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5年4月13日星期一

打開盤數﹕既患寡,更患不均!



用數據把脈系列之一

 __嘉偉


全球經濟一體化 下,貧富懸殊是世界各國面對的共同問題,但香港尤烈。香港特區政府於2012年重設「扶貧委員會」,但推出的扶貧措施多是補救性,未能針對收入不均的深層 次原因,作出對應政策。政府過往不住的說「結構性轉型」、「結構性失業」及「結構性財赤」,偏偏把這個結構性問題輕輕帶過,只好讓外人越俎代庖,補上幾 筆。

根據去年底發布的《2013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以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計算的官方貧窮線,由一人家庭的 3500元至四人家庭的15,400元不等,估算全港共有134萬貧窮人口,佔全港人口約20%。撇除房屋及社會福利等政策效益後,相應貧窮數字仍高達 97萬人及14.5%。富裕社會下仍然出現這麼龐大的貧窮人口,值得深思。

過往,政府通常以老化、家庭居住人數減少等人口因素來解釋貧窮情况,但針對最根本的經濟成因卻點到即止,無助對症下藥。歸根究柢,經濟增長動力減弱是導致貧窮和分配不均的最直接的原因。最棘手的是,貧富懸殊又可以倒過來打擊經濟增長,形成惡性循環。

回歸17 月入中位數僅升1.6%

據統計處最早期的人口普查數據,在香港經濟起飛的1971年,香港的住戶月入中位數不過是708元,但25年後便躍升24倍至1996年的1.75萬元, 年均增長逾13%。在經濟增長蓬勃的年代,社會整體生活顯著改善,不同階層皆能分享增長成果,雖然受惠程度不一,低下階層亦不會有太多怨言。這亦是傳說中 的獅子山下黃金年代,當中或有美化的回憶,但香港的經濟基礎及中產社會於當時奠定根基,是不爭的事實(見圖)。




1997年回歸後,開展的卻 是一章沉痛的故事。香港的住戶月入中位數僅能緩慢攀升至2014年的2.33萬元,年均增長率僅為1.6%,似有還無。扣除通脹率後,生活水平在回歸後的 18年間幾近原地踏步。當中容或有數不盡的天災人禍(如亞洲金融風暴、八萬五及樓市泡沫爆破、長達五年的通縮、SARS、全球金融海嘯等),但生活水平在 長期沒有顯著改善的環境下,基層及中產市民便會介意社會及經濟上的不公平了。故此,「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智慧,便出現落差。

這從堅尼系 數在過去40多年的走勢,得到充分反映。嚴格而言,香港貧富懸殊最為惡化的年代,是在1991年至1996年間,堅尼系數在短短五年間由0.476飈升 9%0.518。不過,由於同期的住戶月入中位數亦顯著上揚75%,縱或當時亦有不少貧富不均的指控,但僅局限在部分基層市民及團體。與此相反,堅尼系 數在回歸後15年間雖然「僅」累增3.7%0.537,卻導致全港上上下下皆有「不均問題非常嚴重」的共識,這實與收入增速大幅放緩相關。「寡」與「不 均」,前者足以影響後者的觀感和判斷(見圖)。

故此,如何拉動經濟增長,是應對分配不均的重要政策。可惜特區政府在回歸18年來交出的成績 表是白紙一張。由董建華年代的中藥港、數碼港、四大支柱產業,再到曾蔭權年代的六大優勢產業,全皆是落實無力的概念。18年過去,香港的經濟競爭力每况愈 下,寡與不均,香港同時兼得。

面對貧富懸殊持續惡化的現實,政府早年的應對方法是表示堅尼系數缺乏代表性和可比性。自從2006年開始,統 計處在每五年公布的人口普查結果時,便專門為「住戶收入分佈」發布主題性報告,報告厚達二百多頁,提供相當細微數據。當中的主要論據有二﹕一、香港的堅尼 系數受到低收入的退休家庭住戶及獨居住戶大幅增加所影響;二、在計及薪俸稅及社會福利(如教育、房屋和醫療福利)的財富再分配政策後,經調整後的堅尼系數 數字顯著改善。以2011年為例,調整後的堅尼系數由0.537下調至0.475,與十年前相差無幾(見圖)。

驟眼而言,香港的貧富懸殊問 題似未有如原始數據般嚴重。而統計處又會在報告中加上「在所有選定的國家/城市中,香港的堅尼系數與英國、加拿大,以及一些國際城市(包括美國的紐約和華 盛頓)相若」的評語。加上主題性報告同時羅列大量相關或不相關的數據,對統計及經濟概念並不熟稔的普羅讀者而言,不易理解及消化,無怪乎政府當年公布堅尼 系數數字時,社會的即時反應尚算溫和。

先進經濟體系 港貧富懸殊最差

計及社會福利及稅收後的經調整數字,香港的堅尼系數又 是否真的和國際相若呢?其實不難找到答案,因為經合組織(OECD)在其網頁內把各成員國的經調整及未經調整的堅尼系數都完整列出。縱然特區政府不住的宣 揚它的財富再分配政策,它始終不是歐美的福利國家,財富再分配的能力有限,故此經調整的堅尼系數仍高達0.475,遠遠拋離所有經合組織成員國的相應數 字,包括美國(0.39)、英國(0.34)、德國(0.29)、韓國(0.31)等,香港貧富懸殊問題依然是先進經濟體系之「冠」。

把收 入分配進一步具體化分析,我們可把全港住戶按收入高低排序,並分為十組別,進而比較該十等組別的收入佔比的歷年變化。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最低 的十分組別的住戶月入中位值為2070元,而最高的組別的相應入息中位值則為9.5萬元。2011-14年間的累計通脹率約為13%,讀者可自行計算自己 歸屬的收入組別(見圖)。

1981年至2011年,全港住戶入息的比重變化顯示了兩個令人憂慮的趨勢(見圖)。首先,收入最低的五個十等 組別的入息佔比在過去三十年間幾近全面下行。其次,這五個組別雖然累佔全港約一半的住戶數目,可是他們合計於2011年僅佔全港住戶入息的15.6%,甚 且低於1981年的20.9%相應數字。這反映基層市民並不能充分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值得政府深入反思,而不是機械地以人口結構變化作為開脫藉口。

乎意料地,收入最高的五個組別住戶,並非一面倒地呈現升勢。以第六及第七個組別為例,他們的住戶收入於2011年介乎在23萬元間,勉強屬於中產階級, 但其住戶收入的累計比重僅為15.9%,甚且低於卅年前的17.2%。第八個收入組別住戶的情况好一點,但其住戶收入比重亦僅維持在約11.5%的水平而 已。最重要的調研結果是,最高組別的住戶於2011年高佔全港收入的41%,亦是唯一的住戶組別可在過去卅年取得顯著升勢,累計收入比重增加近5個百分 點,是為「富者愈富」的最確切論據(見圖)。

上文曾闡釋「寡」可影響「不均」的觀感,究竟兩者是否有否因果關係?根據傳統經濟學的庫爾茲曲 線(Kunzets Curve)理論,經濟增長初期會帶來分配不平等,但隨着經濟進入中等國家水平,經濟增長成果逐漸下滲(trickle down)至基層市民,貧富懸殊問題亦得到解決。這個樂觀看法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相當流行,亦在歐美國家得到實證支持。不過,隨着經濟全球化及資訊科技 突飛猛進,這個看法似已不能適用於更為複雜的新時代,而世界各國在最近廿年皆面對着不同程度的收入差距惡化問題,經濟增長並不可輕易解決分配問題。

貧富差距削經濟增長

合組織於去年底發布了《收入不平等會否損害經濟增長》的研究報告,提供了與主流看法迥異的答案。實證結果顯示,雖然經合組織的堅尼系數(經調整社會福利政 策)僅由1980年代的0.29微升至2011年的0.32,它對中期經濟增長卻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平均拖低每年經濟增長0.35個百分點,25年的累計 減幅高達8.5%。(如果相應推算可應用在香港,由於分配不公引發的經濟增長減幅,會否更為明顯?)

報告同時指出,分配不公的負面影響不獨 局限在貧窮線下的人口,而是遍及社會內的四成人口。基層市民最受打擊是在人力資本上的積累(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他們不單沒有財政能力去發展技能,改善上流動力;更甚的是牽連其子女,令他們接受教育的質和量都不如富家子弟,這亦是港人所 謂的「輸在起跑線」,形成惡性循環,把社會不公平和貧窮跨代傳播。該研究報告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下列政策啟示﹕

「最新的證據顯示社會不公平削 弱經濟增長。削減不公的政策不僅可令社會更公平,亦可以社會更富裕。……政策不應局限在替最低10%的貧窮家庭脫貧,而應更廣泛地關注最低40%住戶的需 要,當中包括中產階級的下游分子。簡單的現金轉移並不足夠,關鍵在於提供高質的教育、培訓及醫療的公共服務,使社會的長期投資能締造更多的機會平等。」

區政府的政策制部門,看過經合組織的總結,不知可會考慮修訂他們的政策方針。特區政府可謂「富可敵國」,偏偏卻像個守財奴,不斷把社會資源收歸為儲備,而 財政司長還要為十年後的「結構性財赤」操心,卻不憐取眼前人。其實特區政府不須看得太遠,目下的免費幼稚園教育、提升副學士教育質素、提升老年退休保障等 政策,若能重質重量,足以同時回應「寡」和「不均」兩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