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PP決定輪迴

希臘會不會逐出歐元區，成為世界大事。

德國向歐元區實施的緊縮政策，地中海民族如希臘、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平時陽光海灘、紅酒沙龍都受不了。「悠閒」本來是他們千年以來的文明行為藝術——法國人和意大利人是天生領了牌做懶人的。只是他們的懶惰在全球的民族之間，即使懶，也懶成了名牌，懶得有品味，最有型，也最有建設性，世上的民族是不平等的——可惜一旦歐元成為詛咒，經濟破落，「文化」也就要靠邊站了。

希臘一旦退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命運也可想而知。但好好的歐洲幾處器官長了腫瘤，切割也不是，化療也不行，無端端推一副病軀，誰都知道是死路一條。

有點無辜的反而是英國。八十年代以來，戴卓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早已看出，貨幣大一統，不是人類的未來。戴夫人因為「反歐」坐成罪名，只是當時「親歐」是一種流行症，就像流行用 Prada和 Chanel一樣。八十年代開始，英國的新生代崇拜歐洲，法國和意大利，一切都是好的。文化的傾慕，毫無理性地滲透進經濟的判斷。戴卓爾夫人下了台，馬卓安親歐，幸好沒有廢除英鎊，懸岸勒馬，但由於離一場大火的災場太近，燒掉了頭髮和眉毛。

上星期，英國政府的一名經濟學家高德警告：一旦歐元崩潰，英國經濟可能「永遠無法復甦」。

這句話嚇人一跳的地方，是打破了經濟常理：衰退與復甦，像黑夜與白天，不是周期性的交替現象？世界上沒有只跌不升的股市，也沒有永遠漲價而不回落的房地產市場。但英國經濟從此一蹶不振等同亡國，卻不是不可能，因為據高德說：「如果一國的經濟生產力的潛質受永久的打擊，國家增加稅收的能力，也永久癱瘓。對於公共理財，自然也永久受損。」

這句話令人注意的是原文： If you have a permanent impact on the productive potential of the economy。根據高德的理論，香港經濟是永無出頭之日了。

因為香港社會的生產力，已經永久癱瘓。所謂 Productive Potential，指的是理性的實業和感性的創意。殖民地時代，香港的 Productive Potential一直源源不缺。殖民地時代，香港的 Productive Potential，是從上海搬來的紗廠、假髮、膠花。雖然紡織不是香港人的原創，膠花、玩具和電子收音機也只照西方設計發明依樣製造，但滿街的山寨廠，加上大陸閉門階級鬥爭，無所事事，香港的 PP一支獨秀。英國人佔領香港，從第一天開始，就把香港定位為出入口港。香港的生產潛力即以此一公式逐步培養。難民湧進來，九死一生，香港像田橫五百士，四百萬人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生產力釋放出來，香港的經濟就健康了。

除了實業，那時香港人還有設計。沒有所謂大陸市場，香港功夫片遠征到波多黎各和南斯拉夫，洪金寶和袁和平應邀到美國發展，這不就是香港的 Productive Potential得以全面發功的例證？那時的香港，參與國際市場，有英國下議院的民主母體做靠山，無人可以隻手遮天，包括港督。那時香港人不必民主普選，因為頭頂那片天不同，七、八十年代香港人的尊嚴和樂觀，就是如此形成的。

大陸改革開放，廉價勞工搶走了訂單，香港的柴灣、九龍灣工業大廈永久荒廢。既然工業大廈不可以重現山寨廠，照高德的說法，香港的經濟潛力就像失去魔術的《仙履奇緣》故事，午夜之後，永久蒸發，一去不復返了。

俯瞰今天的香港，要工業沒有工業，要電影無電影，有一點點設計，但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打不出一席位。流行音樂一度有東南亞市場、大陸市場，那時的太極、 Beyond，甚或許冠傑的蓮花樂隊也全部失蹤。香港人的自我審查，導致創意蒸發。中國大陸卻視香港為「顛覆基地」，不斷排放低資質非技術的人口，加重香港社會福利的包袱。一句話，歷史形勢改變，就像殞石擊中地球，生存了八千年的恐龍經歷一場變動，從此絕跡。香港的所謂世界奇蹟也一樣。

好笑的是，中國大陸在幫助香港自殺，香港人一無所知，十五年來的特府也完全懵然。英國面對一片蒼然的歐元區，英國的經濟學家尚知道危機何在：國家的生產力癱瘓了，即如恐龍滅種，經濟即永無復甦之日。這是最新而有力的經濟理論。不要以為復甦和衰退，像佛家的輪迴一樣，人死了永遠有得投胎。高德告訴你：沒有投胎的，進了枉死城永受煎熬，東張西望，那怕在尋找一隻母豬的身軀，想脫離無間地獄？但不要說人和母豬，連隻老鼠也找不到。

英國政府和經濟學家，燃眉之急還懂得一個「驚」字，可笑的是，香港特府的什麼班子，一點意識也沒有。新政府上場，只懂得「興建居屋」，多了一點廉價房子，就有了 PP嗎？

高德認為，英國的經濟結構，受歐元區拖累，財相歐司本只一味加稅，就像在沙漠裡企圖開拓水源，找不到點滴的，一個生產潛力永久消失的國家，再加稅也沒有用。零售、飲食、在街上推銷 iPhone和售樓書，不是 PP而是塘水滾塘魚，「過日辰」的自我荒廢。這種「就業職位」與經濟生產力毫無關係。香港 hea足了十五年，還要 hea下去。

英國有此自知之明的警世之言，知衰知恥，反而有救。畢竟，除了勞斯萊斯引擎、英語、英超聯、 Harry Porter，都是爛船可以全球出口的三五斤釘，而不止是牛津街和哈勞斯的大陸購物自由行。英國不必完全依賴遠東一個民族的口腹物質之慾以生存，但不幸香港十五年來，連銹釘也沒幾根，昔日的實業，已被中國大陸悉數吸納，香港從前的創意，連下層的《老夫子》、《龍虎門》，俱已成為追憶，自由進一步收窄，溫水煮蛙，經濟又如何有生天？

香港的特首再換走馬燈，也不可能投胎轉世，這不是悲觀，而是現實。

余槐凝：香港六四紀念館拒絕遺忘

香港深水埗的「六四紀念館」搜集大量六四時期留下來的物品，為年輕人和內地遊客提供歷史教育，讓民主形象長駐人心。支聯會募集捐款，計劃修建更大的永久性紀念館。

在熙熙攘攘、擺滿地攤的深水汝州街，有一棟不太起眼的唐樓，門口只拉起簡易橫幅做成的招牌，寫著：‘六四紀念館’，懸掛在搭滿腳手架的外牆上。紀念館地址是汝州街二六九號二樓，共一百多平方米（約一千平方英呎）。在五月二十七日香港「民主大遊行」的當日，迎來了八百多人次參觀，對一個最多只能同時容納四十人的場館來說，有些不堪重負。從四月二十九日開館以來，已經迎來六千人次。

走近屋內，迎面是一座和人等高的民主女神像，神聖、莊嚴地矗立在那裏，很容易讓人回想起八九年那一幕，民主女神像和天安門前的毛主席像以前所未有的平等姿態遙遙相對，卻在最後被狠狠的砸爛。但歷史的真相不是毀屍滅跡就能消散的，更多的民主女神像被建造和複製，成了民主的象徵，駐扎在人們內心深處。

在這處簡易的臨時紀念館裏，分為五個部分：互動區、歷史牆、文物區、圖書閣、心意卡和禮品閣。

歷史牆記載了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後民運發生的經過。背景是維園的燭光，寓意薪火相傳，這一直是原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席司徒華的遺願。另一道牆的主題是：「腳印與戰叫——香港人與八九民運」，背景是八號風球的當日，香港百萬人冒雨大遊行的畫面，對港人來說，這一幕彷彿歷史的定格。

在圖書閣裏，擺放著剛剛去世的民運領袖方勵之的大幅照片。除此之外，還有兩面牆，放著「六四屠殺死難者」的照片，並標註了姓名。常常有中國大陸遊客問館裏的支聯會義工關於是否有遇難者的問題，義工都會指指這道牆，有名有姓，還有許多圖書可以對照著驗證。

還有一處掛著許多泛黃的六四期間的舊報紙，義工李建英告訴亞洲週刊，很多都是市民保留下來，捐贈給支聯會。掛在牆上的有《明報》、《文匯報》和《快報》，每日的內容幾乎都有六四的消息。最廣為人知的是《文匯報》開天窗的那期，在社論上寫著「痛心疾首」四個字，並打了一個驚嘆號。

舊報欄裏還貼有當時香港各界人士共同發表的《聲明》，表達對北京當局的抗議和對愛國遇難同胞的哀悼，並把候任特首梁振英的大名用螢光筆圈出來。李建英說，香港的參觀者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當時義正辭嚴的官員，現在卻不敢表態？這種政治上的禁聲，讓港人無奈又氣憤。

從去年十二月開始，支聯會開始準備籌建六四紀念館。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對亞洲週刊說，在六四事件二十三年之際修建紀念館的原因是，很多香港年輕人並不了解六四是怎麼回事，如果學校可以做多點教育，學生則能加深對歷史的知曉程度，紀念館恰恰就提供這樣一個歷史教育的場所。

吸引內地遊客參觀

其次，香港每年有三千萬的內地遊客來港，而他們不少人本來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討論六四問題，來到香港後，有這樣一處參觀之地，就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料。李卓人說：「全中國目前沒有地方建立過六四紀念館，填補歷史的空白相當重要。」

紀念館只用了四個月的籌備時間，其中很多都是得益於義工義務的幫助，包括房子的設計、民主女神像的雕塑、紀念館還有很多九零後的義工。

李卓人說，臨時紀念館之所以籌備比較容易，是因為支聯會有許多經年累月保留下來的素材，包括文物區展示的由當時香港記者帶回來的子彈頭、簽滿名字的雨衣，還有當時在天安門廣場留守到最後的記者為了抵抗催淚彈所帶的口罩等等，在圖書閣裏珍藏著關於六四上百本圖書和當時珍貴的照片，供參觀者翻閱。

然而，要修建永久性的紀念館就並非易事，初始資金就需要五百萬港元（約六十四萬美元），用於購買房屋等固定資產。其次，如果紀念館一次容納八十餘人，面積需要二百平方米，比現在的臨時紀念館大一倍。

對紀念館的建立，李卓人並沒有對香港政府寄予希望。在成立初期也被政府的相關部門詢問籌款是否申請、有沒有公共娛樂牌照。李表示這並不是娛樂場所，所以不會申請。在此之後，紀念館順利開張，到現在一個月的時間已經籌集到七萬餘元的募捐。李表示，會在六四維園的當日活動上，呼籲大家捐款，希望能在二十五週年之際建成永久紀念館。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中五年級的一批學生到紀念館參觀，義工馮愛玲表示，已經有十幾所學校預定時間參觀紀念館。何同學說，小學的時候就知道六四，以及趙紫陽的事蹟，但是一直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六四，對中國的影響是什麼，為什麼中國當局一直不肯承認？希望能都看到點資料，尋找答案。

在留言牆上，有一位內地人士留言，寫著：「在內地生活了十六個年頭，到了香港才知道中共犯了如此大的罪行，難怪日本人也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中國人自己都不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怎麼有臉皮叫日本人認罪呢？……」

現場有一對已經六十六歲的香港夫妻在參觀，他們回憶起當年，看TVB直播坦克進城，對槍響聲終身難忘，講著講著就哽咽了。

義工馮愛玲說，前兩天有當時的《人民日報》記者連續兩日來紀念館，感觸極深，看到痛哭。

禮品區有個別致的徽章頗受歡迎。徽章上標註的日期是五月三十五日，這是因為「六四」是大陸不能提及的敏感詞。圖案是一隻躺在地上死掉的鹿和一個倒轉過來的玻璃瓶，取的是廣東話的諧音：「平反，六四」（瓶反，鹿死），以此表達香港市民的堅持與抗爭。

 

咼中校、李維珍：貴陽紀念六四未受阻撓藏玄機

貴陽市民糜崇驃一連兩天公開紀念六四，播放影片，呼喊「民主萬歲」﹑「打倒獨裁專制」等口號，沒有受到任何阻撓和干擾。他認為與中央高層變化有關。福建也出現要求平反六四遊行，但事後被追查。

中國敏感日子「六四」前後，是一個能與兩會、黨代會相提並論的重要時段。每年到了這個時候，中共當局就會想盡一切辦法控制六四有關人員，竭力打壓六四紀念活動。然而，最近在貴州貴陽市卻一連兩天有人在鬧市區紀念六四，要求停止政治迫害。境外有媒體分析認為，北京對六四紀念活動似有放鬆。不過亞洲週刊獲悉，北京對六四紀念還是相當敏感，各地對相關人士仍然嚴加管制，貴陽只是孤立個案，可能與地方維穩形勢有關。

五月二十七、二十八兩日，貴州「人權櫥窗」發起人、七十三歲的糜崇驃與貴陽維權人士雍志明等，在貴陽市鬧市區人民廣場拉起寫有「八九六四廿三週年祭，追查兇手，停止政治迫害」和「強烈要求釋放良心犯陳西」字樣的橫幅，並在現場播放有關「六四」的影片。活動引來許多市民圍觀，據發起人糜崇驃說，現場最多時有數百人圍觀。在活動中，糜崇驃還發起民眾一起呼喊「民主萬歲」﹑「打倒獨裁專制」的口號。活動持續兩個小時，期間沒有受到任何人的阻撓和干擾，活動平穩順利地結束。

與此相似的是，貴陽在連續兩天活動之後，組織者糜崇驃也沒像往年一樣被當局調查騷擾。糜崇驃對亞洲週刊說：「比較奇怪，派出所的公安沒有來找我。」糜崇驃說，在往年，他們會提前幾天來抄家，限制他的行動，或者乾脆讓他出去「旅遊」。在平時，他去公園拉橫幅搞宣傳時也被阻攔，甚至被打。

據youtube上的視頻顯示，在糜崇驃等人的活動現場，圍觀的人大部分是中老年人，有少部分年輕人。但由於在國內「六四」的歷史被完全抹殺，當下的年輕人幾乎沒有聽過關於「六四」這段歷史的介紹。活動現場有年輕人表示完全沒有聽過「六四」，甚至有人指責糜崇驃是在「編造」和「胡說」，糜崇驃氣到上前與他們理論，盛怒之下打了對方一巴掌。

要耐心說服年輕人

糜崇驃說：「我是很急啊，我親眼看見開槍的，有人倒地。」不過糜崇驃後來覺得有點後悔，認為當時衝動了點，說這是中共長期洗腦的結果，不怪他們，對年輕人還是要耐心說服。

這則新聞被香港多家媒體報道，但在內地媒體上沒有看到任何報道，三十日一早在微博上有人轉發這個活動的新聞，但很快就被刪除。在微博上搜索「紀念六四」﹑「糜崇驃」都找不到關於這個活動的消息。

今年七十三歲的糜崇驃是國民黨將軍糜藕池之子。一八九七年出生的糜藕池是貴州人，早年加入黔軍，一九一六年護國戰爭中隨蔡鍔入川，後入黃埔軍校學習，參加東征與北伐，時任排長，直到四七年升至少將，四八年返回貴州任貞豐縣縣長。一九四九年任川黔公署獨立第一師師長，不久率部投向中共。一九五一年七月在鎮反中被處決，八十年代獲當局平反。

作為國民黨「反動派」後人的糜崇驃沒讀過什麼書，在貴陽公交公司做修車工人，現在靠一千多元人民幣的退休工資生活。八九年，五十歲的糜崇驃得知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暈倒，於是決定親自上京支持學生。「六四」當日清晨七點多他看到坦克駛進天安門廣場，然後聽到槍聲，看見學生倒地。當日下午他搭乘火車即刻返回貴州。這之後「六四」便成為糜崇驃的心結。他在退休後開始正式投入維權活動。發起了「人權櫥窗」活動，從二零一零年五月開始在貴陽市人民廣場派發人權方面的宣傳品，為受刑的維權人士募款。另外，當局為了防止糜崇驃組織紀念「六四」的活動，每年五月二十九日或六月一日前後都會將他軟禁在家或者帶到外地「強制旅遊」。

今年糜崇驃先發制人將活動提前到五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舉行而沒有受到來自官方的干擾，他本人到截稿日都能自由接聽媒體的電話。他本人認為沒有受到阻擾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有可能和中央高層出現分歧有關。他認為，王立軍、陳光誠事件之後當局的維穩思路有了變化，維穩的人力、物力都有調整。糜崇驃聲稱當局專門針對他的維穩經費也不少，地方政府已經把他當作「搖錢樹」，在以前每天二十四小時，有四到八個人跟著他。現在則「放鬆」多了，在六四紀念活動現場，只有派出所派來的兩個治安聯防隊員站在一邊看，沒什麼人干涉他的活動，「比較奇怪」。

打算宣講人權宣言

糜崇驃說，休息兩天後他還會去黔靈公園進行紀念活動，宣講《世界人權宣言》，悼念六四死難者，向老百姓說清楚當年的真相。糜崇驃對亞洲週刊說，他已經豁出去了。「我已經下了決心，把腦殼掖在褲腰帶上，隨時幹到底。他們（指警察）也威脅我，說出去會有交通意外什麼的。但我跟他們說：『死在你們手裏，我感到無限光榮。』」

紀念活動上要求釋放的良心犯陳西（原名陳有才）是零八憲章簽署者之一，一九八九年因聲援「六四」而被判入獄三年，一九九五年再因要求平反「六四」被判入獄十年。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指陳西在境外網站發表的文章有煽動內容，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陳西十年監禁。

不過，福建維權人士紀念六四被打壓。五月三十日上午，范燕瓊等十五六名上訪者在福建省延平區法院前公開打出「平反六四」、「支持溫家寶政治改革」等橫幅，引來過往行人的圍觀。

上訪者一路遊行到范燕瓊家中後散去，隨後發現一批警察已經包圍了范燕瓊的住家樓，試圖進入家中調查有關呼籲活動的情況。范燕瓊說，她聽見警察在門外稱，支持溫總理政治改革和平反六四是違法犯罪行為。

陳之嶽：周恩來夜宴孔傑榮秘史

陳光誠赴美的幕後推手孔傑榮，當年曾為中美關係正常化扮演過極其重要的角色，是真正的「親北京派」，一九七二年周恩來曾夜宴他和費正清等人。如今他為中國人權與法治的正常化而呼號。

四十年前（一九七二）的六月。美國總統尼克遜（尼克松、尼克森）首次訪問中國大陸之後四個月，對中國有興趣或有研究的學者、記者、作家與一般平民一批批前往仍處於文革後期的中國訪問，他們急著要親眼看看落後、貧窮而又閉鎖的紅色中國。專事研究中國法律的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兼副院長孔傑榮（Jerome A. Cohen）和他專攻藝術史的妻子柯珠恩（Joan L. Cohen）第一次訪華。柯珠恩因需照顧三個兒子而先行離開大陸，孔傑榮則打算經廣州到香港。孔氏居停廣州時，突接到中國外交部從北京打來的緊急電話，請他立即趕回北京，但未說明理由。同時也在廣州接到急電的是以挑戰政府威權著稱的美國左翼記者史東（I. F. Stone）的兒子、美國科學家聯盟會長傑羅米·史東（Jeremy J. Stone）及其妻子。

孔傑榮和史東夫婦趕緊飛到北京，在旅館靜候進一步消息。外交部要他們下午六時在旅館等候外交部派車接他們。中方雖一直未透露此行目的，但他們心裏都有數，肯定是中國總理周恩來召見他們。車子約在六時三十分抵達人民大會堂，孔傑榮和史東夫婦一進大廳即被引導至一間接待室，進內一看有號稱美國第一把交椅的「中國通」（The China Hand）、哈佛大學名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及其妻費慰梅（Wilma C. Fairbank，費氏夫婦的中文名字皆為林徽因所取），他們是在陝北延安接到電話趕回北京。還有做過駐莫斯科特派員、以《列寧格勒九百日》一書享譽全球的《紐約時報》普立茲獎名記者哈利森·索里斯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和他的妻子，以及《聖路易郵訊報》記者李察·達德曼（Richard Dudman）夫婦。中方招待人員把這一群美國客人帶至一個房間，大家一看，周恩來已在裏面，周看到客人進來，一個個握手，並用中國話說﹕「你好，請、請。」站在旁邊的唐聞生（Nancy Tang）馬上翻成英文。中方陪客則有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外交部美大司司長章文晉和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當時稱北大革委會副主委）等人。

一九七二年六月的晚宴是中美關係史上一場不尋常的宴會，賓主雙方談了四個多小時，話題廣泛，從中美台關係、越戰談到派遣大陸留學生赴美等問題。著作等身的索里斯伯里於一九七三年出版《到北京及更遠處﹕對新亞洲的報道》（To Peking and Beyond: Report on The New Asia）一書裏，收入他寫的那晚聚會細節。索氏把這書獻給美國老記者、《西行漫記》作者斯諾（Edgar Snow）及其他「老中國通」。周恩來常在深夜宴請友邦人士，但這一天卻選擇傍晚六時三十分開席。

主客在安徽廳就座後，周恩來請大家吸煙，美國客人全都婉謝，中方則人手一枝。周打開話匣子﹕「聽說美國香煙包裝上已印了抽煙有害健康的警告。」但他不同意吸煙有害健康的說法，他說還需作進一步研究，並建議中美兩國合作研究，美國科學家聯盟會長史東馬上贊成。周恩來雖不講英語，但對口語英文的理解力卻很強，從美國國家檔案館所蒐藏的尼克遜訪華紀錄片中，可以看到周的英語理解力甚至超過擔任翻譯的喬冠華的第二任妻子章含之，周曾多次糾正章含之的誤譯。

推動白宮承認北京

周恩來是個很周到、體貼的主人，他向孔傑榮表示很遺憾他的妻子要先回美國照顧孩子。周說，家裏有小孩，做一些事比較不方便，他並透露楊振寧當天到上海，本來夫妻要一起來，但也因孩子需人照顧，妻子只好留在美國。孔傑榮對周恩來說，他和費正清及其他學界同事曾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尼克遜當選總統後，遞送一份改善美中關係的備忘錄給尼克遜，建議派特使到中國打破外交僵局、承認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應進入聯合國等。簽名的還有哈佛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賴世和(Edwin O. Reischauer)、柏金斯(Dwight Perkins)、麻省理工政治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鮑大可(A. Doak Barnett)等人。周對孔傑榮說﹕「你和費正清可以感受到美國人民的脈動，但美國政府仍感受不到。」周亦強調，由於中美兩國政府都互相採取敵對態度，因此雙方都需要走一段彎曲的道路，不能僅責怪美國敵視中國，中國亦因台灣問題而敵視美國。孔傑榮向周表示，希望越戰早日結束，亦希望周氏早日訪問美國。但周搖頭說他年紀大了，同桌的人(指中方客人)都有機會去(章文晉後來做了駐美大使)，但他已不可能。席間，費正清向周提議兩國盡早開始交換語文老師和學生，周卻面有難色。他說，大陸學生在美國如碰到台灣留學生怎麼辦？他們也許會發生衝突。史東建議把大陸留學生送到沒有台灣留學生的美國大學學英文，周認為這個意見不切實際。周表示他並不是反對台灣學生留學美國，他說不少台灣留美學生後來都到中國來了。

最近因建議山東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留學私立紐約大學（NYU）而打破中美外交僵局的孔傑榮，一直能夠在海峽兩岸享有重望與影響力的原因，固然是中華民國前副總統呂秀蓮和現任總統馬英九是他的哈佛學生，但更與孔氏本人四十年來鑽研中國法律、鼓吹建立中國法治、促進改善中國司法制度與財經法規不遺餘力大有關係。北京當局願意傾聽和接受他的建議，主要是孔傑榮在美國打開中國之門和中美建交史上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推手角色，他的名聲也許不像費正清（一九零七年生，大孔傑榮二十三歲）那樣響亮，但他為中美建交所貢獻的心力卻毫不遜於費氏。他在六、七十年代不斷地撰文、演說、赴國會作證力主與北京建交、讓中共進入聯合國，是真正的「親北京派」。

孔傑榮於一九三零年七月一日生於新澤西州伊麗莎白市一個猶太家庭，他常說他的生日（七月一日）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日子。他先後畢業於耶魯大學和耶魯法學院，五十年代末到柏克萊加州大學法學院任教時，洛克菲勒基金會希望遴選一名學者專門研究中共法律，孔傑榮即從此踏入研習中國與亞洲法律的領域。他自己記得很清楚，他是在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五日晚上九點開始上第一堂中文課，但他的中文至今還是不太靈光；他在一次演說中戲稱中國和亞洲已成為他的終身「飯碗」(rice bowl)。孔傑榮於一九七二年隨美國科學家聯盟訪華時，正值大陸發動「批林批孔」，他不敢在大陸使用「孔傑榮」這個中文名字，而用「柯恩」(Cohen)。

促使北京釋文革學者

孔傑榮於一九六四年轉到哈佛法學院，一待十七年，不少亞洲學生日後在學界和政壇享大名。孔氏亦頗為關切國際政治與人權，一九七二那年除了訪問中國，亦曾踏足北韓。他和南韓異議人士金大中關係密切，一九七三年曾設法使被綁架的金大中獲釋。二零零零年，孔傑榮亦曾介入促使中共釋放被拘禁的賓州狄金森（Dickinson）學院圖書館員、文革學者宋永毅；孔因批評新加坡人權措施而與老友李光耀失和；八十年代中期，台灣黑幫分子在加州刺殺《蔣經國傳》作家江南（劉宜良），孔傑榮曾義務代表江南遺孀崔蓉芝赴台出庭，並指出中華民國政府應負責任。

孔傑榮於八十年代初向哈佛法學院請假到北京工作，一面當律師，一面傳授中國學生有關美國法律。後來在美國寶維斯律師事務所（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北京辦事處工作，前《中央日報》老報人龔選舞的律師女兒龔珊才和他同事。孔氏直至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後始離開大陸。孔氏於一九九零年加入紐約大學法學院，並成立亞美法律研究所。

孔傑榮早在七十年代初即積極在幕後推動中共釋放其耶魯法學院同學唐尼（John T. Downey）。唐尼韓戰期間加入中情局，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所搭飛機在中國東北上空被擊落，唐尼等三人被俘。唐尼等了二十一年，一九七三年三月獲釋，一九七五年娶中國女子為妻。

四十年前的那天晚上，周恩來召宴的中美重要客人幾已全部作古，只有孔傑榮一個人以八十一歲高齡繼續為中美關係而奔波。但他已不再為「中美關係正常化」而賣力，而是為「中國人權與法治正常化」而呼號！

張卓: 文學幫助你讀通世情

　

作家格非強調，文學表達社會的複雜性多面性，在了解世情的廣度深度上具有優勢；文學重要的不是寫作形式，而是反省和思索現實。

八十年代先鋒文學曾一度風風火火，而自二零零四年起沉寂近十年的先鋒作家格非，一口氣推出了《人面桃花》、《山河入夢》和《春盡江南》三部長篇小說，作品時間跨度長達一個世紀、被合稱為「烏托邦三部曲」的扛鼎力作。

格非是北京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一九八八年，他發表的中篇小說《褐色鳥群》被稱為是「當代中國最費解的一篇小說」，卻又毫無疑問也是一篇充滿玄妙色彩的優秀小說。這篇小說引得當時眾說紛紜，沒人搞得懂這篇在敘事結構上圈圈相聯又相否的小說到底在說些什麼。但也是這篇小說，成為後來人們說起「先鋒文學」時的必談之作。

《人面桃花》中，格非用古典精緻的語言，鋪展了一個在民國初年關於知識分子和革命以及理想國的故事；半個世紀的滄桑過去，格非又在《山河入夢》裏，通過記錄小人物的悲歡離合，描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社會主義革命燎原之前中國知識分子的夢想和實踐；時空進展至今日，在商品經濟的沖刷下，中國社會經歷了刻骨銘心的改變，詩人和律師這兩個職業成了當下社會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最佳演繹，《春盡江南》就通過了這樣一對夫婦的視角，探討了當下中國的社會和精神現實。

從先鋒文學到現實主義，很多讀者關心是什麼因素促成了這樣的轉變。但在格非看來這卻是一個極大的誤解：「先鋒文學一樣是在表達現實，先鋒文學作家對社會有著非常強烈的關懷，只不過他覺得通過傳統的方式難以表達，所以希望借助一種更極端更刺激的方法來表達，通過強烈變形來獲取效果，最終達到對社會的關懷、批判和揭露。」

正如格非自己所言，文學作品最重要的不是寫作形式，而是它能否對現實進行不斷地反省和思索。格非希望通過這三部作品，「對中國一百多年來的歷史做一個指示性的描述」。

但在第三部曲《春盡江南》中，格非並沒有把它寫成像前兩部一樣圍繞知識分子的生活和思索而展開的小說，而是把故事設置到一座江南小城中，通過描寫一對詩人律師組合的夫妻一年的生活，從而使這個社會近二十年來的變遷和由此帶來的矛盾問題躍然於紙上，引領讀者一步步地去審視這期間國人在精神世界和現實生活中發生的改變。

「人應該有一種反省的力量，能去不斷反省自己的生命，這也是我在《春盡江南》裏不斷提醒讀者的」。格非接受採訪時經常提到「獨立思考」和「反省」。他認為面臨當下這個物慾橫流的消費時代，人應該能夠在這面前保持起碼的警惕，這才是「參透世情」的基礎。

對於當下的知識界，格非毫不諱言：「我對現代的知識界有著很大厭惡，這種厭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缺乏對歷史的思考。知識界人應該有歷史的眼光，有獨立的思考。對現在我是非常失望的。」

金瓶梅等強調世情

作家格非喜歡「世情」二字。他認為很多文學作品如《紅樓夢》、《金瓶梅》等強調的恰恰就是這個世情。但和當時相對封閉相對單純的歷史背景比起來，現在的人想要讀通世情則要困難許多。而文學作品在這方面則有著獨特的優勢﹕「平常人看問題因為視角不同就產生各種各樣的看法和問題，但文學有各種描寫表達方法，在表達社會的複雜性多面性、在了解世情的廣度深度上具有優勢，我很希望在這個方面做一些努力。」

混沌: I agree that literature do exemplify some perennial nature of man. Today, with the advent of internet and technology, the political borders become increasingly insignificant, the author's choice seems rather limited. My additional suggestions are "The Book of Job", Homer's "Iliad" and "Odyssey", Cervantes'  "Don Quixote", Chaucer's "The Canterbury Tales", Beckett's "Endgame",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  Dostoevsky's "Notes from Underground", Voltaire's "Candide" and lastly 吳承恩《西遊記》. My list is not meant to be exhaustive.

 

  

林沛理: 香港墮落根源

香港特區政府繼承港英剝削性制度和政策，與地產商利益一致，社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城市在什麼情況下會速朽，什麼情況下會騰飛？國家如何走上昌盛之路，或者墮落之途？這是最近在西方知識界引起廣泛討論的新書《國敗論：權力、繁榮與貧窮之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嘗試回答的大問題。

追求生活的舒適是人欲，也是天理。可是，即使有願意努力工作的人，還要有確保人的努力會得到回報的制度和組織；否則只有一隻翅膀，又如何飛得起來？《國敗論》的立論，是能夠推動和激勵人民有效地利用其生產力，以及創造和累積財富的健全制度和組織，乃國家成功和致富的關鍵。這些所謂「good institutions」包括法律給予私人產權的保障、履行合約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充分的投資自由和機會、低稅率、有效控制通貨膨脹，以及貨幣的自由兌換。

這種觀點其實並無新意，更談不上原創性，但值得香港人細讀和深思的是這本書第九章提出的「由富變窮」（reversal of fortune）的概念。作者指出，很多本來人口密集、資源豐富的國家，例如印度、印尼和秘魯，經過歐洲的殖民統治之後，都變得一貧如洗。原因是殖民者會透過各種剝削性、榨取性的經濟制度、政策和習慣（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淘空殖民地的財富、資源和勞動力。

殖民地獨立之後，倘若因襲殖民者此等制度和政策，繼續榨取國民的收入，將大部分的財富由大眾轉移到少數的既得利益者和管治精英，則這個國家的經濟不振、民不聊生，可以斷言。

香港人對這類「剝削性的經濟制度、政策和習慣」當不會陌生。與其說香港有所謂地產霸權，倒不如說九七回歸之後，特區政府像得了遺傳病一樣繼承了港英政府一手建立的「剝削性的制度和政策」，包括土地資源的運用、對賣地收入的過分倚賴，以及容許地產商以合法行騙的方式經營等等。

身為全港的最大地主，特區政府成為了它自己政策最大的受惠者。在這個意義上，特區政府非但沒有被地產商脅持，反而地產商在賺取天文數字利潤的同時，無時無刻都在為特區政府的利益服務。積重難返，今日的香港政府已經走上不歸路；就連市區重建局和港鐵（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這些官方的公共服務機構，也以影子地產發展商的模式和原則運作。難怪市建局在香港成立多年，旺角、灣仔和尖沙咀不少地段也早已重建為豪宅和商場，但紅磡、土瓜灣、大角咀等舊區的最基層市民仍然要住在裂痕處處的危樓裏惶惶不可終日。香港市區重建的首要考慮是市場價值和發展價值，而非樓宇的殘舊和危險程度。居民的生活質素，甚至生命安全，並不會計算入方程式之內。

一國兩制的一個基本前提，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回歸後五十年保持不變。於是，保護地產商以及他們在建制和現狀中扮演的角色和獲分配的利益，也就成為特區政府不用言明也無需言明的基本職責；更何況特區政府一直堅持高地價政策，它與地產商的利益根本就是一致。

土地無疑是香港的珍貴資源，但長期以來，我們因為對這種資源的過度倚賴和估值過高，已經付出沉重的代價。《國敗論》的作者發現，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未必會走上繁盛的康莊大道，反而容易跌入貧苦的陷阱；他們稱之為「天然資源的咀咒」（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一個盛產某種天然資源的國家，自然會對這種資源特別倚賴。倘若這個國家缺乏良好管治，又或健全的制度不足，便不難成為貪污、高通脹，甚至內戰的溫床。盛產鑽石的西非國家塞拉利昂 （Sierra Leone）、盛產石油的尼日利亞和礦物豐碩的剛果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反觀同樣是石油資源豐富的挪威與位於中美洲加勒比海南部的特立尼達島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卻因為懂得將從開發石油資源取得的利潤投資於教育及經濟發展，結果走上富裕之途。

至於香港的地產商，多年來從賣地和賣樓中取得天文數字的利潤，做著一盤穩賺不賠生意的他們當然不會大舉涉足其他業務，因為這樣做的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太大。可是，其他各行各業卻要擔起難以負荷的經營成本——香港核心區的店租和辦公樓租金貴得驚人。結果香港變成了一隻只懂得一種戲法的小馬（one-trick pony）。

李平：胡溫主政10年 辜負天安門母親

「天安門母親」昨日發表聲明，紀念「六四」死難者離世23周年。這份聲明一如既往地表達了「真相、賠償、問責」三項訴求，令人看到天安門母親持續抗爭的決心。尤令人感慨的是，聲明除了有天安門母親121位成員簽名外，還附有曾參與簽名、近年已故29位難友的名單，包括剛於上月底以生命對當局的麻木不仁作出控訴的軋偉林。

10年前，在中共十六大選出胡錦濤、溫家寶等新領導人後，天安門母親曾致信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呼籲當局以解決六四問題為契機，啟動政治改革，結束一黨專政的陳舊體制。遺憾的是，10年過去了，曾經名動一時的「胡溫新政」，人未離、政已息，辜負了天安門母親的拳拳期望，也令天安門母親認識到：「改革靠共產黨的上層靠不住，靠黨內個把青天大老爺也靠不住，只有靠廣大的民間力量，靠民間的壓力和推動。」

今年中共將舉行十八大，選出新一屆領導人。國內外又有不少人期望新一代中共領導人更開明、更具民主意識，推動政制改革，推動平反六四。加上早前有消息稱，溫家寶曾三度在中共高層會議中建議重新評估六四，貴州貴陽、福建南平等內地城市近日罕有地出現要求平反六四的街頭集會，也令外界重燃由中共領導層主動平反六四的希望。

但是，貴陽、南平要求平反六四的小規模集會得以舉行，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參與者並非六四死難者家屬，而是當地上訪的寃民為主，當局對他們的監控較鬆懈，並不代表當局對六四的態度出現變化。這些示威者打出要求平反六四的橫幅，主要是想吸引海外傳媒關注，但仍難免被當局事後算賬，有的被公安傳訊，有的被抄家。

在北京，當局與往年一樣風聲鶴唳，由公安約談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成員，強迫關注天安門母親的學者離京，「六四事件」依然是被各大網站屏蔽的敏感詞、依然在微博「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不能顯示搜尋結果。《陳希同親述》一書雖然只是陳希同撇清六四責任的一面之辭，但當局已向訪談者姚監復施壓，試圖阻撓該書發行。

在香港，候任特首梁振英是六四問題的變色龍，盛傳被梁振英提名為下屆教育局長的吳克儉被追問對六四的政治取態時也對記者發惡。而教育局上月推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最新指引，避談六四及內地維權人士，亦事先知會梁振英。在梁振英掌控之下，港府代中共推行洗腦行動只會越來越快越急。

無論是內地近期對平反六四呼聲的壓制，還是香港親北京人士聞六四色變，都表明中共高層迄今對平反六四殊無誠意。天安門母親哀嘆，胡溫主政10年，中國對人權和公民權的侵犯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六四問題的公正解決，也變得遙遙無期」。

10年前寄望胡溫平反六四，已證明是南柯一夢，如今還要寄望於在中共十八大掌權的習近平、李克強嗎？中共的政治制度、利益集團的束縛，已決定他們難有做為，要平反六四有待集結民間力量、有待民間壓力的加強，而還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的香港，理應在傳播六四真相、呼籲平反六四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理應繼續讓維園的六四燭光，溫暖天安門母親，照亮香港的明天。

張華: 中共高層對「六四」有分歧？

近日，中共高層對「六四」看法似乎出現微妙變化，甚至是一些分歧的迹象，而那些雙手沾滿「六四」鮮血的劊子手們也越來越驚惶了，紛紛想撇清與「六四」的關係。

周日及周一，貴州省會貴陽市連續兩天有民眾公開悼念「六四」。他們在貴陽人民廣場拉起橫額，上面寫着：「八九、六四、廿三周年祭、追查兇手、停止政治迫害」，高呼「打倒獨裁」及釋放貴州民運人士陳西的口號。奇怪的是，公安沒有干涉，也沒抓人。活動召集人糜崇驃事後表示，「我也奇怪，國保警察這次竟沒有阻止！會不會是高層（在）鬥？」

這是二十三年來，中共第一次容忍的公開「六四」悼念！只要中共有決心，一隻蚊子也飛不過天安門廣場，更何況公開悼念「六四」？出現這種異常情況，一個較合理的解釋就是中共高層有分歧。只要中共內部未有共識，下面就不知怎麼辦，民間就有少許的自由空間。

八九民運初期，鄧小平與時任總書記趙紫陽在如何處理天安門的學生靜坐問題，存在分歧，鄧要用鐵腕清場，趙則力主對話，正因為這樣，當局不能下決心立即鎮壓，大學生才能由靜坐變成絕食，之後數百萬北京市民，包括很多黨政部門的官員都上街聲援學生，再演變成規模空前的民主運動。是否貴州官員得知中央的分歧，又或收到某位中央領導指示，於是放鬆對「六四」悼念活動的打壓呢？

個多月前已有報道指，溫家寶在黨內提出平反「六四」，與此同時，中國網絡的防火長城也放鬆對「六四」過濾限制，國內網民可搜尋到海外的八九民運網頁。雖然兩、三天後恢復正常，但將解封與溫家寶要求平反六四放在一起，就讓人有無限聯想。

直至今天，國內的搜尋網仍可查到趙紫陽的官方資料。趙因反對鎮壓被罷免總書記，之後被軟禁至死，當局一直對他諱莫如深，不讓他的名字見報。趙紫陽與「六四」關係極深，如今讓其資料公開，多少也反映當局對「六四」態度！

此外，被指雙手沾滿「六四」死難者鮮血的劊子手們，似乎憂慮日深。除了楊尚昆家人及李鵬，現在連被指謊報學運軍情誤導鄧小平的前北京市長陳希同，也出版回憶錄，想撇清自己與鎮壓的關係，跟楊、李一樣將鎮壓責任推給鄧小平。他們是否感到中共高層的態度有微妙變化，亦深知「六四」屠殺是歷史大罪，早晚要平反，他們被清算也只是時間問題，才千方百計趕在前頭，洗清手上的鮮血呢？！

陶傑: 燭 夜

燭光之夜又來臨了，這一年，請自由行的中國同胞繞過廣東道，到維多利亞公園來，與香港人在一起。

這一年，你的來臨，比以往許多年更重要，因為連中國總理也看到了，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由於政局倒退，走進了一條狹窄的死巷。

三月的成都，五月的陳光誠，連手上有槍的人，也要跑進美國領事館去逃避恐懼；連雙目失明的人，也要一步一血印掙扎摸索光明。這個時候，你還好意思到廣東道的LV買手袋？

人是有點良知底線的吧？二十三年了，香港有許多人選擇了失憶、冷漠，或者背叛，但更多的香港人還是堅持了清醒，捍衞着尊嚴。

尤其在黎明到來之前，最黑暗而令人惶惑的時刻。燭光滙聚成金黃的海洋，燭光不是子彈，但我們堅信良心可以抵禦獸性。

燭光不一定能把這個國家帶出死胡同，但燭光再一次照亮了周遭的牆壁和絕境。這一夜，連仰望星空的那個孤獨的領袖，在他唏噓的淚影裏，最需要南國蒼海之間的一片淚燭，給他一點暖意和力量。

不是要求「平反」什麼，而是告訴全世界：香港人拒絕遺忘。不但沒有遺忘那一夜長安街上的血跡，也沒有遺忘更早時「文革」迫害的兩千萬亡魂，也沒有遺忘四千萬餓死的饑鬼，也沒有遺忘「反右」的迫害，以及更早時「鎮壓」掉的七百萬生靈。

更沒有遺忘那具今日仍尊崇在水晶棺裏的一具死而未全僵的罪魁。一點燭光，即是向罪孽的反抗，對墮落的救贖，雖然很微弱，但卻很強大。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請你過來，坐在一起，顯示片刻良知的暖意與人性的光輝。香港這個城市已經沒剩下多少可以向世界自傲，向人類交卷，告訴子孫：在一個荒謬錯亂的時世，尚有我們默默的做一個人，在太陽昇起之前，用燭光迎接黎明，請一起來，這一夜，有你也有我。

古德明: 金牛的聯想

問：英國《金融時報》日前介紹某銀行主管，說他衣着簡樸：Only the model of a large golden bull on the corner of his desk suggests any association with the pursuit of wealth。句中那個any，應不應改為some或an？

答：這一句是說：「只有他桌子一角放的那隻大金牛，使人想到追求財富的事。」論文法，association之前那個any可改為some或an，但不改比較好。

Some通常用於肯定句，指「有些」；any則用於否定句，指「一些都沒有」，例如：（1）I have some money（我有些錢）。（2）I don't have any money（我一毛錢都沒有）。不過，有時some和any都可以用，只是語氣不同。例如：（1）Haven't you any / some work to do?（2）Would you like any / some more soup?第一句用any，等於「你沒有工作做了嗎？」用some，則等於「你不是有些工作要做嗎？」第二句用any，是問「你還要不要吃湯？」用some，是問「你再吃些湯好嗎？」兩句用any都只表示簡單的詢問，用some則帶肯定含義。

讀者說的那一句，用any，是表示除了那隻金牛，看不出有「絲毫」追求財富意味；用some或an，則是說看不出有「一些」追求財富意味：any的否定含義，較some或an要強。

【代郵】鄧先生：中國通史可讀傅樂成著《中國通史》，大中國圖書公司印行；近代史則可讀李守孔之《中國近代史》，三民書局出版。

明報社評: 曾蔭權住總統套房成癮 虛耗公帑應向市民道歉

審計署就特首出訪住宿安排的的報告書，揭露曾蔭權在沒有理據下入住總統套房，特首辦人員為他安排外訪行宮，不惜花費大筆公帑，事態本質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的最好註腳。此事的責任，不應該由特首辦人員承擔，曾蔭權必須負起全部責任，為他大花筒、虛耗民脂民膏的不當作為，向市民道歉；若曾蔭權堅拒認錯，立法會議員應該對曾蔭權提出不信任或譴責動議，要他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付出政治代價。

特首私人秘書攬上身  其他人可以置身事外？

特首私人秘書甯漢豪（圖）對審計署表示，毋須就特首外訪的住宿規格詢問特首意見，特首亦沒有過問。

曾蔭權任內出訪55次，有49晚酒店住宿由公帑支付，其中41晚，曾蔭權都入住如總統套房最高等級的特級套房，住宿開支遠高於每日標準膳宿津貼的60%，例如2011年9月他訪問倫敦和愛丁堡期間，入住頂級套房的房租，分別較標準津貼高出22倍和5倍。事態說明曾蔭權入住總統套房，並非偶爾一次，而是他出訪的標準安排。

特首私人秘書表示，她毋須就所選酒店和房間類型，徵詢特首的意見，特首亦沒有給予指示，她把整件事攬上身；按報告書披露，曾蔭權房租超標之後，有關費用也由特首私人秘書安排處理。不過，特首出訪，不少人涉及安排事務，特首私人秘書可以如此「高度自治、自把自為」，實在難以置信，例如，與她日常共事的起碼還有特首辦主任和特首辦常秘，他們都認為無問題？

不過，報告書披露的一幕，或許捅破了「套房門」的一角。報告書說，在「訪英之行，我們發現特首辦常秘曾批准向行政長官隨員發放經調高的膳宿津貼，而特首辦主任亦曾獲諮詢他所屬意的酒店房間類型。然而，沒有文件記錄顯示行政長官同樣曾獲諮詢他所屬意的酒店和房間類型」。曾蔭權是否知悉他出訪都會入住總統套房，報告書其實並無提及，只說「根據特首辦的記錄，行政長官並沒有參與安排參與任何決策或相關程序」，不過，報告也無提及曾蔭權是否曾經就此作過指示。

特首辦主任被諮詢要住什麼房間，曾蔭權入住什麼房間卻不用問，而他在倫敦和愛丁堡期間都住總統套房，這個情或許說明曾蔭權出訪住什麼房間，在特首辦之內根本就不是問題，因為他們都知道曾蔭權一定要入住酒店的頂級套房，例如總統套房等。事實上，曾蔭權在檀香山入住酒店的情，也旁證了這個觀察。

報告書表示，特首辦原安排曾蔭權入住檀香山一家酒店的「單睡房山景總統套房」，每晚房租為1368美元；其後工貿署告知特首辦，同一酒店有一間「雙睡房海景套房」可供入住，每晚房租為2849美元，特首辦就改而為曾蔭權選租雙睡房海景套房，多耗公帑約1500美元。報告書又說，這一晚住宿，沒有會議在特首的套房內進行。

由種種舻象看來，特首辦人員、經貿辦、工貿署等相關人員，儼然都知道曾蔭權要入住酒店的頂級套房，於是辦事人員四出張羅，務必達成任務。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接過指令？揣摩上意？無論是哪一種情，總之，特首私人秘書自把自為最不可信。另外，這麼多年來，曾蔭權有沒有問過：為什麼我出訪都住總統套房，不能安排住較便宜的房間嗎？特首辦人員等，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曾蔭權畢竟是行政首長，若有需要入住總統套房，無可厚非，特首辦主任梁卓偉說過要在特首的房間舉行內部會議等，但是，報告書透露，曾蔭權在巴西入住面積逾4000方呎的總統套房，特首與隨員只曾在套房開會25分鐘，並沒有在房間召開其他正式會議。至於曾蔭權入住的各國酒店總統套房，若有如梁卓偉所說的「臨時辦公室」功能，做過具體公務，最好公之於世，否則，不僅曾蔭權虛耗公帑證據確鑿，梁卓偉罔顧事實，盲目護主，也會自損名聲。

前任首席大法官李國能領導的獨立委員會，就特首收受利益，建議納入防止賄賂條例規管，這個建議，其實反證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實屬不當，若當年修例時特首未獲豁免，他已經觸犯法例；另外，審計署報告指出曾蔭權出訪都住頂級套房，並無理據。所以，就「款待門」和「套房門」而言，雖然法律、規定都管不了曾蔭權，但是在公泷心目中，他未能廉潔奉公、有虧職守的「罪名」，已經成立。

特首要過富豪生活  工作人員能不體察上意？

規管特首這樣高級的官員，制度並非最重要，因為不可能有一套規章制度鉅細無遺地寫明特首可以接受什麼款待、出訪住什麼房間才恰當，對於識玩程序而存心鑽空子的人，總有辦法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所以，特首怎麼想、想過什麼生活才最重要。若特首甘於平淡，只求有基本尊嚴的生活和住宿，不期望過富豪式生活，則工作人員自有恰當安排；若特首期望與富豪看齊，即使不宣之於口，工作人員仍然會體察上意，極力逢迎，連曾蔭權心意也不識領會的人，相信也不會在特首辦行走吧！

還有一個月，曾蔭權就飽食遠颺，法律規矩拿他沒辦法，而香港的廉潔核心價值和港人僅有的驕傲，已經被他眦了，港人氣憤難平，若他肯承認錯誤，向市民道歉，讓市民消氣，也就罷了；否則，期望有立法會議員對曾蔭權提出不信任或譴責動議，要他付出政治代價，並對後來者起警惕作用。

成名﹕拉布與制衡政府濫權

早前，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猛烈批評某些立法會議員運用拉布，減低了立法機關效率，他更公開直接動員公眾反對拉布，把拉布當作妖魔攻擊。拉布主要是透過冗長議會演說，達至減慢或阻止法例通過的方法，很早便在一些西方議會出現。以美國為例，拉布已出現超過一個世紀。時至今天，在眾多成熟或新興民主國家，例如英國、美國、加拿大、法國、芬蘭、奧地利、韓國、台灣等，拉布都曾被使用過。

不少民主國家都有拉布

在美國政壇，有人對拉布看法負面，然而拉布卻在美國及多國議會歷久不衰。究其原因，正如美國人權律師所言，拉布可確保少數黨派的意見得到充分表達和辯論，亦有助抵制人數較多的黨派在大眾缺乏足夠注意下急速通過惡法。此外，在處理某些可能代表多數人利益的議題時，議會少數派亦可用它來制衡當權派和捍衛公益（註一）。

拉布會否被濫用？

大家可能會懷疑拉布可被濫用，拖延立法。如果有個別議員或政黨濫用拉布，使立法過程不合理地延誤，他／它便要面對在選舉中選票流失的風險。此外，為確保在立法效率和保持拉布積極作用之間取得平衡，一些國家的議會，如英國、美國等，當國會已辯論某議題一段長時間後，在有一定比例或數量的議員支持下，議長是可煞停拉布的。儘管如此，在18個歐洲民主國家議會中，大多數較覑重讓議會中少數意見得到充分辯論及防止政府濫權，多於為方便政府而中止冗長的辯論。例如在這18個國家中，有11個必須要有至少三分之二有權投票的國會議員同意下，或符合辯論雙方事前訂下的中止辯論規定，議長才可強制終止辯論。另外3國政府中止辯論的權力，更比上述11國來得更嚴謹（註二）。畢竟，曾遭受民粹主義、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蹂躪的歐洲多國，在歷盡痛苦洗禮後，已自覺及明智地寧可容許拉布，也要確保議會尊重少數派聲音，以避免行政濫權及重蹈獨裁制度的浩劫。

補選對半獨裁社會很重要

本港的半民主、半專制的政治制度，既剝奪了公眾以普選選出行政長官的權利，亦在「行政主導」的稱號下，實行相當程度的行政獨裁。行政長官的權力十分巨大，又不太需要向大眾或立法會負責，只要政府不需新撥款或制訂新法律，特首想推行任何政策，可一人說了算。例如行政長官堅決反對復建居屋，居屋復建便遙遙無期，只要曾特首堅持擴大問責制，以極高薪酬招聘一大批能力成疑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問責制便要擴大。

立法會內60個議席，只有一半由地區直選產生，另一半是由22萬多選民選出的功能組別。按本地不同學者研究，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明顯偏幫工商界。在現時分組投票下，功能組別只要有15名議員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便足以否決地區直選議員提出，代表多數港人利益的提案。此等例子多如繁星：民生方面，功能組別議員亦否決回購領匯股份，容許領匯繼續獨霸眾多屋苑商場，削弱消費者的選擇權，加劇他們的經濟負擔，功能組別亦反對通過改善本港婦女貧窮的動議。此外，功能組別亦曾多次否決訂立公平競爭法、否決立法規定售樓書載列樓宇實用面積的動議，甚至否決要求調查屏風樓對空氣質素影響的動議。另外，為維持政治特權，大部分功能團體否決香港早日落實普選、反對開放大氣電波，和支持23條立法等（註三）。

在這種港式半專制制度下，特首距行政獨裁只一步之遙，立法會內代表既得利益的少數議員又可以不斷否決維護有關公眾利益的議案，再加上香港在九七後中央一再否決港人爭取的雙普選，致使回歸以來民怨畄天。

兩年前5位公民黨和社民連立法會議員便以「先辭職、後補選」的變相公投運動，爭取取消功能組別及盡快落實雙普選。最後，該運動在爭取全面廢除功能組別這一方面獲得公眾支持，至余若薇、曾蔭權辯論當日，已有多於71%市民同意不遲於2016年取消功能界別，創下反功能組別的新高（註四）。變相公投運動亦使中央最終在普選上讓了步，被迫接受了超級區議員方案。可見保留補選權對於藉覑群眾運動推動政改，或防止23條等惡法極為重要。明乎此，便不難理解中央對「先辭職、後補選」恨之入骨，而特區政府亦要一再削弱補選權來向北大人交差。

今次拉布的目標，是保護立法會議員先辭職、然後半年內補選的權利。事實上，在許多國家，從政者亦曾就重大議題辭職，並就該議題以變相公投方式參與補選，使大眾經歷更深入的辯論，從而正面影響施政或保障人權。此外，亦無證據證明變相公投式的補選被濫用的機會偏高。因此，「各國議會聯盟」的數據顯示，在189個國家中，只有不多於5個專制或半專制國家，會以法例禁止已辭職的立法議員透過補選在半年內重返同一議院。

拉布可減少行政濫權

候任特首梁先生隻字不提今次少數立法會議員就審議替補機制而拉布是要捍衛國際公認的投票和被選權，亦從沒表示特區政府理應撤回該削弱公民權利的草案，更從沒指出拉布的緣起是為防止專制政體的禍害。反之，他只是自拉布開始便不斷批評拉布拖慢立法效率。近日為悤推其擴大問責制的政府改組，他指摘立法會議員盡其憲制責任監察政府、仔細審議這在未來5年要花3.6億的建議，就是拉布、就是不對。至最近，候任特首辦又表示希望立法會先通過開位撥款，新架構施行兩年後，再檢討其職能與運作，但又繼續拒絕為這項涉及政府架構巨變的建議進行認真的公眾諮詢，及拒絕立法會只通過建議新架構的一部分。這位獲中聯辦幫助下，被小圈子中689票選出的候任特首，大家相信他會真的「虛心聆聽」民意，捍衛兩制的核心價值嗎？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註：

1. Joanne Mariner是一名人權律師。可參看"In Defense of the Filibuster", 2002年12月9日（http://hnn.us/articles/1139.html）

2. Doring, H. and M. Z. f. E. Sozialforschung （1995）. Parliaments and majority rule in Western Europe, University of Mannheim, Campus Frankfurt.

3. http://www.afc.hk/index.php/zh/10-

4. 民調結果由港大民意網站提供（http://hkupop.hku.hk/）

鍾倫納﹕重視程序的意義

近日香港立法會的拉布策略，在局內外引動了頗為情緒化的反應。拉布跟其他拖延或搗亂會議的方式（例如動粗）一個不同點，是它依據會議規則所接受的程序進行（會議規則是一套標準化了的公用議決程序，請閱拙著《民主議決和組織策略》，三聯，2008）。在承受種種拉布後果之際，大家不妨趁這事件去深入地了解一下西方文化的精粹和代價，從一些「小事細節」，去探索大勢。對於在會場內拉布這類拖延策略的作用和精神、可用的「招數」、化解的方法，及立法議員對會議程序重視不足的情，拙文〈從拉布看香港目前的民主運作〉（明報論壇2012年5月24日）已有簡介，本文則進一步分析拉布策略的基本元素——會議程序，及略述一般程序在中西方文化中的作用。

程序（procedures）是把處事過程分拆為容易辨認的、標準化的運作步驟，以求保障質素的一致性和提升效率。程序必須預先制訂，其中至少有一部分能讓所有當事者都可辨認，才能一起協作。世界各地都或多或少地把一些複雜的工作或儀式分割為多個步驟，以便傳授和執行。由於當時當地的文化差異、目的不同，有些程序界定得比較清楚、執行得比較徹底，另一些則界定得比較含混、執行得比較馬虎，有時三步併作兩步走、有時省掉一些甚至全部。

程序的組合和偏重

程序的組合和偏重可以不同，在大部分程序組合下，不同角色者的地位和權利並不平等，因而往往需要透過迷信、習慣、威權等方式來維繫，有些程序被刻意地神秘化或習慣化，參與者若不明白或不接受程序的作用，便會產生疏離感。但在離心力產生重大作用之前，依循共通的程序，參與者較易合作，例如美國獨立運動時各州代表首先接受了一套共同的會議規則，為多天艱辛的商議提供了莫大方便。在歐美社會中，程序並非偶一為之的規則，而是經常的行事依歸。西方幾種主要文化都是透過程序的分拆和組合而成的，包括民主、科學、執法、專業、人事制度、商業運作等。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西化能那麼快，除了上層的改革，民間對程序的尊重，也是主要原因。

程序是手段 不是目的

科學跟其他求知方式的不同，在於它依據標準化的程序：樹立假設、界定可以量度的概念、選取有代表性的樣本、制訂標準的方式來蒐集資料、運用邏輯和統計學來作檢討及推論。不依足這套程序，得出同樣結論的方法也不能稱為科學方法。在執法方面，控方不依既定程序（例如警方須先拿到法官簽署的搜查令才可進入疑犯家裏）搜來的資料，不能充當判案的證據。在專業資格的確認方面，沒受過正規訓練，經過考取執照的程序，不能提供專業服務。家傳秘方若未經過當局批核，不受承認，保險公司也不接受。大機構的人事制度，對授職、訓練和賞罰等都有一定程序。商業活動對註冊、行規、保險、分利、報稅，以至結束營業等等，都有程序所循。接受了會議規則的社團，若不依合法程序，達成的議決會被法院推翻。

程序是手段，不是目的，本身並不神聖，可以就形勢改善，但改善也應依循既定的程序，以求各方共識和配合。對程序的尊重，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套共用的框架，使各方人士一起參與。共同程序有助於集思廣益，急速進步，例如透過科學程序研製成的醫藥，愈來愈把家傳秘方拋往後頭。程序的優點，在於突出可見可行和易於觀察後果，弱點是會令一些人專注於細節而忽視了大局，或者以個別步驟代替了整套程序（例如以選舉一環代替了整套民主運作）。現代社會組織為了增強競爭力，趨向於降低程序的神秘性，讓成員不單掌握程序的操作，還明白背後的精神。有規模的社團，都有詳細的僱員手冊和定期在職訓練，闡釋各種程序。

華人對於程序常掉以輕心

華人號稱是個重禮的民族，對於程序，卻常掉以輕心，甚至於鄙視。禪道之標榜超脫瀟灑，不拘細節的態度在每個階層都有吸引力。楊振寧自嘲早年做實驗時常引發爆炸的笑話，反映了傳統知識分子對程序的輕視。傳統中國其實並不乏程序操作，宋代以後的文官制度便屬佼佼者，考試程序相當嚴格，足以示信於廣大民眾（考試內容雖然跟職能未必有關，例如以詩詞選官，跟其他以無關實效的訓練作憑藉去頒發執業證書一樣，卻有助於建立科舉制的信譽）。儒式禮制也曾經是相當成功的程序組合，把宗法制度鞏固了2000年。可是在今天，不要說一些繁文縟節（例如婚嫁時的三書六禮）早受遺棄，由於宗法制被攻擊，幾乎所有傳統人際交接程序都受到輕視，以致不進教堂廟宇的華人，往往在重要場合欠缺表達意態的儀式程序，只好在大吃一頓後便散場。

孔子對禮的重視，始自他幼年對禮儀的觀察，他提出了以仁作為待人的最高處世原則後，堅持以禮來匡輔仁的實踐，以對程序小節的執著，來不斷伸張原則。程序的形式可以隨時空而修改，培養對程序的尊重，有助於在後宗法制社會中發展民主、科學、法制、商業和管理。

作者現居於美國俄亥俄州，曾任教授、研究員和行政主管，個人網址是：TomLChung.com

阮紀宏﹕假如溫家寶不來

坊間盛傳胡錦濤與溫家寶將一起來港出席回歸15周年的慶典，並為新一屆特區班子監誓，但最近又有新的消息說溫家寶可能不來。其實，溫家寶來是錦上添花，不來也沒有什揦大不了，但重要的是他不來的原因是否由於要降低對特區班子的支持度。

回歸交接儀式，總書記江澤民和總理李鵬雙雙出席，理由簡單清楚，10周年胡錦濤來港也十分自然。但15周年，為何會傳出胡溫同時來港？一是為梁振英打氣，二是溫家寶的個人原因，他在3月的兩會記者會上，清楚地表達了他的個人願望：我真想再去一次香港，到淘大花園看看那裏的居民，到港大同學生們交流。

但中共要員行事，從來不能講究個人因素，該做的個人不願也得做，不該做的個人想做也做不得。胡溫兩人任何一人來都講得過去，因為逢5是「 小慶」，不宜過分鋪張，不同的是胡溫兩人都要退下來，為個人留名是中國人的傳統，所以有理由相信胡溫都想來，那揦，兩人都來也說得過去。

無論誰來都有為香港打氣，為新班子打氣的意味，兩人都來就意味覑分量雙倍，而且可以從兩個不同方向解釋，究竟是中央希望雙倍打氣，還是香港需要雙倍打氣。如果兩者一致，就來兩人好了。

惹人猜想的是，中央是否會考慮，如果兩人都為梁「背書」，萬一梁振英馬失前蹄或者香港形勢逆轉，特區政府無法駕馭，胡溫也會因此落得罵名，這才是來一個還是來兩個的考量。

溫家寶不來，就是讓自然的事情回到正常狀態，由國家主席來監誓和跟港人共同見證回歸15周年，不容有更多的猜度與遐想。四平八穩畢竟是官僚的傳統作風。

程介明：三代蘇維埃

位於俄國嚴寒地帶的東北聯邦大學，由聯邦政府圈定為未來的「國際級大學」。「聯邦大學」是一個身份象徵，這情形似曾相識，與中國內地頗為相似；也就是說，大學的地位，主要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成績，而是靠體制上的規格和中央的選擇。

這又與中國不一樣。雖然都是集中國家資源，打造精英大學，中國是集中在大學的歷史和實力，不計地區；俄國則是按照地區分布設點。裏面是如何一個設想，到底是策略性地建設各地的教育系統，還是屬於政治性的利益分配，不得而知，這次沒有機會詳細探究。

在他們眼中，香港是個充滿國際級大學的城市，因此找我們去，介紹如何能夠建設國際級大學。事前，他們開出來的問題，包括：策略性規劃、排名榜、國際化（教師與學生）、國際形象與「推銷」、問責及質量保證程序、校友關係等。提的問題，與中國內地提出的如出一轍。

女校長身體力行

我的答案也是一樣：一、所謂「國際級大學」只是現實的一種描述，很難作為奮鬥目標；二、成功的大學，自然是「國際級大學」，不是什麼另外的追求；三、所謂 「國際級大學」裏面的成員，一定不覺得自己處身「國際級大學」，反而一樣是對校內各樣諸多批評。重要的是有自己的夢想，然後扎扎實實、一步一步實現這個夢想。重要的是有自己的特色，就像一個人有自己的個性，否則，難以談得上大學的成就。

也與中國內地的大學相似，坐得滿滿的一個大堂的教授，一談到大學的夢想，大家都表現的有點迷茫，或者面面相覷，繼而竊竊私語；顯然，這不是他們日常的話語。到過許多中外的大學，這種情況太普遍、太普遍了。

不過，當聽了校長的表述，則又覺得這所大學還是滿懷希望的。校長是一位中年女士，在午餐上詳談了兩個小時，她詳述了薩哈共和國在全國的位置，與東北聯邦大學的定位。

薩哈共和國是俄國面積最大的共和國，面積三十萬平方公里，幾乎與印度相若。當地礦藏豐富，擁有世界最前列的鑽石礦（這次也有機會參觀他們警衞森嚴鑽石公司），還有豐富的金礦和錫礦，今年還開始開採鈾礦。因此，她還算是一個比較富裕的「少數民族」共和國。

校長有她的宏圖大計，一方面與當地的企業結成夥伴，發展有關的科技研究；另一方面開發薩哈族的文化資源，建設一個獨特的文化研究體系，加上她身體力行，許多地方已經開始啟動。

不過，校長又毫不諱言，聯邦政府的官僚架構是非常嚴密的，要實施一項新的行政措施，都要與上級政府周旋，很費勁才會有結果。幸虧這位校長原來是共和國的副主席，精通政府運作的裏裏外外，因此最後還是做了不少變動，令大學有了生氣。

來俄外籍學者極少

然 而，蘇維埃時期留下的體制，似乎改變不大。就東北聯邦大學來說，其中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是教師的學歷。俄國傳承蘇聯的學制，四年大學本科、等同學士的學 歷，加一年可獲得特別學士，加兩年可獲得類碩士學歷。至此，都與西方對等。碩士之後，大約三年，可以獲得「科學候選人」（Kandidat nauk）資格。大學教師，一般都有「科學候選人」學歷。這是爭議所在。官方的認可，「科學候選人」與西方的博士相當。

不過，西方的學術界 一般覺得「科學候選人」實質上與博士差一截。在雅庫茨克，也聽到俄國本身的學者認為「科學候選人」不能達到西方博士的水平。雖然「科學候選人」也是三年學 習，也要論文，但是沒有嚴格的素質把關，一般都覺得得來不難。再加上一些陋習，例如由於教授或者是官員的指示，可以讓學員過關；又或者一些政府或者學術機 構，為了讓成員有個像樣的學歷，可以要求大學頒授。

也是蘇聯的體制，俄國也有博士，稱為「科學博士」（Doktor nauk）。但是要求奇高，需要在本領域有突出的貢獻、開創或者突破，輕易不頒授。因此「科學博士」極為稀有，一所大學只有極少數的「科學博士」，有點像中國的中科院院士。

因 此，表面看來，俄國的大學沒有教師的學歷問題，但是一碰到國際化，要招聘外來的學者，就出問題。外來的尤其是英、美、澳的博士，不獲承認，只能夠拿到「科 學候選人」的待遇，也不會有晉升機會，因此俄國大學外籍的學者極少；訪問一下沒有問題，長期聘用幾乎沒有。從外國歸來的俄國人，拿到了博士也得不到承認。 如此下去，表面上教師學歷不錯，但卻是水分極高，明顯地妨礙了教師素質的提高。

看起來，與中國相比，俄國還沒有「與國際接軌」式的方針，這當然與俄國一直維持的大國心態有關。但是更大的問題是，似乎沒有多少改革的心態。這是頗為意外的。

知識分子最恨史太林

不經意地問當地知識分子對於蘇維埃的看法，吃驚的是，他們的答案都是相當中性的。蘇維埃解體，俄國人彷彿沒有什麼激動，他們只是慶祝俄羅斯聯邦的成立，從來 沒有慶祝過蘇維埃的終結。博物館裏面，從來沒有什麼蘇維埃的「惡行」。他們懷恨的，是史太林；對於列寧，頗為中性，每一個城市都會有列寧廣場，彷彿是民族 英雄；甚至有些人埋怨列寧沒有實行君主立憲，否則會與英國、日本同樣興旺。與年輕人交談，他們都說現在生活的確好了，但是貧富懸殊也厲害了。他們也說，年 紀大的，多少有點懷念蘇維埃的年代。

細想，這裏面也許有幾個原因。一、蘇維埃解體，是由上而下的，不是由於民間的革命。二、蘇維埃解體以後，經濟並沒有顯著的起飛，生活也沒有驚人的改進。三、蘇聯沒有經過文化大革命，沒有嘗過極端的極左政治，因此老百姓對於蘇維埃沒有看得到的痛恨。

更大的原因也許是最根本的，是蘇聯存在了七十多年。集體農莊的思維，整整地覆蓋了三代人，老百姓已經不知道人類還可以有另類的生活；進取之心，自由的願望，幾乎蕩然無存，一些人類基本的菱角，都給磨光了。

中國計劃經濟走到了極端，極左思潮也橫行了十年，對於極端的意識形態，猶有餘悸。但是前後只有不到三十年，人們對於另一種生活猶有記憶，仍會嚮往。俄國與中國的差別，太大了。

信報社評：五月山窮水盡 六月柳暗花明

五月伊始，港股江河日下。第一個交易日，恒指高開見二萬一千三百八十五點後即持續下挫，連跌四周，昨日最低見一萬八千三百七十八點，最後收報一萬八千六百二十九點，全月跌二千四百六十五點，為過去十四年來五月最大的跌幅，應驗了五月沽貨離場的傳統智慧。

過 去五年來，有四年五月恒指皆錄得跌幅，只有二○○九年例外。原因很簡單，傳統上首季藍籌公布業績和派息後，投資者大多沽貨套現離場，然後再在下半年重新部 署投資策略。二○○九年成為例外，因為中國在金融海嘯後投放四萬億元狂谷經濟，加上本港有聯繫滙率確保滙兌零風險外，還提供百分之百存款保障，吸引逾萬億 元來港避險，從而為本港股市和樓市創造了通脹式繁榮。恒指當年由三月起即連升十個月至年底，只有八月出現獲利回吐的調整。

今年五月，跌市尤 其凌厲，因為外憂內患接踵而來。五月歐洲政壇風雲色變，希臘、法國政權易手，反緊縮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勢力抬頭，為歐債危機增添變數；尤其是希臘組閣不成， 希臘脫離歐羅區高唱入雲，希債無序違約的陰影已導致歐洲銀行出現變相擠提危機。西班牙首當其衝，銀行系統一旦崩潰，衝擊勢必席捲全球。港股向來是國際金融 機構的「提款機」，跌幅尤甚，自不待言。

禍不單行，香港背靠的中國經濟亦急轉直下，危機四伏。今年首季，中國在兩會後已將全年經濟增長目標 下調至百分之七點五，強調「穩中求進」，但四、五月份的經濟數據陸續公布後，令人驚覺中國經濟下行風險急速上升，硬着陸的可能性絕對不能排除，甚至引起國 際關注。《經濟學人》、《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先後發表專題報告和文章，看淡中國經濟，質疑長期依賴國家投資的所謂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在出口貿易 嚴重萎縮和內部消費不足下，能否維持高增長水平。

五月中旬，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圖中】下訪湖北調研後，深感「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強調要 「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說明內地經濟形勢險峻，已是不爭事實。自五月十六日起，中央幾乎天天發功，全力催谷經濟，包括對節能家電、汽車、LED 燈財政補貼三百六十三億元，投放一千七百億元推進節能減排，批准投資首鋼、寶鋼湛江等一批鋼鐵項目逾千億元，推出新一輪汽車下鄉，以舊換新刺激消費，並且 同時加速審批基建項目，又確定七大戰略新興產業為「十二五」規劃重點發展方向。凡此種種，皆證明內地經濟正處於水深火熱，中港經濟一衣帶水，又豈能幸免於 難。

展望六月，希臘十七日大選之前，外圍股市走勢相信仍然會受有關利好利淡影響，但歐盟、歐洲央行和IMF的挽救策略重點已從希債違約轉移至歐洲銀行系統的穩定之上，一旦有穩定金融系統的具體措施出台，便是歐洲股市絕處逢生之時。

美 國方面，扭曲操作行將告終，近期長債孳息又因國際游資避險創出新低，要繼續刺激經濟增長，為奧巴馬連任造勢，六月底前是推出QE3或其他變相量寬措施的最 後時限。由於共和黨的候選人已確定為羅姆尼，下半年美國經濟仍無起色，奧巴馬肯定連任無望，因此QE3的推出，機會甚高。

內地股市五月未能出現陽燭，根據上綜指數過去十年「五月漲全年漲，五月跌全年跌」的傳統智慧，今年股市全年表現難以樂觀。六月行情，除了受制於歐債危機外，中央有否刺激經濟措施繼續出台以至減息，都是決定性的因素。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港股五窮六絕以後，仍然有望七月翻身。

潘小濤: 舌尖上與舌尖下的中國

 一個執政黨，連舌尖下的中國都搞得一塌糊塗，還好意思說自己代表了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北京中央電視台飲食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大受歡迎，上周二播完最後1集(第7集)後，有不少觀眾要求重播，節目中提及的「毛豆腐」等食物、食材，銷售量更激增了二十倍。

傳統的飲食節目多是由星級大廚、知名食家，再配上美女、明星等，介紹各地的招牌名菜、地道美食等。最常見就是大廚現場示範，炮製一、兩道名菜，由食家們專 業的品評一番，美女們也給予不太專業、且經常被拿來作笑話的「意見」；又或者由美女或明星親自入廚，烹調一些常見的菜色，讓食家們品評、調笑。

但《舌尖上的中國》，既沒食家名廚，也沒美女明星，片中的人物都是很平凡的挖藕工人、挖松茸的雲南藏族女孩、種芋頭的江蘇農民等，在第5集《時間的味道》 中出現了兩個香港人：一個是協助父親及大伯經營臘味店的阿添，他們出售的臘腸堅持用人手自家製作；另一個是大澳百年老店的老闆娘郭少芬，她20歲嫁給此店 的少東，做蝦醬蝦膏50年了。另一集介紹香港的李羡有婆婆，她為家人煮了幾十年飯，算是無數家庭煮婦的代表了。

這部紀錄片的特別之處，在於透過一個個小人物的故事，敍述那些常見食物的來源、中國人的飲食文化、各地區的風土人情等，鏡頭遍及大半個中國及多個少數民 族。例如在介紹蓮藕時，由一對40來歲挖藕人聖武及茂榮兄弟倆的故事開始，清晨跟着他們到藕田，拍下他們一揪一揪的挖開淤泥，找到一根根完整的蓮藕的過 程，再由他們講述挖藕的技巧和辛酸，然後鏡頭轉到湖北，蓮藕已被製成各種美食，再配以非常悅耳的配樂，以及優美的畫面，觀眾不僅食指大動，更會被他們的故 事感動：體力消耗極大，腰、胳膊很易受傷，但為了正在上學的子女，為了溫暖的家，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雖然每個人都很平凡，但由他們找不到好松茸、出海捕不到魚穫開始，到最後他們都滿載而歸，就像電影一樣出現了高潮，很能扣人心弦。

不過，這部紀錄片的成功，應更多歸功於今天的社會環境。《舌尖上的中國》講述的雖然都是極普通的食材，一般人每天都會吃到，但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紀錄片 裏出現的食品，都是產自沒被工業污染的農田、原始森林等，非常新鮮，更沒加進任何添加劑和化學品。但現實世界剛好相反，在市場上出售的食品，不是假的就是 有毒的：皮鞋奶、三聚氰胺毒奶、頭髮及化學鹽水豉油、瘦肉精豬肉、福爾馬林白菜……。這是「舌尖下的中國」，跟電視裏「舌尖上的中國」截然相反！

正因為絕大部分觀眾每天都為有毒食物提心吊膽，才對《舌尖上的中國》如此痴迷！一個執政黨，連舌尖下的中國都搞得一塌糊塗，還好意思說自己代表了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潘小濤: 「六四」會平反嗎？

昨天到一間中學演講，有同學問到「六四」會否平反？其實「六四」鎮壓是否不對，「六四」應否平反早已不是問題。

「六四」屠城後不久，中共當局搞了個屠城頒獎大會，很多參與鎮壓的解放軍獲封為共和國衛士稱號，除獲贈一枚襟章，還有手錶。但慶功個多月後，歌頌鎮壓就變調了，連有份參與鎮壓的軍人也不再以此為榮，衛士更消聲匿跡。

中共對「六四」的公開說法，也是從「動亂」變成「政治風波」，到今天只說「那場風波」，可見他們內心多虛怯。如果鎮壓是對的，是於國於民的好事，就像當年中華民國的軍民奮起抗擊侵華日軍是名垂千古的正義之舉，中共當局會羞於宣傳嗎？中共連自己在歷史上做過的壞事，都顛倒，或不讓人提及，例如他們當年在「中東路事件」中協助俄國人攻打中國軍隊，使俄國人奪走東北的中東鐵路。這段曾被中共大肆宣揚為國際主義精神的威水史，早在中共的歷史抹掉。

同一道理，如果六四鎮壓不是污點，以中共的特性，還不加鹽加醋大肆宣傳？顯而易見，當權者比我們更清楚，動用軍隊、坦克，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學生，是天地不容的罪行，他們只能不斷淡化，希望時間沖去大家的記憶。但那些不斷用歪理替鎮壓說好話的擦鞋仔，最愚不可及，他們不僅昧著良心，也不懂中共苦心，替中共幫倒忙，形同叫人不要遺忘。

因此，「六四」是黑白分明的，武力鎮壓平民學生是無論如何都講不過去。

在此講一個故：

某年月日某村，村民要求改善村政、公開村政府帳簿，村長拒絕，並要村民閉嘴。村民不僅不聽話，還在村內遊行，於是村長大開殺戒。後來村長加大開放力度，引入更多投資，村的經濟起飛了，幸存村民中部分人生活改善，村長更成了全球第二富，同時有不少村民仍在貧窮線掙扎。擦鞋村民就說了，若非當日村長果斷殺人，我村就不會發展得那麼快。

是否村長成為全球二富，就能證明屠殺是對的、應該的呢？

潘小濤: 九天之內打通任督二脈的爭議

九天之內就可打通任督二脈？這是甘肅省衛生廳的一則新聞。報道說，衛生廳組織了一個47名醫務人員學習真氣運行法的氣功班，九天後其中41人打通任督二脈，他們多是醫院負責人甚至博士導師，形容當時感受玄妙：「腦中出現水開聲。」、「覺得雙腎熾熱，沿督脈上行，晚上上行到頭部，頭部像被箍住、感覺非常重悶。」

在武俠小說中，打通任督二脈代表武力飛躍，晉身成為最頂尖的武林高手。但要打通任督二脈是非常困難的。第一，需要慧根，有些人練武一輩子都沒打通任督二脈；第二，需要有一本好的武功秘笈，或者加入少林、武當這些好門派，但也可能要練幾十年；第三，要有奇遇，例如吃了千年開花的天山雪蓮，某位高人精練的奇丹，又或獲得某位前輩高人將畢生功力傳過來。總之，打通任督二脈是一件練功的大事，就像一個讀書人獲得博士學位，又或一間公司成為藍籌股一樣難。

但甘肅省衛生廳的氣功班，竟然在九天之內就幫助41人打通了任督二脈，難怪消在網上傳開後，很多人都驚呼：從此武林多事了！也有人說，保衛黃岩島、釣魚島，何須航母，派這41名高手不就輕易搞定嗎？

全力推動神功的甘肅省衛生廳長劉維忠在微博上回應：｢打通任督二脈只是讓氣血更加通暢，身體更健康而已，並不是什麼武功絕學。如果您認為，打通任督二脈就可以飛簷走石，天下無敵，恐怕要讓您失望了。」面對外質疑，他甚至說：「我50多歲了，如果犧牲了我的政治前途能換來甘肅中醫的發展和患者受益，我願意！」

雖然只是強身健體，可是九天課程，位位二千港元，這是歛財神功吧！

神功熱在八十年代曾出現過，當時不少國家領導人都深信不疑，甚麼看穿牆、千里傳功，甚至有人在電視及紅館表演等，但都被揭穿是騙局。

如果劉維忠深信神功這回事，應該努力向中央游說，多花資源去研究它，找出更多令人信服的證據和科學數據，否則只會遭到更多人的質疑，並且被懷疑是歛財活動！

潘小濤: 四川拆掉的豈止是香港援建的中學

月前，香港傳媒已踢爆，特區政府有份援建的四川綿陽民族中學，落成一年多後被拆掉，讓路給一個豪宅項目。特區政府當時沒有表示，調查了一段時間後，確認這個消息，並指會追討那二百萬元的援助款。

早在這間學校動工後四個月，綿陽市政府已經一個財團達成協議，中學所在地區變成一個有豪宅及高級寫字樓的豪華商住區，涉及的投資額達六十億元。因此，市政府早就知道這間中學必須被拆的命運。不過，他們並沒通知捐款方的香港政府，因為這些錢都是免費送過來，不用白不用，建好拆掉，浪費不浪費他們也不肉痛，更重要的是，這就可製造就業，也令當地的ＧＤＰ增加。

一間特區政府援建的地震災區中學，都可以如此兒戲的拆掉，可想而知其他學校的命運。這件事也揭露一件殘酷的事實：特區政府豪擲一百億元捐給災區，花了那麼資源去監督，還是發生了這種醜事。是個別事件，還是只是冰山一角呢？還記得當初在立法會要求撥款時，社會上有很強烈的聲音要求分期進行，並要求按香港標準去監督每項工程的質量，並且按進度撥款，以免被人中飽私囊。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教授鄭國漢當日在《信報》撰文反駁說：「把對外地災區的援助當成一項特區內部的投資發展項目，似乎是部分港人和政客的發明。我還沒聽說先進國家的救災工作，在撥款之前要求受災國政府提出巨細無遺的救災和重建計劃，再由本國的立法機構審批決定。」這樣的態度，跟特區政府及立法會內的「保皇黨」不謀而合，那一百億元就輕易送到災區了。

漢國漢當日還質疑：「在還沒有決定是否仗義援助及援助款項大小，就公開懷疑受援區政府中飽私囊、浪費、豆腐渣工程等等，是港人的氣焰太高，還是用來作為反對支援災區的藉口？」今日的災區重建，貪污處處，問題不斷，不就是對他的有力回擊嗎？

因此，今次四川綿陽拆毀的又豈止是一間中學，還有香港政府及不問是非黑白的愛國人士的招牌，以及港人資助國內教育的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