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5年2月5日星期四

李平:北有賀衞方 南有陳文敏



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衞方受到官方媒體圍攻之際,香港大學法學院前院長陳文敏也受到親共媒體圍攻。一北一南兩 位知名法律學者同時遭到文革式的批判,教育當局又同樣在幕後推波助瀾,不只是對學術自由的打壓,更是對異見學者的打壓、對大學意識形態的整肅,顯示中港兩 地的政治趨同性已近乎同步,不能不令人擔心「一國兩制」消亡的步伐越來越快。

賀衞方與陳文敏同時遭遇中共媒體圍攻,有太多令人驚訝的共同點:一是批判手法雷同。發起最新一輪圍攻賀衞方的求是網,是中共中央喉舌《求是》雜誌主辦的 「理論宣傳學習平台」。一月二十四日,求是網發表題為《高校宣傳思想工作難在哪裏?》的文章,點名批評「賀衞方在微博中大談憲政」,結果引致眾多學者、網 民反駁。中國教育部部長袁貴仁隨後嚴令「決不允許各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言論在大學課堂蔓延」,又在求是網發表文章指「青年師生是敵對勢力對我進行滲透分化 的重點人群」。袁貴仁的惹火言論,激起更多公共知識分子反擊,求是網又刊文《維護意識形態安全要敢亮法紀利劍》,也有左派學者撰文宣稱要「嚴懲圍攻教育部 長的教師和公知大V」,並由各大網站轉載。這場有關大學意識形態的論爭已超出學術範圍,甚至令人擔憂這是中國重掀反右派鬥爭的先兆。

同樣是在一月二十四日,香港《文匯報》刊文《陳文敏撐學苑 證明港大是包庇港獨保護傘》,打響圍攻陳文敏的第一槍,隨後引用教資會機密報告,指摘陳文敏濫 玩政治導致法學院評分急跌,面對陳文敏的反駁和外界的質疑,又扯出新聞自由的幌子,更有《大公報》、北京《環球時報》助陣,直指 「如此陳文敏豈能升任副校長」。陳文敏受圍攻的時間、手法、過程,與賀衞方的遭遇,未免有太多巧合與雷同。

二是教育當局的推波助瀾。袁貴仁在教育部門會議上的訓令、在求是網的文章雖未點名批評賀衞方,但無異於火上加油。香港教資會的報告淪為中共在港喉舌圍攻學者的材料,教資會迄今未交代向行政會議提交報告的時間、當局未追查洩密問題,何異於變相支持圍攻陳文敏?

三是顯示中共對自由派法律學者的顧忌與敵視。賀衞方一向敢言,曾因聲援「零八憲章」被北大「發配邊疆」,安排到新疆授課。他更公開宣揚憲政理論、主張軍隊 國家化、中共黨內派別民主化,因此成為左派的眼中釘,連軍方前年拍攝的視頻《無聲較量》也點名批判他。而陳文敏曾加入四十五條關注組、反對二十三條立法, 近期又反對引入《國家安全法》,自然也成為中共的眼中釘。中共一面叫嚷要依法治國,一面又畏懼、打壓自由派法律學者,十足是葉公好龍。

尤應指出的是,中共北打賀衞方,南打陳文敏,同樣着眼於整肅大學意識形態。賀衞方因具中共黨員身份,更令左派咬牙切齒,每逢中共要求整肅意識形態,就會有 左派要求追查包庇他的黨政官員、要求開除他出黨。而中共喉舌圍攻陳文敏,顯然是害怕他出任港大副校長會阻撓中共干預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如果說有所不同的 話,差別只在於中共報章、網站圍攻賀衞方時,可以公然強調要加強黨的領導、維護黨的領導,圍攻陳文敏則要拿學術評分作障眼法、拿港獨和國家安全問題說事。 而以中共黨大於法、黨國不分的傳統,所謂維護國家利益,還不是維護中共利益?所謂「一國兩制」,還不是正演變成一黨一國一制?

港大法學院長何耀明公開信全文





The Faculty of Law’s Response to the RAE 2014 Report

There has been media interest in the last few days concerning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s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2014(RAE), particularly wit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law facult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e begin by thanking the Law Panel of the RAE for completing a demanding and important task in such a professional manner, and we congratulate the Faculty of Law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its excellent achievement in the Exercise. It is a very good situation that all the law schools in Hong Kong SAR are collectively mak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Hong Kong, in the region and internationally.

What we wish to point out is well described on the UGC website and the Reading Guides of the RAE report: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AE results of each institution, [it has been] emphasised that due regard should be given to the institutions’ different roles, missions, discipline focus and history.” 

“The results are not for comparison purposes and not to be used in a standalone manner… [I]t is neither fair nor appropriate to compare the quality profiles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s.” (Reading Guides 1 and 5) 

The Faculty of Law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the oldest and the largest of the three law schools in Hong Kong. Historically, it has seen its mission to be both a law faculty that responds to the needs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legal profession in Hong Kong and as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legal scholars. It has sought to produce high quality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in a way which has a high impact in both Hong Kong and global legal discourse. As an institution the HKU Law Faculty divides its time and resources between them. The RAE report on us in fact reflects this dual mission.

The Faculty wishes to dispel the suggestion or implication made in some quarters that it is not doing well in terms of research. The Faculty was, and is, aware that serving its mission to contribute to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in general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particular might mean that it will sometimes be at the expense of doing more work with a global focus, but that is a trade-off the Faculty is proud to make.

The Faculty does not, by any means, intend to convey the impression that it thinks that there is no room for improvement. It is the Faculty’s aim to be regarded amongst the top law schools in the world. The Faculty has been engaging in a wide-ranging exercise of institutional self-reflection and strategic planning. Many of the RAE panel’s suggestions o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globally-focused research form a major part of our current research strategy. We shall,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be discussing the RAE report very carefully to reflect on how we can do even better. Indeed, we are most grateful for the positive and critical feedback which the exercise has provided.

With the feedback gained from RAE and the continued support of the community, the Faculty looks forward to becoming even stronger in the coming years.

Michael Hor
Dean
Faculty of Law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程介明: 奇怪的政治推理




連續數周不在香港,偶爾才有互聯網,在手機上看到香港左派報紙批判陳文敏教授,非常心痛。筆者曾經在工作上與陳文敏有許多交往,凡是遇到法律上的問題,都會向他請教;對於他的工作風格與待人態度,頗為熟悉,是我欽佩的一位非常實在的學者。

批判陳文敏,有何內幕,不得而知。熟悉的讀者也許會覺察,本欄的評論從來不會依據任何內幕消息,也不會對內幕消息感到興趣;內幕消息對於政策評論,其實是一種毒藥。
假如筆者在中國內地生活與工作,一定不會寫這篇文章,因為周圍的朋友一定會同聲勸我:「在這風頭上,還是謹慎為妙;犯不着!」那是內地的政治文化,有它的歷史背景與現實意義,我們不生活在內地,無法真正理解。筆者自出道以來就研究中國教育,仍然愈來愈覺得 中國這本書不容易讀;就像內地的朋友,會覺得 香港這本書不容易讀一樣。輕易地用香港的思維去評判內地的狀況,往往會捉錯用神。

內地思維 評判香港?

同樣,輕易地用內地習慣的思維來評判香港的狀況,也會把事情的真相弄得混淆顛倒;而且會連環推理,自創邏輯,於是得出驚人的結論。領導要是不小心,說不定還會覺得「水平高,有覺悟」;也許不久就會有內地報道:香港輿論批判港大法律學院。

有幾點是關鍵的:

第一,有些評論,把港大的法律學院形容為專門搞政治的單位,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什麼時候法律學院進 行過政治活動?經常有機會接觸法律學院的同事,不論其國籍民族、學術背景,都在做着精采的、獨到的學術研究。因為出了佔中領袖,就認為法律學院的人都在搞 政治,對於法律學院的學者很不公平,也是一種侮辱。

法律學院的學者大都在國際上負有盛名,很多是在國外慕名而至;即使是年輕的後進,也是經過嚴格的、全校性的遴選而獲聘的,把他們引以為榮的學術單位,形容為搞政治的根據地,有沒有想過這些誠懇的學者的感受?

第二,法律的學者,他們所做的學術工作,並不一定與政治有關,除非是研究憲法的(而憲法是該學院一個強 項),而研究憲法又不但是研究政制;即使是研究政制,也會有不同的政治見解,像大家熟悉的陳弘毅,他與陳文敏的政見就不完全一樣,但是在法律界,大家都尊 重他們的意見,在他們自己也不會看成是敵對的 關係。這是學術界的特點,也是優點:沒有辯論,就沒有知識的進步。

在出現佔中之後,整個港大的學者,平時沒有特定政治立場的,也被迫要捲入政治討論;法律學院的學者,並 無不同,不同的也許是對於「公民抗命」,不同的法律學者會有不同的闡釋,但也不會構成撕裂,因為辯論是學術的常態,更何況是講究辯論的法律專業。把法律學 院說成是搞政治的地方,不知從何說起?

第三,大學的學者,各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也是常態。他們在學術工作上,並不一定需要政治表態。大學的招 聘、晉升,從來沒有政治的審查,學者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觀點而共同專心自己的研究與教學;從來如此,全球如此,不然就不叫大學。其基本原理,是因為學術研究 就是講究探索、實驗、辯論,不會事事講究「正 確」。學者們不必擔心學術以外的風險,這是學術自由的根本。

大學學者 政治審查?

即使在內地的大學,此時此刻,在校內的討論還是非常自由的。在香港,則因為沒有意識 形態的「正確性」設定,即使在公眾場合表達政治意見,或者參加政治活動,都不會引起領導的關注與干預,因為那不是領導的職分,學院的院長沒有「政治把關」 的責任;而學者也不會把學術工作看作是政治任務,向學生宣揚自己 的政治見解。港大法律學院出了佔中首領,就說成是學院領導的責任,那是匪夷所思的。

第四,同理,評鑑大學學院的院長,看的是他在學術上是否能夠為同事開闢新的領域,吸引新的資源,保護和 扶持後進的同事,維護學術的誠信與尊嚴,讓學院在學術上不斷更加卓越,等等。從來不會看他的政治立場與政治生活。就陳文敏來說,他的業績,法律學院的同事 有目共睹;他的民主派背景,完全不會進入他的 領導業務。

第五,他有鮮明的民主主張,但又具有非常務實的見解。在佔中出現之前,在政改討論緊張的時刻,他的有關 中央政府否決權的提法,其實是頗為溫和而又可以實施的方案;從外界看來,與陳弘毅提出的一些方案一樣,本質上都是在尋找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何罪之有? 為什麼就單單因為他對於政改有不同意見,就要 把他推到受打擊的一方?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陳文敏對於中國借鑑境外的經驗,可以說是費煞苦心。由於改革開放的需要,長期以來,就在陳文敏的倡導之下,法律學院為內地的法律界提供了大量普通法的經驗與培訓。內地的法官、法律部門的人員,不少都經歷過法律學院的普通法課程。

筆者數次與陳文敏參與內地的活動,很多法律界的領導、前輩都對陳文敏非常敬重;遇到過許多法律學院的內地校友,都很慶幸做過陳文敏的學生。多次聽過陳文敏談到他對於內地法律發展的心意,對於國家的發展,他的心很熱,他是誠心誠意以自己的專長,貢獻給國家的發展。難道說他不愛國?難道因為他對於香港的 政制有自己的看法,就把他推到敵對的一面?

政治劃界 何謂愛國?

非常落力批判港大法律學院的媒體,有一套只有他們自己才通得過的邏輯推理:佔中是外 國勢力圍堵中國的一着,戴耀廷是敵人;而陳文敏既然屬於泛民陣營、屬於反對派,必然是在背後支撐戴耀廷;從而可以斷定,法律學院已經成為反對派的基地;因 此RAE的結果,剛好方便地可以作為法律學院不務正業的佐證;罪魁禍首,就是當院長的陳文敏;而假如他當了副校長,港大就變成民主派當權;說不定是英國人 校長的陰謀一着。

有沒有想過,在中國國土上難得出現的、經過歷史考驗、蜚聲國際的法律學術機構,現在為了一時的政治需要,靠簡單的推理,帶着純粹的政治眼鏡,不顧事實,也不顧香港的現實社會和文化,就要把她抹黑?單靠幾篇評論和文章,一位受尊敬的學者就會變成敵對的人 物?假如期望陳文敏因此就改變立場?難道期望香港人也群起而攻之?

 








 

2015年2月4日星期三

梁美儀﹕珍惜羽毛



一個傳媒機構的公信力要建基多年,摧毁卻可於一瞬之間。

不論過去1年,歷遍多少風雨,《明報》員工緊守崗位,用新聞報道去告訴讀者,《明報》仍然是一份立足香港,以 事實為先的知識分子報章,從去年雨傘運動期間,《明報》即時新聞的社交網站專頁「說讚」人數激增,至今已達20萬之數,可見在大時代下,市民仍然是信任 《明報》能較中立平衡去報道香港事香港情。不過,日前發生深夜抽調加國六四密件頭條新聞事件,引起員工的反彈,也難免令讀者生疑,《明報》是否還能守住編 輯自主、新聞自由的堡壘?

事件涉及兩則新聞的「擺位」,一則是傍晚時分編採會議議決作為頭條的〈加國密件:學生睹六四開槍〉,另一則是深夜 總編輯決定抽前為頭條的〈阿里巴巴10億助港青創業〉。以新聞論新聞,六四那段屬報館「王牌」偵查報道組發掘出來的獨家報道,報道內容有白紙黑字的文件佐 證,內容有真憑證據,加上《明報》讀者向來關心六四的新聞,揀選此報道為頭條,正路不過。

另一則阿里巴巴設青年基金的新聞,由於主角是阿里 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他的知名度高,加上雨傘運動後,社會相當關注青年出路問題,這則新聞多多少少可發放一點正面信息,作為頭條的「候選」新聞,並非 不可。鍾天祥作為《明報》的總編輯,大可在編採會議提出其見解,讓編採人員討論及尋求共識,在陽光下的辯論,即使可能會出現各不相讓或拗至面紅耳赤場面, 但公開的討論,可避免加深員工與報館領導層之間的不信任。如今鍾先生既已肩負總編輯的重任,理應解說其改版決定背後的理由與考慮,以釋員工及公眾的疑慮。
「有容乃大,無欲則剛」乃《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創辦《明報》的宗旨,願以這8字與《明報》員工共勉之。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編按﹕明報總編輯鍾天祥昨午已與編採同事見面,解說當天他作新聞調動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