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改革開放快四十年，中港兩地住民從以「同胞」相稱，到近兩年，時
有隔空對罵的情況，關係急轉直下；最近幾個月，類似情事更頻仍、更明顯，可說是回歸以來，一國兩地人民矛盾加深最失和氣的日子！當然，上述說的是民間關
係，在政府層面，官員交往的官腔仍然充斥着諸如「發展機遇」、「互相交流」和「互利互惠」之類的八股。至於致力拓展內地市場的工商界，雖然仍然積極尋找賺
錢機會，過往多年的奔走、苦幹，收穫不是沒有只是不普遍，近來卻深感互動的實惠，正每況愈下；飽於世故的老手，對香港金融市場已成「一國天下」的景象，用
上斜陽夕照的「落日熔金」來形容，恰當不過。
李克強總理較早前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並沒有漏掉香港和澳門這兩個特
別行政區，他重申「一國兩制」方針，堅定不移，惟他不再重複那些人人琅琅上口，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老話，馬上惹來港人諸多猜測；連簡單不過的「全面
準確落實《基本法》」，很多港人的即時聯想，竟然不是雙普選而是二十三條立法！港人對北京的「猜疑」，昭然若揭。至於李氏強調「進一步擴大內地與港澳合作
關係，促進港澳自身競爭力提升」，亦令不少港人有點感慨。比較回歸前內地視香港為「會下金蛋的鵝」，到如今須要中央殷殷關照才能提升競爭力的特區香港，此
消彼長的變化，實在來得太快太迅速，這種從「金鵝」變成「病鵝」的「退化」，港人寒天飲冰水，怎不難受⁉歸一統、慶團圓的喧天鼓樂，到頭來，不用十多二十年工夫，便變為「家嘈屋閉」，對於深明內地政情者來說，那雖未必是意料之外的事，卻始終有一份落寞與失意。
二○一二年國慶夜，港燈有些員工與親友「遊船河賞維港煙花」，那是公司為
他們安排的娛樂，是大家湊高興的員工福利，結果卻樂極生悲，載着一百二十多人的遊艇在煙花燦爛中沉沒，死了近四十人！海難發生後，剛履新的行政長官梁振英
與中聯辦副主任李剛，雙雙站到人前接受訪問，李剛主動表示他已聯絡廣東省派船來港協助打撈沉船，一派指揮若定的架勢，高個子的行政長官站在不比他高的李副
主任身旁，「西環治港」的影子很長，梁氏看來竟比李氏矮了一截……。那是極富象徵意義的一夜，而所有徵兆，都是指向港人的更大的憂懼。
怎樣才能衝破中港矛盾和疑惑，匡正、修補「一國」以內的重重關係？怎樣才能因應、維持「兩制」間千般萬樣的適度寬緊與距離？這些俱為當務之急，而相關「病情」若持續惡化，後果堪虞。
二、梁振英當上行政長官，兩年下來，作風嬗變反覆；香港向稱制度化治事的穩定性、穩健性，明顯失色。特區政府管治能力薄弱，香港「體質」轉差，再不延醫調理，必成大患！
《基本法》中，「高度自治」的原型是高度倚重公務員隊伍。當年「董（建華）陳（方安生）配」被譽為「夢幻組合」，實際操作卻了無協同效應，令特區管治有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的困頓。非常明顯，亟欲有所作為的董氏，並不甘心於當特區一個有名無實的「破浪神」（figurehead），
可惜政事千頭萬緒，事工難展，他有壯志難舒的鬱結，遂把「天下之惡」諉之於官僚系統以重重關卡和千萬規條的制約，所以在北京批准他連任後，馬上推出新猷，
解除重用文官兼祧政治的舊制，另添爐灶，組織麾下政治任命的工作團隊；昔日由官僚系統掌握的「行政主導」，於朝夕間變為「行政長官主導」！應命當上司長局
長的人選，要是來自公務員系統，便得先行脫離官僚編制，然後才能成為「政治任命」的官員；如果崗位曾涉政治權責的高級公務員，不經「政治任命」的話，便要
退居政治中立的職業官僚陣營。
《基本法》對全面延續港英管治體制毫不含糊，香港由行政長官作主、官僚
（公僕）當家的安排，是維持香港不變的基石，是穩定民心有力板斧。事前沒人料到淮橘北枳的落差那麼嚴重。二○○三年出爐的高官問責制，顯然是董先生破釜沉
舟的「創舉」，此種「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變革，事前既聽不到京官詰難，復未見人大政協質疑。至於董氏推出此新猷前有多周詳的考慮，或做了多少研究和游說工
作，又或曾否多方諮詢等等，市民包括很多公務員通統被蒙在鼓裏！
北京放行 港人不知就裏的政府人事編制，充分體現了中央對董建華的信任、支持和器重。事實上，那份「情有獨鍾」的盲目程度，已到達令人費解的地步；不過，北京對此事不置一詞，也可能是主管香港事務官員根本讀不通香港這本書，不知輕重加上視事馬虎，遂讓董建華輕鬆過了一關⁉由
於米已成炊，恨錯難返，「高官問責制」如何
通過的因果已不必稽考，只是如此重要的變革，竟然未曾經過公開磋商、辯論和諮議便成定案。香港群眾就問責制對整個管治系統的關鍵作用和影響，只知皮毛，認
識不深，貽害所及，就是十年後的今天，不少當官的仍有妾身未明的情況；情不通、理不達，政府效能不彰，無法趕上市民的合理期盼，結果便是未能好好地管治香
港。
三、行政長官未有普選的充
分授權前，單憑小圈子選舉和北京認可，文官「主打」的行政主導，很易憑熟悉業務及具豐富經驗，而忽略他們必須絕對忠誠、服從和緊貼行政長官的主張；事實
上，惟有確認行政長官有絕對權柄、代表北京權威，與殖民時期的總督相捋，才能成就如前朝體制的有效性。
平情而論，遲早走上民主建
政的香港，問責官僚必將出現，董氏的方向沒有錯，問題是啟動的時機似乎太早且落實的手法太匆促；顯而易見，其醞釀亦欠成熟。同一道理，由官僚系統掌握的行
政主導終有面臨淘汰的一天，區分政治任命的政策推手與持恆執行常務的官僚，是合理的政治分野和紀律，只是斷然推出，主其事者固然可能對其效應未看透，受其
影響的百官和百姓又有多少人了解當中的用意和訣竅？入局的「政治任命」官員與留在公務員系統的官員，他們對各自的身份、權責的變化，又有多少切實的體會？
部長制般的改動，等於掐熄
了公務員是「天子門生」而崖岸自高的氣焰，而消極的副作用是士氣大挫；那些進入司局級的公務員，心態仍如舊貫，深明當中變化而恰如其分「變身」的能有幾
人？就是今天的梁班子，單看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特立獨行，便知政府決策層充滿矛盾，氣氛並不融和。財政司司長與行政長官並不同聲同氣，已令人感到公共財政
早晚出狀況；再看行政會議成員與梁氏身邊紅人對曾氏的批評和冷嘲熱諷此起彼伏，外界不難領會堅持港英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財政司司長，突顯了他是權力核心
中一士諤諤的異類。曾俊華的保守，是當職業官僚多年操守的修煉，可是，看在行政長官和他的「親兵」眼裏，便難免流於疏狂懶惰、不思進取、不肯協助「頂爺」
推動政策！要不是北京傾向香港的保守理財；加上民調亦顯示曾司長的理財心法被大多數人受落，「政治任命」尚方寶劍隨時出鞘的行政長官不調兵換將才是奇事。
財政司司長的堅持審慎理財傳統，在財政政策尤其是稅務政策不變的前提下，有其道理；然而，他既接受「政治任命」，不緊隨委任他的行政長官的主張行事，又說
不通。
這就是當前議論政事充滿矛盾、難言是非的紛擾寫照。
香港病源．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