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4月13日星期六

何清漣:“屌絲”一詞折射的社會沉淪




促使我認真關注“屌絲”一詞,是在推特上一次不太愉快的經歷。因為寫了篇支援《南方週末》爭取新聞自由的文章,傷了不少“粉絲”的心,這些“粉絲”認為我不應該支援南周,因為南周曾“吹捧韓寒”。最後我實在對他們這種嚴重干預他人言論自由的行為煩透了,拉黑告終。其中有一位,讓別人轉過來臨別用語,“我一枚‘屌絲’,還怕你不成?”這句話頗有幾分“無産階級不懼怕失去任何東西”況味,讓我想起中共建政後三個時期的流行用語,這些流行用語都與“無産者”有關。

*文革:無産者的黃金時代*

“文革”時期,凡遇任何爭執,對方將袖子往胳膊上一捋:“我是工人階級(或“我是貧下中農),大老粗一個,還怕你不成?”80年代之後,王朔通過“我是流氓我怕誰?”生動地描繪了“大老粗”藐視社會規則的“氣派”。

上述這些話,與“屌絲”的相通之處是:話語的主述者都屬於社會底層,都體現了自傲與自卑的奇怪混合。但細究起來,三類説法雖然都屬於身份型社會的話語,但其內涵與折射的社會環境卻大不相同。

“工人階級”與“貧下中農”這兩大階層在“文革”時期的政治地位與今天有天壤之別。其時,“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毛澤東説過:“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

“聖諭”既頒,當時社會上便流行起反向型身份歧視。工人、農民擁有體制賦予的政治地位,工人階級是“無産階級先鋒隊”,在所有階層中被視為上品,在婚姻市場中,工人一度成為婚齡女子的首選。因其政治地位高,這兩個階層的社會文化特徵,即文化低、行為舉止粗魯(大老粗)、生活品味差,都成了可以自傲的政治資本。這段時期説自己是“工人階級”(或“貧下中農”),包括將這個階層的標簽“文化低”往身上貼,是種階級自傲。這一點當然頗有中國特色,因為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雖然也尊重工農,但卻從未將沒有文化與受教育不足當作他們可以自傲的“資本”。

*流氓無産者精神的長盛不衰*

“我是流氓我怕誰”,是王朔借用書中人物的口表達他對中國社會文化的一種深刻認知。有人評説,王朔諷刺的是一種“身份喪失者”那種不顧一切的破壞慾望——因為流氓不被正常社會承認,游離于正常社會邊緣,因此是“身份喪失者”。這評説其實只對了一半,如果將流氓精神視為身份喪失者(遊民)獨有,那是對中國文化欠缺了解。事實上,身份喪失者不一定具有流氓精神,具有流氓精神的不一定是身份喪失者。流氓精神的核心要素其實是不遵守社會通行的規則,甚至希望在自己強大之後有力量為他人制訂規則。小流氓是在破壞社會規則的快感中獲得滿足,大流氓則是在別人的服從中體味自己操縱他人與世界的快感。但無論是大流氓還是小流氓,其共同點是從不考慮別人的願望與利益。

我對中國文化中流氓精神的認知,是隨著對中共黨文化的認知日深而逐步深化的。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其實是以遊民為主體的流氓無産者革命,遊民精神不可避免地滲透到中共的政治文化當中,那就是鄙視知識分子與人類文明,並從破壞行動中獲得滿足感。最典型的例證就是,毛澤東將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明及蘇聯代表的共産文化分別視之為“封資修”,一律除之而後快。這種流氓精神還有一大特點,凡自己不能佔有或者理解的,一律破壞。比如,明末張獻忠覺得奪天下無望,於是以屠戮為快。但對於1940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人來説,認識毛所代表的流氓文化卻需要一個過程。本人直到本世紀初,看到中國走上政治精英流氓化、社會底層痞子化、基層政權黑社會化這條不歸路,方才認識到,王朔這句“我是流氓我怕誰”,其實是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一翼——江湖文化的鑰匙(另一翼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精神的士大夫文化)。

中國的精英階層流氓化非常明顯:官員的腐敗內幕之醜陋駭人聽聞(如下流不堪的情色日記等):不顧一切地榨取,導致中國生態環境瀕臨崩潰;對自己生長于斯的土地從資源的榨取到人之生命的榨取,毫無人倫底線的器官買賣與屍體買賣;不僅社會成員活得毫無尊嚴,就連政治失敗者也毫無尊嚴。這種流氓文化浸染之下,不僅上層精英如此,不少底層中國人更是無原則生存,欺負淩虐更弱者以獲得生存資源的惡性事件時有曝光。只要能夠活下去,告密、當特務、線人、五毛,什麼都願意幹,而且還幹得理直氣壯。山西黑磚窯事件及陜西前幾年的“殺豬生意”,即騙人去煤礦做工,伺機謀人生命並偽裝成礦難事故,然後以死難者家屬身份向礦訛詐賠償,都是社會底層成員針對他人施加的毫無人性底線的暴行罪惡。

*“屌絲”:社會向下沉淪的語言表述*

“屌絲”一詞,凡中國人都知道其鄙俗不堪,它是中國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的産物。當絕大多數社會底層成員通過各種努力,比如通過讀大學、研究生,仍然無法改變命運之後,深感無望,於是乎如此為自己作社會定位。與毛時代將人視為螺絲釘不同,螺絲釘至少還是個機器上的零件,“屌絲”一詞的意思是,世界上有自己不多,沒自己不少,其存在價值無足輕重。之所以要使用如此鄙俗不堪的詞自況,除了自賤之外,還混合著一種自我賦予的自傲,大概是從“屌”字一族,即“老子不屌你”、“屌你媽,老子不玩了”這類粗口裏轉義而來。

這一寒門自賤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比如,魏晉南北朝的閥閱門第制曾阻斷底層英才上升之路。但當時那種寒門自賤,並未得到如今天這般廣泛的社會認同,也從未到今天這種拿自己不當人的地步。南北朝還是有一些寒門英才自重自強,力爭應有的社會地位。其結果我們也知道,隋唐時代,隨著門第閥閱制度的衰落與科舉制的興起,從此中國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白衣卿相。

正常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在經濟學説史上地位獨特的凡勃侖的解答為不易之理。他認為,下層階級與上層階級並非必然針鋒相對的,前者抱持一種看不見但十分堅牢的共同態度:工人階級並不企圖取代他們的管理者,他們只是試著去模倣他們。他們本身皆默認,他們所做的工作,比他們老闆的工作要不“體面”得多。但是,他們的目的並不在於除掉較高的階級,而是設法讓自己成為較高階級的一員。正是這種心態,使社會得以保持平衡穩定——這話的意思是説:在社會上升通道暢通的社會,人人以能夠成為較高階層為目標,這是人類文明保持進步的活力源泉。

中國社會精英的不良作為,導致社會底層産生反精英情結,甚至對精英一詞表示反感。其實,台灣人在翻譯Elitegrassroots這兩個相對應的片語時,很有創意,將Elite譯成了菁英,即花與草木之菁華,隱含有無草根即無菁英這種共生關係。我認為沿用此詞甚好,可以提醒國人記住:草根雖賤,生命力卻強,且是菁英之根本;而失去草木滋養的菁英階層,早晚會喪失生存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