台系列重大金融創新,服務實體經濟,也就空穴來風,並非無 因。

再者,內地實體經濟尤其是中小企目前亦面對融資困難的問題。根據《中國經濟導報》的資料,去年全國各類金融機構的貸款佔社會融資規模的 比例高達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同期企業債券和股票融資佔比只有百分之十四,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結構比例失衡的問題至為明顯。何況,有些表面上看似直接融資活 動,例如企業發行中期票據和短期融資券,實際上超過一半都是由商業銀行投資或持有,根本也是間接融資,反映內地金融體制創新不足,資本市場發展水平不高, 企業融資工具太少。

現時全國銀行體系的人民幣貸款總量約為五十五萬億元,但由於金融創新不足,缺乏貸款二級市場,加上金融海嘯後銀行資本充 足水平受到嚴格制約,即使每年不斷增加銀行貸款餘額,貸款總額增長也有極限,無法應付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的需要,必得另闢蹊徑。因此,充分利用境外資金,從 而使銀行的資產總量不再無限增長亦可具有可持續的信貸投放能力,便成為當前急務。

張鳴﹕撲朔迷離的重慶模式



今年大陸兩會結束,薄熙來不再擔任重慶市委書記,交班過程,新班子好似去敵佔區接受敵產。一度吸引了全世界眼球的重慶模式,壽終正寢。雖然餘波未消,各種風 聞還在民間流傳,一度風聲鶴唳,但是,種種舻象表明,薄熙來和他的所謂重慶模式的謝幕,應該已經成為定局。剛剛得到的消息,王立軍的定性雖在情理之中,薄 熙來得到的嚴厲對待,顯然出乎一些人的意料。

但是,所謂的重慶模式,到底是怎麼回事,在很多人心目中,卻依然是個謎。譽之者稱之為「社會主義3.0版」,眦之者罵它是文革複歸。很多人儘管對唱紅持有異議,但總覺得重慶打黑,總沒有錯。儘管薄熙來已經銷聲匿舻多日,坊間關於他的去向,有諸多的傳聞,甚至在重慶以外相當一部分人眼裏,薄熙來至少還是個失敗的英雄。

唱紅不過是一種象徵

唱紅打黑是重慶模式的標誌,但唱紅不僅僅是組織人們唱紅色歌曲,也不限於樹毛的雕像、組織人發紅段子之類的搞所謂紅色文化。打黑,也不是簡單地打擊黑社會,整頓社會秩序。實際上,唱紅不過是一種象徵,一種「跟着毛澤東走」, 「按毛主席的辦法辦」(薄熙來語)的象徵,或者說,是重拾毛時代意識形態的象徵。顯然,在當今的中國,至少在統治系統內,沒有人可以否定這樣的「紅色」象 徵,包括它所代表的意識形態。甚至在某些人看來,這樣的意識形態,具有中國革命原初本色,因而更加具有合法性。當然,所謂的唱紅,也是對那些對現實不滿的 底層民眾的一種回應,這些底層民眾,用以對抗現實壓迫的武器,就是回歸過去,尋找毛的價值。而打黑,則是一箭雙雕的好戲,一方面整頓社會秩序,贏得民眾的 好感,一方面借打黑整肅重慶官僚層,建立自己的高壓統治。唱紅和打黑,都是毛時代運動式的推進,憑藉黨政的行政槓桿,警察的暴力,以組織系統,利用權力動 員群眾展開。值得注意的是,薄熙來賴以在重慶推行唱紅打黑的幹將,是一個從遼寧帶來的、以「鐵腕」著稱的警察頭子,所以,重慶的唱紅打黑,從一開始,就有 了警察統治的色彩。唱紅打黑,都需要重建和擴張重慶的警察,建設一支屬於他們自己的隊伍。

「打黑」還是「黑打」?

所以,唱紅本身意識形態所包含的「打富濟貧」,落實到打黑過程中,就是一大批重慶的民營企業家在運動中變成了黑社會頭子或者涉黑骨幹,據參與刑辯的 律師講,重慶打黑的案子,幾乎沒有一個沒有問題的。很多案件,根本就是假案和錯案,大部分都是靠刑訊逼供落實的罪名。在沒進入司法程序,還未及定罪之時, 這些企業家的財產,就已經被沒收,成為警察擴張的資本。在王立軍治下,重慶的警察裝備好,待遇高,連服裝都跟別的地方不一樣,靠的就是打黑弄來的錢。從這 個意義上說,把重慶的打黑說成是黑打,一點都不過分。

當然,由於唱紅打黑原本就有迎合部分民眾的意思在,走的就是某種民粹路線,打黑過程中,雖然罔顧法律,但畢竟能夠暫時地改善社會治安。建立街道的多 警種混合的警察平台,系統的治安報警網絡,也許主要是對付「群體性事件」的,但對於社會治安,也有好處。中國多次嚴打的經歷告訴我們,儘管嚴打是對法制的 破壞,但只要社會治安得到了暫時的改善,民眾就一定擁護。應該說,在唱紅打黑過程中,重慶的民粹路線是得到了重慶民眾的部分回應的,同時也贏得了重慶以外 的人們的某種好感。雖然歷史告訴我們,在毛時代,這樣由當局出於政治目的策劃的「打黑」運動,比如鎮反運動,由於完全無視法律,最終會的代價是民眾基本生命安全被置於沒有保障的境地,在此後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被傷害的人愈來愈多,直至到文革形成普遍的紅色恐怖,人人自危。但民眾都是健忘的,而且,即使當時經過這些事情的人,也未必能有這樣深刻的認識,畢竟,中國對於政治運動和文革,都沒能進行過反思。

不過,重慶模式並不僅僅有唱紅打黑,還有一系列的經濟動作。在一個號稱「經濟沙皇」的操盤下,重慶相當大幅度的經濟改革,有高調的招引外資,整合國 企,地產拉動的大幅度的國企擴張。當然,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的民生工程和城市面子工程,這樣的工程,跟唱紅打黑展覽一樣,一直都是重慶的招牌性的項目, 都是給人看的。只要外面來了人,必然會被拉去看這些工程。據說,不僅有安居工程,而且重慶還有對個體創業的無息貸款,所以,一時間,雖然大的民營企業被打 掉了很多,但小的企業卻也興起了不少。這就是某個著名學者講的,在重慶,不存在國進民退,而是國進民也進。只是,這樣的民生工程和城市面子工程,是很費錢 的,而且基本上很難收回成本。這樣的工程,現在看來,就是靠寅吃卯糧和高額借貸實現的。換言之,後面的事很麻煩。重慶人可能暫時得到了好處,但以後可能會 陷入高債務的困境。

對於重慶模式的始作俑者來說,這一切無非是一場豪賭的手段。用唱紅來給自己披上保護色,吸引對現實不滿的民眾的眼球,用打黑來安撫民心,再用民生舉 措來給民眾一點甜頭。只要把民生和民粹的旗幟舉起來了,重慶也就成了面吸引世界注目的旗幟,而薄熙來和王立軍們,也就成了具有個人魅力的新時代領袖。可以 名正言順地進到中共的更高層,只要民意足夠,官意足夠,即使有人想攔阻,也擋不住。一旦爬到了高層,重慶這邊即使出了經濟上的問題,留下的爛攤子,自然有 人會給他去消化。

薄熙來現象和重慶模式的出現,是基於兩個背景。首先,在一個後威權時代,由於權威的不再,中共領導層的選拔,不能再依賴權威指定,所以,就給像薄熙來這樣的具有野心的人,以非常手段競爭大位的機會。其次,近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很快,但政改遲 遲不肯推動,造成了社會結構的嚴重失衡,官民矛盾異常尖銳,中國社會問題成山,改革的果實,民眾不僅得不到分享,反而有愈來愈大的被剝奪感,群體性事件, 愈出愈多。如果一個地方大員出來,打覑為民眾做事,解痩民眾疾苦的招牌,出民粹牌,馬上就會成為全國視線的焦點,不言而喻地可以爭取到相當多的民意支持。 即使中共的高層,在困擾於群體性事件的紛擾之際,如果有種模式可以在不改變政體的情下,把社會穩住,似乎也看到了某些希望。重慶模式一度甚囂塵上,其 實,從上層和下層,都有相當的呼應。

經濟上難以為繼政治上內部緊張

只是,重慶這種半個毛體制的再現,具有毛體制自身的致命弱點,經濟上難以為繼和政治上的內部緊張。在今天,中國已經走向開放30多年之後,這樣的弱 點就更加突顯。重慶模式自爆之後,中國社會的問題依然存在,而且會愈來愈嚴重,野心家的土壤還在,野心家也還會有,這些,都是中共未來的新領導人所必須面 對的。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薛理泰:為何北韓堅持要發射衛星?



11日,北韓空間技術委員會衛星控制綜合指揮所所長白昌浩在回答外媒提問時透露,北韓正在西海衛星發射場為銀河3號運載火箭加注推進劑。他聲稱,其實我們並不在乎外界的意見。

北韓預告將於12至16日這五天的上午7點至正午選擇合適的氣候視窗期,光明星3號地球觀測衛星將在金正恩同志下令後發射。看來北韓衛星運載火箭如箭在弦,必然發射了。最快可能將於12日發射。

北韓在遠端導彈問題上決不讓步

2009年4月5日,北韓發射了光明星2號試驗通信衛星後,美國認為北韓是在發射衛星的藉口下試射遠端導彈,對北韓採取了強硬的立場。13日,聯合國安理會主席發表了譴責北韓的聲明。北韓則宣稱以強硬對付強硬,當年5月,進行了第二次地下核子試驗。6月12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1874號決議,認為北韓的行為對區域與全球和平與穩定構成了威脅,要求北韓不再進行任何核子試驗和使用導彈技術的一切發射活動,並從禁止武器出口、加強貨物檢查、控制國際資金流動等五個方面加強了對北韓的制裁。

平壤上月宣佈即將發射衛星,迅即激起國際社會強烈的反對聲浪。韓國、日本的反對姑且不說,美國迭次警告將擱置援助北韓24萬噸營養食品的承諾,並與日本共商如何向安理會提出追加對北韓制裁的方案,從而啟動新一輪的國際制裁。俄國外交部於10日指出,北韓發射衛星的行為違反了安理會決議,俄軍總參謀部則於同日表示航空航太防禦部隊準備好擊落其脫軌火箭。從朝方與國際社會互動的趨勢看來,圍繞北韓發射遠端火箭而觸發的國際博弈指日可待。

對於北韓發射衛星,中國政府一仍舊貫,要求各方冷靜對待,亦即通過外交途徑來緩解局勢。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羅照輝11日表示,沒有聽說有中國專家應邀前往北韓觀摩衛星發射。中國專家拒赴北韓觀摩,或許預示中國在安理會討論制裁北韓時的立場不會與其他相關國家有天淵之別。

《勞動新聞》曾經將核和衛星發射所需的遠端導彈技術列為已故領袖金正日留下的三大革命遺產的首條。11日,北韓勞動黨第四次代表會議遵照金正日的遺訓,推舉金正恩為北韓勞動黨第一書記,體現北韓軍隊和人民在金正恩領導下堅守金正日的革命業績。由此可見,平壤是不可能在遠端導彈問題上作出讓步的,而金正恩在北韓的地位在近期內也是無人可以挑戰的。

金正恩不足30歲,從亡父手中接班僅幾個月,就在東北亞放了這麼一把大火,映射其人的行事風格。此人確實不簡單。

在2月底朝、美達成停核換糧的約定同北韓發射衛星的關聯上,疑點不少:

去年12月15日,北韓即向美國通報了衛星發射計畫。朝方在雙邊會談中聲明,暫停遠端導彈試射不包括衛星發射。美方明瞭北韓拒絕接受美方的意見,卻仍然同朝方達成了約定。此其一。
過去美方堅持利用遠端導彈技術的任何種類的試射的說法。這次美方卻忽略了任何種類的字眼。此其二。

2月底朝、美會談剛結束,平壤又宣佈要發射衛星。國際社會認為平壤反復無常,不但24萬噸營養食品的美援成為夢幻泡影,反而面臨的新一輪的制裁。今後美方同朝方打交道時,自必引以為戒,更加嚴苛。平壤何苦枉作小人呢?此其三。

從平壤在朝核問題上的一貫做法的角度來衡量,向來平壤凡事謀定而動,這次在衛星發射問題上,給世人留下的印象卻是平壤出爾反爾,重演故伎。玩味一下平壤的做法,其中必有若干不足為外人道的緣由。這確實耐人尋味。

平壤鐵了心要建設核導彈部隊

筆者認為,平壤研製戰略武器,是既定國策。幾十年以來,北韓國小民貧,卻孜孜矻矻,傾舉國之力,鍥而不捨,其核武器研製的進程呈現一貫性,有時可以表現為迂回曲折,宗旨卻始終不受干擾。既是國策所定,除非受到強大外力的抵制,不會輕易改變。強大外力體現為夠重的大棒和夠多的胡蘿蔔。當前,既然國際社會無力祭起夠重的大棒,又無從提供夠多的胡蘿蔔,則平壤只有按照慣性,沿著既定的路線走下去了。

質言之,平壤是鐵了心要建設一支核導彈部隊。如今核彈已經就手,要擁有核導彈,自然要擁有遠端導彈,而要突破遠端導彈的技術瓶頸,在當前國際環境下,自然以發射衛星的方式全面檢查衛星載具的性能為最佳方式。鑒於北韓發射衛星所用的運載火箭本身就是一枚遠端導彈,而發射衛星的單位也就是北韓軍方的導彈部隊,所以説北韓發射衛星與試射導彈在本質上是一回事,區別僅在於在不同時段的不同解釋而已。

如今北韓擁有了核彈,卻迄今還沒有研製成功核導彈。相對於核航彈的有限功能,核導彈至少有三項優勢:

一是核導彈速度快,彈頭體積小,不像轟炸機那樣速度慢,體積龐大。因此,核導彈的突防能力遠過於攜帶核航彈的轟炸機,兩者之間的差距,簡直不可以道裡計;

二是核導彈結構遠比轟炸機簡單,維修容易。核導彈部隊接獲命令,短期內即可發射。論戰備狀態之優劣,核導彈部隊遠比轟炸機中隊為佳;

三是建立一個能攜帶核航彈的轟炸機中隊,常年的維持費用很高,核導彈部隊則不然。論維持成本之高低,則核導彈部隊遠比轟炸機中隊為低。

就維持一個國家的軍事威懾力量而言,核導彈所能起到的作用遠非核航彈可比。據此,平壤堅持要以發射衛星為名,行試射遠端導彈之實,其動機就可以理解了。

作者是史丹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員

李歐梵:香港文化定位:從國際大都市到世界主義




香港人不能只做「鄉人」而不做「國人」和「世界人」,必須三者俱備。目前最重要的是作為「世界人」的文化認同。


本刊編者請我展望香港今後35年的文化大勢,這個題目太大,很難說得清楚。簡單來說,我認為香港文化面臨兩大問題:一是香港本身的文化認同,即她到底要成為一個屬於中國又有中國特色的海港大都市和金融中心,還是成為一個和中國各大都市——如北京、上海、廣州——不盡相同而的多元文化國際大都市?從 政治或民族主義的立場而言,當然應該是前者,(但可以享有特殊地位),然而從長遠的文化發展而言,如此則香港遲早會被邊緣化,被內地各大都市超越,而成為 一個毫無特色的沿海城市,最多只不過和廣州差不多,其前途端靠「大珠江三角洲」的國家重點計劃如何將之整合。(我對此一計劃的願景,曾在本刊發表過長文評 論。)

香港的另一個選擇,我認為是朝向更國際化的文化發展,作為一個真正的「亞洲國際大都市」(Asia’s World City)。至今「國際化」這個名詞早已變成香港各大學領導人的口頭禪,但語焉不詳,而且簡化為只用英語教學的功能主義。另一方面,國際化被視為全球化的代名詞,又被簡化為市場經濟和電訊科技的產物。我心目中的「國際大都市」絶非如此,而是更具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特色的多元文化都市。既然是多元,所以更應該多彩多姿。

目前香港的問題出於民族國家的認同和本土認同之間的矛盾,卻未顧到更多元的文化發展前景。我反而認為:過度的民族國家認同不見得對文化發展有好處,而過度的本土性(localism)也會造成一種狹義的鄉愿心態(provincial mentality)。民族主莪背後的文化支撐是「大一統」,對於文化的多元性,最多不過表面上包容,而不會實質上尊重。而目前流行的所謂「全球化」也只不過表面多元而已,實際上還是「異中求同」——「同」的關鍵就是資本主義的市場規律;市場推動的消費文化無孔不入,甚至也可以把把各民族國家和本土文化納入其活動範圍,所謂「全球本土」(glocal)就是這個意思。

我心目中的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與以上所說的全球化或「全球性」(globalism)並不盡相同,想在此作一番略帶學術性的詮釋和辯解。至於香港文化發展的細節,可能所需篇幅太多,此處暫不討論,容後再議。

全球化大都市四條件

香港號稱是亞洲的Aisa’s World City,然而,所謂的World City,譯作「國際」也好,「世界」也罷,究竟指的是什麼?我猜可能又和所謂「全球化」有關。這個當今流行的名詞含義籠統,如從資本主義的觀點而論,有資格作全球大都市的城市必須是金融中心,因此北京並不合格;如果用瑞典人類學家漢納斯(Ulf Hannerz)的定義,王球化必然是超越國家的,它的基本要素是各種人群的流動和信息的交流,因此作為全球化的大都市必須具備四個基本條件;一、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二、世界遊客的勝地。三、如果是第一世界的大都市,它必須也是各種第三世界人口聚居的地方(例如洛杉磯),但以前或現在屬於第三世界的都市又如何?他卻沒有解答。四、它必須是大批「創意人才」的聚集點,所謂創意人才,至少包括下列數種有關領域:藝術、時裝、設計、攝影、電影、寫作、音樂、廚藝,當然還有其他範疇。他心目中的都市當然是紐約和倫敦,但書中討論的還有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和瑞典的斯德哥爾摩,並把南非約翰尼斯堡得一個效區——Sophiatown——也作為個案研究。(見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Culture, People, Places(Routledge,2000)第十一章”The Cultural Role of World Cities”)

我時常引用這四個條件來提醒香港的當權者,不要只顧前兩項而忘了後兩項,因為香港擁有不少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包括大量來自東南亞的傭工,這也應該是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強項。然而他們的文化呢?香港的大多數華人對此毫無興趣,所知更是有限。

我認為該書最重要的論點是第四項「創意人才」,這就直接牽涉到文化問題。目前港府「創意產業」口號叫得很響,但實際上香港不少創意人才早已流向內地;上海和北京反而後來居上。為什麼?原因在於香港的官僚機制太大,層層關卡,一切以經濟效應為首要考慮,根本不尊重創意心本身的需求。

這四大基本元素沒有徹底實現,香港很難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

文化根源難完全揚棄

最近我重新反思,覺得漢納斯所提的這四大要件仍然不足,因為他沒有顧及城市居民的態和文化取向問題。換言之,並非所有國際大都市的居民都有國際觀瞻。

漢納斯在書中第二章中提到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所謂「國際人」 (Cosmopolitan),漢納斯對這個名詞的定義是「一種與他者交往的意願」和「在知識和審美層面對多元文化經驗的開闊心胸,求異的對比多過求同」。說來簡單,但實行起來卻頗困難,因為做得過份,就失去本來的文化或民族認同。他又提到「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的問題,認為對其他文化有能力掌握的人,可主動放棄自己原來的認同而向另一種文化「投降」。這種傾向,也許在第二代或第三代華人移民的子孫中見得到,聽說不少新加坡的年輕華人只說英語,不願意作中國人,但在香港絶無僅有。中國大陸的公民對這種取向會斥為「漢奸」。

那麼,在現今的情況下討論「國際人」或「世界人」的觀念是否大逆不道?這是否「大中華」文化的特色?其他國家的怎麼想?

我在美國居住了30多年,遇到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個個都成了美國永久居民或公民,但沒有一個人願意完全揚棄源自本國的文化認同,最多只不過在表面上美國化了一點。也許這些人的後代會徹底美國化了,變成貨真價實的美國人。然而,美國本身就是一個移民國家,即使是美國人,還是要堅持多元文化,不能大一統。

所以,紐約和洛杉磯等大都市很自然的變成國際大都市,非白人的居民人數比例也愈來愈高。前身是殖民地的香港——這裡絶大多數居民都是從大陸移民過來——是否有此能耐?當然,從民族主義的立場看來,回歸祖國是天經地義的事,認同祖國文化(包括各種愛國符號如國歌、國旗和普通話)勢在必行。如此則一切國際化可以免談,只剩下經濟和金融一項。文化也只能服從這個「大趨勢」。

我認為文化和政治/經濟不能劃等號;必須有所區別。而全球化的勢力更不可擋,在這兩大趨勢之間,探尋多元的文化空間並不容易。

求同存異尊重多元性

最近我正在看一本書,是一位哲學家寫的,阿丕亞(Kwane Anthony Appiah)生於非洲的加納,在英國受教育,學成後到美國名校哈佛及普林斯頓任教,他的一本著作Cosmopolitanism: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2006)。副標題特別值得注意:這本書不只是描述當今全球化的文化現象,而是討論一個道德倫理問題,那就是我們對於「陌生人」(或「他者」)是否有責任。他認為cosmopolitanism的觀念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對於不屬於自己的國家、文化和種族的他人應該有責任或義務,因為我們都是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心。換言之,這是一種屬於全球化影響下的「普世價值「問題」:另一個取向是「世界主義」必須對於其他人種和文化有真正興趣,因此要尊重差異。即是說,「世界人」必是多元主義者,不相信世界只有一種真理,更不唯我獨尊。阿丕亞也承認這兩者之間有時會發生衝突,但顯然他的關注點在於前者,該書最後一章的標題是「對陌生人的慈善」(Kindness to Strangers),可見其端倪,他認為只談「包容」和「諒解」已經不夠。妙的是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在一本同名的小書(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中討論的也是一個類似的問題。

梁啓超認同做世界人

這兩本書似乎在華人界並沒有引起廣泛的討論,為什麼?在此不必細究。值得一談的反而是在現實生活中,全球化和「世界主義」是否有必然的關聯?通訊科技和交通發達以後,世界各地的人民交往也頻繁起來,這是全球化的好處,但衝突也必會增多,如何解決文化上的衝突?於是「世界主義」的倫理應運而生,我覺得這是當務之急,如果說在今天的世界有所謂「國際公民社會」發展的可能,這個問題就必須討論,否則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僅徒有虛名,只有硬件而沒有足夠的軟件支撐,甚至漢納斯所提出的四個條件也做不到。

就我自己而言,我反而更關心「世界主義」的另一面;那就是對非華人的他種文化的態度和了解。如果我們重演梁啓超1899年初遊夏威夷時寫的《汗漫錄》的序言,就可以發現他的志願是從「鄉人」變成「國人」而後更要成為「世界人」,他說此乃大勢所趨,使他不得不如此,至少他並不覺得做一個「國人」和做一個「世界人」有何牴觸或矛盾之處。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效法梁啓超,採取「雙重認同」的態度,同時做國人和世界人?

目前香港的創意文化,從創意的層次來看,尚未發展出雙重文化認同的特色和優勢,而似乎落於兩難的局面,教育的危機更嚴重,香港學生的中文和英文都退步,反而一廂情願地朝向浮面和狹義的本土心態——只說粵語,只關心生活、就業和消費;甚至以這種自保式的「鴕鳥」心態來對抗外來的大陸「蝗蟲」文化。這和罵港人都是英國殖民地的走狗在層次上又有何區別?

香港人不能只做「鄉人」而不做「國人」和「世界人」,必須三者俱備,我們要效法梁啓超。就目前的情況看來,最重要的反而是「世界人」的文化認同。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