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4年5月31日星期六

林行止:是非成敗轉頭空




 三、蔣介石為「抗日」所作的犧牲,當以黃河花園口決堤為典型,此一造成近百萬人死亡(國民政府說八十萬,美國名記者白修德〔T. White〕說約五十萬,惟不少史家指出這些數據「大大低估」)的「人禍」,淹沒二千多條村莊、一千二百九十五平方公裡土地,為此逃難者約千萬……。本書處處流露出作者對蔣介石的同情,但談及「花園口決堤」,他對蔣氏作出此導致大量傷亡的決定,不假辭色,說此舉是他對中國人民犯下最粗暴的罪行,「任何有人性的領袖都不會這樣做!」(a leader more humane than Chiang might never have considered!)。可見決堤造成的後果多麼嚴重。

米特書中唯一「國史」也許沒有記載的事實是,實際上負責此任務的熊先煜將軍為「鼓勵士氣」,利誘徒手(沒有炸藥)「決堤」的軍士及民工(臨時拉夫),若他們能於六月八日(一九三八年)達標,每人可獲二千圓(法幣),如九日上午才「完工」,亦可獲一千圓賞金—真是金錢萬能,花園口於八日凌晨決堤。曾指揮炸毀黃河大鐵橋的熊先煜的日記說「我很痛心,洪水傾瀉而出,猶如萬馬奔騰……」目睹此種「人禍」,熊先煜的日記有這段記事:「我們以此來阻止敵軍,所以我們能忍受如此巨大的犧牲,因為此舉是為了偉大的勝利……」當洪水淹至時,熊和他的上司魏汝霖將軍等乘木船逃離災區,但「正面遭遇洪峰的成千上萬農民們便沒這麼幸運了!」

可惜,決堤「泄洪」不僅無法阻遏日軍前進,日軍還於此期間狂炸廣州。決堤造成重大傷亡並使數萬頃良田成為澤國,我國損失慘重卻無法阻遏日軍南進,為免受世人責難,國民黨宣傳機器遂把之歸咎為日本空軍濫炸所致,此說當時的普羅百姓深信不疑……無獨有偶,令米特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引爆炸藥炸南滿鐵路,雖只造成輕微破壞,卻引發「九一八事變」—日方諉過這是中國所為,此事因此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理直氣壯侵佔滿洲的借口!

四、獨力抗日四年令國民黨元氣大傷,其後四年,「同盟國」美歐在歐亞開辟戰場,不暇自顧,雖名義上有「盟軍」參與抗日,但中國戰區的戰事主要由國民政府負責﹔國民黨軍隊無法擊退日軍,惟中國戰區起了拖住日本的作用,令日軍疲於奔命,意味蔣介石領導的政府在打贏這場大戰上,對世界和平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

去年底米特接受印度新德裡《商業旗幟報》(Business Standard)訪問,談及這個問題,他說,如果當年蔣介石投降日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果肯定改觀。他分析,沒有中國戰場「拖後腿」,令日軍陷入難以自拔的泥淖,必會全力攻擊蘇聯,這是何以史大林對蔣介石抗日讚賞有嘉的原因﹔而英國人亦應感謝蔣介石的百折不撓死纏爛打、與日軍周旋到底,若非如此,緬甸和印度可能一早淪入日本人之手。米特沒有說出的是,日軍若能成功從中國戰場抽身,美軍在太平洋的戰事必倍加艱苦!

米特治史的功力,還可見於他對三位與抗日和國家命運有重大關係人物脈胳分明簡潔客觀的描述,這三人是蔣介石、毛澤東和汪精衛。米特指出,他們對中國的前途各有一套看法,大家都愛國,只是想法做法各有不同。戰爭初期,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無疑是各界尊重、推崇的人物,一九三七年戰爭爆發之際,幾乎所有人,包括共產黨人,都認為他是唯一能代表中國與日本對著干的領袖﹔蔣介石曾夢想戰爭能像一把烈火令中國鳳凰涅盤—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繁榮富強的國家,並在戰後亞洲以至整個世界秩序中充當領導角色。可惜,他的「中國夢」最終成為他和國民黨的噩夢!

蔣介石的主要對手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他在抗日戰爭中成為一代領袖。戰爭爆發之際,共產黨尚未壯大,作為共產黨領導人之一,毛澤東把中共的兵力轉移到偏遠的中國西北農村,休養生息,待機而動﹔到了抗戰結束,他已經成為中國相當部分地區(有近一億人口)的實際領袖,且手下有「百萬雄師」!

這場戰爭毀掉汪精衛,這個人常常游離在中國歷史學家們的研究之外。汪精衛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的一大悲劇人物,較之蔣介石和毛澤東,青年時期汪精衛的革命經歷似乎更為突出,其地位僅次於「國父」孫中山﹔但在抗日戰爭期間,汪精衛投靠了敵國日本,直到今日仍被視為漢奸,遭國人唾罵。

蔣介石、毛澤東和汪精衛這三個人,分別在這一場戰爭中實踐了各自對自由和國家現代化的設想。戰爭迫使他們各走各路,其所暴露的根本分歧最終奠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五、蔣介石絕不如過往內地宣傳機器對他極盡中傷誣蔑那樣不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中國尚未成立,中共便公布國民黨四十三名戰犯,蔣介石名列榜首,成為新中國官民肆意口誅筆伐的對象,是理所當然的﹔不過,事實上,從米特所引史料,蔣介石有主張有識見有強烈的愛國情操和民族主義精神,對美國人更絕非卑躬屈膝、言聽計從,那從他拒絕讓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奉美國總統羅斯福之命來華任中國戰區盟軍總司令的約瑟夫.史迪威(J. Stilwell)獨攬軍權可見……﹔史迪威終於成為總司令蔣介石的參謀長。從一開始,蔣與史迪威便無法融洽相處,此君有「乖張約(約瑟夫的昵稱)Vinegar Joe」的綽號,其為人之浮誇善變臭脾氣且裝模作樣擺架子,不難想象(從本書插圖所見,他是荷裡活電影中性格暴戾歹徒的原型),蔣介石無法與他攜手合作,有礙戰事推展,遂通過妻舅外交部長宋子文在華盛頓活動,要羅斯福把他調走﹔在宋多方「游說」下,終於打動了羅斯福,打算調他回國。可是,蔣夫人宋美齡、其姊宋靄齡及她的丈夫孔祥熙極力反對,以他們擔心此舉會助長宋子文一系的勢力……。最後「乖張約」得以留任。這段「內幕」,未知是否舊聞,惟在筆者讀來,顯見「生殖器關係集團當權必誤國」之說完全正確!

《被遺忘的盟友》的作者,的確從近十年來解禁的檔案爬梳出不少似乎前所未見的信息,比如西安事變前,蔣介石和毛澤東已簽署共同抗日協議,但協議未及公開,不知有此事的少帥張學良便發動「捉蔣」的「西安事變」,令國情急轉直下且一發不可收拾﹔又如對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飢荒有前所未見的描述,對已加入「汪精衛偽政府」的周佛海和重慶之間的暗通款曲,都有令人(起碼是筆者)耳目一新的敘事。

六、為長期被中共貶得半文不值的「蔣光頭」平反的書,何以內地要翻譯出版?米特對出中文版有點意想不到,十分興奮,對內地的動機亦有他獨到的看法。他對《商業旗幟報》說,當年「蔣匪」在台灣「伺機反攻大陸」,內地對他的誣蔑(米特沒提及也許他根本不知道的是,五、六十年代香港左派報刊發表了大量虛構丑化蔣介石〔及其「小朝廷」〕的小說,對蔣介石及他左右手的人格傷害更大),十分正常﹔如今他和他的死敵毛澤東分別去見馬克思和孫中山,當今北京當權者的「心願」是爭取台灣回歸(習近平主席若能於他在位的十年內〔一般相信他必會連任一屆〕統一台灣,便會青史留大名,對共和國的功勛比除毛澤東以外的前任都大!),因此,對蔣介石不再那麼無情。換句話說,翻譯正面高度評價蔣介石抗日功業的書,可視為統戰台灣那批根在內地的國民黨「黨國元老」的一著棋子……。筆者認為這樣做可以理解﹔不過,也許當局沒有想到的是,國民黨的馬英九總統清廉有道治「國」無方,民望已跌至單位數,在台灣已成過街老鼠,下屆政府「換黨」,機率甚高。未來的發展若果近此,恢復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名譽的政治效應,便要在多年後才可能收效!

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米特雖然熟知且讀通中國近代史(他在劍橋讀歷史學中文),本書仍有一些錯漏,比如他把衛立煌譯為Huang Weili(英書頁三一七、美書三二○﹔應為Wei LihuangLihuang Wei),是為一例﹔當然,這類小瑕疵對本書的深度與客觀,絕無影響。這本為蔣介石「平反」的書的中譯快在內地出版(台灣宜快速出繁體字版),要認識八年抗戰(包括四年二戰)我國如何在蔣介石領導下迎難而上、不怕犧牲抗日且為此付出重大代價的讀者,不容錯過。蔣介石—被漠視的二戰功臣.

二之二

2014年5月29日星期四

葉健民﹕口水戰贏輸又如何?



從政府中人得知,梁班子對自己在立法會「企硬」回擊拉布議員的表現,自我感覺相當良好。但在市民大眾眼中,又有多少人為此鼓掌,我認為為數不多。我相信在大部分人眼中,這不過是一部慘不忍睹的無聊鬧劇。更甚的是,我們看到政府已是到了情理不分,失去以理服人的意志和能力的地步。

議會是否要有基本秩序?當然需要。無止境的「拉布」會否窒礙政府運作,甚至會對市民造成不便?確有可能。政府不申請臨時撥款,令危局深化,是自找麻煩?這種說法也有點無賴,差不多等於說我要向你面上吐痰,你選擇不閃不避是自取其辱與人無尤。那些「只是站着,沒有動作」便被趕的糾纏,更是如小學生般的鬥嘴,浪費時間。既然如此,為何梁振英以至多位高官聲色俱厲、七情上面地去演出這場「企硬」好戲,卻並未能做到預期的效果,為自己取回多少分數、幾下掌聲呢?這也許正正反映整個班子事事以鬥爭角度出發,以為只要把反對勢力壓下去便是強勢,相信能給批評者一些下馬威便是好漢的偏頗觀點,而完全忽視作為政治領導的風範和責任。

回帶到一個星期前,在同樣的特首答問大會的場景、同樣的「剪布」前提、梁班子同樣懷着要以強硬姿態去樹立威信的目標,但其實可以有很不一樣的戲軌。

政府立會爭論是公共辯論過程

長毛和人力的「拉布」根據,說是要為民請命,前者要政府馬上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後者要政府即時派錢,人人有份,永不落空。梁振英的「回擊」,其實可以以理據和事實,逐一去駁斥這些觀點,說明為什麼政府不可以接受這些訴求。全面退休保障真的如長毛所言,只需500億就已足夠?這是如何計算出來?即使財政上可行,為什麼不能有其他政策選擇可以再考慮,而只能接受長毛的建議?反過來說,長毛的主要論據在於梁振英「走數」,沒有落實他在競選時的承諾,那麼梁振英為什麼不把握機會,詳細解釋政府正在怎樣研究這個問題,又有什麼具體時間去展開討論?至於派錢建議,可爭議的地方更多。派錢真的是可把錢用得其所,能產生救弱扶貧,紓解民困之效?隨便花費數百億去獲取民眾一刻快感,可以有什麼經濟和社會效果?為什麼不把這筆巨款用於基建投資、拓展教育、醫療服務以至福利開支?更重要的,議會以至政府是否應在政治壓力或威脅下就政策草率拍板,而不容許其他意見有發聲的機會?倘若如此,政府又是否有失平衡社會不同利益的責任,公共政策又是否應以這種形式去制訂?梁振英甚至可以反問,是否沒有全面普選之前,我們的議會就只能以這種鬥大聲、鬥攪局的辦法解決問題。

提了這一連串問題,不是要教梁振英如何反擊拉布議員,而是想說明政府與立法會之間的爭論,其實並非只是梁班子與反對派之間的鬥爭,而應是一個公共辯論的過程。政府要做的,不能只着眼於如何去挽回威信,讓公眾知道「我們不是好蝦的!」。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回應,其實也應是一次政策辯論、交代立場的好機會。梁振英在立法會答問大會的個人表演時間,可以選擇以一個更高層次,對長毛、陳偉業等主張逐點擊破,以理服眾,把政府為何不能和不會向拉布威脅就範的考慮和理據講得清清楚楚,而不是與反對派泥漿摔角,以什麼「行開啦」說話,寫寫網誌和其他小學雞的鬥嘴來相互糾纏。

你有一刻被打動嗎?

當然,梁振英的選擇總是和我們的預期相反。他選擇了把精力用在以「癱瘓香港」、「癱瘓議會」言論來攻擊反對派,緊貼中央對泛民敵我矛盾的角度來上綱上線教訓泛民。這對他而言當然絕對政治正確,也極可能真實地反映出他的心理狀態。被圍堵的心態(siege mentality)主導了他的思維,認為向無理取鬧的「敵人」屈服只會令對方得寸進尺,鬥爭彷彿成為了硬道理,不知不覺間令政府孤芳自賞,沉醉於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自戀氛圍中,但殊不知這只會令自己處境更為困難。政府必須明白,即使反對派天性是要與你處處抬槓,無時無刻要給你找麻煩,但政客的本能也是生存,也不可能完全以自己立場為主,不理輿論。就是說,假如政府能在個別事件上取得民情支持,反對派也不可能全無制約地與政府對着幹。這是政治現實,建制派如此,什麼激進派也是一樣,所以「拉布」的議員,並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深信他們的觀點是有相當的社會支持。更不要忘記,「拉布」的黨派,在今時今日在社會中也非少數,他們已擁有足以與任何政黨分庭抗禮的力量。所以,以為能在嘴皮上佔了一些上風,在姿勢上、鏡頭前壓倒這兩三個「麻煩友」便可以化解危機,扭轉局面,想法實在相當簡單。你要說服的,不是眼前這三兩個難纏的對手,你所面對的,其實是更多在廣大市民,你在立法會的一言一行,你每一句的公開言論,其實是在與他們對話。他們期望的,不是政府「有仇必報」、「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江湖大佬氣派,而是政治領袖理直氣壯、言之成理的政策陳述,這亦是作為政治領袖應該做的事。因為只有透過這種「對話」,市民才可以對政府多一點了解,政府才有可能爭取多一些諒解和甚至支持。整場鬧劇最諷刺的地方,是反而是長毛之後再詳細解釋拉布因由,細說對全民退保的理念和堅持,更因未能成功爭取向老人家衷心致歉。這種情理兼備的講話,不管你同不同意長毛「拉布」所為,也很難不受感動。但梁振英有備而來的政治背書、殺氣騰騰的八股陳辭,你有一刻被打動嗎?

現實政治,當然離不開權謀計算、政治化妝和語言偽術等等,但政治以外,我們還需要多一點考慮管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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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程翔﹕為了本土利益,更需悼念「六四」




今年是「六四」屠城25周年紀念。25年來,香港人年復一年地通過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悼念六四,向中共展示出我們人民將會鍥而不捨地向腐敗的政權作出抗爭,直到真理戰勝強權為止。
對此,中共視悼念六四活動如針如芒,並不奇怪,所以建制派人士會出來呼籲市民放下對六四的所謂「愛恨纏結」,筆者可以理解。事實上這25年來都有不少建制派的朋友勸筆者放下六四包袱、放下六四情意結等等。然而,一些支援本土主義的朋友,最近也提出:「25年了,該放下愛恨交纏的六四包袱了」,筆者就覺得難以理喻了。

事實上,近兩年來,隨着本土意識的抬頭,開始有人提出要與大陸切割開來,所以本土派已經開始醞釀反對悼念六四的活動。支聯會成立伊始已經寫上的「愛國」一詞,如今竟然變成禁忌,更有人公開提出杯葛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維園燭光晚會,另起爐灶,通過另類的悼念方式來表達本土主義分離於中國大陸的訴求。

港人持續悼念六四的效果

我們不妨先盤點一下香港人持續25年悼念六四的效果。25年來,數以十萬計的市民的持續性的集體行動,已經產生一些獨特的效果。

第一,香港於不知不覺間已經成為「中國的良心」,這是持續悼念活動產生的意想不到的正果,這是我們最值得自豪的地方。在大陸,當六四成為不能知、不能說、不能傳、更不能思考的禁區(從今年當局把在自己家中說、傳、思考六四的人以聚眾滋事為由入罪可見一斑),我們仍然能夠秉持良知悼念六四,自然而然地,香港就成為全民族的良心。所以,今天內地的朋友都知道,他們在內地不能說的話,不能出版的書,都只能在香港說,在香港出版。

第二,香港市民的堅持,成為我們同強權鬥爭的重要武器。我們都是手無寸鐵的平民,當然無法同武裝到牙齒的強權硬拼。但是,在茫茫神州大地,微小的香港人僅僅憑着一點正義良知,就敢於挑戰強權者欲令全民失憶、從而抹去歷史罪行的企圖,為中華民族保存歷史的真相。正如捷克流亡詩人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名言:「人類與強權的鬥爭,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註1),我們同中共的鬥爭,也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君不見中共新貴習近平去年下達的「9號文件」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設定了「七不講」的禁區,其中一個不准講的正正是「黨的歷史錯誤」。可見,對六四的悼念,是我們對付強權的重要的思想、理論、乃至行動的武器。

第三,我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堅持悼念,已經孕育出一代敢於捍衛香港價值的新人。

每年六四,數以萬計的市民到維園點燃蠟燭,對中共來說,可謂不痛不癢,無損他們的毫毛。筆者有時也會懷疑這種「行禮如儀」的活動有沒有作用。直至看到近年年輕一代學運先鋒和中堅分子的湧現,我才相信數以萬計的市民點燃一根蠟燭的平常不過的行動,卻也使得在中國幾乎被熄滅的民主的薪火得以在香港薪傳。

我覺得,這是香港市民堅持了四分一世紀以來的成果。我們的努力絕對沒有白費。

悼念孕育出本土主義

對於本土主義者來說,他們應該看到,正是年復一年的悼念活動,才孕育出本土主義來。何以故?

一,年年的悼念活動,大大提高了年輕人的社會意識,鼓勵他們參與社會事務。這些朋友都不能否認他們的父母帶他們參加六四的悼念活動,是他們政治啓蒙的開始。所以,對很多朋友來說,他們今天的醒覺,得益於當年的悼念六四。

二,他們通過參與六四的悼念,認識到香港和大陸兩制之間的差別,從而更加珍惜香港的一制,更自覺地捍衛香港的制度優越性,同時也就更加抗拒任何促使香港「大陸化」、或者「陸——港一體化」的政策及措施。

三,長達四分一世紀的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已經成為香港政治生活中一個鮮明的集體回憶,正是這個共同的集體回憶,反過來加深了我們本土的凝聚力。理論上,任何本土主義的興起都離不開共同的歷史回憶,所謂生命共同體是也。

基於這3個原因,我敢說本土主義是植根於六四的燭光晚會。正是點點燭光這種看上去「潤物細無聲」的潛移默化作用,為近年興起的本土主義打下了強大的群衆基礎,才會在高鐵事件之後迅速冒起成為一股新的社會運動力量。

觀乎此,本土派的朋友不但沒有必要規勸香港市民「放下愛恨交纏的六四包袱」,反而更加應該通過悼念六四賦予新的內涵,例如:

一,通過對六四的悼念,強化我們香港人的共同的集體記憶,因為誠如徐賁教授說:

「記憶成為深厚人際關係的關鍵,記憶是維持濃厚關係的黏合劑,有共同記憶的群體,才有濃厚關係(註2)」。

二,通過對六四的悼念,加深我們對香港制度優勢的認識,從而更自覺地捍衛我們的核心價值。

三,通過對六四的悼念,我們要培育新一代香港人和中國人,使他們具備以下優良的公民質素:

1. 牢記民族的歷史災難,並時刻警惕「一黨專政」的錯誤;

2. 關懷我們的社會,對周圍發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的不公平現象不會熟視無睹;

3. 拒絕「平庸之惡」(即不加思考而盲目認同當權派)、拒絕犬儒主義(在強大的當權派面前無所作為的思想),積極參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改革;

4. 時刻保持「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這是每個人對付極權主義最大的武器。

1:見《笑忘書》,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2:美國麻塞諸塞州大學英語文學博士,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徐賁的著作《人以什麽理由來記憶?》

古德明:羅孚與曾德成




香港老報人羅孚死了,全港輿論界對他贊譽如出一口。新中國作家劉再復更敬奉所謂輓聯:「受傷更明道,一生耿直正直,後期真精彩;落難成正果,止於大徹大 悟,晚節顯輝煌。」今人作「對聯」,十九不知對仗,不知平仄,徒然見笑於大方之家,劉再復並不例外。而羅孚九泉之下,良心未泯,讀輓詞,一定會說:「此諛 墓中人耳。」

羅孚一九四八年加入共產黨,大半生為黨効力,任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兼《新晚報》總編輯期間,為大躍進歡呼,為文化大革命吶喊。據趙紫陽手下陳一諮統 計,大躍進三年,國民枉死者,達四千五百萬之譜;又據中共黨史研究室《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統計,文革十年,冤死者和遭毆打成廢疾者,達一千萬之 譜。那「一生耿直」四字,怎對得起那五千萬死者。

又一九六七年香港文革派「反英抗暴」,我當時不過十四歲,目睹一切,已會分辨邪正;羅孚當時年屆不惑,更是高級知識分子,却出任港共鬥爭小組組長,目睹小孩子遭炸死炸傷,大丈夫林彬遭活活燒死,還歡欣鼓舞。那「一生耿直」四字,又怎對得起我輩香港人。
羅孚後來據說覺悟了。但那是因為他一九八三年遭中共以「美國間諜」罪名,判處入獄十年。換言之,令羅孚終於動心的,不是全中國幾千萬細民的性命,而是他自己的十年監禁。這是甚麼心腸,我不想多說。

但說到羅孚,就不能不說曾德成。曾德成微時,獲羅孚賞識,大力提攜,終於得任《大公報》總編輯,從此扶搖直上,做了香港民政事務局長。對曾德成來說,羅孚 可謂義兼師友。但是,羅孚死後,曾德成却若無其事,只是遣人送一個「風範猶存」花牌到靈堂,唯恐中共不高興。據說,羅孚入獄之後,勸他兒子羅海星和父親 「劃清界線」的,就是曾德成。
東漢恒帝年間,權臣梁冀誅殺忠臣李固,陳屍通衢,還下令臨吊者死。李固門生郭亮不理禁令,前往慟哭,守喪不去,遭有司警告,了無懼意,從容說道:「亮含陰 陽以生,戴乾(天)履坤(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李固另一門生董班也星夜趕往哭喪,守屍十日不去。「恒帝嘉其義烈」,詔許襚斂歸葬。郭、董因此獲天 下推許,朝廷也辟召二人,有意委以官職。那是舊中國官場,即使權姦當道,仍然時時看見人性,仁義之教始終不墜(《後漢書》卷六十三)。

新中國官場却是一點人性都不能容,一點禮教都不能有。中共很明白,不負父母師友的人,也會不負國家民族,所以不可能是優秀共產黨員。這道理,羅孚明白,曾德成更加明白。