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am certain that my fellow Americans expect that on my induction into the Presidency I will address them with a candor and a decision whic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our Nation impels. This is preeminently the time to speak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frankly and boldly.Nor need we shrink from honestly facing conditions in our country today. This great Nation will endure as it has endured, will revive and will prosper. So,first of all, let me assert my firm belief that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nameless, unreasoning, unjustified terror which paralyzes needed efforts to convert retreat into advance.“
「我堅信國人期盼我於總統 任內闡釋美國何去何從的決定。這是關鍵時刻，我們應道出事實，坦率、勇敢討論整個事情，瞭然面對美國今日情狀，毋須退縮。這個偉大的國家將會一如以往堅持 不懈，由此蘇醒繁榮。職是之故，我先須堅信，我們唯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無以名狀的、未具理由的、不值一哂的恐慌會癱瘓我們的力量，在本當邁步前越之 時踟躕不前。」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也就 是距離今天差不多八十一年前，小羅斯福（下圖）在總統就職禮開始讀出一千八百八十字的演說，這是全文首段。那是風雨飄搖晦暗不明的歲月，美國經濟正值大蕭 條深坑幽谷，二百萬人無家可歸，泰半工廠倒閉；歐洲的德國蠢蠢欲動，東方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兩年前剛發動「九一八」事變，就在此時，這個患有小兒麻痺症的民 主黨人入主白宮。此後的事都載於史冊，如西語所云the rest is history。歲月雲煙，歷史塗刷，留在人心的是「我們唯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其餘毋庸一一贅述。
十六世紀法國思想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寫過一篇〈論恐懼〉，比小羅斯福早四百年提出「我的最大恐懼便是恐懼」，只是這四百年的差別，讓小羅斯福能夠從蒙田的智慧裏找到治療失去信心的美國社 會，「新政」（New Deal）造路起橋，解決失業問題；揚棄孤立主義，歐亞兩線出兵打勝二戰。蒙田在這篇短文說出人類在恐懼的陰影威嚇下的無助與虛弱，但到最後這種無力感卻 可以通過自身治癒——蒙田一個好朋友死於瘟疫，父親死於腎病，弟弟給一個不知從哪裏飛來的球擊中頭部破裂。蒙田感到自己早晚會隨朋友父親弟弟那樣，自忖生 命充滿對死亡的恐懼。他寫道﹕「我怎能不去想死亡，怎能不去想，死神正難着我們喉嚨？」
最大的恐懼便是恐懼本身
這種對死神不知何時襲來的恐懼，直至他經歷一己的恐懼——騎馬時從馬背墮 下口吐鮮血重傷——那時始完全中止。康復之後，蒙田發現死亡其實沒有那麼可怕，如果一天到晚都在與恐懼爭鬥，那是浪費自己的時間和人生，「別費心思在想那 個了」。以蒙田的經驗，恐懼的正面作用應該是人們從此對恐懼免疫，更加茁壯。
然而人們未必像蒙田那樣充滿大智慧，往往在集體恐懼裏失去判斷和理性。加拿大作家賈德納（Dan Gardner）於二○○九年成書的Risk: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Fear（《風險：恐懼的科學及政治》）指出一個可笑的事實：我們其實正身處人類歷史上最安全的時代，卻不知何故被眾多無名恐懼影響心智及行為：人們怕吃 這怕吃那的原因只是讀了一段無法驗證的所謂專家分析；人們怕坐飛機只是因為「九一一」事件，結果是一千五百九十五人因為怕在航機上遇到恐怖分子改坐汽車不 幸車禍死亡。
同一性質的恐懼也來到香 港。西灣河的血案掀動這個海港城巿的關切，劉進圖倒臥血泊帶出香港原來未脫八十年代中美洲獨裁政權的血腥殘暴本質，企圖以恐懼令社會麻木傳媒噤聲。當下的 香港正處大變前夕的破曉時分，從社會公義以至政治前路，未來兩三年存在巨大變數，因此任何控制傳媒控制政治控制社會的手段，都足以令社會發展進程的參數調 整甚至變化；其中被認為可以有效影響此一進程及方向的，便是通過恐懼，大則扭向小則修正社會對變革的期許。
恐懼帶來的是噤聲威嚇
劉進圖遇襲事件無疑是「不 得張聲」的恐懼營造，逼令香港社會及傳媒在公義和正義之前擱筆。毋庸諱言，這兩年香港已然進入恐懼年代，社會團體示威被不知何來的人橫加毆打，記者街頭採 訪遭孔武有力者又推又撞，這就更不必說一篇文章引來特首律師信，這些有形及無形的恐懼客觀上帶來「第二套制度」，即在普通法以外的另種價值體系。當香港社 會今天走上街頭呼籲反暴力反滅聲的同時，如何在公民社會的基礎上堅固我們本來的體系，即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就成為社會的當前急務。
現代社會傳媒角色遠已脫離「報道」層次，而社會的演進更不可能令傳媒自滿 於所謂「有史以來最自由」這類抽空背景的「敘述」。如果僅是滿足於「最自由」的當下，香港其實可以休矣：我們今天仍然可能停留於新聞送審的年代，而審檢制 度在昔日時空之下也是當時「最自由」一語的突顯。事實上，傳媒早已扮演報道事實及制衡權力的雙重角色，亦由於此，如何對傳媒實施威嚇，以及製造懸在頭頂的 莫名恐懼，成為威權主義者的最大目標。
政府打壓傳媒最盛時期並非 近十年的俄羅斯普京朝代，而是七十及八十年代的中美洲幾個右翼軍事政權。美國十九世紀實行門羅主義以降，從不間斷公開宣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不容歐 洲列強沾手，視中美洲南美洲國家為禁臠。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東西方冷戰高峰時期，美國不欲自家後園中南美洲受蘇聯勢力影響，刻意在這些國家培植右翼軍 人，通過軍援利誘軍頭坐大，控制小國成為美國衛星國。軍人警察等武裝部隊由於對權力及槍支的迷思，有一種「保家衛國」的自我期許，美國透過「共產主義入 侵」之說，令小國軍頭「保家衛國」基因發酵，打擊國內進步人士及媒體記者，其中最甚的是薩爾瓦多。
極權國家謀殺記者帶來恐懼
八十年代初的薩爾瓦多完全 符合美國扶植右翼傀儡政權的條件：中美洲、小國、軍頭。美國一方授以軍援，一方對這個國家的違反人權惡行視若無睹。薩爾瓦內國內有左翼進步人士，也有不甘 在人權高壓下苟活的新聞記者，面對經常讓軍政府醜行公諸於世的傳媒，軍政府組成一支「行刑隊」（Death Squad），專門拘捕拷打暗殺記者及反政府人士。Death Squad這個詞，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羅馬尼亞政府組成刺殺政敵部隊後成為政治名詞；到八十年代則因薩爾瓦多軍政府謀殺記者與左翼分子「發揚光大」，從而具 有「官方用以暗殺記者及進步人士的部隊」特定意義，原本是執行死刑的監獄人員本意棄而不用。據人權組織估計，單在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三年，薩爾瓦多行刑隊 殺害三萬五千人，這個小國的後台老闆是當時美國總統列根、美國近三十年最右翼的總統。與薩爾瓦多同屬中美洲行刑隊國家的是洪都拉斯和危地馬拉。美國導演奧 利華史東（Oliver Stone）一九八六年拍攝《薩爾瓦多》（Salvador），通過記者眼睛看這個軍權小國。奧利華史東是有心人，可惜電影內容過 於浮光掠影，無以勾勒薩爾瓦多暗無天日的三年。
今天香港恐懼臨空，肢體暴 力政治暴力盤桓不去，背後的那些勢力，在於阻嚇社會朝覑更公開更透明的方向大步而去，本質上與八十年代的薩爾瓦多或危地馬拉並無二樣。面對恐懼，蒙田的人 生體驗可作借鑑，「有時，恐懼會攫住一群人」，從而令人改變思維與行為，無法判斷對錯，難以界定正義與非正義。可是蒙田從馬背跌下來之後，就是有覑曾經面 對恐懼的經歷，再也不畏。於香港而言，劉進圖遇襲，人們恐懼莫名，劉進圖病況好轉，社會知道恐懼最終可以克服。這一過程雖然短短三天，卻是百轉千迴的獲得，從此敢於面對恐懼，克服恐懼，戰勝恐懼，就像墮馬受傷後從此不怕的蒙田、經濟崩敗後再建國家的小羅斯福那樣，終生無畏。
FDR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